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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尼克松承认他的原则让他—如许多美国人—支持反对中国的政策。但是世界变化了，现在美国利益要求华盛顿适应这些变化：
“我的看法，因为我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工作过，那时与杜勒斯先生的相似。但是从那时起世界变化了，美国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也必须改变。正如总理在与基辛格博士谈话中说到，一个好舵手必须能够驾风乘浪，不然他就会被潮流吞噬。”
尼克松提议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利益互惠基础上。假如双方的国家利益清楚并考虑到稳定的需要，或至少为了避免灾难，这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可预见性：
“只在这里说，总理知道我也知道友谊—这点我感到我们个人之间有—不可能是一个有建树的关系的基础，至少友谊不是唯一的。。。。作为朋友，我们可以同意某些优雅的语言，但除非那种语言达成的协议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它不会有太大意义。”
采取这样的路线，坦诚是真诚合作的门票。正如尼克松对周说：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坦诚相见并认识到我们不会做不符合我们双方利益的事情。”
尼克松的批评者把这类话语称为一种自私的版本。
然而，中国领导人经常引用这些原话作为美国可靠的保证—因为它们精确、可计算、而且是互惠的。
在此基础上，尼克松提出一个美国在亚洲的长期作用—即使从越南大部分撤军以后。不一般的是他把它当作“相互利益”而表述。二十年来，中国的宣传攻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是殖民压迫并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它。但是尼克松在北京坚持地理政治当务之急超越意识形态—他人在北京这点就说明了问题。有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北京不再可能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之上。他在这趟旅行之前就对我说过：
“我们不要对美国的世界作用感到抱歉。过去不必，现在不必，将来也不必。我们也不必主动讲清楚美国将如何做。好的，换句话说，光着膀子（英语里常说：丢了衬衫—输光了—的同义语，译者），拍着胸脯，我们撤退，我们会这么做，那啥，还有其它的。因为我想我们必须说，好的，‘美国威胁谁了？你想让谁玩这个角色？’”
尼克松诉求的国家利益在绝对意义上是很难用来规范国际秩序的。作为行动准则，定义国家利益的条件太广，解释幅度太大。需要价值认同相协调。
当中国和美国隔着二十年的裂缝第一次打交道时，两边的价值明显不同，如果不是对立的话。在所有困难面前取得国家利益的共识就是最有意义的调和。意识形态只能使双方走向对抗，在广泛的边缘问题上互相角力。
那么，实用主义够用吗？它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也可以很容易使冲突尖锐。每一方都比另一方更了解自己的目的。依其国内团结的地位，以实用主义角度作出的退让会被国内的反对派称为展示软弱。因此，每一方都想把价码抬高。在第一次与中国打交道时，问题是如何认同或使其认同利益的定义。尼克松-周的谈话提供了认同的总框架，上海联合公报是通向它的桥梁，但是在其中关于台湾的段落上有过相当的争论。
上海联合公报
通常地，联合公报的适用期很短。它只定义气氛而不是方向。但是总结尼克松访华的联合公报不是这么回事。
领导人都喜欢制造一个联合公报完全代表他们的想法和谈话的印象。最好双方领导同意每个标点符号，而且是通常努力如此的。富有经验的睿智的领袖知道怎么做好。尼克松和周都明白迫使领袖们在短期峰会内字字斟酌是无益的。通常，即使意志坚强的人—不是这样的人也凑不到一起—在时间和媒体的压力下也不能解开死扣。因此，联合公报通常都由外交家事先大部分写好带到会议上来。
故事回到1971年10月，我专为此行第二趟来到北京。当时行动的代码叫波罗-II（Polo II），因为在我们命名秘密之旅为波罗-I（Polo I）以后，我们就没有想象力了。波罗-II的主要目的就是同意一个在四个月以后尼克松访华结束时总统和中国领导人都能接受的联合公报。
我们在北京政府结构刚刚经历了一次大震荡的时候到达北京。几个星期前，毛亲手指定的接班人林彪被指控一个阴谋，其完整程度还没有被官方合盘端出。各种解释都有。当时领先的看法是林彪，这位“小红书”的编集者，貌似认为中国的安全依靠文化大革命原理比依靠跟美国搞动作更可靠。还有人提示，在当时，林彪实际上反对毛拉近务实的周和邓，因意识形态上的嫉妒而采取保卫自己的战术。
当我和随从7月20日抵达北京时，危机的痕迹尚存。从机场到住地的途中，我们经过一些熟悉的标语“打倒帝国资本主义和它的走狗！”有些还是用英语写的。在国宾馆我们的房间里也有相同主题的传单。我让我的助手把他们收集起来交回给中国同级的官员，就说是前面的客人落下的。
第二天，代理外交部长在陪我去人民大会堂见周的时候注意到了那些政治尴尬。他专门让我注意看墙上覆盖住旧标语的新标语，这回上面用英语写着：“欢迎亚非拉乒乓锦标赛！”其它的标语都被刷掉了。周提到那些笑笑对我们说，我们应该看实际行动，而不是言辞的“空炮”—几个月后，我们又从毛嘴里听到这个词。
联合公报的讨论开始很平常。我先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尼克松看过同意的草稿。在那里，双方肯定将致力于和平并在一系列未决问题上加强合作。在台湾问题一节上是空白。周接收了草稿作为讨论的基础，并答应第二天早晨作出中国的改进和另种说法。
下面发生的却不是我们合计好的。毛干预了，毛让周停止草拟这种“臭大粪的联合公报。”他可以把GC主义高调说成是“空炮”，但他显然不准备放弃它们作为GC干部的指南。他让周坚持在联合公报里加进GC正统信念作为中国的立场。毛革命一生的基本点就是和平只能在斗争中出现但不是它的终止。中国不怕对美国呛声。
周按毛的指示作出了他的表述。他用了一些不妥协的语言阐述中国的立场，留出空页让美国阐述它的。
（以下译者引用上海联合公报有关段落作比较如下：）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系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原来周的草稿（也是我的）是一种陈词滥调，就像跟苏联签的那种，双方既不认真也不执行。现在，起初我吓了一跳。后来，我反转一想，这种不正统的格体好像解决了两边的问题。每一方都可以重申他们的信念，这样对国内听众和不安的盟友也好交代。分歧在过去的二十年是人所共知的。对比正好凸显了共同取得的一致点。在没有外交代办或充分安全的通信渠道情况下，我无法跟华盛顿联络，但我有充分信心知道尼克松会怎么想。于是我相应加强了美国的立场：
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目标。
这样，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由中国新闻机构发布的联合公报让美国重申了它的承诺：“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并宣称了与韩国和日本的紧密关系。特别是提出了新国际秩序的看法，否定任何一个国家的霸权和允许各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发展自己。
至此，最有意思也是最重要的条款是关于“霸权”的一条，它说道：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没有明说，但联盟就建立了。在几近迂腐的修辞学掩饰下，结论是令人震惊的。不到6个月前还是敌人，现在声明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苏联圈的任何进一步扩张。这是个的的确确的外交革命，下一步肯定将讨论抵制苏联野心的战略措施。
当然，战略的持久性取决于台湾问题上的进步。到了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台湾问题已经被双方从各个角度加以探究过了。
谈判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双方的外交家需要两者择其一。一个战术是—这确实也是传统的路线—先摆出最高的姿势，然后逐步下台阶，直到可以保持的最低姿态。这种战术喜欢被热衷于保护他的国内地位的谈判家采用。然而，尽管开始“坚强”，过程则表现出逐步放弃最初的叫牌而显得身段变软。另一方有可能被诱惑得寸进尺。这样，谈判就像一个拉力赛。
避免强调过程而非实务，可取的路线是开叫就接近判断出来的最可维持的结果，“可维持”的定义在抽象意义上就是双方都有保持的利益。对台湾问题来说，这有点难度，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双边退让的空间比较窄。因此，从一开始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就提出我们判断是一个建设性的发展立场。尼克松在2月22日把从以前交流经验提炼出来的东西提升成五项原则。它们是全面性的但同时也是美国退让的底线。未来将在这个框架里行驶。这五项原则是：
—肯定一个中国的政策；
—美国不支持台湾内部的独立运动；
—美国不鼓励日本插手台湾事务（鉴于历史原因，是中国特殊关心的）；
—支持北京和台北之间的任何和平解决方案；
—承诺继续关系正常化。
在2月24日，尼克松解释了当美国遵循这些原则时台湾问题可能如何在国内演变。他的意图是，他确保，正常化在他的第二个选期完成，美国也将在那段时间里从台湾撤军—但他告诫他不处于作出正式承诺的位置上。周回应道, 两边都有“困难”, 没有“时间限制”。
原则和务实主义就这样存在于一个模糊的平衡当中，乔冠华和我草拟了上海联合公报的最后部分。关键的地方就一个段落，但它花费了两个通宵才产生出来。它这样写道：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这一段落把几十年内战和敌意合折进一个肯定的一般性的原则之中，这一原则北京、台北和华盛顿都可以接受。美国以承认海峡两岸任一边的中国人信念来处理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一表达式的灵活性让美国在其后的几十年把自己的立场从“承认”移位到“支持”。台湾得到了经济和内部民主发展的机会。中国得到了对其在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核心利益”的承认。
尽管有时出现过紧张，上海联合公报达到了目的。在它签字生效以来的四十年中，中国和美国都没让这一问题中断两国关系发展的惯性。这是一个敏感的有时紧张的过程。整个期间，美国肯定了和平解决重要性的看法，而中国则强调了最终统一必然性的信念。每一边都采取了有克制的行动，并寻求避免强迫对方考验自己的意志强度。中国宣布了核心原则但在实施时间上保持灵活。美国一直是务实的，具体事情具体处理，有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内鸭梨影响。就整体来说，北京和华盛顿都以中美关系为重。
尽管如此，任何人不能错把暂时的平衡当作永恒的状态。从来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放弃对最终统一的坚持，或可以期望如此。同样，不可预见美国领导人会放弃企望那一过程的和平方式的信念，或改变美国的看法。政治家需要防止政策漂移到双方不得不互相考验对方信念的性质和强度那一点。
余波
尼克松中国之行是为数不多的令国际事务出现重大改变的国事访问之一。中国重新进入世界外交舞台，美国战略选择增加，从而令国际体系有了新的活力和弹性。尼克松访华之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和日本的领导人先后访问中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磋商的密集程度甚至在正式的盟国之间都是罕见的。
接下的几个星期，美国有一种欢呼的情绪。许多美国人欢迎中国回到她原来所属的（确实是）国际大家庭，并把这一新的事态当作国际政治的一个永恒特征（其实不是）。尼克松（天性怀疑）和我都没有忘记中国执行以前政策的坚定性与当前一样，而且她的领袖即使现在如何优雅迷人地礼遇我们，不久之前在相反方向的事业上依然迈着坚定的步伐。我们也不能假定毛—或他的接班人—放弃他们奋斗一生的信念。
未来中国的政策是一个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复合材料。对中国开放只是一个合作机会，在那里利益可以协调一致，分歧可以移开。在和解的时候，苏联的威胁是一个动力，但更深层的挑战是建立合作信任，使得其后几十年几代领导人有紧迫感。这同样促使美国方面的变化。中美和解的回报不是永久友谊或价值河蟹而是全球平衡的调整，这需要双方领导人不断地精心呵护，也许，总有一天，会达到价值河蟹。
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方都是自己利益的监护人。并且，每一方都把对方当作与莫斯科关系的杠杆。正如毛不厌其烦地指出，世界不是静止的；矛盾和不平衡是自然规律。反映这一观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尼克松访华描述成是中国“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加强自己”的一个实例。
双方的利益是否有一天会真的一致呢？这些利益能否有一天让双方摆脱流行的意识形态，从而避免对立情绪造成的混乱？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为应对这些挑战打开了一扇门，但是这些挑战如今仍然存在。
第十章 准联盟：与毛的谈话
秘密之旅为重建中美关系搭桥。尼克松访华为两国战略合作开启了新篇章。合作的原则树立了，框架还得搭建。上海联合公报的语言暗示了一种联盟。但中国的独立自主姿态使得形式与实质的连接困难。
随着历史记载国际交往，联盟就出现了。有各种原因促使联盟：把各个盟友的力量团结在一起；提供互相援助的义务；在当时战术行动之外增加威慑。中美关系的特殊之处是两边都在没有正式义务之下协调行动。
这种事态就是中国国际关系观念的内在特性。宣布中国“站起来”后，毛可以向美国伸手，但绝不会承认中国的力量不足以对付任何可能的挑战。他也不会接受在任何时候出现的超出国家利益之外提供援助的抽象义务。中国在毛领导时代的早期只有一个联盟：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与苏联，中国在展现新的国际身份时需要支持。后来，她在1961年与北朝鲜结成友好合作互助联盟，其中包括一个在受到外敌攻击时互联防御的条款，至今有效。但那更像中国历史常见的附属国关系：北京提供保护；北朝鲜的回护是无关紧要的。与苏联的联盟在一开始就有问题，大部分因为毛不接受哪管一点点服从的暗示。
尼克松访华之后出现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是文件上书写的正式相互保证。它也不是心照不宣的联盟，基于非正式的观点一致。它是一种准联盟，从与毛的谈话—1973年2月和11月—和与周的长时间讨论—1973年—中逐渐浮现出来的。从那以后，北京不再抵制美国力量的投影—就像尼克松访华之前那样。相反，在中国明显的战略设计中，她把美国当作与“北极熊”玩平衡的砝码。
在新关系的早期，中国领导人还有时继续放意识形态的“空炮”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是私下里，他们会批评美国官员在外交政策上太克制。事实上，在整个七十年代，北京比美国公众或国会议员更支持美国行动随心所欲。
“大连横”：中国反包围
最初的一年，这一设计缺少一个毛批准的执照。在与尼克松的会谈中，他指明了大方向，但又非常自负地拒绝讨论任何战略战术问题，也许因为那时上海联合公报还没出炉。
毛在与我的两次长谈中作了补充。第一次是在1973年2月17日深夜，11：30PM-1：20AM。第二次发生在1973年11月12日，5：40-8：25AP M。谈话内容说明了他们的范围。第一次谈话之前一个月，黎德寿—北越的谈判者—和我签署了巴黎和平协议，结束了越南战争。第二次谈话之前，美国在1973年的阿以战争中力挽狂澜，将阿拉伯世界对苏联的依赖扳到美国这边来，特别是埃及。
在两次情况中，毛在挑选的媒体面前热情地表扬了中美关系。在二月份，他评论说美国和中国曾经是“敌人”，但“现在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友谊。”进一步，毛给出了行动的定义。因为毛喜欢用寓言，他选了我们最不必担心的问题开始，就是中国对美国访华官员的情报工作。这是一种间接表示伙伴关系又不必要求回报的方式：
我们不讲假话不搞阴谋诡计。我们不偷你们的文件。你可以故意把它们放哪里来试试我们。我们也不上梁偷听。那些小伎俩没用。对于大动作，小伎俩也不管用。我对你们的新闻记者斯诺说过，我们也有情报机关，和你们的一样。他们不好使（周总理大笑）。例如，他们不知道林彪的事（周总理大笑）。后来，他们也不知道你要来。
当然， 最不可观的前景就是美国和中国各自放弃收集对方的情报。如果说中美关系走进一个新时代，重要的是双方透明并阐述平行的计算。但是限制情报机关的活动却不是最好的开始。主席传递了一个透明度的信息但同时也是警告他不吃那一套。作为问题介绍，他混合着诙谐、蔑视和战略考虑回顾了与苏联的交往：
毛：他们想通过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与我们讲和，他们劝告我们不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斗争。
基辛格：我记得他来过这里。
毛/周：很长时间了。
周：那时他第一次来中国（用英语说的）。
毛：第二次柯西金自己来的，那是1960年。我对他宣布我们要与他斗争一万年（大笑）。
翻译：主席说的是一万年的斗争。
毛：这次，我对柯西金让步了，我说原来我说这场斗争要搞一万年。可怜你亲自跑来一趟见我，我减去一千年（大笑）。你看我有多慷慨。一旦我让步，就是一千年。
基本的信息仍然是一样滴：合作是可能的但还没有战术动作，这个经历过一切可以想象的冲突的老兵是不可以被欺骗的。在深层，它是个警告，即如果和解中断，中国会变成一个坚韧可怕的敌人。
在一年前对尼克松谈话时，毛免提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这次为了排除任何威胁，我直接把台湾问题从中美关系切开：“美国与我们的关系应该与我们与台湾的关系分离开来。”毛建议美国应该像日本做的那样“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然后我们两国才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但是，至于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毛告诫：“那很复杂。我不相信和平过渡。”毛然后转向外交部长姬鹏飞问：“你相信吗？”在与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商谈以后，毛拿出了主意—没有时间鸭梨：
毛：他们就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怎么与我们合作？我说咱们先干，现在可以不管台湾的事儿，让它等待一百年以后吧。这世上的事情没有那么快。干嘛要着急呢？不就是个一千多万人的小岛嘛。
周：他们现在有一千六百万。
毛：至于你们与我们的关系，我看不用一百年。
基辛格：我肯定。我认为那要来得更快。
毛：但那要你们来定。我们不催你们。你们感到需要，我们就干。如果你们感到现在不可能，那么我们就推迟到以后。
基辛格：这不是需要的问题；是实际可行性的问题。
毛：那都一样（大笑）。
在毛的典型的自相矛盾的风格中，这里有两个同等重要的意思：第一个，在台湾问题上北京不会放弃她使用武力的选项—确实可能某一天期待如此；但第二点，至少在眼前，毛推迟这一天，就像他说的等一百年以后。这个玩笑有意为主题扫清道路，那就是乔治。坎南的大包围理论的军事应用—苏联如果被阻止扩张的话，会由于内部的紧张而垮台。但是坎南的原理主要针对国内政策和外交行动，毛意图用所有能利用的鸭梨直接对抗。
毛告诉我，苏联代表全球性威胁，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抵制。不管其他国家怎么做，中国会抵抗攻击，即使她的军队不得不撤退到中国内地的深山老林里打游击战。但是与美国和其他有共同想法的国家合作会加速胜利，而胜负的分晓已经由苏联的长期内虚所决定。中国不会求援也不会以合作作为互换条件。但她准备采用与美国平行的战略。结合键是共同信念，不是正式义务。毛争辩，坚决的全球性包围苏联这一政策肯定能成功，因为苏联的能力不配他的野心：
