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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擅做主张，挪用军饷。
甲申变乱的过程中，朝鲜统治集团中的亲华官员被乱党几乎全部杀死。事后经袁世凯与营务处吴兆有、张光前等人会商，以清军军饷给死者家属发放了抚恤金。然而，吴、张等合谋诬告是袁世凯擅自挪用军饷，不仅向钦差大臣吴大澂告黑状，还将刁状直告到李鸿章那里。当袁世凯要求报销这些款子时，李鸿章拿出吴、张的“黑状”，诬告是袁世凯“以银买给韩人之心”，并责令袁世凯以私款赔补。袁世凯百口莫辩，只好请假赶回老家，“售卖家产进行补偿”。此事不仅是吴、张等人恶毒诬陷袁世凯，也是清廷、李鸿章对他的极大不公平。袁世凯不避艰险平息变乱，即使是他主张挪用军饷抚恤韩国官员家属，也完全是应该做的。朝鲜是中国藩属，中国向有保护之责，有困难时中国也向来帮助解决。在平乱非常时期，向死者家属抚恤，正显得中国给予保护国的立场和态度，这是争取人心的工作，是完全应该的。但结果却是让袁世凯变卖家产由个人进行赔偿，实属不公平。
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不给他报销抚恤金时，袁世凯尚不明白其中奥妙。他并非朝鲜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他完全可以不承认是自己挪用，横赖是吴、张的责任。但他没有这样做。事情出来了，他的叔叔袁保龄，时任旅顺任水陆军防务总办，给他写信指出：“你此次朝鲜之功，众论昭然，而吃吴某如此大亏者，就是犯了阔字之病。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怨天尤人，有什么益处呢？”[11]袁保龄比袁世凯更知官场恶习，袁世凯当时毕竟才是20多岁的青年，以为凭借自己的一身热血与刚正的行为就可以达到自己立身的目标，对于宦海险恶显然还估计得不足。李鸿章虽已深知是吴、张等人告袁的恶状，但吴、张毕竟又是李鸿章的淮系大将。壬午兵变后，袁世凯在朝鲜锋芒毕露，大刀阔斧整顿淮军纪律，并杀了违反军纪的淮军官兵，淮军“分统提督黄仕林泣诉于吴公（吴长庆）”，淮军众将侧目于袁。此后，袁世凯又接管淮军一营，一再显示个人锋芒，使淮军大将吴、张等人非常难堪，因此，李鸿章明知就里，但也无可无不可。官场上的事情向来是无法用是非曲直来讲清楚的，按着老规矩，李鸿章仍护着自己的旧部，给了袁世凯这个新进者以一定的惩处，为淮系大将挽回一点面子，这正显示出了李鸿章的老道圆滑的做官技巧。
2．冒称钦差，仪仗逾制。
这是张謇的揭发，实际上也是淮军将领吴兆有跟张謇说的“罪状”。
袁世凯的行文发函，落款确有“钦差北洋大臣奏派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但在“钦差北洋大臣”后面总空一格，在自己的职务前有“奏派”二字，这个格式是无可挑剔的。“钦差”是北洋大臣的重要头衔，而袁世凯的职务是由北洋大臣奏派产生的。可见，钦差是指北洋大臣，袁世凯只是个“营务处会办”。这犹如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驻美国大使馆某员”，谁也不会说那个某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起码的一种文字游戏常识。
尤其在国外做官办事，面对的是各国使节等国际代表，袁世凯用前面的大帽子作为技巧来处理外交上的事情是无可指责的。如果是一个国内某单位的官员，自然不必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帽子，在国外若不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定语，只剩驻美国大使馆某员，怎么认定该成员的身份呢？如果袁世凯不用“钦差北洋大臣奏派”就得加上“大清国奏派”。那么，把“钦差北洋大臣往哪里摆”？那他袁世凯不就是皇帝直接派来的，那才是真正的“钦差”了。袁世凯确是钦差北洋大臣奏派来朝鲜的，他的官衔北洋大臣无权赐给，只能是北洋大臣向皇帝上奏，名义上仍是皇帝通过北洋大臣委派这个官职去朝鲜办事的。
这又有什么错呢？
具体到当时复杂的外交事务，应该指出，清政府和朝鲜的关系原是宗藩关系，地位不平等，不能直接派出使臣，而到朝鲜后面对的却是和清廷平等的各国公使，这就让代表清廷的袁世凯、陈树棠（名义商务委员）、吴兆有（名义营务处总办）等做起事来十分难堪。本来陈树棠是个大使衔，但只有“商务委员”名称，日本使臣明知就里，而故意刁难他，“平日宴会应接，卑亢俱难”。
就连吴大澂这样已有“钦差”头衔，而无“全权”官样的代表清政府的全权大员也受到羞辱。日本派“全权大使”井上馨赴朝后，和吴大澂明明同等官衔，就因为少了“全权”二字，连私人拜访都被井上馨拒之门外。日韩交涉会议，牵扯中国的内容，井上馨也拒绝吴大澂参加，吴大澂硬闯会场，井上馨则宣布休会，根本不予理睬。
由此可见，袁世凯的官职虽然不高，却是大清国驻朝鲜代表，落款前面冠个吓人的大帽子，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下策。在朝鲜的左宝贵也曾不得已用了“钦差”字样，就曾被言官弹劾。左宝贵是真用了“钦差”头衔，而袁世凯用的是由“钦差奏派”而来的，自不能相提并论。
对于袁世凯在朝鲜办事的种种难处，李鸿章是清楚的，因而不愿深究，将此事压住不提，这可能也是袁世凯没有像左宝贵那样因为“冒称钦差，仪仗逾制”而受到弹劾的原因吧。
这其中种种缘由，吴兆有等人心知肚明；李鸿章也曾有专文谈了中国驻朝官员的难堪和不得已。张謇作为吴长庆的多年幕僚更是明晰此中缘由，而他又曾是袁世凯的老师，却在袁世凯立了大功后，众人忌嫌之时，也跟着起哄攻击自己的学生，可见其胸襟并不阔大。[12]
3．事事任性，妄自尊大。
这条罪状也是淮军驻朝将领吴兆有、张光前等人一致认定的，张謇曾写信责备袁世凯，点出这条罪状。信中说：既然你是一个小小的五品“司马”，是吴兆有的帮手，做起事来应听从吴兆有的。但是，你却总是妄自尊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愤涕。朝鲜国王处处皆言“袁会办”而吴兆有“总办”反而被忽略。“这难道不是由袁司马的心思、力量、手眼所造成的吗？”
张謇信中所谈，说来说去还是老生常谈，以中国官场上的人情世故来说事。他指责袁世凯官职微小，不该越级办事，更不该越级立功，造成了朝鲜王公大臣只知有一个五品的“袁司马”，不知有一品的大员吴兆有，造成了淮军大将“寒心愤涕”。
这个结果的造成，前文已经论及。甲申变乱突然发生，袁世凯一直等着吴兆有等人拿主意。但吴兆有等人的主意却是坐等清政府下发命令，根据命令行事。历史已经证明，如果等到清廷的命令，那么，日本公使策动的朝鲜政变早已成功，中国对朝鲜的隶属关系早已改变，朝鲜政权早已为日本控制了。
袁世凯是在如此紧急的形势下，力主入宫戡乱的，也是得到吴兆有等人事前同意了的。但是真正行动起来，吴、张两营却几乎未能配合作战，戡乱之役实是袁世凯一人率庆字营和朝鲜新军完成的。
据沈祖宪等编纂的《容庵弟子记》与目击战事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所著《袁世凯》等书，都已言明吴兆有、张光前实未参加戡乱，而是躲在高墙下，未敢发一枪、向前迈一步。
吴、张、袁议定入官戡乱后，袁世凯即率军入宫，与敌人几番枪战后，才看到吴兆有由两名士兵搀扶着狼狈地走来。吴兆有见到袁世凯后，即“跌足号哭”。袁问其故，吴哭着说：“士兵入宫一闻枪声，便逃跑溃散了。”袁笑着说：“你作出这副模样，敌人就能放过你吗？你赶快回营吧？不要乱我军心！”随即指挥军队与敌继续激战。
整个战斗过程更未见张光前率部前来，袁世凯很担心，派人查看，原来他率领的军队全躲在王宫西面金虎门内的高墙下躲避子弹，未敢发一枪进一步。袁世凯闻此叹息道：“淮军的暮气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啊！”
这些情况，见沈祖宪、吴闿生在《容庵弟子记》中的描述。
而甲申变乱在日本记者佐藤的笔下的记述是，袁世凯先给竹添书信，“书甫入，我公使未暇拆阅而袁军已先鸣枪。时韩兵守宫门，我兵驻内院，清兵入门，先击毙韩兵数十人，继与我军相接。清众我寡，势不敌。我公使势甚危。幸韩军携轰雷一具入宫……袁兵果争取，触机爆发，炸伤多人，毁屋数间，袁兵始不敢前进。我公使乃得乘间出。韩王为袁世凯拥至清营”[13]。
佐藤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写作的，“书甫入，我公未暇拆阅而袁军已先鸣枪”，是要把责任推给中国方面。但是，他的记述对袁世凯的表现，应较沈祖宪、吴闿生编纂的《容庵弟子记》更客观真实。在佐藤的笔下，也只见到袁世凯的戡乱作战，未见有吴兆有、张光前的戡乱行动。
袁世凯的戡乱作为，震动了日本人、各国公使和朝鲜国王及官吏。戡乱之后，韩王李熙是被袁世凯接到自己的营中，吴、张畏敌不敢参与战事，自然无颜与闻朝鲜的王室事务。此后，朝鲜国王和官吏依靠袁世凯“内筹抚治，外辑邦交”。
整个戡乱过程如此。张謇责备袁世凯“事事任性，妄自尊大”，不是跟着吴兆有做事，而是“威福在我，凌蔑一切”。又说韩王来函，处处提的是“袁会办”，仅仅顺便提带吴兆有，等等。
吴兆有、张光前如此畏敌，如此狼狈，让袁世凯如何跟着他们去应付甲申变乱？吴兆有等人见死不救，自己吓得狼狈不堪，自己说士兵闻警，吓得逃散，让韩王如何去写他们的表现？
袁世凯此时本就是一个热血青年，年少气盛，入世未深，做事不免锋芒，缺少顾虑，露才扬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眼见吴、张二人在阵前如此“怯懦庸劣”，难免不对这些人心存轻蔑，在举止行为上很可能也会有所流露。这样双方矛盾也就越积越深，最后发展到不可调和。
历史事实确实如此。袁世凯自问的“淮军暮气”确实存在。他在甲申事变时所以敢大包大揽，操纵一切，未始不是他对吴兆有、张光前等人的轻蔑与不信任所致。在善后过程中，袁世凯以年轻资浅之人，驾凌于吴兆有、张光前等旧同事之上，主持调度，代理朝鲜内政外交，确实也有越俎代庖之嫌。
淮军的暮气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已暴露得淋漓尽致。吴长庆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中，成为淮军名将。但当他死后，随时间推演，他的部队日益腐败，军机松弛、训练疲沓自是常事。甲午战争中，张光前、黄仕林统兵驻扎旅顺口，日军杀来他们也是一枪未放，尽数逃走，造成旅顺一地民众几乎全被日军杀光。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时。张光前前往道贺，谈到自己曾到安徽无为县拜访庆军的创始人刘秉璋，被刘拒之门外。李鸿章说：“你是败军之将，（他）不见你是合适的。”[14]而李鸿章却仍留张光前做两广防营统领。
想当年曾国藩攻下金陵，大功告成却变得四面楚歌，言官词臣纷纷攻击，昔日伙伴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也站在朝廷一边，与他反目成仇。曾国藩无奈之余，只好自翦羽翼，首先令功劳最大的九弟曾国荃开缺回籍。为了安慰这位因为功大不赏而伤心透顶的弟弟，他写了几首饱含怒愤和伤感的诗在曾国荃的生日时作为生日礼物加以劝谏，其中有句曰：“十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河山策命冠时髦，鲁卫同封异数叨。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读得曾国荃泪下滂沱，简直肝肠寸断。
如今，袁世凯在朝鲜的危急时刻立了大功，结果却是“外国人全部以流言诋毁他，留防朝鲜的清军诸将也都嫉妒其功劳而中伤他，而钦差对慰亭也追查得很急。慰亭愤懑不已”[15]。
袁世凯为偿还抚恤韩官家属挪用的饷项，适逢嗣母牛氏生病，以此为借口，回乡省亲，抽身而退。但是非功过，当事者心如明镜。
袁世凯迅速平定这次变乱，其结果却是被追查“谁先挑起事端的责任”，变成了被追查的罪人。
去朝鲜前，按吴大澂的最初计划，是想“诛世凯以谢日人”。原因是中法战争紧急，清政府生怕得罪日本，生怕日本借中法战事进攻中国的东北，故而杀一个袁世凯，“以谢日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当吴大澂、续昌等一行行至山海关时，忽接到李鸿章发来电报一通，告诉他袁世凯有一份万余言的事变始末报告书，令他去马山浦索取一阅。原来，袁世凯已把事变始末电告李鸿章，并说马山浦有更为详尽的报告书，并有充分证据可供阅览。李鸿章的电报虽未说明袁世凯报告书的内容，但电报的口气，已对袁世凯进行了赞赏，为官多年的吴大澂体会上峰的意思，自然就打消了“诛世凯以谢日人”的计划。
历史的真相往往就是这样，当事人冒险犯难，历尽艰辛，议事者却尽可在背后风言风语，胡说八道。其实如让议事者身临其境，其表现还不知不如当事人多少倍呢！
平心而论，袁世凯竭其智计，采取一些非常手段维护国家在朝鲜的利权，原系职责所系，本就无可厚非。其实到了后来，因为有李鸿章的维护，查办袁世凯之事，也就不过成为一种官样文章而已。
虽然袁世凯在甲申政变中未领寸功，且获祸回籍，但是，他的出色表现，实令他从此享誉中外。
钦差大臣吴大澂表面上查办了他挪用军饷以恤韩官家属等项“欲加之罪”，却对他钦佩安慰，连连称赞，并请他一道同船返津。
吴大澂到达旅顺后，当面向袁保龄夸奖袁世凯“能力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回到天津后，在向李鸿章汇报了赴朝查办情况后，他又特别称赞了袁世凯的才干。他说：“公一向说张幼樵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
吴大澂在入京向皇帝复命时，更是“扬言于朝，认为公才可大用，由是名望重中外”。
李鸿章在了解事实真相后，也“咨嗟叹服”，对袁世凯大加赞赏。他认为袁世凯以25岁缺乏历练之青年，在那般紧急的时刻，竟能号召中国驻防各营，并策动朝鲜左右两营勤王，不避嫌疑，不计自身后果，果断率军入宫戡乱，“在军事上，甚至在外交上作详尽周密的部署，发号施令，统驭中韩联军，击溃日军，摧毁政变集团的势力，拯救韩王，恢复李熙政权，同时维持汉城的治安，实为难能可贵”[16]。认定袁世凯的才干、度量、能力，在复杂的环境中可以独当一面，是难得的军事外交“奇才”。袁世凯当时大功不争，委屈不诉，尤其“无一语及吴兆有，李相咨嗟叹服”。他能有功不居，有过不惧，能够全身而退，更让人钦佩。因此，当李鸿章与井上馨会谈时，井上馨提出惩办“肇事者”袁世凯，李鸿章对袁世凯坚决予以了维护。
袁世凯在朝鲜经营多年，人脉已经盘根错节。他通过自己在宫廷内外的关系网，能够准确把握王室和朝鲜政府内政外交的动向，给李鸿章和清廷提供决策的根据。仅此一项，袁世凯就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他是在朝鲜执行清廷全面控制政策的最佳人选。
实际上，在惊闻甲申政变正彷徨无计之际，得知袁世凯已经及时平叛，而没有用国内添一兵一卒，派一船一舰，李鸿章大喜过望，表扬还来不及，遑论查办呢？因此，所谓查办不过是官样文章，安抚一下北洋老将们对袁世凯迅速蹿红的不满而已，重用袁世凯，已经是李鸿章早已决定了的事。
就这样，1885年8月21日，李鸿章召袁世凯到天津。他见到袁世凯，非常高兴。就朝鲜事务，他对袁世凯说：“如今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17]希望袁世凯勇担重任。
27日，李鸿章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决定撤回陈树棠，举荐袁世凯替代陈树棠出任驻朝鲜使臣。荐文说：
正好有前管理庆军营务处的袁世凯，曾两次带兵救护韩王，屡立战功，该国君臣士民深为敬佩。（袁）才能见识突出，精明敏捷，忠实开朗。清卿（吴大澂）、燕甫（续昌）去年冬天在朝鲜已熟知其为人。昨天奉调来津，激劝闵泳翊往见李昰应，立时为俩人释憾交欢，李、闵全都深深感谢他。（袁）与在朝鲜执政的金允植、金炳始等人全都是莫逆之交，李昰应、闵泳翊等也再四恳求下令袁世凯驻朝鲜办事，可以平息争端，免除内患。似乎应该顺应朝鲜人的舆论情感，暗暗消解其反复无常。现在拟等待奉旨赦回（大院君），应该派袁世凯护送前往，将来或要恳请特别的恩典，从优赏加更高的职衔，使其接替陈树棠的差使，可以得到耳目臂指之助。[18]
李鸿章此封荐函可谓不遗余力，亦可见其对袁氏期望之大、倚重之深。此函中提到的李昰应，即三年前被清军绑架到中国、安置在保定的大院君。闵泳翊即大院君的死对头闵妃之侄，是闵妃后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李、闵本来势同水火，所谓“立为释憾交欢”，不过是迫于清廷压力而作出的姿态。闵泳翊是袁世凯在朝鲜时交下的朋友，难得的是，大院君是当年袁世凯一手绑架并押送到中国的，居然能够同闵泳翊一起再三恳求派袁世凯出使朝鲜！由此亦可透视出袁世凯笼络结交人的手段不一般。
10月28日，李鸿章正式向朝廷上奏，荐举袁世凯替代陈树棠出使朝鲜。奏折以袁世凯胆略兼优，能持大体，为韩人所重，其国王也来函，敦请遣往相助为由，建议清廷从优授予袁世凯权限，让他主持办理朝鲜交涉、通商各事。
李鸿章指出：目前朝鲜局势动荡吊诡，日、俄两国虎视眈眈，袁世凯足智多谋，希望他在任职内可以挽回匡正，暗中扭转这种趋向。袁世凯历著劳绩，请超擢职衔官阶，以重体制，而资以镇摄。
李鸿章最后请求：袁世凯两次戡乱，皆身在行武，操纵合宜，其功甚伟。本应优加奖擢，以酬劳绩。现在奉命出使属邦，尤其需要提高其地位和威望，使他稍有威风，作为坐镇（朝鲜）的凭借。
根据李鸿章的意见，30日，清廷下旨：袁世凯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即可出使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此时的袁世凯，年龄不过26岁，从军不过才4年多时间，即由布衣一跃而为三品的候补道，职衔直追入宦已经23年的乃叔袁保龄（当时袁保龄为二品直隶候补道），可谓官场上的一个奇迹。这其中的原因，固然与袁世凯在朝鲜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出色表现有关，更与李鸿章对他的爱重与力荐分不开。没有在朝鲜短短几年时间内表现出来的良好业绩与杰出的才华，袁世凯就不会得到李鸿章的如此重视；而没有李鸿章的重用和力荐，袁世凯也不可能越次擢升。
平心而论，以袁世凯的志向、性格、办事处世的能力而言，他无疑具有杰出人物的潜质，所缺乏的只是表现施展才干的机会而已。无论局面大小，只要给以机会，他都能做得很好。朝鲜的变乱所带来的机会，若无吴长庆的器重使其得以施展，袁世凯是不可能以才干见知于李鸿章，终得清廷大用的。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所以，投靠什么人，走哪条路，在人生事业的抉择上是至关重要的。古人又云：人生贵早立志。早立志，早奋斗，早成功。袁世凯立志走事功之路，又择人得当，其成功实在不是偶然的。他后来之所以能够驰骋于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大舞台，最初的机缘可以说就发端于此次做出的正确之选择。
袁世凯在朝鲜纵横捭阖12年，在军事、外交上占尽风头。袁世凯在监控朝鲜王室、政府外，还通过操纵其在朝政府内的强大人脉关系，百般阻挠列强们渗透、控制朝鲜的图谋，因此深为列强们尤其是日、俄等列强所忌恨。后来他与日本的长期不和，根源就在于此时他在朝鲜展露出来的才华遭到了日本朝野的忌恨。伊藤博文甚至挑唆李鸿章杀掉袁世凯，以除去这个日本未来潜在的对手。
袁世凯在朝鲜不仅是清廷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而且是出色的执行者。在代表清政府主政朝鲜外交的最后几年，他穷竭智计、权谋、手段捍卫清政府在朝鲜的利权。他虽然有胆有识，可惜因为手中无兵可恃，不能像最初出使朝鲜时那样得心应手，眼睁睁看着朝鲜在日本等国的策动下，日益表现出自主离心的倾向。他深知，没有军事实力做后盾，劝说与恫吓只是一时奏效之策。在军事之外唯一能迫使朝鲜王室就范的办法就是金钱的收买，可惜，清廷此时财力也捉襟见肘，根本拿不出援助朝鲜政府的资金。袁世凯最终还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袁世凯自投笔焚诗、立志从戎起，其所作所为与汉代的班超出使西域颇有类似之处。
很可能，班超就是袁世凯在朝鲜时期竭力效仿的偶像。
