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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上 从流氓到天子
一、什么叫赤贫
（一）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大概是最草率的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已经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经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说明他们俩做那件事的劲头太大。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笑话只好由人笑话了，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兜里揣个南瓜。反正装在肚子里，比揣在衣袋里还安稳，并不妨碍陈二娘伺弄鸡猪，插秧锄草。
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濠州钟离东乡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一直没来得及修理。粮囤里也没有多余的口粮。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粮食还总是不够吃，每年总有一两个月靠野菜度日，吃得全家大小面色发青。不过五四脸上并没有愁容，他一辈子经过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条小命派发到这个世上来，就总有养活他的办法。
蒙古人征服中国后的第四十九年，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阳历1328年10月21日的中午，陈二娘吃过午饭，收拾好碗筷，喂完鸡鸭，挪动着小脚，匆匆往地里奔。正是秋播小麦最紧张的时候，一时一晌也耽误不得。走到村东头二郎庙旁边，肚子一阵阵疼了起来，她这才想起，肚子里还装着个孩子呢！没办法，她只好拐进破庙。刚迈进庙门，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喘气的工夫，孩子已经蠢蠢欲动了，不由自主地顺着墙壁滑下来。她刚躺到地上，孩子已经呱呱坠地了。
哭声十分响亮。
然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多他一棵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朱五四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孩子生下来，连块裹身子的破布都没有。总不能让他成天这样光着啊！
幸亏二儿子到河边提水时捞了一块破绸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困难了，连名字都不用费心，这孩子犯“重”字辈，排行第四。不过传统社会习惯大排行，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这孩子正好排第八，就叫“重八”。
像一只小猪小狗一样，重八自生自长起来了。前途、教育、事业是些什么东西，没人费心去想。从小到大，他没穿过新衣服，没穿过新鞋。小时候大人出去干活，就拿一条索子，把他系在桌腿上，任由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脚趾头。他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晚上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五四在外面老实懦弱，谁都可以欺负，在家里却是凶神恶煞，看见哪个孩子偷懒，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没好没歹。
（二）
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朱元璋一生中经常做的一个梦是一桌大鱼大肉摆在面前，可是当他伸手去抓时，却被各种各样的意外打断：饭桌突然消失，大鱼大肉忽然变成一堆土坷垃，或者是，他突然被一只大人的手拎起来，扔到屋外。从梦中惊醒，他会听到自己肚子里不断的肠鸣，饥饿感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刮着他的肠胃。
未来的太祖皇帝早年最大的人生理想是能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饱饭。
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的，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荤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一家的状况。这是大元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状。不止大元如此，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谓予不信，请看孟子的话。公元前三百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宣扬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说，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大家都能吃饱；在饥荒年份，也不至于饿死人。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挣扎奋斗一生，五十岁之前却不能“衣帛”，七十岁之前不能“食肉”。这样的一生，竟然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然而，这个可怜的理想也很少能在这片土地上实现。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到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析骨为爨的悲惨岁月。