毛：他们不得不对付这么多的对手。他们得对付太平洋。他们得对付日本。他们得对付中国。他们得对付南亚，那包括好几个国家。而他们只有一百万军队在这里—还不够自我防卫，作为进攻部队还少了点。他们不可能进攻，除非你们先让他们，你们先给他们中东和欧洲，那他们就腾出部队到东边来。再增加一百万。
基辛格：那不可能发生。我同意主席，如果欧洲、日本和美国握紧在一起，并且我们正在中东作着主席建议的事—那么对中国攻击的危险就很小了。
毛：我们也正拖着他们的一部分军队，这对你们在欧洲和中东有利。例如，他们有军队在外蒙古部署，至晚在赫鲁晓夫时代那里还没有。那时，他们没有在外蒙古部署部队，因为珍宝岛事件发生在赫鲁晓夫以后。它发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
基辛格：那是在1969年。这就是为什么西欧和中国和美国在这段时间协调行动非常重要。
毛：Yes。
毛鼓励的合作不只局限于亚洲。没有一点粉刺的意思，毛鼓励美国在中东军事介入以抵制苏联—这正是中国宣传机器雷鸣般鼓噪反对的“帝国主义侵略。”1973年阿以战争后不久，萨达姆。侯赛因去了莫斯科，伊拉克引起毛的注意并把它加进他的全球战略局中：
毛：现在有个关键问题，就是伊拉克问题，巴格达。我们不知道是否你们可以在那个地区做点工作。对我们来说，可能性不大。
周：那么做比较困难。有可能同他们建立联系，但让他们改变取向要花一点时间。如果他们在那里遭了罪，他们有可能改变取向。
周正在建议有必要采取协调的政策让伊拉克为对苏联的依赖付出大代价使得它不得不改变取向—就像埃及（也可能是出自自身的体验而拐弯抹角地评论盟友如何都会厌倦苏联的沉重爱戴）。以这样的方式，毛评估了中东各国的力量和弱点，几乎一个不落。他强调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作为苏联扩张障碍的重要性。除了伊拉克，他还对南也门担心。他强烈要求美国在印度洋增加力量。他是个真正的冷战大师，美国保守派都会为他鼓掌。
日本指定是毛的协调战略的一支主要力量。在1971年的秘密之旅时，中国领导人还对美日联盟耿耿于怀。周曾警告我们要小心日本；他说，如果你们扶植日本经济复苏到了挑战我们的地步的话，现在的友谊会萎缩。在1971年10月，他又强调日本“羽翼已满，正待起飞。”我回答，尼克松在他的访问中也详加说明，日本孤立比处在国际秩序里—包括与美国为盟—更有问题。到了1973年我们与毛谈话时，毛接受了这个说法。他现在鼓励我多花点精力在日本并培植日本的领导：
毛：让我们谈谈日本吧。这次你要去日本呆几天。
基辛格：主席总责怪我对日本的态度。我对主席的意见是严肃的，这次我逗留两天半。他说的很对。不让日本感到孤立和没人搭理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应该给他太多的想法乱说乱动。
毛：那就是不要使他们倒向苏联一边。
美国跟中国的全球协作如何实施呢？毛建议每一方都明确提出一个国家利益概念并在自己认为需要的时候行动：
毛：我们也说，在同样的情形下（毛用他的手指了指），就是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说的，每一方用他自己的办法按自己的需要行动，那样的结果就是两个国家手挽手行动。
基辛格：是的，我们面对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用不同的办法但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
毛：那就好。只要目标一致，我们不会伤你们，你们也不伤我们。我们一起共同对付那个杂种（大笑）。事实上，有时我们会批评你们一会儿而你们也批评我们一会儿。那个，你们总统说，是意识形态影响。你们说，你们GCD滚开。我们说，你们帝国主义滚开。不这么说不行啊。
换句话说，每一边都可以用任何意识形态口号武装自己满足国内的需要，只有它不干预反对苏联危险的合作需要。意识形态归属于国内管理；它离开了外交政策。只要目标一致，意识形态的“军备竞赛”可以是有效的。
在政策执行中，毛也能够很务实；在它的概念形成过程中，毛总是努力找出相互重叠的原则。毛不是当了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领袖后才突然变成务实主义者的。坎南的大包围理论主要应用于欧洲和大西洋关系。毛的是全球性的。在毛的概念中，受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应该连成一条横线—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毛在1973年2月首次对我提出这一概念，以此解释这组国家如何开展与苏联的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大连横”战线。
我们同意这一分析的实质。但是中国和美国国内体制对实施这一方略的要求不同。两个有如此差异的政体如何执行同一个政策呢？对毛来说，概念和实施是一回事儿。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在当时水门事件丑闻将尼克松的威信大打折扣后，困难在于争取公众和我们的盟友的支持共识。
反对苏联的“大连横”战略反映了中国对国际局势的冷静思考。这出于她自己国家的战略需要。但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则提升了这一总战略的模糊度。它依赖于所有国家能够在每种情况下都作出有比较性的计算能力。美国，中国，日本和欧洲的联合肯定战胜苏联。但如果有的国家计算不同怎么办—特别是在没有法律义务约束的条件下？如果，恐怕正如中国所不愿，有些伙伴认为最好的力量平衡是美国欧洲日本与苏联联合而非中国那又怎么办？。。。这样，在中美合作的关键时刻，两国领导人坐下来讨论准联盟的各个元素国可能如何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这种关系。中国独立自主的概念使得中国领导人很难相信他们的伙伴甘愿冒和他们一样的风险。
在应用“大连横”概念方面，毛这个矛盾专家遇到了一连串不可回避的矛盾。其中一个就是这一概念与中国的独立自主想法不相吻合。合作取决于独立计算结果的汇总。如果他们与中国吻合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各方有差异，中国的怀疑态度就会自发产生并增长到难以克服的程度。
大连横概念是西方的共同安全概念的肌肉版。但在实践中，共同安全更容易以共同公约因子运算。前者是以某一个有着详细的地缘政治设计蓝图的国家信念为基础。而后者正是美国在它领导的联盟中实践的经验。
这些在任何全球安全体系都本质存在的困难当然也困扰着毛，特别是对美国开门并没有像他原来设想的那样使美国对苏联关门。毛之转向美国是基于他相信美苏两国的分歧最终不会导致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有任何重大妥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共产党在三四十年代 “统一战线” 的战略应用。在尼克松访华以后，就有标语出现：“利用矛盾一个一个地消灭敌人。”毛假定美国对中国开放会使苏联疑心倍增也使美苏之间的紧张倍增。在对中国开放之后，苏联开始对华盛顿争相邀宠（毛可没对华盛顿“邀宠”，译者）。两个核超级大国接触频频。尽管一方面美国清楚地发信号表明它把中国当作国际秩序中的基本力量并在她受到威胁时支持她，美国另有选择这一事实与这位老革命家的本能意识相抵触。
大连横的麻烦毛已经检查到了，就是如果力量计算决定行动的话，中国的军力是个软肋，可能需要美国的某种支持，至少在当时。
这就是为什么在合作对话的每一个阶段，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都坚持设计一个保留中国的行动自由和自尊的提案：就是说，中国不需要保护，必要的话，中国能够独自处理任何可测的风云危机。他们使用“共同安全”的修辞外皮儿，保留自己往里添馅儿的权利。
在1973年两次与毛的谈话中，他都强调了一点：中国藐视任何形式的压力，特别是核压力。他说，如果核战争消灭了中国所有三十岁以上的人， 它可能帮助中国取得统一语言的长期益处：
“如果苏联朝我们扔原子弹，杀死所有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就解决了中国复杂的方言问题。因为像我这样的老年人不会说普通话。”
当毛向我详细讲解如何把侵略者引进一个充满敌意的人口陷阱（即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译者）之中时，我问：
“如果他们只用炸弹而不派军队怎么办？”
毛回答：“我们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织一个学术委员会去研究一下。我们会让他们暴打我们，直到把他们的资源消耗光。”
影射美国在中国行动时仍喜欢研究，说明毛即使提出大连横理论也在其中考虑了中国独力支撑的可能情景，还有点绘声绘色。毛和周（还有后来的邓）都强调中国在“深挖洞，广积粮。”并能够以“小米加步枪”生存几十年。一方面，这种夸大其词可能是为了掩盖中国的不给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对如何面对灾难性的全球战争而作的严肃分析。
毛反复地拿中国在核战争中的生存能力开玩笑，有时甚至带点清风拂面式的幽默，被西方观察家看作是神经错乱，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他们（参加大连横战线）的决心，因为这种玩笑撩起了核战争恐惧。
其实，毛最担心的是面对流行的“相互保证毁灭”威慑原理。“相互保证毁灭”取决于引发全面毁灭的一个给定百分比的能力。假定对手也有相当能力。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安全体系即基于此点。这一全球自杀的威胁怎么可能不是一种夸张呢？毛把美国对此依赖的态度解释为不敢使用其他武力手段。后来，毛在1975年的一次谈话中，一刀切中冷战核威胁两难困境的要害：
“你们对核武器有信心，你们相信。但你们对你们自己的军队没有信心。”
中国如何？暴露在核威胁之下无还手能力？毛的回答是，基于历史表现和经年日久的忍耐性，中国HOLD住。没有其他社会能够想象这是一个可信的安全政策，在她失去几亿人口和大部分城市被占领以后最终取得胜利。这一差距定义了中国和西方在安全概念上的不同。中国的历史验证了中国有能力克服其他人不可想象的压迫并最后以文化和广袤加之于征服者而取得最后胜利。其实，这一信仰已深深根植于她的人民和文化之中，以至于毛对他们的日常表现产生厌世的反面思考。不只是有太多的中国人；更还有他们文化的坚韧性和他们人际关系的亲密性。
但是，西方领导人，更能聆听人民的声音并做出回应，没有准备给他们的人民提供这样的安全保障。对他们来说，核战争是可证明的最后一帖药，而不是标准的手术步骤。
中国的独立自主控不总是被美国理解。习惯于用安慰性的仪式加强我们与欧洲的联系，我们不总是能正确判断相近的声明对中国领导人的心理影响。当亚历山大。黑格上校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在北京见到周时，他用标准的NATO语气说尼克松政府会抵制苏联包围中国的努力。毛的反应语气强烈：
“包围中国？我要他们来救我？笑话！。。。他们关心我？那真是‘猫哭死耗子’。”
在1973年11月我的访问结束时，我对周提议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一个热线电话，作为减小偶然性战争风险的措施。我的目的是给中国一个参与美苏武器控制谈判的机会以免中国怀疑那是孤立中国的阴谋。毛却不同地看。
“有人想借给我们一把伞，”他说。
“我们不要，一个核保护伞。”
中国不与我们共享核武的观点，更别说共同生存；她仍用“以夷制夷”那一套分化“边疆”。中国历史的噩梦是蛮夷拒绝被利用，联合起来用他们的优势兵力或直接征服中国或割据中国。中国人认为，这一噩梦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中国把自己锁定在与苏联和印度的敌对关系中，并对美国也不是没有怀疑。
两国对苏联的态度也有根本差别。中国喜欢采取不妥协的对抗姿态。美国在抵制对国际秩序的威胁方面也同样不妥协。但我们对在其他问题上改善关系持开放态度。对中国开放震动了莫斯科；这也正是我们的目的之一。事实上，在我的秘密之旅之前，我们同时也试探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的峰会。北京峰会先到的一个很大原因是苏联试图把莫斯科访问作为先决条件。当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公布后，苏联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战术。中国当然注意到在这一三角关系中华盛顿距离莫斯科和北京比后两者之间更近。这引来了中国领导人对缓和政策的尖刻评论。
即使在中美关系的高潮，毛和周也会有时对美国战略灵活性表示担忧。美国的意图是“站在中国的肩膀上招呼苏联吗？”美国的“反霸”承诺是个阴谋吗？西方在欺骗中国，还是西方欺骗自己？无论如何，实际效果就是将“苏联的坏水”引向东方。这大致是1973年2月周谈话的主题：
周：也许他们（欧洲）想把苏联的坏水推向另一方—东方。
基辛格：不管苏联进攻东方还是西方对美国都是同样危险的。美国不占便宜，如果苏联进攻东方的话。事实上，如果苏联进攻的话，向西方比向东方好说，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公众支持抵抗。
周：是的，因此，我们相信西欧把苏联推向东方的愿望也是个幻觉。
毛，总是把想法执行到目的终结，有时把美国也当作他的辩证战略思想的一部分。
毛：因为陷在越南的泥潭中你们吃了不少苦，你是否认为如果他们陷在中国这个泥潭里他们会好受一点？
基辛格：苏联？
南希。唐：苏联。
毛：然后，你们可以让他们陷在中国的泥潭里，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或四年。然后你们就用手指捅苏联的后背，就是说为了和平你们必须把社会帝国主义打倒。也许你们开始可以帮他们做生意，说你想反对中国，要什么我们都帮助。
基辛格：主席先生，我们互相了解动机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在攻击中国这点上我们绝不故意地与他人合作。
毛：（打断）不，我不是那意思。你们那么做的目标是打倒苏联。
毛一语中的。这在理论上对美国来说是个可行的战略。缺少的是一个领袖想到它和民众支持它。这种抽象的运作在美国是达不到的，也是不欲取的；美国政策从来不可以仅仅依靠权利政治。尼克松政府对待中国安全的重要性是认真的。在实际中，美国和中国交流了大量信息并在多方面领域合作。但是华盛顿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可能放弃针对另一个国家的战术自主权，不管多么重要。
水门事件的影响
正当美国和中国的战略构想将要重叠的时刻，水门事件危机险些使关系进步脱轨，这件事削弱了美国处理地缘政治挑战的能力。总统的倒台对北京来说不可理解，因为他开启了对中国的开放。尼克松的辞职和副总统杰拉德。福特跟上接班导致主动的外交政策失去国会支持。军费预算也备受争议。另外，还有对关键盟友土耳其实施禁运；和国会对情报部门展开公众调查。美国防止苏联在发展中国家冒险的能力也大大下降，因为国会通过了战权法。美国滑向一个国内瘫痪的位置上—一个非选总统面对不友好的国会—这给了苏联机会，有些中国领导人甚至认为这都是美国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在1975年处，国会行动制止了美中联手在柬埔寨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那是苏联包围圈中国的弱处。在那种气氛下，以中国的眼光看，缓和政策就变成毛所说的“影子拳击”，只创造外交进步的幻想，不是现实。中国领导人给美国人(也给许多西方领导人) 上课讲取悦苏联的危险。关于安全和合作的赫尔辛基会议特别成为中国批评的靶子，说它制造了一个稳定和平的假象。
准联盟的基础一直是中国相信美国对全球安全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北京是把美国当作反对苏联的堡垒而走进这一关系的。现在，毛和周开始暗示华盛顿的装怂实际是一个深局—让苏联和中国在一个设计好的战争中互相毁灭。不断增长地，中国责备美国比背叛还糟糕：无能。这就是在1973年年底事情的状态，那时中国内部阵痛又发作了，与我们的平行。
周恩来倒下
独裁制度下第二号人物的政治生存注定是困难的（伴君如伴虎）。对领袖（一号），需近之而不致有隙，远之而避嫌。没有一个毛的二号成功走过这条钢丝绳：刘少奇，前国家主席（1959-1967），在文革中入狱，后含冤而死；林彪也摔死在温都尔汗；两人在政治上和生命上都彻底结束。
周一直是我们所有会议的主要会见人。我们注意到在我们1973年11月的访问中，周像个影子，表现得比平常更谦恭，与毛若即若离。但是，在与毛的长达三个小时的长谈中，气氛补偿了这一点。那次是我们至今最广泛地讨论外交战略。结束时，毛送我到前厅，官方的新闻发布称主席和我“在友好的气氛下进行了意义深远的交谈。”
在毛的明显干预和支持下，所有的谈判都很快地圆满结束。最后的联合公报将反霸权的范围从“亚太地区”（写在1972年的上海联合公报上）扩大到全球。它确认了两国进一步在“最高层面”加深相互咨询。各方面交流和贸易将得到加强。双方联络处的规模将扩大。周说他将召回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阐明加强对话的性质。
当代中国历史学家指出这时四人帮对周的批评已经达到了危机临界点。我们从媒体得知正有一个批孔运动在发生但不知道这与外交政策和领导人问题有任何关系。在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周继续表现得一如往常泰然自若。在1973年11月一次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我说了我的观察印象：中国在个人行为和社会黏合力上唯一的、普世的、和通用的真理基本仍然是孔子学说；GC主义所做的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揉进那个真理中去。
我真想不起来我当时为什么作此评论。这个说法虽然还算比较准确，但没有考虑毛对孔子学派的批判，这样的人被毛指控为阻碍他的政策。周一听炸了，唯一的一次我看到他发火。他说，孔学是压迫阶级的宗旨，而共产主义是解放的哲学。带着不像他那样的坚韧，周慷慨激扬，无疑地是想载入记录，说给南希。唐（与JQ近的翻译）和王海蓉（毛的侄孙女，安插在周身边）听。
我的访问以中美关系的一个高潮结束。与毛的会谈不仅是最有实质性的，而且它的长度和礼遇，还有气氛热烈的联合公报都象征着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我离开的时候。周告诉我他认为这次对话是秘密之旅以来最有意义的：
周：我们祝你成功，并祝总统成功。
基辛格：谢谢你并谢谢你的晚宴，总是那么好。
周：这是你应该得到的。一旦上路，就像1971年，我们将坚定地走下去。
基辛格：我们也会。
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意义深远这个词描述你和主席的会晤。
此后不久，我们听说周癌症缠身，并被撤出日常事务管理。刚掀起的高潮落在了沙滩上。联合公报上所指的高层对话从来没有进行。几乎完成的经贸谈判亦嘎然而止。联络处主任返回北京四个月没有回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报告说双边关系处于“休眠”状态。一个月之内，周的命运改变—虽然不知其详—初现倪端。
后来的迹象表明，在1973年12月，这里描述的事件一个月以后，毛迫使周在政治局面前“斗私批修”，说明他的外交政策。在他身边安插的忠于毛的王海蓉和唐闻生批评周的政策对帝国主义太妥协。在同一个会上，邓（他那时被从流放中提拔回来作为周的可能替班人）作了总结批评：
“你的位置离主席只差一步。。。。其他人对主席，只看得见摸不着；你能即看得见又摸得着。我希望你永远牢记这一点。”
事实上，周被指责离得太近。
会议结束时，政治局对周作了如下公开的批评：
总的来说，（周）在与美国联盟中忘记了防止“右倾主义”的原则。这主要是因为他忘记了主席的教导。他高估了敌人的力量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他没有掌握用外交路线支持革命的原则。
到了1974年初，周作为政策制定者消失了，明显的原因是癌症。但是疾病不足以说明他的湮灭。中国官员不再提到他。在我1974年第一次与邓会谈时，他反复提到毛而对任何我提到周的地方充耳不闻。如果需要以前的谈判记录佐证，我们的中国对手只提1973年与毛的两次谈话。我只最后见到周一次，那是1974年12月，那时我带家人随我到北京访问。我们全家被邀见周。在一间医院，对我们来说更像国宾馆的地方，周避而不谈任何政治和外交话题，言声有些虚弱地说医生禁止他操心。会见只持续了二十分钟。那是一个小心编排的一出戏，明白地告诉我就中美关系与周的对话到此为止。
