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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七章 | 对外援助
民主领导人的处境并不顺心。她必须持续不断地寻找更好的政策解决方案来回报数量庞大的支持者。然而她的手脚受到束缚。她的政策很少选择余地。她所中意的政策计划必须屈从于庞大的支持者集团的意愿，她几乎没办法为自己窃取什么东西。她就像一名无私的天使，显出一副把关心人民利益置于关心自身利益之上的样子。直到她将注意力转向海外。
在对外政策方面，民主领导人往往像魔鬼一样行事而非天使。实际上，她对付外国政府或许仅比统治那些国家的专制暴君好一点而已。
本章我们将探讨有关对外援助的五个问题。谁对谁提供援助？提供多少援助？为什么提供援助？援助的政治和经济后果是什么？关于国家建构，上述问题的答案能告诉我们什么？
对于那些认为民主领导人都是善良之辈的人，本章将使他们清醒。大多数人认为对外援助旨在帮助贫困国家的人民。负责美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标榜自己“向那些奋力改善生活、从灾难中复苏或力求生活在民主自由之中的外国人民伸出援手。美国在全球树立的标杆形象正是这样的同情心”。对于捐助者来说，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是一个值得赞许的目标。然而，受援国的人民却常常对援助者心怀怨恨。各个受援国政府（以及援助者）常常对援助资金应该怎么使用看法不一。我们将看到，民主领导人由于受到大联盟的限制，在国内必须做好事；然而，这些国内的限制却会迫使他们几乎无情地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
援助的政治逻辑
饥饿儿童令人心碎的影像是刺激援外捐助百试不爽的方法。由于储存谷物的技术早在法老时代就出现，我们实在是纳闷为什么北非的儿童还会受饥荒之苦。雷沙德·卡普钦斯基的观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在关于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统治的书中，卡普钦斯基讲述了1972年该王朝如何对待旨在救助千百万受干旱和饥荒影响的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外国援助机构： [1]
突然之间有消息传来，那些把帮助我们永远喂不饱的人民视为己任的外国援助者开始反感，并且暂停了运送救援物资，因为我们的财政部长耶尔玛·德雷萨先生为了充实帝国国库，要求援助者缴纳高额关税。“你们想帮忙？”德雷萨问道，“请便。但你们必须付钱。”援助者问：“你什么意思，付钱？我们是来提供帮助的！我们还得为此付钱？”“是的。”部长说，“这是规定。难道你们想让我们皇上从外援中一无所得吗？”
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荒唐表现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独裁统治者们需要钱支付给他们的联盟。海尔·塞拉西尽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因意大利入侵而一度流亡国外，但从1930年直至1974年被推翻一直稳坐帝位。作为一名长期执政的成功独裁者，塞拉西知道不能把人民的需要置于他的核心支持者之上。卡普钦斯基的书里继续写道：
首先，因饥饿导致的死亡在我们的帝国已经存在了几百年，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自然的事，没有任何人曾对此说三道四。旱情来临，土地干涸，牲口死亡，农民挨饿。再正常不过了，这符合自然规律和万物的永恒秩序。由于这是永恒和正常的，没有哪个高官敢向最尊贵的陛下报告说在哪个州有哪个人死于饥饿……所以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在北方有非同寻常的饥荒？
塞拉西首先喂饱他的支持者，再喂饱自己；饱受饥荒之苦的人民只能翘首以盼，但可能永远等不来救助。他对人民苦难的无情漠视令人不寒而栗，至少在与他的继任者比较之前是这样的。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是塞拉西被推翻后的军政府领导人。他推行的政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严重加剧了北方提格里州和沃罗州的旱灾。 [2] 由于这些地方爆发内战和经历了两年的干旱，他开始推行强制集体化政策。数百万人被赶入集体农场，同时又有数十万人被强行迁出这一地区。接下来发生了大规模饥荒。死亡人数估计在30万至100万之间。从军政府的角度来看，饥荒严重削弱了反政府武装的力量，门格斯图认为这是件好事。许多人还记得鲍勃·格尔多夫组织的旨在为拯救饥荒进行筹资的Live Aid系列唱片和演唱会。不幸的是，尽管这些努力充满了善心，救援行动受到了来自埃政府的很大干扰。 [3] 比如说，本来用来运送救援物资的卡车被征用去在全国各地强制运送人民前往集体农场。粗略估计有10万人死在运送途中。
受援国政府侵占救援资金、挪作他用的例子并不少见。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在2001年至2008年为巴基斯坦提供了66亿美元军事援助以打击塔利班。据估计只有5亿美元到了巴军方手上。 [4] 但资金还是持续涌入巴基斯坦。基于援助机构对外宣称的目标，一旦发现援助款被盗用，人们本该期待它们停止继续供款。可惜它们并没有这么做。
实际上，为了戳穿“援助者被蒙蔽”这一假象，有必要来看一下肯尼亚的案例。米盖拉·朗恩在她的书《现在轮到我们吃饭了》里面讲述了一位理想主义的官员约翰·吉松戈的事迹。他被当时新上任的肯尼亚总统姆瓦伊·齐贝吉任命为主抓反腐工作的最高负责人。 [5] 齐贝吉的前任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总统以腐败著称，齐贝吉正是以反腐作为竞选口号。国际援助机构开始恢复为肯尼亚提供优惠贷款。《经济学人》杂志报道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肯尼亚提供2亿5280万美元贷款后，有人听见肯尼亚财政部长吹着口哨说“真是天上掉馅饼啊”。 [6]
约翰·吉松戈很快发现，肯尼亚政府认为他领导的部门的功能应该是掩护腐败而不是清除腐败。当他意识到腐败行为连总统都有份时，就制作了很多秘密录音，他逃到英国，向国际机构和银行提供了肯尼亚高层腐败的相关证据。他并不是指控肯尼亚腐败问题的唯一一人。时任英国驻肯尼亚大使爱德华·克雷用完美的语言将肯尼亚的腐败现象形容为部长们“像饕餮一般贪吃无厌”，吃得太饱都“吐在援助者的鞋子上”。
数年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才终于停止向肯尼亚提供贷款，它们一开始并没有立即这么做。实际上，国际金融界回避约翰·吉松戈甚于回避那些不法之徒。他提供的信息被人无视，在开发会议上被人排挤。银行和官僚们就像在餐馆里急于吃饭的人一样，持续无视卫生部门警告厨房已经被老鼠占据。约翰·吉松戈现在靠演讲和当顾问维持生活。爱德华·克雷在肯尼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被英国政府悄悄劝退。吉松戈和克雷事实上通过“做正确的事”终结了各自的仕途。
很难相信援助机构会天真到不明白他们的资金遭误用。也许真相存在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另一个目标上——“增进美国外交政策的利益”。也许美国更感兴趣的是在对抗全球恐怖主义的战略中拥有一个可靠的盟友，以及在打击印度洋的索马里海盗方面获得帮助。
肯尼亚的第一位总统乔莫·肯雅塔曾用虚华辞藻来反驳这个严酷的观点，即外国援助无非是受援国承诺将优待援助国换来的。他在1963年的独立日演讲中说道：
我们绝不接受通过任何形式的贿赂所达成的友谊。我要让今天所有在场的国家——无论来自西方还是东方——明白我们的目标。我们想和所有人交朋友，我们想要来自任何人的援助。但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帮助来自于说出下面的话的任何人或国家：肯雅塔，如果你需要援助，你必须同意如此这般。我相信，我的兄弟们，我现在告诉你们，与其表面上自由实则被绳子绑着，我们宁愿受穷但保有自由。一匹马无从选择：它会被套上缰绳，被主人随意牵着走。如果外国援助会把我们绑住，就像马被缰绳套住一样，那我们不打算接受任何这样的援助。 [7]
这篇演讲乍听上去正气凛然，实际上肯雅塔言不由衷。国外援助机构难道就心甘情愿扔钱过来？还是它们得到了回报？我们怀疑肯雅塔演讲中最关键的句子就是“无论来自西方还是东方”。表面上充满理想主义的辞藻暗暗透露出他的政府其实接受来自东西两方的出价。
政治逻辑表明，当来自民主国家的援助者需要获得受援国支持时，很乐意对盗用和腐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读者还记得，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在其执政十年间接受了美国5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因此获得不少回报：“我们（美国）在国际问题上获得了他的极大支持。他在反对利比亚和伊朗的问题上，对我们的支持从未动摇过。他是我们必须去忍受的人。我们没觉得他是一个我们无法与之打交道的恶魔。我们所有的利益都得到他完美的保护。” [8]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对多伊的需要大大减少。直到这时候美国才良心发现。1989年美国发布了一份报告，我们早前引用过，但值得再次引用：
利比里亚在多伊的治下，短期政治生存和交易的优先性远远大于长期的经济复苏或国家建设……这位总统最关心的是政治和肉体安全。他优先考虑的事项有违经济复苏……多伊总统对他的部落人民和核心圈子非常眷顾。他支持地方群体的糟糕政策破坏了更大的社会目标。 [9]
真相就是，对外援助交易有自己的逻辑。援助的主要目的毫无疑问不是为了减轻受援国的贫困或惨境；它的目的是让援助国的选民过得更好。外援无法消除贫困并非是因为援助国给穷国提供的钱太少。倒不如说援助国给的钱正合适，因为它的目标是提升援助国本国选民的福利，使其下次继续选举现任领导人。相似地，援助也并非给到了错误的人手上，即给到了盗用的政府而没给到懂得正确利用援助的地方企业主或慈善机构。没错，是有大量援助给了腐败的受援国政府，但这是有意为之的，并非出于偶然或无知。援助之所以要给这些盗用的政府恰恰是因为这些政府会出卖本国人民以换取自己的政治安全。援助国愿意给它们提供这种安全以换取政策，这些政策反过来提升了援助国本国选民的福利，从而让援助国政府也更加安全。
事实就是，对世界来说，援助只有微利却有百害。除非进行调整，援助将继续成为带来负面后果的恶魔的利器——不仅如此，善良的人们将继续推动对外援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却看不到外援伤害了世界上许多本该过上更好生活的穷人。
再澄清一下。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装出关心他们的人民的利益，因为领导人需要人民的支持。他们并非发自内心的善良。并且他们的关心只及于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所需大量支持者的来源。民主领导人没法通过撒钞票让核心支持者发大财，因为有太多人需要回报。民主领导人必须推行联盟想要的政策。
另一方面，独裁者们可以通过分发现金就让数量有限的核心支持者发大财。善政要求把钱花在为大众谋福利的公共物品上，但把钱奖赏给支持者更有用（从独裁者的角度来说）。由于私人物品给要紧的人带去很集中的利益（一个好的领导人从不会忘记，那些要紧的人才是一切要紧所在），独裁者舍弃了为大众谋福利的公共目标。并不是说独裁者必然比民主领导人更不关心他们的人民，而是说促进人民的利益会威胁到他们对权力的掌握。别忘了裘里斯·凯撒的故事！
对外援助交易的基础即在于此。双方都有对方珍视的东西可以互相给予。民主领导人需要他的人民喜欢的政策，而独裁者需要现金支付给他的联盟。
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每个国家各有100人。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各有100美元用于收买政治支持。假设A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领导人需要让50个人满意才能坐在位子上。B国是一个独裁国家，它的领导人只需要让5个人满意。假设两个国家的人民都很在乎B国采取的某项政策。比方说在冷战环境下，B国采取倾向于苏联的政策。A国公民希望B国采取反苏立场。假设这样的立场对于每个A国公民来说对应的价钱是1美元。B国公民不希望废除社会主义，也不希望政府采取反苏立场。由于牵涉的是本国的政策，可以假定B国人民关心政府政策的程度远远超过A国人民对该政策的关心。为了简化我们的例子，我们假定，如果B国采取反苏立场，每个B国公民将损失2美元。
在A国，领导人有100美元让50个人满意，如果他把钱分给支持者，每人将得到2美元。B国领导人需要满足的支持者很少，如果他把钱全部分掉，每个支持者将得到20美元。现在，假设B国领导人同意采取反苏立场以换取现金。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假如交易要成功，B国需要多少钱，以及A国愿意出多少钱？
B国领导人只有在有利于其联盟的前提下才会同意拿政策换取金援。改变政策相当于他的支持者每人损失2美元（剩下95个不重要的B国人同样如此），因为他们不喜欢新政策。于是除非B国领导人换得的“援助”金额大于这个损失，否则他绝对不会采取反苏立场。由于他有5个支持者需要满足，每人损失2美元，他至少需要获得10美元的金援来抵消改变政策的政治成本。也就是说，他的每一个核心支持者必须每人拿到2美元以上，这是让B国改变立场的最低金额要求。
A国领导人只有在政策对于他的支持者的价值大于每人付出的金额时，才会去“买”B国的反苏政策。由于A国的50个联盟成员每人愿意为反苏政策付出1美元，政府从B国购买反苏政策的价钱必然少于每人1美元，否则他们宁愿放弃。由于政策改变对A国的每一位支持者值1美元，联盟有50位成员，那么A国领导人可以向B国政府提供不超过50美元的“援助”以换取对方采取反苏立场。
由于援助金额介于10美元和50美元之间，两个国家各自的核心支持者都通过政策换金援增加了福利。这有利于两国领导人的生存。不过，它让B国剩下的95个不属于致胜联盟的人每人损失了2美元。他们没有因为不喜欢的反苏政策受到补偿。
这个例子虽然极其简化，却抓住了冷战期间金援的逻辑。美国为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提供平均每年5000万美元的援助，以换取他的反苏立场。这些钱没有用来为利比里亚人民谋福祉，并且数额刚好接近多伊及其党羽在其执政期间侵吞的钱。从以生存为导向的领导人的角度来说，金援的本质昭然若揭。随着冷战结束，美国不再看重反苏政策，不愿意继续为此花钱。多伊政府没有什么美国选民看重的东西可以提供给美国政府，于是美国金援被切断了。丧失了金援收入，多伊无法继续为支持者提供足够的报酬去镇压叛乱，结果就是他惨死在约翰逊王子的手上。
对于那些认为上述例子太牵强的读者来说，也许有必要再来看一下近年美国一次不成功的收买政策的尝试。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前，美国寻求在土耳其大规模部署美军地面部队，这将有利美军对伊拉克展开进攻。尽管土耳其是美国在北约的盟国，但帮助一个以基督教为主导的国家去侵略一个穆斯林兄弟国家，这种想法在土耳其国内不得人心。在2003年2月的谈判中，美国提出给予土耳其60亿美元的赠款和高达200亿美元的贷款承诺。土耳其的人口约为7000万，这些金援的总值相当于每个土耳其人拿到370美元。 [10]
土耳其是个相对民主的国家。我们来做一个快捷的封底计算，假设土耳其的领导人需要四分之一人民的支持。这样的话美国的金援相当于给每个核心支持者接近1500美元。这个数目相当可观（比目前土耳其年人均收入的10%多一点），不过政策上的妥协具有很高的政治风险性。实际上，美国读者不妨想象一下，假设有外国希望在美国境内部署军队以便侵略加拿大，美国人想要多少补偿金。
显然，每个人1500美元不够。经过来回协商之后，土耳其政府拒绝了美国的请求。土耳其方面开出了更高的价码，于是我们知道政策让步的确可以用钱买到，但价钱很高。美国不愿意付更多的钱，于是交易告吹。最终，土耳其做出了一个争议性大大减小的让步以换取一笔数目少得多的金援。土耳其允许美军驻土耳其的基地营救被击落的战机飞行员。
向一个民主国家收买政策的代价很高，因为有很多不喜欢这项政策的人需要得到补偿。向一个独裁国家收买政策容易得多。假设土耳其是一个独裁国家，她的领导人只需向1%的人口负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愿意提供的金援就相当于可以给每个核心支持者接近4万美元。回头再想想如果是美国人遇到这种事，极少人会为了1500美元而出卖北方邻国加拿大，但4万美元很可能会对很多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美国从明显是小联盟的君主制国家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发起对伊拉克的侵略行动，这大概不是巧合。
联盟的运作逻辑让我们很容易理解“是谁愿意提供多少金援给谁”这个问题。让人民得到他们想要的，这有助于民主领导人保住权位。因此不奇怪的是，大多数对外援助来自于民主国家。收买政策让步的价钱取决于问题的重要性和受援国领导人联盟规模的大小。联盟规模越大，受援国领导人需要补偿的人数就越多，才能施行援助国希望的政策。换句话说，收买政策让步的价钱与受援国核心支持者集团的规模成正比。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动态。
随着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民主，收买该国政策所需的金援数目将随之上升。但由于价钱变高了，援助国向其收买政策让步的可能性随之降低，因为太贵。贫穷的独裁国家最有可能得到外国援助，但金额不会很大。尽管他们可能胃口很大，但会被很便宜地收买。我们曾对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对外援助进行过详细的统计学分析，证实了联盟规模、获得援助的几率以及援助金额（假如有的话）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11]
联盟的规模并不是决定谁能获得援助和别人愿意花多少钱来收买政策让步的唯一因素。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政策让步有多大价值——也是决定援助金额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们前面描述的关系中，需求并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由于同样的一美元对于穷国来说的意义比富国大，在所有接受援助的国家中，需求较大的国家获得的援助很可能反而较少，少于需求不那么大的国家获得的援助。
1979年的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是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并因此非常昂贵的“援助换政策”交易。根据协议，埃及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埃及结束自1948年战争以来的敌对关系（期间曾在1956、1967和1973年爆发过战争）。根据协议，以色列从它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占领的西奈半岛撤军，埃以双方同意保障苏伊士运河的自由通航。以色列和埃及达成和平，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美国国内虽然强烈支持以色列一方，但美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饱受石油危机之苦。油价飙升导致美国国内通货膨胀，损害了美国和其他依赖石油进口的西方国家经济。美国急于避免出现又一次石油危机，因此为埃以的交易买单，美国认为，或许这将有助于稳定该地区的局势。从表7-1可以看到，美国为埃及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提供了庞大的经济刺激，促使他访问以色列，参加戴维营和平峰会并签署条约。
表7-1 | 美国对埃及援助情况，按2008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单位为百万美元。资料来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绿皮书
在埃及国内，承认以色列是一项极其不得人心的政策转变。这就是萨达特能从美国拿到那么多钱的原因。不幸的是，这也导致萨达特在1981年遇刺身亡。在一次年度阅兵仪式上，原教旨主义者用手榴弹和冲锋枪对他进行袭击。埃及政府尽管正式承认了以色列，不过在鼓励埃及人民缓和对以色列的仇恨方面几乎什么都没做。英国广播公司在戴维营协议签署近30年之后做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78%的埃及人认为以色列在世界上产生着负面影响，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参与调查国家持有相同看法的民众平均比例。 [12] 当然，改变埃及国内民众对于以色列的负面态度会减少埃及政府从美国获得的援助规模。
近来埃及政府正在朝向比以前民主化的方向前进，这一进展使民主援助国家陷入两难。那些对埃及的民主前景感到欢欣鼓舞以及赞成埃以和平的人有一个麻烦。如前所述，“援助换和平”这个交易之所以能达成恰恰是因为埃及的独裁统治者及其联盟因民间的反以情绪而获得补偿，这种情绪是他们刻意保留的。随着现在人民当家做主，埃及改变对以和平的政策是很自然的事。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外国援助的金额就必须比萨达特——穆巴拉克独裁统治时高。由于埃以和平对美国和以色列选民来说太重要，很可能美国不得不付出更高价钱。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更多的金援会被埃及拿去加强军队还是改善普通埃及人民的生活？
与埃及的情形相似，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是为了换取支持而不是缓解贫困，看清这一点就很容易解释美国对巴援助的实质。2001年，美国分别给了巴基斯坦和尼泊尔5300万美元和3040万美元的金援。自从1998年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之后，在国会的要求下，美国对巴援助已经大幅减少。然而在2001年9月22日，小布什总统取消了对巴援助的限制。接下来的2002年，巴基斯坦获得了超过8亿美元的金援。与此同时，并不处在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斗争前线的尼泊尔获得了3700万美元援助，比2001年收到的金额小幅增长。同样不处于反恐斗争前线和中心的印度在2002年获得了美国1亿6600万美元的金援，相比2001年收到的1亿6300万美元只有略微增加。2001年到2002年，上述国家的贫困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但它们对美国选民的相对重要性毫无疑问发生了重大变化。
人们常常认为民主国家领导人就像坐在驾驶座上一样，能对独裁者发号施令。然而，在许多事情上他们才是经常身不由己的人。他们必须为支持者提供想要的政策。如果他们试图减少对独裁国家的援助或附带苛刻条件，独裁领导人立马停止政策让步。
