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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章 | 劫贫济富
不管你是掌管奥斯曼帝国、一家企业还是利比里亚，控制现金流对收买支持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一旦你为了收买关键支持者和他们的替代者而将政府或公司掏空之后，如果需要，你将面对全新的挑战：将钱袋子重新填满。如果一名领导人找不到可靠的收入来源，别人向他的支持者提出更高回报只是个时间问题。
对于掌管任何组织的任何人来说，钱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政府的奖赏里没法分一杯羹的话，几乎没有人会长久地忠于在位者。利比里亚的约翰逊王子在折磨萨缪尔·多伊、逼问银行账号时对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得不到答案的话，约翰逊的权力得不到稳固。实际上在多伊被推翻后，约翰逊和对手查尔斯·泰勒都无法立即获得足够的国家财富来控制利比里亚政府。结局就是：萨缪尔·多伊在约翰逊的严刑拷问之下到死都没有吐露答案，利比里亚陷入内战。每个派别都能获得足够资源在很小的区域内收买支持者，但没有谁有能力控制整个国家。
奥斯曼帝国的帝位继承过程是另一个例子。父皇一死，皇子们从各自的领地飞涌而至，抢夺国库以收买军队支持，将潜在对手（也就是兄弟）勒死。谁最先抢到钱，谁最有可能胜出。如果没有哪个皇子能干净利落地从兄弟们那里抢到国库，就没有人有足够的财源收买支持者。通常的结果就是内战，正如利比里亚那样。
“知道钱在哪里”在独裁国家尤其重要——也特别困难。独裁体制处于保密状态。支持者必须获得报偿，但关于财富在哪里储藏和流动又没有详细准确的记录。当然，这种不透明是有意为之的。 [1] 因此，混乱的簿记成为一种保险策略：对手承诺回报支持者将变得极其困难，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匹配现有的贿赂水平，要么就是他根本摸不到钱。实际上，保密不仅为防备敌手提供了保障，也让支持者对其他人获得什么回报茫然无知。任何阅读上市公司年报的人会很快意识到，这种形式是基于对很小的致胜联盟的依赖。在公司的背景下，尽管必须满足严格的监管和会计准则，不透明性依旧存在。保密状态确保每个联盟成员得偿所愿，但对于替换掉他们得花多少钱一无所知。这样的话，每个人的价码就被压得尽可能低，并且对于任何被发现串通其他联盟成员提高要价的人来说，下场会很可悲。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末看到的，独裁领导人要熬过掌权的头几个月非常困难。在他们还急于四处找钱的时候，得心应手的统治对他们来说就是件奢侈的事情。因此毫不奇怪，我们经常看到在政治过渡期充斥着洗劫、没收、压榨和资产贱卖等行为，或者反过来，也许很有讽刺意味，未来的独裁者会推行暂时的自由化改革，因为他们知道一名创造公共品的民主领导人比一名独裁者更容易挺过上台后的头几个月。因此我们看到在领导人更迭之后有少数新领导人会装作在乎人民，而大量新领导人则抓紧对人民财富的巧取豪夺。这样的掠夺也许会损害长远的收入，但如果一名领导人无法在短期内找到钱，那么“长远”就是别人的问题了。
民主领导人一般来说足够幸运地知道大部分钱在哪里。当戴维·卡梅伦当上英国首相或巴拉克·奥巴马当上美国总统，他们都无须通过折磨前任来找到钱。因为民主国家具有条理井然和相对透明的国家财政，领导人更迭不会干扰到资金流动。这种透明度有两个原因：第一，正如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民主领导人确保生存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实施开放政府的政策。第二，比起在独裁国家，民主国家更大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向工作的人们征税。这些税必须以清晰和透明的方式征收，因为正如领导人肯定需要钱一样，他们的选民试图逃税。
征税
我们都讨厌纳税，并且千方百计想办法逃税。然而领导人喜欢征税——只要他们自己不纳税。做一名独裁者非常美妙，但同时也可能压力沉重，特别是当钱快花光的时候。对政府首脑们来说，征税是缓解焦虑的良药之一。毕竟，征税带来了急需的收入，可以用来报偿支持者。作为一个普遍法则，领导人们总是想提高税收。这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资源去奖赏支持者——别忘了，还有奖赏他们自己。尽管如此，他们会发现想提高税收而不受惩罚是很困难的。
领导人在从臣民那里能搜刮多少钱方面面临三个限制。第一，征税会削弱人们工作的热情。第二，一些税收方面的负担不可避免地会落到领导人的关键支持者身上。（一般来讲，第一点限制了独裁国家的税收，第二点限制了民主国家的税收。）第三，收税需要专业知识和资源。收税的成本限制了领导人能够榨取什么并影响到征税方法的制定。
关于税收的第一个并且是最普遍的抱怨就是，它会阻碍辛勤工作、创业精神和投资。这是对的。比起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人们不可能愿意同样辛勤工作却把钱丢进了政府的金库里。经济学家们经常用“饼”来比喻税收和经济活动——他们说，当税收水平低时，人们辛勤工作把饼做大，但政府只拿到薄薄的一小片。当政府提高税收，它分到的饼加大，但人们开始不那么辛勤工作，于是整张饼变小。当政府把税率定在极低或极高的水平，它分到的饼趋向于零。在前一种情况下，政府拿到一张大饼里极小的部分；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几乎没有饼，因为几乎没人工作。在这两种极端情况的中间存在着一个理想的税率，使政府能从征税行为中获得最大的收入。这个理想税率是什么，取决于致胜联盟的确切规模。实际上，根据一个组织依赖多少关键支持者来谈论问题比起使用独裁制或民主制这样不精确的概念更有用，刚才的那一点正是原因之一。一般的规则是，关键支持者集团的规模越大，税率越低。这一点清楚之后，我们可以返回到独裁制和民主制这样不那么精确的词汇，但永远要记住它们只是意味着比较小或比较大的致胜联盟。
独裁者希望制定出将收入最大化的税率。他们想为自己和党羽拿到尽可能多的钱。形成对照的是，好的统治形式要求税收只能被用于解决市场无法提供的东西，比如国防和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征收相对少的税会鼓励人们过一种更富生产性的生活，创造更大的饼。民主领导人比独裁者更接近这种善政理想，但其实他们也征税过度。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1981——1989年在位）的经济计划，即所谓里根经济学的中心思想就是，当时的美国税收水平实际上超过了能够产生收入最大化的水平。里根认为，通过减税，人们会做更多的工作，政府收入实际上会因此增加。换句话说，从一张更大的饼里分到小一点的份额，也比从一张小一点的饼里分到的大一点的份额大。实践证明这种双赢政策很受欢迎，这就是为什么相似的主张现在又流行起来。当然，实际上它并没那么事遂人愿。
在某种程度上里根是对的：低税率鼓励人们工作因此将饼做大。然而，关键的一点是，致胜联盟承担税负的意愿才是民主国家税收水平的真正限制因素。因为当时美国的税率本来就没有高到扼杀人们创业热情的地步，里根减税的后果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饼大了一点点，但没有增大到使政府收入增加的地步。
今天，共和党的茶党一派寻求推动与里根计划相似的减税政策。和他一样，茶党认为减税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茶党运动在2010年选举中的成功告诉我们，人们不喜欢纳税。那些主张提高或哪怕维持现有税收水平的政客在政治上不受欢迎，而那些未能提出令致胜联盟中意的政策的政客们同样如此。困难就在这个地方。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虽然一方面减税增大了经济大饼，但又没有大到足够产生更多财富和更多有效率的政府政策。问题是且永远是，私人部门财富的有效但不平等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凌驾于政府较为平等、效率较低但却受欢迎的经济计划之上。
统治与善政无关，与留在权位上有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领导人通过奖赏关键者来收买支持。在制造这种忠诚方面，征税扮演了双重角色。首先它为领导人提供资源以使最关键支持者发财致富。其次，它降低了联盟以外的人的福利。特别是在小联盟的情况下，征税从联盟以外的人（穷人）那里向联盟以内的人（富人）进行财富再分配。小联盟体制充分展现了这一法则，富人之所以致富恰恰因为他们身在致胜联盟之内，其他人之所以穷正是因为他们不在联盟内。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的一名门徒菲利普·齐昂瓦赤裸裸地宣称：“我之所以富有，是因为我属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穆加贝的执政党）。” [2] 当联盟发生变化，谁富谁穷也会发生变化。
津巴布韦绝非孤例。一位哈佛大学政府学的教授罗伯特·贝茨这样描述在肯尼亚财富与政治支持之间的关系：
我记得在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接替乔莫·肯雅塔担任肯尼亚总统之后不久，我在西肯尼亚工作。随着权力更迭，精英政客们的政治命运发生了变化。当我开车穿行在高原上，我看见农场门口挂着显眼的标牌，写着拍卖牲口、农场机具、房舍和土地。当政客们不再受赏识，他们的贷款被取消或收回，他们的补贴被撤销，或者曾经受政府庇佑的生意开始面临竞争。我曾经在内罗毕的宾馆里见过的某些光鲜满足的人，如今混迹于乡村酒吧，看上去瘦弱而焦虑，咀嚼着命运的颠倒无常。 [3]
无须多言，人们想要光鲜满足，不想瘦弱焦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保持忠诚。沉重的税负强化了富裕与贫穷——在联盟内或在联盟外——之间的差别。与此同时，得来的收入养肥了幸运的极少数人，几乎没给此外的任何人留下什么。不仅如此，重税给一般大众造成的痛苦使得加入联盟变得更有价值。由于害怕换一个领导人自己会被排除在外受穷，支持者们对现领导人格外忠诚。为了保住他们所拥有的并能继续吃香喝辣，他们愿意做任何事。伦敦经济学院的杰拉德·帕德罗·艾·米盖尔指出，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课税“太”重（也就是超过了收入最大化的那个点位），然后转身给选定的团体提供补助。这也许是经济上的疯狂行为，但何尝不是政治上的“天才之举”。 [4]
民主领导人也征重税，原因和独裁者一样：他们要给选举时支持他们的团体提供补助，以损害那些反对他们的人的利益为代价。我们将看到，比如说，只要能够的话，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通过征税把财富从反对者向支持者进行再分配。民主政府也有征税的嗜好，不过它们不能将这一嗜好发挥到独裁政府那种地步。因为独裁者的关键支持者人数很少，他很容易补偿落到他们身上的税负。这对民主领导人来说行不通，因为他的支持者的数量很大。税率因此被限制在一个需要的水平，就是让联盟成员不指望在别的领导人统治下能获得更好的待遇。在竞选巡回演讲中，老布什对美国人民说：“听清楚了，没有新的税。”然而，预算不足的他被迫想方设法找钱。结果就是更多的税。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也就是仅仅18个月之前，老布什的支持率高达90%以上。但持续下滑的经济和在税收方面的食言让他在1992年的大选中出局。尽管所有的领导人都要寻找收入来奖赏支持者，民主政府在位者受到限制，将税收水平定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民主领导人征税高于维持良好统治的最低限度，但他不能将税提高到独裁者那种收入最大化的点位。
政权类型与税收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最近墨西哥的历史中看到。墨西哥在1994年举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2000年执政党革命制度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败选。我们从表4-1可以看到，从墨西哥举行竞争性选举（以及民主化）开始，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随着致胜联盟的规模扩大，墨西哥的税率随之下降，这是必然的，因为政客们必须取悦多数人而不再是极少数人。举例来说，墨西哥1979年的边际税率最高达55%，当时革命制度党牢牢掌握着政权。随着革命制度党一党统治日渐削弱，税率随之下降。到了2000年举行第一次真正自由和竞争性的总统大选时，墨西哥的最高税率是40%。 [5]
表4-1 | 墨西哥的税收与民主化
任何独裁者的小联盟成员也讨厌纳税，但他们很乐意支持高税率，只要这些税能汇集成巨额财富返回到他们身上。这正是加利福尼亚州贝尔市的情况。市政经理罗伯特·里佐提高了财产税，市议会本来可以阻止他，但如果他们这么做了，市政府将无法支付给他们丰厚的顾问费。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里佐的联盟人数只占贝尔市36600名居民的1%。每个居民增加1美元的税，里佐就能给每名联盟成员多转移100美元。如果他的联盟由一半的贝尔市居民构成，每个居民多缴1美元的税，他只能多给每个联盟成员2美元。很容易就明白为什么在第一种情况下，联盟迫不及待地要支持高税率。
话说回来，对于生活在民主国家的我们大多数人，认为我们缴纳的税确实比其他制度下的人们缴得少的观点可能是很荒唐的。如果你像本书作者一样生活在纽约市，你要缴纳联邦税、州税和地方税（以及社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和营业税）。如果你收入可观，所得税将拿走你40%的收入。一旦再把营业税、财产税以及其他各项税收算进去，一位相当富裕的纽约人超过一半的收入将用于缴税，这数字可不低。欧洲的民主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全民健康保险，税率更高。相比之下，一些独裁国家甚至不存在所得税。不过，比较平均税率会产生误导。
在世界上多数贫穷独裁国家进行征税的收入水平上，欧洲和美国的税率为零。我们必须在给定的收入水平上比较税率，而不能跨界，因为大多数所得税体系被设计为累进制，收入越高征税越多。考察在不同国家的同一个给定收入水平上征税多少，这才有可比性。举例来说，在美国，拥有一个孩子的一对夫妇，年收入在大约32400美元以下无须缴纳所得税。假如他们的年收入只有20000美元，他们将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1000美元补助金以抚养孩子。【而在中国，一个收入为32400美元的家庭，预计将缴纳约6,725美元的所得税。】 [*7]
2004年的时候，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俄罗斯的首富，也是世界上第16名最富的人。他通过经营尤科斯石油公司大发横财，这家公司成立于俄罗斯私有化浪潮时期的1993年。尤科斯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国有石油公司，石油产量占俄罗斯石油总产量的大约20%。霍多尔科夫斯基曾经和政府关系密切，后来开始批评普京的独裁统治，并资助不少反对党。2003年，他因商业诈骗被捕，随后被定罪。俄罗斯政府指控尤科斯公司逃税。尤科斯方面则声称，俄罗斯政府从该公司征的税远远高于其他石油公司，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收入总额。沉重的税收负担将尤科斯逼向破产。在霍多尔科夫斯基行将服完第一个8年刑期时，俄罗斯政府显然仍将他视为眼中钉，最近他又以盗用公款和洗钱的罪名被追加了第二个8年刑期。
【他的中国同行黄光裕（也被叫做Wong Kwong Ku）处境稍好一点。除了身上500美元和一辆街头餐车，黄光裕几乎是白手起家，创建了中国最大的电器零售商——国美电器。他——在因贿赂罪坐牢，并被判处十四年徒刑之前——多次入选了中国富豪榜。他似乎确实有罪，因为贿赂在中国的生意场极为普遍。也有可能的是——他和其他人在中国以腐败罪名被起诉是“出于政治原因的考虑。”】 [*8]
在独裁国家，做个富人是很不明智的，除非是政府让你致富。而如果是政府让你致富，没有什么比忠于政府更重要。正如我们提到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可能确实犯有欺诈和行贿罪。这是他这类人各自所在国家的商业本质。就算是这样，很多犯下同样罪行的人却能逍遥法外。他之所以成为靶子是因为他不支持政府并且拥有巨额财富。津巴布韦的白人农场主遭遇到相似命运。罗伯特·穆加贝的政府没收了他们的土地，理由是将土地重新分配给贫穷的黑人，他们在前殖民统治和少数白人统治下一无所有。实际情况与此大相径庭。土地终究还是聚集到了穆加贝的党羽们手上，他们当中没有哪个是农民。当这些土地的新主人们放任土地荒废，农民丧失了投资，农场工人被赶出农舍，而曾经一度是农业输出大国的津巴布韦变得更加贫瘠。但在另一方面，罗伯特·穆加贝依然稳坐权力宝座。
民主主义者较不愿意改变规则和夺取财富。尽管额外收入相当诱人，它只能以损害大众生产率为代价获得。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女主人公鲍西娅假扮律师，代为裁决安东尼奥和夏洛克之间的契约纠纷案：安东尼奥以身上一磅肉为担保向夏洛克借了一笔贷款，在他逾期无法还债后，夏洛克坚持要履行合约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 [6] 安东尼奥的好友（同时也是鲍西娅的丈夫）巴萨尼奥愿意数倍偿还贷款但遭到夏洛克的拒绝，他恳求法庭的仁慈：“请堂上运用权力，把法律稍为变通一下，犯一次小小的错误，积一件大大的功德……”。
但鲍西娅认识到法律的神圣性：“那可不行，在威尼斯谁也没有权力变更既成的法律；要是开了这一个恶例，以后谁都可以借口有例可援，什么坏事情都可以干了。这是不行的。”
《威尼斯商人》中很多段落具有复杂性和争议性。但上述引用的段落传递的信息（而不是剧中稍后发生的有关履行合约的剧情反转）提醒我们，法治对于成功的商业至为关键。正如有学者在研究《威尼斯商人》体现出的商业要求时指出的：“契约并不要求友谊，但它的确要求一定程度的信任，即市场有章可循，或确保执行契约的机构适当地强大。” [7]
收税者
民主领导人需要资源来回报他们的联盟，但又不能拿太多，否则会疏远同一批支持者。相似的顾虑也影响到了征税的方式。领导人想以一种“公平”或至少透明的方式征税。极少美国公民会认为美国国家税务局是一个透明的税务机构，但至少它按规则办事（尽管大量规则很糟糕），并有独立的司法制度监督执行。至于将美国税法搞得无比复杂的所有那些规则和例外条款，无可避免地源自于政治家们无可避免要做的事：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来回报他们的支持者。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税法中有大量篇幅献给了农民：对一些政客来说，农民是关键联盟，如果他们选出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要保住权位，就得给他们回报。
独裁者不那么透明。正如我们在不走运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先生的案例里看到的，当机会来临，独裁者将夺走能夺走的一切。然而，就算他们的行为可以无视人民的感受，独裁者在如何收税上面临着真正的问题。高税率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人们隐瞒工作和收益，这使监控他们的收入很困难。除此之外，要维持一个全面性的税收体系需要一个大型的官僚机构，其成本高得吓人，正如美国的情况。让数字来说话：美国国税局从每一个纳税者那里平均征收到7614美元， [8] 但需要在每一个征税者身上花掉大约38美元，占到收税额的0.5%。这在一个人均国民收入46000美元的国家不算什么，但在那些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美元的国家，这样的收税成本就占到税收收入的23%。不仅如此，设立一个大型的官僚机构会让一名独裁者受制于那些管理这家机构的人。而掌权的第一条铁律就是要尽可能减少支持者的数量。为了避免成为自己手下收税者的奴隶，独裁者们往往转而采用间接征税。通过间接税收，成本可以转嫁给实际纳税者以外的其他人。比如说，销售商向市政府缴纳营业税，但销售商将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这就将营业税间接化。
在独裁国家，农业经销机构是向农民征税的一种间接工具。这些机构的功能和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差不多。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农产品提供了最低价格保障，给农民带来了一些利益。在许多民主国家，比如在美国，农村地区在选举中被过分代表。由于民主领导人都希望把核心支持者人数降到最低，因此毫不奇怪他们通常将农业团体纳入致胜联盟，并提供相应回报。 [9]