作为毛的最后忠实追随者终此一生，没有比这样的结局更令人心酸。周一直站在年迈的主席的身边帮他渡过一个又一个危机，在此过程中他不得不在景仰毛的革命领袖风采和他本人的更务实更人性的性格之间找到平衡。他生存下来完全是因为他不可缺少和他忠诚—太忠诚了，他的批评者说。现在，在潮水退却海岸线清晰可见时，灯塔被扳倒了。他从没像邓十年前那样偏离过毛的路线。与他打交道的美国人没有注意到他有任何不轨行为（背离毛的指示）（在任何一个事件中，毛好像都在监视过程的发展，夜读会谈纪要）。是的，周以完美无瑕的礼貌—尽管不是热情外露—对待美国代表团，那是建立可信的伙伴关系的先决需要，为了中国的安全困局。至少我认为他的行为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当务之急，而不是对我或任何美国人个人让步。
可以想象周已经意识到中美关系将是个永久的关系，而毛可能只把它当作一个战术阶段。周可能得出结论认为从文革废墟站起来的中国不会挺得住，如果不结束孤立与国际秩序真正融为一体的话。但这只是我个人从周的行为推测的。我们的对话从来没有达到在私人层面交流看法的程度。有些周的接班人对我提到周时爱称：“你的朋友，周。” 就算在字面的意思上—即使也许带有嘲讽的口气—我亦引以为荣。
周最后一次在公众眼前出现是在1975年，政治上跛行、面相清瘦、身患不治之症。他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国家事务的盛会。周在技术上仍是总理。他以措辞小心的辞句开始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和批孔运动，这两场运动都几乎摧毁他，但现在他仍高呼它们的影响“伟大”、“重要”、“意义深远。”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宣称他对毛的忠诚，他为毛忠心服务了四十年啊。但然后在讲话的中途，周就如顺着节目的自然逻辑似地表达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他回顾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前提出的一直沉寂的倡议：中国应该努力争取在四个基本方面—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实现“全面现代化”。周提醒说他发出这一号召—实际上驳斥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尽管这指示是何时何地如何下达的到现在也没搞清楚。
周倡导中国 “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周的听众不可能不意识到他不会活着看到这一目标的实现。但周的听众会永远铭记他的评估—部分预言，部分挑战—到了本世纪末，“中国将跻身世界经济大国之列。”在随后的年月里，听众中的一部分人甘冒严重的个人政治风险勇于推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开放。
与毛的最后一面：山雨欲来风满楼
1974年初，周的身影消失，邓登上舞台。虽然他刚从流放回来不久，他处理事务果断干练，好像中国领导人的这一秉性是自然赋予的，不久，他被提名为第一副总理。
到了那时，大连横概念被弃用了—还不到一年—因为它太类似传统的联盟，因而限制中国的行动自由。毛提出“三个世界”的概念取代了它，他命令邓在1974年的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将其发布。在这一新的世界视野中，美国和苏联属于第一世界。日本和欧洲属于第二世界。所有未发达国家组成第三世界，中国亦属于第三世界。
在这一视野中，世界事务在两国核大国冲突的阴影下进行。正如邓在他的讲话中说：
因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解的；或者其中一个力量超过另一个，或者被超过。他们之间的妥协和相互勾结只能是部分的、暂时的、和相对的，而他们之间的竞争则是全面的的、永远的、和绝对的。。。。他们可能达成某些一致，但是他们之间的一致只能是虚伪和欺骗。
发展中国家应该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这一冲突：两个超级大国已经“制造了他们自己的对立面”， “引起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们的反抗。”真正的力量不在美国和苏联一边；相反“真正的力量是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三个世界理论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恢复了中国的行动自由。它暂时把自己与两个超级大国区分开来。它给中国在发展中世界发挥更主动、更独立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它给了中国更大的战术灵活性。仍然地，它还不能解决中国的战略挑战，如毛在1973年两次谈话中说到的：苏联正在威胁东西方；中国为了发展经济需要加人到世界中去；并且中国和美国必须保持一个准联盟关系，即使两国国内的发展向两国政府施加相反的鸭梨。
是激进分子获得了足够的毛的影响把周排挤掉的吗？仰或毛利用了激进分子推翻他的第二号人物，就像以前那样？无论答案是什么，毛需要玩三角关系。他一方面同情激进分子，但一方面他又是重大战略家，怎能放弃美国安全网？相反，他要加强它，只要美国还是有用的伙伴。
1974年11月美国愚蠢地同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福特总统和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峰会，使中美关系变得复杂。这是以纯粹的现实理由决定的。福特，作为新总统，想与他的苏联对手相见。若去欧洲，他不能不见那些巴望他的欧洲各国领袖，这样就会塞满福特的日程。对日本和韩国的总统访问已经在尼克松时期就订好了；24小时溜边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不会占去总统多少时间。在这一计划过程中，我们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被俄罗斯在一百年前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强夺的，而且它正位于俄罗斯远东，正是那里几年前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促使我们改变中国政策。技术上的方便无意中压倒常识。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件事上中国激怒了，在我1974年12月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赶到北京时明显地感觉到。唯有这次，毛没有会见我。（因为没人可以求见主席，所以不见也可以解释为忽略而不是给脸色看。）
抛开走错步不说，美国依然承诺尼克松政府宣誓的战略；不管中国和美国的国内政治如何浮动。万一苏联攻击中国，我服务的两届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德。福特都会强烈支持中国并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打败苏联的冒险行动。我们也决心保卫国际平衡。但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保持与两个共产巨人同时对话的能力，美国利益和全球和平能够得到最好的保证。分别离他们两个比他们之间更近，美国就有更大的外交灵活性。
在这一国际国内环境下，我的最后两次与毛的谈话发生在1975年10月和12月。当时正值福特总统第一次访华。第一次是准备两国领导人的峰会；第二次是实际在他们的谈话之中。在这两次谈话中，这位行将就木的主席总结了他最后看法，同时也展示了他巨大的魄力。他在会见尼克松时就身体不恙，现在他已病入膏肓。他需要两个护士把他从沙发上扶起来。他几乎不能说话。中国话是带音调的语言，衰老的毛让他的翻译把他的喃喃话语写在之上给他看，毛在翻译前点头或摇头。尽管语音不详，毛将两场谈话进行得非常清晰。
更为显著的是这场在坟墓边缘上的谈话暴露了毛心中的不安。毛的话语讽刺、犀利、惊人而又相互关联，把一位老革命者的最后信仰和复杂战略构思结合在一起。在1975年10月21日的谈话中，毛首先挑战我前一天对邓说的陈词滥调—意思是中国和美国谁也不求谁。毛说：
“如果两边谁也不求谁，那你还来北京干嘛？我们还见你和总统干嘛？”
换句话说，善意的抽象表述对这位继续革命的倡议者是没用的。他仍然想找到一个共同的战略，作为战略家他认识到优先选择的必要，即使可能暂时地耽误中国的历史目标。因此，他又主动提出前一次会议作下的保证： “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是大问题。”就像习惯性地，他以结合他的特征性的异想天开、冷漠耐心、暗含威胁、和即油滑又深奥的语句把他的必要推向极致。毛不仅在以前与尼克松会谈时表示过耐心，他现在继续表现那样，而且他不想把关于台湾的争议和保持全球平衡的战略搞混。因此，他作出了令人感到吃惊的断言—中国现在不想要台湾：
毛：台湾还是在你们手里好。如果你现在就还我，我也不想要，因为要不起。那里有一大帮反革命分子。一百年以后我们将要回它（打手势），并且我们不惜为此一战。
基辛格：不用一百年。
毛：（作用手数数状）很难说呀。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很难说。（以手指天）等我到天堂见上帝的时候，我会对他说现在台湾有美国罩看着好。
基辛格：他从你嘴里听到这话一定会大吃一惊。
毛：不会的，因为上帝降福于你们，不是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摆摆手）因为我就是个军阀，还是共产党。那就是为什么他不喜欢我。（用手指着在座的三个美国人）他喜欢你、你还有你。
不过，这段话显示出在获得国际安全权这一问题上的紧迫性：毛认为，中国已跌落到美国优先考虑的五个世界权力中心的最后一位，苏联骄傲地站在第一位，其次是欧洲和日本：
“我们看到的是你们正在我们的肩膀上向莫斯科跳过去，现在这双肩膀没用了。你看，我们在第五位。我们是小手指头。”更进一步，毛声称，欧洲国家虽然能力高于中国，却被淹没在他们对苏联的恐惧之中，他以寓言总结道：
毛泽东：这世界并不安宁，山雨欲来风满楼。暴雨将至劳燕飞。
唐：他[主席]问我英语如何说 “燕子”，什么是“Sparrow（麻雀）”。然后我说这是不同的鸟类。
基辛格：是的，但我希望我们对暴风雨比燕子对暴风雨有更多一点的影响。
毛：有可能推迟暴风雨，但很难阻挠它的到来。
当我回答说，我们同意暴风雨即将到来，但我们可以行动到最佳生存位置，毛用了一个铿锵有力
声的词回答：“敦刻尔克。”
毛阐述了美国在欧洲的军队没有强大到足以抵制苏联的地面部队，而公众舆论将反对使用核武器。他拒绝了我的美国在欧洲防御上一定会使用核武器的判断：
“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你的可能性，另一种是纽约时报的（指纽约时报记者德鲁。米德尔顿所著《美国可以赢得未来战争吗？》，这本书质疑美国在欧洲与苏联全面战争能够获胜）。主席又接着说，无论如何，这并不要紧，因为在两种情况下中国都将不会依赖其他国家的决定：
我们采用的是敦刻尔克战略，也就是说我们将允许他们占据北京，天津，武汉，上海，通过这样的战术方式，我们将胜利，敌人将被击败。两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这样进行的，胜利是在以后获得的。
更为显著的是这场在坟墓边缘上的谈话暴露了毛心中的不安。毛的话语讽刺、犀利、惊人而又相互关联，把一位老革命者的最后信仰和复杂战略构思结合在一起。在1975年10月21日的谈话中，毛首先挑战我前一天对邓说的陈词滥调—意思是中国和美国谁也不求谁。毛说：
“如果两边谁也不求谁，那你还来北京干嘛？我们还见你和总统干嘛？”
换句话说，善意的抽象表述对这位继续革命的倡议者是没用的。他仍然想找到一个共同的战略，作为战略家他认识到优先选择的必要，即使可能暂时地耽误中国的历史目标。因此，他又主动提出前一次会议作下的保证： “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是大问题。”就像习惯性地，他以结合他的特征性的异想天开、冷漠耐心、暗含威胁、和即油滑又深奥的语句把他的必要推向极致。毛不仅在以前与尼克松会谈时表示过耐心，他现在继续表现那样，而且他不想把关于台湾的争议和保持全球平衡的战略搞混。因此，他作出了令人感到吃惊的断言—中国现在不想要台湾：
毛：台湾还是在你们手里好。如果你现在就还我，我也不想要，因为要不起。那里有一大帮反革命分子。一百年以后我们将要回它（打手势），并且我们不惜为此一战。
基辛格：不用一百年。
毛：（作用手数数状）很难说呀。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很难说。（以手指天）等我到天堂见上帝的时候，我会对他说现在台湾有美国罩看着好。
基辛格：他从你嘴里听到这话一定会大吃一惊。
毛：不会的，因为上帝降福于你们，不是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摆摆手）因为我就是个军阀，还是共产党。那就是为什么他不喜欢我。（用手指着在座的三个美国人）他喜欢你、你还有你。
在此期间，毛泽东勾画出他的国际视野围棋盘。欧洲是“过于分散，过于宽松”; 日本渴望成为小霸权; 德国的统一是可取的，但只有在苏联变弱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而“不战就不能削弱苏联”，至于美国，“它没有必要以这种方式处理水门事件”—换句话说，用国内争论毁灭一个强势总统。毛泽东邀请国防秘书长詹姆斯。施莱辛格访问中国—也许作为福特总统访问一行的部分—在那里他可以参观接近苏联的边境地区，如新疆和满洲。这大概是为了检验美国是否甘冒与苏联对抗的风险。毛想让中国插话到美国的国内讨论中，这个企图也不太婉转，因为施莱辛格曾被报道说挑战现行的缓和政策。
部分困难是看法的角度。毛知道他活着的时间不太长了，所以他着急确保他的景愿会最终占上风。他带点儿老年忧郁，但还有智力知道他的局限性，尽管尚未完全准备好如何面对，对他来说，选择的范围在缩小，实施的手段在消失。
毛：我现在82岁了。（指着基辛格国务卿）你多大年纪？50也许。
基辛格：51。
毛：（指着邓副总理）他71。（挥舞着双手，我们都死了以后，我自己，他（邓），周恩来，叶剑英，你还仍然活着。看到了吗？我们这些老的不行了。我们是做不出来啦。
他补充说，“你知道我就是给游客展览的。”
但无论他的身体如何衰老，体弱的主席永远不停留在被动的地位上。当这次会议快要结束时—这通常是邀请调解姿态的一个时刻—他突然藐言四溅，坚定他的革命意志不变性：
毛：你不知道我的脾气。我喜欢人骂我（提高了嗓门，并用手敲击他的椅子）。你必须说，毛主席是一个老官僚，在那种这种情况下，我会加快和你见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赶快见到你。如果你不骂我，我不会见你，我会平静地睡大觉。
基辛格：这是我们很难做到的，特别是叫你官僚。
毛：我批准 [砰，用他的手敲他的椅子]。当所有外国人踢桌子和诅咒我时，我会只有高兴。
毛将威胁元素进一步升级，甚至用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干预吓唬我：
毛：联合国通过了一项由美国提出的决议，其中声称中国对朝鲜侵略。
基辛格：这是25年前。
毛：是的。所以它不直接与你挂钩。那是在杜鲁门时期。
基辛格：是的。那是很久以前，我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触摸他的头顶] 但决议尚未取消。我仍然戴着这顶“侵略者” 的帽子。我同样认为，这是最大的荣幸，没有其他荣誉比得了。好，非常好。
基辛格：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改变联合国决议了？
毛泽东：不，不要这样做。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这一请求。 。 。 。我们没有办法否决。我们确实犯下侵略中国[台湾]，还有朝鲜。请你协助我公开声明，也许在你的简报上，行吗？ 。 。 。
基辛格：我想我会让您把它公开。我可能无法做出历史正确的说法。
毛至少要表达三点：首先，中国准备好了独立作战，就像它在朝鲜战争中反对美国和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苏联。其次，他重申了从这些对抗中发展出来的不断革命原则，不管它对超级大国如何缺乏吸引力。最后，如果他在目前的事业上遭到挫败，他会毫不犹豫地返回原先的态度。对毛泽东，向美国开放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
毛的冗长意见反映了深刻的矛盾心理。没有人比行将就木的主席更好了解中国的地缘政治的必要性。在那个历史时刻，对中国来说，它与自力更生的传统观念发生冲突。无论毛对缓和政策如何批评，美国承受着对抗苏联的冲击和大多数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军事开支。这些都是中国安全的先决条件。我们在重建与中国的关系的第四个年头。我们同意毛的总战略。但（美国）不可能委托中国执行，毛知道。但也正是那个灵活度空间，毛坚决反对。
同时，为了确保世界知道这一关系的持续性并据此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的的一份声明宣称毛“在友好气氛中和基辛格博士进行了交谈。” 在照片配图上，这一积极的表态得以一个微妙的角度来看：它表现了一个微笑的毛泽东，站在我和我的妻子身旁，但手指指点着，暗示美国也许需要一些仁慈的教诲。
我总是很难总结出毛的简约精辟的比喻句所代表的意思，有时真的很难理解它们。在一次给福特总统的口头报告中，我形容毛的姿态“令人景仰”，并提醒他，这些人就是领导了长征的人（跨越艰巨的地形和在频繁的攻击下，为期一年的战略撤退，使得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在内战中得以保存）。毛的意见主旨不是关于缓和而是三角关系哪一方能不被不断涌现的危机浪潮吞噬。
正如我告诉总统福特：
我向你保证，如果我们进入与苏联对抗的状态，他们会攻击我们和苏联并吸引第三世界团结在他们的周围。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对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最有利的—反之亦然。我们的弱点是这个问题—他们看到我们在缓和上有麻烦。那会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
温斯顿。洛德，那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和我的秘密访问策划人以及稍后中国政策的主要策划者，对毛的暧昧意见添加了微妙的注解，我把它转达给总统：
主席的基本信息和主题思想是明确的。它们清楚地构成了基辛格访华的战略框架，这也的确为我们的关系在过去几年的发展奠定了基调。但是还有几个神秘的通道不清楚。目前的趋势是深挖精妙之处，也就是主席的简洁朴实的散文式语句背后的更深层含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大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其他方面，也许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可能就是一个老年人漫无目的地徘徊了一会儿。 。 。 。仅举一个含糊不清的例子：“你有办法帮助我治疗我现在的口齿不清吗？”这基本上是小谈自己的健康。但非常值得怀疑他是在认真地寻求医疗援助。那这是不是说主席的意思是他的声音在中国（或世界）没人听了，他的影响力正在受到规限，并且他希望美国通过我们的政策帮助他加强他的地位呢？他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在更大的意义上“讲清楚”？
当时，我认为洛德的意见可能有些牵强。在那以后了解了更多的中国内部动作，现在我认为，毛的意思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的。
不管怎么说，为福特访华铺路的10月之旅是在一个非常寒冷的气氛中进行的，反映了中国国内的紧张局势。它似乎没大希望，所以我们把总统的访问从五天减少了到三天，把北京以外的两个地方取消了，代之以对菲律宾和印尼的短暂访问。
