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陆政治风云变幻莫测 故宫动荡岁月躲过一劫

1971年7月5日，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

经历了风雨洗礼的故宫，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故宫人的苦心维护下，终于再次回到人民的怀抱。

久别重逢，观众十分踊跃，有时一天之中，观众就多达8万人。

这在那个混乱、疯狂的年代，故宫的重新开放给人们以些许安慰，也带来了一丝希望。

20世纪50年代初，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

这一时期，故宫博物院全面恢复，各项事业进展较快。特别让故宫人骄傲和鼓舞的是，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故宫参观，予以很多的指导和支持。

故宫人热切地盼望着毛主席到故宫参观视察。

但这一天他们一直没有盼到。

然而，他们不知道，在1954年4月期间，毛主席曾三次登上紫禁城，眺望故宫。

毛主席对紫禁城怀有特殊的感情。

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曾是他就学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老师。1919年，毛泽东同湖南人民代表团来到北京，宣传进步思想，声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时，就住在紫禁城脚下的福佑寺。

1949年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北平之前，毛泽东曾亲自给解放军将帅发出指示：“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又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使各纵队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正因为有了这样一道“手谕”，才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保证了紫禁城免受战火破坏。

1954年4月18日下午4时，毛主席来到紫禁城。

为了不打扰游客，毛主席没有告知故宫博物院，也没有惊动其他人，只让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故宫保卫科长韩炳文两人陪同。

他们从神武门东坡道登上城楼，顺着城墙向东、向南，一直走到东华门。

站在东华门城台上，毛主席鸟瞰故宫全景，感慨地说：“我第一次到北京，就住在这城墙脚下，对城内的故宫一无所知，今天终于目睹其真容。”

毛泽东视察故宫

罗瑞卿略显失望道：“原以为这紫禁城硕大无比，在这里看下去，也不过如此。”

毛主席笑曰：“这叫作‘登城台而小故宫’。”他点起一支烟，“不过，这故宫也是够大的，当然啰，故宫再大，也大不过天下。但是，它又可以号令天下。”

“主席，依您的意见，故宫究竟是大还是不大？”

毛主席随口道：“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皇帝大则大，皇帝小则小。”

罗瑞卿不解：“我有点听不明白。”

毛主席解释道：“你想想看，明清两代，20多位皇帝，其中有几位是有作为的大皇帝，在这里号令天下，大有所成。但也有庸皇帝、小皇帝，比如溥仪，坐失江山，曾苟安于小小的内廷。”

“主席见解独特，深刻啊！”罗瑞卿赞佩道。

毛主席挥了挥手，说：“今天是游览，信口开河，何谈深刻？还是歇会儿吧！”

韩炳文立即撑开小马扎：“主席，凑合一下吧！”

“你想得真周到。”毛主席的心情特别好，玩笑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坐下歇息，再往前走。”

韩炳文从口袋里掏出两只橘子，分别递给毛主席和罗瑞卿：“粮草未备，橘子两个，聊以解渴。”

“喔唷。”毛主席夸奖道，“小韩不仅办事利落，说话也文绉绉的嘛。”

罗瑞卿接过橘子，也高兴道：“炳文炳文，彪炳文雅，文武双全。”

韩炳文被说得很不好意思，心里甜滋滋的，便坐下来陪毛主席分食橘子。

坐了一会，毛主席起身欲行，罗瑞卿征求毛主席的意见：“主席，我们是不是到故宫里面看看？”

“不去不去。”毛主席风趣地说，“不识故宫真面目，只缘身在故宫中。还是在城台上看得真切。”

说着，毛主席大步前行，来到了午门。

他们饶有兴趣地参观了设在午门城楼上的“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前后三个多小时，直至天近黄昏才悄悄离去。

东南角楼

西北角楼

时隔一天，毛主席又来到紫禁城，继续参观“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并对陪同人员说：“这就是历史。”两个小时后才意犹未尽地离去。

翌日下午，毛主席第三次来到故宫。直到晚上7时左右，才走下城楼，同大家挥手告别。

毛主席三次登城墙而不入宫。他为何而来？又为什么不到故宫里边走走？面对昔日的紫禁城有何感想？这些都无人知晓。

50年代后期，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提出了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受“左”倾冒进思想的影响，忽视客观经济规律，进而发展为“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追求生产发展的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企求主要工农业产品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一番，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长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1959年要比1958年增长50%，达到10500亿斤。

“大跃进”运动不仅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指标，还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诸如“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等，试图推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鼓动下，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急剧增长，三年间，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更为严重的是，各地各部门为了实现这些高指标，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面对各行各业“大革命、大革新、大放卫星”，故宫也不能例外。

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对当时的形势颇为不解和忧虑，处在彷徨和苦闷之中。

吴仲超虽然长期从事革命工作，但十分热爱和钻研文博工作。他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综合型古代艺术博物馆的性质，对不适应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1954年增设了学术委员会，先后成立了文物与非文物审查委员会、文物鉴别工作委员会、编辑工作委员会、文物收购委员会、铜器专门委员会、陶瓷专门委员会、文物修复委员会、文物印刷厂和修建处。这些机构的设立，对故宫文物保管、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等工作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吴仲超