相比之下，独裁国家的农民几乎成不了核心支持者。农业经销机构被设立来剥削农民而不是帮助他们。来考察一下加纳的可可经销局。可可是加纳的主要农业输出品。加纳可可经销局为可可设定了一个固定价格——一种隐性的税——坚持让农民按这个价格将可可卖给经销局，也就是间接征税。然后可可经销局以更高的价格在全球市场卖出可可，从差价中获利：“榨取可可种植农辛苦劳动的一长串吸血鬼的最顶端就是可可经销局。” [10] 这些钱一直是加纳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向穷人征税以向富人输送利益会产生大量糟糕的经济后果，不过这是“长期来讲”——换句话说，那是以后的领导人的事了。比如说在加纳，对农民征收重税长期来说降低了产量。加纳农民干脆停止种植和照料可可树。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加纳的可可生产崩溃，农民想方设法把少量生产的一些可可走私去邻国科特迪瓦。各种各样的事例都证明了一点：当税收太高，人民要么停止工作，要么想办法逃避正规的经济活动。
私人化征税
当发现连间接征税都太麻烦时，独裁领导人有时候会向外界寻求帮助，以便从人民那里榨取资金。对于独裁者和他们的收税者来说，这种方式有利有弊。那些被雇佣来为政府收税的人有权截留一部分钱归自己所有，他们有很强烈的动机想拿走大量的钱。这对他们和领导人来说都不错，因为后者也可以拿到本分的收税者没有私吞的那部分可观收入。但被雇佣者有可能因为那些钱而成为领导人的一大威胁，这样一来，局势对他们和对领导人来说都相当危险。
632年先知穆罕默德死后，阿拉伯人通过军事扩张建立起阿拉伯帝国，统治了中东和北非大部和欧洲部分地区，一直到1258年。历朝哈里发沿袭了以前罗马人的传统，为了逃避征税的技术性难题，他们将征税任务外包。一名包税人在向国库缴纳一笔钱后可以获得在某一地区的征税权。很显然，既然他们为此特权付了钱，必然在包税区内横征暴敛。他们的残暴臭名昭著，永远在绞尽脑汁如何搜刮更多。比方说，他们要求以银币支付税款而不要农作物，然后串通商人锁定价格。那些缴不起税的人要么被惩罚要么被处死。
很自然地，人民必然要反抗。包税人持续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宁愿背井离乡也不愿缴税。为了阻止这一情况，包税人设立巡逻队查验每个人的身份。非穆斯林常常要被文身，或被强制戴上“狗牌”，上面注明姓名和地址，防止他们逃离。 [11] 一开始，某些税种曾经只向非穆斯林征收，这被证明是鼓励人们改信伊斯兰教的一种可能并非有意为之但非常成功的方法。许多非穆斯林意识到，通过成为穆斯林他们可以减少被征的税，因而纷纷放弃了原先的宗教信仰，改信了伊斯兰教。只要改教者占人口的比例不大，包税人通过压榨非教徒就能赚得盆满钵满。而随着改教越来越普遍，包税人调整了政策，不再将穆斯林排除在某些税种的征收范围之外。从哈里发的角度来看，包税人确保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对人民的恐吓威逼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重要性：被剥夺财产和遭迫害的农民并不是致胜联盟的组成部分。
独裁统治者避免征敛财富和再分配的技术难题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允许支持者直接自我回报。对很多领导人来说，腐败并不是什么需要根除的坏事，反而是一种很关键的政治工具。领导人默许甚至公然纵容腐败。他们实际上授权支持者收受贿赂。这避免了管理上令人头疼的难题，也就是如何组织征税并将钱转给支持者。在伊拉克遭受制裁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萨达姆·侯赛因的儿子们因走私活动而臭名昭著。原本是要削弱萨达姆政权的制裁却让他的儿子们大发横财。
开采资源
“石油是魔鬼的粪便”，至少委内瑞拉人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是这么说的，他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创始人之一，欧佩克是由产油国组成的联合组织。“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你将看到：石油将带给我们毁灭”。他说的没错。
很多领导人都意识到通过征税来获取收入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要求人们工作。征税太凶或者未能提供有助于经济活动的环境，人民将干脆不工作。实际上，从土地本身榨取财富是一种很方便的替代方式，根本不用考虑人民的问题。
以石油为例。无论税率是零还是100%，石油都会从地底涌出。人力成本只占石油开采价值的很小一部分。这让石油成为领导人的美梦和人民的噩梦。这是一种经常被称为“资源诅咒”的现象，拥有丰富可开采自然资源的国家系统性地落后于资源稀缺的国家。 [12] 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差，容易发生内战，比资源稀缺国家更具有独裁性。
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1960年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独立时它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但人们的期待很高。随着石油的发现，这些期待愈加高涨。尼日利亚据称拥有世界第十大的石油储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和末期，随着石油价格在石油危机期间上升，尼日利亚赚得盆满钵满。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这个国家却深陷债务和贫困的泥潭。从1970年到2000年，尼日利亚累计获得35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 [13] 但对人民毫无助益。尽管拥有巨大的石油财富，在这段时间内，尼日利亚的人均年收入从1970年的1113美元降至2000年的1084美元，该国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贫困问题持续恶化。通常用每天1美元生活费来作为评估贫困的标准：1970年，有36%的尼日利亚人生活在这个标准之下；到了2000年，比例飙升到接近70%。2000年至今的情况很难说有什么改善。即使考虑到现在美元通货膨胀，绝大部分尼日利亚人还是一天挣不到1美元，人均国民收入持续下降。经通胀调整后，收入低于尼日利亚独立时的水平。
尼日利亚并不是个特例。表4-2反映的正是这一点。横轴表示的是1970年时自然资源出口占GDP的比重，纵轴表示的是1970年到1990年间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趋势非常明显。那些拥有丰富的石油、铜、黄金、钻石或其他矿产资源的国家经济增长更慢。
表4-2 | 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丰富度 1970——1990年
话说回来，对领导人来说，自然资源当然妙极了。领导人不必鼓动自然资源去工作，不像得驱使臣民去工作那样。尽管矿产需要开采，但大体而言独裁者无须仰赖当地人口。比如说在尼日利亚，石油集中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外国公司的外国工人承担了大部分开采工作。极少尼日利亚人参与开采。石油公司建立起保安机构，实际上就是小型的私人军队，防止当地人破坏生意或者抱怨环境恶化。英国石油公司以及其他外国公司能够不受约束地自由行动，只要能向政府缴纳特许经营费就行。与其说这是这些公司的错，不如说是在那些领导人仰赖少数朋党支持的国家，商业运作必须以这种方式进行。一家守规矩的公司交给政府的钱必然较少，而这就足以导致它被其他更愿意“合作”的公司取代。
在资源丰富国家，有一个反映贫富差距的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侨民的生活成本。我们很容易想当然以为类似奥斯陆、东京或伦敦这样的城市是世界上最贵的地方，其实不是。最贵的地方是非洲西南部国家安哥拉的首都罗安达。住在像样点的社区的生活成本超过了每个月1万美元，而且水电供应还不稳定。周遭的贫穷使这一切令人感到格外震惊。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68%的安哥拉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超过四分之一的儿童活不到5岁生日，男性的平均寿命低于45岁。我们能够拿到的最近年份的收入不平等数据是2000年的。这些数据显示，最穷的20%人口只占有2%的财富。就平均人类发展总体水平来说，安哥拉在182个国家中排名第143位。安哥拉的物价与许多其他西非国家一样，是被石油拱起来的。
资源诅咒使独裁统治者有能力大规模地回报支持者并聚集起庞大的财富。这使得罗安达的物价直冲云霄，而外国侨民和幸运的联盟成员却能享用到每天从法国进口的鹅肝酱。为了确保人民无法协同造反、夺取国家控制权，领导人竭力让联盟以外的人保持贫困、无知和散漫状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本可以用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石油反倒给领导人提供了将这些问题故意变得更糟的政治动机。
这种效应的危害性在民主国家要远远小得多。问题就在于，一旦某个国家从矿产财富中获利，它就不可能民主化。鼓励领导人采取自由化政策的最简单方式是迫使他依赖税收来获得收入。一旦做到这一点，在位者将无法再压迫人民，否则人民就拒绝工作。
结论就是，资源诅咒是可以被破解的。如果各类援助组织想要帮助产油国的人民，那么我们基于生存的论证逻辑建议，把他们的捐款花在游说民主国家政府对汽油增税会收到更多成效，而不是到海外去提供援助。通过提高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这样的增税会减少全球对石油的需求。接下来会减少石油收入，使领导人更依赖税收。
有效的税收要求人民有工作积极性，但如果人们被剥夺了诸如与同伴一起集会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就将无法有效地生产——言论自由使得人们可以谈论思考很多事，包括如何建设更有效率的工作环境，以及如何减轻政府管制对工人造成的压力。
借钱
借钱对领导人来说是件美妙的事。今天他们必须花钱使支持者开心，并且如果他们够精明的话，还能将一些钱收入自己囊中。除非他们幸运到真的能够长期待在权位上，否则偿还今天的贷款就是下一位领导人的问题了。独裁领导人尽可能多地借钱，而民主领导人的借钱热情也不遑多让。
我们每个人都至少有些不够耐心。当精打细算之下本应该存钱的时候，我们却喜欢今天就买东西，这是我们的本性。政治使得财政政策的制定变得更加可疑。为了理解这其中的逻辑以及看清为什么政治家都是肆意借债者，我们假设现在在某个国家每个人每年挣100美元，并且这一情况未来不会改变。我们今天花的越多，明天要偿还的利息和本金就越多。举例来说，假设今天额外多花100美元，未来每年必须还10美元作为利息。人们很自然对这种做法是否明智意见不一，但显然政治使它变得更有吸引力。我们把这个问题大大简化一下，假设领导人只是把借来的钱平均分给联盟成员。这会鼓励领导人借更多的钱。假如领导人的联盟由半数人民构成，他借到的钱相当于全体人民每人100美元，那么以后每年每个人都得失掉10美元（作为偿还利息的税）。然而，由于联盟只由半数人民构成，每个联盟成员从借款中得到的直接好处就是200美元。尽管对某些联盟成员来说这也许仍然算不了什么，但显然总比为了100美元背上相同的债好。无论哪种类型的政府，比起它们统治的人民来说，都是更加肆意的花钱者和借钱者。而在小联盟的政权，这种肆无忌惮的程度更是变本加厉。
联盟的规模越小，它从借债中获得的利益就越大。比如说，假如每一百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联盟成员，偿债义务不变，每个联盟成员现在可以拿到10000美元，而不仅仅是前面那个例子里的200美元。这当然是一笔我们大多数人恨不能有份的交易。随着联盟规模越来越小，借钱的欲望就越来越高。
当然，今天借的越多就意味着债台高筑，并且将来借钱的能力就越小。但这样的考虑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说服力。如果他在财政上采取谨慎合理的立场，拒绝借债，他用于回报联盟成员的钱就少了。对他的挑战者来说不存在这种问题，挑战者可以通过许诺借这样的债来换取现任领导人联盟成员的支持。这样一来，现任领导人就危险了。现在借债之所以很有诱惑力，是因为毕竟这笔债务是由下一任领导人继承。如此一来，现在借债也能绑住任何未来挑战者的手脚。
在得到联盟支持和市场能够提供的前提下，领导人应该借尽可能多的债。外面总是会有挑战者愿意借这么多钱，并用这些钱来从现任领导人手里夺权。于是，不借钱就会危及现任领导人的权位。举重债是小联盟政权的一个特征。它不是某些经济学家认为的是第三世界领导人无视基本经济学原理的结果。
在一个独裁国家，联盟的规模很小意味着它的领导人几乎总是想多借债。独裁领导人们到底能借多少钱的唯一实际限度就是，人们愿意借多少钱给他们。我们前面看到了尼日利亚石油收入增长的同时债务也在攀升这一悖论式的局面。并不是说石油本身会助长借债——独裁领导人总是想多借债。而是说，石油收入意味着尼日利亚有能力负担更多的债务，因此人们就更愿意借钱给它。
而在一个民主国家，尽管很大的联盟规模会对借债水平施加若干限制，民主领导人仍然同样很喜欢在财政上不负责任。别忘了，虽然债务是由每个人来承担，但好处却不按比例地流向了联盟成员。在过去10年，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这本来是一个削减债务的绝佳时机，但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发生。1990年美国的债务是2.41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2%。到了2000年，按名义价值计算的债务增加到了3.41万亿美元，尽管按相对价值计算占GDP的比重降到了35.1%。然而，随着2000年以来经济的繁荣，债务仍在继续缓慢攀升而不是减少。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7年，美国的债务高达5.04万亿美元，占GDP的36.9%。更大的经济总量意味着更大的偿债能力和借更多债的能力。
我们可能喜欢用掌权者的政党政治来解释债务的扩张。然而，意识形态解释不了这些趋势。二战之后美国主要的债务增长期都是在共和党执政时期：罗纳德·里根（1981——1989）和乔治·W·布什（2001——2009）。这一债务在2007年至2010年的三年经济衰退期间惊人地增长，当时美国政府为深陷麻烦的银行纾困并开始采取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政策。到了2010年的第三季度，美国的债务高达9-13万亿美元，即GDP的62%。英国的债务增长经历了相似模式。2002年英国的债务占GDP的29%，到了2007年攀升到37%，紧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时飙涨到了GDP的71%。
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看，许多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试图削减开支而不是刺激需求的做法是大逆不道的。其实这并不反映政治家们想少借钱。实际情况是，冰岛、希腊和爱尔兰的债务危机让很多投资者怀疑这些国家的偿债能力。这就推升了借贷成本，并使举新债变得困难得多。是供给在萎缩，而不是需求。
市场限定了一个国家到底能借多少钱。如果是个人借太多钱并且无力或不愿偿还，那么银行和其他债权人可以通过没收其资产来抵消其债务。然而，如果是借给国家的主权债务，债权人可没办法夺回资产。历史上曾经有债权人试图这么做。比如说法国曾在1862年入侵墨西哥，要求其偿还贷款。法国还曾在1923年入侵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收取到期未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赔款。这两次行动都失败了。在实践中，贷款方相对于国家只有一个筹码，就是未来不再借钱给这些国家。话说回来，这件事具有深远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能够借到钱的能力是非常宝贵的，由于这个原因，一般情况下国家都会还钱。
然而，一旦“有能力借钱”的重要性赶不上偿债的成本，领导人就应该违约。如果他不这么做，总会有挑战者出现，提出来愿意这么做。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阿道夫·希特勒对德国人民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德国面临巨额债务，其中部分是偿还一战的战争赔款。希特勒在这项债务上违约。这个决定大受德国人民欢迎，因为偿债的成本很高。
随着债务水平达到了“有能力借钱”的重要性等于偿债成本的平衡点，贷款人拒绝提高债务规模。这个时候，如果领导人想借更多的钱，他们必须提高政府收入以对这部分新增债务偿本付息。在尼日利亚的例子里，可开采自然资源的发现提供了一种方式来增加偿债能力并因此借到更多钱。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发现，增加借贷规模的唯一办法只有提高税收收入。对独裁统治者来说这意味着必须采取自由化政策，鼓励人民更加努力工作，因为他们已经以非常高的（隐性）税率对人民征税。只有在面临财政困局时领导人才有可能愿意考虑这种政治上有风险的松绑政策。他们可不会经常或开心地这么干。只有在他们无路可走、舍此之外无法挽救自己下台的命运之时，他们才会实施自由化，向一个更具民主性、代表性和负责任的政府演变。
债务减免
债务减免是一项很受欢迎的政策，但却经常受错误观念引导。那些赞成减免高负债穷国债务的人认为，沉重的债务负担落在了穷国人民的身上，他们并没有从借来的资金中得到应有的好处。这当然没错。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好处都被领导人和联盟拿走了，债务却要由每个人负担。但主张减免债务的人的想法是基于他们认为世界应该如何运作，而不是实际上如何运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有许多穷国为偿还债务而挣扎，债权国协调对债务进行重新安排或减免。法国经济、金融与工业部成为协商的重要中心，确保债权国共担损失。这些商讨形成了所谓的巴黎俱乐部。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起了“重债穷国计划”。与先前的个案处理方式不同，这一计划通过债务减免对穷国提供系统性的帮助。然而，穷国必须达到缓解贫困和预算改革方面的明确标准、或朝着这些标准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债务减免。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下，计划得到了强力推进。2006年以来，不少重债穷国大幅减少了债务。这些计划的后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不过，我们有必要回头看一看2000年以前的一些大规模减债工作。考察一下政府形式的重要性特别能说明问题。尽管债权国谨慎选择了它们认为会理智行事的穷国，不少穷国在获得债务减免之后不久，债务就开始重新攀升。
就减免债务的比例而言，2000年以前获得最大减债好处的国家分别是1999年的埃塞俄比亚（减免了42%债务），1997年的也门（34%），1996年的白俄罗斯（33%），1996年的安哥拉（33%），1996年的尼加拉瓜（30%）和1990年的莫桑比克（27%）。 [14] 除了安哥拉和尼加拉瓜之外，这些国家又立即开始累积新的债务。比如，在经过一系列小规模减债之后，埃塞俄比亚在1999年一下子被免债44亿美元，债务总额只剩下57亿美元，但到了2003年债务又回升到69亿美元。1996年白俄罗斯被免债5亿8900万美元，但它的债务总额从1995年的18亿美元稳步上升到了2005年的超过41亿美元。尽管减债计划都会精心挑选候选国家，这些例子还是说明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进行制度改革，减债只会让领导人重新开始借债。
民主领导人也喜欢借债，但他们不像独裁领导人那般肆意妄为。他们相对来说倾向于较低的债务水平。民主化成功推进了债务削减，正如莫桑比克和尼加拉瓜的例子显示的。1990年，莫桑比克27%的债务被减免，结果却是债务重新开始累积。到了莫桑比克实施民主化的1994年，债务总额超过了80亿美元。然而如表4-3所示，这笔债务开始逐年下降，部分得益于进一步的债务减免。
重债穷国计划招致很多批评，认为它在减免穷国债务方面步伐太慢。我们对它的批评恰恰相反。实际上这些计划太急于免除债务。债务减免只会让领导人重新开始借债。我们稍后将会看到，金融危机是迫使领导人实施民主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债务减免却缓解了财政压力，使独裁领导人无须改革仍能坐在位子上，继续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表4-3 | 莫桑比克的债务和减免
毫不奇怪独裁领导人欢迎债务减免。但在那些愿意改善治理以及像我们这样试图客观理解领导人如何行事的人眼中，债务减免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让我们暂且离开领导人看待治理的视点，转而看看如何才能改变一个独裁者的视野。也就是说，我们来思考一下如何能够利用独裁规则的逻辑，给独裁领导人正确的诱因以改善他们的政府。我们考虑的是，能不能让至少某一些独裁者意识到，为人民的利益而统治是确保政治生存的最佳方式？