接下来几年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很清晰地证明了这种援助涨落的模式。我们前面说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对巴基斯坦援助金额剧增，但由于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到2003年似乎获得了胜利，美国对巴基斯坦援助再次开始缩水。随着巴基斯坦日益成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成员的安全避难所，一切都变了。巴基斯坦发现自己处境尴尬。如果巴基斯坦政府对抗正在渗透巴阿边境地区的塔利班，有可能会在国内引发动乱。如果他们支持塔利班，将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这一两难处境为巴基斯坦向美国提出更多援助要求提供了机会，如果美国想要巴基斯坦政府抵抗塔利班的话。巴基斯坦确实提出了要求，但美国国会反对给巴基斯坦更多钱，指出很大一部分美国对巴基斯坦金援被挪用于并非美国国会希望的用途，其中不少钱消失了，而且巴方还把其余的钱当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防止来自印度的威胁，巴基斯坦人认为印度的威胁比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武装分子更大。
美国对巴基斯坦很不满，一开始不同意支付更高的金额让巴基斯坦去追剿巴境内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武装人员。结果是什么呢？我们都想得到，巴基斯坦领导人无视美国的压力，开始寻求与塔利班合作。援助基本上就是一种“要么给钱，要么不玩”的游戏。美国不想给钱，巴基斯坦就不玩了。
到了2008年，巴基斯坦政府领导人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只是嘴上说说会去追剿武装分子。布什政府没有更多的金援可以提供，无法改变扎尔达里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态度。实际上，2008年下半年扎尔达里政府只采取了一次敷衍的行动对付武装分子。从6月28日开始展开了一次对塔利班的短暂军事进攻，到7月初就结束了，不多不少，干掉了一名武装分子。此后，尽管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境内大肆进行渗透扩张，扎尔达里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政府不仅没有打击塔利班，反而在2009年2月和塔利班做了一笔交易，巴基斯坦政府向塔利班支付了约600万美元，同意在斯瓦特山谷实行伊斯兰教法，换取塔利班同意无限期停火。停火协议在当年5月即告破裂。到这时候，扎尔达里政府麻烦就大了，而美国也担心搞不好塔利班会完全控制巴基斯坦。面对这样的危险，虽然援助的价码升高，但美国激励巴基斯坦更努力回击塔利班的意愿也随之升高。
2009年年末，美国国会通过了《克里——卢格法案》。它几乎把对巴基斯坦援助金额翻了三倍，增加到了15亿美元。即使是这样，巴基斯坦拒绝接受这笔数目极大增加的金援，因为法案里要求巴基斯坦人必须对如何使用资金负责。面对巴方的抵制，参议员约翰·克里澄清说，这一法案根本无意干涉巴基斯坦的独立自主权；实际上他就是让巴基斯坦领导人确信美国不会仔细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巴基斯坦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援助，在其境内大大加强了对武装分子的追剿。到2010年2月，巴基斯坦抓获了塔利班二号人物，不过正如我们能预料到的，他们很小心地不把塔利班威胁完全清除掉，因为如果完全清除的话，美国会终止对巴基斯坦的金援。
即使有了15亿美元金援，巴基斯坦对于打击塔利班仍然没有足够的积极性，美国政府对此感到十分沮丧。结果就是，美国开始动用无人机和美军部队在巴基斯坦境内追剿塔利班武装，对此扎尔达里政府公开表示没什么惊愕——不过我们怀疑他们是私下感到惊愕。这是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共舞，受援国想得到尽可能多的钱，援助国想得到极其重要且昂贵的政治让步：摧毁塔利班。
对于那些坚持认为援助是为了缓解贫困的人来说，这些事实也许令人不快。当然，有一些援助的确是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动机，比如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然而我们很难把流向埃及和巴基斯坦的这么大规模的援助与理想主义目标联系在一起。如果援助确实帮到了穷人，我们本该看到受援国的人民很感激和尊敬援助国。事实与此天差地别。美国对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善举”换来的是遭到这两个国家人民的普遍唾弃；理由很充分。
2002年，皮尤研究中心在42个国家展开了一项民意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问人们对美国的看法。在巴基斯坦，69%的受访者表示对美国极其厌恶。在埃及，这个数字是79%。在其他40个国家，平均只有11%的人对美国持有极端负面的评价。然而2002年巴基斯坦和埃及从美国平均获得了16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而其他40个国家平均只获得9700万美元的援助。这一模式被详细的统计分析所证实。获得大量美国援助的国家的人民看来很仇视美国。当然，自2002年以来也许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也很想看看我们的评估会不会被未来的民意调查所证实。
我们对于外援的描绘也许看上去把美国形容成了国际头号恶棍。但美国绝不是唯一的对外援助国。虽然从总额来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援外国家，但援外资金占经济规模的比重相对来说并不大，只占GDP的0.2%。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援外资金超过了其经济产出的1%。只要外国政府提供的政策回报对民主国家领导人的支持者来说，比通过金钱直接能买来的回报更有价值，民主国家领导人就会支持对外援助。其他国家和机构也在收买受援国的优待，只是在规模上无法和美国相提并论。事实上，详尽的分析显示，看上去慷慨无私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外援助更多也是为了换取政策让步，而非出于利他主义的原因。他们特别喜欢用援助来换取受援国做出贸易方面的让步和采取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13]
众所周知，援助协议绑定了很多有利于援助国的条件。这意味着协议里头常常写明了资金应该怎么花，以及更重要的，花在哪里。打个比方，德国也许会对一个受援国提供援助，但前提是资金必须用来购买德国产的拖拉机。这看上去可能不是一个回馈本国拖拉机制造商的高效途径。不过，国际贸易法常常禁止对本国企业提供直接补贴。不仅如此，附带条件的外援可以带来将来的生意，比如零部件和服务。加拿大因其高比例的限制性外援而闻名，占其总外援的60%——70%。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声称限制性外援的比例最低，但即使是它们，外援中附带非正式条件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举例来说，丹麦向孟加拉提供了4500万美元用于修补渡轮，却提出不能在孟加拉当地进行修补，而是要求把渡轮送到丹麦去，以四倍于孟加拉当地的费用修补。在孟加拉政府的抗议声中，丹麦决定干脆取消整个计划，于是孟加拉人和丹麦人谁都没得到好处。
与美国通过外援收买安全和贸易让步以及欧盟通过贸易援助换取商业让步一样，日本也是这么干的。鲸鱼应该对日本的“善举”感到恐惧。美国选民喜欢猪肉，而日本选民喜欢鲸脂，日本的领导人一直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提供。1986年，国际捕鲸委员会颁布禁止商业捕鲸的公约。尽管这一公约受到大多数国家人民的欢迎，冰岛、挪威和日本人却希望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目前，日本通过钻一项允许科学研究的法律漏洞，每年捕杀一定数量的鲸鱼。当然，这些鲸鱼最终都被吃掉了。日本政府通过外援在国际捕鲸委员会收买投票。近年来在日本的幕后推动下，国际捕鲸委员会的成员范围扩大到包含从无捕鲸历史的国家。这些新近会员国，比如老挝、马里和蒙古，都是内陆国家。日本的努力收到了效果，支持恢复商业捕鲸的声音越来越多。
援助产生的影响
各种事例一次又一次证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把援助用来换取政策妥协，在目的性和数量上远远超过用于减轻贫困和缓解苦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富裕国家似乎一度真诚相信可以用它们的慷慨将世界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但援外工作刚一展开，生存的政治就立即侵蚀减轻世间痛苦这一崇高目标。政治压倒慈善，这一点都不奇怪。历史的纪录不会骗人：外国援助已被证明在减轻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是无效的。
二战结束之后，欧洲面临许多挑战。就算是战胜国也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美国启动了一项名为马歇尔计划的大范围援助计划。按照经过通胀因素调整的数字，美国从1946年到1952年间共向欧洲注入了182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英国是最大的受援国，其次是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 [14] 美国的目的是建立坚强的盟国以防抗共产主义。为了达到目标，美国需要一个经济上强大的欧洲。愿意抗击共产主义并遵循美国指导下的经济计划的国家获得援助；不愿意的国家就没份。
自二战后以来，美国的经济援助总额高达1.3万亿美元；同期的军事援助达到约6500亿美元。为了让读者有个概念，这些经济和军事援助加起来大约相当于2009年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和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相加总和的两倍。
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很难被复制。已经有数万亿美元的资金注入发展中国家，然而如果我们以受援国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来作为评估依据的话，可以说金援的效果乏善可陈。正如我们早先看到的，金援在减少贫困方面实际上毫无建树。
这一历史事实在决策制定者们当中引发了有关金援是否有效的激烈辩论。对持批评立场的人来说，太容易就可以点出许多依赖外援的非洲国家现在比未获得外援前更穷。开发界的人士则喜欢反驳说这样的直接对比是不公平的，他们还指出，虽然依赖外援的国家表现糟糕，但如果没有外援将更糟糕。尽管这一辩护是错的，却是一个合乎情理的论点，必须认真对待。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受援国表现糟糕而谴责援外事业。为了理解这一点，考虑一下下面这句很有挑衅性的话：医院会杀人！有大量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人在医院里死亡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医院外面。当然，我们多数人立刻就会看到证据里的错缪所在。医院里的人是病人，健康的人不会住院。不过，人们只看统计数据却不管数据是从哪里来的，这种错缪实在太常见了。
我们的一位同事彼得·罗森多夫组织了一次请愿活动，向圣塔·莫尼卡市议会呼吁在他以前住所附近的一处危险路口设置人行横道。市政工程师回应说，情况正相反，市里正计划取消该市所有的人行横道，因为他们的研究表明，行人死在斑马线上的情况比在其他地方多得多。圣塔·莫尼卡的孩子们应该感谢彼得·罗森多夫。他耐心解释说，出现这种结果并不是因为人行横道天然就比其他地方危险，而是因为那里是人们过马路的地方。
除非我们了解谁在接受治疗，否则我们很难评估医院或某种特殊治疗方法再或药品的真正影响。医学界用随机的药物试验来测试药品的有效性。病人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接受测试药物，另一组只给安慰剂。通过对比两组人的表现来决定药物是否有效。假设换一种方式，药物只给病得最厉害的病人使用，就算这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这组人的表现也可能比没有获得药物的那组差。相似地，如果援助组织把目标锁定为那些问题最严重的国家，那么援助也可能看起来毫无效果，即使它实际上是有用的。
理想上来说，为了评估援助的有效性，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受控的实验，把援助给予某些随机选择的国家，而不给其他国家。由于援助永远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经济学家必须经过复杂的（也是很有争议性的）统计过程并根据受援国具体情况来修正结果。与其一头扎进这些复杂的过程，我们不如提供来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一些简单证据。
联合国安理会有5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由选举产生，任期两年，任期届满之后的两年内不得再次当选。选上理事国是件非常光荣的事，而且实践证明也很有价值。不幸的是，它的价值是有代价的：为许多当选的理事国国家的人民带来了苦难。平均来看，相比未被选入安理会的合格国家来说，理事国发展更慢，变得更不民主，对新闻自由的钳制更加严厉。 [15] 举例来说，在一段两年的安理会理事国任期内，理事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比非理事国低1.2个百分点。在一段4年的时间内（两年理事国任期加上两年无资格期），曾当选理事国的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比非理事国低3.5个百分点，几乎每年低1个百分点。独裁国家受到的影响比民主国家严重得多。
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资格对经济增长发生这样的效果让人非常好奇，也让我们不禁质疑为什么联合国如此被尊崇。这样的效果同时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援助的影响的重要证据。被选入安理会的国家获得了更多援助。一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给了领导人非常有价值的筹码，通过安理会投票权的形式来变现，而他们得到的援助却导致更糟的经济表现。最近有一项充分的研究显示，被选入安理会的国家从国际社会获得了金融奖励。它们获得了更多的美国和联合国援助，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一堆其他机构那里获得了更优惠条款和更多项目。 [16] 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资格使领导人在塑造全球政策方面有了发言权。许多领导人，特别是来自独裁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更倾向于出售这种影响力而非代表本国人民的利益去行使该权力。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资格几乎就是随机实验的产物。尽管哪个国家当选并非随机，但它也与对于经济援助的需要无关。实际上，人口规模似乎是当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的唯一系统决定因素。比较特殊的是非洲国家，它们似乎采取了轮庄的模式。非洲国家当选，仅仅是因为轮到它们了。关键的一点是，在它们当选前，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的行为方式与其他国家一般无异。但一旦当选就表现差劲。回到医学的比喻，被选入安理会的国家并不比未入选的国家病得更重。它们获得了额外的医药（援助），这却让它们病得更重（更穷、更不民主、新闻更不自由）。
安理会理事国资格给领导人提供了机会去出售至关重要的政策支持权。正如我们一再看到的，独裁者需要收买他们的联盟。援助为他们带来了所需的资金，这有助于领导人的生存。更进一步来说，援助激励独裁者出于两个理由加大对自由的压制。第一，来自援助的收入意味着领导人可以较少依赖人民工作的意愿，于是他们不需要承担自由带来的过多风险，而当他们的收入和工人的生产力依赖于允许人民相互自由交流时，这些风险本来是他们必须承担的。第二，政策让步一般来说都不受人民欢迎，因此领导人需要压制不同意见。安理会理事国资格为一个国家带来了声望和荣誉。对一个独裁者来说它还意味着轻松赚大钱。对独裁国家的人民来说，安理会理事国资格意味着更少的自由、更少的民主、更少的财富以及更多的苦难。
历史记录表明，援助在拯救国家摆脱贫困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援助为缓解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资源，它却为做相反的事创造了政治诱因。正如美国驻埃及大使（1994年至1998年）爱德华·沃克尔简洁表述的：“援助为埃及提供了避免改革的一条轻松出路。” [17]
对外援的评价
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外国援助呢？它对政策有利或仅仅是好的政治？
毫无疑问它有过成功。马歇尔计划的外援将主要由民主国家组成的西欧从经济灾难中拯救出来。但这是因为这一结果符合计划的目的。美国想要的是建立一个经济上强大的集团，作为抵御苏联扩张的工具。于是计划促进了经济增长。民主领导人需要政策的成功，于是很乐意遵从美国的政策目标以换取可观的援助。不过我们现在知道了，后来的援助未能复制马歇尔计划的成功。
援助只会帮助独裁者巩固权力和钳制自由。然而，人们为了使援助实实在在对穷人发生作用，就像凤凰涅槃般前赴后继。或者细想一下，也许就像西西弗斯，我们不断爬上同一座山，只是为了不停跌下。
大约每十年，援助国就会发起新的行动试图“让援助发生作用”。最近的一次表现形式就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计划。2000年，这一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定的计划被世界各国领导人采纳，该计划制定的有关贫困、健康、性别平等、教育和环境方面的目标完成时间是2015年。比方说，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是将世界上每日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人口比例减半。尽管这些计划值得称道，但嘴上说要帮助穷人致富或至少减轻贫困与真正这么做完全是两码事。
千年发展目标并不是旨在消除贫困的第一个尝试。此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有过通过发展基础设施以达到“自我维持增长”的努力；接下来有美国推出的旨在使贫穷国家能够享有科技突破成果的P——4计划；再接下来约翰·肯尼迪宣布将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发展的十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制定的目标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当今世界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接近于这些目标。威廉·伊斯特里探讨过伴随这些大约每十年一次行动计划的希望与乐观主义。他哀叹说，尽管每一个新计划都说会大不同，它们却一再重复以前的错误。他认为，援助事务当中的官僚主义使得资金不仅没有促进、反而阻碍了经济活动。贫困继续存在。 [18]
尽管如此，我们不必对援助抱持完全悲观的态度。我们关于它如何运作的知识已经极大完善。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有善治的地方，援助能够发挥非常良好的作用（正如我们知道它多半都流向了劣治之所）。 [19] 发展援助的倡导者们指出，非政府组织成功地在不少国家推进了定向计划，其中的一些项目取得了惊人的成果。比如说，1986年卡特中心发起了一项抗击麦地那龙线虫病的计划。这种寄生虫病通过不洁饮用水传播，在亚洲和非洲17个国家肆虐，有大约350万人被感染。到了2009年，全球范围的被感染者降到了只剩大约3000人，大部分在南苏丹。
非政府组织已经证明它们可以有效地提供基本医疗保健和基础教育。不过，回头想想我们讨论过的小联盟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我们很难不注意到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这些福利恰恰就是连最独裁的领导人都想要提供的公共计划。在提供高等教育方面，非政府组织就不那么成功了。受援国的独裁领导人不愿意人民被教导如何充分独立思考，以至于能够组织起来反对政府。
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保健、卫生以及其他基本必需品——如掘井、为村庄供电、提供小额贷款（利率水平在美国已经可以被称之为高利贷了）——这些方面的成功反而说明了援助计划从根本上讲是失败的，它还造成了许多非政府组织及其支持者没有意识到的伤害。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资金是可转移替代的。这意味着受援国政府拥有几乎完全的自主权将资金从某个项目转移到其他项目。如果是直接的政府对政府的援助，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独裁者需要为其支持者提供回报。非政府组织则通常不会想帮富人变得更富，于是它们会为特定的项目提供资金或者由它们亲自执行某些特定项目。然而在实践中，受援国政府能够非常老到地把援助资金转化为他们想要的那种回报，而不是援助方希望他们提供的那种回报。
评估援助有效性的最明智的标准就是问有多少人获得了帮助，而不是问花了多少钱或挖了多少口井、建了多少所学校、为多少村庄通上电。非政府组织通过计算花了多少钱来评估它们的效能，但这却是一个有缺陷的标准。它会鼓励慈善机构去帮助最容易触及到的人和更可预见的项目，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即那些很难触及到的人也许正是需求最迫切的人。以多少人获得帮助为标准，则会鼓励援助机构投身于本来应由政府去实施的项目。别忘了非政府组织最成功的方面就是提供基本公共物品，如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健——这些服务甚至独裁者都想提供。当援助资金被拿去替代政府开支，那么只有极少数人甚至没有人会真正得到帮助，除非政府把这些不受监管的资金投入其他造福大众的项目。当然，政府不会这么做。他们把钱拿去巩固政治权位和加强核心支持者的忠诚度。
