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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相互猜疑之深使周过早返回莫斯科，从那里他能够跟北京直接通话。其后，斯大林好像想通了。为了防止毛把苏联整进一个一面负担装备解放军另一面得不到牵制美国军力在朝鲜的境地，斯大林告诉周只有中国军队进入朝鲜成为事实以后，援助才会启动。后来，斯大林兑现了苏联的承诺，当然，小心谨慎的斯大林只将空中支援局限于中国领土之上。与他早前在毛的信中所表达的准备在朝鲜全面开战的意思相比可真有天壤之别啊。
两个共产领袖互相摸索了对方的痒处（需要）和痛处（不安全感）。毛成功地得到了苏联的军事援助使其军队现代化—某些中国消息来源称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得到了足足装备六十四个步兵师和二十二个飞行大队的武器装备—而斯大林把中国紧紧捆绑在朝鲜的中美对抗之中。
中美对抗
对这些GC世界内部的权谋运作，美国只是个旁观者。它没有考虑过在三八线停止和统一朝鲜之间的中间地带，并忽视了中国关于越过那条线的后果的警告。艾奇逊令人不解地没有将这些警告当作是官方通信，以为可以完全忽略。他也许想他可以居高而俯视毛。
至今从各方公布的文件都没有显示出任何一方曾认真讨论过外交选择。周跟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多次会议都没有表露过这样的意图。与流行的观点相反，北京“警告”华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几乎肯定是转移视线的战略战术。到那时，毛已经让PLA的朝鲜族师从满洲开进北朝鲜，把台湾方面的大量部队调集到东北边境，并对斯大林和金承诺中国的支援。
避免直接卷入中美交战局面的唯一机会也许能在毛对周的指示当中发现。周当时还在莫斯科，中国部队正准备跨过鸭绿江，毛当时的战略意图是：
我们的部队要继续加强防卫。如果在下六个月中敌人只是顽固坚守平壤和无山而不北进的话，我们的部队不会进攻平壤和无山。只有等到我们的部队装备训练好了，在空中和地面上都取得压倒优势，再进攻平壤和无山。总之，我们有六个月的时间不会讲发动进攻的事情。
当然，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没有机会取得他们称之为的绝对“压倒优势”。
如果美军真的在平壤-无山（朝鲜半岛的窄脖子）一线停步，那就会给毛的战略关注制造一个缓冲区吗？如果美国对北京采取某些外交手段，结果会不同吗？毛是不是真的就想用他入朝参战换来军队现代化呢？或许毛跟周提到的那六个月就是一个外交接触的机会。但从另一方面想，在以前是GC土地上建立一个缓冲区肯定不是毛的负有革命战略责任的想法。再说了，他是一位真正孙子的学生，能够同时追求两种看似矛盾的战略意图。美国在史上任何时候都没有过这种能力。美国选择了联合国认可的鸭绿江分界线而不是更易防守或外交解决的朝鲜半岛脖颈线。
这样一来，三角关系的每一边都朝着一个制造全球冲突的战争走去。战线前推后移。中国军队一时拿下汉城又被驱退，直到双方在战场上对峙形成僵局，接下来是长达两年的停战谈判。在此期间，美国军队限制了进攻性行动。这几乎是苏联的理想结果。整个过程中，苏联的意见是把谈判拖得越久越好，战争也越长越好。最后，停战协议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生效，基本上回归到以三八线为界的战前状态。
没有一个参战者完全达到预期目的。对美国来说，停战协议实现了它参战的最初目标：否定北朝鲜侵略的胜利；但是，与此同时，它让中国，在当时还是一个相当虚弱的国家，站起来与一个核大国打仗并迫使他不得前进一步。它保持了美国保护盟友的信誉但以初期盟友反对和国内意见不一为代价。观察家们不能忘记在美国国内发生的关于战争目的的争论。麦克阿瑟将军应用传统战法寻求胜利；（美国）政府则把它当作是将美国引入亚洲的诱饵—这正是斯大林的战略意图—而准备以军事上的平手（也许，从长远观点看，是政治上的退让）结束。其军事和政治目标的不协调一致让亚洲其他的挑战者相信美国国内在战争问题上的软肋就是没有明确的军事结果—这一两难境地在十年后复仇性的越南战争漩涡中再次出现。
北京也不能说完全取得了她的目标，至少用传统上的军事话语说。毛没有成功地把全朝鲜从“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像中国的宣传机器最初宣称的那样。但他的参战达到了更大、某种意义上更抽象甚至浪漫的目的：让“新中国”经受了战火的洗礼，扔掉了近代历史中戴在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向西方（某种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了中国现在是一个军事大国而且敢于用力量维护她的利益；加强了中国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在他瞅准时机时出手打击美国（毛相信美国一直计划最终侵略中国）。新意识形态的主要贡献不是他的战略构想而不过是他藐视敌人的意志和行驶他的航船的风。
在那个广义上，朝鲜战争就不仅仅是平局了。它使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立为一个军事大国和亚洲革命的中心。它还建立起一种令对手害怕和尊重的军事威信，其后几十年间不减。中国出兵干涉朝鲜的记忆在其后的越南战争中很大地约束了美国的战略设计。北京成功地利用战争和与其相随的“抗美援朝”宣传和“三反五反”整肃运动完成了两大中心任务：消灭国内反D分子，激起民众的“革命热情”和国家骄傲感。毛把这场战争嵌进“打败狂妄的美帝侵略者”这一画框里，掀起了中国人对西方掠夺的憎恨情绪；他们把战场上的胜利看作是中国近百年来虚弱和受欺负之后的精神复元。中国从战争中筋疲力尽地，但令国人和世界刮目相看地，站立起来。
具有讽刺性意味的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输家就是斯大林。他给了金日成开战的绿灯，并鼓动甚至说要挟毛大规模干预。受到美国默许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鼓舞，他计算金日成可能想在朝鲜重复中国的模式。美国的出兵阻止了那个目标。他鼓动毛出兵，期望这一行动的后果是中国与美国的长期敌意和中国对苏联的长期依赖。
斯大林在战略形势预测上是正确的，但他严重错误地计算了后果。中国对苏联的依靠是一把双刃剑。中国的重新武装，由苏联一手实施的，在最后却缩短了中国能够自己行动的时间。中美的对立，斯大林促使的，也没有使中国与苏联走得更近，更没有降低中国的铁托模式选项。与其相反，毛计算出他可以同时玩两个超级大国于股掌之间。美国与苏联争斗的意义尤为深远，毛判断他几乎可以不为苏联在冷战中支持他付出任何代价，他甚至不用请示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威胁另一方，在其后的几场危机中他也确实如此做了。在朝鲜战争之后，中苏关系开始走下坡路，其中不小的因素可能有,斯大林怂恿金日成冒险玩的黑幕把戏；他压迫中国出兵的粗暴手段；以及苏联支援的不情愿方式，这些都是以有偿贷款的形式。在十年内，苏联就变成中国的主要对手。再过十年，转向联盟将会发生。
第六章 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抗衡
十九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外交家奥拓。冯。俾斯麦曾经说过，在一个由五个国家组成的世界秩序里，你最好是三个一组的其中一个。由此推理，在三个大国的游戏当中，你应该选择一个双人组。
这一俗套戏路没有被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任何一方采纳—至少要等十五年后—部分因为毛不按常规动作。在外交政策中，政治以撮合共同的利益为目标。毛的政策是基于相反的目的。他学会利用交叠的敌意。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争斗才是冷战的战略实质，华盛顿和北京的敌意是次要矛盾，尽管它决定了亚洲的外交。但是两个共产国家从来没有把他们分别对美国的敌意合并到一起—除了在朝鲜战争中短暂而不完全的那一刻—因为毛在意识形态原则和地理战略上逐渐演变为莫斯科的对手。
以传统强权政治的观点来看，毛当然不在三角关系的平等对手位置上。他是当时最弱最易受攻击的一位。但是，凭着玩弄超级核大国之间的敌意和制造一个藐视核毁灭的印象，他为中国营造了一个外交避难所。毛给强权政治空间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我还不知史上有此先例。非但没有向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寻求支持—如传统的力量平衡理论所提醒的—他利用苏联和美国互相害怕这点同时分别挑战他的对手。
在朝鲜战争结束一年内，毛又在台湾海峡的一次危机中与美国军事对抗。几乎同时，他开始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对抗。他感到非常自信能够同时从事这两个事业，因为他计算到没有一个超级大国会让另一个打败他。这就是诸葛亮空城计的光辉应用典范，它把物质贫乏变成一种心理财富。
在朝鲜战争结束时，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生—特别是西方学者—以为毛需要一段静养期。自GCD胜利后，几乎没有一个满月的消停。土地改革，经济苏联化，三反五反等等组成了一个一幕接一幕的戏剧性的国内议事日程。同时，这个远未发达的国家还与具有最先进军事技术的核大国进行了一场战争。
毛没有意图以一个养息社会的人物走进历史。相反，他发动中国打出一套组合拳：两次在台海与美国对抗，中印战争，和与苏联之间的不断增长的意识形态和地理政治斗争。
与此相对比，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换届为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国内秩序恢复“正常”并持续其后十年之久。在国际上，朝鲜战争成为共产扩张的样板，无论是以政治颠覆还是军事侵略的形式。亚洲其他地区提供了相互证实的事实证据：马来西亚的游击战争；新加坡激进左派的暴动；和印度支那的战争。美国曲解共产主义的地方就是认为共产国家是紧密一体。其实，即使在早期，两个共产巨人之间就存在着深深的壑沟。
艾森豪威尔政府借鉴美国在欧洲的经验办法处理（亚洲共产）侵略的威胁。他以马歇尔计划为榜样试图帮助与共产世界接壤的国家鼓起活力，用北约的形式建立军事联盟，如由中国南部周边国家组成的东南亚联盟条约组织。它没有考虑亚洲的政治气候与欧洲的条件不同。战后的欧洲国家都是有着良好政体的成型国家。这些国家的活力在于提升现实达到预期目标，即恢复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捣毁的政治经济体系—这一发展性工程被证明在历史长河的简短一瞬间是可以管理好的。由于国内稳定基本得以保障，安全问题就是防卫军事进攻跨过国际确认的边境线。
在亚洲中国的周边，那些国家还正处于成型的过程中。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在种族和宗教分歧之上树立一个政治共识和可以接受的政体。这不是一个军事任务，而更是观念性的任务。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国内叛乱分子的游击战争，而不是来自边境的有组织的进攻。这一挑战在印度支那尤为甚，在那里法国殖民工程项目的结束留下了四个国家：北越，南越，柬埔寨和老挝。这几个国家之间有着不明的边界和独立性弱的国家传统。这些矛盾有着本身的动力学，不是北京，莫斯科或华盛顿可以完全控制的，但受三角关系政治影响。因此，在亚洲，几乎没有纯粹军事意义上的挑战。军事战略和政治及社会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次台海危机
北京和台北都承认同一个中国的国家身份，但他们各自宣称相互竞争的版本。以国民党的看法，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暂居地，就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他们是被共产主义起义排斥到这里的，他们会返回大陆恢复它正宗的地位。在北京的概念中，台湾是一个叛离的省份，它与大陆分开并与外国强权结盟是中国“百年耻辱“的最后污点。两边都承认大陆和台湾是同一政治实体的部分。异议在于哪个”中央政府”是正统的统治者。
华盛顿和它的盟国周期性地试探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不同的国家承认这一想法—也就是“两个中国”的方案。中国的两边都大声吵嚷地拒绝这一提议—基于一点是它排除了他们各自解放对方而完成国家统一的神圣义务。华盛顿，与其最初（关于中国内战结果的）判断相悖，肯定了台湾的姿态，即承认中华民国是“真正的”中国政府，享有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代表中国的席位。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后成为国务卿—迪。卢斯科1951年讲明了当时杜鲁门政府的这一姿态：“北京政府不是中国的政府。。。它不具备代表中国在国际社会说话的资格。”首都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来说是法律和外交的虚无体，尽管她实际控制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将是以后二十年美国的官方姿态，虽不时有些微调。
臆想未到的后果就是美国自动卷入中国内战。在北京的概念中，它把美国投入到近百年来西方列强瓜分控制中国的阴谋中去。以北京的观点看，只要台湾保持一个分立的政权并接受外国政治军事援助，建立“新中国”的工程就没有完成。
美国，蒋的主要盟友，对国民党反攻大陆没有多少胃口。尽管国会中台湾的支持者不时地对白宫呛声：“放手让蒋干！”，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认真考虑一个将中国内战GCD胜利结果逆转的战役—但GCD对此却有深深的误解。
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4年8月，仅比朝鲜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其前戏是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国民党军残部留守在几个环绕大陆海岸的防御工事加固的近海岛屿上。这些岛屿，包括金门、马祖和几个刚刚露出海面的礁石岛，与大陆比与台湾更接近。依据谁来看，这些近海岛屿可以说是台湾的第一防线，或者说，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最后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
对于十年内将要引起两次台海危机和苏美一时扬言准备使用核武器的事件严重程度来说，这些近海岛屿的位置就有点奇怪了。苏联和美国都对这些近海岛屿没有战略兴趣。事实证明，中国（大陆）也没有。相反地，毛只把它们当作国际关系的边鼓来敲：是他在第一次对美国和第二次对苏联—特别是赫鲁晓夫—大战略的一部分。
金门离大陆的主要港口城市厦门在最近点也就两英里；马祖与福州几乎也一样近。这两个岛屿可以从大陆用肉眼看到并在炮兵的容易射程之内。台湾在其一百英里之后。1949年PLA抢滩登岛的企图被国民党顽强的抵抗打退了。朝鲜战争开始时杜鲁门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强迫毛无限期地推迟了进攻台湾的计划，而北京对莫斯科支援“解放”台湾的请求也被推诿了—导致最终疏远的第一个缝隙。
当艾森豪威尔继杜鲁门成为总统的时候，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在1953年2月2日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艾森豪威尔宣布结束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任务。因为第七舰队防止了双边的攻击，艾森豪威尔推理道：这一任务“意味着美国海军事实上被要求作为一支保护共产中国的臂膀”即使中国军队正在朝鲜杀伤美国部队。现在，他命令它撤出海峡，因为美国人“当然没有义务保护在朝鲜与我们打仗的国家。”
在中国，第七舰队入驶台海被看作是美国的一个主要侵略行动。现在，相互矛盾的是，它的驶出拉开了一个新危机的序幕。台北开始派上万的部队和军械装备加强金门马祖的防卫。
中美两边都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中国绝不会放弃收回台湾的承诺，他可以在压倒性障碍如第七舰队面前推迟实施行动。当第七舰队撤离后，与其相当的障碍没有了。对美国来说，它承诺台湾的防卫，但为了如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描述的像“一堆礁石”一样的那些近海岛屿开战就是另一回事了。当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与台湾谈判联防条款和其后建立东盟组织的时候，冲突就迫在眉睫了。
当遇到挑战时，毛通常采取最令人无法想像的和最复杂的路径。当国务卿约翰。杜勒斯飞往马尼拉建立东盟组织时，毛下令大举炮轰金门马祖—敲击台湾自治的船首和考验华盛顿对亚洲多边防务的承诺。
首批炮轰金门打死了两名美国军官，于是招来三个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开到台海附近区域。为保持与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护臂膀”的声调一致，华盛顿现在同意国民党军队对大陆进行报复性的炮击和空袭。与此同时，联席参谋长会议的参谋们开始研究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计划，如果危机升级的话。艾森豪威尔让此计划暂时搁置一边，同意先寻求一个联合国停火议案。在没人想要的领土上发生的危机变得具有全球意味。
不过，这一危机貌似没有任何政治目标。中国没有直接威胁台湾；美国也不想改变海峡的现状。这一危机与其说是匆忙的对抗—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毋宁说是危机管理的一道微妙的练习题。两边都在政治层面上宣布这是一个军事冲突但却实际上朝着防止它发生的复杂原则运作。在台湾海峡的外交角力场上，孙子活了。
结果是“斗共存”，不是战争。为了威慑由于误解美国决心而可能产生战争—如在朝鲜那样—1954年11月23日，杜勒斯跟台湾驻华盛顿大使在计划了很长时间的美台联防条款上签了字。不过，有关正在受到炮击的岛屿，美国则言辞模糊：条款只包含台湾和澎湖列岛。它没提到金门马祖和其它接近大陆的领土，把他们留在其后的定义中，“如双方同意而决定”。
在毛这边，他一面用标识笔把美国最犀利的武器涂抹圆浑，一面禁止他的指挥官攻击美国军队。在一个气氛不相称的会谈中，他对芬兰（驻京）大使表示他藐视核威胁，他说：
中国人民不会屈服于美国原子弹的恫吓。我们的国家有六亿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只有一小打原子弹，不够消灭中国。就算美国的原子弹强大，它掉到中国的土地上，也就砸个大洞穿透地球，即使地球爆炸，对整个宇宙也不算什么，也许是太阳系的一个主要事件。。。如果美国用飞机加A弹来侵略中国，那么中国就用小米加步枪肯定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全世界人民都支持我们。
中国的两边都在玩围棋，大陆开始向美台联防条款留出的空地落子。1月18日，她侵占了大陈岛和一江山岛，两个没有被条款包含的小岛。两边都继续小心地定义他们的界线。美国不想防卫那些小岛，事实上，第七舰队还帮助国民党军队撤离。解放军则不朝美国军舰开火。
事实证明，毛的夸大其词更让苏联头皮发麻而对美国没什么影响。因为他迫使赫鲁晓夫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有义务）支持他的盟友一方面为对俄罗斯没有战略意义的小岛担着卷入核战争的风险。对此，赫鲁晓夫不断强调这是不可接受的。苏联的那些人口稀少的东欧同盟更是害怕毛所说的中国能够牺牲半数人口在战争中最后取得胜利的逛逛大言。
在美国这一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表现堪称匹配毛的灵活性。他们没有真想考验毛对核武的忍耐度。但他们也没有放弃保卫国家利益的选项。在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他们安排国会两院通过了一个议案授权艾森豪威尔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保卫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海的“其他有关位置和领土”。危机管理的艺术就是把注下得足够大使得对手跟不起，而在形式上避免以牙还牙。以这一原理为基准，在1955年3月15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杜勒斯宣称美国已准备好用战略核武器迎接任何新的共产主义进攻，“就像你会用子弹或其它什么东西一样。”这是美国第一次就正在发生的危机作出有所指的核威胁。
毛也证明他自己更愿意口称藐视核战争而不想实践它。他命令正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不结盟国家大会的周恩来发出退让的声音。1955年4月23日，周伸出了橄榄枝：
“中国政府不想与美利坚合众国进行一场战争。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与美国政府谈判讨论松弛远东紧张关系的问题，特别是松弛台湾地区的紧张关系。”