班超投笔从戎，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胆略，凭36骑起家，在西域纵横捭阖长达30余年，为大汉王朝联合西域诸国、大败匈奴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大汉声威普被西极。最终，他拜将封侯，荣归故里，成为古今传诵的英雄。袁世凯选择从军，未始不受此影响和激励。最初他出使朝鲜的目标，很可能就想做出和班超一样的功绩，达到拜将封侯的目的。他若生于国家强盛之时，也未始不能成为立功异域的一个英雄而彪炳青史。但他所处的时代，却是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暮年时期；他所面对的敌手，也不再是匈奴、突厥一类的落后民族，而是制度比中国先进、国力比中国强盛且拥有精良武器装备的列强。班超所以成功，在于其身后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大汉帝国作为他的坚强后盾，拥有可以让他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与时间。而袁世凯却没有班超那么幸运，他所拥有的资源仅仅只是大清帝国在朝鲜的余威和自己由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而已。由于瘸着军事这一条腿，仅靠外交手段完成控制属国的使命，较之班超当年无疑要困难得多。在东邻日本的长期觊觎下，袁世凯在朝鲜的外交任务结局之不妙也就可想而知了。
1894年，朝鲜发生了东学党起义，袁世凯主张早遏乱萌，防止日本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建议李鸿章早做准备，力争居主动地位，派遣大军入朝以应付不虞之变。可惜，清政府和李鸿章不准备更不愿意与日本发生争执，而是寄希望于列强的外交调解，不听袁世凯忠言，错失了大好的良机。后来，清政府虽然应朝政府的邀请出兵朝鲜，但面对预谋已久、军机已先占一着的日军，后发之策已经不能再起到任何积极的实际作用。最后，甲午战争惨败，中国不仅失去了藩属国朝鲜，更伤心的是还要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于这种结果，李鸿章作为统帅自应为战争的失败负全部责任，淮军主将卫汝贵、叶志超、龚照屿等人对于败战朝鲜、辽东和旅顺失守负有主要责任，受到惩处也是理所当然。然而，作为身处一线的袁世凯，在清政府追究导致这场战争失败的责任人时却能全身避祸，究其原因，是因为袁世凯没有错处；清廷不久之所以又重用他，则是因为他的能力出众。
[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8页。
[2] 《清季外交史料》第16卷，第15页。
[3]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4] 佐藤铁治郎：《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5]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6—7页。
[6]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7页。
[7]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8] 马东玉：《从晚清重臣到立宪皇帝：真实袁世凯》，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9]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0—3301页。
[10]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11] 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9页。
[12] 马东玉：《从晚清重臣到立宪皇帝：真实袁世凯》，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1 页。
[13] 佐藤铁治郎：《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3页。
[14] 刘体仁：《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15] 金允植：《云养集·送慰廷归河南》卷三。
[16] 汤伏祥：《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7]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18]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348—3349页。
第四章 袁世凯第四次人生抉择
——争取新建陆军领导权：机不可失
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饬。并饬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
——袁世凯
胡燏棻奉旨建军
甲午一战，“湘淮同悲”。湘淮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朝野上下一致认识到，勇营制度已经不可复用，只有赶紧与西方接轨，迅速编练出一支具有近代化水平的作战部队，或许能挽救危机一二。
出于迎合形势，两江总督张之洞、顺天府尹胡燏棻，先后上书，建议朝廷弃旧练新，重建中国的军事力量；德国军官汉纳根也向督办军务处递上他的《练兵节略》，建议清政府甩开旧军，编练一支西式化的新军，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降临了。
起初，清政府把选练新式陆军重任委托给了此时已经担任广西按察使兼长芦运司的胡燏棻。
胡燏棻，字芸楣，夙以谈洋务闻名于晚清政界，他曾多次向朝廷上疏论变法自强之事，是李鸿章十分赏识的一个淮系官僚。
据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一书中记载，胡燏棻曾托好友王修植代拟练兵条陈。王修植是浙江定海人，1890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时任直隶候补道，受李鸿章委托办理北洋水师学堂，后任北洋大学堂总办、定武军营务处帮办等职。他为人文思敏捷，对用西法练兵颇有研究。当胡燏棻向他索要新式练兵计划报告书时，他曾写有两稿，一稿以英国公使的练兵说帖为蓝本，一稿则在前稿基础上加以文字润色而成；最终，王修植对后一稿更为满意，就将它交给了胡燏棻，胡燏棻以此呈递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因此才有了朝廷委任他筹办编练新军之事情。
1894年冬，胡燏棻选择旧日淮系盛军驻地天津马厂作为他练兵的基地，会同德国教练汉纳根开始筹建新式陆军。1895年，练兵的基地又从马厂转移到小站，开始了所谓的“小站练兵”。
小站位于天津东南70里的新农镇。淮军曾在该地驻军20多年。胡燏棻在小站自行招募兵员，从组织、训练、武器装备全部仿照德国，建立了10个营，号称定武军，其中包括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4个兵种，共4750人，形成了一支与往日淮军不同的军队。
可是，胡燏棻虽然喜谈洋务，并且得到了建立新军的权力，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无编练新式军队的经验，在朝中也并无根基。实践证明，他没有能力和运气来充分地享受这个重大机遇给他带来的快感。
袁世凯的雄心
在胡燏棻开始组建新军不久，袁世凯也盯上了这个练兵的项目。
在朝鲜前线连续摸打滚爬了12年的袁世凯，凭借他在一线拼打的经验与阅历，早就深深地懂得了抓军权、拥有属于自己军事力量的重要性。
袁世凯深知，他早年在朝鲜所以做事顺心如意，全在于身后有吴长庆的军队在做他坚强的后盾。后来他虽然得到李鸿章和清政府的加官晋爵，甚至将朝鲜事务完全托付给他，但因为中法战争西南前线战事吃紧，庆军主力被调回国，袁世凯虽然豪气冲天，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了军队做后盾，他在此后朝鲜的外交斗争中就时时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中国在甲午战争惨败，湘淮军退出了国家的政治舞台，清政府正需要新的军事支柱来支撑，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袁世凯凭借他的眼光和敏锐的第六感觉，嗅到了这个机会对他此后仕途通达的重要性。对于喜爱军事、雄心勃勃、正要捕捉时机大干一场的袁世凯，这个机会他焉能不去全力争取？
袁世凯以他在朝鲜的练兵经历深知，甲午战争中国所以惨败于日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没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湘淮军暮气沉沉，距离世界一流军事水平相差太远。要想振兴中国的军事，走西方的道路，建立一种新式军队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他断言：“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1]可是，环顾国内四周，懂得西式练兵的人才寥寥无几。真正认识到其重要性的官僚重臣也不多见，更不要说懂得编练新式军队的难度和复杂的程度了。要不，胡燏棻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就得到了清政府编练新军这样重要的授权。
对于清政府已经将编练新军授权给胡燏棻一事，袁世凯并不担心，也没有感到气馁。胡燏棻虽然获得了建立新军的特权，但袁世凯了解到，胡燏棻这个老官僚，虽然口头上奢谈洋务，但基本上对洋务一窍不通，对于编练新式军队，他并没有任何实际的经验，不是一个能成就大事的人物，何况，清廷还在意存观望，督办军务处也没有多大继续重用他的步骤。
不过，对于能否将新建陆军的创建权攘夺到手，袁世凯一开始并没有多大的把握。他自从卸职朝鲜交涉通商大臣回国后，就只剩下了一个浙江温州道员的身份，充其量也就是相当于现在厅局级身份的一个投闲官僚。此时，赏识他的李鸿章已经落魄赋闲，而督办军务处也并没有自己的靠山，要想夺得新建陆军领导权这个重大的项目，看来前途荆棘丛丛。但是，袁世凯并没有感到绝望，这个年轻人似乎不是个轻易就认输的人物。
先前，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奉调回国，清廷原打算要他尽快进京觐见，以便了解中日战争前的一些细节情况，但为李鸿章所阻。李鸿章又将他派往前线，负责办理转运军需粮秣事宜。战争结束后，袁世凯销差回到天津，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此时，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已经是王文韶，李鸿章则仍在天津办理《马关条约》的善后，其幕府也尚未遣散。袁世凯此时的身份是实授的道员，拥有浙江温处道的职衔。战时的差使既已结束，他如果愿意，即可申请赴任，去浙江作个安稳太平的地方官，完全可以置身于大败后的残局之外，落得个逍遥自在。但袁世凯如果前去浙江赴任他就不是袁世凯啦。此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取得这个清政府眼下十分重视的西法练兵的权力，所以，他宁可在天津闲待着，也无意去浙江赴任道台之职。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袁世凯骨子里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况且，以他的心胸抱负，一个小小的地方芝麻官，他根本就没有看在眼里。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最终没有成功，没能从胡燏棻手中夺取新建陆军的创建权，他这个三品衔的身份不是照样没丢吗？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既然决心已定，袁世凯说干就干。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精心筹划进行这件大事了。
这一时期的袁世凯，表面上无所事事，其实他正在为实现自己的计划做着积极的准备工作。
袁世凯深知，要想得到西法练兵权，首先就要懂得西方兵典，起码要成为一个西方军事学的半拉子专家。袁世凯虽然精通兵书，但那都是中国古代军事家的著作，他对用西法练兵虽然有些感性上的认识，可由于不通外语，对于书本上系统的西方军事学理论、条例、操典等知识，还是十分欠缺。
但这难不倒袁世凯。一方面，他自己出资邀集幕友抓紧翻译西方军事著作；另一方面，设法与王修植等人结为朋友，让他为自己编写练兵条陈。
袁世凯在关外办理后勤期间，就已认识到抓取西法练兵权力对于自己此后前途的重要性。他没有科举等第之名，朝中也无引荐的大臣，要想让自己前途辉煌，自己就要做命运的主人。但当时因为战事，他既无时间，也无条件钻研西法兵典。回到天津后，听说王修植搞过这么一份东西，胡燏棻就是因为拥有它才得到建设新建陆军这项美差的，也就千方百计想得到它。恰好，王修植此时正在北洋王文韶幕府供职，袁世凯遂想方设法，下力气结交，向王修植请教，努力弥补自己对西法兵操了解的不足。
袁世凯在朝鲜外交界折冲樽俎已经有12年之久，对官场上各种人物的心理自然有着透彻的了解。他没有科举功名，在当时尽管已是三品的高官，但因不是正途出身，在王修植这类翰林、进士的眼中仍然受到轻视。甲午战争后的舆论也对他不利，清流派中不少人认为他对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更有人认为他临战脱逃，是个胆小鬼，王修植就是持着这样的观点。对他人的轻视、疏远，袁世凯并不在意，因为他心中有着自己的目标，反而格外谨慎和大气。
当时的晚清官场，腐败成风，达官贵人们显摆自己的一种休闲方式，就是好到妓院吃花酒冶游。王修植一介文人，不免也少不了这个缺点。但他官职不高，收入有限，不能常请朋友吃花酒，不免渐渐就有自卑之感。袁世凯就从他的这一弱点下手，利用自己从朝鲜聚敛来的银子，放手施展其拉拢逢迎的本领，使出挥金如土的手段，很快就摆平了这些高傲的文人。为了让王修植全心尽力为他做事，袁世凯还与他结为拜把子兄弟，常常在钱财上接济他，在生活上关心他。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时间一长，王修植就渐渐感到过意不去。待王修植与袁世凯的交情渐入佳境的时候，袁世凯就求王修植也为他代拟一份练兵条陈。
王修植答应后，就把以前所著的关于英国军队的编练一稿拿来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得到后，奉若至宝，朝夕诵读，仔细揣摩，所以很快就了解和掌握了西法练兵的一些要点。结合自己在朝鲜为朝鲜王室编练新军的经验，他总结出了一些心得体会，决定仿效当时世界上陆军最强的德国，结合湘淮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中国自己的军队。
接下来，第二步，袁世凯所需要做的就是进京游说主持朝政的政要，使其关于创建新式军队的见解能够上达并被朝廷接纳，以实现自己编练新建陆军的愿望。
袁世凯西法练兵的计划能否实现的关键，取决于他的建议和计划能否得到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们的重视和采纳。
督办军务处的成立缘于甲午战争。
1894年11月2日，鉴于清军对日作战不利，光绪皇帝下旨命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等人组成督办军务处，其作用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部。这表明，光绪皇帝对李鸿章十分不满，他想亲自过问战事。此后一段时间内，督办军务处就成为清政府决定军事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
在督办军务处，恭亲王奕已经赋闲10年，暮气已深。庆亲王奕劻虽然是慈禧太后的人，但是不懂军事。真正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翁、李、荣三人。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最受光绪皇帝的信任和倚重；李鸿藻是三朝的老臣，清流派的领袖，有影响舆论的力量；荣禄则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当时虽只是个步军统领，但却是慈禧太后派在督办军务处的心腹代表。
战争结束后，北洋海军和湘淮军一败涂地，清帝国需要整军经武，重建国防，因此，督办军务处保留了下来，继续作为战争善后和整军经武的最高机关。
在如何用西法练兵的问题上，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之间是有争议的。
翁同龢想要洋人汉纳根为清政府练兵10万，背后有光绪皇帝的坚决支持；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和李鸿藻虽然不同意这个方案，但拿不出更好的方法，又慑于光绪皇帝的威势，只好模棱两可；荣禄背后代表是慈禧太后，她不同意将新建陆军的创建权交给外人，荣禄有慈禧做后台，所以敢于反对翁同龢极力主张的汉纳根方案。而胡燏棻素有通晓洋务之名，且又及时献上了自己的练兵条陈，荣禄虽然不太满意，但作为妥协，督办军务处就暂时推荐并任用了胡燏棻。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895年7月，袁世凯进京，开始对督办军务处的三位重臣展开游说活动。
袁世凯一到京师，首先拜访了翁同龢。在袁世凯看来，翁同龢是两朝帝师，又深为光绪皇帝所倚重，对李鸿章不满，自己要想得到编练新军的权力，就必须获得他的同意。实际上，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因为朝鲜问题，对袁世凯并不陌生。袁世凯初次拜见翁同龢，翁对他印象并不太好，在7月21日当天日记中对他的评语是：“此人开展而欠诚实。”因而，后来在督办军务处讨论是否委任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时，翁同龢并不表示同意意见。但袁世凯不是畏难退怯的人。他坚持不懈，仍然不断拜访翁同龢，终于扭转了翁同龢对他的不良印象。据翁氏9月29日的日记记载：“袁慰亭来辞，谈洋务事，点心去。此人不滑，可任也。”
至于李鸿藻，早在前线戎马倥偬之际，袁世凯还曾经毛遂自荐，多次向李鸿藻上书，详细报告了前线的战事情况及自己的一些想法。
1895年5月，战事刚刚结束，袁世凯马上回到天津，再次迫不及待地向李鸿藻上书，向李鸿藻仔细分析了甲午战争中国方面失败的原因并报告了他的关于整顿旧军、编练新军的一些计划。
袁世凯陈词慷慨激昂：“至此次军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饬。并饬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2]
这个报告书，实际上已经表明了袁世凯建军的核心思想。只是此时他还不通晓西式兵典，并没有急于贸然进京求见而已。既然李鸿藻是以清流派领袖自居，袁世凯自然不敢贸然用钱财送礼。那么，袁世凯既然与李鸿藻并不相识，他又是怎样接近李鸿藻并博取其赏识的呢？张国淦总结原因说：袁世凯甲午回国，中日开战，李鸿章仅令其与周馥同办转运，何以屡得特旨询问，督办军务处成立即派其创办新军呢？主要因为他投靠李鸿章后，依恃在朝鲜时之表现，与北京有力量人物多方拉拢，为进一步政治投机打下基础。其时北京所谓清流者，有南北两派。李鸿藻为北派清流首领，张之洞、张佩纶等为其中坚；翁同龢为南派清流首领，黄体芳、陈宝琛、吴大澂、王仁堪、邓承修等为其中坚。袁得徐世昌介绍于李鸿藻，于是与其派系都有往来。[3]
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说：“甲午中日之战失败后，军务处王大臣鉴淮军不足恃，改练新军，项城袁君世凯以温处道充新建陆军督办。该军屯兵天津小站，于乙未冬成立。当奏派时，常熟（翁同龢）不甚谓然，高阳（李鸿藻）力主之”。陈夔龙指出：“袁世凯经徐世昌介绍于李鸿藻后，袁就对李拜门，并和李鸿藻子焜瀛往还极密，通过种种关系使李逐渐相信袁知兵。所以他首先推荐袁督练新建陆军，这完全出自爱才之意。”[4]