吴仲超（1902—1984），江苏南汇（今上海浦东）人。1927年9月曾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政治经济专科。192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南汇县委书记、南汇中心县委书记，上海沪东、沪西区委委员，无锡中心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苏南特委书记，苏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苏皖区党委书记，江南抗日义勇军政治部副主任，苏浙皖边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分局秘书长、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局副秘书长、华东局党校副校长。1954年6月被政务院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同时担任文化部部长助理职务。

然而，到了50年代末期，故宫博物院的建设和正常工作受到干扰，吴仲超和院领导班子往往难以左右。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了一个对故宫“进行革命性改造”的报告。

报告认为，故宫博物院在过去一直受到各种清规戒律的限制，不准动原状、不准用灯光，各次陈列迁就主要宫殿，分散凌乱，多而不精，参观极不便利。而且对封建落后的东西不能大力铲除，保留得过多。房屋及环境的清除和整理阻力更大，至今未能脱出残败凌乱的现状。库房虽然清除了一百多万件非文物，但远不彻底。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报告提出了两套整改方案：

一是将紫禁城内前后两部分划分为二，后半部分从乾清门后由故宫博物院办陈列，前半部分交园林局建设成公园。这样博物院的陈列成一线，可以大大精干，在紫禁城东西后半部开辟两个便门后，故宫可以四通八达，便于参观。

二是按第一方案多保留从太和门起三大殿及两庑中间主要宫殿，此外交园林局管理。这样主要宫殿建筑还是作博物馆陈列，可照顾各方面的意见，参观亦便利。绿化部分交园林局，博物院更可集中精力办好博物馆事业。

拿到这两个方案，吴仲超大吃一惊，深感问题之严峻，立即找到副院长单士元商量对策。

听闻这两套故宫整改方案，单士元连连摇头：“荒唐！荒唐之极！”

“简直是头脑发热！”吴仲超拍案道，“这两个方案都是大动干戈，毫无道理，更无必要。不管实施哪个方案，都将对故宫产生极大破坏！”

单士元也气愤起来：“我是研究故宫建筑的。故宫的建筑和所有场地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必须由博物院统一管理和规划，决不能划给其他部门去管理。”

“是的。”吴仲超收起桌上的方案材料，“退给他们，我们决不答应！”单士元问：“要不要我来写份材料报给他们？”吴仲超说：“先等等，我去与他们交涉一下。”

故宫中路平面图

殊不知，当时有人还在酝酿一个更为可怕的方案。

有位高层领导，曾在很小的范围内提出过一个十分荒唐的建议，拆除故宫，在这里改建中央政府办公楼。

单士元

单士元（1907—1998），文物专家。北京人。1924年底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任书记员。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继续留院工作。1930年进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不久，又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是我国历史档案事业创建者之一和中国古建筑早期研究者之一。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故宫文物南迁期间，因其熟悉故宫建筑，被派留下来守护故宫。建国后，任故宫博物院建筑研究室主任、副院长。

在这荒唐的年代提出如此荒唐的设想不足为奇，但居然有人积极响应，真的将那位大领导的建议细化成四个具体方案：

第一方案是拆除午门，在午门位置上建中央大楼，使天安门成为党中央入口之大门。

第二方案是拆掉端门，在端门位置建中央大楼，把中南海党中央和国务院迁至市中心位置，党中央设三个门，即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中南海改变为群众性公园。

第三个方案更大胆，是将故宫及天安门全拆，建设一主体建筑，并在其周围再建五组建筑，象征“工农商学兵”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这样便可彻底打碎封闭森严的封建艺术格局，代以开阔明朗活泼的气氛，使庄严美丽的现代化新型建筑代替已经古老落后的帝王宫殿建筑。

第四方案更加彻底，将故宫、中南海、南河沿以西民房全部拆除，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大楼放在城市中心部分，仅留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入口。

这四个方案鲜为人知，因为提议人和设计者自己都觉得吃不准，不敢公之于众，只好把它藏之于阴暗的旮旯里。

吴仲超多次到北京市文化局汇报，提出不能实施故宫整改方案，但都被顶了回来。无奈，吴仲超只得找文化部、文物局反映，但也没有领导表态，这让吴仲超十分焦急。

就在故宫博物院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陆定一

“大跃进”严重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的后果。中央发觉了“大跃进”的问题，从1958年11月开始着手纠正，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到1960年冬，党中央正式停止了“大跃进”运动。

这让故宫博物院躲过了一劫。

吴仲超抓住时机，向中宣部提出建议，要求明确故宫博物院的工作方针，以求长治久安。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接受了吴仲超院长的建议，专门召开中宣部部长办公会，明确指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改动，改了的还要恢复一部分。”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也让人带来了他的意见：“宫廷史迹陈列仍是主要内容之一。有些陈列品应该保留的还是要保留；有些陈设必须保持原状的还是要保持原状，不要随便拆除，好让人民看看过去皇帝是怎样生活的。划出一部分面积开辟公园是好的，但要注意与故宫相协调，尽量保持一些古典的民族风格，不要弄得不三不四。”