一周后，中国停止了台湾海峡的炮击战役。
结果跟朝鲜战争一样是打个平手，各自取得短期目标。美国压下了一次军事威胁。毛知道大陆军队在协调抵抗下没有能力占领金门马祖。其后，他解释他另有更深的策略。他告诉赫鲁晓夫他不想占领那些近海岛屿，他是把它当作一种威胁使得台湾不得脱离大陆：
“我们所做的就是表现我们的能力。我们不想让蒋介石离我们太远。我们要把他留在我们能够得着的地方。有他在（金门马祖）就意味着我们能用我们的岸炮和我们的空军打他。如果我们占领了那些岛屿，我们就失去了任何时候我们想让他难受的机会。”
按那个说法，北京炮击金门是重新强调“一个中国”但又抑制她的行动到防止“两个中国”的概念产生的程度为止。
莫斯科只懂得直白的战略意图并有着实际的核武器知识，它发现一个领袖只为了象征性的一点意思而甘冒核战争风险是不可理喻的。正如赫鲁晓夫向毛抱怨道：
“你要射击，你就应该拿下这些岛屿；如果你认为没必要拿下这些岛屿，那么开火有什么用呢？我不明白你的这个方针。”
在一本一面倒的甚至有些言辞冒火的毛的传记中，甚至有人说在危机中毛的真正动机是制造一个核战争的气氛有多么迫在眉睫，从而迫使莫斯科加快帮助北京发展核武以分担苏联的压力。在所有关于这次危机的非直觉效果方面，明显地就是苏联的决定—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重新加强了—帮助北京搞核项目，使自己能够在未来的危机中离这位爱惹麻烦的盟友远点，和把中国核防护问题留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
中美外交插曲
危机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和中国恢复了正式对话。在1954年为解决法国和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之间的第一次越南战争而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北京和华盛顿似乎极不情愿地同意在日内瓦建立领事级官方接触。
这一安排为避免由误会引起冲突而设置了一个安全网构架。但两边都没有明确说明。或者说，明确的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朝鲜战争使得杜鲁门政府中止了所有对中国的外交倡议。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朝鲜战争后期入主白宫—认为中国是最不妥协最革命的共产大国。因此它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在亚洲建立一个安全体系阻挡中国可能的侵略。对中国的外交原则是避免她破坏仍然脆弱的安全体系如东盟和即将建立的日韩联盟。在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就反映了道德拒绝和战略设计。
毛的态度是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在镜子里的影像。台湾问题为双方冲突制造了一个永远的起因，特别是只要美国把台湾当作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美外交关系中这本质上是一个死扣，因为中国不会谈其他事情除非美国从台湾撤兵，而美国不会谈撤兵除非中国宣称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同样道理，中美对话在第一次台海危机后转入地下，因为只要双方仍停留在原地就没什么可谈的。美国重申台湾的身份要通过北京和台北之间的谈判来解决，而且要有美国和日本参加。北京将此提议解释为重新打开开罗会议决定的包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罗会议决议宣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坚拒“放弃使用武力”的要求，称其为是对中国政府在其管辖下的国土上行使主权的干涉。王炳南大使，那十年里中国的主要谈判者，在他的回忆录里描述了这一死扣：“回过头来看，当时让美国改变它的中国政策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单刀直入地谈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最不可能解决的，也是最带感情色彩的。自然地，谈话毫无结果。”
但至少，以上谈判达成两点一致。一个是步骤性的：把日内瓦接触从领事级提升到大使级。（大使级的重要性在于大使是国家首脑的个人代表，可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影响。）这一步骤只把无所作为机构化了。在从1955年到1971年的十六年间里，在中国和美国驻当地的大使之间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会议（其中大多数在华沙举行）。只有一个实质性的一致是在1955年9月达成的，美国和中国都同意让由于内战滞留在各自国家的对方公民回国。
因此，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方针聚焦在从中国打探是否有放弃使用武力的信息。正如卢斯科1966年在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所说：“我们年复一年地寻找某些信号能够表明共产中国准备放弃使用武力去解决争论。我们还寻找了能够暗示中它准备放弃美国是头号敌人这一立场的标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充满敌意的和坚决的。”
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其他任何国家都从来没有展示过这么严格的谈判先决条件，总括放弃使用武力。卢斯科注意到在中国的激烈的言辞和相对抑制的国际表现之间存在的差距。尽管如此，他争辩道，美国的政策实际上应当基于言辞—意识形态比行为更重要：
有人说我们应该忽视中国共产领袖所说的话而根据他们所做的事判断他们。确实是，他们在行动上比言语上更谨慎—他们自己做得比他们挑动苏联做得更谨慎。。。但是我们不认同他们宣称的未来意图和计划，我们不能放弃这一原则。
基于以上态度，以中国拒绝放弃使用武力为借口，美国把日内瓦会谈从大使级降级到一等秘书级。中国撤走了她的代表团，会谈暂停。第二次台海危机接踵而来—当然表面上是另一个原因。
毛、赫鲁晓夫和中苏分裂
1953年，斯大林在执政三十年后辞世。他的接班人是—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期—赫鲁晓夫。斯大林统治的恐怖给赫鲁晓夫一代留下了心理伤疤。他们都是一些从三十年代大肃反运动中爬到云梯最高层的人，其他几乎一代领导人都在人间消失了。他们用情感上的不安全感为代价买来了政治上的高升。他们见证了—并且参加了—统治集团的下岗大甩卖，他们更担心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他们；斯大林确实在他死前正着手另一波肃反。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改造这一产生组织性恐怖的体系。他们只试图改变一些行为方法，批评斯大林滥用权利，同时坚持他们为之终身奋斗的核心信仰。（这正是“臭名昭著”的赫鲁晓夫秘密讲话的心理根据，如下讨论。）
无论作何姿态，新的领导层在心里深处知道苏联在终极意义上是竞争不利的。赫鲁晓夫大部分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来形容：1961年的超高当量的热核爆，1958年的柏林最后通牒，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等等。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些杂乱无章的脚步似乎是在走向与美国（赫鲁晓夫心里知道它远比苏联强大）谈判前获得一定的心理平衡。
对于中国，赫鲁晓夫的姿态既是屈尊施恩又郁闷于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和挑战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地位。他乐意获得与中国联盟的战略利益，但他又害怕中国版的意识形态。他想给毛一个好印象，但又没有学习毛真正用的语法。毛利用苏联威胁，从来不管苏联的优先选项。最后，赫鲁晓夫绷着冷漠的脸收回了他当初与中国结盟的承诺并逐渐加强了苏联在中国边境的军事力量部署。他的接班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受这一姿态鼓舞，采取了对中国先发制人的行动（此是后话）。
意识形态把北京和莫斯科连结到一起，意识形态又使他们分离。有太多的历史问题提出问号。中国领导人不能忘记沙皇的领土吞噬和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背着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作的交易。斯大林和毛之间的第一次会晤进行得也不太好。当毛主动走进苏联的保护伞下时，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说服斯大林，而且他为结盟付出了在满洲和新疆的重大经济让步，使中国的统一跛脚。
历史只是开端，当代的经历更是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摩擦因素。苏联把共产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它的领袖在莫斯科。它在东欧建立了一片卫星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依赖于苏联。对苏维埃政治局来说，同样的格局在亚洲出现应当是自然的（和必须的）。
用中国历史的辞句、他的中国中心论、和他自己对共产意识形态的定义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这（苏联的老大感，译者）更令毛厌恶。文化差异也加大了潜在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苏联领导人普遍对中国历史的敏感性茫然无知。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赫鲁晓夫要求中国为西伯利亚的伐木工程提供劳力。他触碰了毛身上的敏感神经。毛在1958年对他说：
“你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多年来广泛的观点是中国经济不发达、人口过多和大批失业，它是廉价劳动力的好市场。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这一态度非常具有侮辱性。从您口中说出，更是尴尬。如果我们接受您的提议，其他国家。。。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印象和资本主义西方一样。”
毛的感情丰富的中国中心论不允许他参加莫斯科管理的苏维埃帝国企业。那个帝国安全和政治的焦点是在欧洲，这是毛次要关心的问题。当1955年苏联建立共产国家的华沙条约组织与北约作对时，毛拒绝参加。中国不会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捍卫权交给一个联盟。
与此相反，周恩来被派往万隆参加1955年的亚非国家会议。这一会议掀起了一个新鲜的并自相矛盾的运动—不结盟运动。毛想用苏联作为减轻美国在角逐亚洲霸权中给中国施压的平衡砝码。但同时他也试图组织不结盟国家形成反对苏联霸权的安全网。在这个意义上，几乎从一开始，两位共产巨人就在互相竞争。
基本的差别植根于两个社会的本质之中。俄罗斯曾遭受外国残暴力量的经久摧残，它从未宣称过它是其他社会的普世楷模。其人口大部分是非俄罗斯人。他的最伟大的统治者，如彼得大帝和卡捷琳女皇，曾把外国的思想家和专家请到朝中向他们学习先进的东西—这对中国朝廷是不可想象的。俄罗斯统治者以他们的坚韧性赢得人民的爱戴，而不是“伟大性”。俄罗斯外交在超乎寻常的程度上依赖于超级权力。俄罗斯几乎没有他不在其地驻军的盟友。因此，俄罗斯外交是权力相向的，顽强地坚守固定位置并把外交变成残酷的战争。
毛代表的社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和，至少在中国人眼里，最温馨的政治体制。她的表现给予国际最广泛的影响是智慧。当一个中国统治者恳求他的人民辛勤劳动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他是在鼓励他们再现辉煌。（不幸的是）只在最近百年里这一观念被（西方列强）移位了。这样的国家显然不可能玩一个小角色。
在基于意识形态的社会里，定义合权利的法性是关键。毛当着埃德加。斯诺的面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教师；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成就的哲学家，他不会让出共产世界智慧领袖的位子。毛的拥有自我定义正统权利的宣称威胁了莫斯科帝国的粘合性并为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国家解释开了先例。以解释主义开始的刺激演变成关于理论和实践的争论并最后导致实际军事碰撞。
人民共和国开始根据苏联三、四十年代的经济政策计划它的经济。1952年，周恩来跑大老远到莫斯科征询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1953年初，斯大林发出他的意见，强调北京要采取一个平衡的方式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每年13-14%。
但是到了1955年12月，毛公开地把中国经济与苏联经济区分开来并强调与苏联盟国相比中国面对的“特殊”和“巨大”的挑战：
“我们有二十年根据地的经验和经受了三场革命战争的锻炼；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能够快速地建立一个国家，并完成革命的任务。。。。我们人口众多，我们的形势大好。我们的人民勤苦耐劳。。。所以，我们能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1956年四月一次关于经济政策的讲话中，毛把实际差别转变成哲学意义上的问题，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之路定义为有特色的和超越苏联的：
“我们已经比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做得更好了。苏联长期未能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粮食产量。东欧国家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严重发展不平衡。我们的国家不存在这些问题。”
中国和苏联对当务之急概念理解的差别转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否定了斯大林，并细数其罪行。赫鲁晓夫的讲话震撼了共产世界。几十年的经验是基于斯大林不倒的神化形象建立起来的，包括在中国，不管毛对斯大林作为盟友的行为有多么不快，他正式承认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特殊贡献。当时，非苏联代表—包括中国代表—都不被允许在会议大厅聆听赫鲁晓夫的讲话，莫斯科甚至拒绝给这些亲如兄弟的盟友一份权威性的文本，这更加深了侮辱性的隔阂。北京根据中国代表的不完全笔记临时拼凑了一份赫鲁晓夫讲话二手版；最后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依据从纽约时报报导翻译过来的中文译本。
北京没有浪费多少时间就指责莫斯科“扔掉了斯大林的宝剑。”斯大林当初害怕的中国铁托主义以捍卫斯大林的意识形态遗产的方式抬起头来。毛把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起名叫“修正主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攻击—它暗示苏联正在偏离共产主义回到资本主义的过去。
为了恢复一统，1957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集了一次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会。毛也参加了；这是他第二次离开中国的国土，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旅行。苏联刚刚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Sputnik），大会为此欢欣鼓舞，相信—许多西方国家亦有同感—苏联的技术和力量正在蒸蒸日上。毛采纳了这一观点，讥讽性地宣称：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但是他从美国力量相对衰退这一表象得出的结论更让他的苏联盟友头疼，也就是说，中国处在一个更强的自主自立位置。其后，毛对他的身边人员（医生）说：“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控制我们。他们要捆住我们的手脚。但他们是一厢情愿，痴人说梦。”
1957年莫斯科大会重新明确了赫鲁晓夫的号召，社会主义阵营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存”（另有一说，和平竞争，译者），这一目标正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会议上批评斯大林的同时首次提出来的。在令人吃惊地反驳赫鲁晓夫的方针同时，毛利用这个时机号召他的社会主义同伴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肩并肩联合起来，同时不忘再次发表中国藐视核毁灭的标准宣言，他宣称：
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我们不应该害怕原子弹和导弹。无论任何战争爆发—常规的或是热核的—我们将胜利。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这算什么？战争就是战争。几年就过去了，我们会开始干活，生出比以往更多的小孩子。
赫鲁晓夫发现毛的讲话“让人忧心忡忡”，回忆起当毛用异想天开的乡土语言描述核武的“世界末日”时台下听众神经紧张的咧嘴干笑。毛讲话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袖安托宁•诺沃特尼抱怨道：“那我们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两千万人。我们可能在战争中失去最后的一个灵魂，我们会不剩一人何谈重新开始。”
到现在，中国和苏联开始经常地公开地闹矛盾，然而他们仍然是正式的盟友。赫鲁晓夫似乎相信恢复同志式友谊秩序等待苏联的主动倡议。他没明白—或者说，他明白了但不承认—他的和平共存方针在毛的眼里是与中苏联盟不协调的。因为毛确信，在危机中，害怕只能长他人志气。
在这些情况下，毛没有失去任何机会加强中国的自主自立。1958年，赫鲁晓夫通过苏联大使向毛提议在中国建一座无线电发射台与苏联潜艇通讯，并帮助中国造潜艇，作为苏联海军使用中国港口的回报。因为中国是苏联的正式盟友，而苏联为增强中国军力又提供了大量装备和技术，赫鲁晓夫显然以为毛会欣然接受。他被证明是犯了灾难性的错误。毛（龙颜）大怒，严厉训斥了苏联大使。这给莫斯科敲响了警钟，以致于赫鲁晓夫亲赴北京去宽慰这位盟友受伤的骄傲。
不过，到了北京之后，赫鲁晓夫又提出了一个更糟糕的方案，他提出给予中国使用北冰洋苏联潜艇基地特殊许可—以换取苏联使用中国太平洋的不冻港。“不！”毛回答，“我们两样都不同意。每个国家都应该把武装部队放在自己的领土上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正如主席回忆道：
“我们有过英国人和其它外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呆了好些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用我们的土地达到他们的目的。”
在正常的结盟关系中，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通常导致双方加倍努力去解决其他议题上的分歧。在赫鲁晓夫1958年那个命途多舛的访问期间，它好像为双方提供了一个时机罗列无穷无尽的抱怨分类表。
赫鲁晓夫一开始责怪他的大使作出了未授权的表示就使自己处于下风。毛对共产世界的运作方式太熟悉了，一眼就看穿了那个提案的荒唐性。毛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在其中毛诱使赫鲁晓夫表现得又蠢又尴尬—也许故意让中国干部看这个挑战斯大林形象的苏联领导人是多么不靠谱。
它还给毛一个机会言明莫斯科的过分行为是如何深深刺伤他。毛特别提到斯大林的居高临下态度。
毛：我们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怀疑它的性质。他相信中国是另一个南斯拉夫。
赫鲁晓夫：是的。他认为那是可能的。
毛：我去莫斯科（1949年十二月）的时候，他不想跟我们签订友好条约，他也不想废除与国民党的旧条约。我想起费多连柯（苏联翻译）和科瓦列夫（苏联特使）转告我斯大林的建议让我去乡间走走看看。但我告诉他们我只有三项任务：吃，睡和拉。我不只是到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的。因此我说如果你们不想签订友好条约，那就那么地，我会完成我的三项任务。