徐世昌当时在翰林院任修撰，是主战的清流派中的一员，李鸿藻则是翰林院掌院学士，于徐世昌有师生之谊，又是清流派的领袖。徐早年落魄时，袁有恩于他，二人由此结为好友。袁有所求，徐自是义不容辞。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是李鸿藻任河南学政时的得意门生，袁即以这层关系“拜门”，自称“小门生”，而李鸿藻按辈分也就成了“太老师”。袁世凯深谙李鸿藻这个老夫子的心理，故意再加上一顶高帽，称其为“太老夫子”，把此老抬到了和孔夫子一样的高度，而李鸿藻居然也就舒舒服服地入了圈套。这样，袁世凯不仅以谦恭博得了李鸿藻的好感，而且还可一下子撇开官场上下级之间通常的拘谨，以通家子弟的方式畅所欲言。从袁世凯打通李鸿藻门路的方式，可以看出他笼络人心的手段此时已堪称炉火纯青。
但袁世凯的手段还不仅止于此，他通过徐世昌在北京的关系了解到李鸿藻正在鼓动清流派以战争中处置不力为名而弹劾李鸿章。于是，以他对李鸿章的了解，将光绪壬午后李鸿章对日交涉如何软弱、两次调回吴长庆军队如何失算、与伊藤博文在天津所订条约如何错误，及本人在朝鲜因中国军队之撤回对日交涉及对朝鲜处置如何困难、李鸿章如何掣肘，并将最近4个月中往来文电、摘要抄录缮成小册数十份，呈送北京要人。
对于袁世凯的投靠做法和建议，李鸿藻表示欣赏和赞许。李鸿藻认为袁世凯“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对于军事上之新学识，深有心得，如果畀以练兵之责，必能胜任。因此，在小站练兵的问题上，李鸿藻不仅将袁推荐给荣禄，而且极力保荐。
而关于袁世凯如何结识结遇于荣禄，起码有四种说法。
一种是王伯恭《蜷庐随笔》的说法：“（袁）于是招致幕友，租住于嵩云草堂，日夕翻译撰写兵书十二卷，以效法西洋为主。书成，无术进献，念当时朝廷的权贵中，惟有相国荣禄，深结主上的知遇，言听计从。然而素昧生平，没有途径结交。探听到八旗老辈中有个叫豫师的，最为荣禄所信仰，又探听到豫师与阎敬铭相国最相得，而阎既为路闰生的入室弟子，又有姻亲关系，非路氏开口不足以说动他。因此想到路氏子弟有在淮安作官的，家也在淮安，而项城（即袁世凯）的妹夫张香谷，系汉仙中丞之子，家也在淮安，必与路氏熟悉。于是托香谷以恭敬的礼节和丰厚的赀财请路辛甫北来，在自己的幕府中作为上等客人。由辛甫以见阎文介，由文介以见豫师，有豫师以见荣文忠，层递纳交，果为荣文忠所赏识，项城于是执礼为荣相国的门生。”[5]
一种是《容庵弟子记》中的记载：“时军机大臣为翁相国同龢、李相国鸿藻、荣相国禄。而李相国尤其赞赏袁公，以公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亟言于朝，荣相亦右其议，嘱公于暇时拟练洋操各种办法上之。公手缮数千言，其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6]
第三种说法是根据袁世凯给其兄袁世敦的信中内容：“适值朝廷因绿营不足为恃，急欲编练新军，从北洋试办入手，荣中堂正在物色人物。弟适晋谒，即蒙详细询最新外国兵制，即以德国陆军制度详答之。中堂甚韪予言，旋告之李爵帅（即李鸿藻）说：袁某对于军事上之新学识深有心得，畀予练兵之责，必能胜任也。遂合词保奏，即蒙召见，奏对称旨。奉谕派为北洋练兵大臣。”[7]
第四种说法是走了李莲英的门路。
甲午战争结束后，袁世凯到北京打关节，走门路，又恰恰遇上了阮忠枢，并且是阮忠枢帮了他的大忙。因为这时候，袁世凯正在努力争取训练新军的事情。他在京办这个差事的时候，深深地知道，当时官场中的惯例，仅有朝中大员对他推荐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走内线。恰巧他从前在旅途中结识的阮忠枢，这时正在李莲英的弟弟家里做家庭教师。这个李莲英弟弟的家，实际上也就是李莲英的家。袁世凯也就是通过阮忠枢的关系和李莲英拉上了交情。不但如此，袁世凯还通过李莲英，结交上了当时的权臣加宠臣荣禄。这样，等到醇亲王、庆亲王会同军机大臣保举他来训练新军的时候，慈禧太后很快地就批准了。这件事，李莲英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袁世凯在此期间与其兄袁世敦的书信中曾说过：“正在查傺无聊时，忽遇契友阮君斗瞻（忠枢）愿做曹邱生，劝弟投其居停李总管（莲英）门下，得其承介晋谒荣中堂。”[8]据此，袁世凯近身荣禄，是经由李莲英作媒介的。
实际上，荣禄之所以欣赏袁世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胡燏棻虽在小站编练了5000新军，但胡燏棻出身翰林，是个文人，并无带兵的实际经验，不是荣禄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而袁世凯则有帮助朝鲜王室练兵的资历，其经验、见识、办事能力和对西方军事的了解都明显要高于胡燏棻一大截，又正适年富力强、上进心极强之时，是荣禄心目中的合适人选；二是荣禄在外省任职数年，重返中枢，又刚刚被授予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的职衔，亟须罗致一批得力的人才为己所用。袁世凯既由自己信得过的老友李鸿藻推荐，又对西法练兵有相当的了解，而且又有办事干练之名，加上积极投靠自己，缘此种种因素，荣禄也就自然乐于援引举荐，把袁世凯网罗到自己的帐下。
由于遍结朝中重臣，袁世凯的仕途又变得柳暗花明了。
8月2日，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并于当日下旨，让袁世凯留在督办军务处供王大臣差委。这个差事，使袁世凯有了接触中枢政要的宝贵机会。袁世凯办差之余，一面遵荣禄所嘱，聚集幕友翻译、研究和撰写兵书，拟订西法练兵的计划和章程；一面在京城继续奔走，继续结交权贵和各方面的人物。
1895年12月8日，在水到渠成的情况下，清廷下旨，将胡燏棻改调督造津芦铁路，由袁世凯接替他加紧编练新军。谕旨明确指出：“据督办军务王大臣奏，天津新建陆军请派员督练一折。中国试练洋队，大抵采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现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非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徜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9]
经过千辛万苦，袁世凯终于紧紧地抓住了创建新军的领导权，为他日后在仕途上的腾达奠定了基础。
小站班底
一个人要想做成点事情，就必须融入社会和一个具体的组织之中。这就好比人的躯体，单有头脑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五脏六腑及四肢的有机配合与高效运转，才能保证人正常的生命运动，这其中，任何一个部件也少不得。对于一个团体或者公司而言，也是如此。纵观历史，这类事例几乎比比皆是。秦末刘邦所以能够由弱变强，转败为胜，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集团班底。文有张良、萧何、陈平，武有韩信、樊哙等人，聚集在刘邦的这面大旗之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才最终战胜了实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项羽集团。西汉末年，王莽乱汉，群雄四起，刘秀也是在组织成一个云台28将的有力班底后，才最终消灭了群雄，建立了东汉政权。东汉末年，因为黄巾起义，董卓乱汉，群雄又蜂拥而起。刘备虽然起身于一介布衣，但因为他深知建立团体班子的重要性，常年多方网罗，孜孜不倦，因而，在聚集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勇冠一时的武将，又拥有了诸葛亮、庞统、法正等胸有文韬的谋士后，才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同样的道理，在清末民初这个乱世时代，袁世凯因为拥有了一个实力与水平高于同时期其他利益集团的领导班子，才使得他能够纵横天下，傲视群雄。可以说，北洋集团的文臣武将是袁世凯在清末民初敢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最强大有力的资本。
那么，袁世凯是怎样建立他的集团班底的？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奥秘？
1895年底，袁世凯兴冲冲来到天津小站，接替胡燏棻主持的练兵事宜，袁氏集团由此萌芽。
袁世凯建立新建陆军，虽然主张全盘西化，参照德国的陆军范式，但更重要的是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的治军衣钵，以传统封建宗法关系勒束属下，将新建陆军训练成了一支兵为将有、绝对服从自己命令的战斗部队。
军事训练上，完全按照德军的模式；但在官兵的思想教育上，则要步曾国藩组建湘军的后路。这，就是袁世凯建军的主要思想。
因此，袁世凯一到小站，第一件事就是网罗私党，抓紧建立自己的骨干班底。
袁世凯深知，能否抓住这个练兵的机遇，开始成就一番大事，培养自己的羽翼班底在眼下比什么事情都重要。
袁世凯为筹建自己最初的集团班底，颇费了一番心思。
在袁世凯看来，这个班底组成的条件，其范围大致不外乎这样几项：
1．袁氏自己长期阅历中所认识交结的一批志同道合者，如徐世昌、唐绍仪等。
2．袁氏前辈与他有直接间接关系者，如姜桂题、任永清等。
3．长期追随袁氏已表现出其忠诚与才干者，如吴长纯、吴凤岭、刘永庆等。
4．上级或有地位影响的人推荐而来者，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
袁氏集团最初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即追随袁世凯多年的“家兵家将”、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淮军旧将，三者基本上还是一个军事集团。这些人大都生长在清王朝封建文化意识影响较深的北方农村，少年时代即受到以军功发迹至显风俗的熏陶，有着强烈的求取功名和升官发财的欲望。特别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有着坚定的自强精神和强烈的政治追求欲；而淮军“诸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嫚语姗笑……毕业诸生多淹滞佗傺，久之始任用，即用亦不称其才”；由于在淮军中不受重用，迁升甚慢，他们在心理上压抑感很重。这种追求欲和压抑感的交错发展，使他们一旦受人识拔，便会产生强烈的报恩思想。袁世凯知道这些人的追求所在，便将他们召至新建陆军，破格提拔为各级军官和教习。其后更是屡加保举提拔，结以恩遇，使他们成为自己拓展事业中的强有力助手。
在袁世凯的小站班底中，最早和袁结下深厚情谊的是徐世昌、唐绍仪、阮忠枢3人，他们在小站集团组合之前，就和袁世凯私交甚笃，过从甚密。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原籍天津，1855年生于河南汲县。幼年进私塾读书，成年后，做过沁阳、太康、淮宁各县署文书和家馆教师。
1879年，徐世昌在淮宁认识了袁世凯，两人惺惺相惜，互相倾服，很快就结拜为盟兄弟。徐比袁长4岁，经常在一起游玩，相处甚得，为总角之交。
不久，徐世昌想前往京师应试，但苦于没有路费，袁世凯助他川资，始克成行。徐世昌果然不负袁世凯所望，1882年高中举人，1886年又登第进士，当上了翰林院庶吉士，1889年，授职编修，先后担任国史馆编修、武英殿编修等闲职京官。
1895年，袁世凯获得创建新建陆军大权，在天津小站筹建班底，自然不能忘了他的这位曾使自己倾心的盟兄，而此时徐世昌也正以七品京官，囊中羞涩，生活清苦，愿意降格外放，求得经济上的实惠，且正巧因母丧在家丁忧郁闷，也正想寻些事情做做。因此，1897年，袁世凯奏准清政府，派徐世昌以翰林兼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往来京津之间，赞襄戎幕，领取翰林院和新建陆军的双份工资。从此，徐世昌成为袁世凯的重要谋士，成为袁氏集团最主要的一名成员。
袁世凯和徐世昌在结识并加深友谊的同时，也与唐绍仪定下了金兰之交。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其父唐巨川是一个长期从事茶叶出口的商人，其族叔唐廷枢当过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后来随李鸿章办洋务，经营和创办了著名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深为李鸿章所器重。唐绍仪不仅从小受家庭的国学熏陶，而且他12岁就远涉重洋，到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美国留学，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懂英文，了解西方事务，这正是袁世凯孜孜以求的人才。
1881年，唐绍仪学成回国，进入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教书。1882年，他作为帮办朝鲜海关事务前驻天津德国领事穆麟德的秘书被李鸿章派往朝鲜。在甲申政变中，他因其突出的表现为袁世凯赏识。袁世凯与唐绍仪相识后，互相仰慕，两人感情极为融洽，结为盟友，从此彼此帮助，共求上进。
甲申事变后，袁世凯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赴任之时，他首先选择了唐绍仪做自己的西文翻译兼洋务委员，实际上是作为袁世凯这一时期在朝鲜的副手。唐绍仪以袁世凯的主要助手的身份，获得了与袁世凯同步升官的机遇。袁世凯由知府、候补道而实任道员，二品顶戴；唐氏则由候补县令而任直隶州州牧，再到候补知府，三品顶戴，其升迁速度之快异乎寻常。二人的关系也在合作共事中不断得到升温和发展。
1891年，袁世凯嗣母牛氏病重，需要请假回籍，在代理人问题上，袁世凯认为唐绍仪，优智略，明机宜，确有应变才，推荐唐绍仪代理他的职务。他说，唐绍仪“忠直明敏，胆识兼优，熟悉韩情，请委令代理”。[10]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无法在朝鲜继续执行使命，要求内渡，并再次请唐绍仪自代。唐绍仪临危受命，毫无怨言，并积极电告国内，助袁成行，使袁世凯得以死里逃生，安全回到祖国。唐绍仪这种临危不苟的行为，无论是出于公义还是私情，毫无疑问，都使袁世凯非常感激。唐绍仪的忠诚与才干在袁世凯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袁、唐二人在朝鲜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情谊。
1895年末，袁世凯正式接任在小站编练新军。他没有忘记唐绍仪这个患难之交，恳请他来军，协助徐世昌负责营务处，继续发挥他外语与外交方面的特长。
在袁世凯早期生涯中，与他结交的还有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此人就是阮忠枢。他后来成为袁氏集团的一支笔，袁氏幕府的总文案。
阮忠枢，字斗瞻，安徽合肥人，出身于淮军将领家庭，1889年中举，受到李鸿章的器重，先后派他做过北洋水师学堂的汉文教习和北洋军械局总文案。
袁、阮二人由相识到相交，中间还有一段比较复杂的插曲，也带有很大程度上的偶然性。
原来，早在袁世凯由上海前往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的路上，无意间在旅途中遇见阮忠枢。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互相结识。通过交谈，袁世凯知道阮忠枢将进京会试。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二人从此相识相交，颇有相见恨晚的情势。阮此时囊中有余，他帮助了袁世凯一些川资并劝袁直接投军，然后才依依作别。甲午战争结束后，袁世凯到北京打关节，走门路，又恰恰遇上了阮忠枢，并且又是阮帮了他的大忙。袁世凯也就是通过阮忠枢的关系和李莲英拉上了交情。不但如此，袁世凯还通过李莲英，结交上了当时的权臣加宠臣荣禄。
1895年底，阮忠枢由李鸿章推荐入袁幕。入幕不久，袁世凯就大倚任之。其时，袁世凯初创新军，规划闳远，多为常智所不及。阮忠枢独深思眇虑，洞烛其所以然，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幕府所赖唯他一人。袁世凯保举他的考语是“才长心细，学博识优，平日留心时务，遇事义理自持”[11]。阮氏从此成为袁氏集团一名核心成员。
另外，当袁世凯到小站筹建新建陆军的时候，鉴于自己对如何编练新式军队也缺乏知识与经验，他请求李鸿章、宋庆和聂士成以及时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荫昌等重要淮军将领为他推荐了一些淮军“人才”。
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就是通过这条道路与袁世凯走到一起的。
在当时，新建陆军的将官大多出自天津武备学堂与淮军营伍。经李鸿章提携于前，袁世凯罗致选拔于后，故一时将才称盛。如姜桂题、杨荣泰、龚友元、吴长纯、徐邦杰、任永清、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诸将都隶麾下。如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楷、吴凤岭、赵国贤、田中玉、孟恩远、陆建章、曹锟、张勋、段芝贵等其时仅补偏裨，后都终成大将。而其中姜桂题、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人，尤为闻名于时，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还被称为“北洋三杰”。这4人，是袁氏集团掌握军事的核心人物。
姜桂题，字翰卿，安徽亳县人。行伍出身，1862年投入军营，先后在僧格林沁、宋庆等人部下效力，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过程中，因军功递保以提督补用。1894年，他新募桂军三营，与日军接战失利，被奉旨革职。1895年，袁世凯以其有长期征战实践，调他到新建陆军，分统左翼各营兼全军翼长，任以重用。1898年11月，袁世凯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褒奖他“倍极勤劳”，“谋勇兼优，能识大体，朴诚忠直，畅晓戎机，无军营骄惰浮伪习气，驭下尤能得士卒心……洵为宿将中不可多得之员”。“数年以来，督率操防，深资臂助。”[12]姜遂成为袁氏集团早期发展过程中核心班子中的骨干成员之一。
王士珍，字聘卿，直隶正定人。少孤，家贫。17岁，考入正定镇标，补绿营兵缺。过了几年，移防山海关。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建武备学堂，命各军选送学员，王士珍有幸进入武备学堂学习。1894年，中日战起，他随直隶提督叶志超转战牙山、平壤间。1896年，袁世凯将他招入编练新建陆军。
王士珍气度深沉，毅勇内敛，口讷言简。起初，袁世凯看不出他的为人，到议事，始大器重，即檄为督操营务处会办，右翼第三营部队帮统，兼步队学堂监督，擢工程营管带兼德文学堂监督。当时，新建陆军都用西法，其教练官、督操官及工程营管带都聘请德国人充任，故其编制也都因袭德制。中国旧章没有可以因袭的，百务草创，王士珍于本职外，统筹兼顾，袁世凯也都悉心听信。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其祖父段珮，是淮军名将刘铭传的部下，以功累保提督衔，记名总兵，励勇巴图鲁，授荣禄大夫，振威将军。段祺瑞８岁那年（1872年），其祖父望孙成龙心切，就把他带至江苏宿迁，在兵营附近一家私塾就读。这对段的一生影响很大，最重要的是他初步熟悉并喜欢上了兵营生活。1879年，其祖父病逝，他扶柩归葬合肥。1881年，段祺瑞离家赴山东威海卫投奔在那里当营官的堂叔段以德，1884年，他考入天津武备水师学堂，学习炮科。1888年冬，清政府决定选派数名武备学堂学生赴德国深造，经过严格考核，段祺瑞以第一名被录取。1889年，段祺瑞到当时世界上被称为陆军最强的德国，进入柏林军校深造，1890年学成回国后，又先后担任了北洋军械局委员和威海卫某随营武备学堂的教习。
