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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洹上渔翁不寂寞
1909年1月，摄政王载沣将袁世凯削职回籍。
载沣监国摄政后，为什么仍然不能容忍袁世凯而将其立即罢黜呢？对于这一点，对载沣的秉性为人比较清楚的载沣胞弟载涛的分析很能说明问题。
载涛说：“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然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在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拿金钱喂饱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44]
由此可见，载沣罢黜袁世凯的主要动机在于维护自己监国摄政的权力。
据许指严记载：“袁之知满人不足有为，而处心积虑，施其破坏之阴谋者，实始于辛丑回銮而后。及荣中堂既死，则进行益猛矣。”袁世凯曾经“语其亲信曰：‘满员中止一荣中堂，而暮气已甚。余则非尸居，亦乳臭耳，尚何能为。’自是一变其态度，始有予智自雄之意”[45]。这样看来，袁世凯的进退，实际上直接影响着清王朝最后的命运。载沣上台执政后对此不作处理，不仅是自己，恐怕在皇族亲贵集团中这一关也很难通过。
据载涛记载，促成载沣下决心解决袁世凯问题的是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们曾向载沣秘密进言，认为此时若不速作处理，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的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按善耆的主张是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乘袁世凯单身一人进乾清门办公时，把他抓起来杀了再说。载沣当时虽然赞成严办，但他是个怕事的人，显然缺乏其祖先康熙皇帝擒鳌拜的胆量和气魄。他只是拟了一个将袁革职使交法部治罪的谕旨，甚至还把这个谕旨拿出来和奕劻、张之洞及北洋某些统制等人商量。尽人皆知，奕劻是和袁世凯关系最密切的人，张之洞则是一个圆滑世故的官僚，他们的态度不问可知。奕劻因与袁世凯的关系而不便公开反对，只是闪烁其词，软中带硬地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张之洞则公开持反对态度：主少国疑，不可轻戮大臣。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干脆回答，请先解除他们的职务，以免士兵有变，致辜天恩。重臣那桐、世续也不同意载沣杀掉袁世凯。众人的反对，使这位年轻的摄政王更加犹豫不决，只得将谕旨的措辞一改再改，等到公布出来，就成为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
对于朝廷枢臣一致表示不赞成载沣诛杀袁世凯这件事，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这样认为：“袁世凯到处安插有耳目，消息非常灵通，只要得知清朝权贵要杀他，就很快躲入大使馆。当时保袁的不止张之洞一人，还有庆亲王奕劻等。他们保袁世凯不止保袁个人，而是为了大局稳定。”实为至论。
事实上，袁世凯不仅拥有军事上的潜势力，而且还拥有外交上的奥援。当袁世凯一被载沣罢黜，“北洋陆军，闻之大哗，各各摩拳擦掌，慷慨急难，几将肇绝大风潮”[46]；袁世凯罢官令下的当晚，外国驻华使馆往来频繁，商议对策。英国公使朱尔典立即“出面予以保护，要求载沣确保袁世凯的人身安全”[47]。日本和英国两国公使一致表示，“当此清国不幸事件发生，如果有外国干预之事”，两国当一致采取行动。由此看来，袁世凯消息灵通，对清廷的动静了如指掌，对个人安全布置得十分周到，即使载沣敢下手，恐怕也是办不到的。
载沣放逐袁世凯以后，又进一步剪除袁党。1909年初，邮传部尚书陈壁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严修乞休。接着，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由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到任，立即抓住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贪污案，“即行革职，勒追赃款，以肃官方”[48]。3月23日，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休致，北京的警权转到亲贵手中。6月28日，杨士骧病死，端方继任直隶总督。次年1月唐绍仪被迫乞休。2月，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被撤职。不久，江北提督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照准。尽管载沣扫荡政敌不遗余力，但袁世凯的势力毕竟是太雄厚了，尚侍督抚，均属其私，绝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因此，帝国主义者一直把袁视为“有实力的人物”。英国《泰晤士报》仍把他排在世界伟大的“政治家”之列。[49]当载涛、载洵赴欧洲考察军事时，帝国主义分子“群口相谓，谓中国至今日奈何尚不用袁世凯”[50]。国内立宪派也认为袁仍有猛虎在山之势。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与满族亲贵集团之间的生死搏斗，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上层政治危机的重要反映，袁世凯被罢官并没有使危机得到缓和；相反，由于政治重心的迅速变动，袁世凯集团与清室满汉联盟的破裂，使得上层的统治危机更趋严重。
客观地说，摄政王载沣上台以后立即驱逐汉人官僚袁世凯，对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是因为，前次袁世凯与瞿鸿禨、岑春煊、铁良等人的斗争实际上都没有超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范围，但是，这次载沣驱逐袁世凯，却最终导致了慈禧太后制定下来的最高统治集团中的满汉联盟格局的彻底瓦解。庚子辛丑以后，袁世凯已经上升成为清政府中的汉臣领袖，倘若驾驭笼络得法，统治集团中的满汉联盟是可以引领大清王朝这艘已经千疮百孔的破船继续走下去的。袁世凯尽管对于满人亲贵的诸多作法不满，但当时还没有背叛清王朝的野心。针对同盟会成立后在南方各省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作法，袁世凯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态度。1907年8月7日，袁世凯还通谕直隶全省，驳斥革命党的排满之说，反对革命党采取的暴力举动。袁世凯说：“逆党啸聚海外，荧惑侨氓。其处心积虑，尤欲满汉自相猜忌，因猜忌而生冲突，因冲突而启纷争。该逆又假托满人上灭汉政策，刊印散布，愚弄士民。既用排满之说，疑误满人；更借灭汉之说，激耸汉人。离间谗构，狡谲已极……近岁，湘赣两粤，迭闻揭竿。自取天诛，决无全理。”[51]载沣不能体谅慈禧太后的良苦用心，一上台就左手排斥掉袁世凯，右手靠通过中央集权的手段来加强皇权巩固其统治地位。这就从中央到地方两方面在根本上破坏了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破坏了满汉权臣的平衡，从根本上动摇了大清王朝存在的统治基础。危如累卵的清王朝已经经不起任何一点小小的打击了。
此后的时期，恰恰是清政府日益腐朽、陷于灭亡的边缘的年代。罢官后的袁世凯，声望不仅不衰，反而更加成为中外各方面政治势力最为关注的人物。到辛亥革命前夕，袁世凯已经成为当时时局的政治重心，各派都在极力地争夺。袁世凯的政治军事权威地位已经使当时社会普遍形成了“非袁莫属”的心理状态。随着时局的日益糜烂，这种心理和影响也随之更加弥漫起来。这就为北洋集团趁辛亥革命之机实现从地方走向中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09年9月，袁世凯在洹上度过了他遭谴回籍后的第一个生日，时年虚龄51岁。去年生日，袁世凯在北京正红得发紫，50岁大寿办得盛况空前、极尽风光。今年此刻，今非昔比，袁世凯本不想张扬，只打算悄无声息地过去。但是，写贺信与前来祝寿的文武官员仍然络绎不绝。仅袁世凯复信致谢者就有30员之多。他们有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西巡抚冯汝骙、山东按察使胡建枢、学部侍郎严修，北洋袍泽张勋、段祺瑞、刘冠雄、王英楷、蔡廷干等人，直隶省官员言敦源、齐耀琳、蔡绍基、冯汝桓等人，驻外使节张荫棠，河南卫辉府、汝宁府等地的地方官，等等。寿诞之日，张勋等北洋军人又行祝贺之礼。一个赋闲在家的罪臣竟有如此大的威力，这在清代的历史上还真不多见。
从1908年底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回籍，到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袁世凯在彰德蛰伏、韬光养晦的32个月的时间里，各种新闻媒体对之报道的消息不绝于道。据《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一书中统计，仅天津的《大公报》与奉天的《盛京时报》两家报纸的报道，有关袁世凯的消息就达106条之多，其中涉及呼吁他“出山”的消息就有64条之多。在呼吁袁世凯出山的人物中，在中央有皇族载涛，枢臣奕劻、那桐、徐世昌、陆传霖、陆润庠等人；在地方有封疆大吏锡良、赵尔巽、李经羲、陈夔龙、张人骏、孙宝琦、朱家宝、冯汝骙、陈昭常、宝棻、增韫、何彦昇、端方等人；有立宪派领袖张謇，北洋将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另外，还有未指名的“某阁老”、“诸大老”、“某有力者”等。一句话，凡是有资格上言的重量级人物，无不在为袁世凯重返政坛在做努力，他们在请求清廷给袁世凯一个效忠的机会，让他为时局尽一份力。但是，袁世凯的复出与否，取决于清廷。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载沣是不会起用这个令他寝食不安的军界强人的。事实是，至武昌起义发生、大局糜烂前，清廷始终没有明确透露出让袁世凯复出的意思。清廷不召，袁世凯自不会去主动请缨。况且，面对清王朝危机四伏的现状，聪明如袁世凯者也绝不会在时机不成熟时贸然而出。因此，面对四面八方各种身份的人士让他出山的呼声，袁世凯以矜持的拒绝做出了一副“不复作出山之想矣”的姿态。实际上，他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局势的变化，捕捉复出的最佳时机。
武昌的枪声
在清末时局日益败坏、人心日躁的情况下，1911年，盛宣怀提出的“铁路国有”的口号，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
所谓铁路国有，便是由清政府向外国借洋债，来强迫收买老百姓的粤汉与川汉铁路的股份。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原已由清政府出卖给外国人，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钱赎回来的。1911年，摄政王载沣听了盛宣怀的话，要用“国有”的美名，从老百姓手中重新夺去，“押”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又以“债主”的资格加以控制。这怎能让老百姓甘心？
于是，在湘、鄂、川、粤四省掀起了“保路风潮”。股东、议员、学生以及一般人士，纷纷请愿、开会、组织团体、罢课、罢市……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风起云涌。有人说“辛亥四川保路之争，为逊清政变渊源”[52]是不无道理的。
在四川保路同志会起义的高潮中，武昌革命党人起来响应，并引起全国反响，从而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因此武昌起义被称为辛亥革命之首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发生。他们举起了革命的义旗，攻进总督衙门光复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其后，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等各省相继响应，清王朝的统治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
为了镇压起义，清政府“以惊人的速度作了一次徒然的努力”[53]。由陆军大臣荫昌亲自率领的第一军迅速南下，军咨使冯国璋率第二军为策应，海军统制萨镇冰督率巡洋、长江两舰队急调武汉，企图“定乱”于俄顷之际。但是，革命如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到其他省份，清军大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之感；尤为严峻的是，清廷苦心孤诣编练的新军一镇接着一镇地倒向革命。在已编练成军的14个镇、18个混成协和另有未成协的4个标中，竟有7个镇、10个混成协和3个标相继反正和解散、败散。[54]而清政府手中仅存的北洋六镇又不能真正控制住局势。正如荫昌所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踢呀？”[55]堂堂的陆军大臣竟然抱怨一个人马也没有，岂非咄咄怪事哉？原来，北洋六镇的将领们多是袁的心腹，袁世凯虽然去职，但其影响仍在，别人指挥不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载沣被迫重新起用军界铁腕袁世凯。各省光复后，当时社会的混乱是有目共睹的，帝国主义列强也更加虎视眈眈，政治形势的发展方向仍然很难预料。面对南北对峙局面，由谁来出头收拾呢？是革命将向前推进，迅速结束清朝的反动统治；还是清政府尽快地将南方的革命烈火扑灭，恢复原来的专制统治呢？清政府、南方革命政权中的重要人物都多少做了一点尝试，但都很难成功。环顾海内，此时似乎只有袁世凯才是收拾时局最佳人选。
辛亥革命为袁世凯重新翻盘提供了机会。没有辛亥革命，在皇权体制下，袁世凯很可能会终老于林泉。但没有袁世凯对清政府的背叛与想夺取政权的野心，辛亥革命的前途似乎也很难料定。
此时的袁世凯重兵在握，他所一手培植和始终暗中控制的北洋军队是无人可以匹敌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清政府的依靠力量，而南方政权军队又大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战斗力相对不强。可以这样说，当时只有袁世凯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力量。他也因此成为南北双方争相拉拢的抢手货。南方许其以临时大总统职位促其早日“反正”，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清廷则不得不屡次为其加官晋爵，以致使自己的命运完全捏在袁的手中，为其彻底出卖清廷创造了最为充分的条件。这个千载难逢，或者说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机遇”出现在袁世凯的面前，何去何从任由自便。
袁世凯的打算
拥兵自重，并不等于处理任何事情时都能游刃有余。能使自己成为南北方争相拉拢的人物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的。为此，袁世凯为了达到目的，还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
清王朝把命运托付给袁世凯，希望依靠这位北洋新军头面人物能把起义镇压下去，但这种打算未免过于天真。如果说在光绪和慈禧太后去世之前，袁世凯还能听命于清朝的话，现在，能将袁世凯与清廷联系起来的因素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只不过袁作为清朝的一个老臣，面对“孤儿寡母”的清朝统治者，不好撕破脸皮自己起来推翻清王朝罢了。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历史条件已经为袁世凯取清廷而代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当时的袁世凯虽在河南的一个小小的乡村养病，但几年的宦海生涯和他的老练精干，使他对当时的政局洞若观火。
武昌起义的次日，适逢袁世凯的生日，他的党羽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袁乃宽、王锡彤、杨度等咸集洹上村，为袁祝寿。正当寿宴进行之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举座皆惊。袁世凯意识到“此乱非洪杨可比”，决心应时而出，待机行事。莫理循说：“我们这些‘知道内情’的人当时就晓得袁世凯即将表示赞成共和。”[56]但问题极为复杂，还有曲折。袁世凯心中有底，并不等于要立即表态。当时，倪嗣冲、段芝贵劝袁乘机而起，称王称帝，黄袍加身。其亲信幕僚张一麟也说乘此“天下大乱，民无所归”[57]之际，登基称王。袁克定也赞同此举。袁世凯毕竟老练，眼光要远大一些，他以前主动与孙中山、黄兴联系，反清之意，早已流露，[58]但他反复思忖，认为此招风险太大，时机尚不成熟。他的顾虑在如下几点：1．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为后世所诟病；2．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两江总督）、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升允（陕西巡抚）均具有相当势力；3．北洋旧部握有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4．北洋军力未达到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5．南方民气发达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据徐世昌后来回忆说，由于上述五方面的考虑，袁世凯没有急于称帝，而倾向“表面维持清室”，等待形势发展，再行计较。[59]