债务减免在民主国家可能有效。因为这些国家无论如何都希望削减过多的债务，债务减免显然会加速这一过程。但正如我们在表4-3看到的，莫桑比克在2001年和2006年两次获得大规模债务减免之前已经在有效解决债务问题。因此，我们提倡将提供很少债务减免或不减免作为一种保守方法来改善可恶的压迫性政权的统治，并改善当前生活在这些政权统治之下的人民的生活质量。我们认为债务减免反而会巩固独裁统治者的权位。独裁者的民主化承诺从来不靠谱。一名独裁者为了换取资金，也许诚心愿意举行有意义的选举，然而一旦他克服了金融危机，能够借债安抚他的联盟，任何他承诺的选举都是骗人的。对民主领导人来说，债务减免虽然有帮助，但不是必要的。通过取消给予独裁者债务减免，我们可以帮助催生类似2011年发生在中东的那种人民反叛行动，稍后我们将看到，这样的反抗行动可能为将来出现更好的政府打开了大门。
税收、资源开采和借债是喂饱致胜联盟的最主要方式。人们对于税收的其他解释，要么是为了使其变得较易让人接受所做的粉饰美化，要么就是基于人们希望世界如何运作。领导人征税是因为他们必须在联盟身上花钱。成功的领导人尽其所能地筹措收入。税收的限度是：（1）被征税的人们工作的意愿；（2）联盟愿意负担什么；以及（3）收税的成本。
政府财源充足之后，领导人以三种方式花钱：第一，他们提供公共产品，也就是推出惠及所有人的政策。第二，他们为联盟成员提供私人好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混合方式也不相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回报联盟之后剩下的任何资源都可以由领导人自由裁量。于是领导人就有了第三种花钱方式。他们可以把这些自由裁量的钱花在钟意的项目上，或者，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往往将其藏入应急储备基金。
[1] 不少学者研究过制度对透明度和数据可获取度的影响。比如可参见詹姆斯·R·霍利尔、彼得·罗森多夫和詹姆斯·雷蒙德·弗里兰德合著的《民主与透明度》，工作论文，2010年；另见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阿拉斯泰尔·史密斯、兰多夫·席弗森和詹姆斯·莫罗：《政治生存的逻辑》，剑桥，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3。
[2] 引语出自马丁·梅雷迪斯：《我们的选票我们的枪：罗伯特·穆加贝与津巴布韦的悲剧》，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2，第17页。
[3] 罗伯特·H·贝茨：《繁荣与暴力：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纽约：W·W·诺顿出版公司，2001，第74页。
[4] 杰拉德·帕德罗·米盖尔：《分裂社会中对政治家的控制：恐惧的政治》，载于《经济学研究评论》74（2007），第1259—1274页。
[5] 本表基于Penn World Table版本6.3当中的kg变量构建（译注：Penn World Table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产、收入和价格国际比较研究中心推出的在线数据库，2014年最新版本为8.0）。参见网址https://pwt.sas.upenn.edu/。
[6] 威廉·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芭芭拉·A·莫瓦特和保罗·沃斯汀编辑。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纽约：华盛顿广场出版社，2009，第四幕第一场，第157页。（译注：本节《威尼斯商人》中译文采用朱生豪先生译文。）
[7] 安妮塔·L·艾伦和迈克尔·R·赛德尔：《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跨文化商业》，载于《美利坚大学国际法与政治期刊》10（1995），第843页。
[8] 计算依据为美国国税局2009财年数据年鉴当中表29所载税收、成本、美国人口等数据。
[9] 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低效的再分配》，载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95，第3期，2001年9月，第649—661页。
[10] 引语出自伊丽莎白·奥西恩：《言语、行为与可可》，载于《西非》31（1982年8月），第2104页；杰弗里·赫伯斯特《加纳改革政治学，1982—1991》，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第111页。
[11] 萨缪尔·爱德华·芬纳：《政府的历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第663—727页。
[12] 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政治生存与内生制度变革》，载于《比较政治研究》42，第2期（2009），第167—197页；A·H·杰尔布：《意外之财：祝福还是诅咒？》，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迈克尔·罗斯：《资源诅咒的政治经济学》，载于《世界政治》51（1999），第297—322页；杰弗里·D·萨克斯和安德鲁·M·华纳：《自然资源丰富性与经济增长》，工作论文5398，1995年。
[13] 泽维尔·萨拉·伊·马丁和阿文·苏伯拉曼尼恩：《应对自然资源诅咒：尼日利亚的例子》，工作论文9804，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系列，剑桥，马萨诸塞：国家经济研究局，2003。网络版参见http://www.nber.org/papers/w9804。
[14]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汇编的世界发展指标，网址为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金额按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统计。
第五章 | 获取与花费
终于，一名新的统治者对当初助他上台的联盟完成了重组，现在他拥有了各就各位的合适的支持者。征税使得财源滚滚。现在他面临统治的真正任务：分配钱财让联盟开心——但不能太开心——以及为确保可相互替代者不起来造反而提供刚好足够的钱。正如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发生在北非和中东的事，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发生在东欧的事，这个任务对任何领导人来说都是一根踩上去险象环生的钢丝。过去数十年的历史显示，很多独裁统治者从钢丝上栽了下来，这让我们深受鼓舞。要在给予联盟的利益和给予可相互替代的大众的利益之间搞好平衡，真的非常困难。
任何新上台的领导人想要长期掌权必须精心拿捏花钱的艺术。当然，他可以对联盟或人民十分慷慨——前提是只能花打理好联盟之后剩下的那部分可供他自由裁量的钱。他最好不要亏待任何有可能发起政变或革命的人。亏待了不该亏待的人，任何领导人的下场将印证威廉·华兹华斯的著名诗句：“无论获取与花费，我们损耗了力量。”
因此我们转向所有民主国家的核心问题：如何分配资源以推行惠及社会中所有人的政策。这些公共物品以多种形式出现，取决于那些有能力要求得到这些政策的人的喜好。当然，那些有能力的人正是在位者的核心支持者。不同的核心支持者集团属意的以公共物品为导向的政策组合也各不相同。一些集团想要在某项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有更多开支；其他集团希望花更多钱在教育事业上；再或者有的集团希望多花钱照顾老年人或年轻人，扶持艺术，如此等等。尽管所有这些都值得关注，我们也会简单涉及，不过我们特别关注那些核心的公共利益，比如教育、健康以及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自由权利。
抵御外部侵略的安全保障毫无疑问是一项核心的公共物品，不过我们将在稍后的章节再讨论有关外部威胁的话题，这里先聚焦于国内的政策选择。当下，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公共物品如何有助于作为整体的社会以及如何帮助领导人稳固权力。
有效的政策无须着眼公益
为了在有利于大众的开支政策和有利于关键支持者的开支政策之间搞好平衡，领导人仔细琢磨一下霍布斯政府哲学中的相关部分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在导言部分曾简单涉及。霍布斯的理论有很多对的地方，但他关于政府的理念并非始终正确。尽管他认识到任何想要社会富足的人都会避免类似他在英国经历到的革命，但他未能分清楚使人民安分守己的必要条件和避免核心支持者背叛其领导人的必要条件——无论这里的领导人指的是霍布斯的利维坦还是柏拉图的哲学王，或是卢梭的公共意志，再或是麦迪逊的派系林立的人民代表。霍布斯确信他的利维坦必须是一位仁慈的统治者。霍布斯似乎认为这才能避免发生类似他经历过的革命。霍布斯担心，如果没有一位使人们安居乐业的统治者，许多人——按他精妙的用语——将过孤独、肮脏、贫穷、粗野和短寿的生活。
霍布斯只对了一半。确实如霍布斯相信的，快乐的、得到良好照料的人民不太可能造反。【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似乎印证了这种看法（至少目前如此）。】 [*9] 让民众富裕和愉快，他们就不太可能起而反对你。然而似乎同样正确的是，病怏怏的、忍饥挨饿和无知的人民也不太可能造反。有些国家的民众似乎就完全安顺，他们将敬爱的领袖奉若神明，将他视作任何他们拥有的粗劣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谁会进行革命？是了不起的中间派，是那些既不穷困潦倒也未被娇纵的人。前者太弱，畏惧造反；后者心满意足，没理由造反。确实，只有广大的中间派才对政权稳定及其领导人真正构成威胁。于是，精明的领导人要搞资源平衡，一方面让联盟成员满意，另一方面让人民刚好愿意去生产所需财富以养肥核心支持者和在位领导人。那些其政府依赖于少数支持者的国家——即那些最不民主的国家——正是最可能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来恰当描绘其民众生活的地方，对这一点我们无须感到意外。我们前面看到了，它们也正是领导人最可能长年累月掌权的地方。
依赖大型联盟的领导人必须努力工作才能确保公民们的生活不会孤独、肮脏、贫困、粗野。这并不意味着民主领导人必须事事从公益出发，他们也不需要对公民们心怀温厚慈爱之情。他们所需的一切就是确保有丰裕的公共利益来提供高质量生活。他们只需要遵循成功领导人进行统治的法则，使其适应任何民主领导人都会面临的困难局面：无可避免地依赖于大量难以驾驭的核心支持者以保住权位。
正如民主领导人无须成为满怀公益心的理想主义者，独裁领导人也并非一定会制造悲惨生活。情况常常是，他们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但也有例外，这些例外恰恰重申了遵循政治规则的重要性。我们前面注意到了，领导人动用他能自由裁量的钱去改善人民的生活，这并没有什么不对。根据定义，所谓自由裁量的钱无须用来保持联盟的忠诚；因为在任何资源可以由他自由裁量之前，联盟已经获得了回报。举例来说，新加坡通过仁慈专制为其公民提供了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尽管缺乏其他人觉得宝贵的诸多自由。也许新加坡长期的恩主李光耀正是霍布斯的化身。但类似新加坡这样的仁慈独裁者很少见。
对普通人民来说，制度激励是确保获得良好生活的最可靠保障，这个制度在形式上就是政府依赖大型联盟，迫使追逐权力的政客们为人民的利益而统治。在民主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很少或几乎不存在集团投票的民主国家，制度激励使得政客们谋取自身利益特别是保住权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去提升较广大人民的福利。我们认为，这就是多数民主国家比较繁荣、稳定和安全的原因。
也许你会质疑通往良好生活之路是由于大型联盟的存在才得以确保的。与你有相似想法的人大有人在。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甚至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认为提升民主的最好方法是提升经济繁荣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看到经济危机的征兆，比如说政府债台高筑，濒临债务违约和破产，他们就呼吁提供债务减免，增加新的贷款，寻求大量外国援助以及采取其他经济修补手段。他们抗拒像我们这样的人的呼吁，即任何纾困资金拿去拯救独裁国家深陷麻烦的经济之前，必须以该国改善治理为前提。这些经济学家坚信，财富——而不是政治——才是逃脱霍布斯自然状态的更佳路径。简单回顾一下上一章我们讲到的历史上的经济援助，很明显在一个依赖大型联盟的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极少寻求类似第三世界发生金融危机时渴望的那种没有伴随政治变革的单纯经济救援。
纾困与联盟规模
根据联盟规模的大小，经济纾困大为不同。纾困有很多方式：国内税收和开支调整；来自国内外银行的贷款；债务减免；或外国援助。任何纾困都伴随着经济改革的要求，无论资金是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德国中央银行或纳税人。接受纾困的依赖大型联盟的国家和依赖小联盟的国家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前者几乎总是会进行改革，而后者很少这么做。
正如债务减免一样，对于面临经济重压的独裁者来说，纾困是解决迫在眉睫政治危机的一种方法。当他们的经济虚弱到不足以提供足够的金钱收买政治忠诚时，独裁者面临着要么被对手要么被革命推翻的险境。这就是2011年类似突尼斯和埃及等地发生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情况。无论是通过内部或外部贷款和援助，纾困可以买通反对派，遏阻对领导人权力的威胁。正因如此，在经济危机期间，独裁者以缓解国家经济灾难的名义四处寻求纾困资金，实则是为了挽救自己。
对于依赖大型联盟的国家的领导人来说，纾困是一个诅咒，或至少是一件必然的恶事。糟糕的经济表现可能被选民理解为领导人的政策失败，结果就是一有机会领导人就被选民赶下台。2008年美国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失利有很大部分就是这个原因。当经济没有足够快速好转到让选民满意，2010年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就遭到失败。对于经济纾困的需要本身就向选民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应该换换有新政策理念的新领导人了。外国援助极少前来拯救民主国家领导人，原因我们稍后解释。于是，金融危机和对纾困的需要对民主领导人来说几乎永远是坏消息。
世界上一些富裕国家在2008年和2009年遭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布什政权和奥巴马政权阻止发生最坏情况的方式都是通过提供大规模财政纾困来挽救银行业和其他大行业，以恢复市场流动性，将美国经济带回到持续增长的轨道上来。欧洲采取了相似的策略。这些纾困措施伴随着监管方面的变革。奥巴马2010年签署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正是其中之一。在严重的经济衰退面前，美国国会通过了这项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来最大的改革法案。
形成对照的是，在依赖小联盟的国家，纾困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保持原有商业运行模式的手段。独裁国家的经济纾困极少触发对经济或商业政策的严肃评估。它们几乎从未伴随监管改革。后果就是，经济危机比在民主国家发生得更频繁，而且只要富裕国家仍然愿意为其提供贷款、债务减免或援助，社会就几乎不会改善，当然，卑鄙的领导人们倒是安全了。
民主是奢侈品吗？
独裁者和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偿付能力必须先于政治变革，这是对的吗？难道享受民主必须以物质上的丰裕为前提吗？我们不这么认为。有许多富裕国家遭受压迫性政府的统治，其人民过着孤独、肮脏、贫困、粗野而短寿的生活，恰如穷国里的人民一样。看一看几乎任何一个非民主制的产油国或产钻国就知道了。
是的，这个世界产生过一些智慧的、善意的领导人，甚至是在那些依赖少数核心支持者的国家。但这样的领导人并不多，也不敢保证他们就懂得如何改善他人的生活。事实上，那些依赖小联盟的国家领导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说辞是，能够促进政府改善人民福利的那些自由权利太奢侈——比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特别是集会自由——只可能在获得经济繁荣之后才能让民众享有，而不是之前。这看上去正是那些让人民受穷受迫的领导人们的自私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宣传这种观点的报童。当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将市场经济引入中国时，西方富裕国家的研究者们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将会发展开来，而经济的发展会引起迅速的民主化。时至今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三十多年了，而我们仍在等待这些预期的政治改革。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带来政治上的改善，但也不会排挤它。中华民国（又名台湾）和大韩民国（又名南朝鲜）正是经济繁荣先于民主的典范。无需多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喜欢宣传这些国家的经验。】 [*10]
许多经济学家得出了与独裁者们相同的结论，尽管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不少经济学家持有的国家应该先富裕再自由的观点来源于他们对于政治的思考方式。他们觉得政治充满太多矛盾与摩擦，恨不能将其一笔勾销，而不是去认真对待。
毫无疑问，富裕是好事，世界上不少富裕国家是民主国家。但依赖大型联盟才是这些国家拥有高质量生活的强有力解释，即便现在不富裕，它也预示着将来的富裕。相形之下，经济增长和成功看来并不能确保国家治理的改善，实际上反倒有可能产生阻碍。 [1] 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挖的问题，不过目前我们关心的是核心支持者集团和可相互替代者集团的规模大小如何决定了资源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进行分配，使领导人在恰当回报自己的联盟的同时，又足以防止大众制造麻烦。
并非为了公共利益的公共物品
从一个领导人的角度来说，人民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缴税。任何政权都需要钱。结果就是，即使最自私的独裁者都必须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物品，除非他能从类似石油或外国援助这样的资源获得重要收入，这种收入不依赖纳税者。他必须提供诸如必要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这样的公共福利，以确保劳动者有足够的生产力去纳税，填满统治者及其核心支持者们的腰包。这些政策不是为了改善大众生活而制定的，尽管如此，当然，大众当中的某些人，特别是工人，会从中受益。
作为在生活中出人头地的手段，教育对任何国家的公民来说都是头等大事。实际上，不乏许多思想开明的人高度赞扬压迫政权下的教育质量，他们说的有根有据。像现代的某些独裁制国家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初等教育。举例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些独裁制国家的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的表现大大超过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同年级学生。有些更是拥有100%的识字率。相比之下，民主国家印度只有81%的人具有读写能力。 [2] 但这些事实可能具有欺骗性，甚至完全有问题。基础教育在这些国家是强制性和广泛的，这一点经常被人用来证明独裁制度也没那么糟糕。