（三）
战国后期，中国人就已经懂得精耕细作。汉代的亩产量，据学者宁可计算，就已达到一百四十到一百五十斤。这个在现在看来不起眼的产量却让世界上其他地区追了一千多年也没追上，以英国为例，直到十二三世纪时，他们的亩产才达到九十七斤。按理说，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
但是，有三个因素剥夺了他们舒适生活的权利。
第一个因素是人口压力。前工业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西欧在从公元2年到工业革命前的1700年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零点零六五，而中国在公元2年至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约为百分之零点一一，高出西欧近一倍。中国古代人口增减循环周期之频，增长梯级之多之高，在前工业时代的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中国土地虽然辽阔，但人口密度一直远远大于欧洲。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均耕地占有面积，在北宋以前大体上维持在十亩左右。北宋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十亩以下，到19世纪下半叶，人均耕地面积更剧减到不足三亩。而到十三世纪，英国农民平均耕地较少的时期，一个农民的可耕地还有十八亩以上。
几千年来，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要有了一亩闲田，人们马上会生出一个孩子来占据它。填满这张嘴，同时再生出尽可能多的嘴，这个简单的目标吸引了中国人过多的注意力，使他们无力顾及人的其他需求。所以，虽然农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虽然中国农民一直是那样坚忍勤劳，可是广大的中国底层人民一直在半饥半饱中挣扎，永无解脱之日。
朱元璋一家就是典型代表。朱家世代平民，祖上没出过半个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元至正十六年（1356），二十九岁的朱元璋攻下集庆（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声名已显，霸业初定，第一次有了追根溯源的念头。他隐约记得父亲说过，自己祖上住在南京附近的朱家巷。派人找了几天，才发现朱家巷是离南京城四十里的一个小村。此时村中还生活着几家穷困潦倒的朱姓后代，听说攻占此地的红巾军大元帅居然是他们的远支本家，大喜过望，一起来到南京城内拜见。朱元璋十分兴奋，与他们亲亲热热地“叙长幼之礼，行亲睦之道”，大家坐在一处，一起回忆老朱家的历史。据老人们说，朱家最早好像是江苏沛县人，算来还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不知何时，流落到了南京附近。
大家穷尽所有记忆，仅能上溯五辈。第一辈叫朱仲八。从这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名字判断，这个能回忆起来的“开基祖”已经沦为赤贫，以至于连起名字的精力和能力都没有。和他老人家一样，以下数代人的名字无一例外，都是用数字代替的。然而，赤贫的生活条件没有影响朱家的人丁繁茂。仲八生有三个儿子，长名六二，次名十一，三名百六。百六生二个儿子，长名四五，次名四九。四九生了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四个儿子。长房初一就是朱五四的父亲。朱五四生于至元十六年（1279）。他还有一个哥哥名叫五一，大他四岁，生于至元十二年（1275）。五一和五四各又生了四个儿子，所以排到朱元璋时，他的小名叫“重八。”
从仲八到元璋，六代之间，平均每人有三个儿子。按这个数字计算，一百多年间，朱家家谱上这一支的朱姓男人已经由仲八一人积累到二百四十三人。这二百四十三人中的绝大多数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终生赤贫。从朱氏一族的例子可以看出，传统时代底层中国人的生育激情何其惊人。
正是人口压力，导致朱元璋的祖先世代逃难，不停搬家。
朱元璋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他们这一支离开南京城外朱家巷，是在祖父那一代。因为南京附近的几亩薄田养不活日渐长大的几个儿女，祖父朱初一逃亡到江苏盱眙，其时元灭宋战争过去不久，盱眙人口稀少，荒田颇多。祖父在此“开垦兵后荒田”（郎瑛《七修类稿》），艰苦成家，一家人起早贪黑拼命干活，逐渐有了点家产，“置田产”（郎瑛《七修类稿》），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给两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
