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故宫三部曲”为什么由我来写？我又是怎样来写的？

读者和媒体肯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2003年，我调任江苏省文化厅厅长，由于工作上原因，我有机会多次来到位于南京朝天宫的南京博物院地下文物仓库，看到存放在那里的北京故宫的部分南迁文物。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并对故宫文物在抗战中辗转外迁的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我逐渐感到，这段历史、这个事件，其辗转万里的难度，其艰苦卓绝的程度，实际的作用和意义，决不亚于战场上的拼杀与流血。

这促使我想更多地了解和深入地研究这段历史。但很快地发现，关于这段历史，文字记载得不多、不全，深入、全面的研究则更少。请教文物界的专家朋友，才知道其中的一些原因：

一是当时兵荒马乱，加之故宫文物外迁是在十分紧急和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留下的资料很少。

二是参加外迁的人，主要是故宫的专家学者和担负护卫的军警。军警不善写作，而专家学者们“重物不重人”，他们关注文物的安全，重于文物的研究，至于外迁过程中的人与事，则不太在意，更不愿意在世人面前表功。因此，他们在记述这个事件的时候，往往只是说明何时出发、走什么路线、带有多少箱文物、在何处落脚等等，就像他们写的文物勘察、研究报告一样，非常严谨和简略。

三是故宫人最后分道扬镳，有的留大陆，有的去台湾，这对于他们来说有许多痛楚和难言之隐，加之两岸几十年的政治纷争，以及对故宫文物迁台的不同看法，故而大家都尽量避开这个话题，不愿过多地提及。

总之，关于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外迁这段历史，记述、反映得很不够，虽然有许多当事人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写了一些回忆录和文章，但几乎都是零星的、片断式的提示，缺乏全面的、具体的记述。

能否将故宫文物大流迁这段历史全景式地展现出来？

我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甚至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冲动。我是想干就干、说干就干的那种人，于是立即动手，搜集了大量有关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向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院长请教，采访当年参与故宫文物外迁的老人，与老一辈的故宫人的后代进行交流；利用出差的机会走访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当年故宫文物外迁的部分路线和贮存地；多次到朝天宫库房察看当年的南迁文物和原有的包装箱等。在此基础上，我着手写作，试图全景式地还原和展示这段鲜为人知却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的时候，即2010年，我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承载》的写作，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没想到的是，《承载》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和广泛好评，中国文联孙家正主席、北京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等领导给予充分肯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发表评论文章，《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扬子晚报》等7家报纸予以连载，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为《承载》做了七档专题节目。台湾世界书局购买版权，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台湾多家媒体连载或发表新闻和书评，台湾诚品书店为《承载》设有专柜，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等政界、文化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高度称赞《承载》的内容及其意义。

这是对我的极大鼓励，使我产生了新的写作冲动。

我在写作《承载》的过程中，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和资料搜集，除了对故宫文物在抗战期间外迁这段历史有了全面的了解外，同时对这段历史的前端与后端亦有所掌握，即皇宫是怎样变成故宫的？“一宫”是怎样变成“两院”的？

于是，我决定写一部“故宫通史”，从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一直写到现在。

我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在《承载》出版的第二年，就开始写作了记录辛亥革命后皇宫改造成故宫博物院全过程的长篇纪实文学《涅槃》（现更名为《变局》）。

这部写完后，因工作较忙，我将初稿放了放。一放两年过去了。时间真如白驹过隙，实在溜得太快。我觉得任何事情必须抓紧，不然就会被时间甩掉，最终一事无成。于是，我咬咬牙，在前年又启动写作反映两岸故宫博物院分离后人物与文物命运的《守望》，去年5月完成初稿。前段时间，又将《变局》《承载》《守望》统一梳理并反复修改，最终定稿。

今年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我征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意，将“故宫三部曲”之《变局》《承载》《守望》同时出版。

完成近百万字的“故宫三部曲”，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先后用了近10年的时间。虽然此书耗费了我许多的时间与精力，但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因为这部书首次大跨度、全景式地记载了故宫博物院近百年的风雨历程、发展变迁和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同时较为深刻地揭示它所蕴含的重要意义。

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本书虽然是采取纪实文学的笔法，但我尽量依据真实的史料，力图做到主要事实、主要情节、主要人物的真实性。当然，为了避免过去记述中“见物不见人”的情况，文中有一些还原、想象和虚构的内容，但这些都是建立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属于纪实文学允许的范围之内。

由于水平和时间所限，本书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正。我计划再用10年时间，精心研究，精心修改，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时，修订再版“故宫三部曲”，力争有所完善、有所充实、有所突破，使之成为一部高质量的文学版“故宫通史”和“故宫观止”。

在写作过程中，我参考了大量的相关历史资料、文献和著作，采访了许多领导、专家学者和故宫老人及其后代，还得到了许多同事、朋友的大力协助，特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许多帮助，中国出版集团的领导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给予了我热情的指导和支持。在此，我谨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章剑华

2015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