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几乎不可能不深究在这些现象的背后，为什么独裁者要付钱培养三年级生，却不将那种教育质量延伸到高等教育当中。政治生存背后的逻辑告诉我们要保持怀疑态度。我们实在是认为这些公共物品并非为了帮助不幸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如我们了解的，政治的规则教导统治者们，除了做防止人民造反的绝对必要的事之外，不要为人民做更多的事。领导人以牺牲关键支持者的利益为代价，花钱在公共福利上，无疑会招灾惹祸。
不论是独裁者还是民主领导人都面临相似的问题：什么范围的教育才是适量的？对于那些依赖极少数支持者的领导人来说，答案显而易见。教育机会不能太广泛，以至于普通人，也就是可相互替代者因受到教育而质疑政府的权威。天真的人也许会在观察许多糟糕的政权之后得出结论：这些政权对待自己的人民比民主国家对待自己的人民更好，因为它们提供了诸如国家包办的医疗保健或坚实的基础教育这样的公共福利。这是无稽之谈，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独裁者会让农民保持足够健康以工作，让他们受足够的教育以干好活。无论怎样，不管识字还是文盲，他们仍然是农民，而且永远都将是农民。
考察领导人对教育的兴趣，有一个更好的衡量办法，就是看顶尖大学在世界上的分布情况。除了几个特例之外，没有任何一个非民主国家拥有排名世界200强的大学，除了【中国】 [*11] 和新加坡。【尽管中国大学规模巨大，吸收了广大人口中最顶尖的人才，在不算香港大学的情况下——香港的大学是1997年回归中国前在英国的统治下建立起来的——中国最好的大学在世界上排名仅47位。】 [*12] 独裁历史悠久的俄罗斯在世界上排名最高的大学仅排在第210名。相比之下，那些人口较少、依赖大量核心支持者的国家，比如以色列、芬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无一不拥有多所大学进入世界200强。 [3] 顶尖大学集中在拥有大型联盟的国家，这种不均衡的分布情况并不是偶然的。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独裁者来说是潜在的威胁，因此独裁者要限制教育机会。独裁者们希望工人具有基本的劳动技能，比如识字，而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可能的继承人——受到真正良好的教育，把他们送到诸如瑞士这样的地方上学。独裁者们也喜欢把孩子送到美国的顶尖大学读书，有的特别中意英国的牛津大学。实际上，人们几乎认为牛津大学是独裁主义者的温床。该大学是很多独裁者的母校，包括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约旦、不丹、马来西亚乃至小国汤加的国王们。英国的大联盟体制为高等教育广开方便之门。
当领导人依赖少数核心支持者，高等教育只提供给有权阶层的孩子；当支持者规模巨大，高等教育是为了让每个人更好。可以举个例子，鲍里斯·叶利钦最想改变的老苏联的特征之一就是苏共领导人的子女享有进入最好大学的特权，无论能力如何。忠诚家庭的孩子得到帮助而进步，而潜在不安分家庭的有能力的孩子则被排除了进入最好学校的机会。 [4]
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内部人士在进入顶尖大学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即使在依赖大量核心支持者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不过这种特权是由大学们自己给予的，而非政府要求它们这么做。美国总统不会告诉哈佛大学应该录取谁。对于这种体制的进一步观察会发现，哈佛和其他许多名牌大学青睐“遗产”，也就是校友的子女，因为这些学生有可能为大学带来更多来自富裕校友的捐赠。在其他方面很公开的大型联盟体制下，这种进入大学的特权实际上反映了大学本身的内部机制。
我们不应该忽视，大学机构本身是一种小联盟政治体制，拥有相当大规模的可相互替代者。因此不奇怪，大学就像独裁国家一样运行，青睐富裕、有关系的人，低看缺乏政治影响力的人。如果你质疑这一点，你可以看看大学校长们喜欢聘请多少行政管理人员，再比比教职员工的数量。行政管理配角们的工作取决于高层人物是否开心，这些人不可能太多。另一方面，教职员工则无须依赖“老板们”的开心，他们靠的是让同事们一直开心以获得教职，因此他们拥有相当大的做任何想做的事的自由——不然你以为笔者怎么能写下这一段话。不可否认，这里有一种相当微妙的平衡，因此成功的大学领导人特别善于对那些可能构成威胁的人施以私人好处。那些为学校筹来资金的人经常会得到其中的一部分钱作为奖励。愿意合作的教师多半更容易得到公休假期、研究经费、挑选所教班级（通常是小班）的权利，如此等等。我们无须为大学里这种扭曲的价值感到惊讶，大学真的就是小联盟体制。
在中等教育方面，在那些依赖极少数不可或缺者的国家，我们也许指望能看到美好一点的局面。所有政治领导人为什么都不赞成开放的中等学校入学权利呢，在这里学生们不是能够学到高一级的数学、科学、语言、文学、历史和社会思想吗？答案很简单。这些都是危险的公共物品，必须小心地给予。没有必要那么多拥有技能、但为独裁政权贡献收入又非绝对必需的人。举例来说，渴望长久掌权的独裁者干吗要为那些不大可能为联盟的财富和安全做出贡献的人开放中等学校？数学和科学在独裁国家是很棒的学科，而社会学和政治科学则是民主国家的学科。
谁不爱乖宝宝？
提供医疗保健的动机与提供基本教育的动机没什么不同。对于小联盟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让劳动力大军保持活力是头等大事——除此之外的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是次要的。把大量的钱花在那些不是劳动者以及不是长期劳动者的健康上面毫无意义。看清这个问题有一个更令人沮丧的方法，就是考察一下婴幼儿医疗体系的表现与政府致胜联盟的规模之间的关系。
貌似为数不少的非民主制国家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不可或缺支持者不爱宝宝。无论我们想到的是恶魔般的萨达姆·侯赛因还是其他同行们，这一点都是对的。
萨达姆·侯赛因在人民因经济制裁饱受苦难之时还大建奢华宫殿。联合国为了减轻孩子们受到的影响，为伊拉克提供婴幼儿配方奶粉——然而，萨达姆默许他的党羽进行窃取。这些奶粉被拿到中东各地的市场上出售，为萨达姆带来收入，即便奶粉短缺造成伊拉克婴儿死亡率翻番。毫无疑问萨达姆是一个卑劣的人——一种情况可能是，他的纪录并不比任何其他无情暴徒更好或更坏；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由于他依赖一个很小的党羽集团，他不得不像一个暴徒那样行事。也许换一种地方和环境，他说不定会到处亲吻宝宝以获取政治支持。说不定化学阿里说的是对的，萨达姆太仁慈。 [5] 实际上，在那些据说具有良好医疗体系的独裁国家，婴儿死亡率也居高不下。这也许是因为，帮助小朋友对于领导人的权力生存提供不了什么特别的帮助。这倒不是说他们就像憎恨竞争对手一样憎恨可爱的宝宝，而是说他们认识到，帮助宝宝帮不了自己。
在拉丁美洲，古巴拥有最低的婴儿死亡率，这当然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成就。然而真正的问题是，这应该归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古巴建立高质量医疗体系的善行，还是应该归功于从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治下的古巴继承了良好的医疗体系。
巴蒂斯塔最早因参与1933年古巴政变而崭露头角。虽然有一系列人物随后担任古巴总统，作为陆军参谋长的巴蒂斯塔却是整个过渡时期“王位”背后的真正操控者。在1940年的自由民主选举中，他击败了政变政权时期的前总统拉蒙·格劳·圣马丁。巴蒂斯塔于是从1940年开始担任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直至1944年任期结束。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由于巴蒂斯塔坚定推行亲劳工和工会的政策，因而获得古巴共产党的支持。实际上，在他根据1940年古巴宪法担任民主领导人期间，巴蒂斯塔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高效的社会改革家，他同时也推行了成功的经济政策。 [6] 简而言之，他的统治方式正是我们认为的大联盟体制下领导人该有的方式。
在任期结束后巴蒂斯塔前往美国。他属意的继承人在1944年古巴总统大选中输给了拉蒙·格劳·圣马丁。1948年，身在美国的巴蒂斯塔被选为古巴参议员。他回国就职，并于1952年再次参加总统大选，但在民意测验中落后于罗伯特·阿格拉蒙蒂和卡洛斯·赫维亚，仅居第三。亲美的巴蒂斯塔看到自己当选无望，又有美国政府的支持，于是在选举前发动政变。在军队的支持下，巴蒂斯塔这回当上了小联盟的独裁总统，而不再是一位民选的大联盟领导人。当然这是权力凌驾于政治原则之上的又一个例子。
古巴经济严重依赖农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甘蔗种植业。结果就是，巴蒂斯塔由于缺乏自然资源，必须依赖劳动者创造收入。他从大量外国援助那里获得额外收入。除此之外，为了维持生存，他还必须保持一支健康且受过适当教育的劳动力大军。于是，巴蒂斯塔需要良好的医保体系和基础教育。
尽管一个醒目的事实是古巴拥有拉丁美洲最低的婴儿死亡率，但细节显示，婴儿保健的相对质量在下降。在巴蒂斯塔统治下，古巴同样拥有拉丁美洲最低的婴儿死亡率。一般来说，小联盟国家的经济会每况愈下，因为它效率低下，并会牺牲长期生产力来满足领导人和核心支持者的短期利益。福利丧失的速度部分取决于能获得什么样的外国援助来弥补小联盟统治方式造成的困境。相比在巴蒂斯塔统治下，我们应该看到后来古巴的医疗质量呈现出下降趋势，这并不是说前者比后者更具公益心，而是因为在大多数可悲的独裁国家，时间会渐渐无情地削弱普通人的生活质量。
在巴蒂斯塔被推翻后，古巴的婴儿死亡率发生了显著的好转，但婴儿保健的相对质量却没有跟上世界其他地方的步伐。二战之后，医疗技术大幅度提升了卫生保健的质量，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古巴在婴儿死亡率方面的改善尽管很可观，但落后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改善幅度。1957年，就在巴蒂斯塔下台前不久，古巴的婴儿死亡率是每1000名新生儿当中有32例。这个死亡率之低在当时的世界上能排在第13名。拿这个可观的纪录来做比较，当时古巴的表现比奥地利、比利时、法国、以色列、日本、西班牙、葡萄牙和联邦德国都要好。而今天，所有这些国家在婴儿死亡率方面的表现都超过了古巴。然而，直到苏联解体前，古巴的经济增长率在拉丁美洲都是名列前茅。而古特马赫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它的堕胎率——旨在终止困难的高风险妊娠过程——高达58.6%。 [7]
在非民主制的国家当中，古巴婴儿死亡率的案例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事实上，在预防孩子过早夭折方面，有钱都不是好办法。拥有一个大型联盟才是最好的疫苗。与所有的药一样，它并不完美，但它会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在世界上，政府所依赖的关键支持者集团规模最大的36个国家，比起规模最小的44个国家，在婴儿死亡率方面每1000个婴儿少31例。再从人均国民收入来比较这80个国家，最穷的国家婴儿死亡率每1000个婴儿比最富国家多15例。成为富裕国家确实有助于挽救孩子的生命，但效果不如成为民主国家！
清洁的饮用水
对于独裁者来说，把钱花在无法为经济做贡献的婴儿和儿童身上完全是浪费。资源必须用在那些现在有助于统治者维持权力的人身上，而不是那些在遥远的未来或许可能有用的人身上。当我们看看从危机国家流出来的照片和图像，很明显独裁国家人民的生命遭受磨难是很常见的。并不是说这些恶劣的生存条件不可逆转，而是独裁者仅仅出于成本的考虑就必定选择不去扭转。因为所需的资金必须从独裁者和联盟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
考察一下清洁饮用水这一最基本和必须的公共物品。与水有关的疾病如霍乱、痢疾和腹泻夺走了这个世界上千百万年幼和年老的非劳动者的生命。这本来是可以很容易预防的，清洁的水就是巨大的救星。问题在于，独裁者似乎认为这些生命不足珍惜。
毫无疑问，在民主国家饮用水比小联盟国家更清洁、人民更广泛拥有，这与各自的人均国民收入的重要影响无关。举例来说，洪都拉斯是一个相当穷的国家，它的人均国民所得只有4100美元。然而，90%的洪都拉斯人口能喝到清洁的饮用水。赤道几内亚的人均国民所得高达37000美元，是洪都拉斯的9倍。 [8] 然而只有44%的赤道几内亚人拥有干净的饮用水。这两个国家都属于热带气候，都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且都是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最大的差异在于，比起赤道几内亚，洪都拉斯相当大程度上更民主化，具有更大的不可或缺者集团。这个对比很不同寻常吗？一点都不！诚然，收入更高的国家一般来说比穷国享有更高质量的饮用水。然而，拿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来对比，那些依赖大型联盟的国家基本上100%人民都能喝到高质量的饮用水，而依赖较小联盟的国家要落后20个百分点或以上。清洁水资源和技术并不偏爱民主国家，而是民主国家偏爱确保其饮用水是清洁的。
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已经证明了，即便再恶劣的独裁者也得为人民提供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健，这样人民才能工作以养肥独裁者。要把劳动力转换为独裁者的财富，还得有一个必要的公共物品——劳动者生产的任何东西都必须送到市场上去卖，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有公路将产品运输到市场上。
尽管如此，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然也有一个平衡点。因为公路通向两头，独裁者必须很谨慎，不能修建太多路，特别是不能把路修往错误的地方。修路的成本很高，而且很容易掩瞒真正的成本。这使得修路成为营私舞弊的好源头，相应地又使得修路非常具有诱惑力。但是把国家建设成交通太良好会导致产生新的地区权力中心——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方面——这将削弱独裁者的统治。如果局势升温到足以刺激叛乱的地步，独裁者修建的这些道路反过来将是他的梦魇。许多国家的基础设施之所以质量低劣，往往是统治者故意为之的，并不是什么被迫忍受的灾祸。
扎伊尔（即今天的民主刚果共和国）的蒙博托·塞塞·塞科曾经对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说：“我在扎伊尔已经掌权30年，而我没修过任何公路。”为什么？他对哈比亚利马纳解释道：“他们现在正沿路过来抓你呢。” [9] 事实上，1965年蒙博托上台时，扎伊尔有大约9万英里的公路。32年之后当他最终垮台时，只剩下6000英里，刚好仅够用来卖产品，不够别人轻易来抓他。于是，修建通往市场的路：可以。能把你带出国的路：可以。其他用途的路：没门。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各国首都通往各自最大机场的公路的直弯问题。当然，路应该修得多直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地形、首都延展的形状、修路的技术以及国家的财力。还有一个就是致胜联盟的规模。
财富并不是随机分布的。那些政府权力须依赖广泛支持者的国家通常也比较富裕。这可能会让我们以为在富裕的、文化程度高且依赖大型联盟的国家，机场高速路特别直，因为富裕国家的政府比较容易为修路提供拆迁补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与财富不同，地形不受政治左右。水道分布广泛且多山地形可能会导致一国首都通往机场的道路非常曲折，无论该国掌权的是什么类型的政府。要笔直穿过这样的地形，意味着要修建很多隧道和桥梁。这些成本很高。穿过村庄的成本同样很高，因为当政府征用土地要拆人房子时，人们必须得到妥当赔偿。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赔偿的人有可能恰恰是有影响力的人和关键支持者。如果房屋的主人不是什么有影响者或关键支持者，那么笔直修路当然比逢村必绕便宜。
如果路线的选择仅仅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有人可能就会觉得富裕国家的首都通往机场的道路普遍比较直。但如果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那么笔直的路在独裁国家比在代议制的民主国家更普遍。驾驶距离与直线距离之间的差异与政治有关，特别是与领导人需要多少核心支持者有关——这一点相当有意思，也许很让人意外，但确实有关。
我们将158个国家的首都到其主要机场的驾驶距离除以直线距离，得出比值。 [10] 比值越小说明道路较直，比值越大说明道路较弯。30个最低的比值（即驾驶距离几乎等于直线距离）当中只有两个出自民主国家，我们考虑进了过去30年（1981——2010）政府致胜联盟的平均规模。在政府领导人须依赖大量关键支持者的国家当中，葡萄牙和加拿大拥有最直的首都机场公路。葡萄牙的比值在世界上排倒数第13，而加拿大的比值排倒数第28。那么比值最低的10个国家是哪些呢？答案是：几内亚、古巴、多米尼加、哥伦比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和赤道几内亚。这显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名单。在这些国家当中只有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的政府朝着依赖大型联盟迈出了实质步伐。根据我们的估算方法，这10个国家的致胜联盟平均规模是42分，满分为100分。 [11] 世界平均水平为62分，比它们高出50%！ [12]
结论就是，当独裁者需要一条通往机场的公路（逃跑的好路线），他可以征用人民的财产，把路修得尽可能直，跑起来尽可能快。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1年1月5日发表国情咨文讲话针对修建铁路这一相似问题时说的，“如果中央政府想要一条铁路，他们就能得到一条铁路——不管有多少人的房子要被铲平。”他比较的是独裁者能做的事与他这位民主国家领导人不能做的事。
民主领导人认识到，动用征地权在政治上要付出代价，他们更愿意绕开村庄或房屋而不是将其铲平。一旦哪个民主领导人无视财产权，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人民将诉诸法律或走上街头去矫正任何他们认为不公义的行为，这就是民主领导人所必须提供的各种自由权利的最高表现。一个聪明的民主领导人当然要尽量避免出现这种麻烦，他只有在有利于多数人特别是他的选民（也就是有影响者）的前提下才能动用征地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要掠夺人民的财产是多么的容易，而在香港要这样做却是多么的难。】 [*13] 当关键支持者只有极少数人，大概任何东西都保不住了。
公路并不是唯一的一种在独裁国家具有私人利益属性而在民主国家强调其公共福利属性的基础设施。独裁者和民主领导人都需要电网。举例来说，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当政府扩大其对大型联盟的依赖程度，它们会将电价和电力可获性方面的政策从偏袒企业向有利于消费者的方向调整，也就是照顾大众而不是社会上最富裕的人群。 [13] 然而世界上还有像蒙博托·塞塞·塞科这样的人，却是想尽办法利用电力来保护他们的政治生存。
蒙博托的一个著名做法是用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水电站取代扎伊尔国内铜矿附近的发电站。切断电力的按钮掌握在他手中，这确保了是他本人而不是某些地方企业家控制扎伊尔的铜矿财富。值得注意的是，整条电力输送线路避开了所有沿途居民。这正是那些利用公共政策维护自身权位的人才干得出来的基础设施建设。
类似埃及阿斯旺水坝【和中国三峡大坝】 [*14] 这样的大规模建设项目很像蒙博托的电网。这种工程对独裁者们来说太有利可图了。尽管这种工程必须搬迁走数量庞大的库区居民，它们也创造了巨大的贪腐机会，在成为基本公共基础设施提供者的同时成为私人报偿的绝佳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建造成本远远高于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类似水坝，而这些国家的水坝主要是用来造福大众而不是个人。
为了让人民工作纳税，所有领导人都必须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在其他组织类型里同样如此。大企业的老板们不希望员工在与世隔绝中进行生产。交流、培训以及团队建设将促进生产力，尽管这些也可能有助于员工们协同反抗老板。出于这个原因，并非所有企业的电话都能随便接通到任何地方。
甚至黑帮家族的首脑都必须提供某些公共物品来帮助帮众谋生，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声望。如果人们不相信他们背后有强力靠山，歹徒们将很难收取到保护费。黑手党同样要有威信和威慑力以保护其成员。谁要是杀了一个黑手党分子不会被轻易放过。黑帮也提供律师。上述种种都是很有价值的奖赏。更重要的是它们能让黑手党保持盈利。正如独裁者一样，黑帮老大们提供这些公共物品，以使帮众生产老大们掌权所需的财富。