就像祖父所希望的那样，家族人丁兴旺，两个儿子加在一起，很快给他生了五个孙子、孙女。辛苦置下的几亩地养不活迅速繁衍的人口，俟祖父一去世，两个儿子就不得不变卖家业，各自寻找地多人少的所在谋生。
朱五四八岁就随父亲从南京逃到江苏盱眙，娶妻生子后又搬到安徽五河，随即搬到灵璧，不几年迁到安徽虹县，五十岁上又搬到钟离东乡，这一次他住的时候最长，在那整整生活了十年，并在这里生下了朱元璋。朱元璋十一岁那年，再迁到西乡，过了一年，又迁至太平乡孤庄村（今安徽凤阳县治西南约十里处的二十营）。总计他六十四岁的一生，凡七次迁移。在每一地，最长不过十年。
并不是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喜欢浪荡，实在是因为以江淮大地之辽阔，却难以找到能养活他这至卑至贱的一户草民的几亩田地。自己的地种不起，只好给人当佃户。《明太祖实录》说朱五四“勤俭忠实”，老实巴交，带领一家人起早贪黑在租种的几十亩地里辛苦刨食。然而年终算账，大半粮食给了地主，剩下的还是不够吃。加之五四在一路搬迁的过程中，又不断生儿育女，负担越来越重。一年到头辛苦所得，怎么也填不满越来越多的嘴。更可气的，是有时候租种了一片生地，好不容易用血汗把它伺候熟了，一家大小终于吃饱了几天，地主却马上跑来加租，如果不同意，只能被夺佃赶走，另寻出路。搬了一辈子的家，吃了一辈子苦，流了一辈子汗，却总共也没有吃过几餐肉饭，穿过几件不带补丁的衣服。
当然，汗水绝对不是白流的。朱五四一辈子当牛做马，换来的是六个儿女一个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元璋的大哥娶上了媳妇，给五四生了两个孙子。二哥、三哥虽然倒插门，好歹也算成了家。两个女儿也都出嫁了。虽然儿女们个个都是文盲，一生注定都要在半饥饿中度过，但朱氏一门在中国大地上，终于又进一步发展壮大，在这片绝大多数人都艰难求食的土地上，顽强地挤出了自己的一块生存空间。这不能不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生存竞争的重大胜利。
可惜朱家列祖列宗不及亲见他们的孝子贤孙朱元璋在生育竞赛中后来又取得了何等惊人的成就。朱元璋称帝后，把朱氏家族所有潜在的生育能力发挥到了极限。他本人生了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他又鼓励自己的后代多生子女，不必承担任何工作，只需按人头领俸禄。于是，明弘治五年（1492），我们在史书中见到山西巡抚杨澄筹上报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晋府的庆城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老朱家的生育纪录，到这一年的八月即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孙一百六十三人。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据王世贞估算，每十几年，明宗室人数就增加百分之五十。另据徐光启推算，明宗室人数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宗室人数总共五十八人，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而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如果大明王朝能“再活五百年”，那么朱姓子孙迟早会压塌半个地球。
（四）
为什么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有这么强烈的生育冲动？
我曾经向我那个拥有三个儿子和五个孙子的远房大伯请教过这个问题。他说：“你们城里人老了有退休金，我们农村人老了就指着儿子养活哪。再说了，在农村，你这家儿子多，人丁旺，就没人敢欺负你。你家人口少，一打仗都没有个帮手，指定吃亏。”
旧时代的人生活离不开家族。人多势大的家族往往占据上风，人丁稀少的弱族则往往处于受凌虐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生存竞争的需要使旧家族产生了一种无限扩张人口的内在冲动。
传统时代的中国人，是被锁定在传宗接代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篆刻为祠堂牌位上的几个汉字。传统家庭中，家长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多生养子孙，是实现和增强这一权威的最重要方式。小时候，小孩子间最常见的骂人方式之一就是宣称“我是你爸爸”，对手的回击当然是“我是你爷爷”，双方就这样在辈分上无限累加上去。当然，另一种路径是由“我×你妈”以及“我×你奶奶”无限上溯。传统相声以及现在的二人转中，在辈分上占对方的便宜似乎永远能换来大面积的笑声。就像鲁迅所说，最无能的人，也总可以生几个孩子来显示权威，不至于沦落到绝望的谷底。无法实现“向上意志”，那么就向下用力，多生孩子。虽然听起来有点荒唐，这是不是中国人生育冲动的一个心理原因？至于孩子生下来，能不能受到教育，未来的生活能不能幸福，似乎不是他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所以，尽管一生都在颠沛流离当中，朱五四还是不遗余力地像倭瓜甩蔓一样东一个西一个地生。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发现像古代中国这样的生育激情。