来看看柬埔寨的案例。柬埔寨政府的一半预算资金来自外国援助。这些援助资金不仅没有用于实施政府项目，反而大部分流入官员的腰包。事实就是柬埔寨跻身于世界上最腐败国家之列。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报告，“援助资金流入教育和医疗领域，其中部分资金让普通公民受益。但是，毫无疑问原本指定用于学校、教师、教科书、诊所、医疗人员以及药物方面的资金，有极大部分被挪为他用。” [20]
也就是说，原本要造福人民的资金被挪去回报柬埔寨的富人。常常发生的情况是，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援助，真正帮到人民的量远远少于表面数字。假设一个非政府组织为某个村庄的100个孩子提供基础教育，每个孩子每年100美元资金，全年的总花费就是10000美元。看上去好像有100个人获得了非政府组织的帮助，这会让捐款者很高兴，并带来更多捐款。然而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人获得了帮助并不清楚。政府也许本来就准备花钱为半数孩子（甚至全部孩子）提供基础教育，即使在没有外来援助的情况下。名义上，非政府组织帮到了100个孩子，但其实他们是以两倍成本帮到了50个孩子，让政府少花了5000美元。这样好不好呢？当然好，对于那50个孩子来说。这样糟不糟糕呢？对于所有人来说当然糟糕，因为非政府组织助长了政府偷盗更多钱的机会，同时还巩固了一个坏政府的权力，在未来许多年还将继续折磨人民。
甚至有一些慈善机构的最简单的行为都带来了糟糕的后果，提升了政府的控制度，使其变得更不负责任。举一个个人的例子。本书作者之一的阿拉斯泰尔2009年带他的孩子们前往肯尼亚，其中一站是在一所小学，孩子们被鼓动帮忙粉刷教室。能够帮上忙，这看上去是个挺好的点子，很多人热情地拿起刷子准备让教室亮堂起来。阿拉斯泰尔从原则上拒绝这么做，他走到教室外面去教一些孩子如何使用数码相机。他是个令人扫兴的家伙呢还是在鼓励更好的经济政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让高技能的游客及其家人粉刷教室往好了说是无效率，往差了说就是彻底有害。
经济学的核心在于比较优势。每个人都应该在他们相对擅长的领域具有专长，然后与别人交换产品和服务。比起每个人试图在每一件事上都亲自做一点点，这种方式的产出更多。考虑一下肯尼亚相对英国的比较优势（阿拉斯泰尔非洲之行的大部分同伴来自英国）。肯尼亚的教育水平很低，有大量失业的体力劳动者。肯尼亚的比较优势就在于那些需要大量相对非熟练工人的行业。实际上这是肯尼亚最出彩的行业：肯尼亚是个花卉出口大国。肯尼亚的气候非常有利于花卉生长，大量人民从事劳动密集型的花卉种植、采摘和包装工作。花卉被运往西欧销售。作为交换，欧洲向肯尼亚出口需要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才能生产的产品——医药制品、机械设备和电脑软件。欧洲具有相对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它用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交换肯尼亚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这样双方都获益。
那么这与粉刷教室有什么关系呢？是这样的，粉刷教室尽管充满乐趣，却剥夺了当地工人急需的工作。如果受过教育的西方人取代了当地人从事体力活，那么基于现有的技能和资本配置情况，那些工人到哪里才有竞争力？他们又将如何挣到养家糊口的钱？也许让他们把孩子送往学校学习更高的技能，有朝一日长大了具有更大竞争力？富裕的西方游客拿起刷子不仅没帮上忙，反而让一些工人的生活更加糟糕。把这个习题重复千遍，换千种方式，你就会明白自我感觉良好的慈善行为有利于捐助者的程度远远超过对真正有需要者的造福程度。
在一个大得多的尺度上，通过评估比较优势，可以显著改善对于有需要国家的援助方式。比方说在欧洲和北美，通过价格支持和补贴，农业受到避免竞争的高度保护。在二战后建立的贸易安排当中，农业被关贸总协定及其有争议的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刻意排除在外。这是因为农村地区在不同国家的分布情况不成比例，因此在不少欧洲国家农民往往是领导人的核心支持者。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竞争，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好于提供目标不明、高度官僚化的援助。
粉刷教室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即使出于善意的援助也会阻碍发展的微小例子。比尔·伊斯特里的著作表明，这样的情况并非例外，而是常态。
对援助的勒索
本章开头我们讲述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勒索外国援助者的故事。现在应该很清楚，这种行为太常见了，它反映了私人援助的逻辑。当私人提供援助，受援国政府要么必须和他们达成交易以获得提成——毕竟这对小联盟政权来说正是援助的价值所在，要么在缺乏此类交易的情况下对意愿良好的援助者进行敲诈。不管哪种方式，政府必须从行动中拿到自己的一份，否则援助者绝无可能顺利实施援助。举例来说，这正是2008年纳尔吉斯飓风过后缅甸政府干的事。他们坚持要求联合国的救援物资必须交给缅甸政府，否则禁止进入该国。为什么？因为正如我们早先看到的，军事独裁政权想通过把食品拿到黑市上出售而不是分发给急需食物的灾民，使外援成为自己发财的手段。也许你会认为这是一个恐怖政权的异常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天灾之后政府领导人该有的正常反应。你错了！再来看看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乐施会）为斯里兰卡提供救援的案例。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大地震引发的海啸挟带滔天巨浪扑进内陆，在14个国家共造成超过23万人死亡。灾后救援总额超过140亿美元。然而就算救援机构的目标是赈灾，许多受援国政府却把这当做发财的机会。
为了方便分发救援物资，乐施会将25辆四轮驱动卡车运往该地区。斯里兰卡政府将全部卡车扣留，坚持要乐施会缴纳300%的进口税。超过一个月的时间（正是灾后最关键的一个月）卡车闲置在那里，而灾民正饱受缺乏食物和安置场所之苦。最终乐施会支付了一百多万美元才把卡车弄出来。
许多人在向慈善机构捐赠之前，喜欢评估自己所捐钱款有多少能帮到人民、又有多少变成了管理费。举例来说，美国乐施会被慈善评级机构“慈善导航”评为三星级（最好的是四星级）。美国乐施会将收入的6%作为管理费，14%用于筹款活动，剩下的80%全部用于各种慈善项目，也就是帮助人民。不幸的是，80%的资金并不真正反映实际提供的帮助。别忘了那些卡车和300%的进口税——如果这样的案例是常态的话（通常都是）——那么真正用于救援的资金可能只有20%。如果连乐施会这么谨慎的慈善机构都会被敲诈，遑论其他机构。
对于究竟有多少资金从捐助方属意的目标被转用于受援国政府的目标，事实上不可能进行精确量化。不过我们怀疑这个数字非常惊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受援国政府没有受到恰当的激励去解决问题。看看2010年发生在巴基斯坦的洪灾，天要下雨，没有人会因此指责巴基斯坦政府，但该国政府却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为随后的破坏性后果负责。有超过2000万人受到洪灾影响，400万人无家可归，以及接近2000人死亡。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遭遇一系列严重洪灾肆虐之后，巴基斯坦成立了一个联邦防抗洪灾委员会。纸面上说这个机构目前已经完成了总值达9亿美元的防洪堤建设。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水利建设和洪灾防控不是公共政策，而是贪渎的来源。防洪堤坝的建设是为富人、也就是致胜联盟成员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正当洪水倾泻而下威胁到大范围人口时，扎尔达里总统——绰号“10%先生”，因为据说这是他最喜欢的抽成比例——以一名好独裁者该有的样子行事。他无视遇到的困难，前往欧洲进行高调的访问，放任他的政府牺牲多数人以拯救少数人。政府加固堤坝以保护核心支持者，同时却让洪水继续肆虐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反对派支持者人数众多的地区特别容易遭受洪灾。 [21]
已故的时任美国驻巴基斯坦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将洪灾形容为“一次机会均等的灾难”，但事实远非如此。只对极少数人负责的巴基斯坦领导人牺牲了多数人的利益。他们加固堤坝以保护支持者的家园和农场，无视其他村镇面临的困境。一名当地官员承认：
信德省的地方政府官员与大地主勾结，加固流经他们土地的河流堤岸以及其他他们认为重要的设施，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导致这些地方非常容易受到洪水侵袭……并不仅仅是说政府这方面没有能力保护最穷的人民免遭潜在洪灾的袭击，而是说政府存心认为一旦洪灾发生，这些人民就应该受苦受难。 [22]
很显然，从善治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行为实在没道理。但就为自身生存而统治来说，这却是一种很精巧的举动。它提醒支持者，如果被赶出联盟会发生什么后果。这对忠诚有好处。救援机构还赶着来送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这是他见过的最严重的洪灾，呼吁提供大规模的外国援助。许多巴基斯坦人宁愿直接帮助受灾同胞，表示：“我们不会向政府捐献，因为我们知道这不过是让政府官员发财而已。” [23] 国际社会没有这么小心。他们在头三个月给了巴基斯坦政府17亿美元。这相当于每个灾民能得到83美元。据推测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都被抽走了，很显然没有被用于有效的灾难救助。
巴基斯坦并不是2010年唯一遭受严重洪灾影响的国家。贝宁同样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洪灾，受灾范围覆盖三分之二国土。由于贝宁是一个小得多的国家，绝对受灾人口比巴基斯坦少，但就与国土面积的比例而言，贝宁的受灾程度与巴基斯坦相当。贝宁获得的援助远远少于巴基斯坦，每个灾民分到的援助金额只有巴基斯坦的二十分之一。尽管如此，贝宁的灾后反应获得了广泛赞誉。当然，贝宁的民主程度远高于巴基斯坦。2011年一场灾难性的地震和海啸袭击了日本，我们确信贝宁这样的模式将重现。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将得到大规模的援助。它对资金的使用肯定会比受2004年海啸袭击的国家合理明智得多。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扎尔达里在把灾害对人民造成的影响最小化方面几乎没做什么，不仅如此，有些人认为他甚至故意让局面恶化。他有金钱方面的强烈动机。随着灾难程度上升，外国援助的规模也会随之加大。他的政治生存取决于收买少数人而不是保护多数人。外国援助鼓励了独裁者不去解决问题。假如巴基斯坦确实实施了有效的洪灾管理计划而不是嘴上说说，人民的遭遇当然会大大改善，但扎尔达里将失去进一步诈取援助者的借口。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反恐战争中的美国对巴基斯坦援助中。2001年的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不断向巴基斯坦寻求帮助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以及抓捕国际恐怖主义者——头号目标就是奥萨马·本·拉登，这位基地组织领导人据信藏身于巴基斯坦北部的部落地区。到2008年为止，美国已经给巴基斯坦提供了66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换取巴方的支持。假如巴基斯坦抓到了本·拉登并阻止塔利班武装在巴基斯坦北部活动，美国将不胜感激，但美国也将无须继续付钱给巴基斯坦。这与旨在减少受灾人数的有效灾害管理类似，抓获本·拉登会终结美国的对巴援助，正如现在本·拉登之死可能会造成的后果一样。
为了理解外国援助如何才能奏效，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考虑从受援国政府制定政策的领导人的角度来看他们面对什么激励因素。除非援助被重构、改变了这些因素，否则巴基斯坦没有什么理由会去终结国内的武装活动和恐怖主义。相反地，巴基斯坦会允许这些活动继续存在，而且假如西方要停止援助，巴基斯坦还会鼓励这些活动变本加厉。
幸运的是，除了指出有问题的激励因素之外，我们的观点也提供了对援助进行重构的方法，它能够创造去解决问题的激励因素。
矫治援助政策
国际社会的一贯做法就是把钱丢给受援国去解决问题。常见的看法就是，当地人比远在天边的外国援助者更了解如何去解决本国的问题。这大概是真的，但知道如何解决本地的问题和有意愿、利益去这么做，完全是两码事。把钱直接给受援国，期待它们自己解决问题，这种政策应该停止。美国应该将钱托管给第三方，直到目标达成时才付钱。
来看看抓捕基地组织前二号人物艾曼·扎瓦赫里的难题。我们假定美国认为40亿美元是抓到扎瓦赫里的合理报酬。别忘了美国迄今已经花了65亿美元而一无所获。这笔钱可以托管给第三方，比方说存在一家瑞士银行里。假如抓到扎瓦赫里，巴基斯坦将收到20亿美元，接下来两年每年再收到10亿美元。如果我们摒弃这些钱将被用于巴基斯坦人民这一幻想而将钱直接付给巴基斯坦领导人，也许这个交易可以便宜不少。
如果援助采取这种“报酬托管”的模式，扎尔达里就必须先交出扎瓦赫里才能收到钱。不过，与现有的激励机制不同的是，他在交出扎瓦赫里时不用担心美国不再需要他的支持之后就不再给钱。扎尔达里也许不愿意或没办法为了40亿美元而抓到扎瓦赫里。这样的话美国也没有什么损失。如果扎尔达里要做的只是假装四处抓捕扎瓦赫里从而让美国不断提供金援，那他更不可能真的把扎瓦赫里交出来。而这恰恰是现有机制造成的结果。
毫无疑问，在实施“报酬托管”模式时会遇到很多操作上和程序上的问题。如果涉及到的是为灾害管理设计“托管援助”，这些问题会变得更棘手。然而，与其执行注定失败的政策，还不如在一个激励受援国领导人解决援助国问题的框架内去处理那些讨厌的技术性问题。
国家建构
那么，激励一个国家去干涉他国制度的最根本动机是什么？民主国家常常声称想帮助其他国家实现民主化。他们经常以此为基础将经济援助和军事干预合法化，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确实促进了民主。那些为此类政策辩护的人喜欢举出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例子，但这已经是发生在60多年前的事了，而且仔细研究的话会发现，这两个国家过了很多年才开始制定（或者说被允许制定）独立的外交政策。事实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主国家不愿意创造民主国家。
1939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针对残暴的尼加拉瓜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发表过著名的评论，“他是个婊子养的，但至少他是我们的婊子养的”。麻烦就在这里。收买独裁者比较便宜。他们会实行民主国家领导人及其选民想要的政策，由于他们只需向相对很少的核心支持者负责，独裁者被收买的价码很低。他们可以被引诱通过执行民主领导人想要的政策去换取金钱。收买民主领导人的价码要昂贵得多。几乎每个美国总统都宣称要在世界上推广民主。然而一旦某些民主国家或正在民主化的国家的人民选出了领导人执行美国选民不喜欢的政策，美国总统们对这些国家搞破坏一点都不手软。
美国反对刚果第一位民选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的故事就是破坏民主的例证。卢蒙巴于1960年6月当选，1961年1月17日即遭谋杀，前后不过半年。卢蒙巴与西方民主国家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于他所采取的政策，并非由于是他在掌权。他猛烈地谴责比利时对刚果的殖民统治。在他当选总理不到一个星期时举行的一场庆祝独立的活动中，他发表讲话宣布：“我们不再是你们的猴子。” [24] 为了将比利时军队和外交官赶出刚果，以及击败由莫伊兹·卡奔达·冲伯领导的加丹加省分离主义叛乱活动，卢蒙巴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这可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现在有海量证据表明美国和比利时合谋策划了卢蒙巴被害事件。此后，美国与刚果（后来的扎伊尔）的蒙博托·塞塞·塞科建立了密切关系，后者与卢蒙巴不一样，既不是民主领导人也不亲苏。为了钱（从他上台到下台的32年间共获得数十亿美元），蒙博托愿意支持美国的政策。民主选举产生的卢蒙巴不愿意，这意味着他必须被除掉。
卢蒙巴绝不是被民主国家领导人搞下台的唯一一人。1893年，夏威夷女王利留卡拉尼被美国推翻。她的罪过在哪里？她希望夏威夷和夏威夷人（当然包括她本人）从农业开发和出口机会中获益，而这些正是当时在夏威夷经营的美国和欧洲大公司追求的。就在反对派策划发动政变废黜利留卡拉尼时，美国派出海军陆战队登陆夏威夷，表面上保持维护和平的中立立场，实则让女王根本没办法保护自己。我们也不该忘记1965年美军推翻多米尼加的民选总统胡安·博什。他冒犯美国的地方在于他喜欢菲德尔·卡斯特罗。其他案例包括推翻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伊朗的穆罕默德·摩萨台，乃至反对巴勒斯坦民主选举产生的哈马斯政府，类似案例不胜枚举。就在本书写作期间，我们看到美国在海湾地区不愿促进民主。美国在支持有用的独裁者方面历史悠久。实际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政策是民主化危险的绝佳例子。海湾地区的初生民主国家不太可能热切倾向于美国的利益，部分由于深刻的政策分歧，部分由于美国数十年来为当地人民受压迫而提供资金。
无数的案例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民主领导人青睐顺服的外国政权甚于民主政权。民主干预主义者尽管声称使用武力追求民主化，实际上深深喜好削弱目标国的民主程度，同时通过便宜收买来的独裁者去增加这些国家的政策顺从度。 [25]
在读完本章之前也许你会认为民主领导人相比独裁者来说就像天使。本章已经使这种形象黯然失色，而且我们还会讲到更多污点。不过在原则上谴责欧洲、日本的首相们和美国的总统之前，我们需要暂停片刻，探讨一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以及这么做的原因。
民主领导人奉行人民想要的政策。由于他们必须经受当选和连任的考验，他们很没有耐心。他们只有很短的投资期。对他们来说，“长期”指的就是下一次选举，而不是国家在接下来20年的表现。然而，只要我们人民想要便宜的汽油和丰富的农产品充满市场，我们想要这些超过想看到穷国真正发展，我们的领导人就会继续奉行符合我们意愿的政策。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将被愿意这么做的人取代。这就是民主制的一切——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内政府。
在课堂上，本书作者之一的布鲁斯喜欢问学生有多少人想帮助尼日利亚或马里消除贫困。这个理念获得了普遍支持。几乎每个人都表示希望政府为这些穷国提供援助。然而当事情到了利害关头，热情就消退了。比如说，他问有多少学生愿意放弃手机服务，把资金拿去援助尼日利亚。几乎没有人举手。当他又问学生愿不愿意减少帮他们付学费的政府低息贷款，把钱拿去帮助世界上的穷人时，更没有人举手了，尽管他提醒大家他们是世界上很富的“穷人”，他们刚刚还声称愿意帮助世界上真正的穷人。只要不花他们自己的钱！
援助是收买影响力和政策的手段。除非我们人民真正重视穷国的发展和愿意做出有意义的牺牲，援助在达成宣称的目标方面将继续失败。民主领导人并非凶残的野蛮人，他们只是想保住工作，为此他们必须奉行他们的人民想要的政策。尽管某些人嘴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说辞，实际上我们多数人想要便宜的汽油甚于西非或中东的真正改变。我们的领导人尽力奉行我们想要的政策，我们真不该抱怨太多。毕竟，这就是民主制的一切。
[1]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皇帝》，波士顿：哈考特出版社，1983，第111和118页。
[2] 参见马丁·梅雷迪斯：《非洲的命运》，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5，第19章。
[3] 戴维·里耶夫：《残酷是为了做善事？》，载于英国《卫报》，2005年6月24日，星期五。
[4] 《数十亿美元美国援助从未到达巴基斯坦军方手上》，见http://www.foxnews.com/story/0,2933,559962,00.html, Sunday, October 4, 2009。
[5] 另见埃布斯：《非洲遏止腐败祸害的战斗》，载于《纽约时报》，2010年10月15日，网络版见http://www.nytimes.com/2009/06/10/world/africa/10zambia.htm。
[6] 《拍拍尘土，现金到手：肯尼亚反腐运动唤回援助机构》，载于《经济学人》，2003年11月27日。
[7] 乔莫·肯雅塔：《心甘情愿受苦：肯尼亚国家的成立》，内罗毕：东非出版社，1968，第215页。
[8] 这些话据称出自美国一名高级政策制定者之口。参见马丁·梅雷迪斯：《非洲的命运》，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5，第555页。
[9] 马丁·梅雷迪斯：《非洲的命运》，第555—556页。
[10] 见http://articles.cnn.com/2003-02-18/world/sprj.irq.erdogan_1_turkish-bases-bases-and-ports-turkey?_s=PM:WORLD，2003年2月18日。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土耳其经济增长强劲，把这里的数据与第六章提到的更近的数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来。
[11] 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援助的政治经济学》，载于《国际组织》63，2009年春季刊，第309—340页；以及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外国援助与政策让步》，载于《冲突解决期刊》51，第2期（2007），第251—284页。
[12] 见http://www.worldpublicopinion.org/pipa/pdf/mar07/BBC_Views-Countries_Mar07_pr.pdf。
[13] 见彼得·J·施雷德、史蒂文·W·胡克和布鲁斯·泰勒：《澄清对外援助谜团：美国、日本、法国和瑞典的外援流向比较》，载于《世界政治》50，第2期（1998），第294—323页。
[14] 数据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绿皮书，以2008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15] 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资格的恶性后果》，载于《冲突解决期刊》54，第5期（2010），第667—686页。