为了公共利益的公共物品
在小联盟国家，公共物品主要服务于小范围的领导层利益，只间接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在大联盟国家情况则几乎完全不同。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为了满足自己持续掌权的欲望，他们必须满足大型联盟的欲望，包括在各个层面获得高质量教育；在各个层面获得高质量健保；以及最重要的，在各个层面获得使联盟的愿望很容易被政府知晓的手段。当今世界人均国民所得最高的25个国家，除了新加坡之外，全部都是自由民主国家，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些国家依法治国，具有透明和负责任的政府、自由的媒体以及集会自由。这些国家鼓励而不是压制或阻碍政治竞争。它们的领导人鼓励这样的竞争并非源自公心，更多是出于聚集起一个大型支持者联盟的必要性。
世界上最富裕的人当中，有一些生活在人口很少的小国家，比如冰岛和卢森堡。有些生活在人口众多的大国，比如美国或日本；还有一些生活在人口相对适中而幅员辽阔的国家，比如加拿大或澳大利亚。最富的一些人生活在宗教单一的国家，比如丹麦或意大利；还有人生活在宗教成分复杂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不少最富裕的国家在欧洲，但也有一些在亚洲、北美洲或大洋洲。一些国家曾是传统帝国，如英国和法国；而一些国家曾是殖民地，如加拿大或新西兰。
那么，这些国家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不是它们的地理位置、文化、宗教、历史或版图大小。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民主国家，因此都依赖一个大型的支持者联盟，尽管结构和规模各不相同。由于都依赖大量关键支持者，所有这些政权都提供便宜却极具价值的公共物品：自由。
尽管诸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这样至关重要的自由权利很便宜就能提供，独裁者们却视之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毫无疑问，民主领导人也巴不得避开这些自由权利，因为正是这些公共物品使得竞争对手组织起来推翻他们变得容易。但依赖大型联盟的领导人无法规避这些自由，因为如果他们无法保证很大数量的人们拥有自由言说、阅读、书写的权利、能够聚到一起自由探讨和辩论，他们将不可能聚集起一个致胜联盟。民主领导人必须倾听选民的声音，回应选民的期望，不然就有别人会上台来做。
而当领导人依赖的是一个很小的党羽联盟，联盟成员通过贪腐和营私舞弊而发财，很容易得到满足。他们不会冒着失去这些财富的危险要求领导人把钱从他们的口袋挪走，投到有效的公共政策上。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很乐意限制公共物品的提供，特别是自由。于是，民主国家逃脱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而独裁国家一般来说不能。实际上，我们只要看看在大自然发威造成巨大灾难时发生了什么，就能明白两类国家在逃脱自然状态方面的巨大差别。我们想想诸如地震、飓风、海啸、干旱这类自然灾害的后果。这些当然不是政治事件，但它们的后续结果却反映了统治者如何分配资源以及人民的集会自由如何影响分配决策。
地震与统治形式
一场里氏7级地震比一场6级地震猛烈10倍，而里氏8级地震又比7级地震猛烈10倍，比6级地震猛烈100倍。2003年12月26日，伊朗的巴姆城遭受了一场可怕的地震，震级在里氏6.5和6.6级之间。全市大约97000名居民当中，有26271人死亡。2005年6月14日，与伊朗人均国民所得相当的智利发生了一场里氏7.9级的地震。这次地震比伊朗巴姆地震猛烈25倍，而且发生在人口更多的地区。智利的这场地震袭击了人口有238000人的伊基克城，引人瞩目的是，只有11人死于震灾。起作用的是好运气还是好政策呢？
智利和伊朗都经常发生重大的地震活动。我们应该期待它们的政府都很关注地震的风险以及可能对人民造成的灾难。但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一切都促使我们，要对这种有关统治方式的乐观看法保持谨慎态度。
回头看看过去50年的历史，伊朗一直是一个依赖小联盟的国家。伊朗国王政府依赖的关键支持者集团也许比现在的政权的支持者集团更小，但这两种政权实际上差别并不大。根据我们的标准，不可能指望伊朗会促进那些政治自由，使人民很容易表达自己的意愿，使政府严肃认真地去满足这些愿望。
智利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情况稍微有点复杂。从1960年到1973年，该国是一个还算相当民主的国家，然后突变为一个小联盟政权，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1989年，智利开始渐渐回到其政府依赖相对大型联盟的道路上来。也就是说至少在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以后，我们能期待智利比伊朗在对待地震方面采取更注重公共物品的政策。
1960年，智利遭受了一场罕见的里氏9.5级大地震。它夺走了1655名智利人的生命（后续海啸夺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夏威夷61条生命），使200万人无家可归。当时还算相当民主的智利政府立即着手制定一部新的严格的建筑防震法规，以保护人民将来免遭类似的灾难。在长期的军事独裁统治期间，这部法规基本上没变动过，1993年已恢复民主的智利根据技术进步对这部法规进行了修订升级。智利这部防震法规不仅看上去非常严格，而且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大大提升了在面对地震灾害时人民的安全度。
不像智利，伊朗在过去半个世纪没有经历过民主统治。结果就是，政府没有动力采取有力政策保护公众免受自然灾难的伤害。在巴姆地震发生之后，麻省理工学院的伊朗研究小组表示，“鉴于伊朗地震活动高度频繁，一个全面的减灾项目于1991年启动，但措施的有效性因缺乏足够资金和制度性协调而受限……该地区脆弱性的主要根源包括……无效率的公共政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和投资的盲目性。（斜体为笔者所加）” [14] 说白了就是：小联盟的伊朗国王和阿亚图拉政权把资金挪做满足私人利益，而不是用于提高公共安全度以抵抗可预见的地震灾害。他们没有为人民提供清晰表达愿望的途径，他们在人民遭受可预见地震灾害带来的死亡毁灭威胁时坐视不管。
智利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对比远不是特例。【与智利一样，中国也遭受了7.9级的地震。汶川大地震于2008年5月爆发，导致许多豆腐渣工程的校舍和居民楼倒塌，近7万人死亡。实际上，即使考虑上智利与中国在人口和收入方面的差异，也无法调和中国与智利的人员伤亡之差，除非我们另外反思民主的智利执行了适当的建筑标准这样措施——而这正是中国和伊朗所缺少的。】 [*15] 值得指出的是，2009年5月民主国家洪都拉斯发生里氏7-1级地震，仅6人死亡；2009年4月意大利发生6.3级地震，207人死亡。即使2011年日本发生的可怕的8.9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造成的死亡人数，毫无疑问会比同等规模灾难发生在小联盟国家造成的死亡人数低。日本不遗余力地重视建筑质量以抵抗地震，但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抵挡住日本遭受的这种强度的地震和海啸。大型联盟能够拯救生命，因为大型联盟的领导人明白如果他们不能保护自己的普通国民，他们将被能够做到的其他人取代。
地震和海啸很难预测。但它们的后果不难预测。当政府依赖很多关键支持者，救灾行动就迅速，重建工作也快速高效。如果不如人民期待中的快速高效的话——在大联盟体制下人民的期待非常高——那么政治领导人很快就得卷铺盖走人。这就是随后我们将看到的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美国发生的事。我们也将看到，在关键支持者很少的国家，糟糕的救灾工作表现并不会导致领导人下台。相反地，独裁者更喜欢夸大灾害的严重程度以吸引更多的救灾资金。一旦资金到位就会被挪进政治精英们的私人账户，而不是被用于灾后重建。看看2004年海啸之后斯里兰卡的救灾行动就知道了。
这样的差别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也能看到。2004年海啸之后，爱德华·鲁斯前往印度南部东海岸的泰米尔纳德邦，探访那里的难民营。 [15] 尽管灾害导致15000人至20000人死亡并造成大范围毁坏，在一年之内几乎所有灾民都得到重新安置，政府还对灾民的生命财产损失进行赔偿。灾民尽管相对贫穷，但对整个过程非常了解。原因就在于：泰米尔纳德邦的选举非常激烈，仍然盛行于印度北方的庇护式集团投票在这里已经崩溃。当2006年鲁斯前往更靠北的奥里萨邦，他发现人们仍然挤在10个村子里，但他们根本不是2004年海啸的灾民，他们承受的是1999年一场飓风灾难的后果。
有关自然灾害的所有这些例子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变奏。当政府依赖大量关键支持者，它们必须分配政府资源，提供有价值的公共物品，比如可靠的建筑规范、自然灾害之后的救援行动以及如果可能的话，预防灾害的堤坝、沟渠等。为了了解人民的需要，政府必须让公众能够很容易表达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做到这点的最佳方法就是提供所有公共物品当中最便宜但最有价值的那个：自由。
公共物品能够服务公共利益。然而它们也可能成为压榨公众的手段。在大型联盟的环境下，公共物品普遍提升公众的福利。在小联盟的体制下，情况则否。
民主国家并非运气好。它们不是靠运气来吸引富有公益心的领导人。倒不如说，它们吸引的是以生存为念的领导人，他们明白，由于自己依赖的是大量关键支持者，他们只有搞清楚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公共物品才有可能上台和持续掌权。小联盟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在解答这完全一样的生存问题。只不过由于他们所依赖的联盟很小，他们提供的公共物品缺斤少两。在这两种情形下，公共物品都被用来达到政治生存的目的。
我们无须诉诸公益精神来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人民生活远胜独裁国家。当联盟较大，每个人都能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当联盟较小，只有基础教育。而当联盟较小，医疗保健只为那些有生产能力的人提供；当联盟较大，宝宝和老人不会被排除在医保体系之外。联盟较大，每个人都能享用高质量饮用水；否则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用。最重要的是，在大联盟体制下，表达愿望的自由以及当要求未获满足而表达不满的自由十分充分；在小联盟体制下，这种自由极其匮乏。
在探讨了生活在大联盟体制下的种种好处之后，下一章我们将考察民主制度的阴暗面——大联盟政权并不能杜绝为特定国民提供私人好处。我们也将看到，贪腐是小联盟领导人的好帮手，实际上，为党羽们提供贪污、贿赂机会和其他私人好处，有助于领导人维持权位。提供相似的好处会让民主领导人丢掉乌纱帽。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总是由小联盟领导。
[1] 参见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和乔治·W·道恩斯：《可持续独裁制的崛起》，载于《外交事务》84，第5期（2005年9月、10月），第77—86页；相反的观点参见罗伯特·J·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别经验研究》，剑桥，马萨诸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7；以及亚当·普沃斯基、迈克尔·阿尔瓦雷斯、何塞·安东尼奥·柴巴布与费尔南多·利蒙吉合著的《民主与发展：世界的政治制度与物质福利，1950—1990》，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
[2] 参加联合国有关各国识字率的数据，网址为http://unstats.un.org/unsd/mdg/SeriesDetail.aspx?srid=656。
[3] 参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做排名，网址为http://www.usnews.com/articles/education/worlds-best-universities/2010/09/21/worlds-best-universities-top-400-.html。
[4] 参见基伦·斯金纳、谢尔盖·库德里亚、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和康多莉扎·赖斯合著的《斗争策略》，安阿伯，密歇根：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7。
[5] 对于同一个人既在小联盟体制也在大联盟体制当过领导人，二者的对比可参看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利奥波德二世与选择人集团：一个与种族主义解释形成对照的解释》，载于《历史社会研究》32，4期（2007年），第203—221页。
[6] 豪尔赫·多明格斯：《古巴：秩序与革命》，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旗下贝尔克纳普出版社，1878；豪尔赫·多明格斯：《古巴巴蒂斯塔政权》，收录于H·E·切哈比和胡安·J·林兹编辑的《苏丹化政权》（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8），第113—131页。
[7] 见http://www.guttmacher.org/pubs/journals/25s3099.html。
[8] 2009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对比，参见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004rank.html。
[9] 引语出自詹姆斯·A·罗宾逊：《一个国家什么时候掠夺成性？》，工作论文，加州大学，伯克利，1999年。
[10] 只要条件允许，我们都亲自测量过这些距离。如果读者想自己测量，可以使用谷歌地图和相关联的工具。
[11] 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阿拉斯泰尔·史密斯、兰多夫·席弗森和詹姆斯·莫罗：《政治生存的逻辑》，剑桥，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3。
[12] 对于财产权保护方面的最新一项研究表明，依赖大联盟的政府比小联盟政府更注重保护财产权。见摩根斯·K·加斯特森：《建立和破坏财产权：联盟、否决者与市场的制度基础》，即将载于《政治学期刊》。
[13] 见戴维·S·布朗和艾哈迈德·穆什非格·穆巴拉克：《民主的转化能力：政权类型与电力分布》，载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03（2009年），第193—213页；以及布莱恩·敏：《谁获得公共物品？效率、公平与电气化政治》，向2008年2月8日至9日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的“后工业时代的财富和权力”工作小组会议提交的论文。
[14] 见《伊朗的地震管理》，麻省理工学院伊朗研究小组，2004年1月6日。网址为http://www.vojoudi.com/earthquake/management/management_eq_mit_eng.htm。
[15] 见爱德华·鲁斯：《不顾众神：现代印度的崛起》，纽约：船锚书局，2006，第139—140页。
第六章 | 腐败使人有权，绝对的腐败绝对使人有权
我们已经看到领导人是如何上台，如何掌握金钱，以及如何提供公共物品，有时甚至是致力于全社会的福祉。然而，极少成功领导人是主要受到为人民做好事的愿望所激励。任何人都喜欢被别人喜欢，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权势人物就不希望被人民爱戴和尊敬。实际上，确实有可能很多追逐权力、寻求高位的人是为了成为善良的领导人，但问题在于，为人民的利益做事可能极其不利于保持权位。
政治生存的逻辑告诉我们，无论是掌管国家、企业还是哪个委员会的领导人，首先且最重要的目标是得到和保持权力。第二，他们希望最大限度地掌握收入的开支权。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花可自由裁量的钱做好事之前，为了上台，为了留在位子上，领导人必须聚精会神于建立并保持一个足够忠诚的联盟，帮助他击退任何对手的进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领导人在回报大众甚至回报自己之前，必须先回报核心支持者联盟。
我们已经看到，给联盟的回报可以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出现，特别是当不可或缺者集团的规模很大。然而随着核心集团的规模变小，任何领导人该做的最有效的事就是日益强调以私人好处的形式来分配他掌握的资源，回报联盟成员。为什么？因为给少数人提供私人好处总的来说比给多数人提供公共物品便宜，即使这少数人得到的好处非常丰厚。如果联盟不仅很小、而且是从一个非常大的可相互替代者的候选池里精选出来的，领导人更应该这么做，因为候选池里的每个人都渴望能成为致胜联盟的一员，从而获得各式各样的私人利益。
成功的领导人必须把做好事的愿望放在第三位，置于自己的政治生存和掌控大局的程度之后。私人物品最能帮助领导人保持联盟忠诚度。把不可或缺者与大众区别开来的正是私人利益。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接下来必须探究领导人如何利用私人回报作为政治生存的手段。还应该考察统治者如何花无须用来收买联盟忠诚的那部分钱，也就是领导人可以自由裁量的那些钱。随着我们对这些收入使用情况的探讨，我们将看到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往往会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化”一般来说是正确的——然而，它未能抓准因果关系。这里的因果链条应该是双向的：权力导致腐败，而腐败导致权力。正如本章的标题告诉我们的，腐败使领导人大权在握，绝对的腐败绝对会使领导人大权在握——基本上如此。别忘了我们讲过的路易十四的事例，从来没有哪个领导人拥有绝对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领导人需要有支持他的联盟成员，以及为什么联盟成员需要得到致富的机会——当他们对领导人保持忠诚、帮领导人巩固权力、让他为大家谋财花钱。
权力与腐败
对于那些愿意当支持者的人来说，腐败的政客很讨人喜欢；而渴望权力的政客发现最容易吸引腐败的支持者加入阵营。领导人都想待在位子上，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达到这一目标。成功的领导人不会不屑于使用遏制、镇压、压迫手段，甚至是杀掉真实或想象中的对手。任何不愿意去做脏活的人最好断了当领导人的念头。很显然，任何不愿做暴徒的人都不可能长久，当每个人都知道他没准备做出那些也许对政治生存至关重要的邪恶举动。如果一个有抱负的领导人不愿做可怕的事，可以肯定的是有大把别的人愿意做。如果他们不肯花钱让支持者去做可怕的事，他们得明白那些党羽会被别人收买，用恶行换取财富和权力。
成吉思汗（1162——1227）了解这一原则。他攻打到一个城池，如果那个城池没有立即投降，他就杀掉城里所有人，然后让下一个城池的人知晓他这么做了。通过这种方式，总的算起来其实他并不需要真的杀掉那么多人。他们明白最好还是投降，将财物乖乖送上，好让成吉思汗过去，剩下幸存者自生自灭。成吉思汗统治了很大部分的已知世界，65岁时死于睡梦中。没错，他在西方世界名誉不佳（尽管他在故乡蒙古广受尊敬），但他毫无疑问是一位成功的领导人。
可以很公平地说，英格兰亨利五世的名声比成吉思汗好。 [1] 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五世》中，他的圣克里斯宾节演讲即使今天的读者读来都会抱着感动钦佩之情。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亨利五世也是可以非常残暴的。虽然英国人非常崇敬他，他在法国可不怎么受待见。在围困哈弗娄之时，莎士比亚让他以一个残暴领导人的口吻宣布，如果哈弗娄总督拒绝投降，将会发生什么：
一旦我又发动了攻城
不到把这毁灭殆半的哈弗娄城
埋葬在灰烬底下，就决不罢休
那时，一切慈悲之门都将闭紧
那些士兵尝过了战争的甜头
就只有一颗又狠又硬的心
只有一双毫无顾忌、到处劫掠的血手
他们的良心，容纳罪恶
就像敞开大门的地狱
你们那些鲜艳娇嫩的姑娘，茁壮的婴儿……
你们怎么回答？你们愿意投降、避免这场惨剧呢
还是执迷不悟、自取杀身之祸？ [2] （译注：此处采用方平先生译文）
对哈弗娄来说幸运的是，总督在听了亨利五世的话之后投降了。