袁世凯确有勃勃野心，也很有谋略和手腕，但他的成功，并非像后来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
他对自己的清朝主子忠心不足，异心有加。武昌起义爆发，冯国璋随同荫昌南下路过彰德拜见袁，袁吩咐他不必急于作战进军，而应“慢慢走，等等看”。
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他并不马上答应，反而提出六项要求：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次事变的人；4．解除党禁；5．须委于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60]以此分别取悦于立宪人物、革命党、南方旧官僚，更主要是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权力。
清廷于10月27日又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并部分答应了他的条件，即：1．赶募得力防军，以备驻防收复地面及弹压各属；2．拨付军费400万两；3．立即起用王士珍、张锡銮、倪嗣冲等人，调派段子贵、陆锦、张士钰、袁乃宽等来彰德，供其调遣。[61]但他仍不出来。
北洋士兵及武器
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10月30日，清廷答应了袁世凯要求的全部条件，袁世凯总算答应出山南下了。出山后，他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既要利用革命政权，也要利用清政府，最后把权势集中到自己手中。这就是其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所透露的：“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62]但要达到这个目的也不容易，分寸并不太好把握。如果很快就把革命党镇压下去，清廷还是有力量铲除他的，也许就像武昌起义没有发生过一样；过早地结束清政权，不要说从南方捞不到什么好处，或许革命党人还要把他当成新的革命对象。因此，在没有确实弄清两方面意图、没有掌握全部主动权之前，他做了一系列尝试。最突出的就是武汉战争。岑春煊在《乐斋漫笔》一书中写道：“是时袁世凯出任组阁，发起和议，南北代表，群集于沪上。实则世凯手握强兵，直压武汉，外挟民意，以制朝廷，使双方皆受其指挥，而坐收渔人之利，计诚狡矣！”[63]此言信然。
11月1日，袁南下督师当日，冯国璋攻占了汉口。袁世凯立即命令停止前进，派自己的亲信分别试探黎元洪和黄兴的态度，想以此触动革命党人开出价码。在武汉军政府拒绝了袁的君主立宪主张后，袁看到还需要进一步威胁革命党，便命令冯国璋于11月27日攻占了汉阳，威胁武昌。此时，黄兴出走，黎元洪避而不出。但袁世凯又“手下留情”了，再次提出议和。这时帝国主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一出由列强导演、由袁世凯出面、立宪派推波助澜的“南北议和”的“文明戏”就此开场。
同样，在北方，对袁来说，宗社党和北洋军中的革命党同样可怕，同样使他有腹背受敌的感觉，同样牵制他使他不敢四面出击、北南并举。袁世凯应付这种内外交困局面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十分贴切：“诸君知拔木之有术乎？专用猛力，木不可拔。即拔，木必折断。惟用左右摇撼之一法，摇撼不已，待至根土松动，不必专用大力，一拔即起。况清室有类几百年大树，岂易拔者！”[64]他一定认为：清政府是否立宪或者退位，只能视袁个人政治上的需要而定，而不能由革命党、立宪派或是宗社党人来决定。他必须以北方唯一真正的实力派自居，这是他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左右政局发展的根本条件。如果听任异己力量（无论是革命的或是保皇的）在北方滋长壮大，他就有被逐出政治舞台的危险。时势迫使他采取的方略只能是“先北后南，远交近攻”，即先倾全力扑灭北方军队中的革命力量，以杜塞宗社党责备他畏葸不前的攻讦，向舆论界表明他对清室的“忠诚”，洗刷他那“活曹操”的恶名；同时，佯装一团和气坐下来与南方革命党和立宪派谈判，将敌对势力尽可能化为和亲势力，再以此为资本向清室邀功，进而以“逼宫”的手段达到他梦寐以求的政治目的。
从地方走向中央
在战略方针已经决定的情况下，袁世凯开始出山收拾时局。其实，袁之志在得天下，不出，名不正，难争权势，难以组织袁氏战线，遑论争天下呢？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决意东山再起，重登政治舞台。
第一步，袁利用当时清王朝四面楚歌的形势，首先夺取湖北前线的军政大权。他迫使清廷接连了下四道上谕：1．调荫昌“回京供职”；2．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即此次所派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3．拨出内帑银一百万两为湖北军费；4．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第二军由段祺瑞接任总统。同时，他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名义调兵遣将，发号施令。先奏派王士珍督办湖北军务，令他添募新兵12500名，编为湖北巡防营驻守京汉铁路沿线，以巩固北洋军的后路。继而奏派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令其在豫东一带招募数营，进占皖北颍州，保证北洋军侧翼的安全。接着，在湖北孝感以北之花园设立司令部，以陆锦为参谋长，段祺瑞等主管司令部的各项工作。这样，湖北前线的军权便完全转移到袁党的手中。
第二步，稳住直隶，控制北京。袁世凯的意图不是单纯地对付湖北的起义军，而是要趁机攫权，为此，他采取了下列措施：
第一，密令北京的心腹梁士诒等“着手为政治运动”。他指出“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少川预为布置”。随之，梁士诒、唐绍仪、徐世昌、赵秉钧、杨士琦、袁克定、杨度等人在北京开始为袁世凯攫取更大的权力而紧张地进行幕后活动。
第二，派赵秉钧入京沟通奕劻，调姜桂题所部毅军进驻北京城内，把守九门要冲。由梁士诒与赵秉钧合谋，借助毅军的势力，由赵代满人桂春署民政大臣，强制遣散旗籍巡警而以汉人代之。从而控制了北京的局势。
第三，面对京畿附近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的“反叛”现象，派部下周符麟潜赴石家庄刺杀吴禄贞，以李纯继为第六镇统制；通过徐世昌授意心腹潘矩楹逼迫张绍曾离开第二十镇，由潘代理第二十镇统制，从而又把京畿军权重新控制到自己的手中。与此同时，袁世凯又命令曹锟、王怀庆率部镇压了通州革命党人的起义。至此，直隶清军中的革命力量均为袁所镇压，袁的后方得以巩固稳定。
第三步，就任内阁总理大臣，把清政府的权力完全控制到自己的手中。袁世凯出山当天，汉口即被攻下，载沣在自己控制局势发展无望的情况下，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在梁士诒、唐绍仪、段祺瑞、张锡銮、赵秉钧合力斡旋、分途布置下，袁世凯入京就职。[65]袁世凯组阁，立即把自己的党羽和朋友充入内阁，如外务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度支大臣严修，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学部副大臣杨度，邮传部大臣唐绍仪（先后由杨士琦、梁士诒署理）等都是明证。为了掌握中央军权，他组阁后，首先罢免军咨府大臣载涛和毓朗，而由自己的朋友荫昌与徐世昌接替。其次，迫使载沣交出“监国摄政王”的大印，退回藩邸。同时，调冯国璋入京，接任禁卫军总统。不久，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而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这样，袁就接收了清廷统治下的全部权力，玩弄皇太后与幼年皇帝“孤儿寡母”于股掌之上。
第四步，主宰南北谈判，取得国家最高权力。袁世凯在取得内阁总理大臣之职，完成了攫取清政府大权之后，便开始了他的第四步，即取得全国政权。他的策略是在依靠人心所归和雄厚的军事地位的基础上，拉拢立宪派和列强作其帮手，以倡言君主立宪向革命党施加压力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反过来，又以革命党要求共和逼迫清室逊位。即“以北方兵力威胁南方，又以南方民气恫吓北庭”[66]。
第一手，向南军伸出橄榄枝，先后派自己的部下蔡廷干、刘承恩、唐绍仪、杨士琦到汉口与上海分别与南军和谈，以摸清南军意图，威胁利诱，迫其就范。
第二手，派遣心腹阮忠枢通告各地自己的党羽：“目前要义，当在保持地方秩序，固结军人团体，联合各界感情，增长北方实力，最为当务之急。”巩固北洋团体，推向新的权力高峰，这是袁世凯及其党羽朝夕盼望的大事。12月袁命令曹锟、卢永祥率第三镇进占山西，从革命党手中夺回娘子关、太原，委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命令齐耀琳为河南巡抚，镇压当地革命党。授意自己亲家山东巡抚孙宝琦取消独立，并令第五镇镇压当地革命力量。倪嗣冲、赵倜、周符麟则分别向皖北、陕西进军，作出遏制革命军的架势。派张镇芳署理直隶总督，严密控制直隶。密派段芝贵、张锡銮前赴东北三省，说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拥袁共和。袁的这一手意在防范万一革命党人不履行诺言，不屈服自己，他拥有华北就可以自行组织政府，与南方抗衡。
1913年秋各国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时各国使节与袁世凯合影
第三手，左右开弓，左打右拉。利用北洋军的实力、列强与立宪派的支持、革命党的弱点及自己的资望，迫使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府，袁则同意宣布赞成共和，并逼清帝退位，南北双方达成协议。1912年1月3日，在梁士诒的“策划”下，驻俄公使陆徵祥和其他驻外使节，根据袁的示意，纷纷电请清帝退位。26日，北洋军段祺瑞、姜桂题、张勋、何宗莲等48名将领联衔通电，要求清政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同日，宗社党领袖良弼遇刺，不久身亡，其他反对共和的满族亲贵纷纷作鸟兽散。2月12日，清帝颁布逊位诏书，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结束。袁世凯逼宫成功。
就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
在上述措施完成后，2月13日，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4月5日，参议院宣布迁都北京，至此袁世凯实现了他对各方政治力量的完全胜利，取革命成果与清代268年的天下而私有。“一个军事的独裁者继承了旧的皇朝”[67]，北洋集团从地方正式入驻中央。又过两年，袁世凯在“二次革命”过程中瓦解了南方各省的反对力量，北洋势力也从此由华北进入长江流域，由原来的直隶一隅最终遍及了全国各地。从新疆，经陕西、甘肃、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到福建以北地区都被北洋势力所控制，即使是国民党的根据地广东也有袁的心腹爪牙龙济光等势力存在。北洋集团势力达到顶峰之时，本可就此统一全国，可惜袁世凯想做皇帝，进而众叛亲离，使得袁氏的绝对权威并未能最终建立起来。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遂成分崩割据的局面，在内耗与混战中仅苟延残喘十余年，1927年后便为国民党新军阀所代替，从此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1]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4—255页。
[2]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0页。
[3] 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二期，1905年出版。
[4] 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一期，1903年出版。
[5] 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新民丛报》第十四期，1902年 出版。
[6] 雨尘子：《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新民丛报》第二十八期，1903年 出版。
[7] 竞庵：《政体进化论》，《江苏》第三期，1903年出版。
[8]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五期，1903年出版。
[9] 章炳麟：《驳康有为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56页。
[10] 赵尔巽：《清史稿·宣统皇帝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
[11]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四，张伯锋、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页。
[12]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张伯锋、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
[13]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24页。
[14] 李泰棻：《独树一帜的善耆》，《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85—86页。
[15] 杜如松：《记肃亲王善耆》，《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307页。
[16] 载润：《隆裕与载沣之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
[17]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四，张伯锋、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页。
[18]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四，张伯锋、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294页。
[19]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近代稗海》（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页。
[20] ［美］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孙瑞芹、陈泽宪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6页。
[21] 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22] 《创设东省商务局拟定试办章程折》，《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2页。
[23] 《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
[24] 《创设东省商务局拟定试办章程折》，《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页。
[25] 《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
[26] 《创设东省商务局拟定试办章程折》，《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页。
[27] 《直隶筹办农工诸政情形折》，《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52页。
[28] 周小鹃：《周学熙传记资料汇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29] 《英商依据私约侵占开平矿务请饬外务部声明规复折》，《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42页。