在欧洲几千年历史中，堕胎和杀婴一直是常用的控制人口的手段。欧洲人老了之后不依靠儿女赡养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原来人死后在阴间得靠纸钱作为经济来源，他们死后或者魂飞魄散，或者直接升入天堂吃喝不愁。因此从文明源头开始，欧洲人对生育就抱着一种警惕的态度。古希腊思想家一直强调控制生育。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口增殖与城邦的经济政治状况有密切的联系：“繁殖如无限制，势必导致贫穷……跟着贫穷，又导致内乱和盗贼。”（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他说：“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他主张，国家应该根据诸如地产多少等经济条件，控制人口。在一个财富资源相对固定的城邦中，人口也应该保持相对稳定。“各家繁殖的子嗣应有一定的限数，倘使新娠的胎儿已经超过这个限数，正当的解决方法应在胚胎尚无感觉和生命之前，施行人工流产（堕胎）。”
古希腊年轻人比几千年后的中国人观念更为新潮，他们注重个人成就，不愿过早地因婚姻而影响其追求。希腊社会流行晚婚，一般男子结婚都在三十岁左右。古罗马帝国政府虽然大力提倡生育，但收效甚微。那时上流社会的人为了不受婚姻的束缚，逃避家庭责任，许多人选择终生独身。据古代罗马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记载，奥古斯都发现很多男子为逃避禁止独身法令的惩治，想方设法制造欺诈性婚姻。有不少男子特意与年龄远低于最低婚龄的女子订婚（订婚视同结婚，可不受禁止独身法令的制裁）。等未婚妻达到成婚年龄后再放弃婚约，转而追求与年龄更小的少女订婚，以此坚持独身。
虽然蛮族入侵冲击了希腊—罗马文明，但节制生育却被文明化的蛮族继承下来。中世纪时的英国贵族同样自觉地进行生育控制。由于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等待继承的长子一般在继承家产之后才结婚，而那些没有财产的幼子要么去追求女继承人，要么干脆独身。那时候英国上层社会男子结婚的平均年龄接近四十岁。这就是英国古典小说里恋爱的双方通常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和十几岁的花季少女的原因。只有这样，在上一代人去世或者年迈失去劳动能力时，下代人刚好建立家庭，继承地产，接替前代。
所以，在经济腾飞前，西方的人口密度一直低于中国。这使得欧洲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大大高于中国，为欧洲人的思想启蒙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五）
除了生育冲动外，导致传统时代中国人生活痛苦的另一大原因是自然灾害。众所周知，朱元璋之所以出家为僧，是因为大元至正四年（1344）的一场大旱灾。
其实，即使逃过此次灾荒，朱家也注定会在另一次灾荒中家破人亡。因为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是一个灾害频发之地。淮河是一条有名的害河。竺可桢教授曾根据大量史料，整理出上自成汤，下迄光绪各朝代、各地区的水旱灾害年数，发现淮河流域是我国旱涝灾害发生最多的地区之一。据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统计，自公元620年至1949年的一千三百三十年间，豫东一地发生旱灾的年数为四百五十三年，涝灾年数为四百四十八年。俗话说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县，平均每四年就要发生一次较为严重的旱涝灾害。
朱五四搬来搬去，最终搬到一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这当然不能怪他没有眼光。原因很简单，灾害较少的地方，人口密度往往较大，无法容纳新来人口。只有在灾害频繁的地方，人口周期性减少，才让朱五四有了见缝插针的机会。朱五四搬到孤庄村时，这里还没有完全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村落间甚至有老虎横行。《凤阳新书》载当时“自定远抵淮涘，南北数十里，嵁岩林莽，虎聚为患，村落震恐，行旅戒严于其途。后元命将军应宜儿赤捕杀殆尽，其患始熄”。可见当地人烟之寥落。当然，这种见缝插针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至元四年的这场大旱中的死亡就是他为前几年勉强填饱的肚子付出的惨重代价。
由此，我们看到了造成中国贫困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灾荒。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正像我们今天在新闻里总是不断听到各地的水旱灾害消息一样，在历史上，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很少有大部风调雨顺的时候，局部灾害无年不有。翻开中国灾荒史，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共两千一百五十五年间，就有一千零五十六次旱灾和一千零二十九次水灾的记载，水旱灾害加起来几乎平均每年一次。其他的自然灾害，如蝗灾、雹灾、风灾、疫灾、地震等，则举不胜举。如此频繁的天灾，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人祸：三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到处是森林与沼泽，水草肥美，风调雨顺。然而，由于几千年的过度开发，森林被砍光了，沼泽被排干了，黄河成了悬河，土壤蓄水能力严重下降，小旱每每变成大旱。几千年来，北方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艰辛，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不无关系。
