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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前言：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时势造就英雄，多年以来，这个话题看似陈旧，但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至今日，仍是各执一说。
对袁世凯的评价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
毫无疑问，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豪杰人物之一。纵观他一生，客观地说，他应该属于王莽、曹操、刘裕之流的人物。
有人曾这样给他盖棺论定：青年，爱国之英雄；中年，治世之能臣；晚年，误国之奸雄。这样的评论，或许有其几分道理。
这样的人物来到人类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注定是一个不可多见的人精。这种人，往往可塑性非常大，如果机缘巧合的话，在秦末，他的功业不会逊于汉高祖；在元末乱世，他的能力不会低于朱元璋。早生千百年，他真有可能像刘邦或者朱元璋那样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开国皇帝；晚生几十年，他也有可能成为蒋介石那样的政治强人，在乱世争雄的舞台上辉煌一时。当然，在他的那个时代里，他也可谓是个出类拔萃、凤毛麟角的人物了。他的天分，注定是一块做领袖的材料。不过，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做成多大的事情，并不完全由他自己说了算，更要看他所面临的社会发展形势。所谓形势比人强，即是这个道理。东汉末年，曹操、刘备、诸葛亮、孙权等人哪一个不是人中的龙凤，可他们倾毕生心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就是统一不了中国，最后落得了一个三分天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的结果。但到魏晋时期，司马氏统一天下，几乎是一帆风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时势不同的原因啊。七分天命，三分人事，在客观形势面前，他们自己只能做很少一点的主，其余的造化，全要看老天给予他们的因缘际会了。
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的一个变局时代。这是一个因为西方炮舰的轰击与观念文化的渗透，使中国旧有的一切传统和观念开始被打破，至少是已经显现出了其弊端的时代。但是，在这个忙于救亡的时代，成熟的观念与行为准则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来。特别是，人们虽然有爱追逐时髦的缺点，但西方的价值体系因为水土不服、基因不同，注定中国不可能完全走西式道路。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时代，它所造就的豪杰人物，也就必然要打上这个特殊时代的浓重烙印。
袁世凯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有两件大事，打破了中国政治的平衡，影响了此后中国百年历史的发展。
一件是，西方列强全方位的侵略。在坚船利炮的击打下，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件是，太平天国的内部打击。1851—1864年，洪秀全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基本上摧毁了作为清政府军事支柱的八旗、绿营武装，使满洲贵族失去了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实际能力。除了依靠汉人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清政府已经难以维持统治。这两件大事共同运动起来，就造成了一个运数，这个运数改变了清帝国200多年来稳固的统治局面，打破了中央和地方的平衡关系，从此，传统的文官操纵政治的局面被迫让位于武人干政。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国情。
短短16年，袁世凯即从一个地市级干部奋斗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神奇预言幸运地降临到他的头上。已经经营了260多年的实力雄厚的清王朝轻而易举地由他来改朝换代。遍览人间春光，极尽人间荣耀，如此神奇的事情，想来令人不可思议。然而，事实就摆在那里，不由你不信。
在这场旷古未有的奇变中，袁世凯的崛起，成为这个时期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在清末短短十余年间，袁世凯从组建北洋集团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地成为清末民初社会大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显要角色。清王朝所以灭亡，如果从其内部考察，显然是由于中央集权体制的逐步瓦解，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为首的汉人地方势力长期膨胀侵蚀的结果。但其最直接的原因，毫无疑问，是袁世凯北洋集团拥有政治军事资本，利用辛亥革命之机逼宫夺权的结果。
袁世凯北洋集团，简称袁氏集团，是指承传曾国藩、李鸿章湘淮集团发展而来，利用清末中央政府无力应付内外危机的大好时机，在小站练兵与新政这些合法条件下迅速形成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一个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军事、官僚集团。这个集团，首先是一个军事团体，它以小站练兵为起点，以新建陆军为基础，逐渐扩展，到北洋六镇时期臻于完善和强大，终至尾大不掉。它又是一个官僚团体，北洋官僚集团，机构庞大，而且拥有复杂的内部组织，其中一部分人控制着北洋派的财政经济部门，对于北洋派的势力伸展曾经起过重要作用。这一集团，在清末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产生并迅速发展，反过来，它又对清末时局的变化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加速与催化作用。
袁氏集团何以能强有力地崛起？袁世凯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成功？其原因纷繁复杂，大致说来主要有：
1.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太平天国的打击，导致清王朝的经制之师——八旗兵和绿营兵的没落。
2.在安内攘外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地方集团迅速崛起，改变了大清王朝200多年的基本政治结构，中央与地方的平衡被打破，军事、政治权力逐渐下移到地方，王权危机陡增。
3.在甲午战争中，淮军瓦解，中国需要一支新的武装力量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4.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势，淮系集团支撑清王朝大厦的时代结束。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出现了一个相对的真空，需要新的政治强人与势力来进行填充。
5.清末官场腐败，掌权人物腐化，给袁世凯发展私人势力提供了契机。
6.在淮系崩溃以后，是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集团崛起，而不是以其他什么人为领袖的其他集团崛起，这与袁世凯自身的才干和作用密不可分。
与同时期的其他官僚相比，袁世凯明显有着务实的性格和异于常人的干练作风。他不仅为人机警圆滑，洞悉人情世故，熟悉官场潜在的运行规则，善于运用权谋和政治手段来化险为夷、避祸趋利，而且密切注视着历史潮流的趋向，善于利用刚刚在中国生长起来的新的军事、经济因素，来加强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威望，因而他才能在同侪中胜人一筹，最终能够攀登到权力的顶峰。读袁世凯的奏疏、信札、诗词和有关他的传记，给人这样一个强烈的感觉，即袁世凯的抱负很大。对袁世凯十分了解的相国荣禄就曾指出：“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人头地。”正因为袁世凯有这样的抱负和雄心，他才能在以后的几十年宦海生涯中，攻坚挫锐，克服困难，逐渐实现到达权力顶峰的这一目标。
可以说，在清末10年中，袁世凯的灵活头脑、办事能力和机变手腕确实是其他大官僚所罕能与匹的。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袁世凯在每一个涉及自己人生的重要关头，几乎都是做了正确的抉择。他很早就弃文从武，年纪轻轻即活跃于中国外交舞台；1895年取得小站练兵之权，很早就掌握了一支新的具有战斗力的“新建陆军”；他有编练新军的经验；他有善于结交权贵和寻找靠山的能力；尤其是，他得到了列强在华势力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助长了袁世凯力量的迅速壮大，并利用辛亥革命之机攫取了中华民国政权，最终完成了从一隅走向全国、从地方走向中央的发展过程。
毋庸讳言，清亡前夕，袁世凯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具有颇高的地位。他与列强驻华使节、立宪派人士、清朝文武官员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得到他们的信任与拥护。同时，他也得到广大社会人士，甚至包括革命党领袖黄兴等人一定程度的拥护，可以说，声誉赫赫，人心相向。特别是他控制着当时中国最精锐、最强大的北洋陆军，还有由他一手培植的具有雄厚实力的北洋官僚集团，他们掌握着清王朝军事、经济、内政、外交的关键部门，唯袁氏之命是从。这样的形势，必然造成袁世凯在清末民初政坛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袁世凯的这种声望和地位，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从他的政绩中检验出来的。他的政绩体现了他的才干、志趣与抱负。清末重大历史事件，他皆参与并且表现突出。初出茅庐即出使朝鲜，果断干练，扑灭“壬午兵变”，挫败“甲申政变”，稳定朝鲜政局。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作为一个不大起重要作用的官员，褒多贬少。他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博得维新之名。戊戌告密一事曾使他声名狼藉，但到辛亥革命期间，时过境迁，袁世凯又与梁启超言归于好，告密丑闻已不能再构成对他声誉的损害。从小站练兵开始，他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博得了中外人士的普遍赞赏。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他稳定了山东局势，使山东全省未遭战祸波及；他参与“东南互保”，推动《辛丑条约》的谈判，在中外政界获得了很高的赞誉，一时被称为“强者”。他推动清末新政的发展，坚持废除科举制度，积极创办新式教育；回收利权，推动实业与近代交通的发展；建立巡警制度，把司法与行政分离，创前人之所未有。继而，他积极参与推行立宪活动，奏请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率先办理地方自治，力主改革官制，实行责任内阁制。他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强有力的人物，且收效显著，所以，人们把他视为与日本明治维新之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齐名的世界级风云人物。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说袁世凯在“前清北洋时代，威望隆然，海内之有新思想者，无不日以非常之事相期望”。袁氏就是凭借他的政绩、声望与北洋军事官僚集团的力量，取得了政坛上的实力地位，拥有了逐鹿中原的资本。