这一时期，段祺瑞等军事学堂毕业生（包括留学归国的人员），绝大多数还只能充当教习之类的闲职。其原因在于当时“只有新教育而无新编制之军队”，湘、淮旧军并不需要这些具有近代军事学识的新兵蛋子；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湘淮军将领多以行伍起家，都是通过实战取得功名，看不起这些从军事院校出身的没有阅历的青年军官。
袁世凯则不然。
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首先全面使用西式武器、西法编练、西法操练，正十分缺乏段祺瑞这样的留学生，特别是到过德国的留学人员，而段祺瑞此时也正在威海卫充任教习而感到怀才不遇，二人一拍即合，在天津武备学堂总监荫昌的推荐下，袁世凯立即商调并重用他为新建陆军炮兵营统兼炮兵学堂监督，这是袁段遇合的开始。
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人。少年贫困，屡试不第，弃文习武。1884年，他到大沽口投淮军当兵，次年进入天津武备学堂攻读步兵科，学习期间“屡考优等”，并于1888年考中秀才。这使得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都高兴地连声赞叹：“不得了，武校出文生矣。”
1889年，冯国璋因学习优良，踏实干练，口才亦佳而被留校任教。1893年夏，经过一番活动，急于建功立业的冯国璋转到淮军名将聂士成的帐下充当幕僚。1895年，冯国璋以军事随员身份随候补四品京堂裕庚出使日本。在日本期间，他结识军界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军人并留心考察军事，编辑成兵书数册。
1896年，冯国璋回国后，立即把其所编数册兵书献于聂士成。但行伍出身的聂士成，只知忠心报效国家和朝廷，思想却颇为守旧，不想在自己的军队中进行大胆改革的实验，所以对冯国璋所献书上介绍的日本采用的西方兵制、战术等军事理论兴趣不大。但是，聂士成也并未守旧到狭隘的地步，他认为，不妨将兵书给别人试试，也算不埋没这个得力下属的一片心血，于是就把兵书转交给了正在编练新军的袁世凯。
这时的袁世凯，不是需要一个或几个谙习西洋兵志、操法的人才，而是需要一批这样的人才来主持新军的训练。因此，当聂士成把冯国璋编的兵书转到袁世凯的手中以后，他很快浏览了一遍。冯国璋不仅对日本采用西洋兵法的来龙去脉了解甚多，而且能下功夫研习日军的典章制度，袁世凯对此非常高兴，当下将冯国璋编的兵书称为“鸿宝”，并立即传见冯国璋，称誉冯“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13]。在征得冯国璋的同意后，袁世凯立即委任冯国璋为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帮办、步兵学堂监督，让其主持编写兵法、操典、营制、饷章及各项图说。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订。
以小站练兵为纽带，袁世凯和上述骨干人物结合到了一起，这对袁氏集团的形成和袁世凯此后在政坛上进行权力的角逐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袁世凯不可能料定自己的前程，更不可能确定他们将来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臣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袁世凯和这些人物在小站时期以练兵为机缘建立起来的联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人际关系。他们在以后的复杂艰险的时局变动中，在“北洋”的发达过程中同甘共苦，患难相依，相互信赖，情谊弥深。一旦时局发生动荡，有机可乘，他们就会拥袁进取，发挥集团班子的骨干作用。即使在与对手交争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也能以袁世凯为旗帜，紧紧抱成一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成了袁世凯集团班底中最核心的文臣与武将。
练兵业绩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军队应该是出自袁世凯之手。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近代史上几位以练兵起家的重要人物与军队。这主要指的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以及袁世凯和他的北洋军。
罗尔纲先生说：“近世北洋军阀的起源，追溯起来，实始自湘军兵为将有的制度。”[14]
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镇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下令各地在籍大臣，连省督办团防。曾国藩采用新的方法，将湘将分散的地方团练合并，形成了独立的正规武装——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这支军队发展壮大成为一个震慑朝野的湘军集团。在湘军集团内部，曾国藩利用同乡、门生、故吏等地缘、血缘、师生的封建关系来形成军队的主干，并由这些主干自行在家乡招募士兵，这样便形成了从士兵到将领直至曾国藩为中心的层层隶属网络。军队所信仰、效忠的，便不仅是国家，更直接的是曾国藩个人了。湘军的这个特点，奠定了它在近代中国半私人军队开创性地位。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进程中，湘军很快就取代了绿营而成为作战的主力。曾国藩等湘军领袖的地位，随着湘军集团的发展也不断上升，成为威慑一方的封疆大吏。他们在军事方面，用兵为将有代替了兵归国有，募兵制度代替了世兵制度；在政治方面，用督抚专权来对抗中央集权。湘军兴起以后，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开始掌握地方实权，从此打破了满洲贵族一统天下、高度中央集权的局面。同治以后，湘军将领中就有13人做了总督，13人做了巡抚，如江忠源、李续宾、严树森、刘长佑等都官至督抚，而李鸿章、左宗棠更是权倾朝野。“内轻外重”的局面遂告形成。正如范文澜所说：“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挽救了满清，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满清，满汉统治者之间，势力起着显著的变化，从此满清政权，逐渐向汉族军阀转移。”[15]
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为了减轻朝廷的疑忌心理，曾国藩大量裁撤湘军，湘系的军事、政治地位下降，淮军则上升为清王朝所依靠的最强大的一支政治、军事力量，淮系集团又乘时而起。
淮军是继湘军以后，汉族地主建立的另一支地方武装。淮军集团实际上是从湘军集团中分离出来的。它的领袖李鸿章本来就是曾国藩的幕府成员。1860年5月6日，太平天国攻破江南大营，长江下游尽为太平军所有。为了收回苏、常，防止上海陷入太平军之手，咸丰皇帝命令曾国藩率领湘军开赴长江下游。但是，曾国藩不愿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长江中游地盘。为了执行朝廷的命令，他于1862年初命李鸿章回家乡合肥招募淮勇五营。同时，曾国藩又拨湘勇数营给李鸿章，并派湘军名将程学启、郭松林帮助李鸿章按湘军营制训练淮勇。同时，曾国藩又竭力举荐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担任江苏战场上镇压太平军的主帅。自此，李鸿章的淮军迅速发展，在镇压太平军、捻军过程中发展成一个势力强大的淮军集团。1871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倾一时，在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经营20余年，门生故吏遍及各地，造成了一个舍他之外，清政府无其他兵力可倚、无其他能员可以担当外交的局面。时人奏参李鸿章兄弟一门：“以功名显，其亲党交游，能自树立。文员自监司以上，武职自提镇以下，实不乏人……惟勋伐既高，依附者众。当时随从立功，身致富贵者，又各有其亲友。辗转依附，实繁有徒。久之倚势妄为，官司碍难处置。”[16]就是这样一个清政府赖为依靠的地方实力派集团，在1895年中日战争中却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但是私军化和地方督抚专权这两个霉菌既已生成，在适宜的社会环境中，在国内腐败的政治环境和外国侵略势力结合的条件下，却是遏止不住地反复更生并迅速膨胀，最终打破原有的政治结构而居于清末民初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中央集权制度及其现存法规，既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地方分权所破坏和取代，这就必然埋伏下了日后中央与地方、满与汉之间新的一轮权力斗争的祸根。继淮系而起的北洋集团，正是承传了湘、淮集团这样的基因，并最终形成了后来军阀政治的最大资源。北洋集团实际上也算是甲午战争的产物。淮军在甲午战争中覆灭，淮系失去了自己的军事后盾，从此为清政府所冷落。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军队，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军事上的失败，刺激着社会风气开始改变，到处发出整军经武的呼声。清政府失去了淮军的支撑，也极力想早日建成新的武装力量。在此背景之下，袁世凯、张之洞等洋务派开始注意以西方军队的训练方法、管理方法，来改造现有的军队，这就开始了清末新式陆军的编练。于是，北洋军崛起，北洋集团遂继淮军集团之后又迅速崛起。
但是，在外国人的眼中，湘淮军不能算做真正的军队，“曾国藩、李鸿章辈，不过同室操戈，互相残杀而已。当时所谓湘淮两军者，亦第朝成军，暮御侮，以乌合敌乌合，无所用其训练也。所谓军械者，至精惟抬枪火炮，次则刀矛戈杖。所谓枪炮者，即打牲所用之鸟铳，而且寥寥无几。其交战以血肉相搏，若不知世界尚有利器也”[17]。此论虽然不免过当，但却说明了一个事实：湘淮军的编练纯是为镇压中国的下层民众反政府的行动；无论湘军还是淮军，都是为了镇压农民暴动仓促成军的，他们只能对付编制和武器比他们更为落后的农民起义军，等到真的遇上受过训练的现代化军队，恐怕很快就会败下阵来。湘淮军在甲午战争的战场上“非望风而逃，即闻风先溃”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与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相比较，袁世凯编练新军的目的是抵御外侮；“入手之初，即一洗从前军营之固习，一切军制，盖改旧观，事事创始”[18]。相形之下，优劣上下顿可见之分晓。
袁世凯对军队的训练，是针对湘准军的弱点，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和编练方法进行的，并非对西方的盲目照抄。
例如：他手制《简明军律》二十条，就是针对淮军的军纪涣散而定。二十条内容是：
一、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队伍者，斩。
二、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
三、临阵探报不实，诈功冒赏者，斩。
四、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
五、守卡不严，敌得偷过及禀报迟误，先自惊走者，斩。
六、临阵奉命怠慢，有误戎机者，斩。
七、长官阵殁，首领、属官援护不力，无一伤亡；及头目战死本棚兵丁无伤亡者，全部斩首示众。
八、临阵失火误事者，斩。
九、行队遗失军械及临阵未经受伤，抛弃军器者，斩。
十、泄露密令，有心增减传达的指示及窃听密议者，斩。
十一、骚扰居民，抢掠财物，奸淫妇女者，斩。
十二、结盟立会，造言惑众者，斩。
十三、黑夜惊呼，疾走乱伍者，斩。
十四、持械斗殴及骤众哄闹者，斩。
十五、有意违抗军令及凌辱本管官长者，斩。
十六、深夜逃出军营浪流者，斩。
十七、官弁有意纵兵扰民者，官兵并斩。
十八、在营内吸食鸦片烟者，斩。
十九、夜深聚会谈话，私留闲人，酗酒赌博，不遵约束，及有寻常犯过者，均由该管官酌量情节轻重，分别插箭责罚。
二十、凡兵丁犯法，情节重大者，该管官及头目失察，均分别轻重参革、责罚、记过。
军纪是军队的生命线，古今中外的无敌之师都首先有铁的纪律作为保证，此不用赘言。可是，军纪公布后是否严格执行，那才真正是军纪好坏的表现。
袁世凯性格的显著特色就是说到做到，治军从严。早年在吴长庆军中，他仅是一般营务处随员，就敢于对淮军下手治理，因此开罪了淮军将领，说他“擅杀”、残忍，对他怀有深恨。小站练兵，他成为一军统帅，执行纪律，更是一丝不苟。一次，操练完毕，一名士兵离队至百余米处买瓜吃。不仅士兵受罚，连带该营官、哨官也受罚，哨官被打200军棍。一次，几名士兵假日上街游逛，所在六哨官皆被打40军棍。一名哨长让士兵携物而带不了武器，该哨长被责200军棍，降为棚目。一次，袁世凯令全军操演攻守阵法，参差不齐，阵中嘈杂声不断。所有参加的官佐一律受罚，有功者销功一次，无功者记过一次。[19]
袁世凯对军队的大小官佐无一不熟，他对军官要求严格，也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同样，官佐们也都关心自己的士兵，对士兵也是既严格又爱护。袁世凯对官兵的饷项发放尤其注意，“为了杜绝过去军营中惯有的一些毛病，如吃空额、冒领等，在每月发饷银的时候，他一定亲自点名，按名发给，就由于他这样地认真办事，因而他所练的新军，在当时是享有盛名的”[20]。
为了使士兵养成“绝对服从”命令的习惯，袁世凯除了用极端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外，平时还比较重视加强对部下进行精神教化。用袁世凯的话说，即是“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事虽一贯，道实分途”。“兵不训罔知忠义，兵不练罔知战阵，权其轻重，训为最要。”[21]“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22]他定出各种“条规”、“章程”，如《训练要言》、《训哨弁要言》、《训兵要言》、《兵丁驻扎营内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和《行军暂行章程》等，命令部下严格遵守，并经常亲自检查。对执行合格者，或记功赏银，或提升；对违章者，即加以惩办，如打军棍、插耳箭示众、罚扣薪水等等。他制订的《简明军律》二十条，竟然规定了十八条斩罪。[23]
除了严刑峻法以外，袁世凯还对士兵从精神上进行教化。袁经常教育士兵要“公忠体国，深明大义”，“亲上死长”，把这些编为四言白话，刊发各哨，令兵丁熟背，经常颁发“训词”，要各级军官向士兵训话，而且反复强调“事事以本督办为心”，大树特树个人权威，甚至宣扬封建个人迷信，让各兵营供奉他的牌位，把他奉若神明，视为衣食父母。
袁世凯在一篇“训词”中说：“历代抽丁征戍，而本朝无之，外国编民入伍，而中国无之，国恩厚矣。尔之祖若宗，食毛践土，沐浴深仁厚泽，垂数百年，及尔之身，优游太平，自顶至踵，何莫非朝廷所赐……今且应募而来，坐食厚饷矣，不知效忠，何以对尔祖父……古人一饭之惠，终身不忘，受国厚恩，讵止一饭？且尔果有功，必有一功之赏；尔果有劳，必有一劳之酬，国不负尔，尔何负国？夫犬马之贱，尚知报主，人不如物，尔又何甘？”紧接着又进行威吓：“苟或不忠，甘自暴弃，大义一亏，神明共鉴；宪典即可幸免，天理亦断难容。”[24]
袁世凯还向士兵灌输“宿命论”，他说：“人之生死，皆由命数……尔等战阵之时，须持定见，谓命由天赋，敌何能为？弹雨枪林，视若无睹，且前进者未必即死，后退者必有严诛，与其死于法而贻笑于人，曷若死于敌而流芳于世。”[25]针对“兵丁多不识字”的特点，袁世凯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种种口诀和歌谣，如《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命令士兵背诵，“熟悉于口，牢记于心”。这些歌诀大多从劝导、诱导出发，浅显易懂，情理交融。请看《劝兵歌》：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不该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一篇劝尔要紧歌，务必字字记得清。[26]
从歌词可以看出，袁世凯既用忠孝、天命一类传统伦理来教训士兵，也用严格的纪律来控制士兵。袁世凯就是这样“一手拿钱，一手拿枪，他就是耍这类手段，逼着人非跟他走不可”[27]。
经过袁世凯的选拔和培养，以他为中心的北洋军事集团初步形成，他们的势力随着袁世凯权力的膨胀而扩展，其集团的利益完全同袁个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除上述之外，新建陆军的招兵条件也与湘淮军大不一样。
湘军组建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即将佐是要有功名的知识分子，士兵是要不识字的质朴农民。淮军组建原则则是不重视门第身世，而重视才能韬略。“广收杂揽”，因此“兵将冗杂”、“志在利禄”，使淮军“自始至终，俱在贪图利禄，以骚扰民间为能事”。李鸿章就明确说过：“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董子正其义不谋其利语，立论太高。”[28]
而袁世凯新军招募条件，除具体素质，如年轻、体壮、无恶习等检验合格之外，还格外要求“应募兵丁，如其秉性忠贞，矢志报国，考验才技，果属优长，必将不次擢用”，而“有能粗通文意者，口粮昭头目之例”。
显然，湘军就是要求士兵无文化，完全成为所属将帅的作战工具；而淮军一反湘军要求，用利益吸引士兵。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要求士兵基本素质条件全面合格，有报国的觉悟，有一定文化。这些条件，已同现在的“兵役制”招兵条件基本一致了。
袁世凯认为，世界各国的将弁，都是军校的毕业生，根据考试成绩选拔任职的。有的还要通外语，出国学习。这样的军官对军事的各项要求，能精益求精。而中国的旧军队，仅以一勇拼杀取得职位，对新式兵学毫无所知，对古代兵法也一窍不通。“以他们捍御外侮，恐怕必无制胜之道。”所以，他向清政府申请设立军事学校，培养军官，教育士兵。
中国近代军事学堂的开山鼻祖是李鸿章。1885年他在天津创设的北洋武备学堂是中国第一所比较正规的陆军军事学堂。随后，能够将这种事业发扬光大者，唯有袁世凯。
早在1895年冬，袁世凯到小站练兵后，通过“查看情形，尤觉设立学堂为练兵第一要义”[29]。1896年，他在上清廷的“请设学堂原禀”获准后，从此开始了他创办近代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的事业。
为了培养大批军事干部，提高官兵文化素质，袁世凯在练兵伊始，就在军中开办随营学堂，既教授官兵文化，又在文化中渗进军事要领、军事技术、军纪军律。在这些随营军事学堂中，既有专门培养负责指挥方面高级将领的，也有专门培养技术军官的；既有担负军官养成教育的，又有专司在职军官培训提高的，还有速成军官教育的。通过比较全面的培养与训练，袁世凯将培训军官的大权牢牢抓在了自己的手中。
袁世凯最早开办的军事学堂是新建陆军随营武备学堂。它于1896年四月开办，从新建陆军中招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士兵230余人为学员，分德文、炮队、步队、马队、工程队数班。校址设在保定。
德文班，学员50人。以新建陆军工程营中德人魏贝尔为总教习，慕兴礼为教习，景启为监督，主要学习德文，次习武备，兼习汉文。其目的是培养精通德文者，以更好地领略德人兵法之妙。
炮队班，学员80人。由炮兵营统带段祺瑞任监督兼总教习，德人祁开芬为教习，所学课程有测算、舆图、垒台、炮法、汉文等。
步队班，学员80人。由北洋武备学堂优等毕业生梁华殿任监督兼代理总教习，梁死后刘浩春继任为监督，学习行军、兵法、测算、绘图、枪队、攻守各法。