双方的需要很快将话题从历史转到当前的争论中来。当赫鲁晓夫问毛是不是中国真的认为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时，毛让赫鲁晓夫明白这种物质交换性的同盟很伤感情：
“这不是红色或白色帝国主义的问题。有一个人名字叫斯大林，他拿去旅顺港并把新疆和满洲变成半殖民地，他还开了四家合资公司。这都是他干的好事。”
依然是，无论毛如何以国家利益为重批评斯大林，他尊重他的意识形态贡献。
赫鲁晓夫：你捍卫斯大林。而你批评我批评斯大林。现在又反过来。
毛：你批评的是不同的事情。
赫鲁晓夫：在党代会上，我也讲了这个。
毛：我总是说，现在，和那时在莫斯科，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应当是公正的。我们只是对批评的严格标准有不同意见。我们相信斯大林的十个手指，只有三个是坏的。
第二天，毛以在游泳池接待赫鲁晓夫而不是贵宾室的方式把会谈的调子定好了。赫鲁晓夫不会游泳，只得套上游泳圈。两位政治家边游边谈，翻译就在游泳池两边跟着来回跑。赫鲁晓夫后来抱怨道：“那是毛把自己摆在上风位置的方式。过一会儿，我有点晕。。。。我爬上来，坐在边上，把两腿放在泳池里。现在，我在上而他在下面游泳。”
（两国）关系在接下的一年中变得越来越坏了。1959年10月3日（一年后），赫鲁晓夫又来到北京。这次是他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峰会返回的途中，来给他的易怒的盟友作简报。中国领导人早就非常怀疑赫鲁晓夫在美国逗留（的动机），更被他关于达。赖。喇。嘛问题（书中说的是中印交战，估计是穿越时空的错误，译者）站在印度的立场上而激怒。
赫鲁晓夫，外交不是他的华丽外套，在会谈中提到达。赖。喇。嘛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几个这样的问题更能够让中国人怒发冲冠。他批评毛在那一年3月西藏。暴乱期间手段不够硬，使得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北部：
“我跟你说一个客人不该说的话：西藏。事件是你的错。你统治西藏，你就应该有情报来源在那里，你就应该知道达。赖。喇。嘛的意图和计划。”毛不想谈这个问题，但赫鲁晓夫坚持讨论这个题目，直言中国人应该把达。赖。喇。嘛干掉而不是让他跑掉：
赫鲁晓夫：。。。关于达。赖。喇。嘛从西藏逃跑这件事，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我就不会让他跑掉。他躺在棺材里更好。而现在他在印度，也许他会去美国。这对社会主义国家好吗？
毛：这不可能；我们那时不能逮捕他。我们也不能禁止他离境，因为与印度的边境很长，他可以在任何一点跨过。
赫鲁晓夫：不是逮捕的问题；我是说你让他走是个错误。如果你给他机会逃到印度，那么干尼赫鲁什么事儿？我们相信西藏。事件是ZG-GCD的错，而不是尼赫鲁的错。
那是毛和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谈话。令人奇怪的是在其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世界把中苏紧张看作是共产大家庭里两个大人吵架而不是存在主义的战斗。在与苏联关系紧张上升期间，毛又发动了一场与美国有关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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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台海危机
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对近海岛屿开始了另一波大规模炮击，并伴随着宣传喇叭大声齐鸣解放台湾。两周后，它暂停了一时，接着又展开连续二十九天的轰击。最后，它有点奇怪地形成每月单日打双日不打的规律，还特意明白警告岛上居民并避开岛上的重要军事设施—毛对他的高级将领说这是一场“政治仗”而不是常规的军事战略。
在这次危机中起作用的一些因素是（我们）熟悉的。北京再一次试探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承诺。炮击也是对美国把第一次危机后建立起来的中美对话机制降级而做出的反应。但是最主要的动力似乎是提升中国在全球的作用。在危机开始的一次领导集训会上，毛对他的同僚解释说炮击金门马祖是中国对美国干涉黎巴嫩的反应，那年夏天美国和英国部队在那里登陆：
“坦白地说，炮轰金门就是该轮到我们有目的地制造国际紧张关系了。我们要给美国一个教训。美国欺负（霸凌）我们好多年了，现在我们有了机会，为什么不做给他瞧瞧？美国在中东点了一把火，我们就在远东点一把。我们看他们能怎么样。”
炮打近海岛屿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打苏联的脸。苏联默许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举动正好与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给力呈鲜明对比。
彰显了它的军事决心，毛解释道，中国现在可以在两个场地上重新与美国对话了，“一个行动的场地和一个谈话的场地”—这是孙子的斗争共存原理在现代主动攻击威慑中的应用。
炮击近海岛屿的最重要的一个维度与其说是刺激美国超级强权毋宁说是挑战中国的正式盟友苏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存原则在毛的眼里会让苏联成为一个麻烦的盟友甚至说是潜在的对手。毛是这样推理的，如果台海危机被推向战争边缘，赫鲁晓夫就不得不在和平共存和与中国为盟之间选择。
在某种意义上毛又赢了。让毛有恃无恐的是至少当着全世界的面苏联表面上公开支持中国对台湾海峡的政策。当时正是赫鲁晓夫访问北京—那次关于潜艇基地的灾难性的相遇—三个星期之后，更巧的是第一次台海危机开始的那周赫鲁晓夫也在北京。两次，无论是开始还是期间，毛都没有告诉苏联他的意图。但在每次危机中华盛顿都假定—正如艾森豪威尔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指控的—毛的行动不仅仅得到苏联的支持甚至直接受苏联指示。北京把它的苏联盟友夹塞在它的外交队伍里而莫斯科不知道自己在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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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台海危机与第一次基本平行，除了主要差别在于苏联为盟友不自觉地卷入核威胁而这位盟友正在羞辱它。
在1958年的台海危机中，大约有1000人左右的伤亡。如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一样，北京结合了挑衅性的核威胁召唤和巧妙校对的战略。毛最初要求他的将官们以避免造成美军的伤亡的方式炮击。将官们回答这个保证做不到。然后，他命令他们不要射过这些近海岛屿的领空，只朝国民党军舰开火，即使美国军舰开火也不回击。在这次危机之前和期间，中国的宣传机器吹响了“我们必须解放台湾”的号角。但当解放军的电台广播中国军队登陆“近在眼前”并号召国民党官兵站过来“参加解放台湾的伟大事业”时，毛宣布这是个“严重错误。”
至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毛遇到了一个会玩斗争共存的对手。1958年9月4日，杜勒斯重申了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承诺，包括“有关阵地如金门和马祖。”杜勒斯直觉到中国的有限目标，因此释放了美国有意将危机控制在一定局限内的信号：
“任凭中国共产党人怎么说和到目前为止所做，不过，还不清楚他们的目的事实上就是用武力全面攻克台湾和近海岛屿。”
9月5日，周恩来肯定了中国的有限目标，称北京这次冲突的目的是恢复大使级中美对话。
9月6日，白宫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美国驻华沙大使已准备好代表美国恢复对话。
交流至此，危机就该结束了。就像排演一部熟络的戏，两边开始都重复老掉牙的威胁最后又峰回路转地以恢复大使级对话而谢幕。
在这一三角关系游戏中唯一不知所以然的就是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听到毛大胆宣称对核战争的藐视（一年前在莫斯科和这次在北京），他几乎被一方面惧怕核战争一方面害怕如果不站在中国一边失去这个重要的盟友的双重矛盾撕裂开来。他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使他不能理解他的意识形态盟友会是他战略上的对手，而他的核武器知识又太多使他不可能舒服地把它结合到以不断威胁使用它为基点的外交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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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哆嗦的政治家走到两难的十字路口，他有可能慌不择路。赫鲁晓夫派他的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到北京去恳劝北京克制冲动；他知道这可能不好使，作为平衡，他又给中国领导人看一封他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的草稿。这封信强调：“对我们伟大的朋友、同盟和紧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就是对苏联的攻击”并警告“苏联将做任何可以做到的。。。去保卫我们两个国家。”
结果两招都不中。9月12日，艾森豪威尔婉拒了赫鲁晓夫的信。艾森豪威尔表示欢迎中国愿意回到大使级会谈的态度并坚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放弃使用武力，而对赫鲁晓夫，只让他奉劝北京克制。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只是别人编排的戏剧里的一个角色这一事实仍茫然不知，他在信中暗示莫斯科跟北京共谋，他指出：“这一紧张的军事行动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仅在您访问北京三个星期之后。”
几乎同时，在1956年9月11日发布的公告中，艾森豪威尔用了一堆风卷残叶式的理由将美国的参与公正化。他警告：炮击金门马祖就如希特勒占领莱茵兰，墨索里尼占领埃塞俄比亚，或者日本人1931年占领满洲（这个比较肯定很令中国人生气）。
葛罗米柯在北京也没好到哪里去。毛看了信的草稿后公开地大谈核战争的可能性和苏联对美国核报复的条件。因为毛看到（到了这个时候）战争的危险已经远去了，核威胁只是空口白话。在他的回忆录中，葛罗米柯回忆起被毛的胆大包天惊呆了的情景，他引述中国领导人对他讲的：
我想美国人很可能会对中国发起战争，中国必须考虑这个可能性，我们确实考虑了。但我们绝不投降！如果美国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我们的军队必须从边境地区往内部深处撤回。我们先吸引敌人深入进来，然后像钳子一样把美国军队钳制在中国内部。等到美国人正好到了中国中部的省份时，你们就把你们所有的东西往他们的头上砸。
毛没有请求苏联的帮助，除非等待美国军队被吸引到中国的纵深，而这一情景根本不会发生。葛罗米柯发给赫鲁晓夫的报告好像又把他震住了。尽管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大使级会谈，赫鲁晓夫仍出了两手昏招以防核战争。为了镇定他以为的北京对美国侵略的害怕，他提出派苏联的防空导弹部队到福建的建议。北京推迟答复直到危机过去了又同意接受，但条件是苏联部队必须在中国指挥之下—结果是不可能的。9月19日，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的另一封信是他神经紧张的进一步表现，他恳请克制并警告核战争就要到来。他只是不知中国和美国事实上在他发出第二封信之前就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1959年3月，赫鲁晓夫在与毛的会谈中交代了苏联在台海外交中的态度：
就我们两个之间保密地说，我们说我们不会就台湾问题打仗，但是为了给外人听，我们则说相反的话，也就是说当因为台湾而局势恶化时苏联将保卫中国。与之相反，美国宣布他们将保卫台湾。因此，出现了一种战前状态。
赫鲁晓夫让毛把他调戏进一个一事无成的事业，他还同时装作聪明和玩世不恭。特别是当要作战争与和平的最终决定时，一个战略家必须明白讹诈并考虑空洞的恐吓给未来的可信度带来何等影响。在台湾问题上，毛利用了赫鲁晓夫的两难引诱他作出自己不想实施的核威胁，为了维护一个他不关心的利益和一个憎恨他的盟国领袖，绷紧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弦。
现在我们只能想象毛在偷着乐：他把莫斯科和华盛顿骗得互相威胁使用核武器，只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微不足道的地方争得可能是世界地理政治意义上最不值钱的一块房地产。更何况，毛是在他想做的时候做的，是以他在宣传得胜的方式做的，而当时中国仍然比美国或苏联弱很多。中国的宣传机器宣称重返中美大使级会谈大大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一手挑起危机又一手关闭它，毛断言他达到了目的：
“我们打了这场战役，使得美国愿意跟我们谈话了。美国打开了大门。形势好象对他们不利，如果他们不和我们谈，他们就日夜不得安宁。OK，那我们就谈吧。在总的形势上看，与美国以会话或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是好的，因为我们是热爱和平的人们。”
周恩来提供了一个更复杂的估算。他把第二次台海危机当作是证明了中国的两个党有能力能够在核威胁的乌云下跨过意识形态的障碍心照不宣地相互讨价还价。十五年后，周对访华的尼克松总统阐述了当时北京的战略：
“在1958年的时候，那时的国务卿杜勒斯要蒋介石放弃金门和马祖，以使台湾跟大陆彻底断开，并在那里划一条线。蒋介石不想这样做。我们也劝他不要从金门马祖撤退。我们劝他的办法就是朝他们打炮弹—也就是说，我们在单日炮打他们，双日不打，节假日我们也不打。不用其它传递信息的办法，只用炮打的办法他们就明白了。”
不过，这些辉煌战果必须与危机的全球影响平衡。大使级会谈几乎刚刚恢复就陷于死寂。毛的不明确的动作事实上将中美关系冻结在对手的姿势上，其后十年不变。中国决心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表达像种子在华盛顿生长成一个信仰教条，使得双边都失去了灵活外交的腾挪余地。
而对苏联领导的影响也与毛的意愿相反。非但没有放弃和平共存方针，莫斯科对毛的诳语和打核战争的擦边球感到相当恐惧。他戏谑性地扬言核战争对世界社会主义有利和对莫斯科不请示也令莫斯科相当不快。在危机之后，莫斯科中断了与北京的核合作，并在1959年6月撤回了送给北京一个模型原子弹的承诺。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苏联专家并取消全部援助项目，他宣称：
“我们不能简单地坐视不管，让我们的最合格的专家—些那在我们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中受到锻炼的人—用他们提供的帮助换来不是别的而是骚扰。”
在国际上，毛让人看到了中国在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让人汗毛倒树的反应。这会使她的强邻在中国发生（毛即将发起）内乱时不敢贸然利用。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国日趋孤立，使得毛不得不在十年后重新考虑他的外交政策。
第七章 危机四伏的十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她的坚强的领导驾驶着他们征服的古老的帝国破船走到一个国际重要大国的位置上。第二个十年由毛加速国内继续革命的企图所主导。继续革命的动力是毛的主义，他相信道德和意识形态力量能够克服物质的局限性。这十年是在国内混乱中开始也是在混乱中结束，两次都是由中国自己的领袖命令发起的。这次危机震动了中国大厦的每块砖头使中国几乎断绝了与外界所有的接触；几乎所有的外交官都被召回北京。中国的两大主要社会结构停运修整：一是经济，以大跃进开始；二是秩序，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外交不时髦了，战争才是。当毛感到国家利益再次受到挑战，在他自己造成的阵痛中，中国再次站立起来，在西部最前线，在艰苦的喜马拉雅山麓，打了一仗。
大跃进
喜马拉雅山麓下的边境争端和1962年中印战争
至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开始刚刚走过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她已经与美国在朝鲜打过一仗并就台海近海岛屿进行了两场有美国参与的军事对抗。她重新占领西藏和新疆，恢复了帝国王朝历史边境范围内（除蒙古和台湾外）的中国权威。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还没有完全过去。尽管如此，当中国定义的历史边境被印度挑战时，毛在另一个军事冲突面前没有萎缩。
中印边境危机有关两块领土，位于喜马拉雅山麓下渺无人迹的高原，坐落在西藏和印度的不可攀越的山峰之间。基本上，问题出自对殖民历史的解释。
中国宣布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面山麓的帝国王朝边境线，包括中国称之为的“南西藏”，但实际上是被印度管理的“阿鲁纳恰尔邦”。而印度的定义就是相对年代近的了。它是由英国人为阻止俄罗斯帝国在西藏的前进而界定的分界线发展而来。最后有关文件是由大不列颠和西藏在1914年签署的，在东区划下了一条以英国的主要谈判者起名的麦克马洪线。
中国与西藏有过相当长的关系。蒙古人曾经在十三世纪发起的一波远征中同时征服过西藏和中原，使两者在政治上亲密接触。以后，清朝曾经常地干涉西藏事务，驱逐其他非汉族力量从南边或西边进入西藏。最后，北京宣称其宗主权有“天朝特使”在拉萨行使。北京，从清朝开始，认为西藏是由中国皇帝统治的“天下”的一部分。并保留推翻有敌意的“无照经营者”的权利；但是距离和西藏人的游牧文化使得完全中国化行不通。以此方式，西藏人在日常生活上享有相当的自治度。
到了清朝末期的1912年，由于中国的管理能力受到西方列强的严重制约，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代表性萎缩了。在清朝垮台后，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在西姆拉召开了一个有中国和西藏代表参加的会议，目标是划定印度与西藏的边境线。中国政府，没有有效的力量去反对这一行动，在原则上否定了任何对历史宣称过的领土主权的退让。北京的态度由其驻加尔各答（英属印度政府所在地）代办陆兴祺的话反映出来：
“我们的国家现在很虚弱；我们的外交关系很复杂很困难而我们的财政又十分紧张。但无论如何，西藏对中国十分重要，我们必须在会议谈判上寸步不让。”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在两难的境地中在决议文件上只写上名字的首字母而没有签字。西藏和英国的代表签了字。在外交实践中，写上名字的首字代表冻结书面文字，它意味着谈判结束。签字则意味生效。中国坚持西藏代表不具备签署边界协议的合法权利，因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无效力行使主权。她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南部的印度当局的有效性，尽管她开始也没反对。
在西区，有争议的领土被称为阿克塞钦。她几乎不可从印度进入，这也正是为什么1955年中国修建一条连接新疆和西藏的铁路时印度花了几个月才知道的原因。这一地区的历史起源也是有问题的。英国把它画在几乎所有的官方地图上但却从来没有管理过。当印度宣布从大英联邦独立出来时，它没有宣称与英国过去宣称的领土不相关。她把阿克塞钦和麦克马洪线都包括在它的地图上。
两条分界线都具有战略意义。在五十年代，两边的位置之间存在一定的平衡。中国把麦克马洪线看作是代表英国计划分离西藏甚至控制她的符号。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宣称对西藏有文化和宗教感情，因为印度的传统佛教和西藏佛教之间有历史联系。但他有准备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只要西藏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在这一政策指引下，尼赫鲁拒绝了把西藏政治身份问题提交联合国的请愿。
但是当达。赖。喇。嘛1959年逃到印度并被给予政治避难时，中国开始以战略眼光对待这些分界线了。周提出一个以中国对东部领土宣称换取印度对西部领土宣称的交易，换句话说，就是接受麦克马洪线作为承认中国对阿克塞钦主权宣称的谈判基础。
几乎所有的后殖民地国家都坚持他们独立时的（殖民地）边界。把这个摆在谈判桌上招来无尽的争议和国内的压力。基于他不是被选举谈判他认为是印度不可争议的领土的原则，尼赫鲁以不回答的方式拒绝了中国的提议。
1961年，印度采取了所谓的“前进政策”。为了克服它对有争议领土的不抗争印象，印度向前推进了它的哨所，接近中国以前越过分界线建立的岗哨。印度指挥官被授权可以在他们自行辨别的情况下对中国军队开火，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侵略者。1959年的时候，毛为了避免冲突曾命令中国军队后撤二十公里，这一举动更加强了印度的方针。印度的计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军队不会抵抗印度的前进而只是以此为借口规避。印度军队被命令，用印度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录中的话说，“从我们目前的位置朝着国际承认的边境巡逻尽可能地远，防止中国人进一步前进并攻下任何在我们领土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哨所。”