历史上最有权力的领袖，比如成吉思汗、亨利五世或俄国的凯瑟琳大帝，往往成为只依赖一个很小联盟的独裁统治者。那些最成功的领导人，特别在现代，也拥有获得巨额收入的可靠手段，比如矿产财富。只要他们保持身体健康，这样的领导人是无懈可击的。也就是说，他们无限接近于成为一名绝对领袖。
那么，独裁者一旦开始掌权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大肆征税——据说成吉思汗每攻占一个地方之后就横征暴敛。作为游牧民族，他不需要被他攻占的地方下一年为他生产，因为届时他和他的大军已经到了别处。独裁者们还应该起劲地压迫人民——约瑟夫·斯大林明白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人民的敌人”是值得的。他很清楚地告诉他的人民委员们，在处决潜在的人民敌人时产生离谱的错误率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独裁者还应该给核心支持者们送上巨额奖赏——凯瑟琳大帝通过授予大片土地、成百上千的农奴以及伴生的收入，确保她的前情夫们都会对她保持忠诚。最后，独裁者们应该为自己的个人运途存钱，一旦遭遇困境能帮自己摆脱麻烦，或者确保在运气耗尽被人推翻后能软着陆——海地的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绰号“医生宝贝”）就是这么干的，流亡法国期间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直到在一场丑陋的离婚中被前妻卷走大部分钱。 [3]
近乎绝对独裁者的领导人应该如何行事？一句话：腐败。
正如金钱使地球转动一样，金钱也使联盟转动。维持一个忠诚联盟的关键确实就是钱。如果一个领导人要遏制、镇压、压迫人民，甚至杀掉对手，他需要能为他干脏活的人。这种暴行可能很贵。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领导人为了这些目的花的钱最多，而且无须多言，一分钱都不会再多给。
独裁国家的领导人、不可或缺者和有影响者的富有程度令人咋舌，特别是对比他们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忍饥挨饿，甚至处于死亡边缘。但不管怎样，他们对权势的垄断压制住了人民，同时金钱使得挑选出来的少数人很乐意执行政权的意志，保护领导人的权力。
为了防止有人草率得出结论认为这仅仅是对独裁者的描述，有必要考察一下民主国家的私人物品。民主领导人需要得到很多人的帮助，他们不用像独裁者那样花那么多钱，但是，即使民主领导人的支持者也必须得到回报。
民主国家的私人物品
我们这个版本的政治逻辑告诉我们，当不可或缺者较少时，私人物品会占据政府支出的较大比例。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很清楚独裁国家的总体腐败情况比民主国家严重得多，情况就是这样。透明国际每年都对各国政府的腐败程度进行排名，数据证明我们对独裁国家和独裁体制的直觉判断是对的。根据透明国际2010年的腐败指数，25个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成熟的民主国家。只有一两个——比如说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也许会被某些人认为是准民主国家，至少在它们看上去拥有多党选举这一意义上。我们说“看上去”，是因为很明显这两个国家的反对党被严格限制利用媒体发声，甚至它们举行公开集会的能力都被限制。毫无疑问，最高程度的腐败的确属于非自由的、依赖小联盟的政权。但这并不等于说依赖大型联盟就能使政府免于腐败。它甚至并不表明依赖大型联盟的政权花在腐败方面的钱绝对比独裁国家少。
由于民主的环境促使政府征较少的税、花更多的钱在提升生产力的公共物品上，对大量不可或缺者的依赖倾向于与成功的经济表现联系在一起。结果就是，比独裁国家更有可能做大收入蛋糕，正如我们早先讨论过的。整个收入蛋糕当中较少份额被大联盟政府割走，但由于政府拿走的是一块更大的蛋糕中的较少部分，他们可以获得更多可支配的收入。尽管在小联盟国家私人/公共物品的比例偏向于私人物品，但在大联盟环境下，私人回报的总额仍可能更高。
伊朗和土耳其是两个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一个什叶派，一个逊尼派），都坐落在中东。伊朗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有人也许认为它本该减轻人民的税负。土耳其没有石油或其他实质性的自然资源财富，需要通过征税来维持政府。两个国家都拥有独裁统治史，但土耳其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尽管仍在转型期）民主国家，而伊朗虽然有点民主制的门面却仍然是个专制主义国家。在伊朗，人民的选票和议会通过的法律全部都可以被最高领袖推翻。在土耳其，总统只有有限的否决权，跟在美国一样，因此土耳其总统必须采取类似政变的非法行动才能推翻人民的意志。
伊朗人口有7300万，土耳其有7500万，两国的规模相当。2010年伊朗的腐败严重程度排在全球第32位（也就是说，在商业往来的诚实度方面，在178个国家中它排在第146位），这使该国成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土耳其的清廉度排在第56位，在反腐方面跻身于全球较好的三分之一国家之列。也就是说，有122个国家比土耳其更腐败。尽管谈不上表现如何耀眼，但对于一个转型期的民主国家来说，表现已经相当不错。土耳其的人均国民所得大概为13730美元，伊朗则为4530美元。 [4] 尽管伊朗拥有巨大的石油财富，伊朗人的平均收入只有土耳其人的三分之一。伊朗的税率也比土耳其高，即使有石油，伊朗征收的所得税也比土耳其多。两个国家都实行累进所得税制，但伊朗有个叫做“退伍伤残军人慈善基金会”的小集团，不仅免税，还能免于腐败指控。基金会为高级宗教领袖和军方领导人理财。基金会据称控制了每年伊朗国民所得的20%至25%——对于私人好处来说，真的不赖。
为了合理比较两国，可以来看看一名伊朗人和一名土耳其人要缴纳多少税。以年收入4530美元来算，一名伊朗人要缴纳762美元的个人所得税，一名土耳其人只要缴纳680美元（基于2010年12月2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以及伊朗里亚尔兑美元的汇率折算）。 [5] 如果以土耳其的年人均收入13730美元计算，一名土耳其人只要缴纳2450美元个人所得税，而一名伊朗人却要缴纳2809美元。不出所料，伊朗政府从一块较小的国民收入蛋糕中切走了较大的一部分。事实上，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2008年（世行报告的最近年份）土耳其政府的收入占到GDP的22.5%；而同一年伊朗政府的收入则占其GDP的32%。根据土耳其的GDP，2009年（世行报告的最近年份）土耳其政府的收入为1388亿美元。根据伊朗的GDP，2009年伊朗政府的收入为1059亿美元。尽管伊朗税率更高，土耳其政府的收入蛋糕却更大。
伊朗政府征更多的税，收入蛋糕却只有土耳其政府的76%。于是，假如伊朗政府花掉岁入的25%用于向相对较小的核心支持者联盟提供私人物品，土耳其政府只需要拿出19%的岁入就能提供以美元计价的相同数额的私人物品。很有可能的是，土耳其政府所花的钱占收入蛋糕的比例以及绝对总金额都比伊朗花在腐败和其他私人物品上的钱少得多。但正如我们先前看到的，完全有可能一个大联盟国家花在腐败方面的绝对金额与小联盟国家花的钱相当。在小联盟的环境下，腐败会被认为更严重，这是因为毕竟这些钱占其政府收入蛋糕或GDP的比重较大。
我们要记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民主国家千百万个人支持者所得到的个人利益在价值上很小。而在独裁国家，即使私人物品总金额与民主国家相同，每个核心个人支持者所获得的私人利益却非常可观。举例来说，土耳其的致胜联盟人数随便算算大概就有2000万人左右。在2007年的土耳其大选中，实际投票人数为堪堪3600万人，而登记选民有4250万人，所有合格选民则有4840万人。既然有3600万张选票，根据土耳其的简单多数选举制，该国的致胜联盟人数有可能超过1800万人。伊朗的致胜联盟人数大概只有区区数千人。我们不妨夸张一点，假定伊朗的致胜联盟人数为10万人，包括宗教领导人、地方和国家政治精英、重要的公务员、关键的军官以及执行镇压示威任务的政府打手。假设伊朗只花50亿美元在私人报偿上（我们不可能掌握确切的数目），那么每个联盟成员平均能得到5万美元，超过年人均国民所得的十倍。假设土耳其也花50亿美元用于个人好处（我们当然也不可能知道确切金额），每个联盟成员平均只能拿到250美元，还不到年人均所得的2%。当然，这两个国家大多数联盟成员拿到的钱远远达不到平均水平，而少数人则会拿得多得多。但很显然，在土耳其不会有多少联盟成员会为了区区250美元干出殴打甚至杀害同胞的勾当。同样明显的是，在相对较穷的伊朗，政府奖赏每个支持者5万美元，应该很容易鼓动他们四处镇压人民。
私人物品构成了世界上每个政府开支的一部分，每家企业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即使花在私人物品上的总金额相同，在大联盟环境下指使支持者去做真正肮脏的勾当要比在小联盟环境下困难得多。历史上出现过的依赖大联盟的领导人，没有哪个能残暴如独裁者成吉思汗。同样地，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更为民主化的制度下，私人回报更可能以扭曲的公共政策的形式出现，而不是通过诸如赤裸裸的贿赂、黑市交易或极端的徇私舞弊等形式表现出来。
那么，民主国家提供的私人报偿到底是什么东西？公共政策是如何被扭曲来为某些人创造利益却损害其他人的利益的？
人们很时髦用诸如意识形态或左右阵营这样的概念来谈论政治。关于左右两个阵营的标准表述大概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关心穷人，愿为减轻他们的痛苦而奋斗。自由主义者经常受到富人和权力阶层的阻扰。那些非常富有和有权势的人往往是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关心富人的利益，为了保护富人免受税收和自由主义开支政策的侵害而斗争。不奇怪的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相比保守主义的支持者来说往往是相对较穷的人。作为对政治的简单化处理，这样的表述没问题。我们除了提出一个思考政治的迥然不同的思路之外，不想挑战这一表述。
决定统治者如何统治的那些规则不可避免地将政客内心真正属意的政策与其嘴上说的、手上做的区别开来。这并不是说我们怀疑政客对于公共政策的好坏没有真诚的看法——而是说这些看法并不重要，不仅如此，很少有办法能辨别基于机会主义政治权宜之计所宣称的东西与基于真实信念而宣称的东西。
从本书的角度出发，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和所谓的保守主义者只不过是在各自建立能帮助他们赢得权位的利基。美国的民主党人喜欢提供针对富人的税收，改善穷人的福利，并寻求给予中产阶级摇摆选民大量好处。美国共和党人喜欢减少对富人征税，削减穷人的福利，提倡重返工作岗位计划，相似地，他们也寻求给摇摆中间选民提供大量利益。许多税收和开支政策以及分肥项目等，无非是把私人物品分发给相关党派的核心支持者联盟。两党都特别关注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选民人数众多且左右摇摆。在中产阶级眼中，任何比他们收入高的人都叫富人——这些人被要求缴纳更多的税。他们认为福利开支充满了欺诈，必须被曝光。如果政府政策特别关照他们，他们会很开心——毫不奇怪——比如降低按揭贷款利息，扩大医疗保健福利，为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提供学费补助，以及提高社会保障金，即使在没有出现通胀的情况下。
赤贫的人不大可能去投票，但有工作的穷人会，而且当然他们最可能将选票投给那些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候选人。收入一般的人喜欢累进税制，痛恨消费税。那些希望扩大和加强职业培训、医疗补助、长期失业保险以及低税或免税的人，倾向于将选票投给能满足他们愿望的候选人。这些愿望毫无疑问是公共政策，但这些公共政策主要有利于特定集团，他们的选票对于民主党候选人获胜至关重要。他们不可能将票投给共和党，因为现实就是获胜的共和党人不可能支持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计划，至少在规模上不会与民主党人相同。所以说这些政策就是为了收买政治支持，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私人报酬毫无二致。
富人也喜欢补助。围绕相对小康的人群建立支持者联盟的共和党候选人最有可能提供这些补助。比方说，富裕人群和共和党候选人总的来说赞成政府对癌症、阿尔茨海默症以及其他老年病的医学研究提供支持，这些老人恰好构成了美国最富有的年龄层。不仅如此，小康人群更有可能活得够久以至于患上这些老年病。他们喜欢较低的资本利得税，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钱去追逐股票投资收益；他们讨厌遗产税，因为他们想把可观的钱留给后代。穷人几乎无缘享受这些福利，但他们却得为此缴税帮助富人——假如他们缴税的话。但随着民主党在联邦和各州比共和党更经常控制立法机关，值得注意的是，超过40%的美国人——大部分是低收入阶层——根本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 [6] 归根结底，这就是这部分美国人渴望的私人报偿的一种，正如在小联盟国家富人缴纳极少的税、渴望私人利益一样。无论在大联盟还是小联盟环境下，私人利益正是以我们应该预料到的自私自利的方式扭曲了经济。即使在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这些私人利益无须诉诸冠冕堂皇的公平、效率或意识形态原则也完全解释得通。哪个领导人的政策特别有利于他们，他们就支持谁。这就是为什么特殊拨款——在口语中被称为“猪肉”——通常情况下会被大众口诛笔伐，然而一旦钱拨给了某个选区，则该选区的人就会欢呼雀跃。
在美国之外，情况也是如此。随着政府离民主化的距离远近或领导人在不同地区依赖的联盟大小程度的差异，他们会相应调整私人物品的提供。就这一点，我们可以来比较两个转型民主国家：坦桑尼亚和俄罗斯。前者貌似正在扩大其致胜联盟规模，而后者似乎正在萎缩。
本书早前曾谈到坦桑尼亚的议会“邦吉”如何从表面上反映出一个大联盟政府的结构。我们知道，在民主的表象之下，它其实是一个转型期的政权，保留了很多小联盟政府的特征。也就是说，它的选择人集团的扩张速度比致胜联盟快，这使它与操纵型体制很像。这种转型国家出现的典型局面是由一系列能够限制联盟规模大小的方法促成的，即使该国已经实现了普选权。坦桑尼亚人为维持小规模致胜联盟的方法之一是，议会中设置了很多妇女席位，她们是由议会各政党非直接选出的；另外，总统有权指定多名邦吉议员。结果就是，所需的致胜联盟的真实规模远远小于议会多数。我们再来看坦桑尼亚地区层级的选举，我们知道正如加州贝尔城的多候选人选举一样，在坦桑尼亚各个议会选区的多党竞争中，致胜联盟只需要比得票数第二的政党多一票就够。这相当于连10%得票率都不用，甚至经常远远低于10%。为了获得关键性的得票率，政府派发了各种私人好处。
坦桑尼亚的主要农作物是玉米。于是政府有选择地提供购买玉米种子的补助代金券。派发给不同地区的代金券的价值不同，这给我们考察代金券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两种角度。第一种角度是看看谁能获得代金券，以及代金券的价值如何根据各个地区致胜联盟规模不同而变动。毕竟，代金券计划也许只是中央政府对忠诚的、小联盟选区的回报。而大联盟选区则很可能得不到代金券或只获得价值很小的代金券，即便该地区严重依赖玉米生产并十分贫瘠。 [7]
通过提供代金券，坦桑尼亚中央政府有机会平衡或扰乱经济社会状况。它可以单纯从实际需要出发做决策（贫穷和低生产力）；它也可以基于政治生存的需要做决策来分派资源，也就是奖赏政治上忠诚的人，而不给经济上有需要的人。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呢？我们这里不想拿对于数据的烦琐统计分析细节来烦大家，直接给出坦桑尼亚玉米代金券的关键事实就好。
正如我们不幸猜中的，联盟的规模大小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一个选区的致胜联盟规模翻倍，它获得代金券的可能性会锐减69%。而比起获得代金券的可能性，代金券的价值更受到联盟规模的影响。我们只考察那些确实收到了代金券的选区（别忘了它们就是因为联盟规模比较小才获得代金券的），我们发现将选区中不可或缺者的人数翻倍，他们获得的代金券的价值将缩减大约三分之一。这就是说，即使同样都是小联盟选区——它们最可能收到代金券——坦桑尼亚中央政府也会严格区分那些最看重私人物品的选区（联盟规模最小的选区）和那些不那么看重私人物品的选区（联盟规模稍大一点的小联盟选区）。
如果是基于实际需要而分发代金券，情况又会如何呢？事实表明生产力与获得代金券的可能性和它们的价值有关——但却是生产力高的地区更受照顾，而不是那些需要帮助提高生产力的地区。至于贫困与代金券的关系，情况显示实际需求对于政府如何使用代金券以刺激农业经济产生不了作用，而这本来是政府代金券计划应该要达到的目的。领导人的自私再一次压倒了对人民有利的决策，除了那些致胜联盟比较大的选区。在致胜联盟较大的地区，正如我们可想而知的，有比较有效的公共政策。居住在大联盟地区的人民相比小联盟地区的人民更容易得到医疗保健，具有较低的婴儿死亡率以及更充分的住宅电气化，等等。
毫无疑问，在小联盟国家腐败就像传染病一样。在从独裁制向民主制转型过程中，政府会逐渐减少腐败。比方说，坦桑尼亚就在缓慢地改善其国家治理。2010年透明国际的政府清廉度排行榜中，坦桑尼亚排在所有178个国家的第116名，明显好于（比如说）俄罗斯。正如我们能预料到的，类似俄罗斯这样的政府，正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转型，逐渐放弃了朝民主制迈进，取而代之的是小联盟的独裁制，把腐败当做领导层政治生存的至关重要手段。
我们已经注意到，俄罗斯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正因如此，私人物品的政治逻辑在该国的腐败运作方式当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在小联盟国家，警察工资很低是一个普遍现象，俄罗斯也不例外。粗略想想，这似乎很令人意外。警察对于一个政权的生存非常重要。警官被赋予了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责任——经常表现为镇压反政府示威，打击反政府活动分子头目。要鼓励这种行为的话需要警察要么对政府高度忠诚，要么必须得到很好的报偿。但与其他地方一样，腐败的逻辑发挥了更复杂的作用。
尽管私人报偿可以直接由政府财政拨给警察，补偿警察忠诚表现——包括愿意镇压同胞——的最简单方式就是给予他们自由腐败的空间。工资这么少，他们必定会意识到腐败不仅可以接受也是必须的。然后他们会加倍效忠于政权：首先，他们会感谢政权给他们敛财的机会；其次，他们会明白，如果他们三心二意，将很可能失去特权并被检控。还记得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吗？他曾经是俄罗斯首富。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腐败，但我们知道他不忠于普京政府，然后就很快以腐败罪名被起诉。警察面临着相似的威胁。
来看看少校警官、自揭家丑的阿里克谢·迪莫夫斯基的案例。 [8] 迪莫夫斯基先生自己承认是新罗西斯克的一名腐败的警察，这座城市有22.5万人口。他说，那里刚参加工作的警察月薪只有413美元（约合12000卢布），这无法满足生活需求，因此必须腐败。迪莫夫斯基宣称他个人只贪污了很少的钱。我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我们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在他制作并寄给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一个视频中（该视频随后在Youtube上变得非常有名），“迪莫夫斯基先生还描述了俄罗斯警界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当警察们每天值完班，他们每人必须将受贿所得的一小部分上交给所谓的出纳员，其实就是一名警察局里的高级官员。一般每天上交25美元到100美元。如果有人不交就会受到处分。”根据迪莫夫斯基自己的说法，他渐渐对腐败感到厌烦，感觉是被强迫腐败。《纽约时报》报道称，他质问普京，“警察怎么能够收受贿赂？……您明白我们的社会正走向哪里吗？您谈论要减少腐败，”他接着说，“您说腐败不仅是一种罪行，也是不道德的。但情况并非如此，我向上级报告说警察很腐败，他对我说，这种事没法消除。”
迪莫夫斯基在俄罗斯差不多成了民族英雄。他自揭家丑得到了很多普通俄罗斯人的高度赞许。然而官方的回应却大相径庭。人们有意回避他，他被解职、被骚扰、被起诉，还遭到监禁。公众的强烈不满才使得他被释放。不再是警察的他当起了导游，带人游览他的一些前同事们的豪宅。这些豪宅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幢是属于警察局长切尔诺斯托夫的。局长的年薪大概在25000美元——却拥有一幢估价80万美元的海边豪宅。局长从未解释过他如何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然而依然稳坐局长宝座。他显然没有因为明显的腐败而锒铛入狱，不像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或阿里克谢·迪莫夫斯基，这位新罗西斯克的警界老大一直对俄罗斯政府忠心耿耿。至于迪莫夫斯基的自揭家丑行为，倒确实促使克里姆林宫采取了一项行动。俄罗斯中央政府通过一项法令，对于那些敢于批评上级的警察将施以严厉惩罚。正如《纽约时报》指出的，这项法令随后被人称为“迪莫夫斯基法”。