[30] 《奏报天津试办地方自治情形折》，《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0页。
[31] 《为抵制美货事致袁直督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张孝若编，中华书局1931年版。
[32] 《为抵制美货事致袁直督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张孝若编，中华书局1931年版。
[33] 罗尔纲：《晚清兵志》陆军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9—222页。
[34] [日]山根幸夫：《袁世凯与日本人》，周启乾、郭蕴静译，《天津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第79页。
[35] 日本参谋本部档案，参外第201号第一，机密。见南里知树：《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二集，东京龙溪书舍1976年版。
[36] 《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75页。
[37] 《密陈局外应担责任片》，《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77页。
[38] [日]山根幸夫：《袁世凯与日本人》，周启乾、郭蕴静译，《天津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第85页。
[39] 黄远庸：《袁总统此后巡回之径路》，《远生遗著》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40页。
[40] 《泰晤士报》1909年1月4日。
[41] ［美］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7页。
[42] ［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3页。
[43]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1页。
[44] 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3页。
[45] 许指严：《新华秘记》，张伯锋、荣孟源：《近代稗海》（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306页。
[46]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93页。
[47] 崔志海：《关于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的一种新的解释——〈晚清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述评》，苏智良等：《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4页。
[48] 《黑龙江民政使倪嗣冲请革职片》，《锡良遗稿·奏稿》，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43页。
[49] [澳]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13页。
[50] 黄远庸：《袁总统此后巡回之径路》，《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40页。
[51] 《为扶植伦纪历陈大义通谕》，《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88页。
[52] 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1页。
[53] [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85页。
[54] 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页。
[55] 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页。
[56] [澳]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50页。
[57] 张一麟：《心太平室集》卷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第12页。
[58] 参见廖一中：《辛亥前袁世凯向黄兴、孙中山输诚》，《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59] 张国淦：《洪宪遗闻》，《北洋述闻》，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73—74页。
[60]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0页。
[61] 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271页。
[62]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1—42页。
[63] 岑春煊：《乐斋漫笔》，张伯锋、荣孟源：《近代稗海》（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64]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张伯锋、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65] 凤岗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00、110页。
[66] 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
[67] [美]保罗·S.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盛震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第十章 袁世凯第十次人生抉择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袁氏因何“走麦城”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袁世凯遗笔
不用说，在我国历史上，清末民初是一个乱世。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袁世凯的确赢得了掌声和地位，成就了他的个人事业的巅峰。
曾经叱咤风云的袁世凯，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渐渐远离我们而去，渐渐地为人们所淡忘。但历史也许就在这渐渐被遗忘的时刻，才越发显得出它的生动、真实，才越发引起人们的思考。今天，如果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抛去旧有的观念，不以成败论英雄，重新评估袁世凯的话，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在清末几十年间，甚至民国最初几年间，袁世凯的创业与经营是十分成功的。
袁世凯的业绩主要表现在如下7个方面：
1．他是中国现代陆军的奠基者；
2．他是中国现代军事学校的最早开办者；
3．他是中国现代警察的最早创办者；
4．他开创的北洋实业在我国早期工业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5．他在天津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
6．他是中国早期立宪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7．他顺应历史潮流，通过逼宫手段，结束了清王朝在中国长达268年的统治；在促使民国的诞生过程中实际上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按理说，在人的一生中，任何人不要说是完成上述7件大事，只要能够做成上述一两件事情，就已经足可以彪炳青史了，何况一连拥有7件乎？
可是，仅仅因为袁世凯一时头脑发热，听信了一些具有个人野心、无视时代潮流、不知大局的文人宵小们的佞言，在他的晚年，复辟帝制，铸下了大错，一失足成千古恨。
君不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仅仅因为举办洋务运动，创办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海军，开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今天就已经被人们捧上了天。然而，袁世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业绩均已经超越了前人，可就仅仅因为他的帝制之举而被功劳尽杀。
这公平吗？
回顾这段历史，每每给人沉重而抑郁的感觉。
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在重视与总结袁世凯给我们留下的这份宝贵的历史经验的同时，更要重视与总结他给我们留下的惨痛的教训；不仅要看其成，更要观其败；不仅要懂得水可载舟的道理；更要明白水还可覆舟的教训。
谁也难逃周期律
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同中共领袖毛泽东谈话时重点谈到了一个问题。
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总之，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人能跳出这个周期律。那么，什么是历史周期律？
简言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现象，就是历史循环的周期律，这成为中国历代王朝不可超越的历史铁律。
纵观历代政权或经营成功的团体，多则经营几百年，少则维持十几天，但均未能逃脱覆灭惨败的命运。初兴后亡的“周期律”，几千年来一直困惑着历代统治者、管理者。没有一个统治者、管理者不想跳出这个周期律，达到他们所期望的“万年”境界，但也没有一个统治者与管理者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
从远处来看，秦、隋二朝的短命自不待言，就是强盛一时的春秋五霸中的吴越两国、铁蹄遍及欧亚两大洲的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不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最好注脚吗？
袁世凯与他经营的北洋集团，从1894年在天津小站练兵开始起家，经过短短的不到20年的发展，就由一个小小的军事团体迅速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的军事官僚集团，其领导人袁世凯也水涨船高，入主中南海，成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可是，仅仅过了4年，这个集团就因为帝制问题而离心离德、土崩瓦解，最终也成为了历史周期律的最好的注脚。
袁世凯与他的北洋集团，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原因不外乎两条：1．利益瓜分不均所致；2．集团主要成员之间“只可同患难，不可同富贵”的狭隘意识的作祟。但归根结底，问题的关键还是出在袁氏集团的团体文化劣根性上面。
事实表明，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袁氏集团就带有如下特质：
1．投机性。
袁氏集团是一个相信实用主义，重视权力角逐，由一群军人、官僚组成的一个利益集团。有利自己之事则为之，不利自己之事则避之。
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作为该集团的核心领袖袁世凯、徐世昌二人都先后参与了这场旨在挽救中国危亡、使中国走向富强道路的变法运动。但是，他们赞成康有为的爱国主张，却并不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激进的政变举动。因此，在帝、后两党权力斗争阵线明朗、胜负之数已十分明了的情况下，袁世凯、徐世昌立刻放弃了自己的维新主张，坚决选择站在了实力强大的后党阵营一边。
在清末官制改革中，虽然袁氏集团基本上是一个专制观念根深蒂固的私人团体，但一旦袁世凯看到实行君立宪制对他好处更大，可以虚君摄政，操纵更大的权力，便毫不犹豫地一反常态，“尚新更甚”，带领部下倾力进行。当时的官制改革方案，几乎是袁世凯及幕僚一手草订而成。尽管明知前方有危险，明知可能会遭到慈禧太后的反对，但袁世凯依然冒进不已，后虽遭挫仍努力不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南方各省主张共和，袁世凯尽管已经就任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但他看到清王朝气数已尽，为了攫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职位，不惜放弃了自己长期主张与坚持的君主立宪制，转而与南方议和，改行共和政体，从而达到他取得最高权力的目的与野心。
实际上，在袁世凯的内心深处，是根本不相信共和政体是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可以设想，如果袁氏集团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政治定见，那么，在辛亥革命中，一旦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制，像在山东时期镇压义和团那样对待革命党人，则清政府大局是否不保、南北是否一定分裂、共和是否顺利诞生，可能都还是一个应当重新探究的问题。这样看来，太注重眼前的利益，缺乏政治定见，实在不仅是袁世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初叶关键年代丧失了一个极好复兴时机的不幸。
2．趋利性。
袁氏集团是一个以个人利害关系相维系的旨在猎取权力与利益的军人官僚团伙。个人的官位利禄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他们可以采取一切不正当的手段，其行为并不受任何法纪、制度的约束。
袁氏集团集中国传统政治负面文化之大成。他们在早年的社会化过程中，确定了趋附清王朝统治者来求取高官厚禄的行为准则。在他们趋附袁世凯形成了利益集团后，其集团内部上下之间基本上是一个个人私心和野心的结合体。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个人利益的实现与私欲的满足，被他们把持的各种军事、民政机构成为他们联合起来进行谋私、牟利的工具。集团的首领把自己控制的军政机构交给忠实于自己的下属看管。下属官员则屈从上司的旨意运用权力，不断聚敛财物孝敬上级，政治上也唯自己的首领马首是瞻。袁世凯推荐杨士骧接任直隶总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当初，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因为用直隶的行政费用贿赂中央要员，所以，当慈禧太后调他入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时，他因办公经费亏空太大，一时无法交卸弥补。如果继任者把此漏洞上报中央，则会东窗事发，引发袁世凯仕途上新的危机。一番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后，袁世凯向慈禧太后上书，建议让自己派系成员杨士骧接替他的直隶总督位置，果然，杨士骧到任，不久即偿清了袁世凯的所有亏空，自后羡余，就全入了他的私囊。[1]
进入民国后，由于这一集团进入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政治野心更加膨胀，其政治行为越发不受限制。为了谋取个人和集团利益，入民国以后他们的种种行为，诸如金钱政治、暗杀异己、摧残党人、违背约法以及伪造民意、帝制自为、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等行为都说明了这一点。
可以说，进入民国后，袁氏集团发生了严重的蜕变，由于这一集团的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以谋取个人利益的利害关系相维系的，一旦共同追逐的利益目标不复存在，或者主要成员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或者集团内部在重大利益上瓜分不均时，该集团内部的分裂和瓦解也就在所难免了。到了没有更多爵禄可给之时，袁氏集团内部的矛盾和积怨即难以调和。袁世凯最后祭起称帝这件宝器，是不是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呢？这也正应了“以势利交者，终以势利而败”这句千古不易至理。
3．私人性。
袁氏集团的成员大都视袁世凯为他们的“衣食父母”，以对袁世凯的服从、效忠、报恩为其做人准则，至于国家与政府的政治准则，在他们的眼中，几乎是形同虚设。除袁世凯外，无人能够维系这个集团的团结与权威。