[16] 比如可参见伊莉亚娜·库玆耶莫科和埃里克·沃尔克：《联合国安理会一个席位值多少钱？发生在联合国的外援和贿赂行为》，载于《政治经济学期刊》114，第5期（2006），第905—930页；艾克赛尔·德雷赫、扬·艾格伯特·斯特姆和詹姆斯·弗里兰德：《全球性精明交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换取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载于《欧洲经济评论》53，第7期（2009），第742—757页；艾克赛尔·德雷赫、扬·艾格伯特·斯特姆和詹姆斯·弗里兰德：《发展援助与国际政治：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资格影响着世界银行的决定吗？》，载于《发展经济学期刊》88（2009），第1—18页。
[17] Http://us.oneworld.net/article/how-has-egypt-spent-50-billion-us-aid。
[18] 威廉·伊斯特里：《对经济增长的令人困惑的追求：经济学家们在热带国家的冒险与不幸遭遇》，剑桥，马萨诸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2；以及威廉·伊斯特里：《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援助世界其他地区的努力恶果多多好处寥寥？》，伦敦：企鹅出版社，2006。
[19] 克雷格·伯恩赛德和戴维·多拉尔：《援助、政策与政治》，载于《美国经济评论》90，第4期（2000），第847—868页。
[20] 参见迈克尔·卡拉班、塞吉奥·迪亚兹·布里奎茨和杰拉德·奥布莱恩：《柬埔寨腐败情况评估》2004，美国国际开发署/柬埔寨，第13页。网络版见www.usaid.gov/kh/democracy_and_governance/documents/Cambodian_Corruption_Assessment.pdf。
[21] 《巴基斯坦洪灾：只有富人才会被拯救，援助机构抗议少数族群遭歧视》，见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pakistans-rich-diverted-floods-to-save-their-land-2069244.html；以及http://www.zenit.org/rssenglish-30232http://tribune.com.pk/story/37842/critical-decisions-ahead-as-barrages-continue-to-resist/；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pakistans-rich-diverted-floods-to-save-their-land-2069244.html；http://tribune.com.pk/story/37842/critical-decisions-ahead-as-barrages-continue-to-resist/；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0/aug/19/pakistan-flood-ban-ki-moon。
[22] 《巴基斯坦洪灾》，见http://www.zenit.org/rssenglish-30232。
[23]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Asia-South-Central/2010/0812/Pakistan-floods-strand-the-poor-while-rich-go-to-higher-ground。
[24] 马丁·梅雷迪斯：《非洲的命运》，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5，第102页。
[25] 参见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和乔治·W·道恩斯：《干预与民主》，载于《国际组织》60，第3期（2006年7月），第627—649页。
第八章 | 反叛中的人民
一名成功的领导人总是把核心支持者的需要置于人民的需要之上。 [1] 没有他的致胜联盟的支持，一名领导人什么都不是，很快就会被对手横扫出局。但如果领导人的统治权只依赖于少数人，让联盟满意是得花钱的。通常来说，联盟成员获得的酬劳以牺牲社会其他部分的利益为代价。没错，是有一些独裁者让人民生活过得更好而成了名人堂成员。大多数独裁者不这么做。那些不这么做的独裁者将坐在办公室里为了自己和联盟的利益将国家的经济搞得一蹶不振。最终形势发展到足够恶化的地步，导致一些人民开始厌倦身上的重负。他们也会对领导人的生存产生威胁。
尽管来自于人民的威胁不如联盟背叛的风险那么无处不在，但大批人民走上街头还是有可能成功推翻当局的统治。因此，如何防止和对付这样的革命威胁对独裁者和潜在的革命者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接着我们就要来探讨。
抗议还是不抗议
独裁国家的人民遭遇极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的劳动税入被领导人搜刮，并被大把地花费在了核心支持者身上。领导人为人民提供的东西则仅限于必要的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以及保证他们有力气干活的食品。假如一个小联盟领导人足够幸运到拥有其他收入来源，比如说自然资源或外国的善心捐助，他可能连上述那些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提供。独裁者当然不提供政治自由。在大部分小联盟国家，人民的生活肮脏、孤独、贫穷、粗野。处在绝望道路上的人民总是会要求变革。他们想要一个能提供生活保障的政府，使他们过上安全、快乐、有创造性的生活。
在忍受了长期的艰辛困苦之后，他们为什么有可能突然群起反抗政府呢？答案在于找到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一个临界点，在这个点上人们认为未来继续在这个政府统治下的生活仍将足够糟糕，值得他们付出革命的代价。他们必须相信那些自告奋勇率先反叛的人有相当大的成功机会，让普通老百姓生活改善的机会。
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如果一个政权非常擅于说服人民越雷池一步意味着极其悲惨的后果甚至死亡，反叛就不大可能发生。是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政府统治之下十分可怕，但失败的风险和代价太高使人们不敢起而反叛。他们有可能丧命或被关入大牢，有可能失去工作、家甚至孩子。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希特勒们能够避免反叛。如果统治确实极其严酷，人们的确不敢起来造反。
一开始，一些特别勇敢的人可能率先造反，他们宣称将把国家变成民主国家。每一次革命和每一次群众运动都肇始于承诺进行民主改革，承诺建立一个解放受压迫者、减轻人民苦难的新政府。这是发动大众走上街头必不可少的因素。当然，它并不常常奏效。
【例如，中国共产党人在1931年11月7日宣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他们说：
新中国是受压迫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新中国要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我们应当在全中国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我们要为成千上万受剥削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以及其他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并努力实现全中国的和平统一。】 [*24]
肯尼亚独立运动领导人和第一任总统乔莫·肯雅塔在1952年7月26日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的一次集会上做了相似的宣告：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部落，现在团结起来，我们将在这个国家实现欧洲人所称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没有肤色的区分。它不分黑人和白人。我们今天在这个浩大的集会上，在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的旗帜下寻找从黑暗走向民主的道路。为了找到它，我们非洲人首先必须获得选举我们自己代表的权利。这毫无疑问是民主的第一原则。我们是肯尼亚唯一一个不能选举自己在议会代表的种族，我们要着手改变这种情况……一个国家没有平等却能繁荣，这在历史上闻所未闻。我们鄙视贪污和腐败，欧洲人不断提到这两个词。贪污和腐败在这个国家很普遍，但我并不感到意外。只要人民受到压制，腐败肯定横生，对此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平等政策。 [2]
以上是来自肯雅塔的崇高言辞。他没有实现为肯尼亚大众带来平等、民主、自由的承诺，没有消除党内忠诚分子的腐败和特权。大多数革命者一旦上台——只要他们能侥幸成功——就倾向于成为卑鄙的独裁者。毕竟，民主制度除了催生人民想要的政策之外，也会让领导人的政治生存变得更难。领导人不会顺从人民的意愿，除非人民有能力迫使他们。那么人民什么时候才有能力迫使一个顽固不化的老独裁者或一个刚刚获胜初掌大权的革命者为人民着想而不是为自己着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什么时候一个政权选择通往民主之路而不是维持独裁统治。
在决定将赌注压在革命者的承诺之前，每一个潜在抗议者都会先评估一下自己所能承受的代价和风险，把它们与假如不反叛的情况或反叛成功后的收获进行比较。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中庸派独裁者比如古巴的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而不是斯大林）相比最残暴的独裁者来说更容易面临大规模群众抗议。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民起而反叛的时候真的认为生活会改善，他们只是在冒经过计算的风险。他们当然明白革命成功是有可能带来生活的改善，但并非所有革命运动都会导致民主、都会一下子汹涌迸发出人民需要的公共物品。
很多革命的结果无非是让一个专制政权取代了另一个而已。某些情况下新政权实际上比前政权更坏。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推翻“真正独立党”政府【或是中国的毛泽东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 [*25] 。但对于参加革命运动的人民来说，他们的希望在于可以改变命运，要么通过实现民主化扩大致胜联盟的规模，要么至少成为新联盟的一部分。
未雨绸缪
独裁者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应对革命的威胁。他可以提升民主，大大改善人民的待遇，使他们不再想着反叛。他也可以加强专制独裁，让人民的境遇变得更加悲惨，同时一举扼杀人民造反成功的机会。
面对初生的革命威胁，领导人预期的军队效忠程度是影响他采取何种对策的重大决定因素之一。领导人明白，作为孤立的个人，人民对政府产生不了威胁。这正是政府领导人不愿放任人民自由集会形成组织的原因。一旦人民大规模走上街头，领导人想要生存的话当然需要有非常忠诚的支持者为他干镇压人民的脏活。
我们前面谈到过很多领导人在生死攸关时刻被支持者抛弃。1990年多伊政权面临反政府叛乱时，他的士兵不仅不愿与叛军战斗，反而对利比里亚人民大肆恐吓劫掠。1979年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士兵加入到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支持者行列，国王被废黜。相似地，1986年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因安全部队叛变而被赶下台。1917年起义群众攻入圣彼得堡冬宫，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他的军队由于待遇极差，又不愿被派往一战前线，因此拒绝阻止起义群众。近代以来不少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从法国大革命到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崩溃，都缘于政权的核心支持者不愿在关键时刻镇压人民。近年来的所谓“颜色革命”（格鲁吉亚2003年的玫瑰革命、乌克兰2004——2005年的橙色革命以及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以及埃及革命，都展现了同一现象。
在上述每一个案例中，联盟的支持在关键时刻消失了，因为此时领导人再也无力承诺支持者干脏活能得到充分报答。俄国沙皇、法国的路易十六和苏联都缺钱回报支持者。菲律宾的马科斯和伊朗国王当时都被外界获知得了不治之症。新领导人通常要对联盟进行重新洗牌，旧政权的核心支持者对于是否能被新政权留用没有把握。于是他们选择袖手旁观，放任人民造反。
革命运动也许看上去是自发的，但我们应该明白，它们的发生是因为有足够的人民相信他们有了现实的成功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独裁领导人都会消除反叛的吸引力。他们迅速采取行动严酷惩罚率先走上街头的人。这就是2009年总统大选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发生的情况。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殴打、逮捕、枪杀示威者，直到人民害怕继续上街。
谨慎老到的独裁者都将反叛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重申，只有那些愿意做真正肮脏勾当的人才适合盘算成为独裁者。心慈手软的人一眨眼工夫就会被人搞掉。
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的抗议活动
在民主国家对政府所作所为表达不满与在独裁国家完全两样。在一个民主国家，抗议相对便宜和简单。人民有集会的自由，事实上这是权利。他们也有很方便的协调组织手段。我们已从先前几章了解到，依赖大型联盟的政府创造了大量公共物品，包括统称为自由的一揽子特殊公共物品，包括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这些自由权利使数量巨大的人民交换对于政府的看法、表达对任何不喜欢政策的反对意见变得容易得多。
这些自由也让抗议变得容易。但由于人民喜欢这些自由，将它们赋予人民也能消解他们想搞垮政府的欲望。在民主国家，抗议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旨在推翻政府制度的反叛行为则很罕见。民主领导人必须奉行人民想要的政策，否则会遭到抗议，而由于人民可以自由集会，领导人除了给他们想要的，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们。当然，有时候领导人未能给予人民想要的，于是人民就很可能走上街头表达对某些特定政策的不满。比方说，当一个民主国家准备参战时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些人支持这样的决定，一些人反对。反对者常常通过上街示威让政府知晓他们的不悦；而如果人数足够多，示威活动持续足够久，他们能够促使政策发生改变。林登·约翰逊面对人们对其越南战争政策的极度不满，选择了放弃寻求连任。
在民主国家，抗议是为了警告领导人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民不高兴了，而如果政策不改变，他们将把无赖赶下台。然而在独裁国家，抗议具有更深层的目的：摧毁政府的整套制度，改变人民被统治的方式。
独裁者讨厌各种自由权利，因为它们使人民能更容易了解彼此共有的悲惨境况并相互协作起而反抗政府。任何时候只要可以的话，独裁者都要取缔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把自己和人民的威胁隔离开来。对独裁者来说不幸的是，由于缺少源自于这些自由的公共物品，人民很难有效地工作，因为他们很难方便地交换意见，哪怕是有关如何改善工作环境。而如果人民工作效率低下，独裁领导人就无法获得足够多的税收收入。
独裁者必须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没有足够的自由，人民的生产力就不足，干的活很少；但如果给予他们太多自由，他们会对领导人构成威胁。独裁者对税收财源的依赖程度限制了他们对人民的压迫程度。
自然资源充沛或外国援助源源不绝的国家罕有进行民主化的。它们是世界上压迫程度最高的国家。它们的领导人拥有回报核心支持者的资源，无须赋予人民权利。在这样的社会，尽管人民确实渴望变革，但不能依照这些愿望行事。缺乏集会的能力，协同对抗政府是件很困难的事。不仅如此，人民知道领导人有能力付钱让联盟来镇压他们。看到成功的希望如此渺茫，人民选择了低下头。抗议活动变得很罕见，有的话会带来更严酷的镇压。
但如果钱耗尽了会发生什么？
回头看看表7-1显示的截止2010年埃及获得的外国援助情况。随着埃及和以色列实现和平多年和成熟化，美国对埃及的援助一直在持续减少。减少的幅度相当可观，这意味着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在收买军队的忠诚支持方面越来越困难。全球经济增长减缓加大了援助对埃及的重要性。随着政府财源枯竭，反对派叛乱的机会来了。2011年初，穆巴拉克除了面对糟糕的经济和缩减的美援，也面临大规模的群众示威。
当独裁者缺乏充足的资源，统治人民就变得更加困难。首先以及最重要的，领导人必须奖赏核心支持者，否则他们就全跑了。领导人如果缺乏来自于外援、自然资源或借贷而来的收入，必须通过鼓励人民工作并进行征税来获得。不幸的是，有助于提升生产力的许多公共物品同时也会提升人民的协调能力，从而提高反抗的能力。不仅如此，由于领导人需要源自人民工作的税收收入，面对人民的反抗更可能做出让步，这与自然资源或现金储备丰富的国家情况不同。
导致人民反抗的因素相对不那么复杂。领导人通过提供公共物品、为提高人民的福利付出多少，决定了人民是否反抗。自由度水平决定了人民是否依照这些愿望走上街头。
然而，尽管全球很多国家中这两个因素都很突出，抗议行动还是比较罕见。它们需要导火索。
冲击性事件引发反叛
引发反叛的冲击性事件有多种形式。抗议行动极少自发发生。通常需要有某个事件来撼动现有体制并引发抗议活动。1989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剧变时，传染效应发生了重要作用。一旦有一个国家出事，周边国家的人民意识到自己的政府也许也不再刀枪不入。波兰举行自由选举在东德引发了抗议示威活动。当局势清晰显示东德安全部队不会执行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的命令进行镇压时，示威抗议活动日益高涨。东德成功的抗议活动鼓舞了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相似的抗议活动，如此这般。一个个国家发生剧变都对剩余国家发出更加强烈的信号。东欧各国政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倒台。倒台前每个国家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东欧的独裁者们再也无力向支持者承诺私人好处。相反，他们的很多党羽明白与其跟着失败的政权在荣耀中灰飞烟灭，不如抛弃。相似的故事在2011年的中东再次上演。随着突尼斯剧变，埃及人民意识到他们的领导人可能也不再坚不可摧。反叛能够成功的信念如此具有传染性，曾经铁板一块的中东迅速成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温床。巴林、约旦、也门、叙利亚、利比亚乃至其他国家的人民决定试试运气。
一次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一次未曾料到的权力更迭危机，或者一次将独裁国家经济推向崩溃破产边缘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同样会向抗议者发出战斗号角。还有一些冲击性事件则可以事先“策划”，指的是独裁者错误估计风险而做出的一些事。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操纵选举。
独裁者看来很喜欢举行选举。不管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应付国际压力（并获得更多外国援助）、缓解国内紧张局势，或为了获得一丝虚假的合法性，他们喜欢在选票统计上弄虚作假。选举当然好，获胜就更棒了。尽管如此，有时候人民会抓住某次选举的机会让领导人震惊，压倒性地将选票投给别人，让隐瞒真实投票结果变得很困难。
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愚蠢到举行了一次选举。他这么做为抗议活动提供了动力，不过被他侥幸逃过一劫。1985年，在利比里亚选举委员会花了几个星期时间“统计”选票之后，托马斯·奎翁巴发动政变向多伊发起挑战。也许奎翁巴把选举委员会的拖拉看做自己获得广泛支持的信号，同时也是选举委员会对他不支持的信号。当他的政变部队进入首都蒙罗维亚，群众走上街头游行庆祝时，不幸地，多伊的核心支持者保持了忠诚。反叛的代价现实而残酷，多伊的军队杀了数百名奎翁巴的支持者作为报复。
在后苏联时代的东欧，“合法化”的选举助长了公民反抗活动。选举创造了取代而不是维持现有政权的机会。2004年，已经执政两个任期的时任乌克兰领导人列昂尼德·库奇马决定遵守“不得超过两个任期”的规定而退休，这或许相当出乎他的核心支持者的意料。他选择的继承人是维克托·亚努科维奇。选举过程发生的故事简直像约翰·勒卡雷的间谍小说。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反对派领导人维克托·尤先科，选举前据称因二恶英中毒，导致面部受损。
在2004年10月举行的第一轮选举中，两名主要候选人各获得约39%的得票率，不得不在11月21日举行第二轮决胜投票，但官方的票数统计结果与出口民调结果大相径庭。甚至在第二轮投票结束之前，尤先科就已经号召支持者走上街头。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亚努科维奇胜选。然而，尤先科支持者举行的抗议活动持续高涨，前去镇压的安全部队被召回。最终乌克兰最高法院裁定第二轮投票当中存在大量舞弊行为，决定重新举行第二轮大选投票。结果尤先科轻松获胜。
联盟的动态是解释为什么安全部队允许人民上街示威抗议的关键因素。总统要换人了。尽管准备退休的现任领导人库奇马支持亚努科维奇，但他无法保证安全部队里的核心支持者在权力交替之后仍能获得留用。正如我们在路易十六和其他许多案例里看到的。安全部队拿不准是否能保住长期的特权，拒绝镇压群众，两面下注。没有安全部队控制街上的示威人群，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纷纷倒戈。人民将尤先科送上了权力宝座，但促使他们上街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看到安全部队明显不支持亚努科维奇。
有时候，触发一场反叛运动的冲击性事件纯属意外。自然灾难虽然给人民带来痛苦，但也有可能给人民带来权力。地震、飓风和旱灾的一个常见后果就是大量灾民流离失所。如果他们被允许在难民营里聚集，他们就有了机会组织起来反对政府。你瞧，难民营居然具有助长自由集会的意外作用。地震、风暴、火山爆发会聚集起大量几乎一无所有的绝望人民。它们也会极大削弱政府控制人民的能力。