有了尚方宝剑，吴仲超谋划着用一个新的方案来取代北京市文化局的方案，于是，他请单士元牵头，在听取了专家学者和干部群众等方方面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个故宫博物院保护修缮利用的方案，提出了新的方针任务，明确指出，故宫是我国现存最辉煌、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也是重要的历史建筑文物，因此对故宫博物院的保护维修是一项重要工作。

这是个实事求是、讲求科学的方案，既解当务之急、切实可行，又着眼长远，利于全面规划，对故宫博物院的利用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并着手按此方案，逐步实施。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几年，一场更大的政治暴风雨席卷中国大地。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这场政治运动的导火线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十天之内《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都没有转载。

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认为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搞“独立王国”，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此后，对《海瑞罢官》的口诛笔伐迅速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带有严重的政治色彩。

1966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二月提纲”，试图适当约束学术批判中明显出现的“左”的倾向。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公然叫嚣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把斗争矛头直指文化艺术界以及中央一些领导人。

之后不久，中办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并被免职，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罪名遭到软禁，彭真和中宣部部长被指包庇坏人，压制左派而被停止工作。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并于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就是标志“文革”真正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

此后，“文化大革命”就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并在全国迅速掀起高潮。

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故宫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做出了规定，同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这一时期，大、中学校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从学校转向社会，从

最初的破除“四旧”，即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甚至冲击党政机关，社会动乱开始出现。至此，“文化大革命”完全演变成一场内乱，一场“大革文化之命”的运动。作为封建皇权象征的故宫，在这场“大革文化之命”的运动中当然首当其冲，难逃厄运。

北京城内，各种大字报铺天盖地，很快越过了高耸的红色高墙。故宫博物院也贴满了各种大字报，批判、揭发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许多老干部、老专家被指为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人。

本来，吴仲超是一位资深的老革命，但他也被指为资产阶级的黑线人物。有人揭发他曾为“三家村”之一的邓拓隐瞒错误，推托罪责。

这是怎么回事呢？

1963年秋，中央某部通报：邓拓抢购争购倒卖国家文物字画，非法获利几千元。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决定，由北京市纪委书记等六人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重点弄清邓拓所持有的一幅宋代古画。

这是一个叫白石（非齐白石）的老人收藏过的一幅苏东坡的画卷。

一年前，白石老人带着这幅画来到北京，想出手赚点钱。老人先到了文化部文物局，又到了故宫博物院，还找了著名的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

吴仲超看到这幅画后，饶有兴趣地对白石老人说：“你何不拿给邓拓看看？他特别喜欢字画，鉴赏力也特别强。”

当晚，吴院长将邓拓和白石老人一起约请到北京全聚德吃烤鸭。仔细观赏白石老人带来的字画后，邓拓满有把握地说：“这画是真迹。”

白石老人一听很高兴，忙说：“看来您确实是个行家，识画。以后这幅画就归您收藏吧。”

邓拓沉吟了一会，说：“这幅画很值钱的啊。”

白石老人说：“钱多钱少无所谓，您看着给就行了。”

邓拓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出25000元。不过，我可没这么多钱，到我家去，我们以画换画吧！”

白石老人点头同意，连夜随着吴院长一道走进邓拓的家，总共在邓家挑了27幅字画。第二天以25000元钱的价格卖给了国家文物商店。

随后，邓拓对这幅古画进行了全面性研究，写了文字说明，照了相，还在《人民画报》上刊载过。

初步弄清了这幅宋代古画的来龙去脉后，调查人员又找到了吴仲超院长核对情况。

吴仲超如实汇报：“邓拓以画换画、购买书画，确有其事，这不是秘密，文物局知道，故宫博物院知道，文物商店也知道，我认为这不是什么问题。”

调查人员问：“邓拓为什么要购买字画，是否有从中牟利之嫌？”

吴仲超当即否定：“这绝对不是。我知道，邓拓收藏书画，一是出于爱好，二是他想写一部中国书画史，目前我国还没有一本研究历代字画的专门书籍。”

“那也不能把这些书画占为己有呀。”调查人员说。

“这我可以做证。”吴仲超告诉调查人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邓拓的确收藏过不少字画，可都是研究透了以后便全部无偿交给了国家。”

吴仲超为邓拓做证成了后来的罪证，受到批判和冲击。不久，他与故宫的其他人被送进了文化部的集训班，要求检讨问题，改造思想。

集训班结束后，吴仲超他们回到故宫。此时，故宫内部已经相当混乱，到处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

在众多的大字报中，有一张特别引人瞩目。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为：“十几年来，城隍庙的泥胎偶像，一直盘踞在我们文物出版社印刷厂，现在我严正提出，一定要把这些大王小鬼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彻底捣毁，连根拔掉，不能保留这些宣扬封建迷信的牛鬼蛇神的统治地位，彻底铲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制造毒害人民的封建迷信工具。”

这张大字报是驻在故宫内的文物出版社珂罗版车间的一些工人写的。面对工人的强烈要求，吴仲超等院领导都觉得不妥，但鉴于当时形势，同意拆除了城隍泥塑神像11个，泥塑马一对。