这证明完全是计算错误。毛立刻撤销了以前的后退命令。但他仍然谨慎地告诫北京的中央军委：“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要注意形势。”这还不是军事行动命令；而是提醒作战略准备计划。这样，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战略运筹开始了：贯穿全局的分析；心理和政治因素的精心准备；速战速决。
在中央军委和高级指挥官的会议上，毛用一句成语评论尼赫鲁的前进政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换句话说，喜马拉雅山下的中国部队对印度的前进政策太容忍了—中国人认为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中央军委随即下令部队停止后撤，并要求中国军队在新建的印度哨所对面建立自己的哨所。中国的哨所接近他们，包围他们。正如毛概括道：“你挥枪，我也挥枪。我们面对面看谁怕谁。”毛把这一方针叫做：“针锋相对”（基辛格原话：武装共存）。事实上，这开始了一盘喜马拉雅山下的围棋。
准确的指示下达到部队指战员。目标仍然是避免大冲突。中国部队被要求不准开火，除非印军接近到五十米以内。除此之外，任何军事行动需要来自更高权威的命令。
印度的计划者注意到中国已经停止后退但也观察到中国人的克制开火。他们下结论认为再捅一下就成了。印度不是在空地上试探，而是把目标定在“将中国人已经占领的哨所推回去。”
因为中国声明的两个方针目标—阻止印军前进和避免流血—都没得到满足，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突然出击或许能逼迫印度回到谈判桌上来并终止目前这种以牙还牙的状态。
在追求着一目标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很关心美国是否会借中印冲突之机放手让台湾反攻大陆。另一个忧虑是美国为了防止河内将老挝变成越南战争的后方基地而作的外交努力会是美国最后通过老挝进攻中国的前奏。中国领导人不能相信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卷入（那时还没有战争升级）只是为了局部战略利益。
中国领导人想办法把两点都搞明白了，这显示了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全面性。华沙会谈被选定为获取美方意图的途径。中国大使被从度假中召回并被指示约见美国大使。他宣称北京注意到了台湾准备在大陆登陆的迹象。美国大使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事实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他被指示回答美国希望和平因而 “在当前局势下”不会支持台湾的主动进攻。正如会谈中的中国大使王炳南事后回忆，这一信息对北京的最后决定“至关重大”。没有证据显示美国政府是否问过自己为什么（中国）有这一特殊约见要求。这就是在政策制定上的分段方式和全面方式的差别。
老挝问题也自动解决了。在1962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老挝中立化和美国撤兵打消了中国的忧虑。
战争结束了，毛又一次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而这次他大获全胜—尽管中国境内的大饥荒刚刚结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朝鲜战争的重演，包括以下因素：对手对中国的低估；关于中国能力估计的未经证实的情报；对中国如何看待她的安全环境和她在军事上如何反应的严重错误把握。
同时，1962年的战争在中苏关系不可挽回地变坏的时候为中国增添了另一个对手。事实证明苏联的支持跟它在古巴的导弹运载船一样逃得快。
一旦喜马拉雅山麓的军事冲突升级，莫斯科立马采取中立立场。好比往中国的伤口上撒盐，赫鲁晓夫用毛憎恨的和平共存原则为他的中立辩护。1962年2月一篇《人民日报》—中国GCD的官方喉舌—编辑部评论文章忿怒地指出这是第一次一个GC国家没有站在另一个GC国家一边反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他应该清楚地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应该对敌人冷酷无情而对自己的同志充满热情。”评论文章要求中国的盟友“检查他们的意识并问他们自己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什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到了1964年，苏联甚至摘掉了中立的面纱。提到古巴导弹危机，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苏维埃政治局委员和理论家，指责中国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刻侵略印度：
“事实是在加勒比海危机的最关键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印边境扩大了武装冲突。不论中国领导人以何种借口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他们逃脱不掉实际上帮助了最反动的帝国主义联盟的责任。”
中国，几乎刚刚克服大饥荒，现在四面树敌。
老挝问题也自动解决了。在1962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老挝中立化和美国撤兵打消了中国的忧虑。
有了这些保证，毛于1962年十月召集中国领导人宣布了最后的决定，即开战：
“我们跟老蒋打过。我们跟日本打过，跟美国也打过。我们都没有害怕过。而且每次都是我们赢了。现在印度（阿三）想跟我们打。自然地，我们是不害怕的。我们不能让出一寸土地，我们若让出一寸，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掠取相当于福建省那么大的一块地盘。。。。现在尼赫鲁把头伸出来让我们打，我们不打就是不够朋友。来而不往礼非礼也！”
在10月6日，决定基本传达下去了。战略计划是发起大部队攻击产生惊敌之效果逼迫印度谈判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停止对中国的骚扰。
在进攻命令下达之前，赫鲁晓夫传来话说一旦发生战争苏联将履行中苏友好联盟条约支持中国。鉴于中苏近几年的关系和克里姆林宫以前在中印关系上的中立态度，这一表态一反常态。最可信的解释是赫鲁晓夫需要中国在即将到来的加勒比海危机中支持他为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向美国摊牌。古巴危机过后他就再也不提这事了。
文化大革命
在这一潜在的国家危急时刻，毛选择了砸碎国家机器和GC党。他向顽固的传统中国文化残余发动了他希望证明是最后的一次攻击—从这个废墟上将站立起一代，他预言，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革命者起来反对国内外一切敌人并能够保卫革命事业成果。他把中国推进一场历时十年的意识形态狂热、恶毒的拉帮结派、和近乎内战的运动—它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没有一个机构在运动的浪潮中幸免。在全国范围内，地方政府在由北京宣传机器鼓动起来的“群众”暴力冲突中解体。杰出的GCD和PLA领袖—他们是人民革命战争的领导—被一一打倒并遭到公开的羞辱。中国的教育系统—中国社会的脊梁—全面瘫痪，课堂停课使得年轻一代在全国到处串联并响应毛的号召：“到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
许多这些突然毫无约束的青年参加到红卫兵的不同派别中去，青年民兵们发着意识形态高烧行动在正常的组织机构之外（经常与之相对）和法律之上。毛用含糊但是充满激情的口号鼓励他们的干劲：“造反有理！”和“炮打司令部！”等等。他赞许他们攻击现存的GCD官僚体系和传统的社会习俗并鼓励他们在扫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和旧习惯）的斗争中不要怕“天下大乱”。毛认为“四旧”是中国虚弱的根本原因。《人民日报》更是以发表编辑部评论文章“无政府主义好”煽风点火—明显地、政府批准地反对中国几千年的河蟹秩序的传统。
结果是惊人的人性和组织机构性涂炭，中国的权利和权威的组织—包括GCD高层—一个接一个地在青年意识形态突击队面前低头。中国—之前以勤学和博学而受到尊重的文明—变成一个乾坤倒置的世界。孩童反叛父母，学生暴打老师和烧毁书籍，专家和高官被送到农场和工厂向文盲的工人和农民学习革命实践。残忍的场景在全国范围内不断上演，红卫兵和同派的群众—有些人只是任意加入其中为了躲过“革命风暴”—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到任何一个他们以为带有复辟封建旧秩序先兆的靶子上。
即使是逝去几千年的鬼魂也无法平息打砸抢的怒火。革命师生从北京跑到孔子的家乡，发誓将老圣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连根拔除，焚书、砸碑、掘坟。在北京，红卫兵的打砸抢毁坏了首都6843处中的4992处“历史文物”古迹。紫禁城据说是在周恩来的个人交涉下幸免于难。
一个在传统上由孔学精英们管理的社会现在要从没受过教育的农民那里寻找智慧的源泉。大学关门了。任何人被指定为“专家”就成为嫌疑犯，专业能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概念。
中国的外交形象也掉了链子。世界不可理解地看到了中国对苏联集团、西方国家和她自己的历史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愤怒。中国的外交官和使馆人员对所在国公民高谈阔论“MZD思想”等革命理论。与七十年前的义和团场景相似，红卫兵团伙冲击外国驻京使馆，包括暴打和羞辱英国逃奔的英国领馆人员。当英国外交部长写信给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建议中英两国“在现阶段保持外交关系但从各国首都撤回领事馆人员”时，他没有收到回音，因为中国外交部长本人也被“斗争”了而不能回信。最后，除了“非常有能力的、意识形态无懈可击的”驻开罗大使黄华一人，所有的中国大使和三分之二的使馆人员都被召回国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和参加革命运动。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和几十个国家整天处于争吵之中，她只跟一个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保持真正正面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象征性标记就是毛的语录“小红书（红宝书，译者）”，由林彪在1964年编辑而成（林彪后来成为毛的接班人，但在一次被指控的政变企图后坐飞机逃往国外的途中不明不白地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每个中国人都被要求携带一本“小红书”。在北京的指令—至少是默许—下，在全国范围内红卫兵高举着红宝书“围困”公共建筑，冲击地方官僚政府。
但是红卫兵也不比被他们革命的干部更幸运，最终也落入革命者被革命的两难遭遇。以意识形态而非正式组织联系在一起，红卫兵分成不同派系争取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选择和个人追求。派系斗争变得相当激烈，到了1968年，毛在官方上禁止了红卫兵并把忠于他的党政军领导人安排到负责重建各省政府的位置上。
一个“知识青年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新政策开始了。截至此时，军队是中国最后的一个指令结构仍然树立不到的组织。于是，它被指令去发挥远远超出其能力的作用。部队指战员被派去管理政府、农村和工厂，而这一切都是在他们保卫国家的责任之上。
文化大革命的最直接影响是灾难性的。毛逝世以后，第二代和第三代—这些人几乎都曾经是受害者—对它的评价都是谴责性的。邓小平，1979-1991年间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曾经争辩道文化大革命几乎在组织上毁灭GCD并至少暂时地将她的声誉降低到最低点。
最近几年，当人们的个人记忆消退时，另一种风潮正悄然兴起。其观点是承认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错误，但是它开始反思是否毛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他的答案是灾难性的。毛观察的问题是现代国家—特别是GC国家—与其人民的关系。在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尽管初步工业化—的社会，统治方法取决于公民大众的理解力。当然，在独裁社会，相关者人数有限。但无论何种政体，决策者和决策实施者之间必须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否则，统治就得用强制的办法贯彻下去，这通常不能保持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现代社会的一大挑战就是法律规定的社会框架越来越无缝可插，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政治体系作出决策，但其执行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政治和公众分开的官僚体制，能够控制它的就是周期性选举，如果有的话。即使在美国，主要的立法法案都有上万页，不夸张地说，也只有几个立法者仔细通读。特别是在GGGC国家，官僚自成一体以潜规则运作。政治阶级和官僚阶级之间以及他们共同与大众之间都存在裂缝。以此方式，一个官员阶级就顺着官僚惯性而产生了。毛企图以一次性的大扫荡解决问题而几乎瘫痪了整个中国社会。中国学者和政府的咨政顾问胡鞍钢所著的一本书辩论道，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为邓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赢得了民心。他提议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一个例题去研究怎样把中国的决策系统变得“更透明、更科学和更组织机构化。”
一个失去的机会？
回头来看，人们会想美国是否有可能较早十年开启与中国的对话。中国的乱局会是一个严肃对话的起始点吗？换句话说，六十年代是中美和解失去的十年吗？对中国的开放能够发生得早一点吗？
事实是，美国外交政策想象力的最基本障碍就是毛的继续革命。毛在这个阶段决意一日不得消停。血液中流淌着对赫鲁晓夫和平共存坚定的愤恨，毛与资本主义的头号霸主握手言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美国这边有过一些试探性的爱抚，朝着中国政策灵活性的前景。1957年十月，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苏联轨道上权威的分段性”,并批评美国的亚洲政策“太僵化。”他争辩道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美国应该随着情况变化重新检讨它的“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脆性概念。”他提醒：“我们不应该总穿着死板的政策外套，结果忽略了或不能够察觉客观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当它发生的时候。”
肯尼迪的景愿不显山露水—但是当他成为总统的时候，毛的下一句方言是朝着相反方向讲的：对外敌意不减和对内勐列地扫除反对势力和碍手碍脚的组织机构，而不是温和的改良。
在肯尼迪文章发表后的几年中，毛发动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台海危机和大跃进。当肯尼迪成为总统时，中国在一次边境冲突中对印度进行了军事攻击，而肯尼迪政府把印度看作是亚洲对共产主义的另一种选择。那时没有和解的趋势信号使肯尼迪让美国人调台聆听。
肯尼迪政府确实摆出人性姿态—为缓解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提高中国贫瘠的农业生产条件。提议被描述为保障“和平粮食”的努力，不过，它要求中国表达恳求指定支援的“认真愿望”。毛的自力更生排除了承认对任何外援的依赖。他在华沙大使级会谈的代表回答说，中国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困难。”
在林登。约翰逊总统期的最后一年，总统本人开始考虑朝着不对抗之路迈出一步。1966年，（美国）国务院指示它的谈判者在华沙大使级会谈中采取积极的态度并授权他们在谈判桌旁开展非正式的社交接触。1966年3月，美国代表在会谈中伸出橄榄枝，声称“美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进一步关系。”—美国官员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上使用1949年后新中国的全称。
最后，约翰逊本人在1966年7月一次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中提出一个和平选项：“持久和平无法到来亚洲，如果七亿中国人民被他们的统治者隔绝于世界之外。”他一面要求抵抗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子侵略政策”，一面声称愿意看到“与我们以前称之为敌人的国家和解”并“和平共存。”
这些观点针对中国不确定的态度变化被作为抽象的愿望提出。其后没有具体结论，也不可能有。因为这些声明正好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重合，而那时中国已扭回到藐视性敌意的身姿。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几乎没有发出邀请函—也许有意躲避美国的和解意向。至于这点，华盛顿在阻止军事挑衅上表现了充分的战术技巧，如在两次台海危机中，但在一个流体式发展的政治框架内形成相对应的外交策略方面却缺少想象力。
一个1960年作出的国家情报估计表达出其基本的评价：
GCD中国危机政策的基本原则—在远东建立中国霸权—在这一报告的估算期间几乎不会发生可以察觉的变化。这个政权会继续勐列地反美并在不付出不成比例代价的情况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打击美国的利益。。。。她的傲慢的自信、革命式的发烧和对世界扭曲的看法可能会让北京错误地计算风险。
有充足的证据支持以上主导型观点。至于中国何以取得这些横扫千军的目标就留下公开的疑问了。受到大跃进灾难性的破坏，六十年代的中国是非常疲惫的。到了1966年，她又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她以召回外交官（多数被接受再教育）为字符拼写了事实上的全球大撤退。
这对美国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
如何可能建立一个团结的亚洲集团？
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基点—中苏联手共谋共产扩张—是否对呢？
美国被越南战争和国内的反战暴乱束缚手脚，没有找到机会去考虑这些问题。
另一部分造成美国脑袋一根筋的原因是在1950年大部分一线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在（麦卡锡主导的，译者注）调查谁失去了中国的过程中黯然离开国务院。其结果，一群出色的苏联问题专家（包括George Kannan, Charles, “Chip”Bohlen, Llewwllyn Thompson, Foy Kohler）主导了国务院思想，他们相信与中国和解将冒与苏联发生战争的风险。
但是，即使是对头的问题被提出来，也没有机会考验它（们）的答案。有些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曾劝告毛对新形势调整外交政策。1962年2月，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对外联络处主任，在给周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比四面树敌对中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加速经济发展有着更大帮助。
毛根本不听，他宣称：
“我们党内有些人提倡“三缓一减”。他们说我们应该对帝国主义缓和，对反动派缓和，对修正主义缓和，而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支援则应该减少。这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毛坚持挑战各方面可能的对手这一政策。他继续说：