在我从中国回来那一天，施莱辛格已被解雇国防部长一职，由唐纳。拉姆斯菲尔德取代。我是事后被告知的，我确实希望它不会发生：我相信它会在华盛顿外交政策上产生争议，挑战我们目前正在从事的外交过程。事实上，施莱辛格的解雇与毛邀请他访问中国毫无关系。福特的举动是为即将到来的政治战役加固舱板，他一直对尖刻的施莱辛格感到不舒服。但是，毫无疑问，中国领导层的一些人把施莱辛格的解雇当作对中国嘲讽的示范性回绝来解读。
几个星期后，12月的第一周，福特总统对中国进行首次访问。在福特访华期间，中国内部的分裂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文化大革命”的建筑师之一，在一次观看体育比赛的接待中只出现过几分钟。她依然强大，在她明确地短暂停留中，她表现出自己孤傲和冰冷的礼貌。 （她在尼克松访华时曾现身陪观她主导的革命芭蕾。）
毛与福特会谈了近两个小时，将中国领导层内的分裂讲明白。从他五个星期前接见我时算起，毛的病情似乎有点恶化。不过，他决定与美国的关系需要一点升温，并以诙谐的开场白转达这一意思：
毛：你的国务卿一直在干涉我的内政。
福特：请你告诉我。
毛：他不允许我去见上帝。他甚至告诉我违抗上帝给我的命令。上帝已经给我发邀请，但他[基辛格]说，不要去。
基辛格：如果他去那里，那个组合太强大了。
毛：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基辛格]。他是反对上帝。他也破坏我与上帝的关系。他是一个非常勐的人，我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服从他的命令。
毛继续观察，他预计美中关系在未来两年内“没有大事情”发生，即在1976年总统大选期间及其余波。 “也许之后，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好一点。”他的意思是会出现一个更加团结的美国，或届时中国的内部斗争已经完结了呢？他的话暗示他预计福特总统期间的中美关系是摇摇欲坠的。
对中美关系裂痕的更有意义的解释是跟中国的内部情况有关。福特说对北京驻华盛顿联络办公室主任（黄镇）的工作表示赞赏并希望他会留下来，毛抓住了福特的评论说：
“有一些年轻人对他[黄大使]有一些批评。这两个人[王和唐] 也对乔老爷（乔冠华，译者注）有一些批评。这些人不好惹。否则，你会落在她们手里难受—这是一场内战。现在还有很多大字报。你也许可以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看看它们。”
如果毛的翻译员，南希。唐和王海容，她们与毛的妻子走得近，反对外长和事实上的驻华盛顿大使，事情就严重了，说明内部的分裂已经达到了最高层次。毛管外交部长叫“乔老爷”—这意味着外交部长是儒家—也是国内分裂的另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有大字报—这是文革惯用的用大字体宣传意识形态运动的方式—在大学贴出来，说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方法和论点正在开始重新复燃。在这种情况下，毛提到可能的内战可能已经超过了讲话的暗示。
福特，以中西部简单直接的脸面掩盖他精明的城府，选择忽视这一分裂迹象。相反，他假装周时代的中美关系基础仍然有效，想把自己推进对世界问题的逐案讨论之中。他的基本主题是，美国正在采取防范苏联霸权的措施，他邀请中国具体合作，特别是在非洲。毛在三年前曾拒绝了尼克松比这少得多的要求。无论是福特的装傻解除了毛的武装，或是毛泽东本来就准备全面战略对话，这一次，他加入了，并给予他的特征性的讽刺评论，尤其是关于苏联在非洲的行动，这证明他对细节仍然了如指掌。
在谈话的最后，毛提出了一个有点奇怪的请求，要我们帮助提高中美关系的公共姿态：
毛：。 。 。现在有些报纸报道形容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也许你应该让他们有点故事，也许给他们作个报告。
基辛格：两边都是。他们在北京也听到了一些。
毛泽东：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干的。那些外国人提供了简报。
没有时间去询问到底哪个外国人有这样的地位作新闻发布，让媒体相信。这个问题按往常毛可以用命令发表一个积极的联合的办法去解决，假设他仍然有能力以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的一派。
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没有任何实际后果接踵而至。我们发现，联合公报草案—大概是由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监督—是无益的，如果不是挑衅性的话。我们拒绝接受它。显然，一个重大的权力斗争正在中国境内进行。邓小平，虽然对我们对苏联的战术持批评态度，是希望保持周和毛建立起来的中美关系的。同样明显的是，权力结构中的某些群体正挑战这一事业。邓小平打破了僵局，以他政治局常委（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能力发表声明，肯定了福特访华和中美友谊的重要性和实用性。
会议几个月之后，中国的分裂浮现在平面图上。取代了周总理的位置但没有被授予官衔的邓又遭到攻击，可能是十年前流放他的相同力量。周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外交部长乔冠华表现出对抗性。周的丝绸拂面式的风格走向合作被嘲弄式的僵持所取代。
潜隐的对抗一触即发。例如，1975年10月，在我访华的欢迎晚宴，乔在美国的电视采访面前发表了满口喷火的敬酒词，斥责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这违反了外交礼仪并与迄今对美国代表团的敏感处理方式相差万里。当时我的回答亦针尖对麦芒，这时电视电源被关闭了，使我的话无法广播出去。
第二天，邓小平邀请美国代表团在北京附近的西山野餐，那里是中国领导人居住的地方，这不在原先的时间表上，但气氛与双方开放以来所有会议的特征相同，即慰问式的。
当周于1976年1月8日逝世时，事情到了沸点。在4月大致与清明节（扫墓节）重合的时间，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参观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向周致敬并留下悼念的花圈和诗词。人民的悼念词揭示了对总理的深深景仰和对他代表的秩序和适度原则的渴望。有些诗隐晦地批评MAO和JQ（使用人们喜爱的历史比喻技术）。这些花圈和悼念词一夜之间被清除，导致警察和悼念群众之间的对峙（被称为1976年“TAM事件”）。四人帮说服毛，是邓小平的改革倾向导致反革命抗议。第二天，四人帮组织了反示威。公开悼念周恩来的两天以后，毛泽东免去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代理总理的位置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接任。日期：2011-09-07 08:42:13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遥远。老布什（前北京联络处主任）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汤姆。盖茨，前国防部长，被任命为北京联络处主任。华国锋四个月没有接见他，当华接见时，也是用规定好了的，或正规的，套语。一个月后，在7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一名“四人帮”的主要成员和普遍认为瞄着总理位子的有领导力的男子，借接待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休。斯科特访问之际，摆出了一个对台湾极其好战的姿态， 相当违背毛告诉我们的意思：
我们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从台湾问题出现那一刻起，它就是一个缠绕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应该把它解下来。如果你们不做，解放军将把它砍下来。这将对美国和中国人民都好—我们是慷慨的—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刺刀帮助美国解决问题—也许这听起来并不愉快，但就是那么回事儿。
“四人帮”正在把中国推向一个方向，让人想起文革和毛派对赫鲁晓夫的挑战风格。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终于向他的疾病屈服，他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他的成就和预感，他的伟大和残酷，以及他扭转乾坤的大视野。他留下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百炼成刚。他淘汰了旧制度的原始遗迹，清除了改革路上的杂草，尽管后来的改革主席从未打算过。如果中国保持统一并成为二十一世纪的超级大国，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仍然HOLD住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但受人尊重的秦始皇式皇帝，他本人亦尊敬这个皇帝：建立王朝的独裁者将中国拖入下一个时代，征召其庞大人口开展国家消耗行动。后来一些人认为毛的过分举动是必要的恶行。对于其他人，毛给他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大大超过他的成就。
有两股政策一直在毛统治下的动荡中互相竞争。一个是革命的推力，它把中国当作一个道德和政治力量，在世界上树立一个可敬畏的榜样，坚持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出去。另一个是地缘政治的中国，冷静地评估世界趋势并操纵它们取得自身优势。中国在她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寻求联盟，但也跃跃欲试地挑战整个世界。毛泽东领着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操纵着相互竞争的国内派系、敌对的超级大国、一个左右摇摆的第三世界和疑心重重的邻国。他设法使中国参加相互重叠的每个同心圆体系，但自己不对任何一个承诺。中国在战争、紧张和疑虑中屹立不倒，其影响力不断增长，并在最后，它成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她的GC政体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下生存下来。毛以可怕的成本取得了这一切，他依靠中国人民的坚韧和毅力，他利用他们的耐力和凝聚力，但把他们作为他的GC大厦的基石，他又往往对他们不耐烦。
在毛走近他生命终结的时候，他擦着边挑战美国设计的世界秩序，坚持定义自己的战略战术。他的继任者分享他的中国强大信念，但他们并不认为中国能够仅仅依靠意志力和意识形态上的承诺实现其独特的潜力。他们寻求自力更生，但知道光有激情是不够的，所以他们把他们的精力致力于国内改革。这场新的改革浪潮把中国带回周执行的外交政策—其特征就是在她漫长的历史上首次将中国与全球经济和政治趋势连接起来。这项政策将体现在十年内两次被打倒并第三次从内部流放返回的一个领导者身上，他的名字：邓小平。
第十二章 不倒翁邓小平
只有那些经历过毛式中国的人才能完全理解邓小平所锻造的变型。西方民主国家睁大眼睛看着中国繁华的城市、繁忙的建设工地、交通网络、和非GC式的经济增长率。虽然偶尔受通货膨胀威胁而处于两难困境，但却是阻挡全球经济衰退的最后堡垒。所有这些在以毛式农业公社为主体的单调中国时代都是不可思议的，那时经济停滞，人们穿着标准的毛装从毛的语录“红宝书”中汲取思想热情。
毛破坏了传统的中国，留下一个废墟和零碎的砖头瓦块。邓小平拿出胆略调动了中国人民个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加速建设现代化。他废除人民公社，促进省级自主权，发展了他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着最大的外汇储备量，多个城市拥有比纽约帝国大厦更高的摩天大楼，这些见证了邓小平的设想、毅力、和常识。
邓的第一次重返舞台
邓小平的权力之路大起大落 （几乎不可能）。1974年，当邓小平成为美国的主要对话者时，我们对他知之甚少。他一直在共产党强大的中央委员会作总书记，直到他于1966年被逮捕，被控“走资派”。我们的情报了解到，在1973年，由于毛亲自干预，顶着中央委员会中激进分子的反对，他被恢复工作。虽然返回北京后江青曾公开冷落他，他显然受到毛的重视。一反常态，毛对邓小平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屈辱道了歉。同样一份报告也告诉我们，在对澳大利亚科学家代表团讲话时，邓小平一语切入主题，这后来成为他的商标。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他说，需要科学交流和学习先进国家，如澳大利亚，这种直白的承认中国领导人迄今从未作出。邓小平甚至建议澳大利亚的访客在旅途中不仅要看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也要看中国落后的一面，这是中国领导人的另一个前所未有的评论。
在1974年4月，邓小平抵达纽约，作为一个技术上以外交部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大会特别会议。当我邀请中国代表团共进晚餐时，一眼就看出谁是高级成员，更重要的，虽然我们的情报报告声称他远未被恢复到高位以减轻周恩来的负担，邓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驱逐了周。几次友好性地提起周的言语被忽略了，提到总理的评论被引用毛类似的谈话加以回答。
此后不久，邓小平被任命为负责外交政策的副总理，很快地，他又被提升为第一副总理，负责监管国内政策—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取代周，而周现在基本上就剩一个象征性的总理头衔。
在1966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不久，邓小平就被剥夺了他在党和政府的职位。后来的7年中，他先在一个陆军基地呆过，然后流亡到江西，种植蔬菜和作为体力劳动者在拖拉机修理厂干“半班倒”。他的家人被认为思想上不正确，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他的儿子邓朴方受红卫兵的折磨被从北京大学的校楼上推下去。虽然他摔坏了背部，医院拒绝医治。他后来在高位截瘫的折磨中活过来。
中国人民的非凡优点之一就是有许多人能够保持他们对社会的承诺，无论受到多少痛苦和不公正待遇。我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从来没有自告奋勇地诉苦，当我问时，他们的反应也多是一语带过，提供最低限度的信息。 文化大革命被当作—有点挖苦性地—一种自然灾害而不得不忍受，但不是拖住他们今后生活的拌羁。
对他本人来说，毛似乎也以同样的态度思考。由他本人或他的命令造成的痛苦不一定是对受害人的最后判决，他认为是净化社会的必要，也可能是临时的。毛泽东似乎已经考虑把许多流放的干部作为一种战略储备。在1969年，当他需要计策考虑中国如何面对国际危机时，他召回了流放的四位元帅。这也是邓如何返回到高等办公室的方式。当毛决定放弃周时，邓是战略储备中的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国家管理者。
习惯了毛的哲学抽象和间接典故和周的优雅的专业风格，我需要一段时间调整适应邓的尖刻、不尚空谈、偶尔的讽刺感叹、以及他突出的实用性和对哲学的不屑。邓身材紧凑结实，他进入一个房间就像被一股旋风，准备好了马上谈生意。邓很少在寒暄上浪费时间，他也没有觉得有必要用寓言比喻软化包装他的言论，像毛习惯的那样。他不像周那样用关怀包裹一个人，对我，他也不像毛那样把我当作哲学家，在同行队伍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是毛认为值得关注的哲学家。邓小平的态度是。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谈国家生意，都足够成年应付唇枪舌剑而不参杂个人感情。周懂英语不用翻译，偶尔还会用英语发言。邓小平对我形容自己是个“土包子” ，并承认 “语言很难。当我还是一个学生在 法国时，我从来没有学过法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个强悍的小个子产生了巨大的敬意，他有着忧郁的眼神，在经历过非同寻常的沧桑后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信念和分寸，假以时日，他将翻新他的国家。在1974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邓冒着个人风险—因为毛仍然坐镇—开始为现代化作时尚设计，使得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T台上以经济超级大国的风姿出现。
还记得一个笑话，说D上红旗轿车不弯腰。。。
现在，真的很佩服他们的使命感日期：2011-09-08 21:14:29
1974年，邓小平从第一次流放回来时，他没有表达一点会留下历史性后果的自以为是。他不像毛那样阐述宏大的哲学思想，他也不提出穿透中国人独特命运的观点。他的言论似乎跟大街上的行人一样，关心许多实际问题的细节。邓小平谈到了军队的纪律性和冶金部的改革。他发出呼吁，增加每天装载铁路运输车辆的数量，禁止售票员在工作时间饮水并规范他们的午餐时间。这些都是技术性的，不是形而上学的演讲。
在文革后期有毛和“四人帮”的存在，明目张胆的实用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大胆的声明。十年来，毛和“四人帮”主张无政府就是社会组织，无休止的“斗争”就是国家净化的方式，以及在经济和学术上很暴力很业余就是正统。文革把思想热情追求当作真实的奖章，邓小平召唤秩序、专业性、和效率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命题，其实这些几乎都是发达国家的标签。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年青年民兵的狂躁并几近破坏邓小平的事业和家庭。他的务实的实事求是风格把中国从想抄历史近道的梦中唤醒—世界进程一直是由充满宏图大略但又现实可行者完成。
1975年9月26日，在题为 “应优先考虑科学研究”的报告中，邓打出了几个主题旗帜，后来成为他的商标：需要强调科学技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语，译者注）；中国劳动力的再专业化；和鼓励个人才华和主动性—这些正是被政治整肃搞瘫痪的素质，文革模式是以意识形态为理由提拔不称职的人。
总之，邓小平试图一劳永逸地结束十九世纪以来一直激烈辩论的问题—中国向外国学什么，如果指任何事情的话。邓小平坚持中国强调专业能力在政治正确性以上（甚至鼓励个人在专业上“白专”的 追求），并奖励在他们所选择的领域中表现出色的个人。这是强调社会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过去几十年中政府官员和工作单位（组织）决定了个人的教育、专业选择和私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毛泽东把问题摆在意识形态寓言的平流层，而邓小平让意识形态追求服从专业竞争力：
目前，一些科研人员参与派系斗争，没有精力花在研究上。有些人只能私下从事研究工作，就像犯罪一样。 。 。 。如果有一千个这样的人才，他们的权威普遍得到世界的公认，那将是 对中国大大有利的。 。 。 。只要他们是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工作，这些人就比那些从事派性活动并妨碍他人工作的人更有价值。
邓小平把传统中国的优先考虑定义为“实现巩固、稳定和团结的需要。”虽然因为毛仍然活着，“四人帮”还具有影响力，邓不在最高权力的位置，但是邓小平仍直言不讳地讲需要克服当前的混乱局面和“把事情整顿好”：
目前有必要把各个领域的事情整顿好。农业和工业必须整顿，文学和艺术上的政策需要调整。调整，实际上也意味着把事情整顿好。通过把事情理顺，我们要解决存在于农村、工厂、科学技术、和其他所有领域的问题。我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在几个领域中这样做的需要，当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时，他给予同意。