1966年8月18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林彪等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这一天，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接受并佩戴红卫兵敬献的袖章。激动而狂热的群众和红卫兵组成人的海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响彻云霄……

之后，毛泽东在三个月之内又先后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红卫兵，以此积极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在此鼓舞支持下，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大串联、大造反”的狂潮。

1966年劳动节刚过几天，一支军宣队开进了故宫。

翌日，军宣队负责人便主持召开全院职工大会。

此人身材不高，声音却颇为洪亮：“奉中央指示，我们军宣队进驻故宫，从今天起我们全面接管，吴仲超和院领导全部靠边站，都得听我们的！”他扫视一下会场，然后继续嚷嚷道，“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故宫。我们认为，这里是封建的黑窝，文艺黑线的重灾区，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性的大改造！”

会场开始时还一片肃静，但这位负责人说到这里，下面顿时骚动起来，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这话怎么说呢？什么‘黑窝’‘黑线’的？”

“不知道什么意思，哪有这样说话的？”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来不是来保护咱故宫的。”

“现在什么都闹不清，只能听天由命呗！”

听到会场下面的议论声，这位军宣队负责人提高嗓音道：“大家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立即开展对文艺黑线彻头彻尾的批判！”

他停下喝了口杯中的水，正色道：“故宫里面有没有走资派？有没有黑帮？”

顿时，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惊讶的目光齐刷刷地对准在主席台上。这位负责人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更加来劲，吼道：“有！据掌握的情况看，还不是一个两个、十个八个，而是一批。所谓一批，就是几十个！”

台下的人全都惊呆了，不知故宫将会发生些什么，尤其是在座的院领导和专家，一个个如惊弓之鸟，也不知自己会不会被划进黑帮。吴仲超毕竟是老革命，经得起风雨，并不十分惧怕，但心里担忧这帮军宣队来这里胡搞。

会后，果然一场暴风雨迅速席卷紫禁城。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紫禁城周边的红墙，几乎所有的院领导和专家，都被揭发为走资派和黑帮。

吴仲超、单士元等30多名故宫领导和专家被集中起来，一同隔离在故宫东北角楼下的大房子里。高茂宽年龄不大，也不是院领导，却被造反派将他划入“保皇派”，也被隔离，成为“黑帮”。他们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写检讨书，有时还要被赶到大字报密集的地方，集中观看，并接受训话。

一天中午，“黑帮”们吃完饭列队来到红墙北侧，就被从外面冲进来的造反派们拉住，勒令他们面北而站，要他们齐唱毛主席语录歌曲：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绣花，

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

那样温、良、恭、谦、让，

革命是暴动，

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

唱着唱着，有人从背后对着单士元狠狠地揍了一拳。

又有位造反派解下腰间的皮带，向单士元抽去，并恶狠狠地吼道：

“为什么不唱？大声唱！”

尽管造反派催逼着，但“黑帮”们的声音依然很低沉。

突然，一造反派对着吴仲超飞起一脚，将之踹倒在地，严厉斥责。

吴仲超爬了起来，怒目而视。那位造反派举起拳头，打将过去。

“你在唱什么？革命不是暴动？你瞎唱，老子要你的命！”

“你们不能这样胡来！”这时，默默站在远处的高茂宽冲过来高声道，“你们住手！知道吗？他们是老革命，不允许你们打人！”

忽然一声吼，居然把那些造反派给镇住了，他们只得悻悻而去了。

不知道是上级的指示，还是军宣队的创意，要求故宫博物院在奉先殿内举办“收租院”实景展。

奉先殿，位于紫禁城内廷东，为明清皇帝祭祀祖先的家庙，始建于明初。洪武三年，朱元璋“以太庙时享，未足以展孝思，复建奉先殿于宫门内之东”。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仿南京皇宫，也在紫禁城内设立奉先殿，作为随时可以祭祀祖先之所。该殿建立在白色须弥座上，建筑呈工字形，四周缭以高垣。前为正殿，后为寝殿。前后殿之间以穿堂相连，形成内部通道。按清制，凡遇朔望、万寿圣节、元旦及国家大庆等，大祭于前殿。

故宫成立后，这里改成了文物展馆，清代时使用状况已不复存在。

军宣队负责人带着“收租院”策展人员来到奉先殿。这里为雕塑馆，存有高达殿顶的龙门奉先寺菩萨立像石膏复制品。

策展人员认为这里不太合适办展览，一来菩萨在此，二来面积不够。

军宣队负责人听闻后立即表态，把菩萨搬走，一举两得。

第二天，军宣队负责人就指挥一班战士来到奉先殿搬菩萨。如此巨大的塑像根本无法拆，也无法搬，他们不问三七二十一，便将菩萨立像砸了个粉碎。

没过几天，就开始在奉先殿布展了。这个名为“收租院”的展览，是按照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等人在1965年创作的“收租院”现代大型泥塑群像复制的。

“收租院”是根据当年地主收租情况，在四川省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现场构思创作、现场展出的。共有七组群像：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以情节连续形式展示出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收租的全过程，共塑造114个真人大小的人物。