“中国应该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坚持斗争，并对一切反帝国主义、反修正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派别给予更大的援助。”
最后，当六十年代过去时，毛本人也开始意识到对中国的不利因素正在以乘积的方式增长。沿着她漫长的边境线，中国面对一个可怕的苏联军事帝国，一个被羞辱的对手印度，在越南的大量美国军事部署和正在升级的战争，不服气的台北的流亡政府，历史上的强寇日本，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它把中国当作难以宽恕的对头。只有他们之间的宿怨才避免了他们共同挑战中国。但是没有一个谨慎的政治家能够永远拿这一暂时的自我克制作赌注—特别是苏联好像对北京不断升级的挑战忍到了头。主席不久就不得不向世人证明他知道如何玩谨慎，就像他玩大胆一样。
第八章 走向和解
到了旷世无双的理查德。尼克松跟毛泽东握手的那一刻，两人的国家都在动荡之中。中国几乎被文化大革命耗尽元气；美国的政治之弦也被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运动绷得紧紧的。中国面对着周边战火的前景—特别是与苏联的军事冲突正在实际发生。尼克松在充满暗杀和不理性冲突的六十年代末走进白宫，继承了越南战争和急迫结束它的国内政治。
毛试图用经典的中国计谋—以夷制夷和远交近攻—将中国带出绝地。尼克松，抱着一颗对他的社会价值真诚的心，利用威尔逊原理邀请中国重新回到国际大家庭，他在1967年10月期《外交》杂志中写道：
“我们只是承受不起永远把中国置于国际大家庭之外，任她培养幻想，加重仇恨和威胁邻居。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没有地方容纳十亿可能是最有能力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
尼克松超越了仅仅号召外交和解的姿态调整。他喜欢外交挑战（与美国城市的社会改革相似）：“在每种情况下，对话必须打开；在每种情况下，霸道必须停止而教育必须开始；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让那些自我流放的人永远流放下去。”
必要性可能是政策的动力；但它不会自动选择方法。毛和尼克松两人都面对巨大的障碍开始对话，更别谈中美和解了。他们的国家在二十年中都把对方当作难以宽恕的敌人。中国把美国称为“资本帝国主义”，用毛的话说，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按理论，它只能在战争中解决自身的矛盾。与美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战争也许。
美国的认知正是中国的镜子映像。十年的军事冲突和几乎接近的冲突好像铸成了一个国家见解，就是中国把自己当作世界革命的源泉总想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对美国人来说，毛比苏联更不可饶恕。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毛和尼克松必须小心翼翼地行走。第一步就可能踢翻国内的五味瓶和打翻盟友的醋坛。这对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的毛更是一个特殊的挑战。
中国的战略
尽管少有几个观察家在那时注意到，从1965年开始，毛略微改变了他对美国的声调—以他的神化形象，即使一个细微的面部表情都有重大意义。毛喜爱对美国转达他的思想的一个途径就是会见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两人曾在三十年代共产党的延安根据地会过面。斯诺把他在那里的经历提炼成一本书《红星照耀中国》，把毛描述为一个浪漫主义的农民游击家。
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毛邀请斯诺到北京并发表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评论—或者说如果华盛顿有人注意到就真的让人吃惊了。毛对斯诺说：
“我个人自然地为历史的力量把中美两国人民分隔十五年而无任何通信交流而感到遗憾。今天这个鸿沟加深了。不过，我自己不相信它会以战争和人类的灾难而结束。”
（不可想象）这样的话从这样一个领袖嘴里说出，他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曾不止一次地宣称他准备好了与美国打核战争，他的宣称声色并茂以致于吓坏了苏联和东欧盟友，使他们远离中国。但是，当苏联摆出强硬的姿势时，毛比任何人想象得快地准备考虑应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接近美国。
在会见斯诺的时候，美国军队正在中国的邻国越南大量集结。尽管局势的挑战与十五年前的朝鲜相似，但这次毛选择了克制。局限于非战斗性支援，中国提供了物资、道德支持和大约十万后勤部队帮助北越建设通讯和基础设施。对斯诺，毛明白地说中国只会在中国的土地上与美国交战，而不是越南：
“我们不会从我们这边发起战争，只有当美国进攻我们才会还击。。。。就像我已经说过的，请安心相信我们不会先打美国。”
好像担心美国忽略这点，毛又重述中国所关心的是越南人必须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对付他们的局势：
“中国人民正在忙国内的事情。在自己边境以外打仗是犯罪行为。为什么中国人民要那样做呢？越南人民能够对付他们的局势。”
毛接下来更像一个科学家分析自然现象而不像一个国家领导人对待边境战争那样猜想越南战争的各种可能结果。这与毛对待朝鲜战争的态度截然相反—尽管越南与朝鲜对中国安全的战略重要性是相似的。在所有可能结果中只有一个是主席乐意接受的—“举行和谈，让美国部队呆在西贡附近，像南朝鲜那样”—换句话说，就是两个越南状态的继续。每个处理越南战争的美国总统都愿意以这一结果收场！
没有证据表明毛与斯诺的会见曾是约翰逊政府高层政策讨论的一个话题，或者中越历史上的紧张关系被任何一届参与越南战争的政府（包括尼克松政府）做过相关考虑。华盛顿继续认为中国是比苏联更大的威胁。1965年，麦克乔治。邦迪，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发表了一项代表美国六十年代对中国看法的声明：
“共产中国是另一个问题（相对苏联），她的核爆（指中国1964年第一次成功的核试验）和对邻国的侵略性态度使她成为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一大问题。”
1965年4月7日，约翰逊批准了美国出兵干涉越南，此举基于抵制北京和河内合谋这一出发点：“在这场战争上—甚至全亚洲—现实是共产中国的巨大影子。河内的统治者是受北京怂恿的。。。越南的战事是一个更大的侵略棋盘上的一步。”一年后，国务卿迪。卢斯科在国会外交委员会面前亦旧调重弹。
但是毛对斯诺描述的整个就是对传统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辞呈：
“无论哪里发生革命，我们都会发表声明和举行示威去支持它。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憎恨的。我们喜欢讲空话放空炮，但我们不会派军队。”
当现在回过头来看毛的声明时，人们会想如果认真对待会不会影响约翰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策略呢。但另一方面，毛从来没有把这些翻译成正式的官方政策。这样做的话就意味着正当他在国内战场上呼唤意识形态纯化和批判苏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存原则的同时，突然扭转十五年来他的主义真理的火车头。毛对斯诺的话只能是试探情报的热气球。但斯诺本人不是这次放行的一个理想“气球”。他被北京信任—至少比任何一个美国人。但在华盛顿，斯诺被认为是一个北京宣传的传声筒。华盛顿的正常本性一直是—就像五年以后—等待中国政策变化的具体表现。
用任何一个不是酒后作出的战略计算来衡量，毛（那时）已将中国领入绝地。如果美国或苏联任何一方攻击中国，另一方都会隔岸观火。因为喜马拉雅山远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边境争端对印度后勤有利。美国正在越南建立军事部署。有着历史包袱的日本是不友好的，而且正在经济复兴。
当时正是一段少有的历史时期，毛貌似在外交政策上举棋不定。在1968年11月与澳大利亚共产党领袖E。F。希尔的会见中，他表现出一付困惑的样子而不是他在布道式说教掩护下的习惯性的坚定。（因为毛的动作通常非常复杂，他的目标也可能是中国领导层的其他人，他们会读毛的台词并从中理解到他要探索新的选项。）毛好像有些担心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远长于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时间，全球性灾难可能即将到来：
“总体上来说，现在既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这样的局势不会太长。”
他又提问：
“你知道帝国主义会干什么吗？我的意思是，他们会开始一个世界大战吗？或者也许他们现在不打而过一段时间再打？根据你的国内外经验，你的感觉是什么？”
换句话说，中国是现在就必须选择呢，还是等待其发展更是聪明的选择？
首要的是，毛要搞清楚他下面提到的“天下大乱的”真实意义。
“我们必须考虑到人民的意愿。当美国停止轰炸北越时，在越南的美国兵非常高兴，甚至欢呼。这说明他们的士气不高。美国兵的士气高吗？苏联兵的士气高吗？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士气高吗？学生。游行。示威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新现象。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通常不游行。示威。但是现在，天下大乱。”
简言之，什么是中国与她的对手之间的平衡力量呢？美国和欧洲国家士气的问题暗示了在中国战略中对这些国家的表现能力的疑问吗？有点矛盾的是中国的意图与美国的十分相近—遏制苏联的扩张。
但是如果美国军队士气低下而学生的。游行。示威更是政治愿望的总崩溃，那么苏联很可能就以世界唯一强权的身段出现。中国领导层的有些人已经辩论要与苏联求同存异。无论冷战的结果如何，西方的士气低下也许就是革命意识形态终将成功的佐证。中国应该顺着革命浪潮去推翻资本主义呢，还是集中精力操纵资本主义的对手？
毛通常不在自己不知道答案（故意不说）或者不是为了考察会见人时提出问题。经过一番广泛的谈话，毛又以一个萦绕脑际的问题的形式结束了会谈。
“让我提出一个问题，我来回答，你也来回答。我会考虑，我也要你考虑。这是一个有着世界范围重要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战争的问题。问题关乎战争与和平。我们将要看到战争，还是我们看到革命？战争会引发革命，或是革命制止战争。”
如果战争即将到来，毛要站好位置—确实他有可能就是第一个靶子。但如果革命席卷全球，毛就得实践他的毕生愿望—那就是革命。知道他的生命最后，毛也从来没有完成他的选择。
几个月后，毛为即将的未来选择了一条路径。毛1969年对他的身边人员（医生）说：
“想想这个问题。我们的北面和西面有苏联，西南有印度，东面有日本。如果我们的所有敌人都联合起来从东南西北向我们进攻，我们怎么办？”
他的身边人员一脸困惑。
“再想想”，毛说：
“日本那边是美国。难道我们的祖先没有提醒我们‘远交近攻’吗？”
毛踮着脚朝着中共二十年的方针反方向走了两步：一步是象征性的，一步是实际的。他利用尼克松1969年1月20日总统就职宣言的机会来提示中国公众开始考虑美国的新想法。那一刻，尼克松微妙地提到对中国开放，释义他早先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
“让所有的国家知道这届政府的通话渠道是开放的。我们要一个开放的世界—开放的思想和开放的物品和人民之间的交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大的或小的，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
中国的反应暗示北京有兴趣结束孤立但不着急放弃愤怒。中国的新闻报纸印刷了尼克松的讲话，共产党掌权后，还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享受过如此待遇。但这并不意味着话峰转软。《人民日报》1月27的一篇文章粉刺美国总统说：“尽管在绞索下，尼克松竟然有脸大谈未来。。。一个一只脚踩在坟墓里的人想用伊甸园的梦想安慰自己。这就是一个垂死阶级的苟延残喘。”
毛注意到尼克松的提议并认真考虑将它公布于众。不过，他不接受劝告式的接触方式。整一点实际的是必要的—特别是中国朝美国方向的活动更可能使每周一次的中苏边境冲突升级到更严重的危险。
几乎在同时，毛开始探讨他的总决定的实际含义。毛召集了他的四位解放军大元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这四位元帅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并送到外省的工厂里去“学习研究”，在当时就是体力劳动的同义语。毛要求四位元帅分析中国的战略选择。
这甚至需要周恩来去向元帅们保证这不是诱使他们作自我检查—文化大革命的一种经常性的政治活动。一个月后，他们展示了中国在自毁天才的运动中丢失了什么。他们对国际局势作出了一个富于思想性的估计。评价了关键国家的能力和意图，他们概括中国的战略挑战如下：
对于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来说，真正的威胁存在于他们两者之间。对于其它国家来说，威胁来自美帝和苏修。在反对中国的旗帜下，美帝和苏修互相合作同时又互相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没有因为合作而减少；相反，他们之间的敌意比任何时候更勐列。
起初，这可能意味着肯定现有的政策；毛可以继续同时挑战两个超级大国。元帅们争辩道，苏联不敢侵略中国，因为它面对诸多困难：缺乏大众对战争的支持，漫长的后勤供给线，后方不安全，对美国态度的怀疑。元帅们用中国的一句谚语描述了美国可能的态度—“坐山观虎斗。”
但是几个月后，在9月份，他们改变了这一判断，几乎与尼克松提出的同时。在元帅们的新看法里，美国当苏联侵略时不会袖手旁观，他必须站在一边：
“美帝国主义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就是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这会让苏联打造一个在资源和人力方面比美国更强大的帝国。”因此，尽管当时如何被中国媒体攻击，为了保卫国家与美国接触是必须的。
这一机敏的分析以一个读来感觉小心翼翼的结论而结束—尽管它已经十分大胆地挑战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外交政策基础。元帅们强烈建议中国一方面应该结束孤立一方面挫伤苏修和美帝的野心，即“采取主动防卫的军事战略和主动出击的政治战略”和“扩大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
这些让中国重新回到国际外交圈的一般性建议被证明对毛的大构想是不充分的。1969年5月，毛把元帅们又送回到绘图板旁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和推荐。到这时，中苏边境的冲突已经以乘积增长。中国如何应对不断生长的危机？熊向晖，中国的老牌间谍和外交家，被毛派到老帅身边作“私人秘书”。这一研究小组提出一个问题：“从战略角度来看，如果苏联大举侵犯中国的话，中国是否打美国牌？”为这一非正规的行动寻找先例，陈毅建议小组研究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现代例子。
叶剑英提议用一个更古老的中国自己的三国时期的例子。那时，随着汉朝的垮台，诸路君侯分权演绎成三国分立争霸。其中斗争故在十四世纪事被写成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不过当时在中国是禁书。叶引用其中一位主要人物的战略作为样板：
“我们可以参照诸葛亮的战略指导原则，当魏、蜀、吴三国相争时：‘东结东吴，北拒曹操。’”
在经历十年的将中国的过去牛鬼蛇神化以后，毛被这些被打倒的元帅们请来观摩“老祖宗”的计谋，并应用到当今的逆向联盟中去。
元帅们继续描述怎样把与美国可能的关系当作战略财富：“在很大程度上，苏联修正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决定取决于美帝国主义的态度。”老帅们作出了一个在智慧上勇敢但在政治上冒险的行动，他们推荐跟美国恢复已名存实亡的大使级会谈。尽管他们为了表示对主义的真诚把两个超级大国摆在同等的和平威胁位置上，元帅们的推荐让人毫不怀他们其实把苏联当作主要危险。陈毅元帅递交了一份附加意见，他指出尽管美国过去拒绝了中国的姿态，但是新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貌似热盼“赢得中国”。他提议一个—用他的话说—“狂想”：把中美大使级对话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至少部长级甚至更高。最具变革性的是扔掉先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先决条件的提案：
首先，当在华沙（大使级）的会谈恢复时，我们可以主动倡议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使得中美关系的基本的和相关的问题都得到解决。。。。然后，高层中美会谈就有重大战略意义。我们不要提出任何先决条件。。。。台湾问题会在高层会谈中逐步解决。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与美国人讨论其它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苏联的鸭梨提供了增大的推动力。面对不断增长的苏军集结和新疆边境上的一场大战斗，8月28日，中央军委下令中国边境的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与美国恢复接触变成了战略必需。
美国的战略
当理查德。尼克松就职宣誓时，中国的焦虑给了尼克松一个非同寻常的战略机会。可是，这一机会最初没有被在越南问题上焦头烂额的政府注意到。许多当年相信他们的决定是保卫印度支那打退莫斯科和北京合奏的进攻曲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有过第二个想法。政府中很大一部分人—多得足以改变政策—持有的观点是越南战争不仅不能够赢而且折射出美国政治体系世风亦下。
截至此时，他的前任们已经隔着半个地球把五十万美国士兵派到那里，尼克松不甘心以无条件撤军来结束战争—而许多他的批评者都这样要求。他对待分别来自两党的前任的承诺是非常认真的，尽管他们的决定把它置于现在的两难境地。尼克松知道无论深陷越南战争有多么疼痛，美国仍然是全世界反共产联盟中最强的国家，并且美国的信誉至关重要。尼克松政府—我在那里担当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寻求一种从印度支那分段式撤兵的方案，以保障那里的人民规划自己的未来和保持世界对美国作用的信任。
尼克松的批评者把一个国家的新外交政策与一个单一问题划上等号：在实际效果上，美国从越南战争无条件撤兵是置几百万仰仗美国的印度支那人和为此付出共同努力的国家于不顾。尼克松承认结束战争，但他同样强烈地要提升美国的作用，使其在当前正在一块一块地浮现出的新国际秩序中充满活力。尼克松意图把美国从全面卷入和全面撤退两个极端之间的大震荡中解放出来并把它放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使得政策在政府更新换代过程中得以保持不变。
在这个设计中，中国起到关键作用。毛把和解当作战略上的当务之急，尼克松当作是美国重新定义外交政策和国际领袖地位的机会。他寻求对中国开放以展示给美国公众一个形象：即使在战争中美国也在设计一个长久和平的蓝图。他和他的随从争取与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重新建立联系就是为了把自己摆正位置和缓解从东南亚的一个角落不完美撤退带来的疼痛。
在历史的这一点上，继续革命倡议者毛和悲观战略家尼克松的路径交叉了。毛相信愿望和意志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尼克松是个精于计算的人，但他总担心不可预知的命运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干预，使得深思熟虑的计划毁于一旦。但不管怎样他实行了他的计划。毛和尼克松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遵循全球大趋势逻辑的思考意愿和寻求终极结论的本能。尼克松可能更实际一点。他经常表达的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做完和做一半都花同样的价钱，那就做完它。”毛以自然活力实践的，正是尼克松听天由命的。但是一旦付诸实施，他就以相当的决心努力遵循。
按当时的需要，中国和美国找到一条互相接近的路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当时国家的领导人是谁，早晚都会发生。但是事情能如此之快而不经多少弯路却是归功于把事办成的领袖风格。领袖不能造时势，他们的显著贡献就是在当前局势许可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到极限。如果他们超出极限，他们就被碰得头破血流。如果他们达不到极限，他们的政策就不好使。最好的国际关系基础就是一个各方能够分别获取长期利益的关系，因而也得以长期保持。
第一步—乌苏里江上的交战