吴虬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中的看法一针见血，他说：“北洋军人，多系卵翼于袁世凯，才质驽下者居多，对上只知服从，不敢有所主张，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情感，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牢不可破。只要是‘恩上’，或是‘恩宪’，无论是否‘乱命’，必须服从，意谓不如此则为‘忘恩’，受同人道德责备，此北洋军人之共同心理。”[2]
由于袁世凯的提拔和重用，北洋军人官僚集团的成员们才有了高官厚禄、锦衣玉食。因此，他们视袁世凯为恩师与主人，畏威怀德，把个人的前程寄托给他，亦把个人的忠心和才干奉献给这位“恩上”。北洋官僚集团的成员多年受袁世凯的赏识、提拔和保荐，大有“士为知己者所用”的精神，竭尽其才能为他效力，以回报袁世凯的“知遇之恩”。他们之中的旧派官僚自不必说，就连留学日本，受过近代新式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杨度，其政治理想亦是：欲以悬河之口及纵横之术物色一个有魄力有地位有帝王思想的主子，地位要与曾国藩相若，胆子比曾要大，然后帮他取天下，而自为开国元勋。其思想深处依然是传统的“效命于明君”思想。袁世凯正是通过对这些追随者施予恩惠和利益，建立起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层次分明的、依附和效忠于他的私人关系网络，使北洋集团成为他在清末民初政争中的有力工具。
4．拜力性。
迷信实力是袁氏集团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近代的政党政治和民主观念实际上从未能真正深入人心过，在近代的中国，实际上也没有滋生它的土壤。作为“舶来品”，它与中国实际国情的结合，客观上还需要条件和时间。这个时间，也许需要百年之久。在此时的政治实践中，要成为成功的政治领袖，不是靠演说、竞选或文章才华，而是要靠军事、政治、外交等能够操纵政局的实力。传统政治和实践，将袁世凯及集团成员磨炼成为一个个实用主义者。他们看重实力，尤重军队。他们深深懂得，在近代中国，从政者如无足够之武力，其政治地位必不易存在与稳定。“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3]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枪就有权，兵多权则大，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袁世凯宦海沉浮的一生及北洋集团兴亡的历史，便是对这条经验最好的注脚。袁世凯与集团的成员在其日常实践中，认识到实力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有实力，就能立足于社会并让人依附。因此，他们崇拜实力，首先依附清王朝和实力派官僚，进而创建自己的实力集团。在这种战略理念的驱使下，袁世凯创建新建陆军，编练北洋新军，举办北洋新政，使北洋集团从军事领域扩充到政治、经济、警政、教育、地方宪政等众多领域，从直隶走向京师，从地方一步步走向全国，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实力派集团。尽管袁世凯曾一度被皇族亲贵集团赶下台，但他的实力地位却无法改变，列强在华势力一直把袁世凯视为“有实力的人物”，北洋集团成员照样唯他马首是瞻。由于对实力的崇拜成为北洋集团的政治共识，法律公理对他们就显得微不足道。他们都把政治权力当作一种商品来对待，他们完全靠金钱和军队取得政治权力。他们有些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雇佣兵队长，只是把追求个人财富和权力作为他们奋斗的目标。
进入民国以后，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的成员大都仍然崇拜武力，认为武力是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最终手段。当袁世凯欲称帝时，幕僚张国淦曾以舆论、外交、军事三者不允劝之，袁言：“舆论是空气作用，已早有布置，外交有英美钳制日本，军事我有把握。”[4]由于过分迷信武力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的合力作用，最终导致了袁世凯北洋集团在民初国家政治舞台上角逐的失败。
5．帮派性。
袁氏集团具有强烈的结党营私的团体意识。袁氏集团形成伊始，就形成了他们的政治军事势力圈。凡是集团以内之人，他们即互相援引，互相提携，而对非自己团体之人则一概排斥。
据史料记载，光绪末年，“官员欲取富贵者，捷径有二：一曰商部，载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凯主之。皆内因奕劻而借二杨（杨士骧、杨士琦）为交通枢纽，当袁世凯初莅北洋，梁敦彦方任津海关道，凌福彭任天津府，朱家宝任天津县，杨士骧、赵秉钧均以道员在直隶候补。不二三年，敦彦官至尚书，家宝、士骧均跻节镇，福彭升藩司，秉钧内召为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而攀附以起者。严修以编修在藉办天津学堂，遂擢学部侍郎；冯汝骙与世凯联姻遂擢江西巡抚；吴重熹为世凯府试受知师，遂擢河南巡抚，唐绍仪旧从世凯驻朝鲜，甲午之变，出死力护之以归，故遇之加厚。即夺盛宣怀路政畀之，邮传部开，又用为侍郎，一手把持部务，案卷合同尽为所匿，尚书张百熙虽属世凯姻娅，不能与之抗也。唐绍仪既得志，复引用其同乡梁如浩、梁士诒、陈昭常等，皆列要位。士骧又引其弟士琦入商部。徐世昌久参世凯戎幕，铁良亦常从之练兵，既入军机，始稍稍携贰。世凯不由科目出身，遇投帖称门生者，大喜，必力援之。定成晚入其门，遂掌大理院。方其势盛时，疆臣端方、陈夔龙、陈壁、袁树勋无不附之”[5]。
从1902年开始，袁世凯陆续从北洋随营学堂中选拔学生赴日留学，这些人回国后，大都进入北洋军内担任重要军职。而对非北洋出身的留日学生，袁世凯则不予重用，使他们很难进入北洋军队的要害部门。这种营私的团体意识保护了北洋集团利益不受损失，使各级组织机构都能按照袁世凯的意志运转。由于这种团体意识的作用，载沣上台后，虽放逐了袁世凯，但北洋各镇的各级军官均为袁世凯一手培植，自成体系，亲贵们根本无法插足；而北洋势力遍布清政府各官僚机构，绝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因此，袁世凯虽然远离政治权力的重心，却能在暗中纵横捭阖，加以操纵。
正是因为袁氏集团具有上述几项特质，所以，当慈禧太后死后，尽管袁世凯被罢官回籍，远离政治舞台达3年之久，但该集团却没有因此而解体，相反更加固结。因而，袁氏集团利用辛亥革命之机倾覆清政府，取得政权，就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从袁氏集团的本身来看，它所形成的这套文化观念是传统的宗法式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维系和团结袁氏集团成员的同时，也同时埋下了日后纷争的种子。
事实表明，袁氏集团本身就是袁世凯私人欲望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在这个集团中，成员们不知有国家，只知有袁世凯。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与个人前途和地位而联系在一起，却没有远大的具有生机的理想与目标。团体之间的联系纽带是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有的人把这些关系叫作感情，其中包括家族、亲戚、师生、僚属、结拜兄弟、同学、同乡等等传统的私人关系。团体的维系只能靠袁世凯这一偶像化的军事权威，一旦这个权威去世或出现问题，团体马上就出现四分五裂、互相夺权的局面。
6．缺乏世界眼光。
作为统治者，袁世凯及其党羽缺乏近代民主政治意识与新型治理国家的理论与观念。他们所依赖和实行的只是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一套传统的官僚统治经验和一味信奉的“实力主义”。作为北洋集团的领袖和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生平除一游朝鲜而外，足未出国一步，故无世界眼光、政治常识。日常所接触者，无非清政府腐败之官僚，于进德修学、炼才建国之道并无多大的益处。民国元年以后，袁世凯及北洋集团的政治眼光和经验与日新月异发展的时代潮流、时尚观念已经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白蕉在《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中这样写道：“袁氏固非无才无能，其智术、其心力，亦过常人；顾无道德以为体，学识以为用，思想落伍，遂使其一切行事，多入歧途，卒至祸中于生民，流毒于后世！”[6]
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曾这样评价袁世凯：“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长一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长四也；拔攫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长五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挟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智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益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于此，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7]
尽管袁世凯做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但他根本就不相信中国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不了解共和的含义，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他甚至结论：共和制的试验是冒险的，而帝制在习惯上和人民心目中却是根深蒂固的，袁世凯的眼光、阅历和所具有的统治经验表明他只能回归到中国传统政治的老路中去寻找发展的出路，终不能于旧势力之外，发生一种独特的政治的生面。他的统治只能越来越趋向恢复旧制，保持旧有的制度，用传统的治国模式，使自己高高在上，以皇权重整所谓的已经“失灵”的权威。
袁世凯自身的这种阅历与观念说明，他是一个传统的人物。袁世凯及其团体只不过是中国在过渡时期的一种半新半旧的产物。这种情况决定了袁氏集团只能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匆匆的过客，而不能带领充满危机的近代中国这艘航船绕过暗礁，驶向光明的地方。
果然，袁世凯死后，这一集团立刻土崩瓦解，纷争四起，在内讧中很快就走向了灭亡。
问题出在窝里反
既然袁氏集团是一个利益的结合体，那么，其团体成员依附于他，全是因为袁世凯能让他们升官发财，能让他们得到他们向往的权势与财富。而现在，袁世凯因称帝问题在玩火自焚，再附和袁世凯，他们就有可能成为陪葬品，于是，貌视强大的袁氏集团顷刻呈现出土崩瓦解之势。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利益团体是个最不靠谱的东西。因利益而结合，因利益而崩溃，构成了袁世凯集团兴亡过程的轨迹。
袁世凯的老友徐世昌，对袁世凯的败亡，曾经作过如下的议论：
旧军人方面言，项城（袁世凯的字）成功，所倚为干城者为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3人，时称北洋三杰也。帝制失败，其原因固甚复杂，而关系此3人者为多。段素性倔强，长陆军有年，冯久驻南京，严然藩镇，渐渐不如当年之绝对服从。项城思以军政大权操之于己，于是在总统府设陆海军统率办事处，以移陆军部之权，已为段所不快。关于军事人员之进退，段请旅长以上由大总统主持，团长以下交陆军部办理，其用心可以想见。项城又借口北洋军队暮气沉沉，另组模范团，挑选各师旅之优秀将校为主干，以别于北洋旧军队。盖因某公子（指袁克定）对于北洋老前辈不能指挥，故项城为其培植新势力，此更予段最深之刺激。某公子最忌段，段又毫不敷衍，即项城左右其他诸人，段亦皆盛气凌之。后来项城对段屡次表示：“你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休息。”7月间，又有陆军次长徐树铮参案发生，以迫胁段。段于是请假赴西山，托辞养病，愤愤不平。段管军事教育，又握军政多年，亦有其普遍之潜势力，然慑于项城之威势，亦无可如何。
当帝制风传甚盛时，7月间冯入京谒项城，言：“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项城言：“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又言：“北洋军队暮气沉沉，有事时便不能用，你在南京要好好整顿，我们自己家人总当团结，保持我们的实力，你既来京，可与相国（徐世昌）、芝泉（段祺瑞）筹划一番。”云云。此次项城说话甚多，对冯抚慰备至。冯退出，忻然密告余。冯回南京，相信袁决不做皇帝矣，及帝制揭晓，以为受袁欺骗，倘袁正位，自己首领且不保，故此后与西南暗通声气，以防阻帝制。冯在南京有实权，其势力固不可轻侮。王则以黄老之学依违其间，一面听袁所为，一面则偏袒于冯。在项城左右，以新势力尚未养成，不得不勾结张勋、倪嗣冲等极旧派以抵制段、冯，某公子皆主其谋。而项城遂陷于孤立，以致失败。[8]
作为袁世凯订交最早、最为倚重的老朋友，时任国务卿的徐世昌见袁世凯断然决定帝制自为，决心引退。
袁克定曾经亲自出马，劝徐世昌改变态度，徐世昌告诉袁克定：“帝制我不阻止，也不赞成，请诸君好自为之！”
不久，袁世凯生病，徐世昌登门探望，当时袁乃宽也在一旁。袁世凯叹息道：“人生难免生病，生死实难预料。平心而论，我的才能虽然不及古人，但当代中国并无过我之人。任总统4年之久，未能尽展吾志。假如我离位而去，继任之人名虽已预先列出，但才能还在我的下面，中国未来的安危祸福，非常难以预料啊！”
一旁的袁乃宽心领神会，马上接茬说：“总统有任期限制，不能尽展您的才华，不如更改国体。”两人一唱一和，袁世凯双目直瞪徐世昌，想逼徐表态。
但是徐世昌主意已决，低头不语，只当没听见，袁世凯非常生气，而徐世昌心里也更加不满。
由于袁世凯极力拉徐世昌入彀，最后逼得徐世昌没有办法，只好开门见山地对袁世凯说：“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矣，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10月下旬，徐世昌辞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准备帝制失败时，以局外人资格出来为袁世凯收拾局面。
徐世昌还在日记中写道：“人各有志，志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自筹安会成立，政象纷纭，故公慨乎言之也。”
徐世昌分析袁世凯失败的原因，认为北洋集团的背叛是其主要原因。确实，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道路上，段祺瑞和冯国璋的所作所为加速了袁世凯的失败。[9]
确实，段祺瑞和冯国璋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并非像蔡锷那样出于维护共和的目的，这两人反对袁搞帝制完全是为了一己的私利。到袁政府的后期，两人的势力渐渐坐大，如果政体不改为君主制，则冯、段都有继袁之后问鼎总统的可能，而若实行君主制，皇位世袭，冯、段就再无当上元首的可能。
段祺瑞被称“北洋三杰”之虎，民国以后，段祺瑞久掌陆军，逐渐培植起自己的势力，因此袁、段之间开始有了芥蒂。
关于此事还有一段小故事：
袁称帝以前，小站旧人都恢复了跪拜礼，只有段祺瑞不肯跪，其他问题他都觉得无所谓，就是反对民国时代还要屈膝跪拜。这年正月，冯拉了段一齐到袁那儿去拜年，冯国璋较随和，劝他说：“芝泉，你别任性吧，皇帝和终身总统有何区别？跪拜礼和脱帽鞠躬礼又何尝不是一样？”两人见了袁世凯，冯国璋自己先跪下去，段祺瑞没有办法，只得依样画葫芦也跪下了。袁世凯见了这两员大将跪在自己面前，倒有点不好意思，慌忙站起身来，哈着腰说：“不敢当，不敢当！”
两人坐了一会儿，又到袁克定处，也行跪拜大礼，心里当然是十二万分的委屈，谁知这位大少爷比他老子的架子还大，端坐不动，受之泰然。段祺瑞一肚子委屈，怒冲冲地离去，他埋怨冯国璋说“你看，老头子倒还谦逊不遑，大少爷却架子十足，哪里拿我们当人！我们做了上一辈子的狗，还要做下一辈子的狗！”冯也连连摇头说：“芝泉，莫说你发怒，我也忍耐不住，今后我跟着你走，我们不能再当一辈子狗了。”后来有人将冯、段的不满告诉袁克定，埋怨他不该摆架子激怒了北洋的两大将，谁知袁克定却淡淡地说：“这正是我的安排，这两个人都是老头子养大的，现在他们都有点尾大不掉，我若不折折他们的骄气，将来他们更不得了，难免不爬到我的头上呢！”
袁世凯在接受北洋系将领大礼时，总是喊着自己儿子的名字说：“你们快来还礼呀！”袁克定从不答应，俨然以未来储君自居。
这是小过节，然而，问题虽小，却足以促使北洋系的将领对袁世凯离心。不过这还不是致命伤，最致命的，是他们逐渐感觉到袁世凯不肯向他们说真话，又想解除他们的兵权，他们觉得“鸟还未尽而弓已藏，狡兔未死而走狗将烹”！既然老头子已不把我们当作自己人了，我们又何必对他忠心呢？
当袁世凯小站练兵，也就是袁氏集团草创之初，袁世凯心无旁骛地从事建军工作，所有的事他都亲力亲为，诸如新军规章制度的制定，遴选军官，训练制度的引进、完善等。随着袁世凯在政坛上逐渐得势，袁世凯以军事将领而成为封疆大吏，精力也随之转移到地方行政上去了，而北洋军就交给“北洋三杰”去负责了，以北洋三杰为首的北洋将领的权力也水涨船高。辛亥之后，袁世凯一跃成为民国总统，国事更加繁忙，军事上的事就完全交给了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