雕塑者将西洋雕塑技巧与中国民间传统泥塑的技巧融为一体，生动、深刻地塑造出众多不同身份、年龄和个性的形象。群像与收租环境浑然一体，收租情节与人物心理刻画惊心动魄，集中地体现出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迫使他们走向反抗道路的历史现实。

1966年12月24日，“收租院”复制展正式开幕，观众如潮，新闻报道铺天盖地。此展持续到次年3月6日，共接待观众47万余人。

这个展览有着明显的“左”的痕迹，是政治与艺术结合的范例，是“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一次典型体现，是特定时期的政治产物。但客观地说，“收租院”展是中国传统民间塑像与现代雕塑方法相结合的产物，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收租院”展获得巨大成功，而让人感到不理解的是，负责此展的驻院军宣队被认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批判对象，不久就被撤走了。

军宣队撤走后，虽然没有宣布吴仲超恢复工作，但吴仲超与院领导班子成员坚持上班，维持故宫的日常运转。

1966年8月9日，一支五六十人组成的造反派队伍拥进了故宫北面的神武门。他们臂缠红袖章，身着绿军衣，头戴绿军帽，在各个宫殿和陈列室到处乱窜。

“收租院”展览

“故宫博物院”牌匾被改为“血泪宫”

原来，他们是来破“四旧”的。在他们眼里，“四旧”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不胜其砸，无从下手，于是扯着嗓子喊起来：

“火烧故宫！”

“砸烂紫禁城！”

很快，他们一起拥进吴仲超的办公室，气势汹汹地指着室内的办公家具吼道：

“你们这里都是些封、资、修的玩意儿，勒令你们把这些反动的东西都扔出去！”

又一个造反派厉声道：“我问你：把故宫拆掉，拿到乡下盖猪圈，你同意不同意？”

吴仲超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平和地说：“故宫是文物保护单位，这里的一切都属于国家财产。”

造反派又问：“故宫改名血泪宫，你赞成不赞成？”

吴仲超软中带硬地答道：“这个我做不了主，要由文化部来定。”

造反派来火了：“什么文化部！简直是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坚决砸！”

吴仲超不吱声，造反派下令道：“故宫更要砸！过几天我们就来砸，你们早点滚出去！”

吴仲超坐到椅子上，说：“我们不会离开这里，这是我们的责任。”

“那我们走着瞧！”造反派甩下这句话就走了。

看着造反派们拥出办公室，奔向神武门而去，吴仲超立即给文化部办公厅打了个电话，汇报了刚刚发生在故宫里的事，请求说：“务必立即反映给部长，尽快制定措施，否则后果难以预想。”

一刻钟后，文化部办公厅就来人了，向吴院长仔细问明了情况。来人还告诉吴院长，他刚刚路过神武门时，看到神武门门洞外红墙上，贴出了最后通牒：“故宫散布封建毒素，勒令停止开放！”故宫博物院的大理石门匾，也被大张门纸盖住，上书“血泪宫”三个大黑字。

吴仲超觉得情况紧急，建议来人赶紧回部里向领导汇报。来人说：“看来这事部里解决不了，还是要向国务院汇报。”

第三天清早，文化部给故宫博物院值班室回电说：“经向国务院请示，决定故宫立即闭馆。”

这天清晨，还不到平日开馆时间，吴仲超就让人用整张红纸黑字写的大字通告贴在神武门外。通告说：“根据国务院通知，为了确保故宫安全，决定自即日起闭馆，不再对外开放。”

至此，吴仲超郁闷悲怆的心情才被这张红色通告稳定下来。

闭馆后第三天，又有一伙造反队伍来到神武门外，把几张“砸烂故宫”的大字报竖一张、横一张地刷在大门外的红墙上、砖墙上，并要冲进故宫。

守卫人员拦住了他们，要他们看红色通告。

“笑话！我们又不是来参观的，我们是来砸烂故宫的！”来人脖子一横，硬要进入故宫。

“不能进！已经闭馆！”守卫人员分毫不让。

“非进不可！”来人吼着。

守卫人员相告：“宫殿门，库门，陈列室门，全上了锁。你们进不去，我们也进不了。”

“拿钥匙来！”来人瞪大眼睛。

此时，一直站在门口守卫的战士迎上来：“谁要钥匙？钥匙全在卫戍区！”

来人见解放军战士出来阻拦，便灰溜溜地离开了。

社会上，动乱在继续，风暴在扩张。紫禁城内，并不因为闭馆而风平浪静，而是暗流涌动。

故宫内部的造反派正在悄悄酝酿一个荒诞可笑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这个方案的要点是，要用“阶级斗争”这条“红线”，改造故宫博物院的原有陈列，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来一次所谓“突破”。

方案提出：在太和殿前竖立两座大标语牌，一东一西，高度超过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压倒王气；太和殿宝座要扳倒，加封条；在宝座台上塑持枪农民的像，枪口对准被推翻的皇帝。把过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临时休憩之处的中和殿，改建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

这些造反派找到吴仲超和单士元，要他们赞成这个方案，并尽快组织实施。

吴仲超、单士元一声不吭，默默地抵制着。

不久，一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潮突然掀起。故宫里的群众组织相继建立起来了，原来的造反派们分成了几派，他们和社会思潮相呼应，卷入了无休无止的派性斗争。