据《元史》记载，有元一代近百年间，全国遭遇大水灾九十四次，大旱灾六十二次，大蝗灾四十九次，大饥馑七十二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年都有两三次大灾。最严重的时候，人相食的记录达十余次之多。这就是环境恶化的直接恶果。即以朱元璋家乡的淮河为例，它之所以频频为害，主要是因为人类活动改变了它的自然生态和流向。
而欧洲的气候比较稳定，由于海洋性气候的调节，西欧的气候要比同纬度的中国北方暖和得多，它的降水虽然不及中国南方，但远胜中国北方，足够农业灌溉使用。因此欧洲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中国北方那种赤地千里的现象。两相对比，诚如邓拓所说：“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有的西方学者甚至直呼中国为“饥荒的中国”。
（六）
中国贫困化的第三个因素是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专制制度的发达使中国官僚体系的早熟和完整举世无匹。官僚体系的庞大，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皇权，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无法抑制的疯狂扩张的冲动。每个王朝建立后，官僚队伍的人数都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农民的负担也自然直线上升。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新中国成立时，人口与干部比是六百比一，现在则是三十比一，就是历史惯性的鲜明体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在每代王朝建立之初的三五十年“清明之治”时，农民的负担会暂时减轻，会积累一些财力来改善生活状况。而过了头一两代皇帝，则负担就迅速加重，普通百姓生活难以为继。
在历代大一统王朝中，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属于统治技术较为粗糙的一类。蒙古人本不懂农业，当初南下之际，曾想将汉地“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也就是说，把农民消灭干净，把良田改造成牧场。还是在耶律楚材的劝说下才改变了主意。耶律楚材打动蒙古统治者的主要理由是：改为牧场，收益不如剥削汉地农民大。
基于这种思维方式，蒙古人的剥削比史上其他任何大一统王朝要更赤裸裸。元朝将全国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为了防止汉人反抗，蒙古人规定，不许汉人学习武艺，不许汉人上山打猎，甚至夜间禁止汉人通行。《元史·刑法志》载：“诸夜禁，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违者笞二十七，有官者听赎。其公务急速，及疾病死丧产育之类不禁。”也就是说，每天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老百姓不许上街行走。和这一条相配合的是在以上时段，不许百姓点灯。汉人百姓，生活如同奴隶。
经济上的剥削比政治上的歧视更令底层百姓难以承受。蒙古皇室挥霍起来手笔很大，日常生活奢靡无比，宫廷的花销大得惊人，据天历二年（1329）中政院的报告，“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帛五万匹，绵五千斤”。他们做起佛事来更是漫无节制，最多时一年做佛事五百多次。据延祐四年（1317）统计，每年内廷做佛事，要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酥油二万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
这些费用最终是由底层社会来承担的。还是以朱元璋家为例：元朝实行职业世袭制，将一部分人户另立户籍，承担某种专业性的徭役，如站户（承担驿站的徭役）、矿冶户（开采铁、银等矿）、猎户（从事打捕）、水手户（充当河运与海运的水手）、灶户（煮盐）、窑户（烧造瓷器）等。朱家巷的朱家先祖们本来是淘金户，按规定，每年需向官府交纳金子，但南京附近并不产金，于是只好靠卖粮换钱，再到远处买金子充数。这样折腾几年，把仅有的一点家产赔光，才不得不北渡长江。然而到哪里都逃不脱官府的搜括。五四逃到淮北之后，还没有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官府就开始来收税。按照元朝规定，淮南北的农民要缴纳人头税、农业税和科差。人头税每人两石谷，约合今天的三百六十斤。朱五四家三个成丁，就要缴一千零八十斤谷。税粮要由税户自己输纳进仓，按国家规定，每石税再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而实际征收的要远远大于这个规定。元代前期官员胡祇遹说：“鼠耗、分例之外，计石二三可纳一石谷。”如此算来，一千零八十乘以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就变成了一千三百五十斤。科差主要包括丝料、包银、官吏俸钞三项，是按户缴纳。规定每户纳丝一点四斤、包银钞四两（银钞二两合银一两），官吏俸钞五钱至一两。按购买力计算，元代一两银值四石谷，则三两银值两千一百六十斤谷。所以三丁之家一年要负担三千五百一十斤谷。我们估算朱家那时每个劳动力可生产粮食两千斤，则总产量六千斤中的一多半要交给国家。这尚是国家正式规定的税收，各地政府的层层加税还不在此列。