民国初年，“北洋三杰”之中，王士珍退出政坛，归隐正定；冯国璋坐镇南京，成为东南的一方藩镇；而段祺瑞则留驻中央，主管陆军部。三杰之中，以段祺瑞的权势最大，袁世凯任总统时期，除了在袁帝制自为的一段时间外，段祺瑞一直担任陆军总长，掌握全国的军权，不但北洋集团的军权握在段手中，就是各省非北洋系的军权，段祺瑞也能统筹调度。段祺瑞既为陆军总长多年，渐渐养成了自己的势力，当时军官选拔、提升都由段祺瑞负责，因此北洋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多是段的学生和部属，段祺瑞在北洋系中的势力逐渐羽翼丰满。
原来，冯、段两人在北洋军中势均力敌，现在段的势力远远超过冯，冯国璋心中自然不满。
面对这种局面，袁克定劝袁世凯把兵权收回自己手上，同时另外组建一支新军，冯国璋也在极力推动此事。
这样，袁世凯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在1913年后就开始激化起来。
当时，留学日本的士官生中，蒋方震和蔡锷、张孝准并称“士官三杰”。蒋方震是当年日本士官学校的第一名，相当于中国的“武状元”，日本天皇还亲自颁给他一把军刀作为奖励，因此很受袁世凯的赏识。袁任命蒋方震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但是因为事先没有和段祺瑞商量，段心存芥蒂，但是又不敢说袁什么，于是蒋方震就成了段祺瑞的出气筒。该校的经费归陆军部划拨，段祺瑞常常为难该校，身为校长的蒋方震负气欲自杀，但自杀未遂，乃愤而辞职。袁世凯改派蒋方震任总统府军事处参议。当时段以陆军总长兼任总统府军事处长，他拒绝发委任状给蒋方震。事情被袁世凯知道后，勃然大怒，便又亲笔下条子，派蒋方震为军事处头等参议，并在头等上加了两个大圈圈。但蒋方震不想受段祺瑞的气，一直不到任，直到段解除军事处长兼职后，才去办公。此事对袁世凯触动很大，于是，他开始了一系列不动声色的对北洋军的改造工作，开始逐步减少段祺瑞对北洋军将领的兵权。
袁世凯把全国兵权从陆军部收归到自己手里的第一个具体措施，是取消总统府军事处，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削弱陆军部的权力。
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是1914年5月9日成立的，囊括陆军、海军、参谋3个部，袁本人凌驾其上，总揽军权。办事处设办事员，由陆军、海军、参谋三部总长及大元帅所派高级军官组成。
统率办事处成立后，段祺瑞的权势大大削弱，陆军部成为了办事处下的一个办事机构，陆军总长也退为办事员之一。段对袁的做法来了一个消极抵抗，不到部办公，一切事务交由他的得意门生、陆军次长徐树铮代为办理。
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成立后，袁世凯见收拢军权的第一步已经付诸实现，于是就开始在全国范围推行第二步废省改道、废督裁兵、集权中央的计划。
但是，废督计划还在筹划阶段就走漏了风声。北洋将领们立刻怨声四起。有人大发牢骚：“咱们出生入死替袁打天下，袁现在准备做皇帝，就想把咱们打入冷宫！”为了对抗废督计划，北洋将领互通声气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抵制。袁世凯见势不妙，考虑到北洋军毕竟是自己的老部下，他害怕闹僵了，于是就来了一个缓兵之计。一是先废除都督，改称将军，改名而暂时不改变职权；二是恢复前清文官掌握兵权的制度，将各省巡防营、警备队等地方部队划归民政长官管辖，以分地方军事长官的兵权。
6月30日，袁世凯下令在北京建将军府，并设将军的名号。在将军名号里大有文章，各省有兵权的将领冠以“武”字，没有兵权和地盘的则称“威”。如冯国璋为宣武上将军，段芝贵为彰武上将军，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蔡锷为昭威将军等。
按照袁世凯的解释，无论中央、地方，无论有没有兵权，都称将军，因此将军可以互调，在中央的将军仍可以出掌各省的兵权，而各省将军也可以上调到中央，这样就会无损于将军们的威尊。但袁世凯的真正意图，是逐步解除地方上那些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疆吏的兵权，逐步将他们调到北京来，用“将军府”的虚衔加以安置，最终完成他的废省废督、集权中央的计划。因此，“武”将军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最后，全国将军都将成为只有“威”风，而无用“武”之地的山猫。
袁世凯改造北洋旧军的第三个措施就是编练“模范团”。
可以认定，袁、段最终决裂是因为袁克定编练“模范团”导致的。
袁氏父子成立“模范团”显然是不放心北洋系将领渐渐坐大，想以新军取代北洋军，以取卸磨杀驴与暗度陈仓之计划。对此，北洋系的将领都感到寒心，他们感觉到袁世凯已经不再和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再是从前那个和北洋军荣辱与共的袁宫保大人了。
显然，袁世凯以北洋军起家，但天下局势还未稳定，就急欲取消北洋军，这是他一生之中最大失策之处。
最初，袁世凯想建的是模范军，但他不愿太刺激段祺瑞和北洋旧将，因此把模范军缩小为模范团，模范团的性质与规模都有别于模范军，更像一个大规模的军官训练班，模范团筹备处处长为王士珍，由统率办事处直接管辖。
1914年10月23日，模范团正式成立，地址设在西城，袁世凯自兼团长，以曾任赤峰镇守使的陈光远为团副，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为办事员，团本部设在北海。
显然，模范团是袁家班“大圈圈中的小圈圈”。
据史料记载，在筹建模范团之初，袁世凯决定让袁克定担任模范团团长一职，但遭到了段祺瑞的严拒。段以袁克定资格尚浅、不懂军事为由，断然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袁世凯大怒，曾当面质问段祺瑞：“那么我任这个团长够不够资格？”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模范团成立后，士兵由北洋军各师下级军官中抽调，又派荫昌从保定军官毕业生中抽调直、豫、吉、奉各省的280人为中下士，以北洋军各师中的上级军官为该团下级军官。袁预定模范团分作5期训练，每期训练半年，每期可产生四旅的新军军官，暂以训练十师的模范军官为目标。策划训练成熟后，袁特设“新建陆军督练处”，成立拱卫军步兵四旅、炮兵一团、骑兵一团、机关枪营一营、辎重营一营。模范团的军火都是购自德国的最精良武器弹药。
但是，袁世凯显然心情太急，第二期就以袁克定为模范团团长。司马昭之心，从此路人皆知矣。袁克定到任后，自作聪明，特挑选一批中学以上学生与各师下级军官配合训练，但毕业后仅能成立两旅，第一期成立者在后来编为第11、12两师，第二期后来仅编为第9师一师。袁世凯则每星期必乘马至模范团观操一次，观操的时候必召集军官训话。
袁世凯在军队中培养自己新的军事力量的同时，还有意冷落段祺瑞，平时对他的消极态度视而不见，但陆军部一出差错就找到他，训斥段一通。
有一天，袁召段进府查问一事，段回答说：“要到部查明。”袁世凯大为光火：“怎么还要查明，你的呈文不是已经送来了吗？”段祺瑞非常尴尬。因为他根本就没看过这件公文，是徐树铮代他签名送上来的。
袁世凯因此借题发挥，指责冯、段。他常对人说：“咱们北洋团体，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团体，冯国璋要睡到12点钟以后才起床，段祺瑞老不到部！”
袁和日本就“二十一条”进行谈判的时候，陆军部上了一道呈文，请求增加职员薪水，袁世凯作了如下批示：“稍有人心，当不出此！”
“二十一条”签署后，袁克定公开向人表示：所以要向日本屈服，只是因为中国不能抗日；为何不能抗日？因为陆军不能作战，陆军部事务无人负责，因此袁总统不能孤注一掷，冒险去抗日，将签约之责，一股脑全推到段祺瑞的身上。
不久，陆军部发生茶役藏置炸弹案，日本报纸大肆宣扬此事为袁谋杀段的政治阴谋。这件事可能不是袁世凯干的，但是谣言的流传说明了袁、段矛盾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炸弹事件之后，段从此不再到陆军部上班。
徐树铮是段祺瑞最亲信的人，当然也就成了袁世凯最讨厌的人。袁想将他调职，段祺瑞怒不可遏，与袁争论了起来，最后干脆威胁：“很好，请总统先免我的职，随后要怎样办就怎样办。”
回去后，段祺瑞向袁世凯呈上辞职函，不等批准就赴西山养病去了。
这正中了袁世凯的下怀，现在段祺瑞自己请辞正是求之不得，袁世凯于是就让“北洋三杰”之一的没有羽翼的王士珍出任陆军总长。
袁世凯选归隐已久的王士珍而不选北洋的另一大将冯国璋，个中原因人们十分清楚。
“北洋三杰”中，王士珍喜欢黄老，个性最随和。民国成立后，王士珍功成隐退，回到了正定原籍，不再过问民国政治，相比重兵在握、坐镇南京的冯国璋，王士珍归隐多时，手里没有军队，袁世凯自然对他比较放心。
早在1914年春，袁世凯就派长子袁克定到正定以叙旧的名义将王士珍接到了北京。王、段两人私交甚厚，王士珍不肯出卖朋友，一再表示不愿出任陆军总长，但见袁的心意已决，为自保起见，只好走马上任，挂个职务而已。
1915年5月31日，袁世凯派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并下令给段祺瑞两个月的病假，赠人参4两，医药费5000元。后来，再经过虚情假意的挽留后，袁世凯正式下令解除段祺瑞陆军总长的职务，这是1915年8月29日的事。
段离职后，陆军次长徐树铮也被撤职，袁世凯让肃政厅弹劾徐树铮订购外军火浮报40万元，于6月26日免去他陆军次长职，以田中玉继任。
袁、段之间由于段的病假、袁的明令给假而惹起满天风雨，外间普遍谣言袁、段已经正式决裂。为了辟谣，8月3日，段祺瑞不得不发表通电：“廿年前大总统在小站练兵时，祺瑞以一武备学生充下级武秩，与大总统素无关系，乃承采及虚声，立委为炮队统带，升任统制，不数年由千总微秩，擢道员、总兵、副都统各职。及大总统东山再起，祺瑞复见任湖广总督、陆军总长各职，以大总统知祺瑞之深，信祺瑞之坚，遇祺瑞之厚，殆无可加。是以感恩知己，数十年如一日，分虽部下，情逾骨肉。近数年来，祺瑞因吐血失眠，吁恳息肩，乃包藏祸心之某国报纸，以挑拨离间之诡计，直欲诬祺瑞为忘恩负义之徒，甚至伪造被人行刺之话，更属毫无影响。不得不略表心迹以息讹言。”[10]
中国官场向来是谣言越辟越真，段所谓行刺及某国报纸，指的就是陆军部发生的茶役偷置炸弹案，日本报纸指为是袁欲谋杀段的政治阴谋。
各种信号表明，袁氏集团分裂已趋明显化、公开化。
不久，因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打响，袁世凯不得不调兵遣将，部署力量，征付护国军。
环顾左右，谁来主持征滇军事？最合适的人选当然要数段祺瑞，当年平定“二次革命”，踏平国民党军队占据的长江中下游各省，就是段祺瑞一手指挥的。但此时段因抵制帝制，被袁世凯解除了陆军总长职务，正在西山“养病”。当此“国难思良将”的重要时刻，袁世凯又想让段祺瑞出来主持一切。
一天，袁世凯派人带了许多礼品来看段祺瑞，要段率军南征。此时的段祺瑞，犹如当年武昌起义后的袁世凯，清廷要袁出山，他却借口“足疾未愈”讨价还价，只是段祺瑞不讲任何条件，也不出来领兵。段的真正意图和心态是，袁世凯称帝必然引起全国的反对，现在西南起兵，看你怎么应付，我绝不为你当炮灰。他在静观时局变化，不仅如此，段祺瑞还分别与护国军和调往前线的北洋军暗通消息。
段祺瑞不挂印出征，北洋将领中能和他比肩的，这时候只有冯国璋了。“北洋三杰”中的另一位王士珍不留恋权力，虽然被袁世凯请出来取代段祺瑞为陆军总长，但态度甚为消极，又长期不掌兵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已经淡化了。而冯国璋则不然，辛亥革命后虽然不像段祺瑞那样掌握中央军权，但先后做过直隶都督和江苏都督，担任江苏都督时，驻扎南京。南京乃东南重镇，一般地方都督、将军不能比，以致有人把他看作帝制成败的关键，“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然而冯国璋既不左，也不右，始终居中间立场。对袁世凯要他出任征滇统帅一事，他以有病为名，托词不就。
段祺瑞和冯国璋是北洋军中一流的军事人才，从袁世凯清末练兵到民初问鼎，直至驱赶孙、黄国民党稳定全国局势，他们为袁世凯建立独裁政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民主共和的政治局面下，凭借他们的实力和威望，袁世凯以后，他们有足够的实力竞争国家元首；而袁世凯称帝，袁氏子孙万世一系，就等于杜绝了他们出任元首的机会。最不能让他们容忍的是，以后他们还要对蛮横骄傲的袁克定称臣。正如冯国璋所说：“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11]北洋集团中仅次于袁世凯的两大军事支柱段祺瑞、冯国璋不支持帝制，不出任征讨护国军的总司令。无奈，袁世凯只好亲自指挥，在北京设立征滇指挥部。此时的袁世凯可谓焦头烂额，内有护国军讨袁，外有列强不承认帝制；既要征滇，又要应付外交。
这一时期北洋军中的二流将领，直接参与讨伐护国军的要数曹锟，三流的如张敬尧等，四流的如吴佩孚等。他们这些人不像段祺瑞、冯国璋，具有竞争元首的地位和实力，因此直接听命于袁世凯。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死心塌地为袁卖命，而是各有各的考虑。
面对护国军的进攻，袁世凯按当年康熙帝平定平西王吴三桂的策略，分三路进兵云南。任命曹锟为第一路总司令，第一路包括曹锟的第二师、张敬尧的第七师和李长泰第八师中的王汝贤旅，这是北洋军正面进攻的主力，兵进四川。这一路军队按袁世凯的部署开往前线，然而他们并没有到前线去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而是考虑万一袁世凯失败以后怎么办？曹锟的悍将、时为混成旅旅长的吴佩孚说：“我们不能一味地服从命令，应该多留几手，暗中联络各省，将来项城失败，可免赞成帝制之嫌疑，如果护国军失败，则与项城交谊还在，此为一举两全之策。”北洋军主力部队中的将领竟有如此投机心态，在前线的表现就可想而知了。曹锟按吴佩孚的建议行事，一方面继续向袁世凯敷衍，一方面与各省联络，暗通消息。
最早与护国军接仗的是陈宦。帝制运动中，陈宦可以说是一个铁杆帝制派。早在帝制运动进行之中，他就曾致袁密电，表示忠心：“我军人以定乱保安为天职，但知效忠元首，不识其他……伏乞大总统俯顺舆情，毅然裁断，深维孔子正名之义，上追大舜察迩之训，早定大计，以幸天下。”1915年2月，袁世凯任命陈宦会办四川军务，同时抽调北洋军中的李炳之、伍祯祥、冯玉祥三个混成旅随其入川，完全将陈宦视作嫡系。陈离京前，按北洋军内部的规矩，要给总统叩头谢恩。陈宦带着三个旅长面见袁世凯，他“伏地九叩首，膝行而前，嗅袁之脚”，大呼“大总统如不明岁登基，正位中国，陈宦死都不回来了”。陈宦如此作态，连袁世凯都有点受不了。
然而，陈宦却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袁世凯对他如此厚爱，离京前还曾让袁克定与之换帖为盟兄弟，而到了四川以后反而对袁世凯颇有怨言。原来他离京前，袁世凯曾面许他川、滇、黔三省军务交他全权处理，但至四川后不仅没有落实，袁还派张联棻取代刘一清（陈的湖北老乡）做他的参谋长。为此，他认为这是袁世凯对他不信任，派张联棻就是来监视他的。后来袁世凯派曹锟督师入川，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引起了他的不满。这些都促使他对战事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蔡锷曾电劝他响应独立，他没有接受，在电文中也从来不骂蔡，对蔡锷始终保持着一种似敌非敌似友非友的态度。据袁世凯的亲信夏寿田说：“陈宦督川，在袁本倚做西南屏藩。陈未出京前，首先以帝制谄袁，故袁深信之其受命督川，赫赫一时，袁之宠信，几架乎北洋诸将之上，北洋旧部多不服，且以其人终有贰心也。帝制公开，陈一致赞成，滇黔事起，一面与北洋主张讨伐，一面与西南通款。”
前线北洋将士如此，后方北洋将士又如何呢？
1916年3月19日，直隶将军兼巡按使朱家宝向袁世凯呈了一个密电，揭发冯国璋等人的幕后逼宫行为。原来，冯国璋密电与他有联系的各省军政要员，建议共同发出一个压迫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借以打击袁世凯。回电表示同意列名的有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和湖南将军汤芗铭。冯国璋觉得五个人联名声势还不大，想进一步扩大范围，因此又以五个人联名密电的形式征求其他省将军的意见。不料这个密电到了朱家宝那里，被朱告了密。当袁世凯看到密电中请求“取消帝制，以安人心”时，几乎要晕过去，至此他才知道，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洋诸将，已经转变成他的敌人，而内部的敌人，比护国军这个敌人更可怕。他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就要到来了，两眼失神地对夏寿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昨天晚上看到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二次。第一次文忠公（李鸿章）死了，这次也许轮到我了。”
就事实而言，蔡锷倒袁对袁世凯来说不过是癣疥之病。雷声大，雨点小，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也没有能力与实力去实现推倒袁世凯的愿望。但是，最怕的是北洋团体内部出现问题。俗话说，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经过蔡锷一点火，袁氏集团内部的倒袁动作，就像一个癌细胞一样迅速扩散开来，它导致了袁氏集团架构与秩序无法正常运作，从而注定了袁世凯及其集团失败的命运。
半厚半黑难成事