1989年9月19日早晨，距离墨西哥城大约三百五十公里的太平洋米却肯断层发生里氏8.1级的大地震。墨西哥城的地质条件非常脆弱，因为它建立在特斯科科湖松软的湖积层地基之上。在地震期间，构成湖床的沉积沙土再加上高含水率导致土壤液化（也就是地面像液体一样活动）。这个城市的建设也没有民主可言，极少建筑物的抗震能力经过强化。结果就是，遥远的地震在全城造成严重破坏。确切的死亡人数有很大争议，但一般认为在1万到3万人之间。另有25万人无家可归。墨西哥政府几乎没做什么，人民被迫自我救援，组成救灾队挖掘幸存者和建立难民营。
因为需要而建立的这些难民营成了墨西哥城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基础。地震将绝望的人民聚合起来，他们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人。他们蜂拥涌入拥挤的难民营，共担对政府救援希望的幻灭。组织一场抗议集会突然变得相当容易。愿意参加的人是现成的，他们无可再失。由于政府几乎缺席，这些社会团体变成重要的政治力量，迅速展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由于无力对抗这些团体，政府只能迁就它们。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团体在墨西哥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3]
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当中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被赶下台的故事大致相似。1972年，一场里氏6.2级的地震袭击了首都马那瓜，造成大约五千人死亡并迫使25万无家可归的灾民涌入难民营。索摩查及其党羽从外界援助中捞取好处，却在妥善安置如此大量无家可归者方面什么也没做。这些难民营成为活动分子的组织基地，他们最终终结了索摩查的统治。
并非所有的独裁者都会犯忽视天灾或忽视难民营的产生这样的错误。看一下2008年缅甸的案例。丹瑞是缅甸（全称为缅甸联邦共和国）军政府领导人。尽管他被外界形容成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人，却深谙掌权之道。 [4] 2008年5月2日，一个名为纳尔吉斯的超强飓风横扫了缅甸南部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造成极大破坏。三角洲当地居民主要是贫穷的渔民和农民，灾难来临前没有收到任何警告。风暴摧毁了整片整片村镇。缅甸官方的死亡统计数据是13.8万人，不过其他机构估计死亡人数可能高达50万人。
没有人会因风暴发生或地势低洼地带的村子抵挡不住风暴潮而指责丹瑞。然而，缅甸的军政府没有发出任何预警以及在发生灾难后在救灾方面毫无作为，这就应该受到指责。实际上他们比毫不作为更糟糕：他们拼命阻挠国际救援人员和物资进入缅甸。位于缅甸南部的大城市仰光本身也遭到风暴重创，很多仰光人试图前往三角洲地区救助那里的灾民。但他们不被允许。小商小贩只能私运少量食物进入灾区。
国际社会行动起来提供救灾援助。当成千上万灾民死于饥渴，装满救灾物资的大量船只却只能停靠在海岸。军政府拒绝国际救援人员入境。几乎不可能获得签证。信息极端匮乏。缅甸军政府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但只能以政府对政府的形式。事实上丹瑞相当于对外界说：“拿钱来，但人不能进来！”
灾难发生一个星期之后，军队进入三角洲地区一些较大的村镇。他们不是去帮忙，而是去驱散聚集在学校和寺庙的难民。尽管每个场所的难民人数不超过几百人，军队还是把他们从避难所赶出来，要他们回家。这毫无意义，因为他们的整个村镇都已经被摧毁，他们没有食物、饮用水、衣物或可以避难的地方可以回去。事实上，有人观察到：
幸存者被塞上小船运回他们刚刚逃离的已遭摧毁的村子。在一些地区清扫工作迅速展开，随着紧急阶段正式结束，官方要求人们在6月2日之前回到他们的村子，这是新学期开始的日子。但幸存者根本不知道要回到哪里；他们以前称之为家的地方难道还有什么东西留下吗？在那里他们又如何获得食物和水？ [5]
政府连这些问题都懒得回答。
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纪录片《风暴之眼》中可以看到一名缅甸军政府高级将领在向一群幸存者发表讲话。 [6] 忍饥挨饿、极端贫困的灾民请求政府提供一点米。这名将军对他们说现在他来了（但仍然没有提供帮助），他们必须回到自己的村子并“努力工作”。军队一边夺走允许入境的少量救援物资（拿到黑市去贩售），一边告诉灾民他们可以吃青蛙。实际上政府是在告诉这些幸存者滚开，默默死掉：惨无人道到极限，但却是上等的小联盟政治。死人是不会抗议的。
自然灾难总是政府生存的灾难吗？
地震或其他自然灾难会撼动政治体系。然而在不同制度下，这种撼动的性质大不相同。民主国家领导人对与自然灾害相关的伤亡非常敏感。眼睁睁看着人民死亡会显示出严重的政策失败。民主领导人需要施行好的公共政策以回报数量庞大的支持者。如果他们做不到，他们就很容易被赶下台。在民主国家，因自然灾害引起的死亡会引发抗议以及导致领导人下台。
为了揭示非民主国家和民主国家因拙劣的救灾表现所造成的政治后果的不同，我们来比较纳尔吉斯飓风和卡特里娜飓风。卡特里娜飓风于2005年8月袭击了美国的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这是美国历史上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一次自然灾难，估计损失高达810亿美元。因灾死亡人数为1836人。
从小布什总统到新奥尔良市长雷·纳金，美国政府饱受救灾不力和缺乏领导力的指责。纳金延误了发布撤离令的时间，直到飓风来袭前19个小时才下令全城撤离。结果就是很多民众被困。接下来，新奥尔良“超级巨蛋”橄榄球场设立紧急避难中心，一下子被3万人挤满，而不是原先预计的800人。联邦救灾行动姗姗来迟。许多伤亡者是被炎热和脱水击垮的病人和老人。
美国领导人的乌纱帽在灾难面前岌岌可危。不少观察家认为卡特里娜飓风是造成共和党在2006年中期选举乃至2008年总统大选失利的重大原因。不过，虽然很明显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救灾行动原本不该这么差，但与纳尔吉斯飓风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对照起来，尽管至少13.8万人因灾死亡，2010年丹瑞有恃无恐地允许举行一场荒唐的大选，军政府在背后支持的政党轻松获胜（至少根据官方公布的结果）。
从墨西哥和尼加拉瓜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独裁国家，自然灾难可以演变成一股号召力量。灾难会聚集起现政权的反对者，使他们的相互协调变得相对容易。不过，因灾死亡人数多少对独裁者能否继续掌权几乎产生不了影响。事实上，别的不说，灾难中死的人越多越有利于独裁者的政治生存。
正如我们知道的，独裁者并非通过奉行有效的公共政策去收买政治支持。把资源用于拯救人民生命就没法用在党羽身上了。不仅如此，我们也知道，独裁者非常擅于利用国际社会。让更多人死掉实际上可能会帮他获得更多国际援助。这些结果的含义令人不寒而栗。因此没什么好奇怪的，独裁国家的天灾死亡人数大大超过民主国家的天灾死亡人数。
让人民死掉在独裁国家是一种上佳的治理方式，如果是在民主国家则会对领导人任期造成灾难性后果。对天灾 [7] 、死亡人数和领导人任期三者之间关系的详细统计分析非常复杂，我们来比较一下一个国家发生里氏5级以上地震造成200人或200人以上死亡的情况和发生相同规模地震但死亡人数较少的情况。我们要特别关注在各自的情况下该国领导人在地震发生后两年内被赶下台的几率。
一场地震本身不会对民主领导人的政治生存造成威胁。但是如果有200人以上因灾死亡，领导人几乎肯定会下台。在通常的情况下，在任何给定的两年时间段里，任何民主领导人下台的几率是40%。但如果国内发生造成200人以上死亡的地震，民主领导人下台的几率飙升到91%。我们认为情况就是这样，因为民主领导人本应该奉行有效的公共政策，而所谓有效的公共政策就包括贯彻执行严格的建筑标准以及灾后实施优秀的救援和重建工作。在这样一场震灾中死亡人数过多无异于向每个人发出信号，即领导人没有做足够的工作保护人民，因此他必须下台。
独裁领导人下台的风险要小于民主领导人，与地震相关的死亡人数对他能否继续掌权几乎不会造成影响。在任意一个两年时间段内，有22%的独裁者会丢掉权力。如果在这个两年时间段的第一年他们的国家遭受里氏5级或以上的地震，独裁者下台的风险上升到30%。然而，如果因灾死亡人数超过200人，独裁者下台的几率反而回落到24%。地震灾民被迫涌入难民营并组织起来反抗政府，这会对独裁者构成威胁。如果人民在地震当中死掉当然就没法组织起来，就不会对独裁者的政治生存造成威胁。基于这些事实及其内在诱因，地震中死亡超过200人的案例在独裁国家比民主国家普遍得多。 [8]
并非所有的灾难在独裁者的眼里都是一样的。独裁者特别提防发生在重要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自然灾害。【在中国，对灾难的管理特别突出了这一点。2010年，偏远的青海省发生地震，中国政府最多只是做出了半心半意的反应。与此相反，政府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的救灾处理赢得了大部分国际社会成员的认可。两者差异如此鲜明，正是受到了政治因素的驱动。四川地震发生在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非常重要的地域中心，在那儿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可能威胁到政府。而青海地处偏远，政治上几乎无足轻重，那儿的抗议活动对政府几乎不构成什么威胁。对那些不能威胁到他们的人，政府确实也很少伸出援手。】 [*26]
对革命或其威胁做出反应
无论是一场无法预测的地震、一次权力更迭危机还是一次金融危机都会造成反叛的威胁，像雷电一样袭击领导人。面对这样的威胁，什么才是正确的回应方式？历史告诉我们，有人严厉镇压反叛者，有人屈服，有人主动进行改革。政治的规则会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的情况导致不同的选项。
成功的反叛活动、群众运动和革命并不常有，但也并非极其罕见。成功的叛乱活动最终催生了民主制虽然相当少见，但确实有过先例。革命或革命者确实做到他们承诺的：创造一个民主国家改善人民生活——这样的革命或革命者有什么特点？革命失败或革命者根本不进行民主化，这样的革命又有什么特点？我们还是从老朋友缅甸将军丹瑞说起。
丹瑞军政府想尽办法让缅甸人民保持贫穷、孤立和无知。那里没有新闻自由，不允许人民聚集。极少外国人能获准入境，就算有，警察也会全程监视。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民协同组织反抗政府变得非常困难。人民渴望变革，但政府让他们的愿望几乎不可能实现。2005年《经济学人》杂志一篇文章生动描绘了缅甸人民到底有多不开心，记者回想起当地人不断问他怎样才能说服美国入侵缅甸：“外国入侵是美好的希望，而不是令人担忧的事情。” [9] 缅甸人民希望成为第二个伊拉克！人民对变革的渴望如此强烈，难怪丹瑞对抗议活动如临大敌，聚精会神予以阻止。
像许多人一样，丹瑞采取独裁者都爱的方式消除大规模政治运动带来的威胁。他镇压人民。他不需要收买人民，因为缅甸被自然资源所祝福，或诅咒，看你从哪个角度理解了。缅甸是天然气、硬木、宝石、黄金、铜和铁的出口大国。 [10] 举例来说，它每年出口140万到160万立方米的硬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价值昂贵的柚木，据估计每年因此创汇3.45亿美元。我们说“据估计”是因为无法掌握确切的数据。2001年，中国的报告显示从缅甸进口了51.4万立方米硬木，但缅甸方面对应的出口数据只有3240立方米。未被记录在案的硬木出口所带来的收入大概都进了将军们的口袋，而不是用于提高人民福利。它肯定没有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缅甸木材业在出口前的产品加工几乎完全停滞，因为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当然，缺乏道路也会让人民更难进行集会从而威胁到政府。2005年之后这一点尤其明显，政府将首都由仰光迁到中部一个山区城市内比都，很少人被允许访问该城。
缅甸也是世界上主要的翡翠和红宝石生产国。2007年的宝石拍卖据估计为缅甸带来了3.7亿美元收入。不过，缅甸最大的出口产品是天然气。目前近海天然气田的年产值在10亿到15亿美元之间。随着其他新气田的开发以及中缅天然气管道的开通，未来几年缅甸的天然气收入还将继续增加。这些收入的极少部分进入了缅甸政府的经济账。缅币对美元的官方汇率是6∶1左右，然而实际汇率比这高200倍。这意味着政府可以把出口天然气的美元收入按官方汇率折算为缅币存进政府账户，私吞掉99.5%的实际收入。
缅甸很穷，丹瑞很富。他是一个幸运的领导人。由于他不用依赖人民的劳动，因此可以无情地进行镇压。这意味着缅甸人民虽然境况悲惨，但不容易造反。如果他们这么做，丹瑞有足够资源收买军队的忠诚，确保自己掌权。
2007年2月，多家报纸报道了发生在缅甸的一场微型抗议活动。有15人（有的报道称25人）聚集在一起抗议政府。他们要求基本的人权。不到30分钟，许多抗议者以及一名采访的记者就被逮捕。政府把任何形式的抗议活动都视为生存的潜在威胁，这不是没有理由的。1962年，吴奈温将军通过政变上台，施行社会主义政策。1988年爆发了抗议活动和骚乱。在1988年8月8日（1988/8/8，这在许多亚洲文化当中都是一组幸运数字），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杀害了数千人。暴行引发的抗议活动迫使吴奈温退居二线，同意在1990年举行全国大选。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获得压倒性胜利，得票率为58.7%，赢得了议会492个议席中的392席。然而，随着示威抗议活动得到控制，缅甸军政府直接无视选举结果，继续军人统治。
丹瑞于1992年上台。他的政权迅速扑灭了上述2007年2月的抗议活动，不过，2007年8月发生的事证明了他这么做是对的。8月19日，大约500名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油价上涨，活动领导者是一些参加过1988年抗议行动的学生领袖。这次示威活动持续了许多天。随着军队展开大范围抓捕行动，示威人数降到了百人以内，但到了9月，随着数百名佛教僧侣加入示威游行，活动再次升级。军队对僧侣大打出手。两名僧人被绑在一根灯柱上遭到毒打，有报道称其中一人被打死。
佛教僧侣在缅甸很受尊敬。僧人遭到的暴力对待引发了更进一步的示威抗议活动。一名政府代表被示威群众围困了六个小时。全国各地的僧侣做出倒扣钵盂的象征性动作表达对政府的抗议，这一仪式被称为“塔贝茂克”。宗教服务活动拒绝对任何军队人员开放。各地僧侣团体纷纷展开游行，抗议活动日益升级。人们开始谈论“藏红色革命”，藏红色是僧袍的颜色。这正是丹瑞最害怕的。
从9月25日开始，政府下令对示威群众展开武力镇压，军警一开始使用橡胶子弹，随后就动用真枪实弹。军方还搜捕寺庙，将不少僧人连夜抓走。其余僧人被驱赶回乡下，防止他们聚集。三天之后，示威活动完全平息。尽管缅甸政府动用武力最终击溃了所有反对者，但代价高昂。僧侣的崇高地位意味着许多士兵不太愿意伤害他们。政府曾一度担心军队可能不愿袭击寺庙。虽然最终军队还是动手了，但无疑政府要耗掉很多资源来收买这样的忠诚。
丹瑞采取的行动虽然残暴无情，却代表上佳的独裁政治。他延续了自己的统治。做一个领导人比做一个好人重要，在这方面丹瑞并不孤单。在世界上众多自然资源丰富的独裁国家，人民生活相当悲惨。在这些国家，政府阻止人民协调沟通。他们的生活孤立、痛苦、缺乏生产性。但革命和抗议活动并非无望的行动，下一组例子将揭示这一点。
权力归于人民
历史上有一些革命不仅成功推翻了肮脏的旧政权，还成功建立起与民友善的政府。美利坚的乔治·华盛顿、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印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是其中的一些例子。也许更有意思的是，有不少面临革命威胁的领导人主动民主化以保留权位。加纳的杰瑞·约翰·罗林斯就是一个绝佳例子。在这些实现民主化的革命当中有一条共同的主线，这条主线在那些新独裁者取代旧独裁者的革命当中是没有的，比如【中国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 [*27] 波费里奥·迪亚斯领导的墨西哥革命以及乔莫·肯雅塔领导的肯尼亚革命。
如果一旦在推翻旧政权之后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财富可以依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常常会争取民主革命。这些“好”革命家没有利比亚的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或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那么走运。2011年到处蔓延的革命运动对卡扎菲造成了致命威胁，但他的石油财富为他带来了抗衡反叛者的坚实基础。他有钱收买军队的忠诚，这是他资源匮乏的突尼斯和埃及邻居没有的。他们与好革命者一样，必须依赖人民的生产活动才能获得用于回报支持者的收入。为了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好的革命领导人必须增加人民的自由。如果人民可以会面、交流，会挣得更多。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农民用上了电话、能读到报纸或收听广播，他们就可以了解市场价格信息。这让他们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将农产品拿到合适的市场上出售。道路和运输网络会减少交易成本。由于可以挣得更多，农民工作更加努力，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不过对领导人来说很头疼的是，同样的自由权利也会让人民组织起来。同样是这些有助于提升生产力的媒体、电子交流手段和道路交通也会让同样这些农民很容易了解到反政府示威活动的信息并参与进去。正如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降低了人民协调组织的门槛一样，增加人民的自由权利也会让抗议活动更可能发生。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面临着两难局面。苏联的经济在恶化。没有额外收入的话，他无力回报核心支持者。他可能指望过俄罗斯丰富的石油资源，可惜那时候国际油价不振。对他来说，遏制反叛发生的最佳方式就是为苏联经济松绑，尽管这意味着要赋予人民更多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戈尔巴乔夫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愿意承担这一风险。
一些人可能会提出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比缅甸的丹瑞将军更好的人。也许他是，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镇压了阿塞拜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发生的受到宪法保护的分离主义运动。苏联军队对那些共和国的人民争取自由的行动采取的应对措施绝不是一位开明领导人该采取的措施。苏联黑色贝雷帽部队在立陶宛打死了14人，打伤150人。 [11] 一周之后，苏联军队在镇压拉脱维亚的独立运动时又打死4人，打伤20人。 [12]
为什么开明的戈尔巴乔夫要采取这些严酷的行为？他是在回应来自他的致胜联盟内部的政治压力。苏军高级将领以及其他人敦促戈尔巴乔夫在分离主义地区实施中央直接统治。他们在一封流传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中提出：“如果宪法手段被证明在反对分裂主义者、犯罪投机者和持续导致人民流血的准军事势力方面无能为力，我们建议在主要冲突地区实施紧急状态并由总统直接管理。” [13] 戈尔巴乔夫明白无视他的联盟中关键军方人物和政治人物会造成什么政治风险。
戈尔巴乔夫未能彻底消除分离主义运动是党内强硬派决定发动政变推翻他的重要诱因。鲍里斯·叶利钦的支持群众占领红场，逼退政变势力后，戈尔巴乔夫短暂地恢复权力。但对他来说伤害已经造成。恢复权力之后，他承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独立，却发现自己已经无力继续维持自己的政府乃至苏联的存在。三个月后，苏联正式解体。
戈尔巴乔夫施行的旨在重构苏联政治经济体系的改革政策，可以被解读为他试图增加政府的收入以阻止出现类似分离主义运动及其政治后果这样的麻烦问题。他和他的政府的努力失败了，不过这就是所谓冒险的含义。有时候事情如你所愿，有时候不。
今天俄罗斯的民主化道路充满曲折。在鲍里斯·叶利钦的后戈尔巴乔夫政府统治下，俄罗斯曾维持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不过现在的情况有些微妙。俄罗斯刚刚开始依赖大联盟和善治的政治体制出现变化。之所以如此，我们前面说到，俄罗斯的石油资源非常丰富。不像可怜的戈尔巴乔夫执政期，现在的俄罗斯恰逢国际油价创下历史新高，当局有能力收买核心支持者为其粉碎反对派，并且很可能还有充足的额外的钱可以让老百姓足够开心，使他们不会因为丧失了自由而反叛。
自由权利的扩大是即将民主化的明显信号。经济必然性是促使领导人做出让步的决定因素之一。另一种情况是，领导人本身就是在大联盟的支持下上台的，比如乔治·华盛顿、纳尔逊·曼德拉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原因各不相同，但他们每个人都在一个大联盟的支持下开始行使权力，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尽力维持联盟至少一段时期作为政府生存的必要支撑。
当华盛顿成为美国总统时，“美利坚合众国”被人视为一个复数名词。那时候人们更认同自己所在的州而不是整个国家。华盛顿领导的军队依赖于从十三个殖民地招募士兵，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政府，每个殖民地政府自己支付殖民地军团的军饷。华盛顿需要得到各殖民地的广泛支持，因此他打从一开始就被迫接受了一个大联盟。在那种情况下他必须做凡是大联盟领导人都必须做的事——优先大量提供公共物品而不是私人好处。在这些公共物品当中首要的就是《权利法案》，保障对民主的、大联盟的统治具有核心意义的自由权利。没有这些权利的话，各州不可能批准宪法，不可能居于一个单一政府统治之下。
纳尔逊·曼德拉的故事相当类似。他领导的政治运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花了几十年时间反抗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经过长期努力和暴力斗争，还是无法推翻白人压迫者的统治。坐了27年大牢、多次拒绝以放弃暴力主张为条件提前出狱的曼德拉最终看到了另一条道路。
可能由于受到国际制裁的影响，南非经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急剧下滑。1980年南非的人均年收入为3463美元，但到了1993年下降至2903美元， [14] 这一年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的白人政权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为举行不分种族大选铺平了道路。德克勒克和长期当政的前任总统博塔都深陷麻烦，因为经济衰退使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持续收买压迫人民所需的忠诚。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持政府需要更多的钱。钱只能从人民那里拿来，但很多人民已经在反抗种族隔离政府。面对困境，种族隔离政权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殊死斗争到最后，要么与曼德拉达成交易。他们——以及他——选择了后者。