平心而论，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并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目的，也不是因为他有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而仅仅是希望在清帝退位后由他自己来当大总统，攫取国家的最高权力。但是，就当时的客观效果来说，清帝退位不但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的寿终正寝，也宣告了在中国实行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王制度的彻底崩溃，中国从此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变化，实际上截断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君主专制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袁氏也算是功不可没。
民国最初的4年，袁世凯风云际会，连续做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直至终身大总统，可谓运气好得出奇。他的团体成员也都跟着水涨船高，总理、总长、都督、将军随便做，一时无人比肩。袁世凯的事业，终于达到了巅峰状态。可就在袁世凯踌躇满志之时，却不慎在恢复帝制的道路上错走了一步，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以前的好运气突然消失得一干二净，袁世凯因称帝而众叛亲离，最终，他也因此忧愤而死。
本书即以袁世凯的十次人生抉择为核心展开，全面探讨他的得失成败。
第一章 袁世凯最初的人生抉择
——投笔从戎：迈出人生第一步
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
——袁世凯
这样一个家族
在传统中国，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具有高度的社会化倾向。每个社会成员在由婴儿发展到成年人的过程中，都不断地从其父母、师长、同学和同事处以及各种社会政治环境中吸取信息，从而使自己形成一定的信仰、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最终铸造成个人的性格。
袁世凯价值观念的形成受他家族的影响很大。
1859年，袁世凯出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河南项城农村。他的祖辈父辈都受过传统的正规教育，热衷科举，志在做官，一心想依附皇朝求取高官厚禄。当捻军起义席卷豫东时，袁氏家族在世凯祖叔父袁甲三的带领下，纷纷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的行列中。由于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袁世凯的祖叔父袁甲三和叔叔袁保恒、袁保庆等，分别获取了漕运总督、侍郎和道员的高位。袁世凯幼年时就受到这样家庭环境的熏陶与影响，奠定了他以军功和效力皇朝来求取功名的价值观念。
袁世凯出生之际，正是英法两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斗正酣的关键时刻。战火纷飞，内忧外患，朝局动荡，社会混乱。袁世凯的长辈们，就是抓住这个机遇跻身于晚清的大历史舞台之上的。
袁世凯的童年时期，捻军活动日炽，所到之处，万马狂奔。战场杀伐、城池攻掠一时司空见惯。俗话说，环境决定与影响人生，尤其是孩提时期的环境，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许是一种宿命，刀光剑影的环境，把袁世凯熏陶成了一个注重实际、注重力量、注重事功的人。
袁世凯的出生，恰是其叔祖父袁甲三攻占捻军根据地临淮关之日。捷报传来，袁家大庆，均认为这个孩子生得吉祥，给袁家带来了好运，于是就为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取名世凯，希望他将来能继承祖业，世世代代一路凯歌高进，为袁家光祖耀宗。其时，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生父袁保中在家乡组织了自己的团练队伍。他们规定，袁家子弟凡15岁以上能执兵器的，要全部参加围剿捻军的战斗。袁世凯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家庭环境熏陶中成长起来的。
据史料记载，袁世凯从小性格刚毅，骄矜无比，胆大妄为，领袖欲极强。五六岁时，在同辈兄弟玩耍游戏时就爱充当大王，一语不合，即拔拳相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此，孩子们避他如蛇蝎，袁家佣人也戏称他为“泼少爷”。他5岁那年，也就是1864年，袁保中领导团练在袁寨抗击捻军的进攻，小小的袁世凯竟然也登上寨墙，眼见捻军呼啸而至，一片枪林弹雨，他竟然毫无惧色，一点也不感到害怕。[1]他不仅自幼即目睹了死伤遍地、血光剑影的激战场面，而且还经常听到家人谈论太平军、捻军杀人放火的事情，长期耳濡目染，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便埋下了只有武力才可保家卫国的种子，这在无形之中，培育了他对军事的兴趣与热爱。
科举仕途的惯性
科举是隋唐以来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前后实行了1300年之久。这个选拔官员的制度，曾经长期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文官队伍的建设风貌、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向和知识阶层对于生活道路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隋唐以后历朝历代的国运走向。
隋唐至宋，通过科举入仕者并不占官僚队伍中的多数。但自唐朝中期以后，这一制度在官僚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起来。正因为如此，科举取士就成为宋代以后各朝代朝野内外关注的焦点。
为了鼓励人们投身科举事业，宋真宗赵恒亲自作了《劝学文》。文中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2]金钱、美女、高官、厚禄、金车、宝马、名利、奴仆等等，人生所欲，不过如此。既然科举制度能将其全部网罗其中，读书做官就成了唐宋以后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目标所在。
清王朝在入关以后，出于稳定政治局面、完善自身统治的需要，基本上继承了明朝各项重大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37中记载，清初，清政府十分重视科举制度对维护其政治统治的作用。《会典》中说：“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宫、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使用。”
大清皇帝在这里说得明白，士人一中秀才，即视为跻身仕林，即可享受国家种种优厚的待遇。如果中了进士，即可成为国家正式官员，从此宝车锦衣，荣华富贵，前程锦绣。
这个充满诱惑力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将广大民众牢牢笼络其中。这样，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种族，稍有条件的家庭，无不倾全家之财力，尽力支持孩子投身科举仕途的洪流之中。
但是，漫漫科考之路，至如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在清代，科举名额有限，考中机会很少。按照政策规定，秀才大府20名，大州县15名，小县4名或5名。全国秀才名额在25000名左右，举人限额在1500名上下。自1853年清廷批准各省增加生员名额起，至1871年停止，各府学考试中生员名额已增加了20%，从1850年的25089人增加到30133人。乡试中录取举人全国限额控制在1851年的1770人以下，1881年下降到1254人，19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一度恢复到正常的1500人左右。按此限制，一个步入科举途程者，从熟背四书五经开始，童生考取秀才，秀才考取举人，举人考取进士，踏上科举之路的每一级台阶都无不荆棘丛生，坎坷艰难。
秀才与举人限额的比例按规定大体是20∶1，但是，具体到真实情况，添加历年落榜者，20∶1的比例就大打折扣，按大、中、小省，分别是80∶1、60∶1、50∶1，淘汰率十分高。参加会试殿试中进士，录取比例大致是30∶1、40∶1。这种选拔考试都是三年一次，三级考试都能顺利通过，大体就要花费10年左右的时间，从童生到进士的考中机会大概是百分之几，越往上考，淘汰率就越高，要是在哪一级上蹉跎一下，一晃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3]
但是，直到晚清，虽然已经天下大变，但科举风气依旧。袁氏家人像中国当时所有仕宦人家一样，也没有改变读书做官的观念模式，还是按着当时读书做官的老路，希望袁世凯能够在不远的将来，科举登对，仕途顺风，发达袁家。
袁世凯6岁入家塾启蒙，7岁随嗣父袁保庆到济南，10岁到扬州，不久移居江宁（今天的南京）。每到一处，袁保庆都为他延聘名师授课，希望他早日学业有成。但是，由于嗣母牛氏的溺爱，或者是天性的使然，也可能是袁世凯对现实社会有着与众不同的认识与观察，总之，他对读书并不感兴趣，而对于游山玩水、看戏斗殴、练拳习武，却乐此不疲，兴趣盎然。他在济南，就曾从家中拿了银子10两，投拜拳师学技。袁保庆任官扬州时，寓居该城的前云贵总督张亮基一次宴请袁保庆，袁保庆携袁世凯赴宴。由于袁世凯临场表现得十分机灵，很得张亮基的喜爱。于是，张亮基对袁保庆说：令郎是个可造之才。经过袁保庆的同意，张亮基把袁世凯留在自己府上，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一同学习，专门聘请名师王伯恭教读。但是，袁世凯还是没有兴趣读书，甚至唆使张亮基的儿子盗窃家中银两，一同赴妓院嫖妓。此事被张亮基发觉后，十分生气，立即派人将袁世凯送回了南京袁保庆处。