腐败是私人物品的一种选择形式，原因就是迪莫夫斯基所揭发的那些事。它确保政权获得忠诚，又不用支付高额的薪水，它还保证检察机关能将那些不再忠诚的受惠者抓出来。从领导人的角度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棒的吗？
小联盟体制下的私人物品
就“头脑清醒”的小联盟领导人而言，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明白私人物品对其党羽的重要性。美国政府一份有关他如何使用美国援助的报告指出：“这位总统最关心的是政治和肉体安全。他优先考虑的事项有违经济复苏……多伊总统对他的部落人民和核心圈子非常眷顾。他支持地方群体的糟糕政策破坏了更大的社会目标。” [9] 一言以蔽之，这正是私人报偿——肉体和政治生存，而非更大的社会目标。多伊军士对政府资金的“错用”所具有的最重大意义是，这让他掌权了十年。多伊的故事并非特例，在非洲毫不稀奇，甚至对任何政府来说都不稀奇。任何组织都这样，特别是当它们依赖一个很小的不可或缺者集团。在考察世界上更多独裁者的案例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私人物品如何在某些多数人认为无害甚至值得称道的小联盟组织下发挥作用。我们想到的是两个体育组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掌管足球事务的国际性组织）。归根结底，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促进国际体育竞赛的质量（或许数量）、不受政治和个人干扰更重要的呢？答案是：奢侈的招待以及金钱。
2002年的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因舞弊与贿赂丑闻而被人记住的程度恐怕与赛场上取得的体育成就差不多。盐湖城冬奥会申办委员会花了数百万美元用于招待和贿赂，包括现金、奢侈的娱乐项目和旅行开支、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亲戚提供奖学金和工作、房地产交易，甚至整形手术。事件曝光后，有10名国际奥委会委员被解职或主动辞职，另有10人遭到惩戒，而盐湖城申奥委员会的负责人汤姆·韦尔奇和戴夫·约翰逊因欺诈和贿赂遭到起诉。
然而这并不是孤立的个案。实际上，盐湖城申奥委员会认为他们在申办1998年冬奥会时遭到了不公平的忽视。获得那届冬奥会主办权的日本长野市花了440万美元用于款待国际奥委会官员。实际上几乎任何申办活动背后都充斥着这样的不轨行为。在申办1996年夏季奥运会的过程中，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为墨尔本交响乐团安排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目的就在于让一位来自韩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女儿进行钢琴演奏。很显然，任何想要获得主办权的城市都必须提供豪华旅游和款待。
腐败和私人交易并不仅限于大规模的贿赂；几乎在每个层面上都存在把钱转入支持者私人口袋的事。事实上，1996年的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表明，任何有可能威胁到国际奥委会将钱转给党羽和核心支持者的行为，无论多小，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英国的《独立报》曾在商业版进行过报道（1995年3月26日）：
甚至连小企业主——从T恤供应商到希腊餐馆主人——都得当心！根据一项1978年的美国法律——业余体育法案——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对于任何与奥林匹克相关的符号和文字拥有“超级商标权”……
法律的严格规定对于亚特兰大奥运组委会吸引官方赞助商至关重要。部分赞助商甚至需要支付高达4000万美元以获得特许权。已经签约的公司包括总部就在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和IBM、柯达、施乐，以及汽车制造商通用和宝马公司……
然而，人们开始质疑奥林匹克商标受到的保护措施。一位亚特兰大艺术家希望用“USAtlanta”作为她作品的商标，遭到亚特兰大奥组委的拒绝，理由是该商标牵涉到1996年奥运会。
“我认为这有点过分了，我觉得很难相信任何人会认为她设计这个商标是用来从奥运会中获利，”亚特兰大的一位体育赞助顾问约翰·贝维尔拉瓜说，不过他仍然对组委会的做法表示理解。
也许最奇怪的案例就是泰奥多勒斯·瓦扎卡斯的遭遇。他1983年就在亚特兰大开了一家希腊餐馆——远远早于亚特兰大获得1996年奥运会主办权——取名叫做“奥林匹克”。1991年他被亚特兰大奥组委告知侵犯了1978年的法案，必须将餐馆改名。最终他花了1000美元，将名字改为“奥林匹亚餐馆和披萨”。
“对此我非常恼火，”他抱怨说，“但我没有钱和这帮家伙抗争，只能改名。真的，我觉得这事实在太疯狂了。” [10]
甚至本书作者之一的布鲁斯·德·梅斯奎塔都亲身领教过奥委会对于控制金钱和获得私人好处的机会是多么饥渴。他的妻子阿琳和两个朋友成立了一家叫做“侧手翻”的公司（最终被他们卖掉了），为体操运动员生产有趣的商品，如T恤、首饰、文具和音乐CD，所有产品都基于某个体操主题。阿琳回想起1996年奥运会举办之前“侧手翻”公司遭到的来自国际奥委会和亚特兰大奥组委的干涉：
我们的公司为体操运动员设计T恤和其他产品。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前，我们想设计一些带有五环、火炬或其他与奥运相关图案的产品，但被告知不得印制，否则将陷入巨大的法律麻烦。他们根本不管我们是否采用了与官方设计完全不同的风格或颜色。我们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奥林匹克”这个字眼，也不得使用五环或火炬图案。我们甚至必须避开官方颜色。为了满足我们的顾客对于奥运商品的需求，我们不得不以高价购买美国奥委会的官方产品，其中一些产品质量极其糟糕，我们都怀疑这些公司是怎么拿到赞助商身份的。
根据我们的思路，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其他许多公司一样，“侧手翻”公司被迫支付高价，从国际奥委会或美国奥委会挑选的供应商那里购买产品，来为国际奥委会和美国奥委会中饱私囊以及向别人分发巨额私人好处提供资金。毫不奇怪，产品质低价高。
伴随奥运会几乎所有商业层面的丢脸的腐败行为最终在盐湖城达到顶峰。由腐败丑闻引发的公众质疑确实促使国际奥委会承诺进行改革，严格限制委员接受礼品、豪华旅行和申办城市提供的津贴。但政治生存的规则使我们认为这种禁令不可能持续，因为奥林匹克组织全部都是小联盟体制。实际上，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全景》所做的卧底调查表明，贿赂行为仍然很活跃。在2012年奥运会主办地即将宣布之前的冲刺阶段，一些被人秘密录音的会议透露，国际奥委会委员每一票的价码大概在10万美元至20万美元之间。 [11] 体育爱好者当然会对此很痛心，但对于任何明白政治生存的人来说，这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意外。
当我们探究国际奥委会的组织结构时会看到，它受到贿赂和腐败指控毫不稀奇。成立于1894年的国际奥委会掌管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所有方面。国际奥委会只有115名委员，包括现役运动员（最多15人）、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成员（最多15人）、各国奥委会高级官员（最多15人）以及70位独立个人委员。国际奥委会委员由现任委员提名选举产生。国际奥委会负责挑选高级执行官员和执行委员会，指导协调各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国奥委会，挑选奥运会主办地。
要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或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只需要得到58票。毫不奇怪，国际奥委会主席长期在任，并维持巨额开销。自从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以来，总共只有7名国际奥委会主席。实际上，甚至经常都不需要58票，因为并不是全部115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都被占满，而且某些委员有可能由于涉及其母国的动议而丧失投票权。比方说，在申办2012年夏季奥运会时，伦敦只以54票击败了巴黎的50票。《全景》节目估计伦敦为了胜出所花的钱不超过1000万美元。尽管这一数目已经相当可观，不过与国际奥委会的收入（2005年至2008年收入接近50亿美元，涵盖了北京奥运会）和伦敦预计在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开支93亿英镑（约合150亿美元）相比就不值一提了。 [12] 通过建设更好的体育场馆、造福整个奥林匹克运动——运动员、官员以及观众——来收买支持比花1000万美元私人好处费给少数人要贵得多。
国际奥委会丑闻的核心在于它的制度设计。当只要58票就能确保胜利，以及国际奥委会主席可以挑选委员，政治和控制就将永远和腐败贿赂行为共生。只要国际奥委会的组织机构不改变，选票收买和贪腐行为就将一直存在，因为这对任何想要生存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来说都是“正确”的策略。严控“礼品”和旅行无法改变通过私人利益、而不是通过为赛事提供更好的组织管理和设施进行竞争的深层动因。
当牵涉到数十亿美元的利益并且只需58个人的支持就能胜出，任何单纯依靠体育方面的条件进行申办的国家都会是输家。盐湖城从申办1998年冬奥会的失败当中吸取了教训。如果他们在申办2002年冬奥会时不这么干将是个错误，尽管后来他们被逮着了。盐湖城很多人也许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但有很多人也许在背后开心地偷笑。毕竟，冬奥会并没有因为随之而来的贪腐指控而更换主办城市。
在制造腐败方面国际奥委会并不是唯一的。掌管足球事务的国际组织——国际足球联合会甚至更糟。2010年12月1日，国际足联宣布俄罗斯和卡塔尔将分别主办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决赛阶段比赛。俄罗斯击败了其他欧洲申办对手，包括英格兰、联合申办的比利时和荷兰以及联合申办的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俄罗斯有很多吸引人的申办条件也就罢了，但人们越来越难理解为什么卡塔尔能够击败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美国获得主办权。
作为波斯湾的一个小国，卡塔尔拥有世界第三大的天然气探明储量，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然而要作为一个大型足球赛事的主办地，它的问题多多。伊斯兰教教义是卡塔尔法律的基础，在该国饮酒行为会被严厉惩罚，同性恋被禁止，而国际足联主席塞普·布拉特在这些方面发表的某些不当言论曾饱受谴责。除开这些，卡塔尔主办比赛的最大麻烦是气候。它太热太潮湿了，甚至很多卡塔尔人在夏季都会出国避暑。为了让球员能够比赛，卡塔尔承诺将特别建造被空调完全覆盖的体育场。国际足联现在考虑把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从传统的6、7月挪到凉爽的冬天。这将严重影响到世界上众多顶尖球员效力的欧洲各大国内联赛。无须多言，如果国际足联的确爱护足球这项运动的话，我们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在投票之前抛出这个话题，而是在投票之后。
由于国际足联的24位执行委员会委员决定着世界杯主办地，赢家最多只需获得13票支持就够了。在2010年12月的投票中，由于有两名执委被指控卖选票而丧失了投票权，赢家只需获得12票。由《星期日泰晤士报》策划的“钓鱼取证”报道行动逮到了其中一名叫做阿莫斯·阿达姆的委员索贿80万美元。尽管阿达姆声称这笔钱将用来在尼日利亚家乡建设人工草皮的足球场，但要求钱直接支付给他。在投票前三天，热衷于揭露体育领域腐败行为的英国广播公司《全景》节目播出了一个纪录片，名为《国际足联的肮脏秘密》，揭露了多名国际足联高级官员涉及索贿和腐败的细节。外界认为这严重损害到英国对2018年世界杯的申办，因为片中曝光的一群高级官员中，有三人正是拥有投票权的执委会委员。而包括英国首相戴维·卡梅隆在内的英国申办支持者们随后立刻表达对受到指控的国际足联高级官员拥有完全的信心，也许这一事实生动说明了腐败在国际足联司空见惯。毕竟，如果会损害到英国赢得主办权的前景，你们媒体何苦去做这种调查呢？
幸运的是，拨乱反正的改革措施很简单，对比一下这两家体育机构的腐败情况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赢得奥运会主办权所需的票数大约是赢得世界杯主办权所需票数的四倍，也就是58票对13票。假如被揭发出来的腐败细节属实的话，那么赢得奥运会主办权的贿赂金额要比赢得世界杯的金额低得多，也就是每票10至20万美元对每票80万美元。这直接说明了现行制度所起的作用，也让解决方法一目了然。
随着所需的支持票数上升，私人物品的重要性随之降低。直接扩大国际奥委会的规模就可以很容易让贿赂行为成为历史。比如说，所有参加奥运会的选手都有资格投票选举执行委员会官员以及未来的奥运会主办地。北京夏季奥运会有接近11000名参赛运动员，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也有超过2500名参赛运动员。或者，奖牌获得者（为了避免团体项目产生过多代表，一枚奖牌产生一名代表）可以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不管哪种方法，不出数年国际奥委会的规模就将扩大，参选的官员和申办城市就不得不在领导力、赛事和设施的质量上展开竞争，而不是比拼奢华的旅行（本书作者之一阿拉斯泰尔哀叹，重振英格兰足球队比这个任务艰难多了）。
华尔街：运作中的小联盟
从任何老板的角度来说，组织一家企业的最佳方式与组织一个政府的最佳方式没两样：依赖一个很小的不可或缺者集团，他们从一个很小的有影响力的选择人集团产生，而这个集团相应地又是从千百万可相互替代的选择人当中产生的。显然，这是对当今大多数公开上市的企业的完美描述。它恰好也是对有组织犯罪家族的很好描述。这是巧合吗？大概不是——理由也许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大公司并不强迫人们消费它们的服务。实际上，它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诱使人们自愿花钱在这些服务上面，并且人们通常能享受到服务带来的好处。但就像黑手党、君主专制国家和卑劣的独裁国家一样，公开上市企业也是由一个小联盟、一个小的有影响者集团以及无数可相互替代者构成的。这意味着它们的领导人——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必须为由核心支持者组成的小联盟提供大量私人物品，才能生存下来。
媒体（其本身的构成和这些公司一样）喜欢用麻木不仁和贪婪来描绘华尔街的公司。我们把视野拓宽一点：大概我们所有人都很贪婪，某些人贪钱，某些人贪虚荣，某些人贪权，总之都贪婪。我们当中的少数人有机会从我们的贪婪中牟利，而大多数人仅限于小打小闹。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有机会以大手笔满足他们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欲望，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
众所周知，世界经济近年来遭遇了剧烈动荡。近乎萧条的经济危机袭击过后数年，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乏力。然而——这正是媒体指责的基础——尽管银行业早已丢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华尔街的红利仍然高得离谱。2008年，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总共派发了184亿美元的奖金，尽管不少华尔街最大的公司向联邦政府乞讨了数十亿美元的纾困资金。当然，这些发给领导人、他们的联盟以及有影响的支持者的奖金，正是帮助高管们保住职位的私人物品。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奖金的总额比金融危机发生前一年的2007年少了40%。私人物品是从收入当中拿出来的。如果收入减少，私人物品大概也会跟着减少，毕竟，领导人希望尽可能保留能供自己支配的资源。而当钱不够时，那些获得私人物品的人也不可能通过转投他人麾下而轻松获得更好的待遇。
对付做好事的人
我们前面说过一句话：“成功的领导人不会不屑于使用遏制、镇压、压迫手段，甚至是杀掉真实或想象中的对手。”这句话在世界上一些联盟最小的国家一再得到印证。阿里克谢·迪莫夫斯基在俄罗斯的不愉快遭遇与那些联盟规模确实很小的国家发生的反腐败斗争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非洲提供了不少最糟糕的案例。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丹尼尔·考夫曼估计，每年全球花在贿赂上的资金高达1万亿美元，据推测其中大部分流向了政府官员。涉及到这么多钱，难怪他同时指出，“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反腐败斗争遭遇重大挫折的时代。最深切的例子之一来自于少数拥有无畏领导人的反腐败机构的命运。他们要么腹背受敌，要么死掉了。”其中两个案例是布隆迪的欧内斯特·曼尼奴姆瓦之死和刚果共和国的布鲁诺·雅凯·奥赛比之死。曼尼奴姆瓦先生被人刺死前，正在调查布隆迪高层腐败情况。他的个人财物并没有被抢走，但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他工作的非盈利组织的负责人表示，“他床上躺着一个沾染血迹的空文件夹。文件和一块电脑硬盘不见了。”这难道是巧合吗？毫无疑问！
奥赛比先生的错误就是不该与透明国际合作发起法律诉讼，讨要据称被刚果总统夺走的财产。奥赛比先生死于家中发生的一场可疑大火。阿里克谢·迪莫夫斯基如果知道这些事情，一定会把自己的好运归结于好歹生活在一个偏离民主制的国家，而不是生活在一个与民主根本沾不上边的国家。
借鉴故事：别将联盟的忠诚视作理所当然
被人揭发并不是唯一会让领导人陷入麻烦的事。领导人如果将联盟的忠诚看做理所当然，将面临极大风险。支配统治者的那些规则教导我们，领导人给联盟的钱绝对不能缺斤少两，无论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留下好处还是为普通人民谋福利。想要自己发财的领导人，应该从可以自由裁量的资金里面拿，不能动用给联盟的钱。同样地，那些想为人民谋福利的领导人，必须从自己口袋里掏钱，不能损害到联盟的利益。领导人有时候会错误估算了让联盟开心需要付出什么。当他们犯下这种错误，不仅将丢掉权位，而且常常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犯罪头目“巨头”保罗·卡斯特拉诺和罗马皇帝裘里斯·凯撒的故事对于任何不打算足额付钱给联盟的领导人都是值得借鉴的教训。
“巨头”保罗·卡斯特拉诺于1976年继承了甘比诺犯罪家族的掌控权，他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把犯罪家族的事业重心放在对建筑业的勒索控制上。据称纽约市凡是价值超过200万美元的建筑项目，没有黑手党的许可不得开工。如果从这些新犯罪项目产生的钱能够流进黑手党成员们的口袋，或者他对传统收入来源保持足够重视的话，原本没什么问题。然而，他忽视了传统犯罪勾当，比如敲诈、放高利贷、组织卖淫等，而这些都是他的联盟小弟们的收入来源。随着他的一名核心支持者安尼罗·尼尔·德拉克罗齐的死亡以及面临来自美国联邦检察官鲁迪·朱利亚尼主导的“黑手党委员会大审判”的压力，他的手下看到了机会，背叛了他。绰号“戴珀·唐”的约翰·高蒂、弗兰克·德西科、“公牛”萨米·格拉瓦诺以及其他黑手党头目合谋将保罗·卡斯特拉诺枪杀于纽约46街的斯巴克斯牛排馆外。 [13]
卡斯特拉诺自己发财，却损害了支持者的利益，这让他丢掉了性命。几千年前，裘里斯·凯撒的错误是不顾支持者的利益而去帮助人民，这同样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裘里斯·凯撒死在一些他最亲密的支持者手上，这一事件经常被人描绘为“暴君之死”，但事实并不支持这样的描述。
裘里斯·凯撒是一位改革家。他改善了很多重要的公共事务，从改进历法、缓解交通拥堵到稳定粮食供应。他还采取了很多帮助穷人的特别措施。比如，他拨赠土地给退伍的士兵，取消保税制，改为更有规则、可估算的税制。不仅如此，他还免除了人民25%的债务。