1967年4、5月间，社会上、故宫内到处文攻武卫，一片混乱。为了预防故宫博物院治安方面的问题，北京卫戍区奉命军事保护故宫，派了一个营的卫戍部队驻进故宫。营部设在内阁大堂，战士驻在南三所、西华门。

军代表孙营长30岁左右，是位“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文化素养和政策水平都较高。他来到故宫后，非但没有任何过激行为，而对吴仲超等院领导非常尊重，并敦促故宫职工中的两派实行大联合，配合院部保护好故宫建筑和文物。

部队驻院不久，北京卫戍区电话通知说，从天津开来一卡车造反派，带了棍子、棒子、榔头、砖头，说是要冲入午门，砸烂故宫。

孙营长得知消息后十分重视，立即来到吴仲超的办公室，并找来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共同商量。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孙营长当即决定在四个城门加岗派哨，分头劝阻；同时，两派群众组织各派出若干人，上城墙，监视城垣内外的动静，准备一旦哪个门出事，驰援哪个门。结果，中午过去，不见有什么乘卡车的造反派前来。等到下午，也还是没有来。

虽然这段时间比较平静，没有人来冲击故宫，但院里和军代表们还是时刻保持警惕。

一段时间后，院里的几位造反派又找到吴仲超，要求废除门卫制度，便于其他单位前来串连。吴仲超一口拒绝：“没有门卫，院里岂不是乱了？丢失东西怎么办？”

但那些造反派坚持认为：“社会上都在大串连。我们敞开大门，允许串连，才是大方向！”

1964年的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广场

知识分子在“五·七”干校劳动

吴仲超说服不了造反派，只好向军代表请示。孙营长明确表态：“不行！故宫闭馆，是国务院的命令，我们无权废除门卫制度！”

事后，军代表又向全院职工宣布了两条纪律：决不允许院内任何人、任何部门答应外边人前来串连；也决不允许任何外单位、组织借口串连，强行进驻故宫。

那年9月间，故宫博物院里的两派联合了，成立了联合委员会。

但是，事隔不久，社会上的极“左”思潮此起彼伏，愈加复杂起来，故宫博物院又一次卷入种种莫名其妙的斗争中，两派再度分裂，重新陷入了打派仗、批黑帮、清理阶级队伍、揪牛鬼蛇神的斗争漩涡之中。

故宫人毕竟是故宫人。尽管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无论哪一派，大家在有一点上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竭尽全力保护故宫，决不能使中国最大、最完整、最宏伟的故宫古建筑群和100多万件珍贵文物受到丝毫损失！虽然集会不断，斗争不停，但大家没有完全放下正常的业务工作。遇到夏天暴雨、冬季狂风，两派群众组织就会停下派仗，按照院办的通知，共同派人到总钥匙房领出钥匙，一起进库房、进陈列室进行查看。如果发现风雨损坏了建筑、文物时，立刻又会一起研究、处理、解决。

1969年4月，军宣队和工宣队相继开进故宫，全面领导故宫的工作。在军宣队、工宣队的领导下，两派再次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革委会成立后，立即动员干部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许多家属也跟着迁出户口，到咸宁安家落户。

这期间，故宫先后有350多名职工去了咸宁，高茂宽也在其中，留下的职工只有150多人，继续照料仍在闭馆中的种种事务。吴仲超、单士元也被留了下来，在艰难中苦撑着，除了维持日常运转外，还开展接收捐赠文物及征集文物等工作。闭馆以来，不少单位和部门也有一些个人，把他们的文物送到故宫博物院保管，不少是破“四旧”中幸存下来的珍贵文物，如北宋祁序的《江山牧放图》、清代宋骏业的《康熙南巡图》、清乾隆款珐琅彩山水尊等等，经过单士元等专家的考证，被留在了故宫。

在这动荡的岁月，故宫大门紧闭，默默地让时间流逝……

故宫博物院何时重新开放，一直是人们密切关心的问题。

国内广大观众有到故宫参观的强烈愿望，到北京来的外宾，更希望参观大名鼎鼎的故宫，常常因不能到故宫参观而遗憾。

周恩来总理得知人们的愿望后，亲自过问了这个问题。

1970年5月14日晚上，周总理约请文物局和故宫的相关人员到他的办公室讨论故宫开放事宜，他说：“故宫关闭四年多了，总不能一直关下去吧？”

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说：“社会各界迫切希望故宫重新开放，不仅是文物爱好者，普通老百姓也有这个愿望。我们局里就常常接到电话和来信反映这件事。”

周总理问：“故宫重新开放，有什么问题？”

吴仲超回答说：“大的问题没有，但也有些困难，一是闭馆多年，到处杂草，要拔掉；二是有些建筑物年久失修，要抢救。”

周总理随即说：“我跟文化部军宣队、工宣队都谈过这个问题。故宫这么大，仅靠故宫工程队本身管不过来，可以让北京军区派些队伍驻在故宫。一是操练；二是学历史、文物；三是劳动。跟工程队结合起来，拔草，修好该修的房子。部队进故宫，可以一个月或两个月轮流一次，每次一个团，太多了不行。几千人住得下么？”