尽管和解是最终结果，但对中美两国来说，找到一条通往战略对话的路是不容易的。尼克松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和（中国）四位元帅的研究得到了平行的结论，但实际行动却受到国内的复杂状况、历史积怨和文化差异的阻碍。两边的公众被展示的是二十年的敌意和怀疑；他们必须得对这一外交革命有心理准备。
尼克松的战术问题比毛的更为复杂。毛一旦作出决定，他能够无情地实施下去。他的对手会记住以前毛的批评者的下场。尼克松必须克服美国二十年外交政策遗传下来的障碍，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假设中国会利用一切机会削弱直至最后排除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当他走进白宫椭圆办公室的时候，这一看法已经变成了颠扑不破的信条。
尼克松得小心踏步以防中国的外交姿态只是耍宣传花枪而非认真改变外交招数。这是非常可能的，考虑到美国二十年来与中国的唯一接触点就是华沙大使级会谈，那136次会议重复着单调而枯燥无味的节奏，毫无结果。每一步都要向几十位国会议员和十五个盟国代表作简报。这里面当然包括台湾—至今被美国和他的大多数盟友承认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新的路线指定被埋葬于来自各方的鸭梨和争吵之中。
苏联和中国的军队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交战（1969年3月）给了尼克松的总设计一个机会。若不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安纳托里。多勃雷宁三番五次地找我汇报苏联版的珍宝岛事件，这次小小的军事冲突也许不会引起白宫的注意。还从来没听说过在冷战的最冷时期苏联对我们回报这样一个远离我们通常对话话题的事情，或任何事情。我们得出结论，在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这次事件中苏联可能是侵略者而简报包含了一个更大的阴谋。这一怀疑等到了兰德公司阿兰。怀廷对这一边境冲突研究结果的证实。怀廷作出结论，因为事件发生地接近苏联的一个后勤基地而离中国的很远，苏联可能是侵略者，下一步苏联可能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如果中苏战争即将到来，美国政府的位置必须定义出来。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我下令予多部门综论。
事实证明，对珍宝岛事件直接起因的分析是个误解，至少单独来看。这是一个由误解导致正确判断的例子。最近的历史研究显示珍宝岛事件是由中国挑起的，正如多勃雷宁指出，他们设下一个圈套引诱苏联的巡逻队遭受惨重损失（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58人，伤94人，被毁坦克、装甲车达17辆，译者注）。但是，中国的目的是防卫，与前文提到的中国的威慑概念如出一辙。中国计划了整个事件，为了震慑苏联领导终止一系列的边境侵犯活动，北京认为那是骚扰。主动威慑的概念包含先发制人的策略，不是为了军事上打败敌人而是给其以心理上的打击使其不振。
中国的行动事实上取得了相反的效果。苏联沿着全边境加重了骚扰，在新疆边境苏联消灭了中国一个整团。在这样的气氛下，从1969年夏开始，美国和中国开始交换隐晦的信号。美国对中国放松了一些小小的贸易限制。周恩来释放了两个因驾艇驶入中国水域而被羁押的美国人。
在1969年夏季，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信号不断冒出。苏联部队在中苏边境的部署增加到42个师—多达一百万之众。苏联中级军官满世界向有相近军衔的同行打探他们政府的反应，是否苏联要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核武装备。
事态的发展使得美国政府加速考虑苏联大举进攻中国的可能性。这次，问题的排列顺序与那些实施冷战外交政策的经验完全相反。对于整个一代人，中国被看作是两个共产巨人中最好战的。美国从未想到在他们俩人之间的战争中站在哪一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迫不及待地研究美国的态度这一事实证明了他们的孤立程度有多大以致于对美国的决策过程理解迟钝。
但是，尼克松决定以地理政治考虑定义他的政策；在其中，任何力量平衡的根本变化都应有一个美国的态度，往大了说，一个政策。即使我们决定漠不关心，也应该是理智的而不是自动选择。在1969年8月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尼克松选择了态度，如果还不是政策的话。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令人震惊的论文题目，在现在的形势下，苏联是更危险的一方，如果中国在中苏战争中被“打碎”，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当时并没有讨论。对熟悉尼克松思想的人来说，它暗示了在中国问题上地理政治优先于其它考量。追求这一政策，我下达了如下指令：一旦发生中苏冲突，美国应采取中立立场，但在这一框架中尽最大可能向中国倾斜。
这在美国政策上是一个革命：一位美国总统宣布我们对一个主要共产大国的生存有战略兴趣，更别说我们跟她二十年来没有一点有意义的接触，还跟她打过一场战争和在两场冲突中以拳相向。如何转达这一决定呢？华沙大使级会谈有两个多月没有召开了并且对于表达这一大幅度的变化可能级别太低。因此，白宫决定采取另一极端方式—把美国的决定转化为一个公开看法，即中苏冲突将影响美国利益的。
这时，在各种论坛上苏联发出战争威胁的好战声明如战鼓轰鸣，美国官员被指示传达美国不会被动和无动于衷的意思。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亥姆兹被要求作一个背景汇报，他透露苏联官员已经对其他共产领袖发声要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1969年9月5日，国务次卿艾略特。理查逊在对美国政治学协会的讲话中表白：“两个共产巨人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不是我们的事情。但是，随着争吵将要升级到大规模地破坏国际和平和安全，我们不得不表示深切的关注。”在冷战的语言词典里，理查逊的声明警告：不管美国采取何种方式，都不会是漠不关心的，而其行动取决于它的战略利益。
当这些措施正在设计之中的时候，主要目标就是创造一个对中国开放的构架。从那以后，我看过许多各方公布的文件，我现在知道苏联比我们当时意识到的更接近先发制人打击，唯一使他们拖延工程的原因就是捉摸不定美国的态度。现在清楚，毛在1969年9月就感到打击即将到来，他命令全体领导（除了周需要管理政府）疏散到全国各地，并报警给中国的核部队（当时规模尚小）。
或是美国的言辞警告的结果仰或是共产世界内部的运作学的结果，两个共产巨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那一年以后有所缓和，战争的直接威胁消失了。苏联总理阿列克塞。柯西金于9月坐飞机经印度—比经中国更远—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在回程当中突然调转机头飞往北京。这种戏剧性的行为在国家之间不是下最后通牒就是为一个新关系阶段开始示好。要依谁来看，两者都不是，也都是。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谈了三个小时—对一个在表面上还是盟友来说，这几乎不算是欢迎。周恩来交给柯西金一份草拟的理解备忘录，提议两边在北部边境的相互争议地区撤兵以及其它缓解紧张的措施。这份文件应当在柯西金返回莫斯科后双边签字。但那没有发生。紧张在10月份又达到高点，毛下令中国的高级领导层撤离北京，国防部长林彪将全国部队置于“一级战斗准备”的警戒状态。
这样中美接触翻页的空间就被打开了。开始，两边都作着后仰的姿势—避免一方被看作是公开的第一次主动。美国是因为还没有一个论坛把总统的战略贴子正式发出去；而中国是因为不想在威胁面前表现软弱。结果就是跳复杂的小步舞—两边都可以说没碰到对方，在风格上谁都不用担心热脸贴冷屁股的尴尬，在形式上现存的关系可以继续而不用照本宣科（“科”那时还没有写在“本”上）。在1969年11月到1970年2月期间，至少有十次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官有过言语交换。这在当时就是相当显著的交流了，因为之前双方的外交官都互相躲着。当我们命令驻华沙大使沃特。斯托塞尔在下一次社交活动中主动接近中国外交官并表达对话意愿时，死扣终于打开了。
这次的相遇背景是在波兰首都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秀。美国外交官四处寻找在座的中国外交官。中国外交官看到几个美国人交头接耳并隔着房间对他们指指点点，立即起身离席，避免被卷入交谈之中。美国外交官决心将命令执行到底，跟随中国人而去。发现有人跟踪，绝望的中国人加快了步伐，美国人开始跑了起来，并大声呼喊：“我们是美国使馆的人。我们相见你们的大使。。。尼克松总统说他要恢复与中国人的谈话。”
两个星期后，中国驻华沙大使邀请斯托塞尔到中国大使馆会谈，为恢复华沙会谈作准备。重开论坛就得不可避免地碰到下面两个问题。两边将要谈什么？谈到哪里为止？
这就要公开探讨一下中国和美国领导人的在谈判技巧和风格上的差别了。这些差别在这么长的会谈死结中是显现不出来的，两边都认为这个死结为他们各自的目的服务：中国要求回归台湾主权；而美国要中国放弃使用武力，虽然问题是中国两党之争的一个结果。
既然现在两边都寻求进步，谈判风格上的差异就显得重要了。中国的谈判家善于用外交将政治、军事和心理因素统统编织到一个总括的战略设计局中去。外交对他们来说就是战略原理的详细阐述。他们对谈判过程不给予特殊的重视；他们也不认为开启谈判是一个特殊的变化形成事件。他们不认为个人关系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尽管他们会利用私人关系为他们的努力提供方便。他们对谈话的死结没有个人感情因素；他们把它当作外交机制不可回避的结果。他们赞赏善意的姿态，只要它们有利于可定义的目标或技巧。而且，他们耐心地守待长期观点，最后使不耐烦的会见人站在他们的一边。
美国外交官的态度变化相当大。在美国政治体中占上风的观点是把军事和外交基本上看作区分开来的行动阶段。军事行动有时被认为是开创谈判条件的必要，但是一旦谈判开始，谈判就被内在的逻辑主控着向前推进。这是为什么在谈判开始时美国都减少军事行动，如在朝鲜，如在越南停止轰炸，在每个事件中用保证替代鸭梨，为了非物质的意愿降低物质刺激（战场上的收获，译者）。美国外交通常喜欢具体的而非一般化的，实际的而非抽象的目标。它鼓励“灵活”；它感到有义务用新的提议打开死结—非本意地招致新的死结而不得不又提出新的提议。这些有可能被意志坚定的对手加以利用达到拖延的战略目的。
在华沙会谈中，美国人的脾气带来相反的效果。中国回到华沙会谈是因为毛决定遵循老帅的建议寻求中美高层对话。但是美国外交官（与他们的总统相反）没有想到—甚至不敢相像—这样的突破；或者毋宁说，他们定义的突破就是给他们通过134次会议护理到现在的这一过程吹口活气儿。一路走来，他们已经积攒了一打议程项目反映两国之间的实际问题：双方宣称的债务问题；关在监狱的对方人员；贸易；武器控制；文化交流，等等。美国谈判者关于突破的想法就是中方准备谈论这些议程。
恢复后的头两次华沙会谈分别在1970年2月20日和3月20日召开，会上双方几乎是对牛弹琴。作为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不得不要求谈判团队重复我们的使馆人员在追着中国外交官跑的时候喊的话：“美国准备考虑派代表去北京去直接与你们的官员讨论或迎接你们的代表到华盛顿。”中国谈判者标准性的重申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位置，但以一种温和的形式。把台湾问题包装在套话式的回应里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作：“为了缓解中美之间的紧张和从根本上改善关系”，中国愿意考虑华沙渠道以外的大使级谈话或其它形式的谈话。它没有把台湾问题的解决作为这样谈话的先决条件。
美国的谈判者寻求避免这种形而上的路线。中国第一次提出时，他们根本没有回应。之后，他们罗列了一连串谈话要点，想把中国的全面关系回顾路线改道成围绕着美国在二十年来毫无结果的会议中积攒起来的议程。
尼克松对这一路线失去耐心，肯定不比毛更小。“他们会在孩子还没出生时就杀了他,”当尼克松看到谈判团队提交的计划时生气地说。但他不愿意让他们去谈地理政治，因为害怕（国会的）汇报体制会燃起熊熊大火，并要求他在还不清楚中国的态度之前作出一系列的保证。毛的态度当时也捉摸不透。一方面，他要探索与美国和解之路。但他的意思是在1970年初传递的。那时，尼克松政府正面对抗议派兵柬埔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派兵的军事目的是切断河内进攻南越的供应线。）毛的问题是这些游戏示威是否表示着世界革命的真正到来，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盼望而又经常失望的问题。如果中国这时接近美国，是不是正赶上世界革命的议程得到实现的时候呢？等待这一前景明朗消耗了毛在1970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以美国军事介入柬埔寨为借口取消了定期于5月29日的华沙会谈。后来，华沙会谈再也没有恢复过。
尼克松想找一个不那么官僚化的、自己能够控制的对话平台。而毛每次作出一个坚定的决议之后，总是寻找直达美国政府最高层的途径。两人都得小心动作，以免提前暴露遭到苏联的绞杀或对方窒息这一倡议。当华沙会谈终止时，美国的操作层面似乎感到放松了，因为这让他们从担心与北京谈判而引来的国内政治风险中解脱出来。在那一年当尼克松和毛都在寻找高层对话途径的时候，美国外交机构的低层人员从来没对白宫提出问题—华沙会谈怎么回事—或建议重新开始。
两边都在走八卦圈，互相够不着。两边选定的中间人为中美搭桥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1970年7月，尼克松趁全球访问之机告诉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主人他要寻求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高层会晤，并说他们可以自由地转告北京。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我把这点也告诉了让。圣特尼，他是前法国驻河内大使，我的多年好朋友，也是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的朋友。简言之，华盛顿选择了一位中国的非盟朋友（巴基斯坦），一个争取与莫斯科独立的华沙条约成员国（罗马尼亚）和一个强调战略独立性的NATO成员国（法国）。北京通过驻挪威奥斯陆（NATO成员）和—有点奇怪的—阿富汗喀布尔使馆向我们传递了暗示。我们没理会奥斯陆，因为那里的使馆不具备条件；喀布尔更是遥远了。而且，我们再也不想通过大使馆谈了。
中国没有理会直接的巴黎路线，但最终回应了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的姿态，毛与我们交流的方式太微妙太间接以致于我们没有看到意思。1970年10月1日，毛又一次特邀斯诺会谈。为了展示时机的重要性，毛让斯诺站在他的身边检阅国庆大游行。一个美国人站在主席身边象征了—或许有意地向中国人民展示—与美国接触不仅是允许的更是优先的。
会谈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进行。斯诺被交给一份会谈记录但他被要求只许间接引用其中的语录，并且任何公开发表须拖延到三个月之后。中国人的想法可能是斯诺会将它交给美国政府而那时公开的记录摘要就如上车后补的票。
可是，事情不是那么回事，就像1965年那次会谈没有影响美国政策一样。斯诺是PRC的长期朋友没错，但正是这点让他上了白宫的黑名单，认为他是GC中国的同情者和宣传者。他的会谈记录没有到达政府的高层，就更别说白宫了。当这份文章几个月后出现时，通信已经在其它渠道进行了。
有点遗憾的是这份会谈记录没有到达我们的手中，因为毛作出了一些革命性的态度改变。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几乎绝断了与世界的联系。现在，毛甚至表示他很快就开始邀请美国各党派势力到中国来：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毛的态度从将美国妖魔化变为邀请美国总统对话。更令人惊奇的是毛对国内局势的评价，这暗示了毛要停止文化大革命，对话将与一个新的中国开始。
【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予，后头用 步枪 、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斯诺说毛还谈到个人崇拜：
【克服三千年崇拜皇帝的习惯是困难的。。。。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断言。国家刚刚经历过大动荡，GCD组织几乎瘫痪，只剩下对毛的个人崇拜粘系着全国，而这时毛决心放弃一切。
那么管理中国之船驶向哪里呢？是毛以他特征的椭圆弧步引导一个外国记者理解中国正欲展示一个新阶段以达到中国与美国建立新关系的主要目标吗？斯诺报道，毛相信：
【在中美人民之间不应有偏见，而只应有互相尊重和平等。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
尼克松从地理政治观念出发，打破美国外交传统，为了把中国拉回到国际大家庭而作缓解紧张的努力。但对中国中心论的毛，主要的景愿不是国际体系而是中国的安全。为了获得安全感，他愿意移动中国政策重心吸引反转联盟—不过，不是以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名义而是中国社会的新方向—并向美国学习：
【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毛摊开双手）】
后来，毛又肯定了由孔子的道德修养铸就的传统中国统治理念。他把一部分会见时间用来批评红卫兵而不是美国人。说他们“一个是讲假话，。。。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昨天还口中喷火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今天穿着孔圣人的服装。他的结束语好像带有顺应形势的意思，或像他往常那样，一语双关？毛说，他是：“和尚打伞—”
（斯诺的英文记录：“a lone monk walking the world with a leaky umbrella”，直译过来是，一个孤独的和尚拿着一把漏雨的伞走世界，译者）
毛的最后一句话比他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起者的身份自称是隐退到哲学含义上的一个孤独的教师这一习惯性的戏谑式语言更具深意。其实这是中国的一个经典歇后语，要义在（毛没明说出来）后半句：
“无发（法）无天。”
更直白的意思就是“Defying laws both human and divine—违反人类和神祗的法则”或“Neither God-fearing nor law-abiding—既不怕上帝又不守法。”
换句话说，毛的结束语比词面意义更深远。毛把自己当作一个在法律之上独行的经典圣人。毛在戏弄他的讲英语的会见人吗？他认为斯诺能够理解这一歇后语吗？这通常对一个西方耳朵几乎无法明白。考虑当时相关的围氛，毛的歇后语很可能是说给国内的听众，特别是那些有可能反对他与可憎的美国和解的其他领导人。仅在美国对中国开放不久就出现了林彪叛变的危机—一个被指控为政变的企图。毛实际上是宣布他要把世界再翻个个。在那个使命中，他不会受“人类和神祗的法则”约束，甚至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法则。他在警告怀疑者躲一边去！
毛的会见记录文稿肯定在北京高层中传阅，而在华盛顿它却被忽视了。斯诺被要求推迟发表使得中国有时间开发一个官方的倡议。毛决定打断中间人的传话直接对美国政府高层发声。1970年12月8日，周恩来的一封信送到我在白宫的办公桌上，是由巴基斯坦大使直接从伊斯兰堡带来的手写稿。北京的来信正式承认收到中间人转达的信息，并注意到尼克松总统对巴基斯坦总统阿噶。莫哈默德。叶海亚。汗表达的评论语。几个星期前，叶海亚被白宫召见时，尼克松，当时正与苏联谈判，说：美国不会参加“反中国阵营”并准备派一位特使在双方方便的地方与中国高层接触。
周恩来不提以前的事儿而直说，这是“来自元首，通过元首，直达元首”的信息。强调这一答复是毛和林彪（当时还是指定接班人）同意的，周邀请美国特使到北京讨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休庭争执”并指出它被“美国的外国军队占领了十五年。”
这是一个艺术性的文献。周恩来到底要讨论什么呢？台湾回归的问题还是美军驻台的问题？其中并没有提到美台共防条款。不管它是什么意思，那是二十年来北京关于台湾问题语气最软的一次表达。邀请一个腐朽的资本主义代表到北京，当务之急的事情肯定不止是台湾问题，因为二十年来通过华沙会谈的渠道一直在谈，这必须是跟中国安全有关的问题。
白宫把这个问题的回答留给直接接触以后。我们的回应原则上接受特殊的邀请但把他的使命定义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的广泛问题讨论。”—换句话说，美国特使不会同意把议题只局限在台湾问题上。
为了以防巴基斯坦渠道不那么有效，周恩来又通过罗马尼亚送过来一个平行的信息，不知道什么原因，它比巴基斯坦转来的晚了一个月，在1月份才收到。同样地，我们被告知这封信“毛主席和林彪都看过。”它也把台湾描述为中美之间的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它添加了另一个新的因素：因为尼克松总统访问过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GC国家的首都—他也会在北京受到欢迎。鉴于过去二十年的全面对抗，只提台湾问题意义重大；换句话说，很清楚地，越南根本不是和解的障碍。