毫不奇怪，尽管这些政策受到人民的欢迎，却损害到罗马显贵阶层的利益。很显然，保税制对于那些少数幸运者来说是从人民那里搜刮财富的生财之道；高额债权对那些有钱人来说同样是生财之道。这些集团发现凯撒的改革直接打击了他们落伍的钱袋子，当然完全开心不起来。凯撒的改革尽管也许让普通人民感到满意，却损害了权势集团的福祉，理所当然这些人要除掉他。 [14]
凯撒的错误在于，他动用了给联盟的回报的一部分去帮助人民。领导人帮助人民致富本来没错，但必须从领导人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来，而不应该从联盟的口袋里掏钱。凯撒和卡斯特拉诺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结局是失去联盟的支持，那么做太多好事或太贪婪都会遭到惩罚。
我们已经看到，在给联盟足够的私人物品保持其忠诚和给得太多或太少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平衡点。把本该给联盟的钱花在别的地方，领导人会面临政变的严重风险。而当付给联盟的钱超过了应有的份额，领导人就浪费了本该进自己腰包的钱。
可供自由裁量的钱
对于那些不用拿去收买联盟忠诚的钱，领导人可以用来做什么？有两个答案：藏到秘密账户里，或者拿去帮助人民。那些为自己侵吞财富做得最成功的人打开了进入我们的“收赃名人堂”的大门。那些比较有公心的人拿出可供自由裁量的钱帮助人民，但只有少数人做得好。成功的人加入了我们的“名人堂”，不成功的人——对于如何改善公共福祉的想法很糟糕——则进入了我们的“耻辱名人堂”。
根据墨西哥民主化之前一位政治人物汉克·冈萨雷斯的说法，“政治家如果一直很穷的话，说明他不擅于政治”。 [15] 就这方面而言，扎伊尔的蒙博托是一个政治天才。据说他侵吞了数十亿美元财产。他的传记作者米盖拉·朗恩写道：“没有任何其他非洲独裁者比得上这位狡猾的生存者。没有哪个总统拥有潜能这么大的国家，却取得如此可怜的成就。没有哪个领导人能像他那样有效地劫掠本国的经济或生活到那种奢侈的地步。” [16] 实际上，“窃国者”这个词——通过偷窃来治国——正是用来形容蒙博托这类统治方式的词。不过，虽然蒙博托让“盗贼统治”名扬世界，他却不是发明者。
所罗门王据说有700个老婆。我们不仅好奇她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心甘情愿的，或者都是所罗门王自己的主意。此外，谁能忘了哈里发对财富的劫掠？根据一份严肃的估算，阿拉伯帝国918——919年的收入大概为1550万第纳尔，其中1050万第纳尔花在了哈里发皇室身上。 [17] 为了好理解，假设巴拉克·奥巴马能从美国经济中获得相同比例的个人收入，他和米歇尔将轻松控制5万亿美元资产，误差在一两千亿美元左右。事实上，这就是人们甘冒天大风险也要当上哈里发的原因。
小联盟国家的领导人有数不完的可供自由裁量的钱。尽管他们必须充分奖赏核心支持者联盟，但由于需要贿赂的人极少，还是能剩下大量的钱。一些领导人也许会选择把这些钱用在更具公益心的目的上——我们稍后探讨“羞愧堂”和“名人堂”时会讲到他们——但多数领导人想把钱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秘密银行账户的存在正是为了迎合这些领导人的需要。
在世界领导人当中，“大盗”之多令人震惊。有些人的成功程度相对较低，比如1990年至2000年之间的秘鲁总统阿尔维托·藤森（期间包括一次发生于1992年的所谓自我政变，他终止了自己的国会和宪法）。他大概也就侵吞了数亿美元。随着秘鲁回归民主制，自我流亡海外的藤森被引渡回秘鲁受审，因谋杀、侵犯人权、受贿以及其他多项罪名而被判入狱。他做了任何小联盟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做的事，不走运的是，他被不满他腐败的人民赶下台，被一个大联盟政府所取代。
一些领导人比藤森成功得多，特别是考虑到其所在国的贫困程度。比如说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据信聚敛了10亿美元财富，而在他统治期间塞尔维亚的年人均收入下降了50%。他遵循最关键的政治原则：他的联盟很小；他征收重税，压榨贫穷的塞尔维亚人民；他想方设法镇压人民的反抗。可靠的调查显示，他针对反对他的塞尔维亚人故意制造食物短缺和大规模失业，让数百万人陷入绝望的境地，却养肥了一万名有权势的支持者。
我们继续按照成功程度往上找，有的领导人把国库当成了私人账户，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赫然在列。他建造了多处价值以十亿美元计的个人行宫，却让国内的婴儿死于很容易治疗的疾病。基于国家的贫困程度，因其侵吞财富的相对规模而著称的国贼还包括乌干达的伊迪·阿明、海地的“医生老爹”杜瓦利埃及其儿子“医生宝贝”杜瓦利埃等人，这个名单还有很长。他们都是成功独裁者的统治规则的典型代表——他们知道如何在自己发财的同时建立、维护、资金支持一个紧密的小联盟。不过他们与真正最顶尖的“贪赃名人堂”成员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蒙博托除外。
当我们谈论最出类拔萃的窃国者，至少包括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1967年至1997年任总统），扎伊尔的蒙博托（1965年至1998年任总统），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1965年至1986年在位），或许还包括目前仍在位的领先人物苏丹的奥马尔·巴希尔。他1993年上台，到本书写作期间仍然在位，尽管国际刑事法院以他犯有反人类罪、战争罪和种族屠杀罪向他发出了逮捕令。
被《经济学人》杂志形容为窃国者之王的苏哈托先生被透明国际指控侵吞了350亿美元财富。 [18] 他的妻子提恩女士，经常被人称为“百分之十女士”。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苏哈托家族所聚敛财富的确切数额，但我们知道他依赖的是一个小联盟，他具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他在位超过30年，他在印尼以自由身去世（他死于2008年）。他因健康恶化而免遭起诉。
与苏哈托相似，扎伊尔的蒙博托当政超过30年，只因癌症晚期才被赶走。蒙博托侵吞了数十亿美元，生活奢侈高调；苏哈托生活相对低调，就其财富而言。蒙博托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葡萄牙、法国的里维埃拉拥有豪华别墅，在布鲁塞尔还有大量房产。除此之外，他在扎伊尔的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有总统行宫，包括在他的家乡戈巴多莱。这个地方人口只有11.4万人，人们不会觉得有必要建个机场来容纳协和超音速飞机的起降，可惜蒙博托曾经是这里的居民。他从法国航空公司租用了一架协和飞机作为私人用途，需要有个能够起降的机场，于是就为自己建了一个。
与苏哈托一样，费迪南德·马科斯在发展经济方面貌似颇为成功。他统治期间有许多年份菲律宾的经济增长率相当不错，但菲律宾人口增长的速度比经济增长快。苏哈托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做得很成功，马科斯不行。但他通过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让自己和联盟在致富方面做得很棒。透明国际估计马科斯从国家侵吞的财富数额也在数十亿美元。他的那位因海量鞋子收藏而臭名昭著的妻子伊梅尔达，因其家族涉嫌盗窃国家财富而受到指控，菲律宾政府成功收回了6.84亿美元，这只是马科斯家族被控侵吞财富总数的相对很小一部分。尽管被控盗窃国家财富，马科斯家族后来还是非常引人关注地重返了菲律宾政坛。看来，金钱的确让世界——政治世界——转动。
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被指控截至目前侵吞了90亿美元财富。这是2010年下半年维基解密泄露的美国外交电报当中透露的信息之一。由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路易斯·莫雷诺·奥坎波做出的指控还包括指出巴希尔的钱存放在伦敦劳埃德银行。当然，银行和巴希尔均予以否认。实际上，根据《卫报》的报道，苏丹驻伦敦大使馆发言人哈立德·穆巴拉克回应称：“说我们的总统能够控制国库并把钱存入私人账户是荒唐的——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做出的指控很可笑。”
我们的思考方式告诉我们，这不仅一点都不荒唐，而恰恰正是小联盟国家的可鄙独裁者们的统治方式，而且这对他们很管用。从政治生存的角度来看，如果巴希尔没有“控制国库并把钱存入私人账户”这才是荒唐的。迄今为止巴希尔已经在位17年，尽管遇到外部的法律麻烦，他依然牢牢掌控权力和苏丹颇为可观的钱袋子。
自由裁量权意味着领导人可以做出各种选择。目前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利用这一权力侵吞财富的领导人，但我们并不是说掌权的人必然都像马科斯、蒙博托、苏哈托和巴希尔那么贪婪。独裁者也具有公益精神，心存善意，热衷于为人民谋福祉，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信赖这些心存善意者的问题在于，他们不受大型联盟的问责约束。一个领导人很难知道人民真正需要什么，除非领导人是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并且允许新闻自由和人民自由集会表达诉求。没有自由公平选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带来的问责，小联盟统治者们即使心存善念也只会做他们和联盟参谋们认为是最好的事。
我们来考察心存善意的领导人当中的一些例子，我们把他们称为“羞愧堂”成员和“名人堂”成员——也就是那些想做好事却没做成以及想做好事并做成的人。苏联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是“羞愧堂”成员的典型代表。
赫鲁晓夫于1959年访问美国并宣布了一项新的农业政策。他宣称苏联将在肉类、牛奶和黄油生产方面超过美国。他既对农业知之甚少，又不直接管理那些了解农业并将尽力实现他的目标的专家。没有理由认为赫鲁晓夫想从这个考虑欠周的农业政策中获取私人利益。实际上，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将公帑挪作己用。相反地，他貌似真心想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
尽管出发点是善良的，他的农业计划和实施却是一场灾难。为了取悦赫鲁晓夫，并出于对达不到期望所带来的政治后果的可能担忧，地方官员们承诺尽力去完成他对于提高产量的要求。以苏联原始的农业技术来说，他们的承诺当然不可能实现。赫鲁晓夫的善意理念的结果就是，农民甚至不得不连种牛都杀掉以完成他们的肉类生产配额。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国营商店买肉，随后谎称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再卖回给政府。这不仅造成了肉类产量提升的错觉，还导致接下来价格上涨，因为杀掉种牛减少了未来的牛群养殖数量。
计划实施没几年，食品价格飙升，导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苏联的官方报告显示22人被打死，87人被打伤，116名示威者被定罪，其中7人被处死以回应人民上街游行。 [19] 两年之后，由于苏联经济混乱不堪，到处食物短缺，并且国家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丧失颜面，赫鲁晓夫被一场和平政变推翻。二十多年之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追随赫鲁晓夫的脚步，推行经济改革以稳定经济。他的计划同样没能产生期望中的效果，但这一次失败不仅导致他被罢免，还导致苏联的解体。
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类似于苏联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但他们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所有这些领导人似乎最初都是出于真诚愿望地去改善经济。所有这些领导人似乎都认识到，若在发展经济上失败，他们的权势就会面临风险。但与毛泽东、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尼基塔·赫鲁晓夫不同的是，【邓小平】 [*16] 无疑应入选名人堂。【同他们一样，他并不对人民负责；同他们一样，他毫不犹豫地镇压了反对他的统治的群众运动。是的，天安门广场的屠杀不应被遗忘。】 [*17] 但与他的独裁者同伴不同的是，【他】 [*18] 实际上确实知道如何改善经济表现。
【邓小平和】 [*19] 李光耀毫无疑问是当代世界名人堂中最伟大的偶像。【他们】 [*20] 不曾将钱转到自己的秘密账户里（就我们所知而言），也不曾像蒙博托·塞塞·塞科或萨达姆·侯赛因那样过奢华的生活。【他们】 [*21] 使用对政府收入的自由裁量权力进行成功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使新加坡人跻身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群【，并使数百万的中国人摆脱了赤贫】 [*22] 。【他们】 [*23] 的一切作为都符合成功和持续统治的规则。
大部分人认为减少腐败是一个可期的目标。一个通常的做法是增加立法，提高对腐败行为的惩罚程度。不幸的是，这些做法达不到预期目标。当一个体制是围绕腐败而建立的，任何重要人物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支持者，都被腐败污染。他们如果从来不曾把手伸进钱箱，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提高法律惩处力度无非是使领导人又多了一项惩戒他人的工具。改革者和揭发者被以各种理由起诉，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有传言称亚西尔·阿拉法特保存着巴勒斯坦政府内阁成员的所有腐败资料。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只会增加类似阿拉法特这样的人针对其党羽的筹码。阿拉法特一方面通过允许、另一方面通过监控核心层的腐败活动而有效敦促党羽对他忠诚。另外，他在宣称巴勒斯坦政府破产的同时，据称个人侵吞了巨额财富，根据卡达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数额在42亿至65亿美元之间。
旨在消除腐败的法律手段从来不会奏效，反而常常让情况恶化。对付腐败的最佳方式就是改变深层诱因。随着联盟规模增大，腐败会逐渐消失。正如我们建议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做的，增加负责选择比赛主办地的委员人数将终结贪渎行为。相同的逻辑在所有种类的组织中都适用。如果政治家们要终结银行家领取巨额奖金，他们必须通过立法来敦促公司改变治理结构，使得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们必须真正仰赖千百万股民的意志（而不是仰赖一小撮政府监管者）。只要公司老板们仍然仅对少数人负责，他们就会给那些少数关键支持者提供丰厚红利。公众甚至股民们也许对这样的丰厚红利很不满，但公众和无组织的股民们没法罢免他们。银行的内部人可以。通过立法限制薪酬只会迫使首席执行官们转而采取隐晦的、半合法的手段。这样的措施无法改善公司的透明度或让资产负债表变得更好懂。
那些试图通过对公司薪酬进行监管从而把商业行为限制在提升股民权益这一直行窄道上的人，最好还是仔细研究一下统治公司的规则。类似政府官员常常建议的那些改进措施很讨他们选民的欢心，但同时也会违反公司治理的基本逻辑，反而削弱了良好的公司治理。考虑一下公司欺诈的问题。我们掌握的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出现财务困难并且有一个大型联盟的公司比起遭遇相似财务困难但联盟比较小的公司，更容易发生证券欺诈行为。毕竟，仰赖一个相对较大联盟的公司高管们，在公司表现不佳时更容易被人取代。由于被罢免的风险较大，大联盟公司的高管们试图通过虚假财务报告隐瞒公司表现欠佳的事实。 [20] 此外，公司发生欺诈行为的最佳早期预警信号是，高级管理层的薪酬低于——而不是高于——财务报表所显示的公司表现所对应的薪酬水平。
我们考察政府时，同样的问题也存在。政治人物可以推出各种立法和行政监管措施来揪出和检控腐败行为。对选民来说，这看上去挺棒的。但是，这些措施要么只是门面功夫，背后的勾当一如既往；要么成为用来对付政敌的武器。烟雾弹或猎巫行动都无法消除腐败。但如果让政治领导人对更多的人负责，政治就将成为良好理念的竞争，而不再是贿赂和腐败的竞争。当然，领导人不愿意负更多责任，因为这将缩短他们的在位期，减少他们的自由裁量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下来要探讨如何让领导人对此心甘情愿这一困难问题。
[1] 亨利（1387—1422）因百年战争中的阿金库尔战役之胜而备受尊崇。不过与成吉思汗不同的是，亨利英年早逝。他只享年35岁，不过他并非死于政治对手之手，而且在法国作战时因患痢疾而死。
[2] 威廉·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纽约：华盛顿广场出版社，2009，第三幕第三场，第97页。
[3] 失去财富之后，他一直渴望回到海地，觉得自己说不定能再次掌权敛财。他最终于2011年1月咬着牙回到了海地，但立即被控腐败和其他罪名。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强烈了—甚至强烈到诱使“医生宝贝”做出了最轻率的决定。时间会证明一切。
[4] 见世界银行的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 for Iran and Turkey。
[5] 此处有关税率和收入水平的关系，见http://www.taxrates.cc/html/turkey-tax-rates.html。
[6] 参见戴维·莱昂哈特：《是的，47%的家庭不用纳税。看仔细了。》，载于《纽约时报》商业版，2010年4月13日。网络版地址为http://www.nytimes.com/ 2010/04/14/business/economy/14leonhardt.html。
[7] 我们汇集了世界银行有关代金券、每个地区经济生产力以及贫穷度的数据，看看到底代金券是给了有需要的玉米种植农还是作为政治报酬给了拥有最小联盟的选区。从坦桑尼亚的实际出发，我们把长短雨季的玉米平均产量作为生产力指标。贫穷度指标则是世界银行认定的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坦桑尼亚政府声称代金券计划是为了消除贫困；我们的统治法则则认为代金券计划是送给小联盟选区忠诚支持者的私人回报。
[8] 所有有关迪莫夫斯基事件的引语出自克利福德·J·列维：《视频激起俄罗斯人对警察的愤怒》，载于《纽约时报》，2010年7月28日，第A1页。
[9] 马丁·梅雷迪斯：《非洲的命运》，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5，第556页。
[10] 见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business/olympics-crackdown-on-sponsorship-parasites-1612771.html。
[11] 见http://news.bbc.co.uk/nol/shared/spl/hi/programmes/panorama/transcripts/buyingthegames.txt。
[12] 《地球上最伟大的杂耍节目》，载于《经济学人》，2010年7月22日。
[13] 有关卡斯特拉诺的背景介绍参见塞尔文·拉布：《五大家族》，纽约：托马斯邓恩书局，2005；彼得·马亚斯：《二把手：“公牛”萨米·格拉瓦诺在黑手党的命运故事》，纽约：哈珀火炬丛书，1997。
[14] M·凯瑞和H·H·斯加拉德：《罗马史：到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第三版，波士顿：贝德福德/圣马丁，1976，第20章和第27章。
[15] 贝亚特里斯·马加隆尼：《投票支持独裁制》，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第47页。
[16] 米盖拉·朗恩：《沿着库尔茨先生的脚步：生活在处于灾难边缘的蒙博托的刚果》，伦敦：第四权出版社，2000，第4页。
[17] 萨缪尔·爱德华·芬纳：《政府的历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第724页。
[18] 见http://www.economist.com/node/9465434。
[19] 参见威廉·陶伯曼：《赫鲁晓夫：他和他的时代》，纽约：W·W·诺顿出版公司，2003，第519—523页。
[20] 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阿拉斯泰尔·史密斯：《公司欺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经验检测》，提交给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论文，2004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