马队班，学员24人。以德人曼德为教习，教以测绘、武备各学。
工程队班，以王士珍为监督，德人魏贝尔为教习，教以桥梁、电雷、土工、测量等课程。
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凯调任山东巡抚，新建陆军随营各学堂，也随之移到济南城外之新城。
以上五班，除德文班学制较长外，炮、步、马队均为2年，毕业生除学德文者准备赴德国留学外，其余均选充官弁，在新军中担任下级军官。学堂每季大考一次，由袁世凯亲自指派监考官、阅卷官和巡考官，考试成绩优秀者加薪受奖。为了鼓励学生学习，袁世凯还从自己的俸禄中每月拿出1/3（200两）作为奖学金。该学堂自1896年开办后，于1898年三月底有了第一批毕业生。这些学员对所学武学、德语均能“洞悉其要，日臻精熟”。为此，荣禄专门上奏请奖，而以“炮队学堂段祺瑞为最”[30]。
到1902年，新建陆军随营武备学堂已有三届毕业生，培养出了不少军事人才。罗尔纲先生即认为：“初袁世凯创练新建陆军，曾设立随营学堂，颇有成才之士。”[31]1902年7月3日，袁世凯在为该学堂出力人员的请奖奏折中说：“臣督饬该总办率同监督教习各员认真训迪，不惮辛勤。各学生南北随营，循序程功，寒暑不辍，经臣迭次考试，类多勇猛精进，实觉月异而岁不同。其毕业诸生，材艺有成者，或拨任官员，或经湖北、山西、陕西各省纷纷咨调，派充教习、营弁。其志期远到者，并经臣遴选五十余名派赴日本游学以资深造。近时直隶募练新军，所派将校官弁，亦多取材于此。是该学堂之著有成效，足资实用，已可概见。而随时续送诸生、锐意向学者，尚复实繁有徒，风气之开，成材之众，有不难拭目俟之者。”[32]从中可以窥到随营学堂取得成绩之一斑。随营学堂培养军事人才的成功，为其后来大规模创办军事学堂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新建陆军的待遇优厚，也是近代我国军队最高的。袁世凯认为“饷厚则人无纷念，悉力从公”。八旗兵的饷银每月只有1.5两到3两；绿营兵是1两到2两；湘淮军月银平均4.2两到7两多；新建陆军骑兵是9两、步兵5两多、哨长15两到20两。《劝军歌》有“六品官俸一般同”，确实是事实。就是说，一个士兵的俸银比当时一个县令的待遇还要高。
袁世凯还上奏朝廷批准，免除了士兵家庭的赋役，这对于改善和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改变过去“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俗，具有重要的开风气的作用。
在小站这块基地上，袁世凯与其说为清政府练出一支精锐之师，毋宁说为他自己练出了一支赖以成就事业的武力支柱。这个有力的支柱，是靠清政府给他十分充足的经费练出来的。当年曾国藩编练湘军时，清政府没给一文钱，他东凑西拼，为湘军的经费来源，几乎走入绝境。李鸿章编练淮军时，清政府也没给经费，是他被上海绅商求去保护上海，一下子进入被称为“财汇之区”的上海，靠对商人的横征暴敛，才勉强支撑淮军的生存。比起湘、淮军，袁世凯可幸运多了，他从未因军饷发过愁。
有了充足的经费，便不愁精良的武器装备，从而也就有高素质的兵员，从而也就有了一支劲旅。自从缔造了新建陆军，袁世凯政治地位便不断蹿升，无论中外，谁也不敢再小觑他了。
1897年，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到小站检阅新建陆军，看到新建陆军军容整齐，战斗素质一流，大加赞扬，回京后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说，他认为“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1898年10月27日，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到小站参观袁世凯新建陆军后，对袁世凯的练兵成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袁世凯本人也大加赞赏。贝思福盛赞新建陆军“操法灵熟，步伐整齐，以及旗帜之鲜明，号衣之整洁，莫不楚楚可观”。他评价袁世凯：“以儒生而为名将，多学多能，亦廉亦勤，聪明胆识，兼而有之。”[33]
政绩就是实力。经过荣禄与贝思福等人的赞扬，袁世凯身价倍增。1897年7月，他因练兵有功，被朝廷晋升为直隶按察使，仍让他专管小站练兵。是年，袁世凯才39岁，以小站为起点，他的事业开始一步步走向辉煌！
[1] 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
[2] 袁世凯：《致军机大臣李鸿藻论甲午军败因禀》，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 三日。
[3] 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1页。
[4]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3页。
[5] 徐一士：《一士谈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6]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二。
[7] 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8] 杜春和等：《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9] 《德宗实录》卷387。
[10]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11] 《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54页。
[12] 《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7页。
[13] 张一麟：《心太平室集》卷四。
[14] 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15]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32页。
[16] 《奉旨查办事件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9117—9118页。
[17] 佐藤铁治郎：《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18] 佐藤铁治郎：《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19] 马东玉：《从晚清重臣到立宪皇帝：真实的袁世凯》，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0]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21] 袁世凯：《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卷一，《训练总说》，光绪二十八年二月昌言报馆印行。
[22]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十四册，《新订营制饷章·训练制略》。
[23] 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三，来新夏：《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128页。
[24] 袁世凯：《训练操法详细图说》卷一，光绪二十八年二月昌言报馆印行，第8—9页。
[25] 袁世凯：《训练操法详细图说》卷一，光绪二十八年二月昌言报馆印行，第10页。
[26] 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四，来新夏编：《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988年版，第150页。
[27] 王成圣：《风云际会袁世凯》，《袁世凯传记资料》（一），（台）天一出版社版，第77页。
[28] 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50页。
[29] 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
[30] 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
[31] 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
[32] 《武卫右军随营学堂两届期满各学生择尤请奖折》，《袁世凯奏议》（中），第552页。
[33] 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4—65页。
第五章 袁世凯第五次人生抉择
——戊戌年的是是非非：以被动求主动
事变迭乘，人不我待，痛切于剥肤，厄甚于倒悬，何可不幡然振厉，以图挽回补救于万一。易曰：穷则变。此其时矣。第于积重之秋，骤行变法之政，兹事体大，碎难毕举，而究其所最要者，如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实属瞬刻不容稍缓。
——袁世凯
“儒以文乱法”
韩非子在《韩非子·五蠹》中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在韩非的眼中，文人们总是靠笔杆子扰乱法制，侠客们总是用暴力触犯律例。
韩非认为，儒生就是一种社会蛀虫。他们没有治国理政的经验与能力，却偏偏用掉书袋的本领去骗取君王的信任与重用。
韩非认为，儒生利用文章扰乱法纪，用口舌狡辩颠倒是非，扰乱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君主因为受蒙蔽对他们却都加以礼待与重用，这是国家动乱的根源。
历史前进到公元1898年，急于出人头地的康有为就做了一把韩非所认为的那种社会的“蠹虫”。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年轻的光绪皇帝被两部书深深地吸引。
这两部书，一本是《俄彼得变政记》，另一部叫作《日本变政考》。
这两部书，是康有为第七次上书献给光绪皇帝的宝贵礼物，也是康有为根据自己的见闻与经验对这位年轻而又稚嫩的皇上号脉的结果。
康有为
在这两部书中，康有为向光绪皇帝推荐了两位老师：一位是俄国历史上连斯大林都顶礼膜拜、一生奉之为榜样的大名鼎鼎的彼得大帝；另一位则是中国的东邻日本的年轻有作为的明治天皇。
康有为为什么单单要向光绪皇帝推荐这两位洋老师呢？
在《俄彼得变政记》中，康有为说出了这么一段提纲挈领的话：
窃臣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
康有为显然在这里是为光绪皇帝分析：从政治体制上看，“君权最尊”的情况，中国与当时的俄国最为接近；从国际地位上看，受外国鄙视欺辱的情况，中国与当时的俄国也最相似。彼得大帝是君权变法成功的榜样，故值得光绪皇帝做一效仿。
康有为从当时中国面临瓜分危机的国情着眼，把俄国彼得大帝的变法经验作为一个偏方呈现给光绪皇帝。他希望借此能够打动光绪皇帝，让光绪皇帝消除疑虑，早下决心，实行维新改革。
有趣的是，在《俄彼得变政记》一书中，康有为特别强调光绪皇帝应当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他要光绪皇帝学习彼得大帝变法的决心、毅力和见识。他在《俄彼得变政记》中这样有意地称道彼得大帝：“彼得知时从变，应天而作，奋起武勇，破弃千年自尊自愚之习，排却群臣阻挠大计之说，微服作隶，学工于英，遍历诸国，不耻师学，雷动霆震，历法并头。”言外之意，他实际上在鼓动光绪皇帝：看呵！彼得大帝多么神勇，他敢破俄千年之成法，能够排除保守势力的阻碍与绊脚，把事情做成，把国家变富。你光绪皇帝为什么就不能奋发有为，斩杀在自己身边且高高在上的“索菲娅”，除旧布新，也像彼得那样做出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呢？
是呵！那个彼得大帝的确是一个令人叹绝的传奇式人物，他也因政变与改革而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千古的佳话。
作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四代沙皇，彼得继位时年仅10岁。
当时，由于皇室及各派贵族之间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太为激烈，彼得是和长他10岁的同父异母之兄伊万被同时拥立为沙皇的。但是，因为彼得年幼，而伊万痴钝，皇权真正地落在了他的聪明能干、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娅的手中。随着彼得一世年龄的增长，索菲娅害怕自己的权力失落旁手。于是，以摄政王身份掌权的索菲娅开始极力阻止彼得拥有实际政权，甚至还要预谋杀害彼得。但倔强的彼得像他同时代的大清少年天子康熙皇帝一样，用智擒鳌拜的手法，两次挫败了索菲娅的废立阴谋，将皇权牢牢抓到了自己的手里。
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富强自己的国家，彼得决心向发达的西欧国家学习。他派遣使团赴西欧各国学习与考察，甚至自己也乔装打扮，化名前往。在西欧诸国，彼得深入工厂，进入宫廷，潜心学习强国的科技、政治。回国后，他大力推行欧化政策，从经济、军事、文化、政治诸方面进行改革，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为了推行变政，彼得一世不仅处死了摄政的索菲娅，甚至不顾众大臣反对，坚决处死了阻挠自己改革的亲儿子。这是彼得大帝成功的秘诀，康有为要将之全部告诉光绪皇帝。
性急要吃热豆腐的康有为，甚至这样期望光绪皇帝：
几暇垂鉴此书，日置左右，彼得举动，日存圣意，摩积激动，震越于中，必有赫然发愤，不能自己者。非必全摹彼得，而神武举动，绝出寻常，雷霆震声，皎日照耀，一鸣惊人，万物昭苏，必能令天下回首面内，强邻改视易听，其治效之速，奏功之奇，有非臣下所能窥测者。[1]
自认为自己是天命之才的康有为，对自己难睹天颜、难迈进天庭的门槛十分在意。他向光绪皇帝发牢骚，说大清国的政治体制上下相隔，是“浮屠十级，级级难通”。他甚至指责光绪皇帝：“九重深邃，廉远堂高，自外之枢臣，内之奄寺，此外无得亲近，况能议论？小臣引见，仅望清光；大僚召见，乃问数语。天威俨穆于上，匍匐拳跪于下，屏气战栗，心颜震播，何能得人才而尽下情哉！”[2]
光绪皇帝
康有为希望光绪皇帝：纡尊降贵，力矫其弊，通下情，破壅塞，上下相亲，打造一个以他为首的士人集团，并能够重用他，从而使之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如果换上别的皇帝，以这样狂傲语气出言不逊的康有为，可能早已经人头落地，最起码充军出塞为奴了。但光绪皇帝不一样，他面对自己亲政以来的种种苦衷，对康有为的书生狂语，不仅没有生气，甚至处处显露出了赞许的神情。
或许，康有为的上书已经深深地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共鸣，激发了他奋力一战的热情；或许，康有为上的《俄彼得变政记》，深深地刺痛了光绪皇帝本已脆弱但却敏感的心灵神经。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材料明确证明康有为上的《俄彼得变政记》是有意挑拨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二者本就脆弱而又敏感的母子关系。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没有史实证明康有为当时确实没有这种想法。可以肯定的是，在彼得一世幼年继位，权落妇人之手，而且冲突最终不可避免这一点上，康有为确实让光绪皇帝看到了他与彼得大帝所处的相似的境遇，从而激发了他要挣脱慈禧太后控制的愿望。
康有为向光绪皇帝推荐的另一位“洋老师”是近邻日本的明治天皇。
如果说，康有为旨在要光绪皇帝师彼得之心法、行不测之威力、除守旧之势力的话，那么，他向光绪皇帝推荐这位东洋老师，则是要光绪皇帝去师法人家的“治谱”。所谓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治谱”，是连在一起说的。
在康有为看来，师法彼得，重在得到一种人格精神，霹雳手段；师法明治，则重在利用日本维新的具体内容。
今日看来，康有为产生这种思想自然有其道理。俄虽与中国北邻，但历史上所受的相互影响并不太多。而日本则不同，它与中国的渊源更加紧密。远的有徐福东渡，近的有“同文同种”，甚至所受的西方列强侵略的情形也大致相同，特别是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已经标志着日本进入了世界列强的行列，而中国则继续沦为被列强任意宰割与瓜分的对象。中日对比，更能引起上至朝廷、下至国人的共鸣与响应。
日本在近代的强盛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在慈禧太后与奕联合发动政变、建立垂帘听政制度的前后，日本不堪西方列强的欺凌发起了倒幕运动。因为，在此之前，日本皇室的实际权力，长期为德川幕府所霸占。德川家族的腐败统治，引起了日本各阶层的极大不满。为了改变现状，19世纪60年代，日本终于发生了倒幕运动，除掉了变法图强行动上的障碍，确立了明治天皇的绝对权威。此后，日本派人到英美等国学习考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富国强兵，短短30余年间，就摆脱了贫弱受欺凌的地位，迅速跨进了世界列强的行列，并且逐渐走上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侵略之路。
昨日任人宰割的羔羊，今日一跃成为侵吞别人的恶狼。这种变化之迅速，让康有为为之痴迷与神往。他希望光绪皇帝能像明治天皇那样把权力完全收归己有，完全主宰变法，从而收“我皇上一反掌之间，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效果。
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跋》中说：“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从中可见，他是把《日本变政考》作为推荐给光绪皇帝实行维新变法的一个万全样板资料提供的。
读着康有为开出的两服济世药方，这位从4岁起就空有皇帝名号24年的青年天子不禁热血沸腾，情绪几乎不能自控。康有为向他推荐的两位“洋老师”，他也打心眼里认可。就说那位彼得大帝吧，他通过战败索菲娅从而独掌国柄的事情，不能不使光绪皇帝联想到，自己与彼得的遭遇甚为相似，他自己身边就有一个比索菲娅还索菲娅的人物。在此情况下，一向怯弱的他，也难免在心中升腾起一股要与现状抗争、做个名至实归的皇帝的念头。
终于，光绪皇帝忍不住了。他拍案而起，发出了“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的呼声。他豁出去了。
一个被遗弃的务实方案
康有为在京师之地闹得沸沸扬扬之时，袁世凯还在辽东战场上前后奔走。返回天津后，袁世凯回顾辽东战场上日军的气焰，曾想率一军与之交战，以雪自己的朝鲜之辱，但他深知淮军暮气，战无不败，已经无可救药。战争结束后，他入京请缨练兵，经李鸿藻、翁同龢、荣禄等人推荐，光绪皇帝于1895年8月2日召见了他，当日下旨让他在督办军务处办差，受王大臣差遣，实是让他准备编练新军事宜。
当时的光绪皇帝已受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的感染，在接见袁世凯时，曾垂询变法的意见。召见后，袁世凯写了一份万言书，于同年8月20日，即召见之后的18天上递光绪皇帝，题目是“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这篇呈文长达1.3万余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多方面改革内容，共分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变涉4条。