在南京，袁世凯的志趣还是不在科举上。他本性难移，依然故我，酷爱兵书，学习骑射。因为骑射，一次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伤了脚踝骨，怕嗣父责怪，自己偷着让“野大夫”医治，结果因为断骨没有接好，留下了终生残疾，日后走路都有些微瘸。1908年慈禧死后，摄政王载沣就以此为借口，将袁世凯罢黜回家，此是后话。他常常成群结伙骑马闲逛，荡游于清凉山、莫愁湖、秦淮河、太平湖等风景区或热闹场所。其嗣母牛氏，颇习诗书，为了他将来能出人头地，不时把他关在家里，亲自课读，讲解历史上的先贤名哲，予以激励。他的兄长袁世敦也屡加劝诫，以道义敦勖。袁保庆公务虽然繁忙，也不时加以课读、训诫。但是，袁世凯仍然我行我素，放荡自如，毫无顾忌。尽管如此，在严格的管教下，袁世凯在学业上也大有长进，不仅四书五经娴熟，还能写出一些颇展露他心志的小诗。
现将保留下来的两首摘录如下：
其一：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其二：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销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羽毛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4]
诗无韵味，但豪气四溢，英雄之态毕露，出自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笔下，自然是难能可贵，足见其小小年纪就胸襟开阔。
兴趣决定出路
中国人观人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说法。
据说，袁世凯9岁时，在一次作文中写道：“以杀止杀，杀杀人者，即止杀矣。”老师批改作文时，对此“惊诧不已”。[5]
袁世凯13岁时，还写过一副对联：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私塾老先生看过不仅咋舌，还知其自有胸襟。[6]
袁世凯少年时期即出言不俗表明，他后来在政坛上雄才大略、纵横捭阖的作风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有源流可寻的。
当时，袁保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的营务处差务。太平天国覆灭之后的南京，疮痍满目，伏莽充斥，散兵游勇比比皆是。营务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维持军纪，袁保庆也因此忙碌不堪。袁世凯读书虽然懒惰，但却经常爱在营务处衙门跑进跑出，东问西访，刨根问底，这对于他以后官场办事方式和军事才能的养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袁世凯很可能有应酬人事关系方面的天赋秉性。
相传，袁保庆有一个得宠的姨太太，叫作金玉，她和牛氏不和，但小小年纪的袁世凯竟能在她们中间进行成功的调解。因此，牛氏和金玉都很喜欢他，常常在袁保庆面前为他掩饰过错。
袁保庆是一个颇为自负、热衷于官场的人物。他把自己做官带兵的经验写成了一本名为《自乂琐言》的小册子。每当他公事之暇，就把他“琐言”的精华，讲授给袁世凯兄弟们听。他说：“古今将兵，必先以恩结之，而后加之以威，乃无怨也。”又说：“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到景境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如无此好角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伶人所窃笑乎？”[7]袁保庆这一套官场权术的经验之谈，成年累月地灌输给正在成长中的袁世凯，潜移默化，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后来事实也表明，这套呼风唤雨的家传本领，对于袁世凯以后的为人处世，无论是从政还是从军，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873年6月，袁世凯14岁，袁保庆因霍乱病故于江宁盐法道任上。少年丧父，对袁世凯是一个重大打击，使得他“哀毁骨立”，病了5个月。与袁保庆有莫逆之交的淮军名将刘铭传、吴长庆代为治丧。这年冬，袁世凯陪其嗣母牛氏扶袁保庆灵柩返回项城原籍。
1874年春，官至户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回原籍省亲，看到袁世凯兄弟缺乏良师授业，子侄辈大都不勤奋求学，亟思激励子侄以保袁家昌盛。因此原因，袁保恒就携袁世凯兄弟前往北京官邸读书，希望他们能够上进，早日科举登第。
在北京，袁保恒与任内阁中书的袁保龄共同担负起教育“世”字辈兄弟的责任。这两位在北京做官的堂叔，对于袁世凯的影响很大。袁保龄兄弟为他们聘请了三位名儒作为教师，举人周文溥教授作诗，进士张星炳教授写字，举人谢廷萱教授经义，作八股文，而以谢廷萱为主。
袁保龄兄弟观察到，袁世凯读书的天资并不很高，却浮动异常，不专心向学，于是，决定对他严加管束。给他在授课先生课桌之旁，单独设置一个书桌，而把其堂弟等人在对过套房中间另置书桌，把他们兄弟隔开来，免得玩耍荒废学业。晚上，则让他睡在谢廷萱的隔壁，比屋而居，夜课至亥正，晨以日出为始。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管束与培养，袁世凯的学业确实有所长进，昼习词章，夜究兵书，昼夜并进，每寝不及二三个时辰。他能够把四书五经背诵如流，音韵词章亦有长进。只是不喜欢章句之学，对文章也未入门，但对兵书却读之不倦。袁保龄对袁世凯的评语是：“算得上中上人才，袁家后继有人，亦可略慰。”[8]
1874年，袁世凯生父保中病故。按照制度，父死要守丧3年，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和婚配，但由于袁世凯已经出嗣，为嗣父袁保庆守丧3年即可。1876年守丧期满，袁世凯17岁，从北京返乡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同年11月，在家乡与陈州名门于氏结婚，两年后，于氏为他生育了大儿子袁克定。
1877年初，18岁的袁世凯再度奔赴北京。时袁保恒已调任刑部左侍郎。袁世凯一面读书，一面帮助他处理公务。在此期间，袁世凯不愿意在八股文章上多下功夫，却不时作文对社会不良现象陈说讽谏。在寒窗苦读同时，他也学到了官场中的种种机巧本领，因此颇得袁保恒的赏识，“手批嘉勉，喜其留心时事”。可是，袁保恒发现他的猜疑心太重，顾虑太多，于是就训诫他说：“你思虑太多，防患太深，日后遇大事恐难立断。”袁世凯也很赞同叔叔的这种评价。[9]
大概是1877年冬或者1878年初春，时值河南大旱，袁保恒奉命到河南开封帮办赈务，袁世凯也随同前往，学习办事。袁保恒遇有机要密事，均令他查访，参佐一切，多方面培养他的做官做事本领。时届严冬，袁世凯驰驱于冰天雪地之中，手足冻裂，毫无懈意，勤奋从公。1878年5月，袁保恒病故于任上，袁世凯为叔叔料理身后一切，并检点公私未了各项事宜，措置一丝不苟，井然有序。
在交接公事过程中，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袁世凯的为人。
因为袁世凯办事妥帖，新任巡抚涂宗瀛决定按月给他30两银子作为薪资，袁世凯却坚辞不受。他说：“先叔办理赈务，自备资斧，未支公帑，今于身后背之，可乎？”[10]由此可见，年轻时的袁世凯，并不是一个贪婪钱财、做事情没有原则的人。
在护送袁保恒灵柩返回原籍后，袁世凯即与嗣母牛氏、妻子于氏搬到陈州居住。
起初，袁世凯不想辜负父辈们对他的期望，仍打算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所以在家读书，准备再考。由于此时他已自立家门，不再有长辈们的管束，加上欲念并不在读书上，所以着实放纵了自己一阵子。他经常嗜酒骑马，倜傥不羁，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以善为乐，因此，寒士多依他为生，士绅推戴，很自然地在他的身边聚集起了一批文人学子。为此，袁世凯用自己的钱财办起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他“主其事，捐资供给食用”。不仅如此，袁世凯还与陈州知府吴重熹约为“诗酒友”，过了一段诗酒留连的悠闲日子。1879年，袁世凯的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捐，委托他“分办陈州捐务”，袁世凯办得非常出色，“集款独巨”。为此，张向宸将袁保恒生前的捐款，为袁世凯捐了一个从七品的“中书科中书”。当年秋天的乡试，踌躇满志的袁世凯再入闱场，却不料再次落榜。
走自己的路
毫无疑问，晚清社会剧变的结果，导致了社会重心逐渐向近代军人群体倾斜。这种情况，从根本上破坏了原有政治与社会秩序的运转机制。社会结构的裂变所导致的士与兵的地位变动，这是晚清失衡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不得不进行的一种必要的调整，从而要求人们的价值观重新进行定位。
鸦片战争以后，欧风美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科举制所维系的社会价值与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特别是自湘军、淮军兴起后，大批军功入仕者纷纷通过行伍途径进踞军政要津，科举与行伍的消长之数便一发而不可收。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为了便于作战，曾国藩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大批湘军将领举荐为封疆大吏。1853年，清政府任命江忠源为安徽巡抚。1855年，任命胡林翼为湖北巡抚。1860年，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严树森为河南巡抚。1861年，任命李续宾为安徽按察使署理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张运兰为福建按察使；骆秉章为四川总督；彭玉麟为安徽巡抚；刘坤一补授广东按察使；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桓为江西布政使；严树森为湖北巡抚。1862年初，曾国藩升为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他推荐任命鲍超为浙江提督，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陈士杰为江苏按察使；推荐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曾国荃升浙江布政使后，刘典补授浙江按察使；刘长佑为两广总督；阎敬铭署理山东巡抚；丁宝桢补授山东按察使；厉云官补授湖北按察使。1863年春夏之间，左宗棠晋升闽浙总督，曾国荃升补浙江巡抚，万启琛补授江苏布政使；唐训方补授安徽巡抚；毛鸿宾迁两广总督，恽世临补授湖南巡抚；郭嵩焘补授广东巡抚；刘蓉补授陕西巡抚。1864年，曾国藩授一等侯爵，曾国荃、李典臣、萧孚泗依次授一等伯、子、男爵；李鸿章、左宗棠授一等伯爵，鲍超授一等子爵[11]。
这样，经过“太平天国一役，自为近世武人抬头之开端，湖广总督以诸侯实封其上，曾国藩以操演武艺为富贵利达之捷径，清廷在增减廉俸定文武品级之不同，此皆重武轻文之表示也”。“同光之间，不由科第而致身通显者，时人目为八大生员。曾忠襄公国荃以优贡官两江总督，彭刚直公玉麟以附生官兵部尚书，刘忠诚坤一以附生亦官两江总督，刘壮慎长佑以武生官云贵总督，张树声以附生官两广总督，岑毓英以廪生官云南巡抚，李续宾以附生官安徽巡抚，刘蓉以廪生官陕西巡抚，他如杨岳斌、刘铭传等皆纯以军功进，时人尚不以与八大生员等量齐观。”有鉴于此，薛福成在《选举志》中认为：军功入仕已为晚清人才进身的主要渠道，而科举选士则百病丛生，弊不可救。这些现象预示着晚清用官机制已经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进身之阶，军功捷于科举，则是武人之重，其重极矣”[12]。其后随着军事近代化和近代兵学的兴起，以科举与行伍为渠道的做官路径进一步发生逆转。