与曼德拉和非国大的交易意味着所有南非人获得平等权利。实际上就意味着绝大部分选民是种族隔离时代遭最严重歧视的人。结果就是国家民主程度和人民自由程度都得到了提高。随着非国大控制政府的欲望日益强烈，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改变还有待观察。这是将来南非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危险，除非反对党赢得职位以及各党轮流执政，否则南非有可能走上津巴布韦的老路。
与南非相似，以约舒亚·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罗伯特·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伊安·史密斯的白人政权达成的协议为基础，津巴布韦走上了通往民主的道路。但一旦穆加贝权力足够稳固，他就像俄罗斯的普京一样，逆转了津巴布韦的民主化进程。他把津巴布韦变为一个腐败、寻租、小联盟的政权，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无论黑人还是白人。
加纳的案例复制了华盛顿、曼德拉和其他人的成功，但出发点大不相同。在那里，与其说是革命导致了民主还不如说是革命的预期导致了民主。
加纳的杰瑞·约翰·罗林斯非常明白，解放加纳的经济和赋予人民权力将危及他的权位。但他同样认识到自由化并不意味着人民必然会起而反叛，或必然引起联盟的不满。罗林斯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模范人物。他实施了它们要求的经济改革，使加纳经济充满活力。他还进行了民主改革，在担任两届加纳总统之后下台。不过，罗林斯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而且人民也并非如这幅美好画面可能暗示的那样对他感到十分满意，如果你相信他的一位主要政治对手阿杜·博亨教授所说的。
博亨描述了罗林斯对于加纳人民表现出来的顺从性所做的解释。他说：
根据罗林斯的说法，“人民面对并且将继续面对艰难困苦。很自然地，人民会抱怨。但加纳人民忍受住了物资匮乏、交通困难、低工资以及其他各种问题，却没有发生大规模抗议，这个事实表明他们对我们的正直有信心，对‘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政府的正直和良好用心有信心。来自其他国家的访问者都感叹，假如他们国家的情况和这里相似，早就发生骚乱了。但加纳人民明白，他们受苦根本不是为了让一个腐败的政府发财，我们受苦是为了集中所有的资源去建设一个公正繁荣的社会。”
对此，博亨回应到，“很抱歉我无法赞同罗林斯对于加纳人民顺从性的解释。我们没有举行抗议活动或制造骚乱并不是因为我们信任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而是因为我们怕它！我们害怕被拘禁，被整肃，被拖到公民审查委员会或国家调查委员会面前，或遭到各种各样的折磨……他们一直在抗议，只不过采取一种微妙而安静的方式——这就是沉默的文化。” [15] 在博亨的描述中，1989年的加纳弥漫着压抑氛围。不过，1989年的情况其实已经比以前好很多，博亨能做出上述言论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
1982年1月11日罗林斯攫取权力的故事经常被人以圣经般的语言描绘。由于他名字的开头字母缩写为“J·J·”，他经常被人称为“耶稣二世”。而这是他的第二次降临。他在1979年就曾经领导过一次军事政变。罗林斯拥有电影明星般的俊朗外表，魅力横溢。但魅力不是让他稳坐权力宝座的原因。在小联盟体制下，压迫人民和对核心支持者提供丰厚回报是领导人的必做功课，罗林斯也不例外。在他统治的头六个月里，有180人被杀害，上千人被逮捕和拷打。罗林斯的忠诚士兵因残暴而闻名，他通过大规模提高军费开支收买了军队的忠诚。尽管经济和政府财政完全崩溃，罗林斯知道他最需要谁的支持，并优先付钱给他们。
罗林斯拥有阻止抗议活动的天才。他通过限制纸张供应来扼杀任何自由的媒体。同时他的支持者渗透进工会，在很多年里使罢工几乎不可能发生。他任何时候都预防发生自由集会。1983年1月，尼日利亚宣布驱逐140万名在尼日利亚工作的加纳人。在几周时间内，加纳人口的10%——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从尼日利亚潮水般返回贫困的加纳。成千上万满腹抱怨的失业者将在首都到处晃荡，这样的前景吓坏了加纳政府中的很多人，有人建议关闭边境阻止他们回来。罗林斯没有这么做，而是敞开双臂欢迎他们回国，但回来的人立即被运送回他们家乡的村子。这一大规模运送工程避免了出现在墨西哥和尼加拉瓜那样的难民营。这一处理方法远远比丹瑞人道。
罗林斯面临的最根本问题在于加纳破产，经济几乎彻底崩溃。加纳的粮食产量在非洲排名倒数第二，只比垫底的乍得多。加纳经济困局和政治回报体系的核心是汇率操纵。加纳货币塞地的官方汇率比黑市汇率高很多。核心支持者被允许以官方汇率兑钱，然后再去黑市倒手。不幸的是，这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农民把农产品运到市场上销售的收入还不足以支付汽油的费用。市场上70%的农产品是农民扛在脑袋上运过去的。农作物走私到邻国成为常态。政府于是将走私行为定为重罪。由于没有什么产品可供出口，加纳丧失了借贷能力，因而破产。
罗林斯遇到了大麻烦。他夺取了政权，想推行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但他需要钱。正如娜奥米·哈赞所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资源在哪里，而是它们到底存在不存在。” [16] 为了解决经济问题，罗林斯首先关闭了所有大学，叫学生去帮助农民收割农作物。但这样的措施远远不够。人民饱受饥饿之苦。加纳没有足够资金进口粮食和发放军饷。作为一名遵守规则的优秀独裁者，罗林斯知道最该优先做什么：付钱给军队！很快，骨瘦如柴的人民突出的锁骨有了一个很流行的委婉说法，叫做“罗林斯项链”。他向苏联寻求帮助，怎奈苏联正在面对自己的财政问题，尽管罗林斯的政治立场已经向左转，苏联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
此时的J·J·（杰瑞·约翰）进退两难。他需要钱，而唯一能来钱的方法就是鼓励人民回去工作。1983年初他开始进行政策大逆转。加纳塞地被允许贬值。付给农民的农产品价格得到提高，对汽油、电力和医保的补贴被取消。国际金融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很高兴看到有人奉行他们的政策，但许多罗林斯的亲密盟友却不高兴。政策改变也伴随着人事变动。他导演了一次出人意料的人事调整行动，在他的目标人物能够组织起来反对他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他的一些最亲密盟友一夜之间丧失了影响力。其中一些人被处死，比如劳工活动分子约阿希姆·阿马提·克维（据称参与了一项谋杀法官的著名案件）。还有些人流亡国外，比如激进的学生活动分子克里斯·阿提姆。
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到1985年，“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最早的那批委员只剩下罗林斯自己一个人。罗林斯统治路线调整的进一步标志就是，“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的规模由当初的6人扩大到了10人。没有哪个领导人会自愿增加联盟人数，除非他认为这么做有助于维护自己的权力生存。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罗林斯是不得已才走上民主道路。他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他需要钱。为了得到钱，他实行了赋予人民权利的政策。渐渐地，人民的胃口变大了。“罗林斯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通过解放经济和开放电波，人民获得了发言权。人们感受到增强的信心。随着经济危机缓解，人民开始觉得“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些，不需要有人教我们怎么做”。 [17]
我们前面看到，到1989年博亨教授已经可以轻松地公平批评罗林斯。就算是博亨都必须承认改革改善了经济。“罗林斯项链”被“罗林斯马甲”取代（肚子胖了）。为了实行让人民满意的政策，罗林斯允许联盟逐渐扩张，同时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1988年和1989年，地方被允许举行选举。罗林斯总是快人一步，而不是去激怒群众。当一些关系松散的政治势力联合起来发起“追求自由公平运动”并要求举行多党制选举时，罗林斯趁着反对派仍然组织混乱，抢先提出举行大选，以此将威胁消弭于无形。在1992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中，他干脆利落地击败了新爱国党领导人阿杜·博亨。尽管有一些争议，但国际观察家认为选举结果基本上是公平的。
加纳以后举行的大选也基本上公平。罗林斯和他的全国民主大会党在1996年再次赢得大选，他击败了新爱国党的约翰·库福尔。2000年罗林斯下台后，约翰·库福尔当了两届总统。2008年全国民主大会党的候选人约翰·阿塔·米尔斯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大选中为该党夺回了总统宝座。
罗林斯需要钱，来钱的唯一方式就是赋权给人民。通过允许人民自由集会和交流，他提高了人民的生产力。但这同时使人民更容易协调组织起来反对他。他通过妥协使自己占得先机，成功避免了抗议和革命的发生。不过他无法永远避免遭到抗议。1995年大约有5万到10万人在首都阿克拉举行“库米·普里科”游行，或称“我们受够了”游行。政府原本想阻止游行但被法院否决。独立的司法体系不仅鼓励创业精神，还保护人民的公民权利。
今天的加纳是一个经济上非常有活力的民主国家。它从独裁制向民主制的转型发生在极具传奇色彩的J·J·罗林斯的领导之下。不过我们得记住，他是一个不情愿的民主领导人。假如他当初能获得所需资源的话，他肯定会固守他的社会主义革命。最近加纳正在开发一处近海油田，如果当初罗林斯有这样的收入或者苏联有资源为他提供支持，很可能他到现在还在掌权，加纳会变得更穷更压抑。
我们从加纳、南非和苏联的案例中看到，当一国经济濒临崩溃时常常会出现革命时机——这时领导人已无力再收买军队的支持。实际上绝大多数独裁国家不可避免会发生这种情况。它们的寻租、腐败、低效的经济模式使其成为必然。
在这种时机，受到威胁的政府经常将遇到的困难归罪于国际社会。毕竟，压迫性政权的领导人曾经用政策让步换取以相对宽松的条件从富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现在这些政府面临沉重的债务负担，无力偿还。恰恰由于他们陷入债务违约危机，他们很难进一步获得更多钱。这时候很多善心人士在大声疾呼什么呢？债务减免。
我们必须重申先前说过的观点。对独裁者来说，金融危机就是政治危机。独裁领导人毫不在意从人民那里窃取财富，摧毁本国经济。而现在资金捉襟见肘，他无法保持联盟的忠诚，发生政治变革的机会就出现了。如果国际社会减免了他的债务，独裁领导人就可以再次开始借钱支付给党羽，使自己继续掌权。尼古拉斯·范德瓦尔比较了危机期间贝宁、赞比亚和喀麦隆、象牙海岸的命运。 [18] 对于前两个国家，国际金融机构撤回了对它们的支持，这两个国家实现了民主化。对于后两个国家，法国提供了金融支持，结果什么改革都没发生。
当一个独裁者面临国家经济崩溃、有可能发生人民抗议活动时，我们对外部观察者提供的第一条政策建议是：别去拯救独裁者；不要减免他的债务，除非独裁者首先让自己的权力接受真正风险的考验，包括允许集会自由、新闻自由、组党自由以及举行自由竞争性选举，在其中独裁者所在政党不得在竞选资金、集会权利以及其他方面具有优势地位。只有在确立了这些自由以及政治竞争之后，才能考虑任何的债务减免。只要出现一丁点的选举欺诈或自由倒退的迹象，就应该立刻中止资金供给。
正如我们先前看到的，外国援助对可鄙的独裁者和民主国家捐助人和领导人来说是福利。因此实际上很难说服人们通过切断对受援国的援助以促进该国民主化。但如果机会来临，人们应当抓住它。与提供债务减免或新贷款一样，对外援助也应该和受援国真正进行政治改革挂钩，而不是与相关承诺挂钩。只有当独裁领导人接受有可能被人民推翻这种风险的考验，他们才值得获得援助。只有当领导人同意接受财务审计以调查并公布腐败行为，他们才能成为旨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外国援助的候选人。那些拒绝接受竞争性政治、拒绝曝光并纠正腐败行为的领导人只会窃取外国援助，如果没有压倒性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正当理由，他们不应该得到外国援助。
领导人发生更迭——无论是通过革命还是因为现任领导人出人意料死亡或退休——会产生一个民主变革的机会窗口。我们以前说过，就新领导人容易被废黜而言，一个领导人执政的初期岁月是他最危险的时候。实际上，在他们执政的最初几年有强烈的动机要装出一副民主的样子，这正是因为执政初期民主领导人生存下来的机会高于独裁领导人。举例来说，劳尔·卡斯特罗从哥哥那里继承统治权之后，即着手进行了一些改革。劳尔需要巩固自己的权力，需要让他的支持者安心，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他必须改善国家的经济。他的解决方案：引进某些经济竞争，采取一些自由化的政治行动。自革命之后，现在的古巴从私人商业获得的好处前所未有。人民用上了移动电话，有了一些互联网使用权，扩大了信息接触面，增加了与同胞的交流，即使不是面对面。但将来会怎样，这是个问题。
上面提到的种种方法正是自由主义国家促进民主改革进入锁定状态所能采纳的手段。但他们有意愿这么做吗？悲哀的是，这不太可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1] 本章的部分内容来源于我们的其他学术著作，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政治生存与内生制度变革》，载于《比较政治研究》42，第2期（2009），第167—197页；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国际政治的原则》，华盛顿特区：CQ出版社，2009；以及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阿拉斯泰尔·史密斯、兰多夫·席弗森和詹姆斯·莫罗：《政治生存的逻辑》，剑桥，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3。
[2] 弗兰克·D·考恩菲尔德：《茅茅党的起源和壮大：一个历史考察》，肯尼亚立法会1959/1960年会议文件第5号（内罗毕：殖民地与肯尼亚受护国政府，1960），第301—308页。
[3] 茱莉亚·普雷斯顿和萨缪尔·狄龙：《开放墨西哥：一个民主国家的建立》，纽约：法拉尔，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2005。
[4] 艾玛·拉尔金：《一切皆破碎：缅甸大灾难的故事》，纽约：企鹅出版社，2010。我们大量引述了她对缅甸政治的观察。
[5] 艾玛·拉尔金：《一切皆破碎：缅甸大灾难的故事》，第78—79页。
[6] 《风暴之眼：缅甸历史转折点》，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广角纪录片系列，WNET·org，2009年8月19日。
[7] 亚里扬德罗·奎罗兹·弗洛雷斯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从灾难中幸存》，工作论文，纽约大学，2010年。
[8] 这是真的，即使地震更容易袭击民主国家。
[9] 《经济学人》，2005年6月21日。
[10] 朱利恩·列维斯克:《玉之主人：缅甸自然资源的拙劣管理》，载于《和平与冲突研究院》，当期摘要，第60期（2008年3月）。
[11] 弗朗西斯·X·克莱恩斯：《苏联的镇压：拉脱维亚领导人试图安抚克里姆林宫》，载于《纽约时报》，1991年1月17日。网络存档参见http://query.nytimes.com/gst/fullpage.html?res=9D0CEED81030F934A25752C0A967958260。
[12] 安德烈斯·普拉肯斯：《拉脱维亚简史》，斯坦福，加州：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95。
[13] 《纽约时报》，1990年12月。网络版见http://www.nytimes.com/1990/12/20/world/gorbachev-urged-to-consider-crackdown-in-republics.html。
[14]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人均GDP以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15] 阿尔伯托·阿杜·博亨：《加纳的斯芬克斯：对当代加纳历史的思考，1972—1987》，J·B.丹夸纪念讲座，第21期，1988年2月，阿克拉，加纳：加纳艺术与科学学院，第51页。
[16] 娜奥米·哈赞：《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统治下的加纳政治转型》，收录于唐纳德·罗斯柴尔德编辑的《加纳的政治经济学》，博尔德：琳妮瑞纳出版社，1991，第27页。
[17] 阿克拉前市长纳特·努诺·阿玛特菲奥在接受阿拉斯泰尔·史密斯采访时说的话。
[18] 尼古拉斯·范德瓦尔：《非洲经济与永久危机政治，1979—1999》，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第241—242页。
第九章 | 战争，和平与世界秩序
《圣经》中对战争的首次纪录是关于创世之后两千年的时候，示拿王、以拉撒王、以拦王、戈印王这四个国王为一方与所多玛王、蛾摩拉王、押玛王、洗扁王和比拉王这五个国王为一方交战。自此之后，世界上的战争间隔期从来没有那么长过。实际上可以很公平地说，我们的世界充满战争——它只有一点点和平，几乎没有任何秩序可言。我们认为人类饱受战争摧残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太多的领导人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没有获得正确的建议。也许，只是也许，以我们的政治生存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我们可以找到建设一个更和平与更有秩序世界的一些方法。
人们经常说战争超越了日常政治，超越了党派之争。但事实是，战争天生就是政治性的。19世纪的普鲁士士兵和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做了最好的描述：“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正如我们知道的，所有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生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法国领导人乔治·克列孟梭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战争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让将军们来决定。”他是对的。与玩政治的老手相比，将军们在打仗方面很蹩脚。尽管完全违反直觉，但事实上领导军政府的军人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独裁者在打仗方面的表现远远逊色于领导民主政府的同行。因此我们要详细比较不同领导人在关于如何打仗和什么时候打仗方面获得的不同建议，这一点很重要。事实表明，独裁领导人和民主领导人应该听取和遵循不同的专业意见。战争是关于国内政治的，我们认为最好把它放在可相互替代者和不可或缺者这种框架内来理解，把它从国家利益、国际均势这种宏大观念背景中解脱出来。
打仗 [1]
2500年前，孙子写了一本关于如何打仗的书。尽管两千多年来他的建议对无数领导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美国外交政策顾问们的观点却与孙子的兵法相矛盾。
罗纳德·里根的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小布什的第一位国务卿柯林·鲍威尔以及比尔·克林顿的第二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都曾就美国应该在什么时候和怎么打仗提出过自己的理论，但都与经过时间检验的孙子的教导彻底相悖。
25个世纪以来孙子之所以让无数领导人受益无穷，是因为他的教导对于国王、酋长和任何形式的独裁者来说都是对的。直到最近，小联盟体制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形式，极少例外。但对于一个需要向多数人负责的领导人来说，这却是错误的政策。民主国家的战争强调的是公共福利，向一个依赖大型联盟的领导人建言献策正应该强调这一点。而对小联盟领导人来说，孙子的理论是对的。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来看看孙子和温伯格的理念。
孙子对吴王阖闾阐述到：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 [2]
温伯格的观点与孙子形成对照，他认为：
首先，美国不应当派遣军队到海外作战，除非这一特别的军事行动或时机对我们或盟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其次，如果我们决定了确实有必要在既定情况下派出作战部队，我们就应该带着获胜这一清晰目标全心全意去做。如果我们不情愿用武力或必要资源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根本不应该派兵……
第三，如果我们确实决定派兵到海外作战，我们必须先明确确立政治和经济目标。我们应该清晰了解我们的部队将如何达成这些明确确立的目标。我们应该具有并派出为完成这些目标所需的部队……
第四，我们的目标和我们所派部队的关系——他们的规模、构成和战略部署——必须持续接受评估和调整，如果有必要的话。在军事冲突过程中，条件和目标总在发生变化。当它们发生变化，我们的作战要求也必须变化……
第五，在美国派遣部队到海外之前，我们必须得到一些合理的保证，即我们会获得美国人民及其在国会的代表们的支持……
最后，美国派兵作战应该做为不得已才采取的最后手段。 [3]
孙子的理论可以粗略总结为几点：一、军事实力的优势不如战争中的快速行动重要；二、战争动员的资源应该足够支撑一场不需要增援或从国内调拨补给品的短期战役；三、给士兵提供私人战利品对于激励士兵战斗至关重要。孙子认为，如果部队一开始就兵员不足或军需补给超过两次，就说明指挥官能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与其冒着耗尽国家资源的风险，还不如放弃作战。
温伯格的理念不强调快速取胜，而是强调不惜花掉多少资源也要取胜的意愿，这一点在鲍威尔的理论中甚至更突出。温伯格和鲍威尔都认为，如果美国没有准备好为了取胜而动用足够的资源的话，那么就不应该介入任何战争。他们以及马德琳·奥尔布赖特都认为对于战争冒险应该非常谨慎。然而一旦决定了要冒这个险，如温伯格（以及鲍威尔）认同的，美国必须准备举大军作战，并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增加开支。必须先有了必胜的信心以及胜利有利于美国人民的利益，才可以开战。