呈文开篇即入主题：“变局以来，惟变法以应。”中国甲午虽败，但若能“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不过数十年间，而富可期”。随后，袁世凯驳击顽固守旧派以为变法之人是不恪礼义、不守廉耻之谬说，他以秦汉以至今日，旧制皆已淹灭为据，客观论言：“以汉宋大儒各臣，亦不能强违时势，追复三代成规。”
接着，袁世凯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当时甲午新败，列强虎视东方，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臣以及康、梁维新派的对付办法皆是老一套的“以夷制夷”，皆想结强国而自保，或俄或日，或英或美。唯袁世凯别树一帜，主张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强自立于世界。他认为当今之世界，无论公法、条约、奥援，全都靠不住。“万国公法，指势力相均者言之；两国条约，为承平无事者言之；强邻奥援，又为彼图自利者言之。”而“处今日之势，欲弥衅端杜外侮，舍亟求富强之道，讵有他策？”
接下来，袁世凯极为现实地指出：日本小中国十数倍，但却战胜了中国，原因最要者，是由于日本大力学习西方国家，全面推行西法，而中国却拘守旧法的结果。然而，只要中国急起变法，不久“必将雄视海内，强邻悚息”。
光绪皇帝接见袁世凯是因为督办军务处大臣们推荐他编练新军，而光绪皇帝却为什么向他垂询变法事宜？
想来也毫不奇怪。远在10年前，袁世凯平息朝鲜政变，日本等各国皆厚诋袁世凯，国内也多起问罪。清廷派钦差大臣前往调查，虽然是害怕得罪日本而表面上嘘声袁的“罪过”，实际上，袁世凯能干的声名由此已在清廷上下鹊起。这些，光绪皇帝都是明了的。以后的10年，袁世凯为李鸿章、为总理衙门，提供信息、出谋划策，重要者都要经慈禧太后和被光绪皇帝批准，光绪皇帝自然就更了解袁世凯在朝鲜十几年的作为。如今，要练出强兵，对付日本等列强，偏偏又是袁世凯获得练兵的职差，可以推断，光绪皇帝是认为袁世凯能提出变法的好主意的。
其实，光绪皇帝向袁世凯询问变法之事，也正说明袁世凯确有改革的思想和具体改革的办法。他在朝鲜12年，代表清政府搞外交，当时的朝鲜，是世界各国外交的复杂战场。袁世凯在极其复杂的外交关系中，能准确地判断形势，为清政府提出正确的办法。他自己在列国外交关系中，头脑清醒、行为果断，处理日、俄、朝鲜等国外交事件，皆游刃有余。军事方面更不用说，他从戎近20年，早在登州就显露军事天才，在朝鲜两次平乱，近20年未离军伍，又曾经有为朝鲜王室练新军的经验。光绪皇帝咨询这样一位具有新思想又有着长期实际从政经验的青年人有关变法的事宜，只不过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1897年胶州湾事件发生1个多月，消息传到小站，袁世凯立刻于12月30日，按捺不住地向翁同龢呈递了一份说帖，陈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袁世凯指出：借此中国面临蚕食鲸吞、瓜分肚剖、万分危难之际，唯有在“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极力讲求，或可“二三年间可望自立；纵不能抗拒群雄，保我全局，而划疆自守，政自我出，犹可多存数千里土地人民，以为异时徐图恢复之计”。[3]
当时，负责曹州教案善后和对德谈判胶州问题的是翁同龢，他既是袁世凯的顶头上司，又得光绪皇帝信任。而袁世凯时为直隶按察使，虽贵为二品，仍无专折奏事资格，便思通过翁同龢上递光绪皇帝。袁世凯在复杂的外交场合摸爬滚打12年之久，对英、俄、日、德等列强本质，有极为真切深刻的认识。对列强从未有过任何幻想，知道它们都是“择肉而食，长蛇封豕，肆其贪残”之辈。如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庇护上，那将被这些恶鹰猛虎噬食。因此，他的认识完全建立在自己10多年在外交第一线上的经验总结而出，这比当朝不知世界大势的一班重臣和书生激进者康有为等辈的看法更务实、正确。
袁世凯极不同意朝中大臣和康有为结援对付德国的观点，也不同意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的那种自上而下、尽罢老臣的激烈变法主张。针对康有为的激烈主张和危言耸听观点，他于半个月后，即1898年1月15日又写了第二封说帖，仍让翁同龢代递。说帖除了陈述第一封说帖中的“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外，进一步指出了变法改革的紧迫性。袁世凯指出：“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合其旧而新是图，而切要应行之端，要当及时而力求振作，似宜先遴饬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仿西法，试行变革，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责其所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期以年限，专其责成，俟有成规，再迅饬各省循法推广。”
观袁世凯上述两文，其目标与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要求一样，皆在大清国垂危之际、列强迫急之时，共同认为不思变法，独蹈旧习，不克自振，“揆时度势，终难自存”，一致要求清政府及时改弦更张，参用西法，弃其旧制，急起直追，以达富强之境地。
然而，袁世凯与康有为在列强问题上的认识和主张有所不同，变法的主张也有差异。
康有为在国际外交问题上，与朝中大臣一样，都是想以某个列强力量而制另一列强，不脱“以夷制夷”老套。康有为主张结英、日而制俄、德。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清廷已与沙俄订有密约，德国强占胶州，自不能反过头制俄。而俄、英、日都如“长蛇封豕”，择中国之美肉而食，都是中国的敌人，哪个也不能依靠。另外，康有为还提出“把沿边口岸全部开放给诸国通商，既可以借诸国之力保守住边境，又可以开启民智”。此种主张，实与英、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之恶意如出一辙。实际上不久已为英、美提出，也已实现，中国瓜分之祸，亦自此始。
比较康有为之说，其书生之见，异想天开，纸上谈兵，不知结英日与结俄皆一般见识，皆引狼入室，自吞毒果。列强正虎视中国之时，康有为却要开放中国之全境，“借诸国之力保守住边境”，此说实可笑可悲之至。而袁世凯以其12年的外交经验，深知列强吞食弱国的野心完全一样，豺狼之心，昭昭在目，中国只有发愤图强．自立自强，别无他途。康、袁之见，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至于用人之道，袁世凯乃三军统帅，他的旗下将佐，各色人物皆有罗列，袁世凯皆得而用之。在实行变法对待老臣问题上，康有为的办法是“统统罢斥”。袁世凯的观点则是“即或勋旧疆臣，未便摈弃，固可厚禄而养之，崇秩以荣之”。其方法较康有为不知正确多少倍。
以袁世凯在朝鲜办理外交以及在小站练兵的多年经验，他显然不同意康有为彻底罢斥老臣、不顾实际地激化矛盾的主张。
事实上，康有为变法开始，就一直让光绪皇帝重用新人，撤换旧人，这让庙堂之上的矛盾与斗争从一开始就变得十分尖锐，维新变法变成了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最后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在五大臣西花厅召见康有为时，李鸿章问的一句话是“把六部全撤，规制都废吗”，显然李鸿章最为关心的也是康有为尽罢老臣问题。而荣禄对他毫不客气，斥他“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主张对守旧之臣，主张“杀几个一品大员，变法就成功了”的想法也简单得实在可笑。
其实，康有为也的确是阳为变法，暗地却在阴谋组织政变，实行“围园捕后”之诡谋。他让光绪皇帝密召袁世凯进京，企图借袁世凯之手，实现他们的杀荣禄，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的阴谋。袁世凯开始就不同意康有为罢斥老臣的激烈作法，他又如何能去积极执行他们的杀荣禄、捕杀慈禧太后的计划呢？
袁世凯小站练兵的用人原则是唯才是用，如果他也如康有为那样，老将一个不要，尽要年轻人，哪会很快就打开小站的局面？如姜桂题之老、张勋之莽，然而袁世凯皆重之，才让大家都围绕袁世凯，爱戴他，支持他，共同做事业，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集团势力。显然，康有为是不会同意袁世凯的用人主张的，他的变法主张是“尽涤旧制，尽除旧俗，不留毫厘”，是“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的一揽子工程。结果是仅康有为等几个少数激进分子，拥着年轻的光绪皇帝，乘上发疯的马车，直翻到悬崖之下才算完事。
袁世凯说帖中提出的变法方案与康有为也不相同。康有为等人都想通过光绪皇帝的“乾纲独断”，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期收到高屋建瓴、功成一役的效果。而袁世凯却是要自下而上，主张“先遴选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照西法，试行改革”。即主张先选数省改革作为改革的实验基地，“俟有成规，再迅饬各省循法推广”。这是先搞试点，功成后循法推广的循序渐进的试验方法。同康有为全面铺开，成了则一下子完成，失败了全部完蛋的做法大不相同。袁世凯的变法是抓住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改革，这三大端的确也是国家实现富强甚为关键的部位。如果用人问题解决得好，改革阻力就会减少；而理财搞好了，国家经济实力就会增强；练兵搞好了，国防力量就会大大增强，这即是清政府亟需的富国强兵的根本要节。康有为的“大变、全变、骤变”，“尽除旧制，尽除旧俗，不留毫厘”的主张，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可就难了。袁世凯在登州、朝鲜、小站等地长期宦海实践中，已经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绝非康、梁等书生人物所可比肩。实际、稳健、可操作性，是袁世凯维新变法方案的最突出特点。
通览袁世凯给翁同龢的两个说帖，明显是不同意康有为对外交、用人和变法的认识，因而提出自己的维新变法的主张。但是，由于康有为当时知名度之高，似乎确已取得了变法的专利权，袁世凯的维新变法方案可惜就被忽视、遗弃了。
从翁同龢来看，他当时正被胶州问题弄得焦头烂额，他对外交事务也根本不通，听说康有为懂得西学，就想把他推荐给光绪皇帝“加九卿的职衔出洋”游说列强，希望借康有为之手解决外交问题，哪里还想得起袁世凯曾经在朝鲜一线办了十多年的外交之事呢？因此，对袁世凯的说帖，他根本就未予重视，自然就更谈不到将之推荐给光绪皇帝了。
戊戌年的真相
百年来，因为对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大肆宣传，袁世凯被认定为是出卖维新同志、背叛光绪皇帝、造成戊戌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在这一思维定式的影响下，历史事实的真相被人们的道德观念所湮没，袁世凯也长期被人们划进了破坏戊戌变法的守旧顽固派的行列。但是，近年来，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史学界在对旧史料的辨伪、新史料的发现的基础上，对袁世凯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真实的历史事实是：袁世凯不仅不反对维新变法，甚至十分支持维新变法。他与康有为的分歧仅在于急进与缓进的不同。就戊戌政变而论，原来是康有为背着光绪皇帝阴谋发动“包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政变，使变法的性质发展成了武装政变。维新派企图让袁世凯执行政变的军事任务，借袁世凯之手杀掉荣禄、慈禧太后，于是，就把袁世凯拖进了政变的是非漩涡，让他处于两难的选择之中。对于像康有为这般冒险和不忠不孝的行为，作为一个国家大臣，袁世凯去揭发他们并不为过，是符合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原则的，但是，袁世凯并没有以此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邀功受赏，而是慈禧太后首先发现了康有为等人的“诡谋”，先发制敌，使政变提前发生。袁世凯回至天津后，在荣禄处已见到慈禧“训政”的文件后才将维新派“围园捕后”的密谋告诉了荣禄。可见，不能说袁世凯是政变发动的罪魁祸首。相反，袁世凯当时最主要的想法除了保全自己外，就是尽量设法保全光绪皇帝。这就是戊戌政变过程中，袁世凯所作所为的大概真相。[4]
实际上，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主张，袁世凯在内心深处是赞成的。他在朝鲜十余年，在与列强的角逐过程中，对于西方的事务是有一定程度了解的，对于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袁世凯心有同感。
1895年6月，康有为任工部主事之后第二次上书，都察院和工部衙门都拒绝代转，袁世凯知道后，不顾忌讳地挺身而出，主动帮康有为设法从督办政务处转呈这份上疏。这是袁世凯和维新派人士接触的开始。虽然最后由于督办政务处大臣荣禄的反对，袁世凯最后没有能够帮上康有为这个忙，但这足以表明袁世凯还是很早就和维新派人士有了交往。可见，袁世凯是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的，他的这种参与是出于投机还是真正赞同维新，这很难说，不过从他在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任上积极推行新政的举动来看，袁世凯的这些行为应是出于真心赞同的。
两个月之后，维新派由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实际组织者是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主要目的是通过讲学，把欧美的新思想引进中国，以此解放思想，激励民气。
1895年8月，在强学会的开幕式上，维新派人士杨锐、文廷式等人发起募捐活动，募捐官员中赫然就有袁世凯。文廷式当场认捐白银1000两，袁世凯也认捐白银500两，由于两人的倡议，参加者纷纷慷慨解囊，太原总兵聂士成认捐1000两，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王文韶各认捐500两，就连李鸿章也打算认捐2000两，加入强学会，只是康、梁等人考虑到当时李鸿章主持签订了《马关条约》，为时议所诟病，维新派才没有接受他的捐献。
帝党领袖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述了袁世凯在1895年2月对他的一次拜访。那天，袁世凯慷慨激昂陈说，“极言非大变法不足以保全，非维新不足以济时艰”。同时，他还送给翁同龢一份西洋人绘制的瓜分中国的画报。袁世凯的积极参与，使维新党人对他信任有加。
其时，维新运动在上海、长沙等地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天津的维新人士严复、夏曾佑、王修植等人创办《国闻报》，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在小站编练新军的袁世凯和严复等人来往密切。据严复说，戊戌政变之前，他和王修植、夏曾佑、王慎修等人创办《国闻报》的时候，几人常在王慎修家谈论，袁世凯每星期六会从小站赶来参加，袁世凯“值来复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诣菀生（王修植）处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这几个人中间，严复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总办，《国闻报》的主编夏曾佑还在育才馆任教，而王修植则是北洋大学的总办，袁世凯和这几位维新人士、饱学之士整夜纵谈时事，可见他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这一段时间，袁世凯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在北京，和别人交谈的话题往往离不开维新变法和练兵事宜。
但问题是，维新运动表面上是一次救国自强运动，但它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的却是帝党与后党两个利益集团的权力角逐。在翁同龢的努力下，帝党与维新派合流，共同进行变法，并企图借此从慈禧太后及后党的手中收回政权。
事实上，最初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所主张的变法维新并不反对。
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中记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皇帝说：“变法乃素志。”“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面对内忧外患，慈禧太后也在想办法改变现状。作为大清国的实际掌权人，30多年来，她一直在尝试着变通的办法，办工厂、设电报、建海军、修铁路、造轮船、派人出国留学，哪一件离开了她的同意能够办成？但是，偌大的中国还是败于东邻小国日本的手中。对于大清国的危机，她与光绪皇帝同样着急。变革是必要的，但她担心的是，这帮主张变法的新进士人与一心想夺权的光绪皇帝一旦合伙变起“法”来，恐怕难以节制，担心到时局面会不可收拾。
因此，当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时，慈禧太后点了头。当变法大步前行时，她也没有反对。只是由于朝中及地方督抚大员对推行新法多持冷淡观望态度，造成局面被动，最终导致血气方刚的光绪皇帝失去冷静，走入了禁区，使他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权力之争时，慈禧太后才无法容忍，开始进行干涉。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支持下，大刀阔斧，连续采取了几步激烈的措施：
第一步，8月30日，光绪皇帝发下一道重要谕旨，裁撤詹事府六衙门及三省巡抚。主要内容：一是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等六个闲散衙门，分别归并内阁及礼部、刑部办理。二是裁撤督抚同城之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三是裁撤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及向无盐场之盐道等。此谕旨显示了光绪皇帝对清王朝官制存在的问题所进行的改革。这项举措，触动了清政府中的利益集团，造成了极大的政坛震动与朝局的动荡不安。
第二步，9月4日，光绪帝下诏罢免礼部堂官。礼部堂官属于二品大员，而变法伊始慈禧太后已将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收归己有。光绪皇帝此举分明是向后党挑战，慈禧太后自然不会甘心。
第三步，9月5日，光绪皇帝又下谕旨，任命维新党人物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4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军机章京有“小军机”之称，地位十分重要。光绪帝此举在阴夺清廷中枢大权，撇开军机大臣，将中央行政大权操于己手。
第四步，9月7日，光绪帝下谕罢免李鸿章、敬信二人的总理衙门大臣职务，再一次向慈禧太后发起了挑战。