我们通过罗马尼亚渠道也回复了，接受特使的原则但拒绝了总统的邀请。在这样接触的早期，接受总统访问还不是时候，更别说太冒风险了。为了避免含糊，我们表达了我们认为合适的议题，与通过巴基斯坦转发的一模一样，即美国准备讨论一切双边关心的问题，包括台湾问题。
周恩来曾经分别在1970年10月和11月见过叶海亚总统和罗马尼亚副总理。毛在10月会见过斯诺。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这一连串的动作不仅仅反映外交战术问题而是为大团圆结局而奏的大合唱。
但是，令我们吃惊和不安的是，三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一点回音。也许因为那时南越在美国空中力量的支持下正朝着经过老挝南部的北越主要后勤供应线胡志明小道发起进攻。毛的另一只眼睛好像也正盯着美国国内的反战示威，因而另有想法？也许北京想按他们自己的步伐节奏走，装出对战术动作的藐视以掩盖战略上的热切，这不算暴露弱点。更有可能的是，毛在国内有更棘手的问题处理（离林彪事件不到一年，译者注）。
直到1971年四月初，我们才听到北京的动静。它没有经过我们以前建立好的渠道，而是另辟蹊径。这一招公开展露了中国想与美国交好的意愿， 而且与美国政府行动无关。
这就是民间传说的乒乓外交。其背景是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第一次派体育代表队参加国际比赛。当时，在中国的领导层对即将发生的中美两队相遇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中国外交部起初建议在锦标赛上彻底避免遭遇，或至少要对美国队态度冷漠。周把事情转告给毛让毛重新考虑。毛两天未睡。一天深夜，服了安眠药以后（毛经常失眠），毛伏案酣睡。突然，他从药物的催眠中一激灵醒来，喊护士赶快给外交部打电话：
“把美国队请到中国来！”
护士问他：“你吃过催眠药的话也算吗？”
毛回答：
“是的，每个字都算数。快点！要不就晚了！”
拿到毛的钦旨，中国的运动员借机邀请美国队访华。
1971年4月17日，这群年轻的美国人充满好奇地发现自己站在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跟 周恩来在一起，多少外国驻京大使都翘首以盼其身影而不得见啊。
“你们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关系的新篇章”， 中国总理肯定地说，“我相信中国人民会全力支持这一友谊的开始。”
运动员们由于被不自觉地推入高层外交政治之中而目瞪口呆，他们无语。这迫使周赶快用一句问话结束会见：“你们不是这样认为吗？”—引来一片掌声。后来，我们琢磨出这是中国特色的方式。
如惯常的中国式外交，毛和周同时在几个层面上玩。在一个层面上，乒乓外交既是对美国一月份发出的信息的一种回答。它向中国公众展示了中国沿着其决定的事业走下去的承诺， 而之前只是通过秘密外交渠道。在那个意义上，这就是保证。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警告，即使秘密渠道阻断，中国也将公开地将事业进行下去。那就是，北京有可能开展一场真正的“人民外交”。
周很快传达外交渠道仍然是他选择的方式。4月29日，巴基斯坦大使带来又一封周亲笔手写的信，落款日期是21日。它解释了三个月的沉默期是由于“当前的形势”，没有指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形势，但重申了接待代表使团的意愿。周指名北京希望的特使是我，（当时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或总统本人。至于恢复关系的条件，周只提出美国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走武装部队—至今为止最无争吵性的问题—而省略了台湾回归。
到了那个时刻，这一秘密行动几乎要与正常的（之前与北京打交道的）外交企业活动脱轨了。尼克松决定通达北京的渠道只能局限在白宫。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被告知周恩来来信的事情。这样，在4月28日的一次公众汇报会上，国务院的发言人仍宣布美国的立场是“台湾的主权问题是一个未决问题最终要由国际决议而定。”当国务卿赴伦敦召开外交会议第二天发表电视讲话时，他评论了毛与斯诺的会谈，称对尼克松的邀请是“太随便”和“不严肃”。他把中国的外交政策描述为“扩张式的”和“有点偏执妄想”。他还说，只有中国决定以某种方式回归国际秩序并“服从国际法原则”以后，谈判—甚至尼克松访问中国—才能可行。
正是中国战略的当务之急推动了恢复对话的步伐。北京政府发言人反驳台湾问题未决这一说法是“欺骗性的”和“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但是指责的同时又称赞（美国）乒乓球队的访问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新发展。
五月十日，我们正式接受周恩来对尼克松的邀请，但坚持广泛的议题。我们的通信这样写道：“在这一会议上，双边都可以提出任何主要关心的问题。”为了做好最高峰会的准备，总统建议我作为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手代表他打前道会见周恩来。我们指定了一个日期。其理由不是什么高级政策。在春末夏初之交，内阁和白宫通常都有大量旅行活动，而那时正好有一架高等飞机有空儿。
6月2日，我们收到中国的回音。周告诉我们他“很高兴地”向毛报告了尼克松接受中国的邀请， 并且他会在指定的那天在北京欢迎我。我们当时没在意林彪的名字从他的通信中被拿掉了。
在短短一年之中，中美外交关系从水火不容的对抗移进到总统特使及其后的总统本人访问北京。此一行是绕着双方口水仗的边缘但目力集中在地理政治战略目标上而行走过来的，其结果构建了冷战后期的国际大格局。如果那时尼克松听取专家的劝告的话，他就会把中国的邀请当作条件先回到传统的议题然后再考虑。那样的话，这不仅会被当作拒绝，整个中美的接触过程就会被两国国内的和国际的压力所压倒。尼克松对即将出现的中美关系的贡献与其说是他明白两方的愿望毋宁说是他能够铺开一个概念化的基础，使得中国能够与其休戚相关。对尼克松来说，对中国开放是总战略设计的一部分，不是互相刺激的购物单。
中国领导人遵循了平行的路线。回归现存的国际秩序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正因为他们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不是他们插手形成的，因此跟他们无关。他们从来不习惯把自己的安全放进一个法律条框安排的主权国家共同体里。美国至今还认为对中国开放是把她领到摆置好的（静止的）友谊圆桌旁入座。但是中国领导人提到一个“势”的高度—即掌握物体流动的艺术。
当周讲到建立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时候，他表现的态度是促进一个新的国际平衡，而不是两国人民关系的一个终止态。在中国的文献里，找不到用美国词语堆砌的合法国际秩序。中国追求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中国在其中以斗争共存的方式得到安全和进步，和平共存和斗争准备处于相等骄傲的地位。美国以首次共产中国之旅跨进这样一个世界。
第九章 恢复关系：与毛周第一次相遇
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最具戏剧性的事件是以近乎秘密的方式进行的。尼克松认为，北京的外交之旅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保密。行动公开会启动美国政府内部的复杂的许可程序，更要咨询包括台湾在内的世界各方的意见。这将迫使我们将北京之行的前景作抵押，而在我们去之前又无从了解北京方面的态度。公开透明是政府运作的根本原则之一；但是，建立更加和平的国际秩序这一历史机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于是我们一行经由西贡、曼谷、新德里和拉瓦尔品第前往北京，代表总统进行一趟没有声张的发现之旅。我的随行人员除其他美国官员之外，还有一个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核心小组 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我本人，3个助手和两名秘密特工。由于最后一个目的地的戏剧性，我们必须在每个城市进行令人厌倦的停留，其日程特意设计为枯燥无味的例行公事，好让媒体不再跟踪报道我们的行动。在拉瓦尔品第，我们消失了48小时，对外宣称的理由是我要在巴基斯坦位于喜马拉雅山脚的一个山中避暑地修整一下（我佯装身体不适） 但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北京。在华盛顿，只有总统和我的首席助手亚历山大•黑格知道我真正的使命。
当美国代表团在1971年7月9日抵达北京时，我们对微妙的中国式交流有所体验，但对与北京如何进行实质性谈判则毫无经验，更不用说中国的待客之道了。美国对共产主义外交的经验来自同苏联领导人的接触，主要是同安德烈•葛罗米柯。他倾向于把外交变成一场对官僚意愿的测试。他在谈判中彬彬有礼但实质上毫不妥协 一有时候人们会感到他正在强制克制自己。
但中国在接待我们的秘密来访以及在之后的对话中完全没有强制克制的感觉。在之前的筹备工作中，他们在传递信息时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断断续续。但我们猜这跟文化大革命有关。现在则似乎没有任何事干扰到我们东道主的泰然自若，他们看起来就仿佛欢迎来自美国总统的特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件最最平常的事。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更接近中国传统外交风格，而非我们与其他共产国家谈判时见到的并且习惯了的装腔作势的风格。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家善于用款待、庆典和精心培育的私人关系来达到他们治国的目的。这种外交风格非常适合于中国传统的安全挑战—在周边不断的武装挑衅下保存一个平静的农业大国。中国生存下来，并且通过巧妙的平衡艺术运用恩威并施加上辉煌的文化熏陶保持长期的强盛。
在我们这次行动中，接待服务不是在我们到达北京而是在沿途的伊斯兰堡就开始了。令我们惊奇的是，一群会说英语的外交官已经被派到巴基斯坦，随同我们旅行并在五小时的飞行途中帮助我们解除任何对不详目的地的紧张情绪。他们先我们登上飞机，让我们随行的安全特工吓了一大跳（差点拔枪，译者，呵呵），因为他们受训把穿毛式服装的人当作敌人。在途中，这队人开始验证他们对我们的研究成果，练习他们的外交举止，和为他们的总理收集我们使团个人性格方面的情报。
这个团队是周在两年前亲手选拔的，那时与美国开放的想法刚刚萌生，在四位元帅的报告以后。中方陪同人员有唐龙彬（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进（前大使，外交部欧美和海洋事务专家）、毛的侄孙女王海容（外交部翻译）和能力非凡的唐闻生（南希）（布鲁克林出生，后随家回国参加革命，外交部翻译和咨政）。后两位年轻女性据说是毛派的人。两位外交部的官员在被派来前接受任务的反应跟四位老帅一样，都需要周对他们亲自解释这不是考验他们而是毛的亲自部署。这些都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当我们的飞机在中午降落时，叶剑英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毛推荐的研究中国战略选项的四大元帅之一—在北京机场欢迎我们，这象征着PLA支持新的中美关系。元帅用中国造长版高级（红旗）轿车载着我们一行，车窗挂着黑色窗帘，一路安静地驶向钓鱼台。这是一座位于北京西郊由红墙围着的皇家园林宫观，里面有以前皇帝钓鱼的湖，现在是国宾馆。叶建议我们稍事休息，四个小时以后周过来欢迎我们并进行第一轮谈话。
周主动来见我们是一个相当礼貌的姿态。一般的外交礼节是访问代表团在一个东道主国的公共建筑里被接见，特别是当宾主的官衔等级相差很大的情况下（周是总理；而我是国家安全顾问，相当于内阁部长秘书，相差三级）。
我们很快发现我们的中国主人给我们安排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游玩日程，好像告诉我们幸存二十年的隔绝之后，他们现在并不特别着急搞定一个实质性的协议。我们计划在北京呆48小时。我们不能延长我们的逗留时间因为我们要赶到巴黎开越南方面的会议；我们也控制不了巴基斯坦的总统座机，它把我们带到北京。
当我们看到日程表时，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四个小时的参观紫禁城节目，加上等周的四小时，八个小时就没了。事实上，第二天晚上，周还没有空儿，他要会见北朝鲜政治局的成员。这是预先定好的不能改变了—也许不是为了掩盖这一秘密之旅。如果再算上两个晚上16小时的睡眠，那么就剩不到24小时的时间供在过去二十年中有过战争、接近战争并且没有任何重大外交接触的两个国家举行第一次高层对话。
事实上只安排了两次正式谈判：在我们到达当天4：30-11：30PM，7个小时；和第二天12：30-6：30 P M，6个小时。第一次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按中国外交程序，由美国作临时“东道主”。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由中国作东道主。
可以说中国表现出来的若无其事的态度是一种心理压力。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取得进展，尼克松将大为困窘。但如果过去两年里我们对中国外交活动的分析是正确的话，既然情况已经紧迫到促使毛泽东发出邀请，那么美国特使的拒绝也会让北京处于棘手境地。
对抗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正是我们出现在北京的原因。尼克松急于转移美国人对越南的注意力，毛的决定是为了迫使苏联在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之前投鼠忌器。双方都输不起。双方都知道此举所关系到的利益。
在一次罕见的共同分析中，双方都决定要集中探索对方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既然这次访问的最终目的是开始探究两国之前的敌对外交政策是否可以达成一致，那么概念化的讨论，尽管 有时听起来更像两个国际关系学教授而不是现任外交官在对话， 其实是实用外交的终极表现。
当天晚上，当周恩来总理抵达的时候，我们的握手—至少在尼克松抵达中国公开重复了这一历史性握手之前—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曾经在1954年的日内瓦大会上拒绝同周握手。那次轻慢令中国耿耿于怀，尽管中国一再声明它没有造成影响。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一间会议室，宾主在一张蒙着绿色桌面呢的会议桌旁分两边面对面坐下。这里，美国代表团第一次感受了这位半个世纪来跟随毛经受了革命、战争和动乱的传奇人物的风采。
周恩来
在我六十年的公众生涯中，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比周恩来更迷人的人物。中等身材（基辛格说他是小个，译者注），优雅，富于表情的面孔上嵌着一双黑宝石般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能够以超人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对手心理的细微变化，从而占主导地位。当我与他相遇时，他已经追随毛四十年并作了二十年的总理。他是毛和毛的宏伟规划中的群众份子之间不可缺少的调解人，他把毛的宏伟蓝图变成具体的项目。甚至，许多中国人感激他能把毛的规划过分之处调到可以容忍的幅度。
这两位领袖的差异反映在性格上。只要有人群，毛就是以主导的巨人出现，而周是细雨润土式的。毛的激情能够压倒对手；而周的智慧能够说服或超越对手。毛是嘲笑式的；周入木三分。毛认为自己是哲学家；周把自己当作管理者和谈判家。毛热心于加速历史进程；周满意于充分发挥现状。周经常说：“一个好舵手能够驾风乘浪。”当这两位伟人凑在一起时，分工是不言自明的，原因不是在正式职位的意义上，而是在周的性格行为的深层方面。
后来，有人批评周做了过多的软化毛的冲击力而没有抵制他的事。当美国使团见到周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而他是一个大都市型的，受过外国教育的并且还是与西方接触的积极促进者—这些都令他容易成为革命的靶子。他是文革的给力派还是踩煞车的人？当然，周为了政治生存把他的熟练管理技巧借给了政治实施，他个人可能对此十分厌恶。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躲过了60年代的打倒一大片，而其他当世领导人则无一幸免（他最后也受到攻击，到了1973年后半年，他实际上已经被移出办公室了）
周和我终于面对面坐下来共同探讨我们两个以前互有敌意的国家和解是否真正可能。周邀请我作为客人先讲两句开场白。我已经决定不提两国隔离的细节问题而把重点放在地理政治前景下的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我的开场白包含了一些华丽的词藻：
“许多访问者都来到过这块美丽的，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神秘的土地。。。。”
在此，周打断说：
“你很快就会发现她不神秘。你跟她熟悉以后，她就不像以前那样神秘了。”
揭开对方的神秘面纱是定义我们面对的挑战的一个巧妙设计，但周更进了一步。在他面对二十年以来第一个美国使团的讲话中，他强调恢复友谊是新关系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跟他对美国乒乓球队说的一样。
不过，这有点是一个硬脑壳的不带感情的友谊概念。中国GCD领导人依然保持了一些传统的蛮夷管理风格。在其中，对方会以被加入中国俱乐部的“老朋友”身份而受恭维，这一“哥们儿”姿态使分歧在感情上更加复杂化和对抗变得痛苦。当他们进行“中央王国”外交时，中国的外交官会诱导对方首倡中国喜欢的选项而使得默许更像授予对方优惠。
但同时，个人关系的重要性超乎外交战术的意义。中国的外交从几千年的经历中汲取的教训是，在国际关系中，每个问题明显的解决方案通常是一堆相关问题的引子。因此，中国的外交家认为保持关系的连续性是一个重要任务，或许比文件更重要。与此相比较，美国外交倾向于把问题分解成自成一统的小单元，然后依其自身的优劣逐一解决。在这样的任务中，美国外交官也重视个人关系。差别是中国领导人不将“友谊”仅仅局限于个人资质而更是长期的文化、国家和历史联系；美国人则看重对方的个人资质。中国的友谊概念往往是通过培植非实体的利益保持关系的长久性；而美国的概念是通过社交接触促进正在进行的活动。有时，中国人肯为站在朋友一边的声誉花点价钱（当然不是无限的）—比如，毛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遭到反弹被迫辞职下台后仍邀请他到北京（此是后话）。
一个经常被中国领导人应用的文化特点是他们的历史观—用与西方不同的时间范畴思考的能力。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领导人相对来说，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在一段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都只能代表一小段。中国过去的辉煌时期和规模给中国领导人披上历史永恒的衣钵让对方自感谦卑。外国的会见人会被感受到他站在大自然的轨道中间而他的行动早已命中注定为中国历史的前进火车作缩写注脚。
在我们到达北京后的第一次交谈中，周大胆地断言美国的历史比中国长，似乎作为欢迎我们的礼帽姿态。不过，在接下来的话中，他又回到传统的观念：
“我们是太平洋两岸的国家，你们有200年的历史，而我们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只有22年的历史。因此，我们比你们年轻。至于古代历史，每个国家都有—美国和墨西哥有印第安人，南美洲有印加帝国。遗憾的是他们的象形文字没有保存下来，丢失了。至于中国古代历史，一个最好的特点就是书写文字，根据历史文物记载，它包含了4000年的遗产。这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有利。”
全面地，周试图寻求一个新的国际关系路线，强调从孔子学说到共产主义发展出来的新的道德规范：
“毛主席多次说过我们绝不作超级大国。我们争取的是，所有的国家，大的小的，都一律平等。不仅仅是两个国家平等的问题。当然，我们两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谈判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可以交流看法，寻找共同点，和把我们的分歧摆在桌面上来。为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真正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国与国打交道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这是不容易的。”