孙子强调战利品对激励士兵作战的作用（取敌之利者，货也）。温伯格则强调保卫国家核心利益这一公共物品。对于孙子来说，士兵对于战斗背后的政治目标的兴趣或者他们对于公共利益的关心在决定其作战动力方面无足轻重。因此他强调士兵是为了个人之利而战。
孙子对个人回报的关注与温伯格对公共物品的强调（保卫国家利益，无论怎么理解）反映了小联盟国家和大联盟国家的巨大区别。我们的政治学观点认为，依赖大量核心支持者的领导人只有在相信胜利基本在望的前提下才会开战。否则他们将寻找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其他方法。对照之下，依赖少数核心支持者的领导人即使胜算不大也准备打仗。如果战争过程不顺利，民主领导人会想尽办法取胜；独裁领导人一开始打得风生水起，一旦发现资源不足就放弃。1967年的六日战争很明显体现了这些战略。
尽力还是不尽力
顾名思义，六日战争为时很短，1967年6月5日开始，6月10日结束。战争一方是叙利亚、埃及（当时叫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另一方是以色列。战争结束时，以色列从埃及夺得西奈半岛；从约旦夺得东耶路撒冷、希伯伦和约旦河西岸；从叙利亚夺得戈兰高地。阿拉伯国家的空军遭到毁灭性打击，埃及接受了无条件停火。以色列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对手。从传统的均势角度来看，战争结果令人无比吃惊，但从政治生存的观点来看，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结果毫不令人意外。
为了理解这场战争以及我们的观点如何解释它，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些背景事实。战争前夕阿拉伯参战国的总兵力达36万人，以色列只有75000人，也就是说以色列的兵力只有阿拉伯参战国的17%。 [4] 阿拉伯参战国的军事开支占到双方军事总开支的61%。其他先不说，光比较这两组数据就能够反映大联盟国家和小联盟国家存在根本差别。阿拉伯参战国兵力占到双方总兵力的83%，但他们在平均每个士兵身上花的钱明显少于以色列。
我们知道大联盟国家的领导人必须让多数人民满意。这就意味着民主领导人在战争中必须为人民着想，当然，士兵也是人民。军事冲突将士兵置于危险之中，民主领导人想尽办法要减少这样的危险。在独裁国家，步兵不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独裁领导人不会浪费资源保护他们。
以色列花在士兵身上的人均开支实际上比数字显示的更高。以色列军队——总体而言民主国家的军队都这样——花了大量军费购买重装甲装备以保护士兵。更好的训练和更先进的装备使民主国家能发挥出每个士兵的最大作用，在取得相同军事结果的同时让尽可能少的士兵承受风险。 [5] 埃及军方的坦克、士兵运输车和其他装备防护简陋。他们喜欢将钱用于提供私人报偿，以获得军队将领们的忠诚。
时任埃及总统的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并非民选总统。他在一个由军方将领组成的小集团的支持下独揽大权，这些人的荣华富贵取决于该政权的生存。由于这个原因，纳赛尔无须向士兵们的妻子、母亲负责，她们因爱人本可避免的死亡而悲痛哀号。以色列的总理则是由士兵们的妻子、母亲选出来的，这反映在了为以色列士兵提供的更好的装备、身体防护措施和训练上。给我们的士兵最好的，这是民主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士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缺乏足够的防弹衣引发强烈不满，以及为什么美国要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有时候一些额外装甲使得一些车辆沉重到几乎无法操作。
稍微细想一下我们就明白，为了取胜而做出更多努力对以色列人的意义极其重大，对他们的对手来说则根本没什么意义。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像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这样的民主领导人要倾尽全力取胜，而像埃及总统纳赛尔这样的独裁领导人则不。实际上我们将看到，对于纳赛尔这样的小联盟领导人来说，输掉战争但可以继续收买党羽比起赢得战争但必须让党羽牺牲个人利益来得更有意义。
在一个小联盟政权，军队具有两个极其重要的职能。它保护现任领导人免于国内的挑战以及设法保护领导人的政府免受外国威胁。在一个大联盟国家，军队基本上只需负责好第二个职能。当然，军队也可能时不时被征调平息一些大规模的国内骚乱，但它的工作是保护政府体制而不是保护执掌政府的某个特定团体。它的工作职责不包括铲除合法的国内政治对手。而对独裁者来说，很显然不承认任何对手是合法的。正如孙子雄辩指出的，独裁国家的士兵干活必须有回报。如果拿不到回报，他们可能会调转枪头指向雇佣他们的领导人。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一支大军会令人吃惊地输给一个小国——埃及军队的背后有1967年埃及3000万人口的53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做后盾，而260万以色列人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0亿美元。
我们假设以色列政府将收入的10%用于了私人回报，这大概是个高估的比例。再假设埃及政府将收入的30%用于私人回报，也就是比以色列多，这符合我们前面几章对小联盟和大联盟国家的比较。那么战争取胜对于以色列政府的联盟和埃及政府的联盟来说，分别有多大价值呢（尽全力取胜就意味着要多花钱）？
由于预见到战争的高风险，平时争吵不休的以色列人在1967年5月组成了一个团结政府，反映了整个国家志在必胜的信念。我们知道1967年以色列政府划拨了3.81亿美元在军队身上，按照前面的假设，就意味着有3800万美元有可能成为给致胜联盟的私人回报。当然，就整体经济来说可能致胜联盟获得的钱比这多（以色列和埃及都一样），但我们只聚焦于1967年花在军队身上的这笔钱，因此我们这里的描述已经相当保守。由于以色列是一个团结政府，它的致胜联盟规模应该很大，但我们愿意冒过于保守的风险，假定以色列政府只需要25%人口的支持就能维持。这样，它的致胜联盟的规模大约为65万人。以此来计算的话，我们看到从军事预算里挪钱拿去回报政府支持者，每个支持者能够获得的钱还不到60美元（3.81亿美元军事预算×10%，再除以650000人，等于每人58.62美元）。
以色列政府致胜联盟的每个成员都有两个选择：要么拿走这份私人回报，要么同意把钱用于战争努力。把钱用于战争无疑将提高胜利的几率，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公共物品，能够抵消每个联盟成员遭受的极小额的私人损失。毫无疑问这65万以色列人认为军事胜利的价值远远大于这区区每人58.62美元！
来比较一下纳赛尔的致胜联盟的情况。几年前我们曾经做过一项初步研究，采访了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就好几个国家政府的致胜联盟的规模大小询问他们的看法。就1967年的埃及而言，我们采访的专家中认为其致胜联盟人数最少的为8人，最多的为65人。无论具体数字是这个范围里的哪个，毫无疑问规模极小。我们担心专家们可能低估了其规模，因此愿意再次冒过分保守的风险，假定这个联盟由1000名核心军官和关键文官组成。就算按照我们这个保守估计，假如军事预算当中的一部分钱被挪用做私人回报而不是加强战备，每个联盟成员可以获得15万美元（5亿美元军事开支×30%，再除以1000人，等于每人15万美元）。以色列的每个联盟成员只被要求牺牲大约60美元去帮助国家赢得战争，而埃及的每个联盟成员为了帮助国家打胜仗需要放弃15万美元。如果纳赛尔从他们每人那里拿走15万美元用于战争，他很可能丧失很多关键支持者的忠诚。假如他以牺牲党羽的利益为代价全力以赴去打仗，他实际上加大了自己被军事政变推翻的可能性。他的支持者必须评估战争胜利的价值值不值得他们个人损失15万美元。赢得战争胜利当然是好事，但对很多人来说大概没什么好的。列维·艾希科尔的面前不存在这种问题。他的支持者几乎都会认为胜利的价值远远大于58.62美元。
当然，以色列不仅仅和埃及交战，对方还有叙利亚和约旦。以色列取胜的逻辑是相同的。正如雷沙德·卡普钦斯基描述的，以色列无非更用力而已。
为什么阿拉伯人输掉了1967战争？关于这个人们谈得很多了。你会听到有人说以色列胜利是因为犹太人勇敢而阿拉伯人怯懦。犹太人聪明而阿拉伯人头脑简单。犹太人武器装备更好而阿拉伯人的较差。这些都是错的！阿拉伯人同样聪明、勇敢，同样拥有好武器。差别不在这里——而在于处理战争的方法，在于随机应变的战争理论。在以色列，每个人都参与战争，但在阿拉伯国家，只有军队参战。当战争爆发，以色列每个人都上前线，平民生活终止。而在叙利亚，很多人直到战争结束才发现刚发生过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叙利亚失去了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戈兰高地。叙利亚正在失去戈兰高地的同时，就在同一天，就在同一个小时，离戈兰高地只有20公里的大马士革，咖啡馆里坐满了人，还有很多人走来走去找空位。在1967战争中，叙利亚阵亡士兵人数不到100人。此前一年，200人在大马士革死于一场宫廷政变。因政治纷争死亡的人数是因战争死亡人数的两倍，而这场战争使叙利亚丢掉了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敌人逼近到将首都纳入有效射程之内。 [6]
卡普钦斯基的数字是错的，有2500名叙利亚人在战争中死亡，但他的观点没错。独裁者不愿将资源浪费在战场上。而装备精良的精英部队更主要是用来粉碎国内反对派而不是抗击意志坚定的外国对手。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就是这么做的。1982年2月，他动用大约12000名士兵包围哈马城，镇压由穆斯林兄弟会发起的武装起义。经过3个星期的炮击，哈马城被摧毁，成千上万平民被屠杀。
当有需要时，民主国家会全力以赴，但它们常常并不需要。实际上，民主国家因恃强凌弱、专挑弱小国家下手而臭名昭著，一遇到不可小觑的对手就选择谈判。因此美国很乐意与格林纳达、巴拿马、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样的弱小对手开战，另外还有许多民主国家通过对弱国殖民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当对手是苏联时，美国及其北约的民主盟友就选择和苏联谈判，无论是关于古巴问题、欧洲问题还是其他地方的问题。实际上，冷战之所以冷，就是因为美国作为一个大联盟的国家就算倾尽全力也没有必胜的信心。而当加把劲胜利就能到手，比如增兵伊拉克，民主领导人就会很努力。
不幸的是，有时候谈判不管用，比如“二战”前英国和法国试图安抚阿道夫·希特勒。它们同意德国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区。即使在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后，英国国内还有不少人反对对德宣战。然而，没有什么让步能够满足希特勒对所谓生存空间的胃口。这导致英国和法国陷入了一场非常棘手的战争，在其中英国拼尽了全力。形成对照的是，直到战争后面阶段希特勒及其党羽发现他们的政府和个人面临生存危机时，德国才将经济转入全面的战时体制。
在其他一些案例中，战争过程比原先估计的要困难得多，比如美国对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面对这些困难时，民主领导人加大了战争努力。在越南，美国一直持续评估赢得战争所需的资源，直到与北越会谈达成停战协定，而该协定在美军撤军一年后就成了废纸一张。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不断增兵以推进目标的达成。也就是说，美国遵循的是温伯格的理论而不听孙子经过时间检验的忠告。独裁领导人对于将资源用于战争非常谨慎，就算取胜需要这些资源。他们知道他们的命运更多依赖于联盟的忠诚而不是战争胜利。他们一般不会在战争中做出更多努力。
关于这些原则，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案例。它的根源很复杂，充满争议，因此我们这里只描述事件发生的链条。它的导火线是1914年6月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枪杀了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引发奥塞两国尖锐对立。随着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后者的盟友俄罗斯开始介入。这促使德国与奥匈帝国结成同盟。由于向俄国宣战就等于向俄国的盟友法国宣战，德国于是向法国发起突袭，希望像1871年那样取得速胜。德国入侵法国时借道并进攻比利时，由于英国保证过要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于是英国向德国宣战，加入协约国。
真是一团乱麻！尽管参战国众多，但战争主要在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一方与协约国法国、俄国和英国一方之间展开。在经过头几个月的你来我往之后——双方在1914年圣诞节发生过著名的短暂休战事件——战事陷入胶着，演变为战壕防御战，特别是在西线。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之后，俄国退出战争。1917年下半年，美国加入协约国参战。 [7]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交战双方签署停战协议，战争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
表9-1给出了主要参战国的军费开支。 [8] 以人均军费来计算的话，俄国比其他国家花得少。俄国又大又穷。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只有英国和法国是民主国家。1914年战争爆发后，所有国家的军费开支都上升。然而1915年后战事陷入胶着，独裁国家的战争努力并没有加大多少，军费开支基本保持平稳。1917年德国军事开支再次飙升，因为此时已经很明显，战败将导致德国政府垮台。与奥地利和俄国这样的独裁国家投入不足形成对照的是，两个民主国家一直持续增加军费开支直到最终取得战争胜利。
表9-1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军费开支
孙子给吴王的建议预见到了“一战”当中独裁者的行为：他们并没有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胜利。同一场战争中民主国家的行为则预示了日后温伯格以及众多谋略家对其总统说的：如果一开始打不赢，加把劲，再加把劲！
就战争而言，制度的重要性至少与实力对比的重要性相当。民主国家尽力的意愿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貌似弱小的民主国家经常打败貌似强大的独裁国家。美国曾经是一个弱国。然而在墨西哥——美国战争中（1846——1848年）美军击败了人数更多、训练更好、更具优势的墨西哥军队。小国威尼斯共和国在最终被拿破仑于1797年击败之前，一直生存了上千年。尽管国家不大且资源有限，威尼斯共和国在整个中世纪却能不断和比它大得多的国家交战。它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当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随后对拜占庭帝国财富的瓜分中威尼斯抢得了最肥的好处。普鲁士的俾斯麦政府虽然较小但较为民主，它在1866年的七周战争中击败了更大、获得更多盟友支持的奥地利皇室。普鲁士接着又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击败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另外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一次又一次地击败比它大得多的邻国。历史上充满了民主的大卫击败独裁的歌利亚的战例。
为生存而战
在某个层面上，独裁领导人和民主领导人是为了同一样东西而战：保住权位。在其他层面上，他们为了不同的东西而战。民主领导人诉诸战争更多时候是因为从外敌那里得到政策让步的其他手段都失败了。对照之下，独裁领导人为了追求土地、奴隶和财富，更可能随意开战。
这就产生了很重要的后果。如孙子说的，独裁者可能抢到能抢到的东西后就班师回朝。另一方面，民主领导人会在有政策重要性的地方开战，不管离本国是远是近。不仅如此，一旦战争获胜，民主领导人更可能在当地继续强化政策安排，通常包括废黜已被击败的对手、扶持愿意进行政策交易的傀儡政权。 [9]
回头想想前面讨论过的对外援助我们就能明白，对民主领导人而言，战争不过是达到对外援助想要达到的目标的另一种方式。对外援助收买受援国的政策让步，战争则强加政策让步。无论哪种方式，这同时意味着，热切希望推行国内民众喜欢的政策的民主领导人，更喜欢在战败国扶持一位顺从的独裁者（当然，扶持过程会伴随虚假的民主，比如举行一场结果令民主领导人满意的选举），而不喜欢在战败国民主领导人的政策上下赌注，因为此人必须对其本国选民负责。
民主领导人和独裁者都是为了自身的政治生存而战——这个观点往好里说显得非常愤世嫉俗，往糟里说是令人极其不悦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认为证据表明政治的世界无论大小就是这么运行的。考察一下第一次海湾战争就能证实我们的怀疑。
1990年之前伊拉克和科威特长期关系紧张。伊拉克声称，拥有高效现代石油输出工业的科威特，一直在从伊拉克领土下面抽取石油。伊拉克曾多次要求科威特做出赔偿并发出入侵威胁。为了回应伊拉克的威胁，美国在这一地区部署了一支海军舰队，但同时告诉伊拉克政府，美国不关心伊拉克在科威特的所作所为。在得到美国总统老布什这样具有误导性的模糊信号后，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于1990年8月入侵并占领了科威特。他的目的是为自己及党羽获取石油财富——独裁者开战的代表性理由。然而，美国尽管原先送出模糊信号，事发后却没有坐视不管：老布什总统组织起一支国际联军于1991年1月发起沙漠风暴行动，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
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伊双方的目标和行为大相径庭。与侯赛因的动机不同，老布什总统并不是想夺取石油财富让党羽发财，而是想促进中东地区的稳定从而恢复可靠持续的石油供应。反对这场战争的抗议者大声疾呼“不要用鲜血换石油”。如果说能源政策不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甚至是最主要决定因素，那就太天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拿士兵的生命去换石油财富。美国的目标是保护石油的供应，因为石油为世界经济机器的运转提供了能源。联盟的目标是经济稳定而不是私人回报。当然，美国和联军士兵的确在战争中死亡，尽管人数很少。在伊拉克的95.66万名多国部队士兵阵亡总数仅为358人，其中有一半并非死于战斗原因。相比之下，伊拉克军队阵亡数万人。多国部队士兵的死亡换来的是萨达姆·侯赛因的让步，而非私人战利品。
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行为也符合政治生存理论预计到的模式。美国起初试图通过谈判让伊拉克撤军。当谈判失败，美国就组织起一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训练有素、装备极为精良的多国部队。萨达姆·侯赛因也有精锐部队，比如共和国卫队，也许在训练和作战能力上与多国部队稍有一拼。但他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几乎没有与联军交战，萨达姆把共和国卫队撤到安全的地方保护他，而不是保护伊拉克。相反地，抵挡多国部队主力进攻的是经验不足、装备低劣的伊拉克部队。从死亡统计数据来看，这些部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面临多国部队可能攻进巴格达将他废黜的威胁，萨达姆·侯赛因在1991年2月28日同意了停战条款。此后美国一直在波斯湾保留军事力量，监督萨达姆遵守停战协议。尽管随后美英建立了禁飞区，对伊拉克进行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萨达姆却不断地挑衅停战协议。他在国内的权力未受影响。在战争失败之后，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北部库尔德人发动起义。对他们来说很不幸的是，萨达姆保留着最精锐的部队，也有足够的资源继续收买部队的忠诚。在对起义的镇压中杀害了上万人，另导致数万人流离失所。萨达姆此后一直稳坐权力宝座，直到2003年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被美国废黜。
萨达姆并不是唯一一个把生存和发财置于打好仗之上的独裁者。如果能通过打赢战争获得额外财富，独裁者们当然愿意，但保住权位才是重中之重。1974年推翻皇帝海尔·塞拉西上台的埃塞俄比亚军政府领导人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接受了共产主义，因而得到苏联的丰厚回报。在14年的时间里，苏联为他的政权提供了约90亿美元援助，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军事援助，用于打击寻求独立的厄立特里亚反叛武装。虽然有这么多钱，他与厄立特里亚的战争却进展不力。看上去门格斯图对于用苏联的钱让自己发财和维护政治生存更感兴趣，而不是打赢与厄立特里亚的战争。很明显他对士兵们的待遇毫不关心，我们稍后会看到。米盖拉·朗恩在书中写到的，苏联最终意识到门格斯图对于战争的热情完全不像他口头上说的那样。
“他不断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帮他，他能够获得军事胜利”，苏联外交官阿达米辛恨恨不平地回忆道，“我记得他当时眼含泪水地对我说，‘也许我们不得不卖掉最后一件衬衫，但我们会还钱的。我们埃塞俄比亚人是一个有自尊的民族，我们不会欠债不还。’回想起来，我几乎觉得自己恨死他了。因为我原以为他关心的是什么才对国家最有利，而实际上他只关心自己的生存。” [10]
对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来说不走运的是，随着苏联的崩溃他再也无法轻松发大财。1989年苏联人袖手而去。门格斯图需要新的财源。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他决定拿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法拉沙人）向美国和以色列换取军事援助和不义之财。法拉沙人在北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属于公元前586年从著名的“巴比伦之囚”逃出来的以色列人的一部分。为了重新安置他们，据称美国向埃塞俄比亚支付了2000万美元，以色列同意支付5800万美元（但最终只支付了3500万美元）。交钱之后，这些被拯救出来的法拉沙人定居于以色列。 [11] 这笔不义之财不足以让门格斯图收买支持者的忠诚，它与苏联人每年提供的金援数额相去甚远。随着他的军队被弱小得多的厄立特里亚武装击溃，门格斯图带着大约50名亲信和家人逃到津巴布韦，继续过着奢华的生活。
谁能从战争中生存下来