当毛“给予同意”时，毛事实上批准了什么还是含糊的。如果邓小平被召回是多了一个从思想上替代周的选择，结果是相反的。邓如何定义秩序和稳定仍然受到“四人帮”的激烈挑战。
伟人倒下—华国锋接班
在邓小平完全推行他的改革方案之前，中国的权力结构发生剧变，他本人遭第二次清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屈服于他与癌症的长期斗争。他的逝世，引起公众悲痛的流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邓小平借1月15日周恩来葬礼之际，以歌颂他的人性素质悼念他：
他一生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团结干部群众，并坚定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广泛和密切的联系，并表现出对所有同志和人民的无限热忱。 。 。 。我们要学习他的优良作风—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勤勤恳恳的工作方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几乎所有这些素质—尤其是对团结和纪律的奉献—在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均受到批评，后来，周的权力被拿掉了（虽然他仍保持头衔）。因此，邓小平的悼词是一个相当大的勇气行为。在纪念周的示威后，邓小平再次从他的办公室被清除。他逃避了被逮捕是因为解放军在军事基地上保护了他，先在北京，然后在中国南方。
五个月后，毛泽东去世。他死亡之前发生了灾难性的唐山大地震（按人一些中国的看法，这是预示性的）。
随着林彪的垮台和周恩来和毛泽东在短短期间内相继去世，党和国家的未来被敞亮大抛开。在毛之后，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与他可比的指挥权威。
因为毛不信任“四人帮”的野心，也可能是适合性，他设计了华国锋的崛起。华是一匹黑马，他在北京办公室的时间不够长得足以代表什么特别的身份，除了接替毛。毛首次委任华为总理是在周去世时。在此后不久毛去世时，华国锋继承他的DZY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虽然不一定是他的权威。随着他步入中国领导人的行列，华采用了毛的个人崇拜方式，但他很少表现出他的前任那种个人魅力。华命名了他的经济计划“大跃外”，是50年代毛的灾难性的工业和农业政策的一个不幸的回声。
华对后毛时代中国政治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在1977年2月他颁布了“两个凡是” 方针： “凡是毛主席的政策，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照办。”这个原则很难说是他急于保护自己而筑的城墙。
我只有两次会见华，第一次在北京，1979年4月；第二次在1979年10月，那时他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两次相遇中，华的表现和他最终消失在遗忘之中存在相当大的反差。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他的谈话记录中肯定也是这么说的。 华进行谈话就像一个标准的中国高级官员在与外国人会谈时一样显示他的保证。他了解情况并充满信心，或可说他少了周的光泽和没有毛的刺骨讽刺。没有理由认为，华会突然消失，就像他出现突然那样。
华缺乏的是一个政治团体。他被空降到权力位置是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相互竞争的主要派别，即四人帮或周/邓温和派。但是，一旦毛消失了，华试图将不加批判地坚持集体化和阶级斗争与邓的经济和技术现代化相结合，因此从矛盾的最高峰跌下来，四人帮和毛派分子反对华 不够激进，邓和他的支持者在时间上越来越公开地排斥华，认为他不够实用主义。他在决定民族命运的问题上受邓的排挤，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尽管他在技术上仍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但在从巅峰滑落之前，华执行了一个后果影响深远的行动。在毛逝世一个月后，华国锋联合温和派和高层次的文革受害者一举逮捕了“四人帮”。
邓的雄起—“改革开放”
在这种高度流动的局势下，邓小平在1977年第二次从流放中走出来，开始构建中国现代化的景愿。
邓开始的位置在官僚体制意识里是不能更不利了。华拥有所有的关键办公室，这是他继承了毛和周的：他是共产党的主席，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他有明确得到毛的赞许的好处。（毛泽东对华说了一句名言：“你办事，我放心。”）邓小平恢复了他以前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职位，但他在正式等级的各个方面都是华的下属。
他们在外交政策上的看法是相对平行的，但他们对中国的未来的看法惊人地不同。在1979年4月访问北京时，我曾与两位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两人都提出自己的经济改革想法。这是我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经验中唯一的一次，哲学和实践的分歧明显表示出来。华描述的经济计划是—在一个无所不包的五年计划框架内—用传统的苏联方法刺激生产，强调重工业，改善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提高机械化和使用化肥。
邓小平拒绝了所有这些正统。他说，人民需要给予他们生产的股份。消费品优先于重工业，中国农民的聪明才智要得到解放，共产党要少干预，政府要放权。谈话持续了整个宴会，是那种摆着几个圆桌的。我坐在邓的旁边。本来应该是晚宴谈话，我却提出集权与分权之间平衡的问题。邓小平强调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显著的国家权力下放的重要性。他说，但是这不是主要的挑战。中国必须引进现代技术，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将被送到国外（“我们不害怕接受西方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弊端将一劳永逸地结束。虽然邓小平没有提高他的嗓门，我们周围的餐桌已经安静下来。其他在场的中国人都坐在自己的座位边，全神贯注地听这个老人概述他对未来的愿景。 “我们这次必须做对了，”邓小平下结论。 “我们已经犯了太多的错误。”不久后，华从领导层隐退。在未来十年的过程中，邓小平实施了他在1979年宴会上的讲话目标。
邓占了上风，因为几十年来他已经建立了党内特别是解放军的联系，加上他的政治操作技巧远远大于华。作为几十年党内斗争的老战士，他学会了如何使思想论点为政治目的服务。在此期间，邓小平的讲话是思想灵活性和政治歧义的杰作。他的主要策略是“实事求是”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一命题在毛泽东去世前很少得到升华。
邓像中国权力的每一个竞争者一样，小心地把自己的想法当作毛的经典言论详细阐述，解放性地引用主席的讲话（或说有时巧妙地断章取义）。至少从60年代中期，毛没有特别强调任何实际的国内方案。他一般会认为意识形态盖过甚至可能压倒实践经验。断章取义地处理毛派正统的不同片段，邓抛弃了毛的继续革命。在邓的解释中，毛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
同志们，让我们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不是真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些根本的原则过时了吗？它会变得过时了吗？我们如何能真正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我们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会将我们带向哪里？
在卫冕毛派正统的基础上，邓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声明，因为它意味着毛泽东是万无一失的，即使是伟大的舵手本人也没有如此声称。 （另一方面，在毛活着的时候，也很少有人敢断言他的错误。）邓引用了毛对斯大林的判断公式，他有70％是正确的，30％是错误的，建议毛本人可能也值得三七开（这很快成为党的正式政策，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在这个过程中，他指责毛的继承人华国锋，说他伪造毛的遗嘱和坚持其字面应用：
“两个凡是”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这个原则是正确的，我的复职就没有任何理由，关于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活动 （周恩来逝世后的悼念示威）也不可能声明是合理的。我们不能把毛泽东同志在一个特定场合说的话机械地套用到另一个问题上。 。 。 。毛泽东同志本人一再表示。 。 。 ，如果一个人的工作被评为有 70％的成就和30％的错误，那就相当不错了，他说如果在他死后子孙后代给他一个“三七开”的评价，他本人将非常高兴和满意。
总之，没有不变的正统。中国的改革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什么好使（邓著名的言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译者）。
邓更加密锣紧鼓地鼓吹他的基本主题。在1977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出挑战，要中国比明治维新“做得更好”，明治维新戏剧性地加速了十九世纪的日本现代化。引用共产主义思想鼓励市场经济，邓小平宣称作为 “无产阶级” ，中国将能够超过“新兴的日本资产阶级” 设计的项目（虽然有人怀疑，他真正的企图是调动中国民族自豪感）。不像毛总爱呼吁一种超然的辉煌未来设想，邓以克服自己的落后这一重要承诺挑战他的人民：
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除非我们特别注意教育，就不可能发展科学技术。空谈将使我们的现代化计划无处可循，我们必须具备知识和训练有素的人员。 。 。 。现在看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和教育相比整整落后20年。
随着邓加固权力，这些格言变成中国努力成为世界强国的经营原则。毛对增强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兴趣不大。在毛逝世的时候，美国与中国贸易总额是 3.36亿美元，比美国与洪都拉斯的贸易稍低一点，是美国与台湾贸易的十分之一，而他们的人口只占中国的1.6％。
中国作为当今的经济超级大国是邓小平的遗产。他不仅设计了具体方案，而且他完成了一个领导者的终极任务—带领他的社会从当前走到从未达到过的未来。社会一般靠平均表现运作。社会的维持靠人们实践熟悉的条列。但社会的发展必须通过领袖的必要眼光和敢于承担一门事业的勇气，而起初，利益主要蕴藏于领袖的视野中。
邓小平的政治挑战是，在GCD统治的前30年，中国已经由一个站主导地位的领袖推动走向统一和国际尊重，还有不可持续的国内社会目标。毛泽东统一了国家，除台湾和外蒙古，恢复了她的历史边疆。但他的努力违背其历史的独特性要求。中国以其社会可以承受的步伐节奏发展了辉煌的文化模式，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毛的不断革命把中国推到了极限，甚至其浩瀚的耐力都难以承受。他让中国骄傲地重新崛起并被国际社会认真地承认其国家身份。但他没有找到中国进步的方法，除了提高思想。
毛泽东像一个庄严敬畏的传统皇帝管辖中国。他体现了帝王在天地之间联系的神话，他更接近神圣而不是尘世。邓的管辖是另一种中国传统精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辖万物于无形。
在许多文化中，至少是所有西方国家，统治者通过与被统治者的某种示范性联系巩固权威。这就是为什么在雅典，罗马，和大多数多元化的西方国家，演讲被认为是政府的必要手段。在中国一般没有演讲的传统（毛泽东有点例外）。传统的中国皇帝没有把修辞技巧或与人民群众接触当作他们的权力基础。在中国官员的传统里，他们的操作基本上不在人们的视线之内，而靠工作成果取得合法化。邓小平没有占据最高的职位，他拒绝了所有封号，他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在电视上，他几乎是完全在幕后实施政治。他的统治不像一个皇帝，更像一个宰相。
毛的统治依靠了中国人民对他个人愿景给他们造成的痛苦的忍耐力得以维持。邓的统治解放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使他们实现自己的未来景愿。毛以为靠中国“群众”的纯粹意志和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就能克服任何障碍的神话信仰争取经济发展。邓明白中国的贫穷和与发达世界生活水准的巨大差距。高呼“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宣布中国需要获得外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本，以自己的弥补不足之处。
邓小平最终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完成了他的权利回归。全会打出一面旗帜代表了邓小平的后续政策：“改革开放。”标榜突破毛派的正统，中央批准了务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政策，与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相呼应。农业私有化倡议再次被允许。群众悼念周（此前被视为“反革命”）的判决被推翻，军事老帅彭德怀被平反恢复名誉—彭总曾指挥朝鲜战争，后来因批评毛的大跃进被清理。邓在会议结束时，发出一个响亮的号角“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心向前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毛泽东规定了几乎所有生活问题的答案，邓小平则强调需要打破禁锢解放思想并鼓励“摸着石头过河。”
事实上，目前关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论也是一个关于是否需要解放人们的思想的辩论。 。 。 。当一切都要按章办事时，当思想僵化、崇尚迷信时，一个党和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取得进步的。它的生命就会停止，就要亡党亡国。
独立的创造性思维将是未来的主要方针：
更多的党员和其他人要使用他们的头脑把事情想清楚，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加受益。为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需要大批的探路者，敢于思考，不断探索新的途径，并产生新的想法。否则，我们的国家将无法摆脱贫困和落后或赶上和超越先进国家。
突破毛派正统同时也揭示了改革者的两难困境。革命者的困境是大多数革命的起因是反对滥用权力。但更多的现有规范被拆除，就必须用更大的力量来重新创建一种新的规范。因此，革命的结果经常是中央权力集中，革命席卷面越广越是这样。改革的困境是相反的。更多的选择范围扩大，划分它的难度就越大。为了追求生产力，邓小平强调自己为自己想事情和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不过，如果那些头脑一旦解放，要求政治多元化怎么办？邓的愿景要求“大批探路者敢于思考，探索新的途径，并产生新的想法，”但他假定这些闯将将限制自己去探索切实可行的方法建立一个繁荣的中国，并远离探索最终的政治目标。那么邓如何设想调和思想解放与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这是经过计算的风险评估吗，还是因为中国别无选择？或者是他遵循中国的传统拒绝任何政治稳定性的挑战可能性，尤其是邓让中国人民更富裕并有更大的自由？邓的经济自由化和民族振兴的愿景不包括走向西方认可的多元民主这一重大举措。邓小平试图维持一党统治，与其说他陶醉先决权力，毋宁说他相信其他选项就是无政府状态。
随着他敲定他的国内景愿，邓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脸孔。到1980年，他的优势地位已经完成。在1980年2月的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的支持者被降职或解除岗位；。。。
自从十九世纪中国自强的改革者（戊戌变法或曰百日维新）受挫败一个世纪后，邓小平带领毛后的中国走上了改革之路，假以时日，中国将再次宣称与其历史和现世表现相称的影响。日期：2011-09-11
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第三次越南战争
在1979年4月，华国锋仍然是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国发动了一场入侵越南的战争，但六周后随即撤回，这是近代史上第三次越南战争，其意在挖掘苏联的墙角以示轻蔑，华总结战争的结果说：“他们并没有敢动。毕竟，我们还是可以摸一下老虎屁股。”
1975年，在与柬埔寨红色高棉发生一系列边境冲突后，越南军队占领了柬埔寨，最终意图创建以河内为主控的印度支那联邦。中国入侵越南，“教训了它一下。”中国这么做是对一个月前河内和莫斯科之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表示蔑视。战争让中国军队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它尚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的蹂躏中恢复过来。但入侵达到了其根本目标：苏联的不作为显示出其战略触角的有限性。从这个角度看，它可以被认为是冷战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当时它没有被完全这样理解。第三次越南战争也是在冷战期间中美战略合作的高潮。
越南：大国的捣蛋者
中国卷入第三次越南战争的因素与美国卷入第二次是有可比性的。越南民族主义的某种近乎疯狂的情绪驱使其他社会误解越南的动机和自己的可能性，因而失去分寸感。这当然正是美国在史学家称之为第二次越南战争中的命运（第一次是越南的反法国殖民主义战争）。美国人发现很难接受一个中型发展中国家能够只为自己的狭隘事业激发出这种强烈的行动。因此，他们解释越南的行动是一个深谋设计的表象。河内的好斗被视为中苏共谋的至少意在主宰亚洲的先锋。华盛顿相信一旦河内的初始推进被封锁，随后就可能出现外交妥协。
这一评估在两个出发点上都是完全错误的。河内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影子。它为自己的独立愿景而战斗，最终争取在东南亚获得一个印度支那联邦，使得河内取代北京历史上曾在东亚地区发挥的主导作用。对这个思想狭隘的、在与中国几个世纪冲突中幸存下来的民族来说，在他们的独立性想法和任何外人的稳定观之间妥协是不可想象的。发生在印度支那的第二次越南战争的悲惨结局就是在美国哭喊着妥协和北越对胜利的坚持之间互动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压倒性错误不是划分美国民意的理由：美国政府是否投入足够的外交努力。相反，它无法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所谓的外交成果，曾被美国两党历届政府认真地、甚至绝望拼命地追求，费九牛二虎之力积完败河内之势而不得—而莫斯科和北京在其中只提供了帮助而不是决定性作用。
在一个更有限的意义上，北京掉进一个平行的误解陷阱。当美国在越南的力量加强伊始，北京用围棋术语解释：这是从韩国到台湾海峡到印度支那连成包围中国的又一个美军基地棋子。中国支持北越游击战争，部分是意识形态的原因，部分是为了尽可能远拒美军基地于中国边境之外。在1968年4月，周恩来告诉北越总理范文，中国支持北越以防止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而范文同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因为防止对中国的包围圈不是越南的主要目标，而越南的目标是自己国家的：