相形之下，传统的科举入仕需要经过大约25年“迷宫般”的考试，方有希望步入仕宦之道。[13]然而，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毕竟成功者少，失魄者众。相形之下，行伍入仕则简捷便当，特别是晚清的乱世形势与时局，需要大批年轻有为的军事人才，从而增大了行伍入仕的可能性和成功率。
形势发展表明，在清末社会转型的特定条件下，行伍入仕成了一条飞黄腾达的进身捷径。“末世书生贱”。如果说太平天国运动以前，中国的学子士人还甘心“埋首书城，磨穿铁砚”，希望借此途径进取荣华富贵的话，那么从此以后，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却是已经大为改变，弃文习武的新风气已经弥漫全国。
在晚清社会价值取向发生重大改变、从军行伍与科举入仕出现“倒挂”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整军经武的政府导向与弃文习武的社会风尚，使军事职业的社会地位获得空前的提高。科举与行伍的消长，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其结果，是行伍入仕者脱颖而出，军官的职业，与在官僚政权中的文官一样都得到世人的尊敬，越到后来，这条道路越发显示出了它的无可替代的生命力。
袁世凯自幼受教于名师，又兼上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人情练达远过于本地莘莘学子，他对此也很自负。然而，此次秋闱，他主持的文社中有两人中举，而自己却又名落孙山。于是，激愤之下，经过慎重的思考，在对社会变化与时局需要做出正确分析的情况下，他将自己所作诗文付之一炬，誓言：“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14]大有汉代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从这一刻起，他真正迈开了人生起始点的关键一步。此时，袁世凯已经为科举入仕耗费了多年的大好青春。
实际上，袁世凯放弃科举，投笔从戎，并不代表他真的是胸无点墨。真实的历史是，袁世凯虽然以行伍与事功著称，但他毕竟读过书，也接受过众多良师的教育，自己也曾下过苦功，具有较深的文史功底。后世众多历史与文学作品对袁世凯的“混混”、“不学无术”等骂名，怕是没有认真读过袁世凯的奏折、书信、诗词、文墨，或者明明读过，只是因为受特殊时代的文化影响，人云亦云地在那里胡写乱骂而已。
袁世凯在51岁上下写过一首颇展才具的诗：
楼小能容膝，
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
翻觉太行低。
读了这首诗，谁能说袁世凯不具有东汉末年曹阿瞒在大江上横槊赋诗的气度呢？
袁世凯的宦海生涯中，也有因他的才具，而使别人折服的事情。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时，有一个刚过门的女子吴氏，年方20岁，而丈夫却病弱垂危。这个女子为了殉夫，就吞金身亡了，不想她丈夫竟旋即大病痊愈。
地方官老爷们听说这事，自然争夸这女子好，有烈性，要请褒朝廷。
袁世凯知道后，就让大文人王式通、吴闿运各拟一匾额。结果名士文人的匾额都不如意。袁世凯拿起笔，写下“一死回天”四个字，旁人叹服。的确，抛开贞孝节义的混账道德不讲，这四个字的确说明袁的心胸非常人可比。
还有一次，那是袁世凯做了洪宪皇帝以后的事。大文人章太炎把袁世凯颁给的勋章做扇坠，不修边幅，大摇大摆地堵到新华门，大骂袁世凯。
因为章太炎名气太大，袁世凯也无可奈何，况且又是文人，便把章太炎软囚在东四钱粮胡同。
这时，章太炎的弟子、四川万县师范学校校长钟正懋进京。袁世凯设宴招待他。
席间，袁世凯对钟正懋说：“你老师和我过不去，你去劝一劝。中国向来有两块万岁牌，一块是大成至圣先师，一块是当今皇帝，太炎何不让一块给我？”
宴毕，袁世凯问钟正懋有什么要求没有。钟正懋说，能不能请题几个字？袁世凯当下题了一副对联：
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人爱子亦如余。
这副对联正合师范校长身份，而又暗寓有他意。书大如斗，颇有气势。[15]
当袁世凯决意不再跻身于科举之途后，他北上京城，计划以自己的官场经验和父辈们的人脉关系为自己谋取一个前程。可是，因为他居乡2年，不事生产，坐吃山空，家产已经挥霍殆尽，为了筹措进京活动的路费，他不得不向亲友借钱。到京后，他遍访父辈们的门生故旧，试图谋取个一官半职，结果事与愿违，官没谋到，钱却花光了，还是靠了自己的故交徐世昌的资助，才有了回乡的路费。这一段经历，使袁世凯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也使他的头脑变得冷静、现实起来。不久，他便投奔了自己嗣父的好友、督办山东海防的吴长庆，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这是袁世凯人生的最初抉择。
袁世凯的这一选择，我们在今天看来或许属稀疏平常，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不要忘记，袁世凯放弃科举，走军功道路是在“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价值观念盛行的晚清时代。当时，只有少数先知先觉者才能敏锐感觉到，西方的不断入侵可能会造成中国人价值观发生一个大的变化。至于大多数人，还是埋首于寒窗之下，仍然把传统的科考之路作为晋升的重要出路。袁世凯敢于独辟蹊径，冒失败的风险，顶住家中亲人的压力，舍科举而走军功的道路，这说明他确实具有常人不及的胆略，不仅眼光独到，而且是颇具勇气的。
一个人早年的经历能够引发其个人持续不断的社会化过程，推动他朝着一个可以预料的方向发展。
家庭和社会环境的重叠影响，铸就了袁世凯早年的价值观念。
袁世凯看到，他的叔祖父袁甲三，道光十五年就中了进士，但一直熬到1853年，近20年还是一个七品芝麻官。适逢太平天国、捻军蜂起，他以帮办团练大臣回乡剿捻，不过数年便因军功升为钦差大臣、漕运总督，官至极品。袁世凯的父执辈也是因为剿捻的军功而先后身跻高位。
由于家族军功之路的推动，当袁世凯发现自己对走科举之路不感兴趣或者也可以说当他认为这条道路走不通时，他就效法祖辈父辈的行为，决心走以“军功”求取高官的道路。
1881年，袁世凯投靠了淮军统领吴长庆，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此后，他随同吴长庆到达朝鲜，在镇压朝鲜“壬午兵变”过程中，袁世凯头角展露，受到李鸿章的器重。1885年，在李鸿章保荐下，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朝鲜是当时中国外交、军事的前沿，在这里袁世凯不仅吸取了洋务派的政治外交经验，还观察到近代日本军事的强大。回国后，他拜谒太傅李鸿藻，畅论中国旧制军队之腐败及日军之精练，产生了改良中国军事的抱负和理想。
经过早期的社会化训练，袁世凯一方面接受了清王朝代代相传的封建官僚政治文化，成为统治阶级政治文化的继嗣者；另一方面又受到时代发展的影响，吸取了洋务派的政治思想和维新派的某些改良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文化。因此，当1895年袁世凯受命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时，他就将这种政治文化与价值观念注入了新的军事团体，使北洋集团在形成伊始就烙下了强烈的袁氏政治文化的印记。
纵观袁世凯在投军前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此时他虽然还十分年轻，但已经具备了日后成功的一些重要的政治潜质。
这些潜质主要体现在：1．有志向，有远大抱负。2．爱才如命。3．不吝啬钱财，善施人。4．有异常的组织能力。5．重视实践，办事能力强。6．敢于挑战时代局限7．充分发挥自身特长。青少年时代，袁世凯身上已经多少体现出了上述种种特点，这是他日后能够投笔从戎，不断建功立业，抓住时代脉搏，广泛延揽人才，组建北洋集团，最终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
第一条是说人才对成就大事的重要性；第二条则说明成就大事者必须具有不吝啬钱财，乐善施人的素质；至于第三条，则说明要想成就一番大事，就必须下得起手，具有消灭对手的本领。此时，袁世凯初出茅庐，还未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第三条暂时还无法表现出来。但前两点素质，他不仅已经具备，而且发挥得颇为淋漓尽致。
古人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袁世凯能把家乡中习惯不一的读书人聚集在自己的旗帜之下，绝非一件易事，这说明他具有很高的领导才能。袁世凯不看重金钱的攫取，而是将它视为实现自己愿望和目的的工具而已。袁世凯懂得世人的需要，他有慷慨好施的习惯，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做大事者多有此豪阔气概，大概是因为抱负远大，才不看重眼下手中钱财，不汲汲于眼前的小名小利吧。
[1] 周岩：《袁世凯家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2] 《真宗皇帝劝学文》，《古文真宝》前集卷首。
[3] 任恒俊：《晚清官场规则研究》，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4]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5] 王忠和：《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6] 周岩：《袁世凯家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7] 袁保庆：《自乂琐言》卷下，第13页。
[8] 《袁氏家书》卷四，第13页。
[9] 吴闿生、沈祖宪：《容庵弟子记》卷一。
[10] 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11] 朱东安：《太平天国与咸丰政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47—48页。
[12]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第659、662页。
[13]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8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5页。
[14] 吴闿生、沈祖宪：《容庵弟子记》卷一。
[15] 周岩：《袁世凯家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131页。
第二章 袁世凯第二次人生抉择
——投靠吴长庆：投靠谁，最关键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袁世凯
要不要依附李鸿章