第五步，9月上旬，变法正进入最紧要关头，光绪皇帝又决定开设议院，但为康有为谏阻。于是他又决定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并决定延聘外国人与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作政治顾问，指导变法事宜。懋勤殿位于清皇宫内的乾清宫西，它原来是供清朝历代皇帝燕居念典的一处宫殿，但到同治后便被废弃不用。自从开设制度局、开议院等维新举措遭破产以来，经过康有为等维新士人一段时间的筹议与酝酿，又经谭嗣同、林旭等人的极力推动，光绪皇帝到此时决意开懋勤殿。按光绪皇帝的设想，他通过设懋勤殿顾问官的方式把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中的中坚力量组织在一起，成立一个最高级别的筹划、指导维新变法的核心，这将是一个新的权力中心。这次开懋勤殿可以说是光绪皇帝绕过了清廷当前的中枢机构与程序，与自己亲近的维新士人单独议定的，从筹划到最后决定，根本没有通过原来的王公大臣，而且顾问官中也鲜有王公大臣在内。开懋勤殿的决定一旦实施，它必定将极大地加强维新变法的最高指挥力量和光绪皇帝手中的权力，这将会推进变法维新的进一步展开。而且，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大清王朝的施政体制，因为它将成为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可以说是光绪皇帝撇开军机处另立的一个新的“中央”政府。
第六步，根据康有为的建议，召手握新建陆军兵权的袁世凯进京，封官许愿，冀以臂助。
康有为的门人张伯桢在《南海康先生传》里有这样一段话：
先师（康有为）默审将帅中，惟袁世凯素机警，又夙驻高丽，颇知外国事，曾与同办强学会，欲引为助，知其与荣禄厚，未必就范，惟舍此又无他路可行，于六月时，暗使徐仁录入其军幕，借观志向。袁世凯称倾向先师甚。先师遽信，亲荐于德宗，又为徐致靖草折荐之。又交谭嗣同递密奏，请结袁以备不测。上即降旨召见袁世凯。袁世凯于二十九日入京。是日，召见于颐和园。初一日，降旨嘉奖，以侍郎候补。
这段史料足可证实康有为企图借封官许愿的办法将袁世凯拉进这场政治斗争的浑水中，让袁充任刽子手的计划与安排。
面对帝党与维新派的步步逼宫行动，慈禧太后也不动声色地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措施：
首先，将翁同龢革职。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师傅，是光绪帝的主心骨、最信任的大臣、最得力的谋士，是帝党与维新派联系的桥梁，是帝党中最重要的人物。正因为翁同龢是这样重要的人物，所以，在戊戌变法开始后第四天，慈禧太后就强迫光绪皇帝罢免了翁同龢并把他赶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翁同龢的革职，对光绪皇帝形成了巨大的打击。从此，他的依靠力量只有一批年轻的毫无根基的维新党人了。
其次，任命后党的重要人物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驻扎在直隶境内的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这样，后党就把首都京师附近的军权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手中。随后，慈禧太后又任命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任命怀塔布管理圆明园附近之八旗、包衣、三旗及乌炮营事务，又任命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此外，还更换了一批八旗都统。这样，后党就把京畿地区的军事控制空前地加强了。
第三，戊戌变法开始后，慈禧太后下令以后凡任命二品以上的大臣必须得到她的认可，新任官员必须亲自到她面前谢恩。这样，慈禧太后就把督抚、将军、提督、总兵、尚书、侍郎这些高级官员的任命大权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
第四，具体策划了废除光绪皇帝的具体方案，即“请”光绪帝到荣禄的大本营天津阅兵，然后武力强迫光绪皇帝让位，另立新君。
面对这一险恶的形势，帝党与维新派一筹莫展。最初想了一些办法，但都不可行，后来，康有为建议争取袁世凯。袁世凯掌握着新建陆军，而且，袁世凯曾参加强学会，很得康有为信任。绝望中的光绪皇帝也认为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试试了。于是新党便派人去做袁世凯的工作。袁世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最高领导层争斗的漩涡之中，无意中成了一帮激进者与野心家们玩弄政治博弈的筹码。对于袁世凯来说，一旦选择错误，前途与身家性命都得搭上。
最初，袁世凯虽然不赞成急进，但在政见上与康梁等人并没有根本的分歧。甚至荣禄出掌直隶和北洋，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之后，袁世凯仍与维新派保持着热络的联系。8月中旬，他到天津谒见荣禄，请示有关9月天津阅兵的准备事宜。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他在天津一住10天，与荣禄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从后来他的表现来看，荣禄即使没有向他交底，也很可能向他打了招呼。此后，袁世凯才与康梁等人拉开了距离，在新、旧两派之间保持了中立的立场。也许，袁世凯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回旋的余地，他才可以进退自如。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帝后两党彻底摊牌的时候，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二者之间，袁世凯必须做出取舍。出于成败得失与利益风险的考虑，他最终坚定地站在了慈禧太后、荣禄的一边。
其实，从袁世凯被召见期间的活动来看，其倾向性就已十分明显了。袁世凯往常进京，公事之外，终日奔走于权要贵门，酬酢往来无虚日，而此次进京，则一反常态，先是闭门不出，新、旧两派的人物他谁也不访不拜，召见后想要立即请训回津，离开京师是非之地。得知被突然提升，不情愿地卷入到新旧两派政争的旋涡之后，他则连日走访高层政要，表白心迹以避嫌疑；对助成这次提升的维新人士，他也只是去信感谢，派幕僚徐世昌前往联络，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在谭嗣同夜访、洞悉兵谏密谋之后，袁世凯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可能置身事外，何去何从，需要时间来思考决断，故虚与委蛇，借故推托。作为经验丰富、头脑敏锐的务实官僚，袁世凯清楚地知道帝、后双方的力量相差悬殊。帝党与维新派冒险蛮干，成事的机会几乎是零，所以他绝不会将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事业前程，甚至身家性命押在这种冒险活动上。但是他既然知道了维新派的核心机密，就再难以置身事外，更不能坐等阴谋败露牵连自己，所以牺牲维新人士、向荣禄告密以自保几乎可以说是他没有办法下的一种选择。
纵观晚清历史，袁世凯宦海成功的一个重要秘诀，就是他很善于把握机会，不断进行正确的抉择。在他的眼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打败敌手，至于世人心目中的什么道德标准、行为准则、真理追求等等，是不会影响到他的做事与处世原则的。
但是，向谁告密，怎样告密，却大有讲究，袁世凯为何不就近在北京向庆亲王奕劻、大臣刚毅或王文韶告密，而是要等到回天津后向荣禄告密？
这件事，突出地显现出了袁世凯的智慧与缜密的心思。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袁世凯得到小站练兵的差事，离不开荣禄的支持，特别是遭到参奏时，又是荣禄保护了他。袁世凯在实践中深深地认识到，荣禄背后有着慈禧太后这个更大的背景，是他仕途上的福星，将这一秘密告诉荣禄，不仅可以继续得到荣禄的信任，而且还可以借荣禄之力躲避过这次风险。况且，袁世凯不在北京告变而是回到天津后第二天才向荣禄讲出事实真相，也是有他自己缜密思考的。他很可能想尽量将时间往后拖，看能否再想出一个更加妥当的两不相害的办法。
据多种资料反映，在初四（19日）晚上酉刻（下午5-7时），慈禧太后已经突然起驾回宫，“直抵皇上寝宫，将那里的奏章全数搜走，招来皇帝愤怒责问：‘我抚养你二十多年．你却听小人之言来算计我吗？’皇上战栗不发一言，很久才嗫嚅着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太后唾他说：‘傻子，今天没有了我，明天还能有你吗？’”说明那时慈禧已发动了政变，所以未向外宣布，就是朝中已知的接见伊藤博文尚未进行，等到光绪皇帝接见完毕，就立即被押下。这时，袁世凯尚住在法华寺，说袁世凯告密触发政变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初五（20日）袁世凯陛见后，乘11时40分的火车返回天津，下午3时到达。因数次被皇帝召见，又被提升，同城文武官照例在车站迎接祝贺。由于在车站应酬，等到了荣禄那里，天已黑了下来。当晚荣禄极为忙碌，可能忙的就是政变善后事宜，袁世凯未及与荣禄谈上话。
第二天，荣禄主动去回访袁世凯，袁世凯才把发生了的事情向荣禄详述，这就是史家们说的天津告密。实则，政变在两天前就已发生了，荣禄自然全都知道，袁世凯在宫廷答对时的关键表现，荣禄也应该知道。因此，哪还有什么密可告呢？
9月25日，诏命荣禄即刻来京，诏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事务，相当于临时总督，这没有荣禄的首肯是不可能的，这表明荣禄已非常信任他了。荣禄进京的第二天，就奏请奖叙协助袁世凯创设同文、炮兵、步兵、骑兵四个武备学堂的监督段祺瑞，其真实意图是为袁世凯做铺垫。在荣禄担任军机大臣的当天，“一再有人问荣相说：‘袁世凯曾奉有密诏吗？’回答说：‘有。’‘诏中可曾有杀公的话吗？’回答说：‘有的。’（于是）说：‘那么袁世凯先前是个同谋者了，既同谋又检举，首鼠两端，此人也无足可取嘛。’荣相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我的人”，是官场上至今沿用不衰的经典用语，荣禄对袁世凯下这种评语，说明他已将袁世凯划入了自己的政治圈子。作为促成训政的核心人物，荣禄备受慈禧太后倚重，进京大用，政治上正在走红。与荣禄结成的这种更为紧密的关系，将成为今后袁世凯仕途上顺利发展的有力保障。
[1] 《杰士上书汇录》卷一。
[2] 《杰士上书汇录》卷一。
[3] 孔祥吉：《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论述》，《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104—105页。
[4] 参见刘路生：《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兼与郭卫东先生商榷》，《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袁世凯：《戊戌日记》，《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72页。
第六章 袁世凯第六次人生抉择
——对义和团及列强问题的处理：1901年前后的两难抉择
所谓治本者何？在于调和民教而已。所谓治标者何？在于绥靖地方而已。臣谨就此治本、治标二法，兼用并施。
——袁世凯
离开是非之地，一个明智的选择
1899年夏，多年积累的中外矛盾、内部矛盾不可调解，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山东爆发。由于山东巡抚毓贤没能处理好，结果，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境内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势，几乎每个村庄都建起了拳场。
面对山东动荡的局势，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此事非同寻常，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政治震荡。天津为洋人聚集的地方，又是京师的东大门，时局又是如此的复杂，如果发生战争，天津必将成为用兵之地，弄不好就会危及自己的前途。识时务者为俊杰，应当赶快想出办法，早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于是，袁世凯屡次向清廷与荣禄陈述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和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希望荣禄能帮助他将小站新军开往山东，以离开天津这个是非之地。
1899年五月二十七日，袁世凯以德国在山东挑衅侵权、亟宜妥为防范为由，上折指出：“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原其故，固由教民之强横，亦多由地方官未能持平办理。”[1]
袁世凯认为：山东民众与教会之间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不在教民之强横，也不在于百姓之闹事，而在于地方官自身办理不当。因此，他建议朝廷“慎选牧令，须求谙练约章、明达时务者”办理，“遴员驻胶”，实际上是在暗示朝廷，他自己有能力处理好这种棘手的事情，隐含自荐之意。
在袁世凯的请求下，荣禄认为袁世凯在朝鲜处理外交事务多年，又兼有练兵军事的才能，是一个有魄力、能够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加上当时德人正在胶州半岛闹事，也正需要派兵前往震慑，因此，1899年5月1日，荣禄命令袁世凯与聂士成，各帅所部，开往山东与直鲁交界地面，进行军事演习。5月13日，袁世凯率军到达山东德州。[2]此时的袁世凯血气方刚，甚至跃跃欲试，想与德军决一雌雄。但他经过在德州一段时间观察后，便改变了主意，他认为“整军察吏、防海治河，与夫清内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谊”[3]，才是保全发展自己的上策。况且，和德国打仗，敌强我弱，慈禧太后是绝不会干的。她之所以同意荣禄派遣袁世凯率部到山东德州演习，无非是向臣民表明她在振刷军备，有意抗敌而已。
在山东，袁世凯将山东巡抚毓贤的种种不是，包括德国驻青岛官员“请治其罪”等要求上告荣禄。面对山东的爆炸形势，荣禄竭力保荐袁世凯代替毓贤出任山东巡抚。同时，山东成了反帝风暴的中心，也引起列强的极大恐慌。一时，形势紧张起来。德国以出兵相恐吓，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公然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并说“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4]，从而成为列强推荐袁世凯抚东的第一人。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侯爵的信中说：“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这位官员曾担任多年的中国驻朝鲜大臣的职务，并且最近统帅驻天津附近受外国人训练的军队约八千人。他已经宣布，必须将全军随他调往该省。同时，他性格果断，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立即使用武力，这是他一生中在各种危机形势下进行活动的特点，所以使人们有可能期望，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中，他将顺利地平定叛乱。”[5]
在列强的怂恿与荣禄的保荐下，就有了1899年12月6日清廷发布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的上谕。12月26日，袁世凯蹿升“署理山东巡抚”，并于26日率领新建陆军到达济南，及时巧妙地躲过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开始进行用军事控制山东政治局势的尝试。为此，12月7日康格在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中说：“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可恢复，我们希望如此。”[6]
对于袁世凯和他的团体来说，1899年12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月份。这是因为：
1．在此之前，袁世凯仅仅是一个军人，袁氏集团也仅仅是一个刚刚初具雏形的军事团体。这之后，袁世凯成为一个封疆大吏，握有一省的生杀大权，袁氏集团也因此由一个军事团体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全方位的军事政治团体。在此之前，袁氏集团仅仅局限于小站一隅，之后成为山东一省的主人，有了一块不小的根据地和势力范围，所有这些，对于这个集团的发展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2．袁世凯及所部武卫右军开赴山东，直接使袁氏集团在不久后发生的庚子事变中躲过了一场危及本集团生存与命运的严重危机。因为，此时袁世凯及所部如果还在天津小站，那么庚子年八国联军向中国开战，首当其冲之地便是天津。袁世凯如果不与洋人开战，就是奉旨不遵，官运不但没了，就是脑袋能不能保得住还是个问题；如果奉慈禧太后之命与联军开战，则不但胜利没有把握，就是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点政治本钱也会在这场战争中损耗殆尽。况且即使自己没有战死，辛丑议和后自己还不是要充当清廷的一个替罪羊而被押上断头台吗？由此看来，袁世凯能于1899年督抚山东，就不仅是袁氏集团开始发展的一步，更使这一集团躲过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灭顶灾祸。从这一点上说，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是多么幸运。
李剑农在评价这一事件对袁世凯及北洋集团的发展影响时说：“庚子五月二十一日，袁曾奉旨调新建陆军入都，这是袁与北洋军阀存亡的一个大关头。慈禧太后的意思，是要他入京帮助义民的；荣禄的意思，或者是要他去解散义民，或者是要他去保驾，不甚明寮；东南各督抚，也有主张‘袁慰帅即由山东提兵由保定进京，以清君侧、护两宫为要义’的；但是袁将所部军队一部分开到直、鲁接境各处，却不前进了。假使袁果提兵北上，一定是那些义民的大敌；联军到了，恐怕也不认得他罢！他还是打义民呢？还是打联军呢？所以他带兵出抚山东，与此次顿兵不进，又是幸运照临他的一点。”[7]由此可见，袁世凯确实具有常人不具备的捕捉信息的能力，他本能地认识到天津不久就会成为一个是非之地，而想尽办法尽快带领所部离开，从这一点上，足可以看出他在关键时刻的抉择能力。
正因为袁世凯及其团体及时离开了当时政局的是非之地天津，才使他能够在复杂局势面前有条件从容考虑与应变，做到慈禧太后与列强两边都不得罪，从而为日后他的官星高升奠定了基础，并为本集团在万难境地中争取到了一片生存的空间。单就这一点来说，袁世凯及其团体的发展实际上也不是如常人认为的那样来之容易。及时设法离开天津小站这一事件，说明袁世凯确实具有异于常人的预见力和行动力。
剿拳，还是抚拳，这是一个关键路口
1899年，北方数省发生旱灾，粮食歉收，疾病流行，而洋人在内地传教，教民欺压当地百姓，导致老百姓对洋人的仇恨情绪越积越深。原来在山东秘密活动的义和拳趁时而起，他们喊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义和拳的举动，得到了执掌大清最高政权的慈禧太后的默许。