周：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形成半包围。现在，苏联也围堵中国。包围圈越来越完整了，除了越南这一块。
范：我们更决心在越南所有的领土上打败美帝国主义。
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你。
范：我们的胜利将在亚洲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的胜利会带来不可预知的结果。
周：你应该这样认为。
为了中国的战略追求，对此范文同一直小心翼翼地置身事外，中国派出了超过10万非战斗军事人员，支持北越的基础设施和后勤。美国反对北越成为中苏设计的枪刺。中国支持河内锉钝美国称霸亚洲的锋芒。两边都错了。河内只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战。一个统一的由共产党领导的越南，在1975年取得第二次战争胜利后，对中国的战略威胁变得比对美国要大得多。
越南用近乎偏执的怀疑眼光看着北方邻居。在中国的长期统治时期，越南吸收了中国的书法，政治和文化形式（在古都顺化有最壮观的皇宫和皇陵证明，）。不过，越南人使用这些“中国的”的机构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并增强自身的独立性。地理并没有让越南像日本那样在相同的历史时期退缩到隔离。从公元前第二世纪到十世纪，越南或多或少是在中国的直接统治下，只在公元907年唐朝崩溃时才完全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重新出现。
越南人的国家认同来自两个有点矛盾的力量遗产：一方面，吸收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反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统治。抵抗中国使越南产生了独立的激情自豪感和坚韧的军事传统。吸收中国文化使越南产生了一个中国式的儒家精英群，他们面对邻居拥有一种自己的区域性的中央王国综合症。在二十世纪的印度支那战争中，河内利用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领土，当作自身的权利，而战争结束后，则在每个国家以共产主义运动扩大这种“特殊关系”，显示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权利意识，增进越南的主导地位。
越南对抗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心理和地缘政治挑战。河内的领导人熟悉孙子兵法，并应用它的原理对付法国和美国，效果显着。即使在漫长的越南战争结束之前，首先对抗法国在二战结束后回收他们的殖民地的企图，和从1963年到1975年与美国对抗，北京和河内都开始认识到，未来的较量将在它们之间争夺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霸主地位。
文化上的接近或许可以解释在美国的越南战争期间指导中国政策的战略分析缺乏可触摸的棱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的长期战略利益可能是平行于华盛顿的：即有四个国家（北越，南越，柬埔寨和老挝）在印度支那平衡彼此。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毛在1965年对埃德加。斯诺概述战争的可能结果时，提出保持南越是可能的，因此是大概可以接受的结果。
我在1971年秘密访问北京期间，周解释中国在印度支那的目标既不是战略性的，也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按周说的话，中国在印度支那的政策是完全基于古代王朝的历史债务。中国的领导人可能认为，美国不能被打败，而一个分裂的越南北方会依赖中国的支持就像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北朝鲜。
随着战争的进展，有几个标志显示中国正准备自己应付河内的胜利，虽然是不情愿地。情报注意到中国在老挝北部修建道路，这与正在进行的与美国的冲突无关，但将有助于战后与河内保持战略平衡或甚至在老挝发生可能的冲突。在1973年，“巴黎协定”结束了越南战争以后，周恩来和我进行谈判，为战后柬埔寨组建一个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当时流亡在北京的前柬埔寨统治者），金边现政府和红色高棉为基础的联合政府。其主要目的就是给河内收取印度支那设立一个障碍。该协议最终被中止，因为美国国会实际上禁止美国在该地区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使美国的作用无关。
河内对其当时的盟友的潜在敌意被我从1973年2月的河内访问带回家，当时的访问被设计成落实两个星期前草签的“巴黎协定”实施步骤。黎德寿带我参观河内的国家博物馆，主要专门秀我越南历史上与中国斗争的展厅—那时中国还是越南的正式盟友。
当1975西贡（今胡志明市）沦陷后，固有的和历史的对立喷涌而现，导致地缘政治战胜意识形态。事实证明，不单单是美国错误地评估了越南战争的意义。当美国首次干预时，中国把它看作是帝国主义的最后一口气。她几乎定期地向河内投入物资。她把美国干预解释为向中国包围圈又迈出了一步，就像她早在十多年前对美国干预朝鲜的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地缘政治上看，北京和华盛顿的长远利益应该是一直平行的。双方应首选的是保持现状，即一个印度支那分成四国。华盛顿抵制河内主导印度支那是基于威尔逊的全球秩序思想—现存国家的自决权利—和全球性的共产主义阴谋。北京有同样的总体目标，但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它希望避免在其南部边境出现一个东南亚共同体。
有一段时间，北京似乎认为共产主义思想会远远超过1000年的历史积怨。或者，她根本就没想到美国有完败的可能。在西贡陷落后，北京不得不面对自己政策的后果，现在冲着他们反弹回来。印度支那的战争结果与常常萦绕中国的包围圈恐惧感融合。防止印度支那集团与苏联结合成为邓主持的中国外交政策占主导地位的当务之急，也是加强与美国的合作的链接。河内，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都在玩一个四方围棋游戏。在柬埔寨和越南的活动将决定谁会被包围或中和：北京或河内。
北京的敌对势力包围圈的噩梦似乎正在应验。仅越南一个就足够强大。但是，如果它实现印度支那联邦的目的，这将是一个接近一亿人口的集团，有能力对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施加显著的压力。在这方面，柬埔寨独立抗衡河内就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目标。早在1975年8月，西贡沦陷3个月后， 邓小平告诉来访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
“当一个超级大国[美国]被迫从印度支那撤出其部队，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抓住机会。 。 。把它的罪恶魔爪伸向东南亚。 。 。开展其扩张企图。”
柬埔寨和中国，邓小平说，
“两国。 。 。面对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的任务。 。 。 。我们坚信。 。 。我们两国人民更加紧密团结，在共同奋斗中一起迈向新胜利。”
在1976年3月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访问北京期间，华国锋，那时的总理，警告苏联：
“超级大国一面嚎叫‘缓和’，一面张开爪子到处抓，正在加速其武装扩张和战争准备，并试图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充当霸权的霸主。”
从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威胁面前假装共产党团结的必要性中解脱出来，两位对手在1975年4月西贡沦陷后不久走向公开对立。在整个印度支那沦陷6个月内，15万越南人被迫离开柬埔寨。相当数量的华裔越南公民被迫逃离越南。 1976年2月，中国结束对越南的援助计划，一年后，切断现有项目的任何交付。同时，河内走向苏联。在1978年6月的越南政治局会议上，中国被确定为越南的“主要敌人”。同月，越南加入经互会，即苏联为首的贸易集团。 1978年11月，苏联和越南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其中载有军事 条款。 1978年12月，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并安置一个亲越南政府。
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消失了。共产党的不同权力中心进行着权力平衡的较量，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国家利益。
从北京来看，战略的梦魇在中国边界不断地发展。在北方，苏联军事部署持续不减：莫斯科仍然有近五十个师陈兵边界。在中国西部，阿富汗刚经历了一场马克思主义政变，并受到越来越明显的苏联影响。北京也看到了莫斯科的手插入伊朗伊斯兰革命，最终导致伊朗国王巴列维于1979年1月16日乘飞机逃离。莫斯科继续推动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没有其他合理的目的，除了遏制中国。与此同时，莫斯科正与华盛顿谈判的SALT-II条约。以北京的看法，这样的协议是 “将苏联的坏水推向东方”，即冲着中国。中国似乎是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的地位。现在越南已经加入了苏联阵营。范文同在1968年对周预言“不可预知的后果”似乎就包括苏联对中国的包围圈。雪上加霜的是，所有这些挑战正在邓小平巩固他第二次返回权利位置时发生—这一个过程直到1980年才完成。
中国与西方外交战略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自我脆弱时的反应。美国和西方外交官认为他们应该小心地避免挑衅，而中国的反应更倾向于放大藐视。西方外交官从不利的力量平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们呼吁外交举措，把对手放置在“错误”的一面，在道义上孤立他，但停止使用武力—在越南入侵并占领了柬埔寨以后，这基本上是美国给邓的意见。中国的战略家们更可能会增大他们的承诺以鼓起勇气和心理压力，反对对手的物质优势。他们相信先发制人是威慑力的形式。当中国的规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对手获得了不能接受的优势和战略趋势转向对己不利时，他们的反应是企图破坏敌人的信心，并让中国，如果不能在物质上，但在心理上重占上风。
面对各方面的威胁，邓决定在外交和战略上主动出击。虽然尚未完全控制北京，他在国外几个层面上大胆行动。他改变了中国的立场，从遏制苏联到明确的战略敌意，而实际上是反击。中国将不再局限于劝告美国如何遏制苏联，而是亲自出马在反苏和反越联盟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亚洲。他拼凑力量准备跟河内摊牌。
邓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对话和关系正常化
当邓在1977年从他的第二次流亡返回时，他扭转了毛的国内政策，但基本保留毛的外交政策到位。这是因为两人有着共同的强烈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的平行见解。这也因为，相对于国内政策，外交政策是毛的革命冲动的绝对极限。
然而，在毛和邓的批判态度之间有着显着性差异。毛曾质疑美国对苏政策的战略意图。邓承担了相同的战略利益，并集中实现并驾齐驱。毛把苏联当作一个抽象的战略威胁对手，其威胁对中国并不比对世界各国多多少。邓小平认识到中国的特殊危险，尤其是在中国南部边境的一个直接威胁，与北方的潜在威胁遥相呼应。因此，对话更具有可操作性特点。毛的作为像一个沮丧的教师，邓更像一个苛刻的合作伙伴。
在面对实际的危险时，邓结束了毛最后一年对中美关系的矛盾心理。中国已不再表示任何对世界革命机会的怀旧。他在返回后的所有交谈中都争辩，为了抵制苏联面向欧洲政策的势头，中国和日本需要参加到一个全球性的设计局中。
尽管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协商已相当密切，关系非正常化仍在继续，美国仍正式承认台湾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和台北是中国的首都。沿着中国北部和南部边境的对手可能会误解此为契机而蠢蠢欲动。
卡特上台后，关系正常化被提到中美议程的头条。新上任的国务卿塞鲁斯。万斯于1977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访问，结果不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离开华盛顿，”
“相信在解决巴拿马问题 [指的是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将运河主权过渡]之前谈论像与中国正常化这样一个政治上有争议的问题将是不明智的 ，除非—我不以为它会发生—中国人接受我们的一揽子建议。出于政治原因，我想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代表美国最大立场。 。 。 。因此，我没有想到中国人接受我们的建议，但我觉得这样是明智的，即使我们最终可能不得不放弃它。”
美国在台湾上的建议包含了一系列涉及一些保留美国对台湾有限的外交存在的想法，福特政府已经提出过但被拒绝了。这一提案再次被邓否决，称它是一种倒退。一年后，当卡特总统决定给予中美关系高度优先重视时，美国的内部辩论结束了。苏联在非洲和中东的压力促使新总统决定尽快寻求与中国达成事实上的战略联盟，因而选择与中国正常化。 1978年5月17日，卡特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到北京，带着这些指令：
“你应该强调，我看到苏联与美国本质上是处于一种竞争关系，虽然也有一些合作方面。 。 。 。
最简洁地说，我关心的是，苏联的军事实力增加和政治短视相结合，大国野心膨胀，可能诱使苏联既要挑起局部动荡（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又要恐吓我们的朋友以寻求政治优势，甚至最终政治统治。”
布热津斯基也被授权重申尼克松在1972年对周列数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与中国战略合作的大力倡导者，布热津斯基以饱满的热情和熟练的技巧执行了卡特的的指示。当他在1978年5月访问北京，追求实现关系正常化时，布热津斯基找到了一个容易接受的观众。邓急于进行关系正常化，争取与华盛顿结成更加牢固的联盟，用他的话说， “真实、坚定、脚踏实地” 地反对苏联在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前进。
中国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他们周围的战略危险，但他们提出一个更广泛的观点作为全球环境分析，而不只是关注他们的国家。 “天下大乱”，“大连横”，“三个世界”：所有代表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都没有鲜明的民族观念。
黄华外长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显示了显著的自信。毕竟当时中国处于非常困难的局面，黄不是表现得像一个请求者，而是以一位儒家师爷的态度，讲述如何实行全面的外交政策。他开场就评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说与苏联的谈判是徒劳的和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根源。阁下提到，苏联面临着诸多的困难。这是确实的。争取世界霸权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固定战略目标。虽然它可能受到很多挫折，但它永远不会放弃它的野心。”
黄提到了同样困扰美国战略学者关注的问题—即如何把核武器与常规战争的战略思想联系起来。对核武器的依赖将加大威慑和实现威胁的意愿之间的差距：
“至于说苏联也因为受西方核攻击的恐惧而不敢使用常规武器，那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把战略立场放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也是靠不住的。”
在中东—“欧洲的侧翼” 和“未来战争中的能源地” ，美国没有阻挡苏联的前进。它与苏联发布了一个关于中东问题的联合声明（邀请该区域各国参加一个会议，探讨全面解决巴勒斯坦的前景），“从而为苏联进一步渗透中东打开了门缝。”华盛顿已经把埃及总统萨达特—他的“大胆的行动”曾“创造了不利于苏联的局面”—留在一个危险的境地，并允许苏联 “抓住机会，加重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
黄引用一个古老的中国谚语作概括，他说，对莫斯科“绥靖”等于“为勐虎插翅。”但是，一个协调的政策压力将占上风，因为苏联是“外强中干、凌弱惧强。”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印度支那问题作铺垫。黄提到“地区霸权的问题”，当然，美国已前淌了整整十年这趟浑水。越南旨在主宰柬埔寨和老挝并建立一个印度支那联邦，“其背后有苏联”。“河内已在老挝取得了主导地位，驻有军队并在老挝的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层次 安插了“顾问”。但是，河内在柬埔寨遇到了麻烦，它反对越南的地区野心。越南和柬埔寨的紧张不只是沿边界的一些零星的小遭遇战”，而是代表“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的重大冲突。除非河内放弃其称霸印度支那的目标，“这个问题将不会在短期内解决。”
当天晚些时候，邓小平跟进黄华的批判。他警告布热津斯基，让步和协议从未产生过苏联克制的结果。十五年的武器控制协议，让苏联实现了与美国的战略均势。与苏联的贸易，意味着“美国帮助苏联克服其弱点。”邓小平嘲讽地评论美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冒险主义的反应，指责华盛顿试图 “拍莫斯科的马屁”：
“你们的发言人不断地为苏联的行动寻找合理的理由和道歉。有时他们说，没有迹象表明苏联和古巴正在扎伊尔和安哥拉插手。你们这样说是没有用的。坦率地跟你说，每当你们与苏联缔结一项协议，它就是美国拍苏联马屁的结果。”
这是一个非同凡响的表演。一个国家是苏联的主要目标，却提出一个概念性的义务联合行动，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讨价还价，更不是请求。在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时刻—正如他们自己的分析表明—中国是一个战略导师，而不是像美国的欧洲盟国经常那样，作一个美国处方的被动采购者。
美国辩论的许多法宝—如国际法，多边解决方案，流行的共识—都在中国的分析中不存在，除非可以作为既定目标的实用工具。而那个目标，正如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指出，就是“对付北极熊，就是这个。”
但对于美国人来说，所谓美国社会基本价值观的现实主义方法是有限度的。比如，凶残的红色高棉执政柬埔寨就是这样一个限度。没有美国总统可以把红色高棉当作围棋战略的另一个棋子。其种族灭绝行为—驱使金边人口进入丛林莽野和对指定类别的平民大规模屠杀 — 不能简单地忽视（虽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必要性有时让原则性流产）。
当时仍是总理的华国锋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发言更有力：