吴仲超答道：“解放初，住过一个团。”

周总理说：“这只是一个想法。住军队的问题，请你们再研究一下。”

四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周总理再次把王冶秋、吴仲超找到办公室，询问故宫重新开放的问题。

王冶秋详细汇报了故宫的现状和这几个月所做的工作，并提出：“想在明年建党50周年时开放。不是全部开放，只开放中路和西路一部分。上次阿尔巴尼亚外宾参观故宫，看的就是中路和西路一部分。”

周总理问：“西路是什么？”

吴仲超答：“西路是过去后妃们住的地方。”

周总理又问：“‘收租院’在什么地方展出的？”

吴仲超答：“在外东路奉先殿。”

“现在还开放？”周总理问得很细。

吴仲超回答：“开放。每天观众1000多人。”

周总理还问起派部队进故宫的事有没有研究。

王冶秋如实汇报：“研究过。现在故宫住有工程兵，房子一下子腾不出。”

吴仲超补充道：“故宫的人现在正在拔草。还动员了小学生拔草，请了大队贫下中农来拔草，解决了不少问题。工程队的人已调回60多人，加上原来留在故宫的100来人，正在抢修20多处险房。”

周总理表示满意，说：“那就决定先开放中路和西路一部分。同时要搞展览，如力量不足，则要发动群众。”

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的问题就这样定下来了。

根据这次决定，王冶秋立刻把下放湖北咸宁的故宫业务人员抽调回京，并组成七人整改小组，由吴仲超总负责，单士元具体筹备故宫博物院的重新开放工作。

整改小组首先制订出整改方案，经数次易稿，最后确定了以宫廷原状陈列为主的方案，同时决定在慈宁宫布置“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故宫对外开放时与其他展览一同展出。

整改小组还决定，请郭沫若重新题写“故宫博物院”门额，换下建院时李石曾题写的门额。

郭沫若题写的“故宫博物院”匾额

故宫博物院关于更换门匾的报告

为了便于观众参观，整改小组专门组织写作人员，编写新的《故宫简介》，还送给周总理审阅，听取修改意见。

1971年7月5日，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

经历了风雨洗礼的故宫，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故宫人的苦心维护下，终于再次回到人民的怀抱。

久别重逢，观众十分踊跃，有时一天之中，观众就多达8万人。

这在那个混乱、疯狂的年代，故宫的重新开放给人们以些许安慰，也带来了一丝希望。

故宫博物院编写的《故宫简介》

就在故宫经历“文革”风雨起伏之时，身在上海的徐森玉同样陷入困局。

上海是“四人帮”的老巢，这里一开始就成为“文革”的重灾区。张春桥首先向知识分子开刀，列出了“十大反动学术权威”。徐森玉莫名其妙地被列入其中，遭受抄家、批斗、关“牛棚”，受尽侮辱和折磨。他的女儿女婿备受牵连，也被抄家和批斗，原先一家人居住的房子也被另外四家人瓜分，生活十分窘迫。

即使这样，徐森玉还是没有完全失望，他多么希望眼前的这场运动能像1958年那场“反右”运动一样很快过去。他清楚地记得，在“反右”运动中，自己曾不无凄楚地写信给曲阜文化保管处的一个朋友张明善，信中说：“弟近日交心运动极为忙碌，待此运动毕后，即设法亲来曲阜，与兄商量一切。匆履数行不能详尽，又手僵目眵，写字不易，乞谅。”

现在，他同样期望运动完毕后重新投入工作。

然而，徐森玉万万没有想到，这场运动比上次更凶猛、更持久。他以年近九旬之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经历并抵抗着这场风暴。

一天，上海文化界召开批斗大会，主角又是徐森玉。

徐森玉对金石学研究颇深

大会即将开始，会场里挤满了人，乱哄哄一片。

突然，从会场一角传来两位老人高声的争论声。

会场上许多人循声望去，争论双方竟是徐森玉和陪斗的尹石公，都是刚从“牛棚”里拉出来的老家伙。这不禁使在场的人感到惊讶，也为他俩捏了一把汗。

两位老人争论的竟是一首古诗的不同解释。好在站在一旁的几位红卫兵不知是没有听懂，还是心不在焉，并未加以制止和追究，直到会议开始，才把这两位目空一切、争论不休的老人拉到台上示众批斗。

站在批斗台上的徐森玉，几次被人把头按下，又几次把头抬起，面对那些无知少年的胡言乱语，他一概听而不闻，不以为然。然而，当一位头戴军帽、臂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的中年男人发言时，双方却发生了激烈的交锋。

该男子在发言时责问徐森玉：“你这个历史反革命，当年你是不是与易培基、马衡等人是一伙的？”

徐森玉一下子被激怒了：“什么叫一伙的？我告诉你，易培基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我与他没有直接的交往，只知道是著名的革命元老，还当过毛主席三年的国文老师。”

台下顿时议论开来，徐森玉继续说：“马衡是故宫博物院的第二任院长，他逝世后，周总理亲自安排灵车为他送葬，他是文物界知名专家，我们是学术上的同道，工作上的搭档，不存在一伙不一伙的！”