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是近代史上一个颇值得深思的问题。它是由义和团本身性质以及清政府对内对外矛盾政策相激相荡而成的，且中间经过许多波折和转变。
按理说，义和拳是一个民间秘密团体，与嘉庆年间的白莲教有着相当的渊源传承关系，一开始清政府就应该将之取缔才是。但是，山东巡抚李秉衡在长期处理民教纠纷的过程中，对教会横行不法、欺压群众的行为有所了解，并表示同情百姓，因此，他曾多次奏请清政府把对付义和团的重点放在认真防范和晓谕开导上，他主张但能“悔罪出会”，应“准其自新”。继李秉衡之后为山东巡抚的张汝梅也认识到洋教势力“凌轹乡党，欺侮平民”，害怕“民气遏抑太久”，“其患有不可胜言者”，乃主张持平办理民教纠纷，遇事“亟宜设法维持，不可徒恃兵力”。这样，根据地方的奏报，清政府同意张汝梅剿抚兼施，以抚为主，亦即“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并命令张汝梅等对于起义者“预为之防，毋任煽动”。
对于声势日趋壮大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之所以不剿而抚，是有原因的。
第一，地方官员在义和团早期采取的以抚为主的方针，行之有效。
第二，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旗帜，这个口号部分地解除了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恐惧，不再过分担心“祸起肘腋”。
第三，当时，由慈禧太后控制的清政府，看到各国公使或明或暗地支持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的废帝立储行为，心中的不满情绪日益滋长。他们认为列强“势焰不可长”，乃群“思驱洋人而复旧制”。[8]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想发动兵变囚禁自己之事耿耿于怀，再加上守旧派大臣成天在慈禧太后面前攻击光绪皇帝，慈禧于是谋划废掉光绪，另立皇帝。但是，废立一事一开始就遭到了朝中大臣和地方实力总督刘坤一等人的坚决反对，由于光绪皇帝思想趋向西方思想，列强也很喜欢这个年轻皇帝，慈禧太后只好宣布光绪皇帝病危。驻北京的各国公使联合推举了一位法国医生入宫为光绪皇帝诊治。法国医生为光绪皇帝做了全身检查，认定“光绪皇帝健康，无病”。这让慈禧太后大为震怒，加上她最痛恨的“逆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分别受到英国和日本的保护，慈禧太后恼羞成怒，觉得洋人处处和自己作对，干预清朝内政。恰巧谣传英国人要派兵到北京，逼迫慈禧太后还政于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喝茶，一气之下便把绿玉茶壶掷碎在地上，狠狠地说：“洋鬼子实在太可恨，太欺我，此仇非报不可。”多年被洋人欺辱的恶气终于变成一团怒火。怒气冲冲的慈禧太后决定利用仇视洋人的义和团这张牌。于是，清廷对义和团就从原来的严办政策改为安抚政策。
义和团团民
毓贤上任山东巡抚之初曾严禁义和团活动，他接连8次发布禁令禁止义和团活动，屠杀拳民。但是毓贤渐渐地也变得同情义和团，认为民心可用。这除了他忌恨教会外，主要还是揣摩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心理的结果。自然，他的主张得到朝中顽固派集团的支持。义和团于是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就像一粒火星落在冬天大风中的草原，很快就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列强对山东义和团的活动非常关注，他们强迫清廷撤换毓贤，推荐袁世凯到山东继任。
对于义和团可能造成的社会动乱，袁世凯并不陌生，6年前朝鲜闹东学党的时候，他就是镇压那场起义的幕后总指挥。所以，尽管毓贤留下来的是个遍地狼藉的烂摊子，袁世凯对局势早已成竹在胸，他认为，解决民教冲突的手段不外是宽猛相济，恩威并施。
袁世凯从天津前往济南的途中，路经沧州时，接见了直隶吴桥县知县劳乃宣。劳乃宣以撰写《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和主张镇压义和团而出名。袁世凯对劳乃宣已经禀恳直隶总督裕禄奏请明降谕旨、惩办拳民之事十分赞许，认为劳乃宣“所述颇中肯要”。12月21日，袁世凯特意密电裕禄，询问其是否已经按劳乃宣的主张上奏朝廷。然而，裕禄却因为与朝中顽固派载漪集团密切的关系，不同意劳乃宣的意见。他回复袁世凯说：“拳民并无多大伎俩，但能捕获首要，胁从自易解散”；劳乃宣所云是“张大其事，该令条陈，似未可照禀上奏”。对于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的袁世凯来说，一开头就碰了一个软钉子。
据史料记载，袁世凯在接任之前，对于山东义和团问题就已经成案在胸，决定实行镇压或施以先剿后抚的方针。这就引起鲁籍京官和一些同情义和团的官僚极大的不安，于是，他们纷纷奏劾，对袁世凯严加指责。
袁世凯上任半个月之内，先后有5名京官进行6次弹劾，指责他着意用重兵剿杀义和团民，其中，有3道奏章请求罢免他的刚刚到手的山东巡抚的官职。与此相关的是朝廷先后颁发对袁世凯警告性的谕令。事实上，袁世凯刚刚上任，还没有开始镇压义和团，就受到众人如此严厉的指责，确实也有点冤枉。但是，袁世凯毕竟宦海沉浮多年，他以沉着的态度，稳健的措施，一系列恰到好处的行动，很快就把这些吹毛求疵的指责挡了回去。
第一道奏劾，出自侍讲学士朱祖谋。他说，山东民教不和，亟宜持平办理，如果袁世凯任意用事，轻率剿杀，其危险甚大。一、大兵所至，必然使民众铤而走险，不可收拾；二、洋人会以此要求助剿助守，为祸益烈；三、会使教会气焰益张，使无辜之民，不敢入拳会，势必投入教会。因此，朱祖谋请朝廷饬令袁世凯“慎重兵端，整顿吏治，勿以意气用事，无以操切图功，遇有教案，持平办理”。御批肯定朱祖谋所议，“语多中肯，是扼要之论”，谕令袁世凯“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9]。
值得注意的是，朱祖谋的奏章与军机处发给袁世凯的上谕，竟然出自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的同一天，即1899年12月26日。对此，袁世凯十分恼火，他很感叹地对心腹徐世昌说：“此奏即在二十四日接印之期，似未免太早！东省事从何办起。”[10]
任山东巡抚时期，袁世凯与母亲刘氏夫人
如果说，朱祖谋的奏折和发下的上谕，还只是提醒袁世凯不可徒恃兵力、操切图功的话，那么，接踵而来的就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词谴责和请求罢黜他的官职了。
朱祖谋的奏章刚刚递上，第二天即12月27日，御史黄桂鋆就接着对袁世凯进行了第二次弹劾。黄桂鋆认为：义和团并非造反者，而袁却要剿杀，这样的话，则变端立起，全局必震，到那时，对袁世凯纵使治以殃民之罪，也无补于事了。黄桂鋆上呈后的第二天，即12月29日，清廷即把原折抄给袁世凯阅看，并谕令他说：“拳民聚众滋事，自无宽纵酿祸之理。惟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兵，不得已而示以兵威，亦应详察案情，分别办理，切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著袁世凯相机设法，慎之又慎……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11]这种来自清廷的严厉警告，对袁世凯的压力，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不仅如此，京官对袁世凯的弹劾还在逐步升级，要求罢黜袁世凯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00年1月3日，御史熙麟上奏朝廷，干脆直接请求罢掉袁世凯的山东巡抚之职，从马玉昆、董福祥或聂士成3人中任命1人以接替袁世凯。为此，清廷又一次告诫袁世凯，“唯有凛遵前旨，相机设法，慎之又慎。仍随时就案了案，以期弥患无形，是为至要”[12]。
袁世凯毕竟精明过人，处危难境地，能够临阵不慌，最终从容、镇定、机智地应付了下来。
1900年1月5日，袁世凯电奏慈禧太后，表示谨遵上谕，“总先以晓喻解散为主，勿轻用兵”，并且报告说，为了防止武将孟浪行事，他特派稳健持重的文官督同办理；对民教瓜葛，务期两得其平，不为偏袒；做到“民无蓄怨，教知守法”。他同时向慈禧太后剖白心迹：“世凯受恩深重，自当悉心设法，断不致操切激变，以负高厚。”[13]袁世凯这个奏折，表明他全部接受了上谕的要求，意在消除慈禧太后的疑虑。
尽管袁世凯不断表明态度，然而，反对者的态度并未因此停止下来。
1月5日，御史高熙喆又参奏袁世凯：“风闻袁世凯到东之后，立议先剿后抚，以为上策。殊不知会民虽不相安，犹是朝廷赤子。若教民者，寄其身家妻子于教堂者久矣，一旦有事，将为我御敌乎？抑为敌图我乎？不待智者而后知之……日者戕毙良民，袁世敦已激变于前矣。今都下汹汹，皆谓袁世凯先行痛剿，然后奏报……万一百姓互传谣言，互相煽动，以至祸起燎原，不可收拾，该抚自问，能当此重咎否耶！”[14]
1月6日，御史许祐也直截了当地上奏，“在山东人民观之，则袁世凯系袁世敦之弟，不免妄生揣测。况闻袁世凯长于治军，而性情太刚，杀戮过重，似于办理教案，不甚相宜”，建议由李鸿章前往接办。
1月9日，给事中王培佑上奏，指责袁世凯的上奏，情词闪烁，请求另简大员接替袁世凯的山东巡抚之职，并把1899年12月30日发生的山东肥城教案，归结为袁世凯“激之”的结果。
事实上，把肥城教案说是刚刚上任才4天的袁世凯因为剿灭义和团而激荡起来的，未免过分。刚刚上任才4天，各方面接受工作尚未完成，遑论即开始剿杀会民，从而激起教案呢？
同一天，御史熙麟第二次奏劾袁世凯，斥责袁世凯不听君命，请求另派大员以代。奏折中说：“袁世凯早离一日山东，即山东平民之疑案可早释一日，亦匪众之势可早解一日。窃谓此实目前之急务。”[15]
袁世凯上任短短半个月之间，京官御史就大加弹劾，并且备受朝廷严词谴责，这是他意想不到的，也是超越一般官场常规常情的。这种横加指责，使他极度愤懑。不过，他也只能发发牢骚，“如此下去，未知闹到何时始能了事”。从他于1月6日和16日写给徐世昌的信中，就一直流露出这种情绪。他望徐世昌“转告东省京友，弟无他长，惟不贪赃、不枉法、不害民、不欺上四句尚可自信”。“到任不过十数日，何至有许多劣迹被人一再参劾也。自必有居心倾排者在内。如能将弟援出苦海或放归田里，讵为大幸事。”[16]这是当时袁世凯内心痛苦的真情实意。其中“自必有居心倾排者在内”，确属实情。当时鲁籍京官，因同情义和团反对洋教，在京四处散布对袁世凯不利的言论，加上毓贤在京陛见，向王公大臣中到处宣扬拳民乃是义民，袁世凯竟欲杀尽斩绝，是违背天理良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而使朝野上下出现了一股要求撤换袁世凯的声浪。袁世凯请徐世昌代他向鲁籍京官疏通，可谓是忍气吞声了。
袁世凯陷于困境，还不单单是来自朝廷与京官的压力，下属的阻力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山东各级地方官员中有不少人对义和团抱有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主张对他们采取招抚与容忍的方针，这就给袁世凯到山东后开展工作带来不可忽视的阻力。他直接体会到地方官员“懔遵京官之奏，均不敢派兵剿除（团民），胥役又不能捕”；“匪民自谓奉官所允，又为法所不禁，兵吏均不敢逼前”；高密等处群众反对德国修建胶济铁路的斗争，“又未便用兵，将奈之何”？[17]
袁世凯上任伊始，就发布了《查禁义和拳匪告示》，也布置了军队进行弹压，但地方官员所表现出的却是不理解的态度或采取消极怠工的对策。
鉴于上述情况，在现实面前，袁世凯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决策了，他决定对义和团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1月6日，即他上任的第十天在给徐世昌的信中他说，虽然他接印视事，“即办理匪案”，但是他的方针是：“总先以解散晓谕为主，次则缉其匪首，以清祸根；如再抗拒不散，再派兵弹压；倘来格斗，再相机击歼，已谓格外慎重。”[18]这个方针就是他在1月5日电奏朝廷所说的“总先以晓谕解散为主，毋轻用兵”；“格外慎重，详察妥办”和“持平办案”的方针，二者内容是一致的，这与一味剿杀或先剿后抚，显然不同。
当袁世凯迫于压力决定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之后，于1月13日上呈了一份题为《复陈东省民教情形折》，作为复陈朝廷上谕兼答京官弹劾的一个长篇报告。
在奏折中，袁世凯首先指出，教案的产生，民教之纠纷，“推究本原，实由于地方官不能持平处理所致”。他说：地方官员平时为传教士挟制，一遇民教纠纷，“但凭教民一诉，或教士一言”，即签票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后，“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而藉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这就使得民众“积怨成仇”。“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官正苦于无如教何也，亦思藉民以图报复”，如此教案就出现了。
应该说，袁世凯的看法是公允的，山东各地以及其他地区教案的发生，基本上都是地方官处置不当或者不力的结果。
接着，袁世凯也不示弱。他在这个奏折提到义和团时说：拳会“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只在于纠众劫财……乃犹立帜大书，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
基于上述论点，对于解决拳民仇教的问题，在奏章中，袁世凯提出了从“治本”与“治标”两种方案。
所谓“治本”，在于调和民教纠纷。而“调和民教纠纷，又在于颁示约章，整顿吏治”。
所谓“治标”，即当前急务，消除义和团反教起事，绥靖地方，“清除匪类，化导愚氓”，“谆切劝谕，设法解散”，“严拿案犯首要”。
袁世凯这个“治标”的方针，亦即袁世凯采取剿抚兼拖、以抚为主的方针，是符合慈禧太后谕令他“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的要求的。因此，这个奏折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赞扬，批示“颇中綮要”，命令他按照所奏“认真办理，以戢人心，而消隐患”，“勿作纸上空谈也”[19]。事实表明，1900年6月以前，袁世凯顶住了压力，基本上是贯彻了他的平息拳民活动的政策的。
袁世凯上任的第四天，即1899年12月30日，大刀会在肥城杀死了英国传教士卜克斯。这是袁世凯从1899年到1901年担任鲁抚期间，唯一被杀的外国人。是时，义和拳会与大刀会都在不断发展与相互结合，主要活动于鲁西北地区，他们聚众游动，杀害教徒；攻打教堂，抗交漕粮。袁世凯审时度势，认识到局势并非要大动干戈不可，只有认真执行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推行“治本”与“治标”双管齐下的方法，才能稳定局势。
袁世凯上任伊始，陆续签发了多项关于“治本”和“治标”的指令，刊刻中外约章，令地方官讲习遵守，使之成为中外交涉的依据；严令缉匪为地方官员专责；鼓励州县自筹资金，自行招募勇丁，加强民团组织的领导，激励他们查拿本地拳党刀会；整顿保甲，清查户籍，填写各村门牌号码，号令各庄遵照保甲章程，随时相互稽查；挨户晓谕劝说，不准子弟学习神拳、刀会。与此同时，严申纪律，不准清军和团练勇丁挟嫌累及无辜，更不得以一面之词，妄拿无辜；不准胥役勒索民家，以杜扰累，而弭争端。凡前任有误拿被捕者，立于释放。由于天灾所造成的困难户，政府予以赈济，同时，公布《查禁义和拳匪告示》、《解散拳匪告示》，采取具体措施“查禁拳厂以清祸源，解散胁从以减其势，严缉首要以挫其锋”，等等。袁世凯雷厉风行，在发布这些指令时，他强调办案不积压，不逾夜。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一反毓贤疲沓拖拉作风；对属吏恩威并用，奖惩齐下，促使僚属认真执行公务。在查禁劝谕解散拳会的同时，袁世凯雷厉风行地推行“严缉首要以靖乱萌”的方针。他命令各州县及邻近之直隶州县不分畛域，把驻剿清军分为在固定地区和流动追击两种形式。地方官和清军相结合，固定与流动结合，往来巡逻，发现线索，穷追猛捕，并鼓励拳首自首。从1899年12月26日袁世凯接印视事起至1900年3月2日止，共捕获拳会、刀会首领81人，其中3人押交直隶吴桥县审讯，错捕者数人旋被释放，其他关押在狱。从1899年12月底至1900年6月间，袁军与拳民队伍武力对抗4次，击毙拳民80余人。
袁世凯这些行动和措施，很快就起到了效果。在袁世凯的“治本”与“治标”双管齐下的措施下，到1900年2月间，山东各地拳厂均已被解散，停止了活动。流动的队伍亦大都解散。据《筹笔偶存》记载，从3月12日到4月5日之间，外国男女传教士、商人、学生在山东各地自由游历达34人，均未遇到干扰。4月15日，朝廷发布允许民间设团自卫的上谕，在直隶激起了义和团的迅速发展。但在山东，经过上一阶段的治理，袁世凯虽然公开张贴了这份上谕，却并没有如直隶一样起到推动义和团发展的作用。
1900年5月19日，上谕根据义和团“因其私团而官练之，派官绅为之统率，庶可化无用为有用，并可化有事为无事”的主张，令袁世凯等通筹妥议，据实复奏。袁世凯回奏说，这一招实不可行。理由是：一、义和拳与白莲教同出一源，是“邪教”；二、义和拳“止有拳会之名，而无乡团之目，与乡团迥不相同”；三、拳民抗拒官军，与军吏不相融；四、“自古断无左道邪教而可资以御侮者”。因此，他认定：“是宜严禁预防，未可权宜迁就。”此时，山东拳会已经敛迹，“抚拳”的上谕当不为袁世凯所重视了。
客观地说，袁世凯在义和团问题上所以敢于持与朝廷不一样的态度，是由于他与荣禄有着特殊的私人关系。袁世凯不断收到荣禄的密信，使袁世凯及时地了解朝廷权势人物之间的矛盾与动向，为他正确判断形势与采取行动提供了可靠的信息。他于5月19日所上《遵旨筹议据实复陈折》，认为把义和团进行官练，实不可行，因为义和团是“邪教”，断不可信。这种主张，得到了荣禄的支持。荣禄说：“大疏于拳匪之源流罪状，畅所欲言，如皇象作书，沉著痛快，诵之浮一大白，陈琳之檄，可愈头风，阁下此疏，亦消我宿疾矣。”重要的是，荣禄告诉袁世凯，对于义和团，“唯有镇压，盖我能自剿，则洋兵不致妄动”。荣禄在信中还告诉袁世凯一些政治动态，如说“拳以姑息而致蔓延，洋以情急而图自卫，遂致杆路全毁，夷兵纷来而不可止矣”。最使袁世凯兴奋的是，荣禄告诉他，慈禧太后亦深知此意，只是格于顽固派众口一词，盛夸义和团之忠勇，两官左右半皆习“拳术”，这就使得慈禧太后为难，“特难为衮衮诸公道耳”。[20]
在清廷“宣战”与“招抚”谕令下达后，袁世凯一时犹豫不决。这时，幕僚徐抚辰对袁的决策起到了重大作用。徐抚辰，字绍伍，湖北江夏县人，时在袁幕任洋务方面的文案。1900年6月，慈禧太后对外下了“宣战令”，袁世凯为表示“忠心”，立即通告山东全省各州县遵旨“招团御侮”。在这动一发而牵袁世凯宦海生涯全局的关键时刻，徐抚辰力谏道：“此乱命，万不可从，否则国破家亡，我公何以自了？”袁不听徐劝，而徐则恪守幕职规则，“不合则去”，留书一封告别。书云：“世界列强，英、俄、法、德、美、奥、意、日本八国也，今以中国战败之后，无兵，无饷，徒恃奸民邪教，手执大刀，杀洋人，焚教堂，围使馆，口念邪咒，不用枪弹，大刀一挥，洋人全倒地，有此理乎……我公若不遵行乱命，逐团匪与山东境界之外，将来外兵涌至，北京沦陷，皇太后、皇上出走，或有不幸，我公以反对义和团之故，犹可尽旋乾转坤之忠心。如随波逐流，我公一身功名消失，且恐未能保其身家也。”袁氏阅后顿悟，急遣人追回徐氏，面向谢过。但檄文已发，“仍用六百里、八百里牌单，飞骑分道追回。遂毅然一变宗旨，护洋人，而剿拳匪”。徐抚辰的建议使袁世凯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分清了利害形势而没有与列强发生“冲突”，并保存与扩大了自己的实力。这样，在庚子之变后，武卫各军（除武卫右军外）几乎全部崩溃，防卫京城的任务自然地落到了袁世凯身上，他一跃而身兼八大臣。“和议告成，袁乃得盛名。后由北洋总督，而宫保，而军机大臣，实皆由徐抚辰一人玉成之。”[21]此言虽有夸张之意，但也由此可见幕僚在袁世凯集团发展中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