[我们] 也告诉了我们很多的朋友，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件事情是应该做好准备工作。 。 。 。如果有了准备，一旦战争爆发，谁也不怕谁。第二件事情是，必须试图破坏苏联侵略的战略部署。因为苏联为了取得世界霸权，第一步就是要在世界各地获得空军和海军基地，因此它必须作出战略部署。我们必须要打乱其全球部署计划。
没有一个大西洋联盟成员提出过如此气贯长虹的联合行动—-基本上是先发制人的—号召，或准备按自己的评估单独行动。
在操作上，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合作在许多方面比大西洋联盟更加紧密，当然更加冒险。他们寻求的是落实进攻性威慑战略（如前所述）。其特点是，邓小平没有提出一个正式的（联盟）结构或长期义务。相同的评估提供了共同行动的动力，但如果评估开始分歧，事实上的联盟将无法生存—中国坚持自力更生，即使在极端危险的处境中。尽管对美国的具体政策有严厉批评，中国仍这样坚持联合行动，它表明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势在必行。
实现关系正常化是朝着一个共同的全球政策迈出第一步。从1971年7月秘密访华那时起，中国对正常化的条件是明确的和不变的：所有美国军队从台湾撤出，结束与台湾的防御条约；与唯一代表中国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它已被作为一部分中国的立场写进“上海公报”。两位总统，尼克松和福特，已同意这些条件。尼克松曾表示，他将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实现。尼克松总统和福特都强调美国关心问题的和平解决，包括一些台湾安全援助的延续性。他们因为水门事件的影响一直没能履行这些承诺。
作为一个不寻常的超党派外交政策行为，卡特总统在他的任期伊始就重申了尼克松曾在1972年2月对周作出的所有有关台湾的承诺。1978年，他提出一个正常化的具体公式以便双方得以维持自行制定原则：重申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接受的原则；声明强调美国对和平改变海峡现状的承诺；中国默许一些美国对台湾的武器销售。卡特亲自把这些想法讲给中国大使柴泽民，他威胁说，在没有美国军火销售的情况下，台湾将不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就好像美国对台湾的计划或行动无任何影响力一样。
卡特邀请邓小平访问华盛顿似乎是给正常化提供一个最后期限。邓小平同意了不指定的对台军售，也未对美国宣言华盛顿希望台湾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方案有异议—尽管中国在实际效果上有着长长的不承担任何正式义务的记录。北京的立场仍然存在，正如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强调，“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正常化的意思是美国大使馆从台北搬到北京和北京的外交官将在华盛顿取代台北的代表。美国国会对此的反应是，在1979年4月，通过了“台湾关系法”，这表示关注台湾未来是一个对美国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当然，它不能约束中国。
美国和中国当务之急之间的平衡，说明为什么模糊有时是外交的命脉。正常化的一系列含糊不清的地方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但它不能总这样下去。双方需要明智的政治家推动这一进程向前发展。
邓的出访
正如邓小平把中国从高呼口号变成苦干实干，他认为中国不会被动等待美国的决定。只要有可能性，尤其是在东南亚，他将创造他主张的政治框架。
毛像一个皇帝召见外国领导人到他的住所，邓小平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巡回东南亚、美国、和日本，实践他独具品牌的、生硬的、有点霸道的外交。在1978年和1979年期间，邓小平进行了一系列的出访，将中国的海外形象从革命的挑战者改变为苏联和越南地缘政治设计的受害者。此前，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一直站在那一边；中国还在泰国和马来西亚鼓励海外华人和少数族裔人口进行革命。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得服从对直接国家威胁的处理需要。
在1979年2月的《时代周刊》杂志采访中，邓为中国的战略设计面向广大听众作广告：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将北极熊推到马路崖子一边，我们的唯一现实行动就是要团结。如果我们只依靠美国的力量，这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只依赖于欧洲的实力，这也是不够的。我们虽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贫穷国家，但如果我们团结起来，那好，我们就有份量。”
在他的整个行程中，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相对落后和吸收先进工业国家的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愿望。但他认为，中国的不发达并没有改变其抵抗苏联和越南扩张甚至必要时用武力单挑的决心。
邓小平的海外旅行和他反复阐明中国的贫困与中国的传统政治有着惊人的离谱。过去很少有中国统治者出国巡游。 （当然，在传统观念中，他们统治天下，技术上是没有“国外”可去的。）邓小平公开强调中国落后和需要向别人学习的意愿与中国皇帝和官场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的冷漠超脱形成鲜明对比。从未有过中国统治者对外国人宣布需要外国的商品。清廷曾有限度地接受外国的创新（例如，其对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欢迎态度），但一直坚持认为外贸是中国善意的表达，而不是中国必须的。毛，也一直强调自力更生，即使以贫困和孤立为代价。
邓以日本作为他巡回旅行的首站。时机正是批准已经谈妥的中日外交关系正常化条约。邓的战略设计需要的是和解而不是简单的正常化，使得日本可以帮助中国孤立苏联和越南。
为了这一目标，邓准备把近半个世纪日本对中国造成的痛苦暂时忘却。邓的表现热情充沛，声称“我的心充满了喜悦，”并拥抱对方，此种姿态，日本东道主恐怕发现在自己的社会或在中国都鲜有先例。邓小平没有企图隐瞒中国的经济滞后：“如果你长得丑，装俊是没有用的。”当被请求在一个游客留言薄上签字时，他写下了一串前所未有的对日本的成就大加赞赏的话：“我们向伟大的、勤奋勇敢的和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并致以敬意。”
1978年11月，邓访问东南亚，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他给越南贴上“东方的古巴”标签，在谈到新签署的苏越条约时，称其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1978年11月8日在泰国，邓强调，“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安全和平都受到苏越条约的威胁”：“这个条约不是仅针对中国。 。 。 。它是苏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计划。您可能相信该条约意在包围中国。我已经告诉友好国家，中国是不害怕被包围的。它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亚洲、太平洋和 整个世界的安全与和平都将受到威胁。”
在访问新加坡时，邓小平发现自己与非凡的李光耀总理志同道合，并瞥见了中国可能的未来愿景—一个多数中国人口的繁荣社会，邓以后羡慕地称其为“严格管理”（所谓新权威主义政府模式，译者注）和“良好的社会治安。”当时，中国仍然极度贫困，自己的“社会治安”几乎被文革摧毁。李光耀后来回顾了这一难忘的对话：
他邀请我再次访问中国。我说，当中国从文化大革命恢复过来以后我会的。他说，这将需要很长时间。我反驳说他们应该没有问题走在前面，并比新加坡做得好得多，因为我们是从福建和广东失去土地的文盲农民的后代，而他们有学者、官吏和文人的后代，都留在国内。他沉默了。
李赞扬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和从经验中学习的愿意。李还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一些东南亚的关注，这些可能无法通过过滤出现在中国的官僚和外交屏幕上：
中国希望东南亚国家与她团结起来孤立“俄罗斯熊”；事实是，我们的邻国希望我们团结起来孤立“中国龙” 。在东南亚没有“海外俄罗斯人”领导着受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叛乱，而有“海外华人”受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鼓励和支持，对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并在较小程度上对印尼构成威胁。此外，中国公开声称因血缘关系与海外华人有一种特殊关系，并越过他们公民国家的政府首脑直接呼吁他们要有爱国主义。 。 。 。 [我] 建议，我们将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在事件中，李被证明是正确的。除新加坡外，东南亚国家在面对苏联或越南时都表现得十分谨慎。然而，邓小平实现了他的的基本目标：他的多次公开声明构成了一种警告，表明中国有可能努力纠正目前这种局势，美国必然会注意到。它是邓小平设计的一个关键部件。这一战略设计需要更加牢固地定义与美国的关系。
邓在国内，尽管吃了那么多苦，身板仍很硬，到国外却把身段放得很软，其心可鉴。个子小但大丈夫也。
邓访问美国和联盟的新定义
邓小平访问美国旨在庆祝两国关系正常化，阐明“上海联合公报”并创建一个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
此行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外交的特殊技巧：营造一个获得某些国家支持的印象，其实那些国家并没有同意或者被要求发挥这一角色。该模式开始于在二十年前的近海岛屿危机。1958年，毛泽东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三个星期后开始对金门和马祖炮击，制造了莫斯科已提前同意北京行动的印象，其实不是这样的。艾森豪威尔竟指责赫鲁晓夫帮助煽动危机。
按照同样的战术，邓小平在与越南开战之前高调访美。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都没有要求协助其迫在眉睫的军事努力。赫鲁晓夫显然没被通报1958年的行动并对因此而面临核战争的危险感到愤慨；邓小平1979年抵达美国后通知了华盛顿他将要对越开战，美国没有给出明确的支持，其作用仅限于情报分享和外交协调。在这两种情况下，北京都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印象，就是其行动得到一个超级大国的祝福，从而阻止另一个超级大国干预。 在那个微妙而大胆的策略中，苏联在1958年无力阻止中国对近海岛屿的攻击；至于越南问题，它被留下一个猜测空间：邓小平访问期间到底商定了什么，并很可能以最坏假设着想。
在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访问美国是一出皮影戏，其目的是为了恐吓苏联。邓小平为期一周的美国之行部分是外交首脑会议，部分是商务旅游，部分是演讲政治，部分是第三次越南战争的心理战。行程包括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到西雅图而止，出现了毛难以想象的场景。在1月29日白宫国宴上，“红色中国”的领导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执行总裁共进晚餐。在肯尼迪中心的一个晚会上，身材矮小的国务院副总理跟哈林篮球队员握手。邓在得克萨斯州西蒙顿马术竞技和烧烤活动中与牛仔打成一片，带上一个特大号牛仔帽乘坐关山飞渡马车。
在整个访问期间，邓小平强调中国需要获得外国技术和发展经济。在他的请求下，他参观了制造和技术设施，包括乔治亚州哈皮镇（Hapeville）的福特汽车装配厂，休斯敦的休斯工具公司（邓小平视察了海上石油勘探中使用的钻头）；和在西雅图郊区的波音飞机制造厂。在抵达休斯敦时，邓公开宣布他的愿望是“学习你们在石油工业和其他领域的先进经验。”邓给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评估，宣布他想“了解所有关于美国的生活”和“吸收一切有益于我们的东西。”在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邓小平在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前流连忘返。一个新闻报道捕获了当时的场景：
邓小平以美国之行戏剧化地表现中国对先进技术的渴望，他今天来到这里攀升飞行模拟驾驶舱，发觉这一最新的美国航天器如何从100,000英尺的高空降落到地上。
中国高级副总理 [邓]，似乎如此着迷这一经历，他又试了第二次着陆，然后他甚至似乎仍然不愿意离开模拟器。
与清帝对马戛尔尼的礼物和贸易承诺的矜持冷漠或毛坚持经济自给自足的刚性态度相对比，这恍若隔世。在他与卡特总统1月29日的会议上，邓解释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政策，这是周在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提出的，他承诺的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等领域的现代化。所有这一切都服从邓的星条旗大道之行的首要目的：发展事实上的中美联盟。他总结出：
总统先生，你问我们的战略草图。为了实现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但即使是现在，我们相信苏联将发动一场战争。但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正确，就有可能推迟它。中国希望推迟战争二十二年。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不建议建立一个正式的联盟，但每个人都应该以我们的立场为基础采取必要的措施，并协调我们的行动。这个目标可以实现。如果我们的努力无济于事，那么情况（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空。
不正式结盟而作为盟友是把现实主义推向极端。如果所有的领导人都是有能力的战略家，深入和系统地思考战略，他们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联盟将是不必要的，他们的分析逻辑将促使向一个方向并驾齐驱。
但是，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差异，即使同样位置上的领导人不一定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是在压力之下。分析依赖于解释；什么构成事实？甚至更重要的，其意义是什么？认识不同判断就不同。国家联盟是一种正式工具，将共同利益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与无关的情况或国内压力绝缘。它们为国家利益的计算创造了一个额外的义务。它们还为共同防御提供了法律义务，在危机中尤其令人向往。最后，依据他们认真追求的程度，联盟减少潜在对手误判的危险性，从而给外交政策注入可计算的元素。
邓—和大多数中国领导人—认为在中美关系上正式联盟是不必要的，就整体而言，在其外交政策行为上是多余的。他们准备依靠默契。 但在邓小平最后一句中也有隐含的警告。如果它不能定义或实现平行的利益，关系会变成“空”的，也就是说，会枯萎，这意味着中国大概会返回到毛的三个世界概念，这仍然是官方政策，使中国在超级大国之间航行。
平行的利益，在邓小平来看，它是表达一个以在亚洲遏制苏联为目的以政治/军事合作为手段的非正式的全球性安排，与北约在欧洲的目标并行。它是非 组织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横向政治关系。它是以不同的地缘政治学说为基础。北约合作伙伴寻求团结高于一切，以抵抗实际的苏联侵略。它展示性地避免任何军事先发制人的概念。为了避免外交对抗，北约的战略理论是专守防御性的。
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基本上是先发制人的政策，它是中国的进攻威慑理论的一个方面。要沿其整个周边向苏联施压，尤其是在它最近扩大存在的地方，特别是在东南亚，甚至在非洲地区。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将准备发起军事行动，以遏制苏联的设计，尤其是在东南亚。
苏联将永远不会被协议所约束，邓警告说，它只理解势均力敌的语言。罗马政治家老卡托在结束他的讲话时必高呼“迦太基必须被销灭！”。邓小平有他自己的品牌口号：苏联必须予以抵制。他的所有演讲，尽管形式有变化，但都包含一个警告，莫斯科的不变性是“见缝插针”。正如邓小平告诉卡特总统，“无论苏联在哪里伸出手指，我们必须在那里将它砍掉。”
后来有个笑话（与对越战争无关），这个要用四川话说：
邓小平访美，一次被美国记者堵在洗手间采访（翻译不在场），进行了如下一场对话：
记者（用英语问）：先生到美国都对那里进行了访问？
邓（听不懂，就想，先自报家门吧）：我姓邓（Washington）。
记者：那您都干了什么？
邓（想，再报名吧）：小平（shopping）。
记者：您认为下届台湾领导人会是谁？
邓（不知答什么了，想翻译怎么还不来，就说）：你等会（李登辉）。
记者：那您认为再下一届会是谁？
邓（被问烦了，一挥手）随便！（水扁）。日期：2011-09-14 20:03:11
邓小平的战略形势分析包括了通知白宫中国与越南开战的打算，因为他得出结论认为，越南不会停止在柬埔寨。 “所谓的印支联邦包括三个以上的国家，”邓小平警告说。“胡志明怀有这种想法。三个国家只是第一步。然后包括泰国。”中国有义务采取行动，邓小平宣布。它不能等待事态发展，一旦发生了，那将为时已晚。
邓小平告诉卡特说，他已经考虑了“最坏的可能性”— 苏联大规模干预，正如新的莫斯科 - 河内防御条约看似要求如此。事实上，情报指出，北京已从它的北部边境地区疏散了30万平民，并把其沿中苏边境上的部队提升到最高警戒状态。但是，邓小平告诉卡特，北京认为，一个短期的、有限的战争不会给莫斯科时间作出“大的反应”，并且严酷的冬季条件将使苏联难以在中国北方展开全面进攻。邓小平说，中国“不怕”，但它需要华盛顿“道义上的支持，”他指的是美国的有关设计要足够模糊，让苏联三思而后行。
战争结束后一个月，华国锋向我解释了战前的审慎战略分析：
我们也考虑了苏联这一反应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对我们发动主要攻击。我们认为那是很低的可能性。百万大军陈兵边界，但作为对中国的主要攻击，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他们调来一些欧洲的部队，这将需要一段时间，他们会担心欧洲。他们知道与中国之战将是一个重大的事情，并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
邓让卡特面临原则和公众态度的双重挑战。原则上，卡特没有批准先发制人的战略，特别是因为它们涉及跨越主权边界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他以严肃态度对待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看法，即使他不完全赞同，即越南占领柬埔寨的战略意义，这是与邓平行的。卡特以坚持原则但根据情况调整范围的办法解决了他的两难选择。不痛不痒的否定躲在含糊其辞的默许影子之下。他呼吁重视正义的道德立场，北京进攻越南将丧失掉它，因为中国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她将有被指控侵略的风险：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你不仅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而且还要面对国际态度的变化。中国现在被看作是一个反对侵略的和平国家。东盟国家以及联合国过去纷纷谴责苏联、越南和古巴。我不需要知道正在考虑采取的惩罚行动，但它可能导致暴力升级和改变世界的态度，从反对越南到部分支持越南。