“你不要抬出毛主席、周总理来为你们推脱，既然你承认与马衡是同道，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男子提高嗓门道，“是不是马衡与你一起按照国民党的旨意，将故宫文物迁出了北京？”

“此话怎讲？”徐森玉转过身来责问该男子，“你知道故宫文物南迁、西迁的历史吗？这件事，当初是由故宫博物院首先提出并自行解决的，当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批准。我讲的是国民政府，而不是国民党。况且，这次故宫文物外迁，处在国难当头之时，是中国知识分子为捍卫中华文物免遭劫难的文化抗日之举，最终将中华千年国宝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文物保护的壮举和奇迹，请问，这一切何罪之有？”

台下一片寂静，台上的男人哑口无言，不知所措。少顷，该男子反应过来：“你不要为自己狡辩，为国民党狡辩。你老实交代，国民党垮台后，把故宫文物挑好的偷运到台湾，当时你与马衡为什么不抵制？是不是在暗中为国民党效力？”

“无稽之谈！”徐森玉愤懑之极，回击道，“当时，马衡院长在北京，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建议，反对故宫文物迁台，并专门指示我设法阻拦。我按马院长的意图，想方设法阻止和拖延文物迁台，但终因国民党强行实施这个计划，我们无法完全阻止故宫文物迁往台湾，但我与故宫同仁，配合已经进入南京博物院的地下党，一直在抵制国民党的做法，比如中华一级国宝大方鼎，就是我组织大家将它藏起来的，不然这件国宝也就留不到大陆。”

双方唇枪舌剑，批斗会变成了辩论会。奇怪的是，原来应该口号震天响的会场，居然出奇地安静，大家都在听故事似的，饶有兴趣。

主持会议的人见势不妙，几次催那位男子早点结束发言，可那男子不肯甘拜下风，死死抓住话筒，振臂高呼：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台下却没人响应，出现少有的冷场。该男子恼羞成怒道：“你不要在这里为自己摆功，这里是批斗大会，你只有老实交代才是出路，百般抵赖，只能自食其果。”

面对徐森玉的不屑一顾，该男子不得不甩出最后一颗炸弹：“你听着！我问你，当时是不是国民党邀你到台湾去，还给你买好了机票送给你？你说是不是？”

这个炸弹还真有效果，会场上顿时有了动静，众人的眼光都集中在徐森玉身上。

“这是事实。”徐森玉不慌不忙道，“国民党确实为我买了赴台的机票，而且还派了一位大员亲自送上门来，但被我婉言拒绝了。”

“有何证据？”男人恶狠狠地追问道。

徐森玉挺了挺身子，立马回答道：“我就是证据。假如我去了台湾，今天还会站在这里被你们批斗吗？”

会场一阵哄笑声，把该男子弄得十分尴尬，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徐森玉继续慷慨陈词：“我不仅有人证，还有物证。当年国民党送给我机票，我人没去，机票却收下了，还保存了下来。”

“那机票呢？你拿出来啊！”男子还想将徐森玉一军。

“我现在没有了。”徐森玉故意给大家悬念似的，然后又自揭谜底，“解放后，我把这张机票交给了陈毅元帅，那时他是上海市市长。你如果真的要看这张机票，你只有去找陈毅要，我可没有什么办法了。”

场下又一阵哄笑声。该男子狼狈不堪，只得在主持人的一再催促下，灰溜溜地下台去了。

这场批斗会就这样草草收场。

然而，徐森玉并非就此逃过厄运。以后数月，仍然是无休止的批斗。毕竟九十高龄的老人了，徐森玉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身体一直很好的他，终于难以支撑，病了下来。但造反派并没有放过他，毫无人性地继续批斗他。

在又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把他押上台，还在他的脖子上挂上了沉重的黑牌，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臭专家”等字样。站立时间一长，他体力不支，疲惫得站立不稳，加上腿上曾有过两次重伤，身体渐渐开始摇晃，眼前金星直冒。昏眩中，他伸手去抓前面的话筒支撑一会儿，而站在一旁的造反派上前阻止，这时话筒被人碰倒，竟向他头上砸下去，他来不及避让，当场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头上鲜血直流。

徐森玉所著《汉石经斋文存》

混乱之中，他没有被及时送去医院，而是把他送回了家中。

从此，徐森玉卧床不起，病情愈发严重，于1971年5月19日含冤长逝，终年91岁。

徐森玉逝世的消息，惊动了远在北京的周总理。周总理不禁长叹一声：“我们国家又失去了一个国宝！”随后，周总理吩咐工作人员急电上海，通知家属，遗体暂不要火化，听候国务院处理。

闻此消息，家人心头一热，无不热泪盈眶，盼望国家给徐森玉一个肯定的结论。孰料几天后张春桥又来插手此事，非但不予重视，反而让上海市革委会通知家属，国务院不会出面了，由家属自行火化处理。这实际上告诉大家，徐森玉死了也是反动学术权威，不得礼遇。

徐森玉走了。

他没有等到“文革”的结束，没有等到寒冬过去，更没有等到祖国春天的到来。他所期待的我国文物事业的繁荣，以及两岸故宫文物的聚首，终究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