说起李鸿章，只要是中国人，恐怕没有几个不知道他的。可是对于李鸿章，国人又多戴着有色眼镜，真正弄懂他的估计也没有多少人。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先在安徽与吕贤基一道，奉清廷之命剿灭捻军。吕贤基死后，他投奔曾国藩，成为曾国藩的一名幕僚。1861年，他奉曾国藩的命令，收编安徽的地方团练，仿照湘军营制，开始组建淮军。次年，他率领淮军6000多人东下上海，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装备淮军，同时雇用外国军官教习，在太平天国的腋下插了一把尖刀。此后，他联合上海的买办势力，开办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等大型兵工厂，制造用于淮军武装的军火。他依靠这支使用洋枪洋炮的军队，与曾国藩的湘军，联合绞杀了太平天国运动。接着，他又用淮军把捻军镇压下去。由此，他被朝野上下推崇为“中兴名将”。消灭太平天国后，曾国藩为避功高震主的嫌疑，自翦羽翼，大肆撤裁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就代替曾国藩的湘军成为清政府赖以维系统治的支柱。由于李鸿章手中有强大的武力，清政府不能不依靠他来维护统治。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晚清第一疆臣。为了保持北洋地盘，巩固和扩大淮系集团的力量，李鸿章创办了轮船招商局（1872年）、开平矿务局（1878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年）和天津铁路局（1887年）等一大批近代民用企业。同时，他还修筑大沽、旅顺、威海卫等处军港炮台，1881年，又组建当时亚洲最大的海军舰队。他又派淮军军官分赴德、英、法、日各国学习陆海军，设立天津水师学堂和北洋武备学堂，大力培养洋务军事、交涉人才。一时间，李鸿章及其淮军集团代替曾国藩集团一跃而成为清政府赖于生存的重要支柱。
可是，肩负朝廷希望的李鸿章，在用人上，却老乡观念极重，“安徽帮”一度占据淮军各个军中要位。
在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只要会说合肥话，马上就把长枪挎；只要认识李鸿章，长枪马上换短枪。”甲午海战中，在北洋海军的实力比日本海军还强的情况下，居然落得个大败而归、全军覆亡的命运，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淮军领袖李鸿章的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上。当时，凡想要做官，或已经做官而想升官的人，大都要走李鸿章的门路。如果不是甲午战争的一声炮响，这种局面很可能还会维持下去。
说起来，袁世凯的家族与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道光末年，袁甲三、曾国藩、李鸿章都在北京做官的时候，就曾经“相历以道谊”。1853年，袁甲三和李鸿章一起随吕贤基到安徽督办地主团练，一在淮北，一在淮南。后来，李鸿章转入曾国藩的幕府，他们之间仍有书信往来。曾、李镇压太平天国后，李鸿章率领淮军北上镇压捻军。当时袁甲三已死，其部众便大都为李鸿章所吞并，成为淮军的一部分。袁保恒一度在李鸿章手下带兵，袁保庆在山东时，也曾给淮军采购粮食。袁保龄在北京做官，本来师事顽固派倭仁，后来受洋务思潮的影响，拟了不少关于“求强”的条陈，主张“集天下纯儒志士”，“共励洋务”。李鸿章认为他“谙习戎机，博通经济”，于1881年秋奏调他到天津，以二品道员委办“旅顺海防营务”；直到1889年病死，他一直受到李鸿章的器重。可以说，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和高级将领，如刘铭传、周馥、丁汝昌、吴长庆、宋庆等人，都是袁世凯的父执辈。刘铭传、吴长庆等还与青少年时代的袁世凯见过面。
袁世凯在北京读书时，李鸿章正在直隶总督任上，权高位重。袁世凯对李鸿章的显赫地位，不胜钦羡。在洋务派“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他“好读兵书”，“留心时事”，“常作文论，有所陈说讽谏”。袁保龄对他的议论，颇为赞赏，曾情不自禁地表示，袁家“嗣武有人，亦可略慰”。袁世凯既然决心不再走科考之路，袁保龄就很希望通过关系，托人将袁世凯介绍到李鸿章的幕府，冀望他能够由此得以发达。
可是，袁世凯并不这样看，他更多想到的却是此举弊大于利。
这不奇怪，在袁世凯看来：
第一，李鸿章虽为第一疆臣，但权势已经如日中天，李幕人才济济，到李鸿章身边工作，似乎没有自己施展抱负的地方。
第二，李鸿章的幕府需要的也多是些摇笔杆子和耍嘴皮子式的人物，像袁世凯这样注重事功、长于做实际工作的人在此处做幕僚，无法发挥长处，不过是混口饭吃，浪得个虚名而已。
第三，李鸿章用人，老乡观念极重。袁世凯不是安徽人，更不是合肥籍，即使受到重用，也肯定会受到排挤与倾轧。
基于上述几个原因，袁世凯在得到荐书后，不是喜欢，而是发愁。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袁世凯一旦进入李鸿章幕府，少不了还得与他的叔叔袁保龄在一起工作，对于这位叔叔管教的严厉，袁世凯是早已经领教过的。袁世凯不想再受到这份约束。他想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自由自在地闯荡闯荡，做一番事业。
该不该投靠吴长庆
吴长庆，字筱轩，又字小轩，安徽庐江人，是李鸿章手下的重要大将之一。1880年冬，他率领淮军六营由浦口移驻登州，督办山东海防，极受李鸿章的信任。当捻军驰骋中原之时，吴长庆的父亲吴廷襄同袁甲三一样，受命办理庐江地主团练武装。咸丰年间，太平军包围庐江，吴廷襄派吴长庆到宿州，向袁甲三求救。袁甲三举棋不定，征求子侄们的意见。袁保庆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主张援救；袁保恒则认为“地当强敌，兵不能分”，两人争持不下，拖延数日，以至庐江被太平军攻占，吴廷襄被杀。此后，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与袁保庆“订兄弟之好”。袁保庆在南京为官时，吴长庆带兵驻扎浦口，两人过从甚密。袁保庆死时，吴长庆渡江视敛，“扶棺痛哭”，帮助料理丧事。袁世凯认为，吴长庆身处海防一线，正需要能干之人的辅弼。由于吴长庆与嗣父袁保庆的特殊情谊，如果投奔吴长庆，他肯定会因为是故人之子而格外照看自己。
因此袁世凯在得到周馥写给李鸿章的推荐书时，他并没有欣喜如狂，而是斟酌再三，反复权衡，感到自己这个一无位二无名三无财的“三无人员”，在李鸿章人才济济的幕府中很难有出头之日，而吴长庆也已官居一品，是主持方面的淮系大将，握有一定的生杀大权，正需要做事之人，又兼有故人之谊，考虑到上述诸方面因素，袁世凯遂断然放弃了投奔李鸿章的机会，决心弃文从武，投奔督办山东海防的吴长庆，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这样，袁世凯在他人生道路的第二次抉择时刻，又正确地选择了他人生的发展方向。投靠吴长庆后，袁世凯很快就找到了感觉，并且很快就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袁世凯选择依附对象这件事情足以说明，他不仅有自知之明，而且还具有极强的现实感，这也是成就大事者不可缺少的一种素质。两次落榜后，袁世凯便能断然放弃科举之路，立志从事功上出头，证明他有现实感，有自知自明；也说明他早看透了四书五经书中的穷酸和迂腐，知道不能再凭借它来立世。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一般人如果能得到接近当时权势如日中天的李鸿章的机会，不知该有多么的欣喜若狂，肯定会马上忙不迭地前去投靠，甚至还会用来作为炫耀自己的资本，可是袁世凯却能冷静地权衡利弊得失，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扬长避短，改投权势、名气比李鸿章都要小得多的吴长庆，这证明他不仅明白李鸿章幕府人才济济，自己在那里很可能难有出头之日，而且还知道自己的长处在何处更容易得到发挥。此后，袁世凯在他一生的许多重要关头，都多次表现出了这种现实感和临机抉择的能力，这是他能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果然，当袁世凯来到登州时，吴长庆不仅“肫然相信”，乐意收留，备加照抚，而且随后又不断加以提拔重用，从而使袁世凯迈出了他仕途上重要的第一步。
伊藤博文
袁李关系论
李鸿章与袁世凯，都是晚清极其杰出的人物。
刘厚生说：“世凯为人，其才略与作风颇似鸿章，他虽向鸿章倒戈，但心目中，最钦佩的，止有鸿章一人……合于中国历史上奸雄之条件，所以于庚子之后，能握全国政权十五年之久。”[1]
李鸿章是袁世凯的父执辈，老上级，是提携袁世凯最初仕途发达的重要人物。但二人直接发生业务关系却是始于1884年朝鲜甲申兵变时期。该年，由于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为巩固北洋防务，命令吴长庆从朝鲜撤回三营清军，驻扎辽东半岛金州，其余三营仍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袁世凯得李鸿章奏荐，被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一跃而成为驻朝清军的重要人物。
1884年12月4日，朝鲜“开化派”在日本公使支持下发动“甲申兵变”。袁世凯一面会同吴兆有上报李鸿章，要求“派兵轮东来”，一面随机应变，果断处置了这场事变。
1885年2月，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伊藤博文在此期间特意提出了惩办袁世凯的无理要求。李鸿章始终不肯接受，最后依据李鸿章的折中办法，以其私人名义“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至此，袁世凯所谓“擅启边衅”的责任由李鸿章完全推卸，一场变幻险恶的风浪总算躲过去了。袁保龄为此函告袁世凯说：“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唇舌，此节自是可感。”同时又致书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章晴笙说：“凯侄得蒙我帅力持正论以覆庇之，感切心骨。”李鸿章的“行文戒饬”仅是官样文章，所以不到半年，袁世凯又被起用，而且身价更高了。
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大都由李鸿章制订。自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以后，李鸿章一直劝导朝鲜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即与英、美等西方列强“通商”，“借以牵制日本”，“杜俄人之窥伺”。结果，随着与西方列强“通商”而来的，是各国侵略势力的深入，而受害者总是朝鲜和中国。“牵制”政策反映了腐败的清政府在维持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无可奈何的主观选择。在列强的侵略面前，这一政策的破产是必然的。
1885年7月，清军从朝鲜撤出以后，沙皇俄国趁机插足，其驻朝公使韦贝（Karl Weber）勾结闵妃集团，控制朝鲜军队，妄图变朝鲜为俄国的“保护国”。朝鲜政局更加动荡。李鸿章为了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第一，送大院君回国；第二，起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接替“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商务委员。