鼓励暴力对我们来说将是困难的。我们可以给你情报简报。我们知道，近期没有苏联军队朝着你们的边界走动。
我没有其他的答案给你。我们已经加入对越南的谴责，但入侵越南将是非常严重的破坏稳定的行动。
拒绝批准暴力行为但提供有关苏联调兵的情报是给了矛盾一个新的维度。这可能意味着卡特不同意邓的苏联威胁基本观点 ，或通过减少中国对可能的苏联反应的担忧，它又可能被解释为鼓励入侵。第二天，卡特单独会见邓，卡特递递给邓一张纸条（尚未公布），总结了美国的立场。据布热津斯基说：“总统本人起草的给邓的手信，语调温和、内容清晰，强调了克制的重要性和总结了可能不利的国际后果。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因为我们不能作出正式的提案，那无异于在公开的军事侵略行动上与中国勾结。”非正式勾结就是另一回事了。
据了一份叙述私人谈话的备忘录（只有一个翻译在场），邓小平坚持战略分析压倒卡特所提的世界舆论。首先，中国必须不能被认作软弱：
“中国仍然必须教训越南。苏联可以使用古巴、越南，那么阿富汗将演变成一个 [苏联的]代理。中国以一个强势地位对待这个问题。这个行动将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越南认为中国软弱，情况会变得更糟。”
1979年2月4日，邓离开美国。在他从美国返回的途中，他在围棋盘上落下最后一子。他在东京作短暂停留－－这是在6个月内的第二次－－以确保自己得到日本对即将开展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和进一步孤立苏联。邓小平对大平正芳首相重申了中国的立场，越南要因入侵柬埔寨受到应有的“惩罚”，他承诺：
“为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长期前景。 。 。 [中国人民] 将坚决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并会毫不犹豫地承担必要的牺牲。”
在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两次、和美国以后，邓小平完成了他的中国走向世界和孤立河内的目标。此后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采取了传统中国统治者的遥不可及和高不可攀的姿态。
第三次越南战争
2月17日，中国从南部的广西云南等省向越南北部发起多兵种入侵。中国军力投入的多少反映了中国高度重视这一行动的重要性，据估计有编号的解放军部队超过20万，也许多达40 万。据一位历史学家总结，入侵力量包括“常规地面部队、民兵、海军和空军部队。。。其攻击规模相当于中国1950年11月入朝参战的影响。”中国官方的新闻报道称其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或“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它代表了中国版的威慑力，以入侵行动作为预播广告，以预防未来的越南行动。
中国军事攻击的目标是一位同行共产国家，最近的盟友，和中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长期受益者。依中国看，它的目的是保持亚洲的战略平衡。此外，中国的行动从美国得到道义和外交上的支持和情报合作，而五年前，北京帮助越南把“美帝国主义势力”从印度支那赶出。
中国明说的战争目的是“给越南的野心套上一个羁索，并给他们以适当的有限的教训。”“适当”的意思是造成伤害足以影响到越南未来的计算和选项。“有限”则暗示它将在外部干预或其他因素促使它失控之前结束。这也是对苏联的一个直接挑战。
邓小平的预言—苏联不会进攻中国—被证实了。中国发动入侵后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温吞的声明，在谴责中国的攻击是“犯罪行为”的同时，强调说：“英雄的越南人民。 。 。是能够再一次自己站立起来。”苏联的军事反应仅局限于派遣一支海军特遣舰队到中国南海进行有限的武器空运到河内，和沿中苏联边界加强空中巡逻。空运受制于地理，而且还有内部的犹豫。最后，在1979年，苏联给了它的新盟友越南尽可能多的支持，就像20年前它对当时的盟友中国在台海危机中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都不敢冒任何扩大战争的风险。
战争结束后不久，华国锋用一句精辟的短语总结了战争结果，表示对苏联领导人的轻蔑：
“至于威胁我们，他们只在边界附近举行了军事演习，派出几只船到中国南海。但他们不敢动我们一根毫毛。毕竟，我们仍然能够摸老虎的屁股。”
邓小平讽刺性地拒绝了美国“要小心”的劝告。在1979年2月底联邦财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访问北京期间，布卢门撒尔呼吁中国军队应从越南“尽快”撤军，因为北京“冒不必要的风险。”邓提出异议。在与布卢门撒尔的会谈之前，他对美国记者讲话，邓显示了他对（美国）模棱两可的不屑，嘲笑“有些人怕得罪东方的古巴。”
在中印战争中，中国执行了一个有限的“惩罚性”打击，随后立即撤退。这场战争只进行了二十九天就结束了。在解放军占领三个越南边境省份的省会城市（据报道说，将其变为废墟）后不久，北京宣布，中国军队从越南撤军，保留了几块有争议的领土。北京没有推翻河内政府或以任何公开身份进入柬埔寨的企图。
中国军队撤回一个月后，我访问了北京，邓对我阐述了中国的战略：
邓：我[从美国]回来后，我们立即打了一场战争。但我们事先征求了你们的意见。我对卡特总统谈及此事，然后他给了我一个非常正式和严肃的回答。他给我读了一份书面文字。我对他说：中国将独立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有任何风险，中国将单独承担风险。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惩罚性行动更纵深地进入越南，效果会更好。
基辛格：这可能是的。
邓：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力量直驱河内。但走那么远可能不明智。
基辛格：是的，它可能会超出计算的极限。
邓：是的，你说得对。但是，我们可以再深入越南30公里。我们占领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地区。没剩下一条防线到河内。
按历史学家的传统智慧分析，那场战争是昂贵的中国失败。文革期间的政治对解放军的影响在战役中显而易见：设备陈旧、后勤问题、人才短缺、和不灵活的战术导致中国军队前进缓慢并付出巨大代价。据一些分析家估计，解放军在第三次越南战争头一个月遭受的战斗伤亡与美国在第二次越南战争中损失最惨重的几年相当。
然而，传统的智慧是基于对中国战略的一个误解。不管其执行上的技术缺点，中国的战役反映出一个严重的长期战略分析。在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的美国同行的解释里，他们将受苏联支持的越南在印度支那的权力巩固描述为苏联在全球的“战略部署”迈出的重要一步。苏联已经在东欧和沿着中国的北部边境集结部队。现在，中国领导人警告说，莫斯科开始在印度支那、非洲和中东“获得基地”。如果它加固在这些区域的地位，它就能够控制重要的能源资源，并能阻断关键的海道 - 最引人注目的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这将使俄罗斯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占有战略主动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战争是北京对孙子“势”的概念—“势能”的趋势和战略格局—分析的结果。邓小平旨在阻止，如果可能的话，扭转他不能接受的苏联战略势头。
中国实现了这一目标，部分以其大胆的军事行动，部分以将美国拉入前所未有的密切合作。中国领导人通过细致的战略分析，大胆的军事实施，和娴熟的外交运作成功地渡过第三次越南战争的险滩。具有所有这些素质，如果没有美国的合作，他们也不能够“摸老虎的屁股”。
第三次越南战争迎来了中美之间在冷战时期前所未有的亲密合作。两趟美国使团到中国设立了程度非凡的联合行动。副总统“弗里茨”沃尔特。蒙代尔在1979年8月访问中国，制订邓访美后的外交政策，特别是针对印度支那。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战略和道义发生严重冲突。美国和中国同意，防止出现一个河内控制之下的印度支那联邦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但对印度支那问题的柬埔寨部分仍然存有争议。柬埔寨由臭名昭著的波尔布特管辖，他谋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同胞，但红色高棉是构成抵抗越南力量中最训练有素的组织。
卡特和蒙代尔在政府里有着对人权长期奉献和献身精神的记录；的确，他们在总统竞选中就攻击福特没有足够重视人权问题。
在与卡特就入侵越南问题的私人谈话中，邓首先提出了援助柬埔寨游击队抵抗越南侵略者的问题。据官方报告：“总统问，是否泰国人可以接受和依赖（红色）柬埔寨。邓小平说是的，他心里想的是轻武器。泰国目前正派遣一名高级官员到泰-柬边境保持通信安全。”华盛顿和 北京在通过泰国对柬埔寨援助上的事实合作，其实际效果间接地协助了红色高棉残余。美国官员谨慎地对北京强调，美国“不能支持波尔布特”，并欢迎中国保证波尔布特不再行使对红色高棉的完全控制。这点良心发现没有改变华盛顿对“柬埔寨抵抗力量” 提供物质和外交支持的事实，政府肯定知道，这将有利于红色高棉。卡特下一届的里根政府遵循了相同的策略。毫无疑问，美国领导人期望，如果柬埔寨抵抗力量占了上风，他们或他们的接班人在此之后将反对红色高棉，这愿望在十年以后越南撤军后实际发生了。
美国的理想主义者在地缘政治现实中遇到迫切需要。这不是冷嘲热讽，甚至更不是虚伪地装出这样的态度：卡特政府必须在战略必需和道德信念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决定，要最终实现他们的道德信念，他们首先需要在地缘政治斗争中获胜。美国领导人面临政治家的两难境地。领导人不能选择历史给予他们的选项，甚至他们更不能含糊。
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华标志着中美进一步加强合作，这在仅仅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邓小平欢迎他：“你来这里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他对布朗指出，“因为你是国防部长。”在福特政府服役过的老兵都明白这个提示，邀请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的访问因福特解雇他而流产。
当下的主要议题是确定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卡特政府已经得出结论，提高中国的技术和军事能力对全球平衡和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布朗解释道，华盛顿对待“苏联和中国有本质上的区别”，并愿意转让给中国一些苏联得不到的军事技术。更进一步，美国愿意卖给中国一些“军事设备”，如监控仪器和车辆，尽管不是“武器”。另外，它不会干涉NATO盟友向中国出售武器。正如卡特总统在给布热津斯基在的指示中解释：
美国不反对我们的盟国方面采取更主动的态度与中国在技术敏感领域进行贸易。我们对一个强大而安全的中国有兴趣—我们承认和尊重这一兴趣。
最后，中国没有能够拯救红色高棉或迫使河内从柬埔寨撤军，那要再过十年；也许认识到这一点， 北京将战争目的设在一个有限的框架内。然而，北京也给予越南以沉重的代价。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中国以极大的决心和娴熟的技巧在东南亚施展外交，孤立了河内。 中国保持了沿边境的沉重军事存在，保留了几块有争议的领土，并继续高举着给予河内“再教训”的达摩利剑。其后几年，越南被迫维持相当大的力量在北部边界以备应付中国的另一次可能的进攻。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8月曾告诉蒙代尔：
对于这样规模的国家来说，保持超过一百万的常备力量，你会到哪里找到足够的劳动人口？一百万的常备力量，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援。现在他们依赖苏联。有人估计说，他们从苏联每天得到200万美元，一些估计数字说，2 50万美元。 。 。 。那将增加困难，对苏联的负担将变得越来越沉重。事情将变得更加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将逐渐认识到，并非所有的请求苏联都可以满足。在这些 情况下，也许一个新的局势将会出现。
那个局势，事实上，十多年后发生了，苏联和苏联的财政支持崩溃带来了越南在柬埔寨的部署大量裁员。最终，在经过一段民主社会难以维持的时期后，中国实现了其在东南亚的相当一部分战略目标。邓小平取得了足够的回旋余地，满足了他挫败苏联控制东南亚和马六甲海峡的目标。
卡特政府执行一个走钢丝的行为，一面通过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保持对苏联的合作选项，而另一面在亚洲政策上仍然将莫斯科看作是主要的战略对手。
冲突最终的输家就是苏联，其称霸全球的野心在世界各地拉起了警报。苏联的一个盟友遭到了对苏联最不客气的和战略上最明确的对手的袭击，她曾公然鼓动遏制盟莫斯科的联盟，这一切发生在苏越结盟的一个月内。现在回想起来，莫斯科在第三次越南战争中的相对被动姿态可以被看作为苏联衰落的首发症状。人们不禁要问，苏联在一年后悍然决定干预阿富汗是否是企图补偿他们在支持越南抵抗中国攻击时的无作为。（不幸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都打错了算盘，那是因为苏联没明白当时全球力量的相互关系正向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转移。第三次越战因此可能被算作中国政治家成功地实现长期的大画面的战略目标—而不以实际占领为军事利益—的另一个例子。虽然给红色高棉留有苟延残喘的空间不能算作道义上的大胜利，中国与苏联和越南面对面取得了较大的地缘政治目标—尽管两国军队都比中国军队更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
面对强大优势兵力泰然处之，已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战略思想—在这点上中越战争与中国参战朝鲜何其相似。两次中国的决定都是针对北京认为的危险聚会—一个敌对势力沿中国周边多点巩固基地。在这两种情况下，北京相信如果允许敌对力量完成其设计，中国将被包围，从而永远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对手将处于一个自己随时选择发动战争的位置，有了这种优势，正如华国锋在东京会晤卡特总统时所说的，将使它的行为 “无所顾忌。”因此，这些看似区域性的问题，如在第一例：美国回击北朝鲜，和第二例：越南占领柬埔寨，都被认为是“世界的斗争的焦点。”（周描述朝鲜战争语）。
在两次干预中，中国都面对一个威胁其安全感的比自身强大的力量，但是每次都在北京选择的地形和时间上发生。正如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后来告诉布热津斯基：“苏联对越南的支持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只是冲着在国，也是冲着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和马六甲海峡。如果他们成功了，这对东盟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将切断日本和美国的交通线路。我们致力于为此做点事情。我们可能没有能力应付苏联，但我们有能力应付与越南。”
这不是优雅的举动：中国全身心地投入到极其昂贵的战争中，造成的伤亡在规模上是西方世界不能接受的。在中越战争中，解放军似乎在执行任务中暴露出许多缺点，致使显著提高了中国的损失规模。但两次干预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略目标。在冷战的两个关键时刻，北京成功地应用其进攻性威慑学说。在越南，中国成功地揭露了苏联对河内防卫承诺的，更重要的是其整体战略的，有限性。中国甘冒与苏联作战之风险来证明它拒绝被苏联在其南翼的存在所吓倒。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总结了战争的最终结果：“西方媒体把中国的惩罚性行动写成是一个失败。我相信，它改变了东亚的历史。”
第十四章 里根和关系正常化
美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痼疾之一是周期性的政府大换血。由于任期限制，每届任命上至总统下至副助理国务卿至少每8年被替换一次，涉及多达5000个关键岗位官员的变化。接班人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审批过程。在实践中，前9个月左右的新政府在真空中存在，它有责任采取行动，但只能靠即兴表演或缓退人员的荐举，然后逐步调整以行使自己的权力。这一不可避免的学习过程是复杂的，新政府希望合法提升办公室的威信，声称所有继承的问题都是前届的政策错误，而不是固有的问题，它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得以解决。政策的连续性成为次要的考虑，如果不是一个令人反感的声明的话。由于新总统刚刚赢得竞选，他们也可能高估了客观情况允许的灵活性范围，或过度依靠忽悠力（这个貌似暗讽奥巴马，译者）。对于依赖美国政策的国家来说，民主转型是一台唱不完的心理剧，不断邀请观众以他们的赌注对冲。
这些倾向对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挑战。如书中所表，早期的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缓和是一个相互认知时期。但后来的几十年，相当重要地是取决于两国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平行评估能力。
当领导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河蟹无形资产就显得尤为困难。中美双方在70年代都目睹了戏剧性的领导变化。中国的过渡已经在前面的章节所述。在美国，与中国打开关系的总统在18个月后辞职，但关键的外交政策仍然原封不动。
卡特政府是中国领导层看到的第一次政党变化。他们观察到卡特作为候选人的发言，许诺美国外交政策转型，即迎接一个新的开放性和重视人权的时代。他几乎没提到中国。因此北京有一些担忧，卡特是否会保持中美合作关系中的“反霸权”维度。
事实证明，卡特和他的高级顾问重申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包括那些尼克松在访问北京期间亲自肯定的有关台湾的原则。与此同时，邓的上台和“四人帮”垮台给中美对话提供了一个新的务实平台。
中美之间战略热乎劲儿几乎刚刚开始，这时，华盛顿政府的另一次变更以压倒性的胜利带来了一位新的共和党总统。对于中国来说，新总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前景。罗纳德。里根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人，即使是中国的细心的研究学者。他不符合任何既定的类型。一位前电影明星和银幕演员公会主席凭自己的意志爬到政治巅峰，里根代表了一种显著不同的美国保守主义，与孤僻和理智的尼克松或平静的中西部福特形成鲜明对比。罗纳德。里根对美国在危机期中的机会持有一种藐视性的乐观，他比任何自杜勒斯后的美国官员更狠，扬言共产主义是一股邪恶力量，要在有限的时间期限内彻底铲除，而不能让它祸害几代人。然而，他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几乎完全集中针对苏联及其卫星国。 1976年，在里根与杰拉尔德。福特竞争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时，他攻击福特实行与苏联缓和的政策，但就整体而言，他避免批评与中国复交。里根对苏联意图的批判，在1980年的竞选活动中又活力再现，与邓小平第一次从流亡返回后对美国高官员发表的（英雄）所见略同。然而，在里根的案子里，这一观点与他对台湾政治秩序的强烈个人感情相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