抗战时期，四川富顺自流井地方有个叫李宗吾的人，著书立说，先后发表《厚黑学》、《厚黑经》、《厚黑传习录》等文，将中国二十四史、四书五经，从厚黑的角度进行解析，视角独特，言语犀利，令人耳目一新，故大受欢迎，在市场上一直畅销不衰。
李宗吾认为，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子黑。他杀吕伯奢，杀杨修，杀孔融，杀董承、伏完，杀皇后、皇子，心狠手辣，悍然不顾。他敢于明目张胆地说：“宁可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有这样的本领，当然可以成就大事。其次，要算刘备。他的特长，全在脸皮厚。他因为没有根基，长期靠依附别人为生，而且平生善哭，以弱示人，善于求得同情。有这样的本领，当然也可以成事。此外还有一个孙权，心子之黑，仿佛曹操，脸皮之厚，又如刘备，二者兼备，也就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
如果用宗吾大师的理论来评估袁世凯，来看待他的失败原因，倒也能悟出几分道理。
按道理说，袁世凯行伍出身，长期戎马生涯，杀人也算无数，对于鲜血该早已司空见惯了吧，说他心黑，似乎不应为过。他先背叛清室，后又背叛民国，脸皮也算够厚的了吧。他既然是一个既黑又厚的本色英雄，为什么最后却落得个里外不是人的惨败下场呢？这就需要我们开动自己的脑筋，不要被一些所谓的大历史专家的表面上的观点所迷惑。
实际上，袁世凯的心子还不够黑，脸皮也不够厚。如果他的心子黑得彻底，黑得透亮发光，脸皮厚得真如十八丈城墙的话，他是有机会做成皇帝的。
辛亥革命的真实情况是，武昌起义发生后，为了镇压起义，清政府以惊人的速度做了一次徒然的努力。
但是，革命之火已如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到了其他的省份，清政府大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之感；尤为严峻的是，清廷花了大量财力与心血编练的新军一镇接着一镇地倒向了革命。清政府的手中，只剩下了袁世凯一手编练的北洋六镇。但是，北洋六镇的将士们多是袁世凯的心腹，他们虽然没有背叛清王朝，但别人根本指挥不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监国摄政王不得不重新起用这个令他头痛无比的军界铁腕人物。
面对南北对峙的局面，清政府、南方革命政权都多少做了一点尝试，但都很难成功。环顾宇内，此时似乎只有袁世凯才是收拾时局的最佳人选。
此时的袁世凯重兵在握，他一手培植和始终暗中控制的北洋军队无人可以匹敌，而南方政权的军队则大多是临时招募而未加训练的新兵，战斗力根本就不行。可以这样说，当时只有袁世凯具有“助汉则汉兴，助楚则楚兴”的军事力量。他也因此成为南北双方争相拉拢的对象。南方许其以临时大总统职位促其早日“反正”，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清政府则不得不屡次为其加官晋爵，委他以重任，希望他像当年的曾国藩一样，将反叛力量迅速镇压下去。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摆在面前，何去何从可以说任由袁世凯自由选择。
但是，在这个可以说是民无所依、局势不明、完全可以帝制自为的关键时刻，袁世凯却并没有马上去黄袍加身。对此，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是由于袁世凯当时的军事、政治力量不够，还不足以去发动“陈桥兵变”，像宋太祖赵匡胤那样来个黄袍加身。
事实果真如此吗？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由于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领导的，因此孙中山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然而，当时的真实情况是，自从武昌起义爆发后，国人普遍瞩目翘盼的对象却是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这是因为，当时的客观情形是，各省纷纷独立，国家四分五裂，政权失去重心，假如要维持国家统一，早日结束国内战争，达到国内各方政治势力的平衡，就需要有一个能为南北双方都普遍接受，同时又强有力的具有全局影响力的铁腕人物。而袁世凯则正是被各方视为既能促使清帝退位，又能保持国家统一，并且免于列强干涉的唯一合适的人选。正因为这样，武昌起义发生后，国内外不少势力纷纷要求清政府起用袁世凯，其目的无非是要借用袁的威望和力量来扑灭南方革命的烈火。
然而，几乎在清政府起用袁世凯的同时，南方革命党人也把视线集中到了袁世凯的身上，反清阵营中同样产生了“非袁莫属”的舆论与呼声。黄兴就亲口许诺：如果袁世凯能够起来推翻清室，国民党就选举他做大总统。此后，随着南北议和，对袁妥协的空气更加弥漫到南方独立各省。这种情况所以产生，绝非用偶然性的理由能够解释清楚。事实上，这也正是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客观使然。
客观地说，袁世凯取代孙中山而为临时大总统，确实反映了当时国内一定的实际政治状况，并不完全是袁的权术，也不尽是立宪派和士绅名流为虎作伥的结果。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国家，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而行政权力的获取与权力行使的基础无疑是军事权威，离开这个本质问题就无法理解当时的政治发展规律。例如，黄兴在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参谋总长时，因“无主兵，命令难行”，许多军队他根本指挥不了。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政令不出南京，甚至出不了总统府”[12]。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袁世凯在当时作为军事、政治权威的重要性。
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拥有实力的各省立刻纷纷宣布独立，就连清王朝倚为柱石和干城的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队也都因为南方赠送的总统一职而从内部倒戈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清王朝与其说是被革命推翻的，倒不如说是在一定条件下自己内部迅速烂掉的更为恰当。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从历史上看，在一场革命中，推翻旧政权的过程越是艰难，需要的时间越长，对革命后新生政权的建设往往越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会形成一支可以作为新政权基础的强大的军队，也会造就一个较为成熟的领导集团。而这两者是任何新政权的建设都不可或缺的。
但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似乎是太容易了，更多的困难留给了革命之后。由于清王朝不是由长期的剧烈革命斗争推翻的，也就没有为革命派在战争中创建一支强大的军队创造条件。在当时，虽然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南方的一些省份，独霸一方的实力派们曾纷纷站到革命一边，但对于手中没有什么实力的南京临时政府来说，要控制和指挥这些军事力量是相当困难的。这种情形也反映在领袖的影响力上。孙中山个人的威望和影响是形成临时政府权威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上许多革命的例子都表明，领袖个人的魅力和感召力是形成革命后新的政权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轻而易举”的辛亥革命无法为形成这样的领袖提供舞台。孙中山虽具有相当的威望，但与历史上那些在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革命英雄式的领袖”是不同的；而且，孙中山的大部分革命活动是在海外进行的，因此，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的威望要远高于国内。种种迹象表明，利用领袖个人感召力来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权威基础的条件并不充分。在上述条件下，南京临时政府只维持几个月，就不得不将权力移交给袁世凯，这就毫不奇怪了。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斗争、梦寐以求的就是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政权，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武昌起义和全国响应为这个共和国的建立提供了机会。经过独立各省代表的讨论酝酿及孙中山的回国，1912年1月1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终于诞生了。对此，孙中山高兴地说：“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但是，这个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却并未能如孙中山所愿的那样成为一个强固统一的政府，它从一开始就软弱无力，对独立的17省政权从未实现过真正的号令权力。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过程中，独立各省就存在着严重的派系斗争和畛域观念。在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权活动中，就出现过武昌和上海两地相争的现象。1911年11月7日，湖北都督黎元洪以“义军四应，大局略定，唯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交战团体”为由，向各地军政府发出征求意见电。越二日，便通电各省代表赶赴武昌，筹组临时政府。对于黎元洪的这种做法，江浙革命党人与立宪派首领立即起而抵抗。11月1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提议在上海开会，筹建革命政权。理由堂而皇之，即上海既是位居交通枢纽，又是为列强各国注视之地。陈其美随即于11月13日通电各省代表来沪。11月15日，浙江、江苏、镇江、福建、山东、湖南、上海七处代表在沪集会，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这样，便形成了武昌与上海两个争夺建立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心，直到孙中山回国到沪，武昌、上海两地的争吵与矛盾才算告一段落。
同时，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运作过程中，独立各省并不听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际上成为一个对外名义上的代表独立各省的共和国中央政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时宣誓说：“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于此誓于国民。”他还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但是，要真正实现上述任务谈何容易。在民国初建、内忧外患、困难重重之时，临时政府要求其中坚力量同盟会加强统一领导，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但同盟会却恰恰相反，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反而更加涣散了。1912年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章炳麟就宣布正式脱离同盟会，而与立宪派、旧官僚联合，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1月14日，沪军都督陈其美因不能容许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在自己的禁脔之内活动而派蒋介石将其暗杀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湖北革命党人孙武由于未能取得南京临时政府中的部长席位，便愤然脱离了同盟会，转而联合湖北的立宪派另行组织“民社”，拥戴黎元洪为领袖，与同盟会作对。革命尚未成功，南方政府内部就已经四分五裂。
不仅如此，孙中山回国到沪所以受到东南各省民军的热烈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光复各军是把他当作财神来迎接的。当时盛传他“携华侨捐款数十百万以来饷军者”，江浙联军的将领们轻视黄兴而支持孙中山，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当日，即有将领前来相问：“公携华侨捐款几何？诸军望之如望岁焉！”但是孙中山当时既没有华侨捐款，也没有借到外债，回答只能是那么空洞无力的一句话：“我携归革命精神耳！”[13]这不能不使他的威信大受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的号令就大大地被打上了折扣。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手中无兵无将无钱，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但是在革命后，江苏省政府也常常是不买孙中山的账。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因财政上的困难无法维持下去。当时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在后来回忆中说：“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剂于政府。先生（指孙中山）即批给二十万。余奉令到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当时，孙中山为了摆脱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窘境，亦曾努力谋求日本等国在经济方面的支持，但列强皆从自己国家的现实利益出发，一致拒绝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借款请求。孙中山在后来解释这一段历史时曾沉痛地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尤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14]无可奈何心态溢于言表。
历史进程往往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所以能脱颖而出，实际上决定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受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制约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也与当时交错的各种因素相关。袁世凯作为一个有能力的汉人官僚，也占尽了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排满”心理、呼唤“强人”出现的时望的便宜。当时，企盼权威、喁喁望治的政治心态，并非民族资产阶级所独有，希望汉族军事强人入主政治中枢，不仅是一般人的“民意”，甚至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也曾有过类似的看法。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在给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咨文中就说过：“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成，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15]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孙、袁会谈，讨论国家大政方策，孙中山回上海发表演说又指出：“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并不谬误。”[16]“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袁）莫属。”[17]
另外，在当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就是西方列强的作用和影响。在当时半殖民地的中国，凡属重大的内政措施，不得到列强的支持与认可是难以行得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瓜分的基本国情，大大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列强需要的是对其俯首听命，但又能以高压手段、维持社会治安的强人，袁世凯正是当时的合适人选。