李鸿章释放大院君回朝鲜，想利用他的威望及国王生父的关系，压制闵妃集团的势力，以稳定朝鲜动荡不安的局势。由于闵妃集团反对大院君，李鸿章认为护送人选关系重大，他经过反复考虑，选中了袁世凯。袁世凯返回原籍后，与朝鲜官吏金允植等人仍有书信来往。袁保龄当时在旅顺办理海防，经常往来于天津和旅顺，仍然充当他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李的亲信僚属如张佩纶、周馥、章晴笙等，都与袁保龄有着很深的交情。因此，不断有人在李鸿章面前称赞袁世凯的“才智”，使其更为李鸿章所赏识，认为是“后起之秀”。这是袁世凯很快又被起用的重要原因。起初，袁世凯为提高身价，托病不出。但当他得悉此事已经办妥，李鸿章拟保荐他为驻朝鲜商务委员时，便立即启程北上。一到天津，李就接见他说：“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要求带兵前往。李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2]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器重和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此后，李鸿章即令陈树棠辞职，并奏请委派袁世凯接办朝鲜外交与通商事务。他说：“查有分省补用同知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若令前往接办，当能措置裕如。”李鸿章不希望袁世凯接任后，蹈常袭故，单纯照料商务，而企图通过袁世凯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所以他在奏折中又要求提高袁世凯的权限，他说“袁世凯足智多谋”，“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兹令出使属邦，尤须隆其位望，使之稍有威风，籍资坐镇”，委以“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在头衔上加上“交涉”两字，“略示预闻外交之意”。10月30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
李鸿章的提拔，使袁世凯感激涕零，立即上书表示仰赖之心。他说：“卑府才力弩下，深惧弗克胜任，惟有仰赖声威，敬谨从事，已其不负委任至意。”袁保龄也感到此次“擢太急，任太隆”，上书李鸿章表示：“两世受恩，一门戴德。”[3]同时，指示袁世凯说，此后“内意帅意（指朝廷和李鸿章）均在用心察看，但有几件事办顺手，则令闻日彰，声望渐起矣”。又告诫说：“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庶几可寡尤侮。”[4]
袁世凯接任朝鲜交涉通商事务，成为中国在朝鲜的最高代表。袁世凯在朝鲜期间，极力维护宗藩关系，也推行了一些改革，从而遭到图谋吞并朝鲜的日本的忌恨，也引起了在朝鲜当政者的另一派人所不满。当他们要求清廷调回袁世凯时，李鸿章力保而告总署说：“若轻信谣啄，而使任事者抱不白之冤，以后稍知自好顾全国体者，孰敢蹈此危机哉！”“袁道驻韩四年，遇有韩与他国交涉，尚能悉心襄助，随事调护，案据具在，未始无裨大局，自不能因韩王及各国嫉忌，轻于撤回，致堕敌谋，而失大体。”[5]1890年正月，李鸿章办理朝鲜商务请奖时还奏：“朝鲜每遇交涉事件，在廷群小，多嗾西人从旁谗越，巧为挟制，唆使该国自主。经袁世凯等扼定朝鲜系中国属藩，每暗为筹画，设法知道驳正，以存体制。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拟请旨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加二品衔。”缘此，袁世凯嗣于1893年五月补授浙江温处道，复经李鸿章奏留继续在朝鲜供职。
甲午战前，袁世凯向李鸿章剖陈利害，乞迅速派得力重兵兼程来韩。“万分急电迭发十一通”，结果都石沉大海，实际上是没有得到李鸿章的认可。袁世凯于是离朝回国，“对于李鸿章的感想就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他于李鸿章甲午战前对朝鲜的措施，已感到战事一定难免，而中国一定失败；进而，李鸿章一定因战败而失脚。[6]因此，他于中日宣战以前，便已另觅晋升途径。回国以后，在军事冗忙之际，秘密进京，但并不进遏当局，而遍访京中密友，按照预定的活动计划，将光绪壬午后李鸿章对日交涉如何软弱、两次调回吴长庆军队如何失算、与伊藤博文在天津所订条约如何错误，及本人在朝鲜因中国军队之撤回对日交涉及对朝鲜处置如何困难、李鸿章如何掣肘，并将最近四月中往来文电，摘要抄录缮成小册数十份，呈送北京要人。袁世凯的这种手段，确使李鸿章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张謇、徐世昌弹劾李鸿章的材料，1895年七月李鸿章被褫职直督，与之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但李鸿章对于袁世凯，在中日开战时诚不免有所遏抑，但终于遴才之一念，而仍是爱护成全他的。所以袁世凯回国以后的发展，与李鸿章还是有关系。当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攻袁者认为袁世凯酿成兵衅，但李鸿章责任自揽，并未诿过于人。中日马关订约以后，恭亲王奕还追问李鸿章：“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李鸿章仍是保护袁世凯，说：“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甲午战争后，李氏失势，袁世凯转投翁同龢、荣禄、李鸿藻等当权人物，并对李鸿章落井下石，致使李鸿章很不高兴，李袁关系开始疏远。
史载，袁世凯因李鸿章已经无权，决定另投权贵。这时，翁同龢正是最红的时候，他想要为翁同龢做点贡献，以为进身之阶。有一天，袁去看李，对他说道：“中堂是国家再造的元勋，功高汗马，但是现在朝廷对中堂的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迹同寄旅，实在太令人感叹了！以卑职之见不如暂告归，悠游林下，俟国家一旦有事，朝廷必然是闻鼙鼓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李鸿章这时已经七十多岁，在一般人，早就想要告老还乡了。可是李没等袁说完，就将桌子一拍，厉声喊道：“住口！慰亭（袁世凯的字），你是不是来替翁叔平（翁同龢的字）作说客的？他处心积虑想做一任协办大学士，等我开了缺，以次擢升，腾出一个协办，他便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开了缺，他做得上协办，那不干我的事，想让我走了，他依次递补，那却万不可能。武侯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配说，那一息尚存，绝不告退，臣子对君有何可计较？有何可慨怨？这种巧话，不要在我面前卖弄，我不会受你愚弄的！”袁世凯看李鸿章对自己发了火，唯唯而去，十分狼狈。他走后，李鸿章对幕友们说：“袁世凯真是个小人，他过去受我奖掖，才有今日。现翁叔平方得权用事，他又极力巴结，要我乞休开缺，替翁作成一个协办，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7]但是搞政治如果仅从个人好恶出发，感情用事，鲜有不败事者。因为还有更重要的大局问题、集团利益问题，其重要性，远出个人好恶，恩怨之上，在处理具体问题时，理智便要战胜感情。作为资深的政治家，李鸿章便面临着这种局面。
后因得荣禄信任，袁世凯得以在小站练兵。其所统武卫右军的班底，实系淮系旧人。义和团运动兴起，袁世凯突然蹿升，受命统武卫右军入鲁，1900年3月实授山东巡抚，而李鸿章亦于同年5月实授两广总督。在此中国北方处于动乱之际，唯袁世凯辖境较为安定，洋兵亦未入鲁。李鸿章本人为此曾致袁世凯函称，“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充分肯定了袁世凯在山东的作用。庚子事变期间，李袁均参加了“东南互保”。李鸿章拒绝6月21日宣战诏令。此时李袁联络频繁，袁世凯并中转诏令与奏报。清廷为收拾局面，令李鸿章北上，7月13日令调补直督。《辛丑条约》订立后，继以中俄谈判交收东三省，事未结束，李鸿章即去世。李鸿章“先逝一日，口授于式枚草遗疏，保今总统袁公继任直督，谓‘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8]尽管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后的表现让李鸿章很不满意，甚至为此生气过，恼怒过，但是环顾四周，能保全、发达淮系集团利益，扶持和关照李氏亲属、亲信、幕僚权益者，实在乏人，除了年轻有为的袁世凯，也确实没有太合适的人选。袁世凯终究是淮系集团的一员，其发达的基础，仍是淮系集团的旧人。淮系集团以外的任何人继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均非淮系集团之福。从这些方面去考虑，作为一个终生游弋宦海、观人甚多、眼光独到的政治家李鸿章，在临终之前荐袁世凯自代也是合乎情理的。实际上鉴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与舆论，慈禧太后也明令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至此，李鸿章的政治遗产全部为袁世凯所继承。这种继承关系，可以说奠定了清末民初袁世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的基础。淮系集团从此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而由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来导演由地方集团走向中央政权的最后一幕。
清末重臣李鸿章
[1]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第72页。
[2]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一；来新夏：《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3] 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卷八，第23页。
[4] 《袁氏家书》卷六，第20页。
[5]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九，第29、30页。
[6]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第67页。
[7]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4页。
[8] 禅那：《庚子国变记》，《庸言》第一卷，第一号；胡寄尘：《清季野史》，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2页。
第三章 袁世凯第三次人生抉择
——甲申事变中的果断处置：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销屯兵来。
——袁世凯
朝鲜政局动荡之原因
1884年12月4日，在朝鲜的首都汉城，发生了一件让中、朝、日三国都卷入进去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上称这次事变为“甲申之变”。这个事件，由于袁世凯及时、果断的处置而得到消弭。
朝鲜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国的属国，在制度上也仿效中国。从地缘政治上说，朝鲜对中国重要，对一衣带水的日本当然也同样重要。从历史上看，中国与朝鲜长期维系着一种沾亲带故的关系，朝鲜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附庸于中国，可日本对这种状况不满意。特别是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军界的征韩论就一直甚嚣尘上，其典型代表是佐田白茅。他说：“当天朝加兵之日，则遣使于清国，告其所以伐朝鲜之故；若清必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1]就是说，国力强大起来的日本，不仅对朝鲜怀有野心，其胃口也想吞噬中国这条古老而庞大的东方巨龙。