民主领导人比独裁领导人对战争的结果敏感得多。 [12] 实际上，就算战争获胜也不能保证一名民主领导人的政治生存。举例来说，在打败萨达姆·侯赛因之后不到18个月，挟带80%以上民意支持度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尔·布什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被比尔·克林顿击败。相似地，温斯顿·丘吉尔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卓越的领导力，却被英国选民抛弃。话说回来，尽管军事胜利不一定能保证政治生存，但毕竟大有帮助。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由于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击败阿根廷，威望大增。她的经济改革措施和与工会的对抗导致了英国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战前她已经很不受欢迎。1981年年末时她的民意支持度只有25%。战争过后这一数字一下子跃升到50%以上，一年之后她在大选中干净利落地取得胜利，这在18个月之前简直不可思议。
军事胜利有助于民主领导人保住权位，而军事失败则几乎肯定会导致民主领导人下台。在越南无法取胜就断送了约翰逊总统的政治生涯。法国总理约瑟夫·拉尼埃遭遇了相似的命运。由于1954年法国军队在奠边府战役中被越南军队击败，他的政府随即垮台。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由于1956年底对埃及苏伊士运河区灾难性的入侵事件而被迫辞职。
独裁者对军事失败远远没有民主领导人那么敏感。萨达姆·侯赛因尽管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被击败，以及要持续承受两伊战争（1980——1988年）代价高昂的后果，但在位时间却超过了四任美国总统加起来（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的总和。他只是到了第二次海湾战争才被赶下台，而那次战争的主要目的本来就是除掉他。独裁领导人只要能保有资源就通常不会因军事失败而丧失权位，除非是被一个追求政策让步的民主国家击败。甚至连战争伤亡惨重都无法撼动独裁领导人的权位。与之相比，民主领导人就算打了胜仗，只要阵亡士兵稍多，他们就可能因此下台。想来这就是为什么民主领导人在保护士兵方面比独裁者下的功夫多得多。
在纳粹德国，希特勒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明白，虽然上战场的是普通人，挑起战争的却是领导人。
普通人天生不希望战争……但，毕竟是国家的领导人在决定政策；把人民拖进战争永远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无论是在民主国家或法西斯独裁国家，或议会国家，再或是其他类型独裁国家……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敌人打过来了，然后谴责和平主义分子缺乏爱国心将国家置于危险之中。这套方法在任何国家都管用…… [13]
戈林是对的。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有能力调派军队，而民主国家的人民更容易响应号召。但民主国家领导人不会鲁莽地将士兵置于危险的境地。而如果这么做了，领导人会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士兵。一个士兵生命的价值在小联盟体制和大联盟体制下有巨大差别。为了证明这一令人悲伤的事实，我们来比较多年前发生在非洲之角的两场军事冲突。
美国军队的作战原则是绝不落下一名士兵。想了解对于这一原则的准确而残酷的戏剧性描绘，我们建议读者观看导演雷德利·斯科特2001年的电影《黑鹰坠落》，该片讲述了1993年10月3日至4日发生的摩加迪沙之战。当时美军作为联合国发起的人道主义行动的一部分进入索马里。1993年的索马里处于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1969年至1991年索马里由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统治，此人明白政策必须永远从属于生存需要。讲求实际的巴雷坦言：“我不信仰伊斯兰教，不信仰社会主义，不信仰部落主义，不信仰民族主义，也不信仰泛非主义。我信奉的意识形态是政治生存的意识形态。” [14] 对政治生存的专注使他掌权了22年，直到索马里爆发的军阀混战将他逼下台。他被逼出走之后，索马里处于无政府状态，各派系军阀争夺控制权，各派武装竞相恐吓人民。“豪巴尔·吉迪”部族的首领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控制了最大的一个政治派别。艾迪德强烈反对美国在索马里的存在，因为他认为美国在支持他的对手。在多次试图杀掉或抓捕艾迪德失败之后，美国得到情报称多名艾迪德的高级助手出现在摩加迪沙一家酒店。美国的计划是用直升机将精锐特种部队送入目标酒店抓住艾迪德的高级助手，然后在地面车队的护卫下脱身。
不幸的是行动过程发生了意外。两架黑鹰直升机被击落，另有两架被击伤。上千名索马里武装民兵涌上街头设置路障，将美军护卫车队困住。直升机机组人员和地面护卫车队士兵被困了一夜，与敌军展开轻武器交火，次日才获救。尽管这次行动演变成一场灾难，美国对其士兵的承诺却毫不动摇。由于高度珍视士兵的生命，美军发誓要将坠落飞机上的同袍解救出来。我们也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对独裁者来说可不这样——同样发生在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冲突就是一个例子。
在厄立特里亚长达数十年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中，1988年3月17日至20日发生的阿法贝特之战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埃塞俄比亚拥有一支大约50万人的大军，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配备了大量苏式装备。形成对照的是，厄立特里亚人的武器装备几乎都是从埃塞俄比亚军队手上抢来的。
厄立特里亚反叛武装（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简称厄人阵）放弃了惯常的游击战术，决定与埃军来一场正面交战。埃军顽强抵抗了16个小时，期间厄人阵的军事指挥官梅斯芬多次被要求将部队后撤，但他坚持继续进攻。埃军指挥官决定撤退到有守备部队驻守的阿法贝特城，于是集结了一支由70辆汽车组成的护卫车队。不幸的是，撤军过程中要经过天然瓶颈状的埃德·什鲁姆山隘。一辆厄人阵的坦克开火击中了埃军车队最前面的汽车，导致整支车队被堵住。
埃塞俄比亚军队司令部担心重武器会落入敌手。幸运的是，他们的空军力量相当不错。然而，埃空军不仅没有救援被困的同胞，反而发起了持续两个小时的空中打击，把所有东西都摧毁了。埃塞俄比亚方面的座右铭是：不落下任何一辆还能用的坦克。正如一名埃塞俄比亚将军说的：“当你丢掉了一块地方，你最好把所有装备都毁掉——这是战争的原则。如果你无法把你的士兵和他们的装备区分开，你就把他们一块儿炸了。” [15]
可能极少读者知道有这么一场战役，此役埃塞俄比亚军队阵亡人数可能高达18000人。相比之下，很多美国人都知道在摩加迪沙发生的那场灾难性政策失败，美军以阵亡18人的代价击毙了估计多达1000名索马里民兵。
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
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有些人甚至会说从来没有）。这并不是说它们爱好和平。它们并不羞于与别国开战。但民主国家之间心照不宣的和平背后的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和平，以及要达成这一目标有多困难。
民主国家领导人需要推行成功的政策，否则会被人民赶下台。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只在认为胜券在握的前提下才发动战争。当然他们有可能估计错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如我们先前所说的，他们会加倍努力去赢得战争。这就是越南战争中发生的事，美国派遣了大量部队、花了巨额军费但收效甚微。只有在努力了代价高昂的很多年之后，美国才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谈判结果最终导致北越统一了越南全境。
如果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很难看到两个大联盟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根据我们的逻辑，民主领导人只在认为几乎肯定会赢的情况下才会开战。但两个对手怎么可能同时这么确信？而对于独裁者来说，如我们先前看到的，不用考虑赢不赢的问题。他们愿意承受更大的风险，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战败的个人后果不如无法收买核心支持者那么糟。紧紧遵循政治生存的逻辑，我们必须认识到，两个民主国家不大可能互相开战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绝对不会武力相向。大联盟国家之间当然有可能产生争端，其中某国甚至会动用武力对付他国。这又是怎么回事？
只要一位大联盟国家的领导人相信争端不可能真的升级为战争，他可以做出不惜争端升级的姿态逼迫对手让步；或者如果他觉得对方有开战的准备而自己的胜算太小，就自己让步，与对方进行谈判。想象一下争端双方都是依赖大联盟的民主国家。大联盟政治的逻辑告诉我们，一个大联盟国家进攻另一个大联盟国家的唯一前提是对方确实足够弱小，宁愿谈判而不是反击。由于目标国一旦反击的话同样会倾尽全力，挑起战争的这个民主国家就必须要么具有巨大的军事优势，要么确信对方没有足够的资源会认为有胜算。也就是说，发起进攻的民主国家必须很肯定对方对于胜利没有把握。在两个民主国家针尖对麦芒的军事对峙中，这是至关重要的。 [16] 这里我们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会进攻一些非常弱小的民主国家，比如林登·约翰逊的美国政府1965年出兵和推翻多米尼加共和国民选总统胡安·博什；法国1923年侵略魏玛共和国等，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
与其说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开战，还不如说民主大国专挑弱小的国家下手，不管对手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大国的期望就是对手不会反击或反击力量不足。实际上这直接解释了历史上民主国家进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扩张行为，对手都是无力保卫自己的弱小国家。
民主国家专挑软柿子捏毫不稀奇。回顾过去近200年，民主国家赢得了93%由它们挑起的战争。相比之下，非民主国家只赢下60%由它们发起的战争。 [17]
保卫和平与国家建构
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其1994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称“民主国家不会互相进攻”，因此“保障我们的安全以及建设持久和平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全世界推广民主”。这是历来美国总统们的共同主题。不幸的是，美国的实际行为与华丽的辞藻并不相符。更不幸的是，问题不在于美国总统的失败，而在于“我们，人民”。
在民主国家，不能推行选民满意政策的领导人会被赶下台。民主领导人也许嘴上会说他们在乎其他国家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权利，也许他们的确在乎，但如果他们想保住位子，就必须推行他们的人民想要的政策。先前我们考察过民主领导人如何通过对外援助收买政策让步。如果这种方式失败或价码太高，那么动用武力永远是一个选项。军事胜利可以使胜利者强加政策。
我们不该相信任何有关这些政策是出于对目标国的关爱、符合目标国最大长期利益的虚假借口。它们不是。这些强加的政策符合的是民主领导人国内支持者的利益，有时这些政策非常不友好。比如说，1839年至1842年以及1856年至186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因为英国希望向中国出售印度产的鸦片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中国不愿成为一个瘾君子的国度。英国人动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成为一个毒品市场。香港被英国作为确保中国开放贸易的基地。为了结束战争而达成的协议正式名称是《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在中国人眼中这都是不平等条约。
追求政策解决方案的一个问题是，一旦民主国家的军队撤走，战败国可以反悔。要贯彻政策安排可能代价非常高昂，正如波斯湾战争之后那样。一个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更换领导人，最终用来对付萨达姆的就是这个办法。民主国家领导人会将不好掌控的外国领导人除掉，换上傀儡。侵略战争之后爬上战败国权力顶峰的人通常是由战胜国挑选的。
民主领导人如果不信任哪个难对付的战败国领导人会认真遵守战后安排，通常会把他拿下。民选上台的刚果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没有推行取悦比利时和美国政府的政策，神不知鬼不觉就死掉了，被情愿对美国和比利时俯首称臣的可怕继任人取代。法国也一样，1983年出兵到前殖民地乍得支援亲法政府，防止其被亲利比亚或亲阿拉伯政权取代。
民主领导人宣称渴望推广民主。实际情况是，民主化不符合他们的利益。随着战败国的致胜联盟规模增长，该国的领导人日渐感到压力，必须推行本国人民喜欢的政策而不是操纵国人民喜欢的政策。如果民主国家领导人希望外国领导人按他开出的政策方子施政，他必须帮他的傀儡从其国内压力中解脱出来。这意味着要缩小战败国的致胜联盟规模，以此使扶持傀儡政权和收买政策变得更便宜和更容易。美国的对外政策充斥着这样的例子，它或明或暗地破坏外国的民主发展，因为民主会催生反美政策。1893年的夏威夷女王利留卡拉尼、1973年的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1953年的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1954年的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无不遭遇这样的命运。
理论上来讲，外国的民主是件好事。在实践中，它大概不是我们人民想要的。我们再回头想想埃及和以色列的民主化案例。西方民主国家过去习惯于抱怨埃及在穆巴拉克统治下出现的选举不端行为。随着穆巴拉克倒台，他们开始担忧埃及实现真正的民主可能会有损以色列朋友的利益。虽然在穆巴拉克统治时期西方收买埃以和平的代价很高，但随着埃及向真正的民主化迈进，维持持久和平的代价会越来越高，除非埃及发展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成熟的民主国家，它的领导人在没有必胜把握前不会轻启战端。我们可以希望经过相当长时期以后一个实现民主化的埃及与民主的以色列会产生相互信任、理解和容忍。然而同样也有可能以色列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
尽管通常来说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开战，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他们的确会发生实力失衡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以弱小一方认输而告终。假如一个民主的埃及全国动员、全民武装起来，小小的以色列几乎难以抵挡，除非美国或北约愿意尽力保护它。任何认为民主的埃及进攻以色列是异想天开的人，都应该问问19世纪北美平原上民主的原住民部落与扩张中的美国打交道是什么下场。民主化听上去不错，但只在原则上。
当然，很多人也许会认为我们太愤世嫉俗。民主化的支持者喜欢举出成功的案例。然而所有这些案例——联邦德国、日本、韩国——恰好其人民的价值观数十年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美国的价值观，都是为了防抗庞大的共产主义邻居。
在外国推进民主化的最大问题仍然在于我们的人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似乎希望外国做我们喜欢的事而不是他们喜欢的事。不过，假如我们的利益和外国人民的利益一致，则很有可能在该国成功实现民主化，特别是如果存在一个急于发挥影响力的强大对手的话。战后的成功民主化故事符合这一模式。一般来说，联邦德国和日本的人民宁愿遵从美国的意愿而不是苏联的那一套。创造愿意尽力抵抗共产主义的强大国家符合美国的利益。作为占领国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将战后德国置于通往民主的道路上，但只是因为对它们有利才这么做。这种利益的趋同是很罕见的，正如外来强加的成功民主化也很罕见。
孙子对战争研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力，乃是因为他的建议对于依赖小联盟的君主和独裁者来说是正确的。温伯格的理论——与更晚的鲍威尔的理论一样——对美国的安全政策产生影响，则是因为它为依赖大联盟的领导人提供了最合适的行为指导。
我们看到了大联盟体制对于发动战争的决定具有高度选择性，小联盟体制则不。只有在谈判无效且具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或者如果不战则民主领导人的政治生存机会将微乎其微，民主国家才会选择发动战争。进一步讲，一旦战争成为必要且过程遇到困难，民主国家会做出更多努力以求胜利。如果取胜需要消耗太多资源的话，小联盟领导人则不会尽力，因为这些资源还不如花在收买党羽的忠诚上。最后，当一场战争结束，大联盟国家的领导人会继续努力通过占领或扶持傀儡政权确保和平，巩固政策收获。小联盟国家的领导人则大多选择拿走为之而战的有价值的私人物品班师回朝，或者接管被他们征服的领土，长期享有胜利带来的经济成果。
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观点是对的。战争看来的确照例就是国内政治。至于一切关于“正义战争”的论调以及一切关于均势和国家利益的战略规划，归根结底应该认识到，战争与所有政治一样，只是关于保住权位和尽可能多控制资源而已。恰恰由于战争的这种可预见性和常态，使其很容易被理解和矫正，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所有政治病理现象一样。
[1] 本节很大部分基于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阿拉斯泰尔·史密斯、兰多夫·席弗森和詹姆斯·莫罗：《政治生存的逻辑》第6章，剑桥，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3；以及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詹姆斯·莫罗、兰多夫·席弗森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检验有关战争的选择人理论的新奇内涵》，载于《世界政治》56（2004年4月），第363—388页。对本节观点的逻辑和数学证明感兴趣的读者应该参阅这些文献以及本书提到的其他文献。
[2] 《孙子兵法》，詹姆斯·克拉维尔编辑，纽约：德拉考特出版社，1983，第9—14页。
[3] 卡斯帕尔·温伯格：《军事力量的使用》，在全国新闻界俱乐部的讲话，华盛顿特区，1984年11月28日。参见http://www.airforce-magazine.com/Magazine Archive/Documents/2004/January 2004/0104keeperfull.pdf。
[4] 参见“战争关联度计划”中有关1967年战争中以色列、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各方的数据，网址为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htm。
[5] 安娜·格曼斯基：《保护保护者：有关民主国家对士兵的保护的跨国研究》，工作论文，纽约大学政治学系，2008年。
[6]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足球战争》，纽约：古典书局，1992，第201—202页。
[7]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欧洲流传着一个笑话，称美国人让罗纳德·里根上台是为美国在前两次世界大战中迟到做出道歉，下次保证准时参战。
[8] 这个图表是基于“战争关联度计划”各国物力资料中的军费开支制作的，我们没有1919年时奥地利的数据，因为奥匈帝国已经不复存在。
[9] 有关我们的视角如何解释建立傀儡政权的诱因的更详尽和严密论述，参见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等人所著《政治生存的逻辑》，特别是第9章，以及卡米拉·拉特马尔：《交战国的占领》，收录于罗伯特·J·贝克和亨利·F·凯里编辑的《国际法概略》，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9。
[10] 参见米盖拉·朗恩：《我做这个不是为了你：世界如何出卖了一个非洲小国》，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5，第328页。
[11] 参见米盖拉·朗恩：《我做这个不是为了你：世界如何出卖了一个非洲小国》，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5，第351—353页。
[12] 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和兰多夫·席弗森：《战争与政治领导人的生存：对政权类型与政治责任感的比较研究》，载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95年12月；以及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兰多夫·席弗森和加里·沃勒：《战争与政权命运：一个跨国分析》，载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92年9月，第638—646页。
[13] G·M·吉尔伯特：《纽伦堡日记》，纽约：法拉尔，斯特劳斯与合伙人出版社，1947，第278—279页。
[14] 引语出自戴维·D·莱汀和萨义德·S·撒玛塔尔：《索马里：一个追寻国家的民族》，博尔德，科罗拉多：西景出版社，1987。
[15] 米盖拉·朗恩：《我做这个不是为了你：世界如何出卖了一个非洲小国》，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5，第336页。
[16] 实际上在“战争关联度计划”的军事争端资料库中有很多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案例。但没有一个案例升级为战争，因为当一方动用武力，另一方就选择退让而不是反击。
[17] 参见丹·雷特尔和艾伦·C·斯塔姆：《战争中的民主国家》，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