正因为如此，各国在华公使公开扬言：“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因为他已经显示出他的治理国家的才能比当代中国任何政治家为高。”“任命像孙中山或黎元洪这样的领袖为民国总统，决不能指望得到列强的早日承认。”
列强支持袁世凯上台的力量是强大的。
列强的这种态度无疑成为时人对局势观察的重要参照和依据因素之一，这对于国人的盼袁心态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心普遍厌战并害怕列强干涉，从而一致强烈要求列强挑选的代理人袁世凯出面解决时局问题，自然也就成为当时一个无可挑剔的选择。
列强的支持，为袁世凯的成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以后，由谁来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一时显得十分的迫切与重要。
治理国家远非进行革命斗争所能相比，需要有一批真正具有治理国家经验的人马。
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革命党人实在难以胜任。
同盟会为其最广泛组织的革命组织，在辛亥革命前的年代里没有能够始终保持团结一致。它的全国性领导人往往与各省的革命发展联系甚少，不能把在革命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各种势力融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尤其要命的是，他们担心持续的分裂和战乱可能导致外国的全面干涉，更担心自己因为无钱无声望而不能坚持下去。随着这种忧惧心理的蔓延，当解决全国性基本问题的时机来临时，他们因为没有能力，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
同时，革命党人虽然有着高度的革命热情与建立一个富强国家的美好愿望，但他们长期流亡海外，缺乏实际从政经验、执政能力与为各方所接受的资望。
北洋为世所重，民党为俗所轻。这就是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
关于这一点，黄兴在1912年6月就说得很清楚。他说：“事情很清楚，没有行政工作阅历的青年人不能忽视那些（旧人）的国务才干，尽管那是旧制度的才干；军队应该留下一批行家，尽管他们先前为清朝卖过命；外交方面，需要在欧洲有影响的人物，尽管他们的活动与清朝有联系；无论制度破坏得怎样合理，我们没有旧制度有经验的官员却是不行的，姑且这样说吧！”[18]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袁世凯及其党羽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巨大政治资源，已经成为当时人们需要和倚重袁氏集团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然的话，为什么在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共和政见、孙中山提出辞呈之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马上就“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并且会“满场一致，选公（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呢？“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19]当日的国民代表对袁世凯的重望，史实俱在，足以说明这一客观历史问题了。
可见，袁世凯做上总统，并非因其心黑，而确是众望所归。
袁世凯的心黑得不够彻底，那么他的脸皮是否厚到了足以成大事的程度了呢？
历史事实表明，袁世凯的脸皮还没有厚到不顾别人嘴巴吐唾沫星、只管做自己大事的程度。
在可以称帝开国的重要时刻，袁世凯却顾及世人的舆论，瞻前顾后、婆婆妈妈地再三声明自己世受圣恩，不忍从隆裕太后与宣统皇帝的孤儿寡母手中夺取政权。再三观望，直至中华民国成立，共和体制已经诞生于中国，他遂失去了这黄袍加身的千载一逢的重要机会。
当初，在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如乘天下大乱之际，亲率精锐虎狼之师，破汉口，下汉阳，占武昌，然后，北扫清穴，利用无人可阻、民无所归的大好形势，传檄各省，开朝定尊，建立一个新人新气象的中华大帝国，造成既成事实，帝业之脉谁能说不能在中国延续下去呢？退一步讲，在平定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之时，袁世凯逐孙、黄，定长江，四方拥戴，民心所望，如果在此时以雷霆万钧之势，由共和一转而为帝制，估计反对派也不能成就什么气候。可惜，袁世凯既想挂羊头，又想卖狗肉，最终因为犹豫不决，丧失了机会。时过境迁，他又想在错误的时间里复辟帝制，最终失掉了民心。
巅峰之处不胜寒
常言道：日满则坠，月满则亏。
袁世凯在当上了终身大总统后，他的人生与事业也达到了巅峰。
巅峰状态其实是一种危险。鲜有人能够在巅峰上长久地停留。
长期以来，各种有关清末民初的历史书籍，无不把袁世凯的面目刻画成“窃国大盗”、妄图复辟帝制、开历史倒车的民族罪人，将他说成是一个利欲熏心、狡诈阴险、机关算尽的小人，其实，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袁世凯身着新设计的洪宪皇帝戎装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袁世凯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能从一个布衣百姓，经过数十年的奋斗，就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权势最大的人物，没有真正的、超人的一流本领，要达到这一步，无异于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应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实践家，本可以成为国人所期待的华盛顿、拿破仑那样的人物，然而，由于受宵小包围，一念之差，在帝制的道路上错走了一步，就最终沦落为国人不可原谅的千古罪人，使他本可辉煌灿烂的一生黯然失色。
与袁世凯交往长达30年之久、对袁世凯有着深刻了解的张謇，在得知袁世凯去世的当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午后得沪电，知洹上（指袁世凯）以午前十时弃世，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一流之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人乎？抑人之自为而已？”
在这位可算是袁世凯半师半友的人的口气中，对袁世凯的失败充满了惋惜之情。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要做这个导致他名声落地的皇帝？
什么时间动了这个念头？
又是什么事情让他放不下这个念头？
张謇所说的“卒败于群小之手”，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情？
按道理，以袁世凯的眼光与聪明，不可能不看到其中的风险，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却违逆着民意，不顾心腹股肱的反对，把自己放在了火炉之上？这一切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作祟？
实际上，袁世凯一开始并没有做皇帝的念头，想做皇帝的念头始于他做上了终身大总统之后。
纵观中国历史，由一个当朝宰相或统兵大将乘乱窃位，在中华5000年历史上，是有其一定轨迹可循的。那就是，乘乱抓权、抓军，清除异己，培养死党，待时机成熟后，然后逼宫、受禅做下一朝的开国之君。东汉末年，曹丕在受禅之后就变成魏朝的开国之君魏文帝了。儿子做了皇帝，就追封他那位皇帝未做成的爸爸曹操为魏武帝。但是天道好还，45年之后，公元265年，魏相司马炎又逼魏主曹奂退位，自己受禅，是为晋武帝，追封他那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却始终未做成皇帝的老爸司马昭为晋文帝。晋武帝于公元281年灭吴，结束了80年的三国分裂之局。司马炎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衷即位，便是那个有名的糊涂皇帝——晋惠帝。当大臣告诉他老百姓没饭吃，都要饿死了时，他却反问说：“百姓没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糜？”总之，从曹魏的开国之君曹丕开头搞尧舜禅让的把戏以后，接着晋、宋、齐、梁、陈、隋六朝，都是由大将当权，入朝拜相，封公、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逼宫、篡位的。一簒六朝，历时数百年。
可是，辛亥革命时期，在袁世凯利用内阁总理大臣职位、占手握重兵之势，将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溥仪和隆裕太后孤儿寡母玩于掌心之上，让南方革命党人胆战心惊之时，他没有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做皇帝，而是养敌自重，最后逼宫成功，做上了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在袁世凯1913年挥师南进，将北洋势力遍布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时，他也没有在声望达到极点时动做皇帝的念头，而是做上了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这样看来，将袁世凯说成是中国历史上的曹操、王莽之类的人物，未免小觑了这位不世之才的能量。将袁世凯定性为一开始就蓄谋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企图复辟帝制的奸雄，也未免有失公允。历史的真正事实是：袁世凯最初并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他之所以搞洪宪帝制，原因错综复杂，并不像一般历史书上说的那样简单。
最初，袁世凯显然认为大总统也就是皇帝，名望与权力都是一样的。可是，经过两年国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折磨，他才恍然大悟：总统究竟不是皇帝。再经过世界法学权威古德诺与有贺长雄那两位教授的一番剖解，袁世凯益发相信共和与帝制只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无所谓优劣，而帝制更适合中国国情和他自己的个性，更能满足他的虚荣心。从此，他就存心化共和为帝制了。但是，政治家最忌讳的就是将不现实的计划纳入眼下的实践之中。袁世凯精明睿智，自然不会去贸然出手，他是既想着又怕着，举棋不定，最开始也就是抱着走着看的态度，并不一定非要做成这个皇帝。但有了这种态度，他身边的一帮醉心名利之徒就乘虚而入了。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袁世凯最终落入他儿子袁克定的陷阱和圈套，也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因为，他毕竟也只是一个人，一个比别人富有更多的智慧与能力的人罢了。
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将袁世凯与汪精卫相比。唐德刚认为：“袁世凯、汪精卫二人一为能臣，一为才士。二人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为曹操，一为张邦昌，就遗臭万年了。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坯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偏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却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推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也。”
袁氏称帝，袁克定的确是个关键人物。袁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别无足述，而其人又无德行，晚年竟以好男宠而破产破家，贫困以终。袁世凯一代枭雄，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之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心比天高，口若悬河，自己尚且不知，何能教人帮人？袁世凯为这样一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的一介书生所误，不败待何？
在另一部力作《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又这样感叹道：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民国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原也是个第一等大政客、伪君子。不幸受了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叹矣。
民国时期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曾是山西督军，作为一个冷眼旁观者，他对袁世凯称帝原因的观察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对于袁世凯帝制原因及其失败原因，阎锡山做过如下分析：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袁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官）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清朝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冀（希望）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趋，或者是另有别图。
综合看来，袁世凯产生做皇帝的念头，是由以下几个主要因素所导致：
1．对共和的失望；
2．儿子愚弄；
3．群小包围；
4．列强的欺骗；
5．袁世凯的迷信思想及传子打算。
首先，袁世凯之所以要复辟帝制，很大的原因，是根源于他对共和的失望。
在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一年半的时间内，在他的经验感受之中，这个总统当得没有味道。当初他之所以同意推翻清室，建立民国，一是凭他的感觉认识到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成为末路，共和也已经成为世界的潮流；二是他认为大总统相当于是前清的皇帝，其职权相同，不过名号不同而已。但是，现在清室刚刚宣布退位，孙中山就根据自己的主张擅自将已经确立的总统权限较大的美国总统制肆意变成为了总统权限较小的法国内阁制。这虽有限制袁世凯的意思，但此举也让人感觉到共和制度不过是政客手中的游戏工具而已，其神圣性在袁世凯那里就大大打了折扣。另一方面，袁世凯在前清任巡抚、总督的时候，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可以独断独行，快意威风，甚至超出了今日的大总统。就是在军机处时，国家大政也只是谋及二三位大臣，太后拍板，即刻就可以贯彻执行。哪里像现在，一受制于国会。几百个不能办事、只会清谈的议员事事要求讨论、表决；二是受制于内阁。国家行政及人事举措的发布，还得经过总理和相关总长的签字副署才能生效。事事掣肘，时时钳制，不仅办事不能痛快，行政效率也极低。袁世凯为了行使自己的总统职权，最终不仅要费脑筋与国会、内阁斗智斗勇，还因为此限制与自己昔日并肩战斗的兄弟唐绍仪翻了脸。越到后来，袁世凯越念起昔日的好时光，怀念起了他在北洋时代快意的政坛经历。在他的心目中，已经越来越讨厌这个束缚人手脚的共和体制来，对共和的失望，使得他越来越想走他曾经驾轻就熟的传统的施政老路，加强中央集权，加强自己的生杀陟黜的权力。
其次，袁世凯之所以要复辟帝制，很大的原因，是由大公子袁克定催促生成。
“儿子愚弄”，是使袁世凯丧失政治现实感、做出错误判断和决策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政治、经济圈中经常会发生的一种现象。自古以来，有哪个人不信任自己的骨肉、不信任自己的亲人？不信，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你周围的政坛诸公，看看有多少是真正能够过得了老婆、子女这一关的。一个人官做得小的时候，往往能够做到谦虚谨慎，但随着官越做越大，其自我也就难免于随之膨胀；如果一旦做到了领袖这个位置，程度不够的人往往就没有了自知之明，真个觉得自己英明伟大得不行，对于不同的甚至逆耳的意见就难得听得进去了。手下的政客们，自然也不脱政治人的本性，个中的况味，当然了然于胸，对领导人的心理变化早也揣摩得明白透彻，话捡好听顺耳的说，高帽子不妨时时递上几顶，领导高兴，自己也因之发达，何乐而不为呢？报喜不报忧、舆论一律，等等，就是这么来的。像称帝这种大事，积极参与拥立，那在新朝可就都是“从龙”之臣，前途未可限量着呢。一个精明的领袖人物，只要存了当皇帝的私欲，暴露出了自己的弱点，就会给“小人”可钻的空子，久而久之，其心智就会为这种谄媚逢迎的环境蒙蔽、窒息，不可避免地陷入“当局者迷”的状态之中。