当时，统治朝鲜的是李氏王朝。
朝鲜王妃闵氏
1388年，高丽大将李成桂自立为王，建立李氏朝鲜。从那时起，在近600年的时间内，朝鲜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属国关系。
1864年，朝鲜国王李昇去世，因为无子可嗣大位，于是以其弟李昰应的儿子李熙入承大统。李熙因为年幼，没有能力亲政，遂由其父李昰应以大院君的身份摄政。10年后，李熙成年亲政，但大权逐渐落入王后闵氏外戚集团之手。这让权力欲很重的大院君很不高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愈来愈尖锐。
1876年，日本以朝鲜拒绝邦交、蔑视日本为借口，出动军舰侵朝，迫使朝鲜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由于当时中国也处在危难之际，清廷自顾不暇，未能尽到宗主国的保护之责，朝鲜王室的一些人于是对清政府感到失望，转而把眼光投向日本。日本乘机挑拨中朝关系，鼓动朝鲜脱离中国，并大力培植亲日势力。这样，在朝鲜王室和大臣中，就出现了愿意维护中朝关系的一派和新崛起的亲日一派。
面对这种情况，1879年8月，清廷谕令李鸿章“婉为开导”朝鲜王室，让他们开放门户，与西方各国立约通商，借此“潜弭外患”。李鸿章致函朝鲜王室：“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2]1880年，朝鲜王室接受清廷的开导，实行“改革开放”。
当时，闵妃集团在改革军事制度时，乘机削弱大院君集团的实力，裁汰了大院君的“亲军营”；大院君则借此挑拨军队和闵妃集团的矛盾，煽动军队兵变。其时，闵妃集团以国王的名义改革旧军队，成立新军营，聘请日本教官训练。新军营的待遇优于旧军队。大院君乘间挑拨说闵妃勾结日本，旧军营官兵愤怒至极，先是殴打发放饷米的军曹，进而抢夺武器，最后发展到攻击日本使馆，杀死日本教官，进攻高官住宅，并且攻入王宫。闵妃一看情况不妙，扮成宫女出逃，汉城一时陷入瘫痪。这场事变，史称“壬午兵变”。
兵变发生后，李熙被迫召回大院君柄政，大院君重新组阁，恢复旧制。
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日本后，向日本政府报告了兵变的经过，日本政府以为正是举兵入朝、迫使朝鲜投靠日本的大好时机，遂借此事件大举派兵入朝。清政府驻日公使黎庶昌探测到日本的动向，急忙电代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其时李鸿章母亲去世，丁忧回籍），建议赶快派兵入朝。逃亡在外的闵妃也通知正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允植和鱼允中赶紧向清廷求救。
这样，1882年8月17日，清政府命令庆军统领吴长庆、水师提督丁汝昌、候补道马建忠率军乘威远等三舰赴朝调节。8月10日，清军抵达仁川登陆，庆军六营快速进入汉城，“旬日之间，祸乱悉平”。
当时，日军也快速入朝，但却比庆军慢了半天。日军到朝鲜时，庆军已控制了朝鲜局势，日军无所作为，日本趁机控制朝鲜的阴谋一时破灭。
但是，侵略朝鲜本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壬午兵变之后，日本不甘心他们在朝鲜的暂时失机，进一步寻找机会，在朝鲜大力扶植亲日派，企图颠覆亲华政权，为将来侵占朝鲜创造条件。在日本的离间、扶植下，朝鲜出现了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为党魁的开化派。掌握政权的被称为事大派，代表人物是闵泳翊、金允植、尹泰骏、赵宁夏等，是亲华派。
树欲静而风不止，各种矛盾仍然在不断激化。
甲申兵变始末
1883年12月，法国侵略大清国的另一属国越南，中法战争爆发。
因为要集中力量应付法国的侵略，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李鸿章把吴长庆及庆军三营调防离朝，中国在朝的军事力量减弱。另一方面，因清军在中法战争中接连失败，致使朝鲜政治格局骤然发生变化。国王李熙认为中国不能尽到保护之责，决定倒向日本一边，王室成员包括原来亲华的事大派部分成员也开始动摇。开化派和日本人认为大清国陷在中法战争中，无暇兼顾朝鲜，便抓紧活动，阴谋发动政变，力谋推翻亲华政权，达到控制朝鲜之目的。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1884年12月4日晚上6时，开化派首领之一、任邮政局总办的洪英植以庆祝邮政大厅落成为由，邀请政府官员和各国驻朝使节赴庆祝宴。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税务司穆麟德出席，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托病未出席。席间，厅外突然失火，宾客纷纷离席察看。这时，埋伏在四周的开化党徒一拥而上，把亲华派大臣闵泳翊乱刀砍倒。接着，放火、杀人的叛乱分子大呼清军作乱。金玉均等迅速冲进王宫，迫使国王李熙写出“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持敕书引日使竹添带兵入宫，把国王、闵妃软禁于景佑宫。然后假诏传亲华大臣入宫，进去一个杀死一个，先后被杀的大臣有闵台镐、尹泰骏、韩圭稷、李祖渊、闵泳穆、赵宁夏等人，把亲华重臣几乎全部杀光。随后，亲日派以国王谕旨形式组织新政府，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派人物皆为政府要员。接着，亲日派将新政府中枢名单函告各国公使。
6日上午，新政府又颁布了新的政治纲领。美、英等国公使皆入宫晋谒国王和新政府中枢，亲日派发动的政变似乎已经大功告成。
当时，中国方面在朝鲜的情况是：吴长庆奉命调回大连金州防卫。行前，他保举袁世凯总理留驻朝鲜的庆军营务处，兼领庆字营。留驻朝鲜的庆军还有吴兆有、张光前两营，他们都是淮军宿将，是官至一二品的大员。唯有当时袁世凯为五品候补同知，却独带庆军的庆字先锋营，而且尚有总理庆军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头衔。这自然引起了在朝淮军宿将们的嫉妒与不满。
政变当晚，袁世凯未知内情。陈树棠告知日使竹添和开化派杀人的情况后，袁世凯立刻率兵赶往邮局，但已空无一人；袁世凯率兵来到达宫门，则宫门已闭。
5日上午，开化派公布了新的政府名单。袁世凯等始知政变的全部过程。
在这种紧急局势的面前，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等人聚议商量对策。吴、张及陈树棠都表示要等待清廷的命令，遂向李鸿章发函，由军舰送往旅顺，再由旅顺电告李鸿章。
6日，汉城全城震动。幸免于难的亲华官员向清廷驻朝将领“痛苦乞师”。
而吴兆有等人仍整日坐待，无所动作。袁世凯从大清国国家利益角度考虑，一面强调事态紧急，不能待命后再行动，一面联络了自己负责编练的朝鲜新军，向新军发放军饷，约集新军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照，随时准备入宫护卫国王。行动前，他致函日使竹添，质问何以杀害朝鲜大臣八九人，并告知将率队入宫保护国王，但未见竹添的回音。
眼见事态紧急，朝鲜政府有在日本要挟下从中国脱离出去的企图，袁世凯向吴兆有、张光前等人表示：事态严重，应朝鲜大臣请求，师出有名，应立即入宫戡乱，并声明：“朝鲜的防务和外交，我负有专门的责任，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获罪，由我一个人承担，决不牵累诸位。”吴、张、陈等见袁世凯愿意承担责任，才勉强同意出兵平叛。
袁世凯当即约定：会合朝鲜新军左、右营，分三路入宫。袁世凯自率庆军庆字营及新军左、右营为中路，入敦化门；吴兆有率一营为左路，入宣仁门；张光前率一营为右路，负责策应。
庆字营和朝鲜新军皆是袁世凯训练，所以行动迅速、作战勇敢，很快进入景佑宫，与敌军展开数轮激战。袁世凯带队入宫后，即遭到守军猛烈射击，枪子如雨，清军还击，双方展开激战。宫内倾刻大乱，闵妃携王子趁乱逃出宫门，投奔北山清军营地。清军攻至景佑宫，发现国王已被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敌军展开又一轮的激战。袁世凯身先士卒，勇猛进攻。在清军的强大火力下，竹添首先动摇，率领日军退出王宫逃回使馆，金玉均、朴泳孝等政变骨干亦随之逃往使馆，一路上受到聚集在宫外的市民的追打。洪英植等则护卫国王出宫赴北庙避难。整个战斗仅持续了一个时辰，清军便大获全胜。袁世凯悬重赏打探国王去向，夜间方探到国王下落，遂将国王接至吴兆有的军营，洪英植等试图阻拦，结果被杀。
次日上午，国王移居袁世凯所部军营，并召集原政府成员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议善后，组成了以沈舜泽为首的新政府。8日，国王召见各国使节，告以政变平息。日使竹添因使馆连日遭到愤怒的汉城民众的围困和袭击，而自己烧毁使馆，率领使馆人员、驻军和金玉均、朴泳孝等政变骨干逃往仁川领事馆。
甲申政变，以中国大胜、日本惨败告终。此后，袁世凯应朝鲜国王之邀，居“偏殿楼下，与国王居所仅一墙之隔，朝夕接触会晤，握手谈心。各部大臣每日必造访袁公禀告公事，环绕左右听指挥……袁公不动声色，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一个月来一手秉笔，一手按剑，衣不解带，目罕交睫。当时年龄才二十六岁，头发却由此而斑白”[3]。
而在此时，清政府却正愁于中法战争的节节失败。李鸿章因海防失败、台湾被法军封锁、越南北部的清军接连失地，被整得焦头烂额。因此，当李鸿章接到朝鲜发生事变消息，迟至平乱后的第九天才密令“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清政府更是拒绝派援军入朝，只是派钦差大臣吴大澂前来朝鲜“熟审机宜，悉心办理”，主要任务是“剖析中倭误会”，“免生衅端”。等到清廷的“密旨”送达朝鲜，甲申变乱已平息半月有余了。
日人佐藤铁治郎说：“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袁之外交，诚有剽悍之手腕哉。”[4]
历史的真实是，如果坐等清廷或李鸿章的指示，日本人策划的政变就早已成功了。
中州有数男儿
袁世凯在闻知政变消息后能在等不到清廷指示的情况下，勇于承担责任，果断出兵平叛，这源于他一贯的务实作风和对国家事务的负责精神。
事实上，他的这种作风早在投奔庆军后就多有流露。
1881年，袁世凯投奔吴长庆。当时，吴长庆正率领庆军六营驻扎在山东登州，督办山东海防。对于袁世凯来投，看在曾与袁保庆是盟兄弟的情面上，吴长庆把他留了下来，并每月给他10两银子作为零用钱，叫他在营中好好读书，并指定学识渊博的幕僚张謇作为袁世凯的老师，为其授课，希望这位故人之子日后能够金榜题名，光宗耀祖。
袁世凯乘兴而来，志在大用，看到又要让他去读书走科举做官的老路，不免大失所望。
张謇在回忆教授袁世凯的学业时说：“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是，“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井井有条，似颇干练”。[5]张謇的评论，是切中袁世凯其人实际的。
对于吴长庆让他读书、继续走科举道路这件事，袁世凯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他曾经向张謇抱怨说：“我家中有田可耕，此来不是为谋糊口。我以为中国现在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扰及我南洋沿海，指顾之间，战事将起，假若对法失败，则列强或将群起瓜分。我当初因吴公膺海防重镇，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赴敌之意，谅我亦不甘于久住也。”[6]