在第一次会晤时，周就一刀斩断这个“歌迪亚死结”（这是个源出于古希腊传说的成语，歌迪亚（Gordius）是公元前四世纪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国王，他把一辆牛车的车辕和车轭用一根绳子系了起来，打了一个找不到结头的死结，声称谁能打开这个难解的Gordian knot谁就可以称王亚洲。这个结一直没有人解开。到了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拔开身上的佩剑，一下子就把这个死结斩开了。译者加注）。
基辛格：我要问总理你要如何进行下去。我们可以二者选其一：我们可以双方先交换问题，保留答案在最后；也可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讨论。你觉得怎么样好？
周：你的意见呢？
基辛格：我不坚持。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因为周总理先表达了对台湾问题的看法，我们也可以谈我们对印度支那问题的看法。然后，我告诉总理我对他的台湾声明如何反应，他再告诉我他对我的印度支那观点的反应。或者，我们一次讨论一个问题。
周：怎么都行，你决定。你说什么都行。你可以先说台湾问题或印度支那，或一起来，因为也许你们认为它们是有联系的。
基辛格：我认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联系的。
周没有坚持台湾问题是优先问题也没有坚持先决条件。最后，我们把从台湾撤军当作是解决印支战争的条件。
周在台湾问题上的实质立场是我们以前在136次华沙会议上听到过的，他在第一天的长长的讨论中又措辞小心地重述过。美国政府必须承认PRC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接受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情的自然逻辑”决定了美国必须“在一段有限时间内从台湾以及台湾海峡撤走全部武装部队和销毁它的军事设施。”随着这一过程的进行，美国-台湾防卫条款最后就“不存在了。”
对美国而言，问题不是承认一个中国，因为两边都如此宣称，而是把承认北京是“一个中国”的首都放进一个与国内政治需要相匹配的时间框架中去。这需要接下来几届总统的努力，小心地熟练地走一条平衡木，既要不断加深与北京的关系，又要创造条件保持台湾的经济繁荣和民主。秘密之旅仅是个开端。中国领导人，尽管强烈坚持他们的立场，但没有把它推向摊牌。
周在越南问题上作出的模样和我在台湾问题上一样，显得即不作出直接的承诺也不着急。周仔细听取我的演说并提出尖锐的问题；然而他又适可而止，没有施加一点道德上的鸭梨，更别说威胁了。好像中国对越南无论任何援助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而不是战略或意识形态上的，他解释道：
“我们的祖先欠过他们的债。解放以后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因为我们推翻了旧制度。然而，我们对他们仍然感到深深的同情。”同情，当然，不等同于政治和军事支持；这是一个巧妙设计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中国不会军事介入和在外交上压我们。
在第二天人民大会堂的午宴上，周突然提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在外面也看到了，他说，但他想要他的客人理解中国是如何走到—尽管是曲折地—当前中美领导会谈这一步的。
毛寻求净化GCD和冲破官僚结构的隔障，周解释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毛在D政机构之外创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的任务是将社会体系回归到真正的意识形态净地。这一决定事实上制造了动乱，正像各个红卫兵组织不断增大地追求自立和互不相称的政策。确实，按照周的数算，在不断扩大的混乱局势中不同单位和地区都组建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保护自己。这些分立的红卫兵组织互相武斗，对相信共产主义普遍真理和祖国统一的人民是一个震撼。到了这个地步，在全国取得了打倒官僚和坚定信念的进步以后，毛主席要求PLA恢复秩序。
周是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上作出上述解释的，他肯定得到毛的指示去做的。他明晰地寻求远离文化大革命但保持对毛的忠诚。毛应该会看这份讲话文稿。那时，我就想周的话表达什么意思。周说，有一次红卫兵甚至把他锁在办公室里。但另一方面，周又说他没有主席高瞻远瞩，主席看到了革命需要新生力量的需要。
为什么向二十年中第一次来的美国代表团作如此的表白？因为目标是越过正常化到达友谊的层次上去。这里，“友谊”的准确理解是战略合作。为此，必须把中国定义成为一个克服了内部动乱因而更坚定可靠的国家。周暗示，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能够作为一个团结的国家与任何外敌对抗，因而是对付苏联的潜在伙伴。周在下午的正式会议上把这点整明确了。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举行，福建是一个省，在北京和台湾的行政区划分中，台湾和那些近海岛屿都属于这个省。
会议开始，周表述了中国的战略藐视态度，即使所有能想到的敌人都联合起来反对她：
“你喜欢讲哲学。最坏的情况就是中国再次被分割。你们可以联合起来，苏联占领黄河以北，你们占领长江以南，之间东部地区可以留给日本。。。
如果这样的大动作发生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会准备如何应对呢？我们准备用人民战争作艰苦卓绝的抵抗，与你们进行长期斗争知道最后取得胜利。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牺牲一些生命，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得不想。”
据说，周是在毛的特别指示下“夸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担心苏联侵略，但他不想表达出忧心，更别说表现出有求于人了。对于天下大乱的描述是他试探美国态度的一招，避免了直接问会暗含忧心：把潜在威胁极致化和把中国抵抗的坚强意志明朗化。没有任何美国情报估计构想过这样一个催化性的偶发事件；没有一个美国政策制定者考虑过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冲突。然而在他的环视范围内没有确认明确的主要忧心问题—其实是苏联的进攻—这样中国就不是一个求情者。
尽管表面上明白，周的演说是个微妙的路线，将话题引到关于战略合作的讨论。在大西洋地区，在若隐若现的威胁面前，我们与友好国家为盟。他们愿意将口头承诺变成法律义务以得到安心。中国领导人反其道而行之。中国如何准备孤力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即使在核威胁下，反对一切敌人的大联合是那个年代中国标准的口头禅。它的基本目的就是把自力更生变成一种武器，也是以战略平行为基础的相互支持的方式。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相互义务肯定不能写在法律文件上，而是寓于共同的战略看法之中。尽管中国没有要求外部支撑，但基于共同的战略考虑，它会自动起来，如果她的伙伴不以为然，中国也没必要跟他扯。
在第二天会议要结束时，在必须会见他的北朝鲜同志之前，和我们不能更改的离别时间大约18小时前，周提到了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之前，我和周都相互瞟过，但有意回避先说，谁也不想应付拒绝或表现得像个求情者。周最后优雅地进入话题，就像它是个步骤问题（决定双方已经心照不宣，译者）。
周：你对访问的公告怎么想？
基辛格：什么访问（装傻，译者）？
周：只提你或是也提尼克松总统的访华？
基辛格：我们可以宣告我的访华并且说毛主席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他接受了，在原则上或在明年春天一个固定的时间都可以。你喜欢那种？我认为两件事一起提好。
周：那么，是不是能够叫我们两边召集些人在一起草拟公告呢？
基辛格：就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草拟。
周：两个访问。
基辛格：那好。
周：让我们试试。。。。我6点有个约会到10点。我的办公室对你开放。或者你们回到住处讨论。你们可以吃晚饭，看个电影。
基辛格：我们10点见。
周：好的，我会去你们的住处。我们将工作到深夜。
正如当时发生的，公告在当天晚上做不出来，因为在谁邀请谁的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下。一边想让另一边看上去更积极。我们把分歧分开。草稿需要主席的同意，而毛已经上床了。毛最后批准了这样的说法：“获悉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愿望”，周恩来“发出正式邀请”，尼克松“欣然接受”。
在星期天，7月11日下午，我们离开的飞机起飞前，我们终于完成了关于尼克松总统访华声明的草拟通稿。“我们的公告将震撼世界”，周说。代表团乘飞机返回，隐瞒着心中的兴奋等待世界被震撼。我在圣克莱门特号称“西部白宫”向尼克松作了汇报。7月15日，在北京和洛杉矶，同时地，秘密之旅和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公之于众。
尼克松中国之行：与毛的会见
7个月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抵达了北京。对这位总统来说这是胜利一刻，这个死心塌地的反共者发现了一次地缘政治机遇并大胆地抓住了它。作为他所具有的坚韧品质的象征，也是他所开创的新时代的象征，尼克松希望独自走下“空军一号” 与周恩来相见。周恩来身着笔挺的毛式服装，迎风在停机坪等候；中国军乐队演奏着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象征性的握手为周拂去了十八年前杜勒斯冷脸的不快。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性事件，整个过程过于悄然无息了。当尼克松的车队驶入北京时，路上完全没有旁观者。他的抵达在晚间新闻中作为最后一条播出。
尽管开端本身非常具有革命意义，但双方当时尚未对最后的联合公报完全达成一致——特别是在台湾问题的关键段落上。庆祝还为时尚早，中国不想削弱自己在谈判桌上泰然自若的姿态。而且，中国领导人知道让尼克松脸上太有光彩更会使越南小兄弟暴跳如雷。在盟友的首都公开展现他们的敌人肯定会加重中越两国的紧张关系。
作为补偿，我们的主人以邀请尼克松与毛会晤替代公开的欢迎。其实，“邀请”不是一个准确的词语描述毛怎么会见客人的。会晤从来不在日程表上安排；它就像从天而降。这是古代皇帝召见仪式的现代版。毛邀请尼克松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我们抵达之后不久，有人告诉我周要在接待室同我见面。他对我说：“毛主席想要见总统。”为了避免产生尼克松被传唤的印象，我询问了一些关于接见顺序安排的技术问题。周一反常态，以不耐烦的态度回答说：“既然主席邀请他，就希望很快见到他。”在尼克松中国之行刚刚开始的欢迎仪式上，早在谈判开始之前，毛就表现了他在批准国内和国际会晤方面的权威。在周的陪同下，我们乘坐中国产（红旗牌）轿车前往毛的住所。美国的安全特工不准随行，媒体也只能被事后通知。
我们穿过一道位于北京的东西横贯线——共产党革命之前这座城市的古城墙就沿这条线矗立——上的大门，来到了毛的住所—中南海。中南海里的路沿着湖边逶迤蜿蜒，湖的另一边坐落着高官的宅所。
毛的居所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稍稍与其他房屋拉开距离。我们看不到岗哨或者其他权力的象征。小小的前厅几乎被一张乒乓球台完全占据了。我们被直接带到了毛的书房。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三面墙是书架，书架上杂乱无章地摆满了手稿。桌上和地上堆了很多书。屋子的一角摆了一张简单的木床。这个以无上权威统治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统治者希望被看做一个哲人君主，无需用传统的威严象征来彰显他的权力。
毛从一组围成半圆的沙发中间站起身来，一个助手陪在他身边以防需要扶持。我们后来才知道几周前他因心脏和肺部患病而导致身体虚弱且行动困难。克服了行动不便之后，毛泽东展现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决断力。他用双手握住尼克松的双手，对他露出了非常亲切的微笑。这张照片后来刊登在所有中国报纸上。中国人会非常熟练地运用毛的照片表达气氛和政策的方向。当毛阴沉着脸时，暴风雨就要来了。当毛用手指点客人时，这表示导师对他的“学生”有所保留。
会见让我们第一次亲身体验毛的诙谐简约的谈话风格。大多数政治领袖用要点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想。毛以苏格拉底式风格推进他的想法。他一般以一个问题或观察开始邀请对方评论。然后，他又用另一个观察承接前者。最后，这一大堆问题、观察和讽刺性评论汇总到一个方向上，但通常不是一个有约束性的承诺。
从一开始毛就不像要与尼克松谈论哲学或战略的样子。在从上海来北京的路上（因空军一号需在上海暂停，换上中国的领航员，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被派去陪伴总统一行）尼克松曾对乔冠华说过他很想跟主席谈哲学。毛知道在座只有我一人是哲学博士，他指着我说：“今天让他一个人主讲好了。”好像习以为常，毛在他的客人之间挑拨“矛盾”。
毛也不想谈时政。
尼克松把问题用如下语言组装起来：
“比如，我们必须问自己—当然只在这间屋子里—为什么苏联在你们的边境有比在西欧边境多的军队？我们也必须问自己，日本的未来如何？日本是不是—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分歧—是不是中立好一点，毫无防卫力量，或与美国有些关系？。。。（我的）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对的危险是苏联侵略还是美国侵略。”
毛不上钩：
“那些烦人的问题我可不想谈。”
他建议那些可以跟总理谈。
那么，毛到底想通过这一曲折拐弯的对话表达什么呢？也许最重要的信息都在不谈之中。第一点，经过二十年在台湾问题上锱铢必较以后，这一问题都没提出来。所有与台湾有关的话是如下进行的：
毛：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同意我们见面。他叫我们“共匪。”他最近讲了话，你看到了吗？
尼克松：蒋介石称毛主席是“匪”。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
周：我们一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我们有时也叫他们“蒋匪”；轮到他们，就叫我们“共匪”。我们互相骂。
毛：实际上，我们跟他的交情比你们跟他的长。
没有威胁，没有要求，没有定期，没有提到过去的积怨。在一场战争，两次军事冲突，和136次僵局的大使级会谈之后，台湾问题不那么急迫了。它被置放一边了，至少是在当时。
第二点，毛想表达的是尼克松是受欢迎的。第三点，毛想把中国对美国的任何威胁排除掉：
“在目前，来自美国的侵略和来自中国的侵略不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它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目前形势下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你想把一部分军队撤回到你们的土地上；我们的不到国外去。”
这句话隐含排除了在越南有像在朝鲜那样中国大规模出兵干涉的担忧。
第四点，毛想表达的是他在对美国开放的过程中遇到过挑战但现在克服了。他给林彪送了一付嘲讽性的碑文，后者在1971年9月13日政变流产以后坐一架军用飞机逃离中国的山海关（原文指北京，译者）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在我们国内也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反对我们与你们接触。结果是他们登上了一架飞机飞往国外。。。。至于苏联，他们最后去收尸去了，但他们什么也没说。”
第五点，毛赞许加速双边合作和鼓励具体事情具体商量：
“我们这边处理事情也很官僚。比如，你想有些私人层面上的人员交流那样的事情，还有贸易。不是决定具体事情，而是停滞在我们坚持不先解决大问题就不谈小问题。我自己就坚持那个立场。后来我看到你是对的，我们就打乒乓球。”
第六点，他强调他对尼克松个人的好感，他说他个人喜欢跟右翼政府打交道因为他们更可靠。毛，这个大跃进、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作出令人吃惊的表白：他投过尼克松“一票”，并且他“比较高兴右派掌权”（至少在西方）：
尼克松：当主席说投我一票时，他是在两个魔头中挑小的。
毛：我喜欢右派。人们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站在右边的；英国首相希斯也是右派。
尼克松：还有戴高乐将军。
毛：戴高乐是不同的问题。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民主党也是右边的。我比较高兴右派掌权。
尽管如此，他说如果民主党在华盛顿得到权力，中国也会与他们建立联系。
在开始的时候，毛显示出准备好了大方向，但没对将要开始的谈判有任何具体指示。还不知道在台湾问题上能否找到一个共同的说法（其他问题好像基本上都解决了）。大方向定了，毛提醒如果我们达不成一致的联合公报，要有耐心克服困难。毛争辩说不要把后退当作失败而要努力赶上。眼前的大战略设计太重要了，它在其他所有问题之上—即使是台湾问题。毛劝告双方不要斤斤计较在一个谈判问题上：
“谈得好就好，没有一致也好，如果我们只纠缠在死结上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我们非得达成一个结果呢？人们会说。。。如果我们第一次失败了，人们会讲我们为什么第一次没能成功呢？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走错了路。那我们第二次成功了，看他们怎么说。”
也就是说，即使因为什么看不到的原因将要开始的谈判又成僵局，中国仍会坚持争取在将来与美国达成战略合作的理想结果。
在会晤将要结束的时候，毛，这位继续革命的预言家，对他以前妖魔化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总统强调意识形态再也不与两国关系相关了：
毛：（毛指着基辛格）我认为，一般地说，像我这样的人就像大炮。（周大笑。）我讲那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
毛接着吼吼大笑，暗指那些对这一在过去二十年贴满全中国的标语认真的人。毛最后以嘲讽、戏谑并令人安心的语言结束了谈话：
“你不是我们要打倒的人。他（指基辛格）也不是。如果你们俩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在我们的个人安全得到长期保证和我们的非意识形态关系得到最高权威的批准的情况下，两边开始了长达五天的对话和宴会，又有观光旅游穿插其间。
尼克松-周的对话
实质性的问题被分成三个范畴，第一个是双边合作反对霸权的长期目标—“霸权”不言而喻暗指苏联的词语。这一问题由周和尼克松，也包括我，讨论。我们每天下午至少见三个小时。
第二个是一个讨论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的论坛，由两边的外交部长带头。最后一个是联合公报的草拟小组，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我领头。草拟工作会议每天在晚宴后进行。
周和尼克松之间的会议是两国元首（在某种意义上）之间的特殊相遇。尼克松集中地把美国政策的概念路线图摊开在对手面前。鉴于双边的出发点，尼克松有必要让对方听到一个美国目标的权威性的可靠的指南。
尼克松对这个角色再合适不过。作为谈判家，他不愿面对面地争执—甚至有意回避-这有时使意思模糊。但他言简意赅。在我认识的十几位美国总统中，他对长期的国际趋势有独到的把握。他利用这十五小时给周展示了他对中美关系景愿及其世界影响的构想。
还在我进行秘密之旅的途中，尼克松就对驻台北大使简述了他的看法。这位大使将不得不十分痛苦地跟他的东道主解释美国在未来的几年将把政策脚步逐渐从台北移向北京：
“我们必须记住，他们（台北）必须有准备面对事实，就是一步接一步地与那边—中国大陆—逐渐恢复正常关系。不是因为我们爱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何况，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尼克松预言，尽管中国内乱和贫穷，她的人民的杰出能力终将中国推进世界大国的行列：
“好吧，你就想一想，如果任何人用一个完美无暇的政府机制管理大陆。我的好上帝呀。。。世上无人能比，我的意思是，你让八亿人民在一个完美无瑕的体制下齐心尽力工作。。。他们肯定是世界领袖。”
回到北京现在时，尼克松在正点上。无论他对共产体系有什么负面看法，他不是到中国来对他们的领导人灌输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企业原理—肯定也没用。尼克松在冷战中寻求的是一个在部满核武器的世界上的稳定国际秩序。这样，在第一次与周的会谈中，尼克松表达了对革命者真诚的敬意—尽管他早年认为他们的胜利是美国政策的失败：
“我知道你们深深地相信你们的原则，我们也深深地相信我们的。我们不要求你们在原则上让步，就像你们不会让我们让步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