民国初年，既无广播，又无电视，外界信息或来自政府报告公文，或来自报刊，袁世凯十分关注国内外舆论对帝制运动的反应，袁克定为了当太子，也知道父亲能否下称帝的决心，舆论的影响是个关键。于是，他伙同亲信伪造了袁世凯最看重的《顺天时报》，悄悄替换下了真的《时报》内容，若不是让他妹妹揭破，袁世凯恐怕到死还被蒙在鼓里呢。
《顺天时报》
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是因为这个缘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我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我们家里别人所看的，也同样都是假版。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大哥给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顺父母，所以他在我父亲面前的信用也最好。我父亲时常让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联系。可是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20]
自己的儿子尚且如此，手下官员的欺蒙之事就更可想而知了，更难得向他讲真话。所以，袁世凯满耳朵听到的都是想要听到的话，在这种错误信息基础上所做出的决策，偏离了实际情况，当然会导致失败。
第三，袁世凯之所以要复辟帝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到群小包围的缘故。其中，影响袁世凯最大的人当属杨度。杨度曾留学日本，学习政法，为袁世凯、张之洞所器重，被保荐到宪政编查馆，官职四品。杨度洋洋得意，但不久袁世凯被贬，张之洞去世，他的仕途前景也就暗淡下来。杨度主张君主立宪，但辛亥革命后中国走上了民主共和道路，他自忖虽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却无处施展。杨度极为关注中国政治走向，袁世凯以果敢手段驱逐革命党人，确立起中央集权政治，他从中嗅到了帝王的气息，心想自己从老师王闿运那里学到的帝王之术将有用武之地了。他慧眼独识，很早就把目标锁定在了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的身上。若能够帮助袁克定开创基业，自己就成了房玄龄、杜如晦一类的人物，青史留名，有多好啊！有了这样的想法，杨度就开始阿谀袁克定，称他是“当代秦王李世民”，他怂恿袁世凯称帝，为的是袁克定，而不是袁世凯。杨度在民初一直没有受到袁世凯的重用，他是不甘心的，于是把赌注投向了袁克定，梦想以辅佐之功做一朝宰辅。有了杨度的怂恿，袁克定促父亲反水的步伐当然大大加快。
第四，袁世凯所以决心帝制，显然也是上了列强欺骗的大当。袁世凯在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下滋生了帝制的念头。但是，他敢于将这个念头付诸实施，显然，是得到了列强的鼓励。正如阎锡山所分析的，列强之所以鼓动袁世凯称帝，其“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最初，德、英、日、美诸国皆积极向袁世凯抛去橄榄枝，声言支持他的帝制事业。可是，当袁世凯帝制行动的锣鼓敲响之后，列强看到中国内乱将起，可能会危及他们在中国的利益，立刻又联合加以警告。以日本为例，在帝制运动进入高潮时，日本内阁指示驻华领事馆静观发展，不予表态；而在内里，大隈首相则密告中国公使陆宗舆给袁世凯带话：如果袁诚意联日，日本会努力予以援助。由于没能得到袁的回应，日本内阁遂于10月内阁会议中议决干涉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在袁世凯接受皇帝推戴书后的第三天，日本联络英、俄、法、意四国公使联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暂缓改行帝制，但袁世凯未予理会。护国战争爆发后，日本自1916年1月起，由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第二部部长福田稚太郎少将和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每周聚会一次，研究对华政策。同时，派出参谋本部高级特务青木宣纯中将，以“考察时政”的名义前往上海，实际上他是日本联络策动中国各派反袁势力的总情报官和总联络官。他于1月26日抵沪后，次日即会见了梁启超，商讨反袁事宜。护国战争爆发前后，蔡锷、梁启超及海外流亡的孙中山、岑春煊、黄兴等人的活动均有日本人的参与，如蔡锷假道日本南下赴滇，一路上就有多名日本特务跟随保护；又如协助梁启超南下策动广西独立，也是青木宣纯一手做出的安排，用随同梁启超赴广西的黄溯初的话说，此行“因事前与日本当道预有接洽，故到处得到日本人的帮助，否则会被香港或海防政府捉将官里去了”。
在外交层面上，日本先是拒绝袁世凯的特使周自齐赴日参加天皇加冕典礼，故意羞辱袁世凯。随后又以内阁名义“严重警告”袁政府，再次要求延缓帝制，否则实力干涉。3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乘中国内乱之机，确立对华霸权，推翻袁世凯；承认中国南北两军为交战团体，默许日本国民援助南军，开始公开与袁为敌了。
至于流亡海外的原国民党人，除黄兴一派的李烈钧、李根源等先期潜回云南，附庸蔡锷，参与了护国战争而外，困处日本的中华革命党人，虽然看到这是倒袁的大好机会，但限于财力，难有作为。中山其时焦灼不已，每日奔走于日本朝野政要之门，奋力告帮，但收效甚微。面对国内党人纷纷来电要求接济饷械的电文，孙中山曾于云南发难之初致电上海机关，告以“吾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直到日本内阁做出了支持倒袁的决策，孙中山的窘境才有了转机。3月7日，日本阁议倒袁。3月8日，孙中山就从日本财阀久原房之助那里得到了第一笔20万元的借款，此后两个月内，久原陆续向中山提供了总计140万元。此外，久原还借给袁世凯的老对头岑春煊100万元，让他招兵买马拉队伍。他还资助北方的肃亲王等宗社党人搞满蒙独立。好在护国战争的主流出自进步党和立宪派，并非日本之阴谋主使，否则这场战争在历史上就难逃负面的评价与责难了。
最后，袁世凯之所以敢在帝制的道路上走下去，与他的迷信及传子思想，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袁静雪说：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得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主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
但是，光有帝王思想仍不足以解释袁世凯何以敢行险侥幸，其实，最终的病根还是出在袁世凯的迷信心理上。正是这种迷信心理，促成了他的失败和死亡。袁世凯晚年最常念叨的话就是：我家几代人没有长寿的，我年近五旬，没有几年活头了，当皇帝对我没有什么意义，云云。一般史家常常把这当作袁世凯的欺人之谈而加以忽略，殊不知这恰恰是索解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钥匙呢。
袁氏家族自从以科举发迹之后，其出名的男性长辈确实都是短寿之人。如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1806—1863，袁家第一代进士）只活了57岁；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1826—1878，袁家第二代进士、翰林）死时年仅52岁；次子袁保龄（1841—1889，举人）命更短，死时年仅48岁。袁世凯的本生父袁保中（1823一1874）死时年仅51岁，而其嗣父袁保庆（1829—1873）只活了44岁。这种普遍的短寿现象，很可能成为袁世凯心理上的一种宿命，尤其年过50之后，他更是觉得自己进入了临界期，恐惧成为他心头上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他那么急着做皇帝，很有可能存有把称帝当作“厌胜”的办法，以渡过他短命的一劫。
袁世凯曾说过他大儿子是残废，二儿子是假名士，三儿子是土匪，他如果做皇帝，实在传位无人，云云。这话似乎颇具诚意，不但使冯国璋信以为真，连当时驻华的美国使领馆也信以为真。他们竟据之报向华盛顿白宫，说袁总统不会恢复帝制。但是，我国古人说：“知子莫若父。”其实，反之亦然。他那个有野心的大儿子袁克定，就不把老爸不恢复帝制的话当真。袁克定当然深知其父的真实心理，便抓住袁家无人活过60岁的老传统，直接或间接地不断向老头子明言和暗示：这一不祥的家庭命运，只有做了真命天子才能冲破。另外，他更制造出无数中国传统帝王最容易用来欺人自欺的所谓祥瑞、显圣等以突破迷信老人的心理防线，使他深信称帝乃天意。例如此时湖北某地发现龙骨，长数丈。上书者言之凿凿。事实上，或许就是一种恐龙遗骨，是实有其事，使袁氏不得不信。还有更荒唐的真龙显圣的笑话，说某次袁世凯午睡方醒，家童以总统最心爱的玉杯进茶，竞失手把玉杯打碎了，说是在床上看到一条五爪金龙，惊恐之下，才打碎玉杯的。这些荒唐故事，可以肯定，都是出自袁克定的巧妙设计，但都是在袁氏心理防线最弱之时，最能触动他的心理暗示。这样，袁克定顺着袁世凯的心理，步步设下陷阱，促使老头子跳进火坑，改总统为皇帝，以为他将来可以君临天下做好准备。
袁世凯墓
仔细想想，袁世凯在终身大总统的任上，如果不是想多增寿几年，不是为了后代子孙考虑，不去触犯帝制这个雷区，也许，他的荣华富贵还会长久一些，他的统治也许就会慢慢地稳定下来。可惜，人一旦被欲望冲昏了头脑，就会把自己视作上帝，真的会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其实，不过是一叶障目、身陷迷局罢了。谁不服这个理，谁要较这个真，谁就必然会输得一塌糊涂。
在袁世凯鬼迷心窍、心乱意迷之时，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倒很清醒，为了告诫他这位已经犯了迷糊的老爸，曾特意写过一首题目为《明志》的小诗进行讽谏。
乍着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镫。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21]
这首诗重点是最后两句，“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袁克文奉劝老爹不要到“琼楼最上层”做皇帝。因为，《易经》首卦云，“九五至尊”已到顶点，如果不及时刹车，冲到“九六”，就会“亢龙有悔”。可惜，此时的袁世凯，在袁克定等一帮利欲熏心之辈的包围和推动下，已经骑虎难下，开弓没有回头箭，最终走过头了，醒悟时再想回头，已经没有后悔药可吃了。
[1] 《袁世凯轶录续录》卷一，第42页。
[2]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六），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页。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页。
[4] 张国淦：《袁世凯与黎元洪的斗争》，《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
[5]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
[6]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
[7]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8] 张国淦：《徐世昌谈洪宪小史》，《北洋述闻》，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75—76页。
[9] 木子：《袁世凯权术阴谋奸雄之道》，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351页。
[10] 张华腾：《洪宪帝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2—143页。
[11] 恽宝惠：《谈袁克定》，《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6辑，第141页。
[12] 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488页。
[13] 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页。
[14] 《总理全集·函札》（上），第375—376页。
[15]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5页。
[16]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4—485页。
[17] 《民生日报》，1913年7月29日。
[18] 《黄兴同俄国驻汉口领事馆秘书沃兹涅斯基的谈话》，转引自《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第93页。
[19] 凤岗及同门弟子：《山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1939年铅印本，第 113页。
[20]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6页。
[21]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
结语
全书写到这里，该是到了点睛的时刻了。
通观全书，诸君肯定已经得到共识：袁世凯一生的成败得失，与他在人生关口的抉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是全书的主线。
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与个人所处时代的客观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周围的环境与条件，是决定人生选择的重要力量。但也不尽然，一些杰出人物的超常眼光，往往使他能够透过现实，看到更远、更重要的东西。
青中年时代的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袁世凯成长于乱世，从小耳濡目染战火厮杀，家族又是靠军功起家的，这使他对从戎有着比参加科举考试更强烈的兴趣。兴趣即天才。兴趣决定动力与出路。当袁世凯在乡试道路上遇到挫折后，本就不热衷于通过学问安身立命的他，呐喊出“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的豪言壮语实际上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事后证明，袁世凯放弃科考、投笔从戎是一个多么正确的选择。与他同时代走科考之路、幸运中了进士的徐世昌，最后还不是靠袁的能量才跻身于清末政治大舞台？
人生道路的选择，看似简单，其实背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步步荆棘。袁世凯投笔从戎后，曾经拿到了父执辈的周馥将他推荐到李鸿章幕府的推荐信。按照常理，李鸿章当时权倾朝野，到这样人身边工作机会会更对一点。但袁世凯经过再三衡量，还是弃李鸿章而投奔了在一线工作的吴长庆。事后再次证明，袁世凯的抉择又是正确的。袁随吴到朝鲜，在短时间内即干得风生水起，声名鹊起，其名声不仅声达朝野，甚至引起了国际外交家的注意。
甲午战后，淮军覆灭，李鸿章失势，袁世凯又抓住机会，通过运作取得了小站练兵的权力。正是这个抉择，从此改变了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袁世凯靠新建陆军起家，蒋介石靠黄埔军校成事。这个经验已经是人所共知，在此不再啰唆。
1898年戊戌变法，袁世凯差一点因此毁灭自己的人生事业。因为手握兵权，帝后党都在竭力争取他。在排队问题上，袁世凯最后舍康有为党而站在荣禄一边，最终规避了风险，并且进入了最高掌权人慈禧太后的视野。可以设想，袁的政治发达是与每一步的惊心动魄、如履薄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袁世凯又因为谨慎行事，在王命遵守与不遵守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结果不仅躲过了灭顶之灾，而且从此成为驻华列强与慈禧太后须臾离不开的重量级人物。
1905年，羽翼已丰的袁世凯借立宪派宪政呼声，企图问鼎中央，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结果因为慈禧太后的警觉不仅没有得逞，而且引起了满洲亲贵对他的斗争。
1911年辛亥革命，袁世凯再次借势出手，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走向了他的事业的顶峰。
1915年底，袁世凯因为踌躇满志，没有能抵挡住周围小人的挑唆，帝制自为，自绝于民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1916年3月，他在悔恨交加中愤愤死去。一生名声功业，全部付诸东流，成为永远抬不起头、遭人唾骂的一代国贼。
走笔至此，已经无话可说。
千秋功罪，付与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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