作为一个22岁有志四方的热血寻梦青年，袁世凯这番慷慨陈词，应该是直率情真的流露，而不是脱口而出的大话，连张謇听后也不觉大为动容，遂劝他既来之则安之，稍安勿躁，等待时机。
吉人自有天相，也该袁世凯崭露头角。
1882年，在袁世凯投奔吴长庆的第二年，机遇的女神就开始垂青于他。这一年朝鲜发生“壬午之变”，日本趁机准备插手，消息传来，清政府命令吴长庆迅速带军前往平息。吴长庆仓促奉命，事多杂乱，就把前敌营务筹划工作交给张謇办理，张謇办理不过来，遂令袁世凯帮同办理。袁世凯这时虽有一般表现在青年人身上的诸种傲视一切、自视甚高的缺点，但他确实也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办事之才。张謇让袁世凯去采购军中各种急用物品，期限6天，但袁世凯仅用3天就出色地完成了张謇交给他的采购任务，崭露出他办事干练的才华。
对于此次朝鲜之行，袁世凯已经认识到了它对于自己前程的重要性，他也正希望借此一展才干，“乘长风破万里浪”。行前，他在家书中写道：“弟限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既建功业，不愁朝王李熙之不我用。”在这封家书中，袁世凯已经计划好了到朝鲜要做好的两件大事：一是整军经武，不让小邦所轻视；二是削平内乱，恢复朝鲜稳定的政治局面。他甚至极其自信地写道：“李熙，庸主耳，无能为，夺其政权归我掌握，犹反手也。”这样的想法，就是统兵大帅吴长庆都不敢有，可这个茅庐还未走出的年轻人却已经成案在胸了。这件事，初步显露出了袁世凯不同常人的雄才大略。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袁世凯这个晚清时期的“陈涉”，也许此时心中也充满了这种激情与呐喊。
袁世凯随吴长庆的军队赴朝鲜平定壬午兵变，因为他的军事才华与果断机智而得到过很多知情人的赞扬。
当时主持朝鲜外交事务的金允植赞扬袁世凯“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郎”，把袁世凯比喻为率军讨伐越南叛乱的宋代名将宗悫，以及三国时统率孙刘联军，在赤壁战败曹操的周瑜。
张謇赞扬袁世凯是“谢幼度一类的人物”。谢幼度即东晋名将谢玄，在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中，他统率8万军队，打败前秦苻坚的百万大军，史书说他有“经国之才略”。
统帅吴长庆则称赞袁世凯是“中州有数男儿”。
上述诸人的赞扬，当然不是无缘无故，而是有事实依据的。
袁世凯自入吴长庆军营，未因自己与大帅吴长庆的特殊关系而表现特殊，也没有往日世家公子惯有的放纵习气，他总是事事留心，谦抑自下，办事刻苦认真，干练有条。
出兵朝鲜前，正是春节期间，庆军营中放假三天。暮气已深的淮军恶习爆发，赌博、酗酒、斗殴，甚至动以刀枪。营官们因放假离营过年，无人管束，营中大乱，事态发展，不堪闻问。袁世凯见状，乃假以统领之命，率亲兵营士兵赶往械斗现场，迅速查实肇事者，当即命令就地正法，使这场恶性事件平息。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经过，并向统领请罪。吴长庆了解真相后，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极力赞许他的管理才干，命他为营务处帮办。
出征朝鲜命令传来时，庆军营务处的幕府办事人员多回乡参加“秋闱”乡试，于是张謇委袁世凯一手操办。结果应该五六天办好的事，他不到三天就办得妥当齐备。
庆军抵达仁川后，先锋营管带强调士兵不习乘船，多数晕船，躺在舱里迟迟不动。吴长庆大怒，立撤先锋营管带，在军前宣布让袁世凯接任先锋营管带指挥进兵。袁世凯受命，催令登陆，在两小时内即完成登陆和战斗准备，大受吴长庆夸奖。在此后登陆过程中，袁世凯身先士卒，“赤足履沙石”，“迨登岸，两足皆破裂”。[7]在军情紧急、间不容发的时刻，先锋营在袁世凯的率领下，飞奔汉城，进兵神速，终于争得了比日军早到半天的先机，迅速平乱，立了大功。
入朝后的庆军，纪律甚为涣散，“奸淫掳掠，时有所闻”。
袁世凯认为，前来戡乱的王师，军纪如此，遗笑藩封，玷辱国体，乃向吴长庆请令严肃军纪。吴长庆授以全权，发给治军令符。袁世凯传令各营，有擅入民居及军营者斩。恰好有违犯命令者，于是立即处斩数人传首示众。有人报告庆军某人强奸朝鲜妇女，袁世凯徒步前往查办，废寝忘食，亲自监督搜捕，最终查获了人犯，亲手予以处决。
壬午兵变后，金允植要求庆军诱捕挑动兵变的大院君，归政国王。吴长庆命令袁世凯“密为布置”。8月26日，大院君去清军营帐访问，袁世凯将其亲兵阻于帐外。大院君很有礼貌地访问吴长庆，同时讽清军名为平乱，实则欲夺其权而归闵妃。吴长庆听后“尚支吾其辞，不忍发动”，持刀侍侧的袁世凯则说：“事情已经泄露，迟则生变！”遂令亲兵把大院君扶入轿子，星夜奔赴仁川马山浦，又扶入军舰，送往天津，成功完成了朝鲜王室的归政，消弭了大院君的分裂祸患。
事后，吴长庆褒奖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为他上奏请赏，清廷授予五品同知，优先补用，并赏戴花翎。”
兵变平息，朝鲜王室继续编练新军，辞却日本教官，让袁世凯统筹编练。袁世凯为之呕心沥血，起草规制，选拔壮丁，逐步编练，未及一年，成效显著。朝鲜王公大臣、各国使节等前往参观检阅，皆感赞编练的新军“堪称劲旅”。就连治军多年的淮军名将吴长庆，也为之惊异，赞叹不已。
如此看来，袁世凯受到当事者多方面的高度赞誉是有根据的。这真实反映出当时袁作为热血青年的才干与性格。历史的真实情况就是如此。
袁世凯平乱却招祸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事关系十分奇怪。人的行为方式必须是宗法与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一种上下有序的关系，人们所做的事情或所建的功业也要求个前后秩列关系。下级小人物做事立功若不合身份、超出有序的关系，即使正确也不被认可，甚至还会有不测之祸。就如主人的笼中鸟，只要在笼中，歌唱得好听就能博得主人高兴、赞赏，得到更多的食物。如果鸟儿跳出笼子，飞到高树上歌唱，即使歌声比在笼中还动听，但主人也会恼怒，甚至可能会因此而遭到灭顶的灾祸。[8]
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之所以长期被后人颂扬，是因为他明知刘备的儿子阿斗是个扶不起的庸碌之辈，仍然忠心耿耿为他打天下；而曹操身为大汉丞相，虽顺应历史潮流，却因为丢开汉室自图大业，便留下了千古骂名。咸丰时，左宗棠在刘秉璋幕府中，就因为身居幕宾却凡事独断专行而差一点就被湖广总督官文取了性命。
一个仅为五品虚衔的袁世凯，没有跟在一二品大员吴兆有、张光前之后唯他们马首是瞻已让人觉着不甚舒服，更何况未经清政府批准，就擅自率兵闯入朝鲜王宫与日本兵和叛军作战，平息了变乱，立下了不该他立的大功劳。该立功者没立寸功，不该立功者却声名远扬，人们如何会不攻击袁世凯这个不懂人情世故、越级而擅自立功的多事者呢？如果袁世凯不关心朝鲜王宫中叛乱之事，听任日本人和叛乱者所为，坐等清政府发来命令，听从吴兆有等人的话而坐失战机，让日本人得逞，使中国失去朝鲜的一切，几时要怪罪，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高个子先倒霉，矮个子后倒霉，至少袁世凯后倒霉。可惜袁世凯有抱负，有性格，有责任心，未按这个逻辑办，未按这个封建等级的秩序行事，因此就成了众矢之的，成了达官贵人常说的“野心家”与目无王法尊长的捣乱分子而欲除之而后快。
也怪袁世凯太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太爱动脑筋。壬午兵变后的朝鲜政局，不要说吴兆有、张光前等身临其境的大员们未能察知，就连李鸿章这样专事清国的一品大员也麻木不仁。以袁世凯的聪明睿智、勤奋观察、对国家大事的负责任、对职守的忠诚等特点，他早已料定会有日本人挑动朝鲜内乱发生的那一天。
就在甲申变乱发生的前夕，未雨绸缪，袁世凯洞察变乱将发，就径直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禀报了朝鲜的政局动向：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要，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意见稍歧，大拂王意，渐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形迹必彰。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外，殊堪隐忧。该国王执拗任性，日事嬉游，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时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疑，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异日之患，实非浅显。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不入。日夕焦灼，初食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允必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人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也。竹添进一郎带兵换防，八九日内必到。薛斐尔已在东洋，闻将偕至，嗣有所闻再当密禀。[9]
这是甲申变乱前的21天，即1884年11月12日，袁世凯向李鸿章所作的禀报。袁世凯这篇禀文的文字极为简练，不失优美。在报告中，他洞若观火，仅以寥寥数百字，就把朝鲜、日本的关系和政局发展趋势清楚、透彻地表述了出来，给主持中国外交大局的李鸿章示之以警。日本人幕后指挥，朝鲜国王为亲日派包围，不再听从劝告，严重的祸患临近，不久将发生大事变。禀文最后直言：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率换防日军在八九天内到达汉城，美国驻朝公使薛斐尔（也积极策划朝鲜独立）已在朝鲜，预示着朝鲜马上要发生大事变了。
李鸿章看到了袁世凯的禀函，命令他“不动声色，坚守镇静，并随时侦探情况随时报告”。正因为有李鸿章的亲自指示，袁世凯才通知吴兆有、张光前等随时行动。袁世凯有“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头衔，函禀李鸿章与庆军统带和清朝驻朝外交官商办外交、军事事务，他有其权力，并非过格行为。但是，吴兆有等人的官衔远远高过袁世凯，他们见袁世凯的行动过于积极，不合传统礼法、秩序，心中早生嫌怨，不愿意配合袁世凯的行动了，事后更是落井下石，背后打小报告，急欲置袁世凯于死地而后快。
当袁世凯在汉城参见吴大澂等人时，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
袁世凯入见说：“某带兵驻韩，责在保护，如失韩国，并丧其君，朝廷其谴责乎？”
吴大澂说：“必有严谴。”
袁世凯说：“既以死力救护，韩之君国俱存，但也有擅开边衅之罪，愿朝廷按律惩治。然某自问，尚觉无愧怍耳。”
吴大澂急忙说：“君劳苦功高，相见恨晚，当以实情上达。”
随员续昌亦言：“吾辈必竭力保全，望勿灰心。”[10]
吴兆有、张光前满以为钦差大臣一到朝鲜，袁世凯准要倒霉，至少也要落个撤职查办的结局。因此，早准备好了口实，要把袁世凯一案告倒。岂料，吴大澂来后根本不查“启衅”的缘由责任，却把袁世凯当成了功臣，对吴、张的态度却极为轻视怠慢。吴、张等人非常恼火，从而引发了袁世凯与庆军将领，包括长期做吴长庆幕僚的张謇的根本性矛盾冲突。
吴、张等人抛开平叛主题，另找袁世凯的平日缺陷，罗织其“罪名”，向钦差大臣告发，并利用张謇在士林中的名望，在国内官场中对袁世凯加以诬陷，给袁世凯造成许多难以挽回的名誉损失。实际上，他们罗织的种种“罪名”、“恶习”，多是“欲加之罪”。这些罪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