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新王朝初期，才能够温饱有余，而其余大多数时期里，都在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处境之下。据庞卓恒在《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中介绍，在正常年景下，中国农民一般状况下每年产品的剩余率不会大于百分之五，而中世纪一个占有全份地的普通英国农奴户净余率为百分之二十六。他们一年生产的粮食约为四千六百四十亿公斤，除去租税、种子、口粮后约可净余粮食一千二百二十四公斤。从这个数字看，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欧洲农奴比起来要低很多。
由此可见，中国官僚阶层对广大农民的剥夺，远远严酷于欧洲的庄园主。中国农民被迫在简单再生产中耗尽全部潜能，这使他们无法像西欧的农奴一样，有剩余财力来发展自己的智力，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由此推动起一个又一个的促成封建制度解体的重大历史变迁。
（七）
中国文化中携带着“贫穷基因”，或者说，“贫困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础部分。
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禁锢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
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总结的贫困文化的特征，我国从古代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具备。如较高的死亡率，较低的估计寿命，较低的教育水平，为生存而进行长期奋斗，典当，过着受束缚的生活，终生忙碌而无闲暇，向往权力，大男子主义，只顾眼前，不信任政府，软弱无能，对地位差异敏感而缺乏阶级觉悟等。这种贫困文化使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财富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注自己的内心，关心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古希腊文明就是建立在滚滚而来的金币之上的。因为贫瘠的土地无法养活自己，希腊人不得不尝试外出冒险。庞大的希腊船队源源不断地输出葡萄酒、橄榄油、陶器，运回粮食和金钱。有位经济史家断言：“公元前6至4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19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
富裕起来的平民要求政治权利，最终促进了民主政治的产生。
中世纪之后，欧洲之所以能冲破黑暗，迎来文艺复兴，根本原因也在于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欧洲的农奴能够越来越富裕，并且可以和封建主讨价还价，获得市民身份。他们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精神力量不断增长，最终推动了商品货币化的浪潮，迎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中国却在贫困化过程中越陷越深。与西方社会的上升趋势相反，中国历史的发展却呈下降趋势。如前所述，中国农民的平均耕地在宋朝以后，再也没有回到人均10亩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国文明史上成了最后一个辉煌的朝代。在那之后，元、明、清三代，贫困化的加剧日益消耗着中国的精神，使中国文化进入了长期的停顿和倒退。“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查尔斯·K.威尔伯）一个家族衰落贫困之后，其家族成员往往会由往日的信心十足、意气风发而变得精神萎靡、气质鄙俗，而其家长也会日益目光短浅、专制、粗暴。中国的变化正与此类似。自宋朝灭亡之后，高贵气质和人文气息在中国文化中越来越淡薄，盛唐时的自信和宋代的优雅也没能复现；相反，拘谨和懦弱日甚一日地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发展壮大。
赤贫出身的朱元璋，则是中国文明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手。
（八）
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起到17岁以前，朱元璋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
朱元璋符合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的一切条件。从懂事开始，他就开始了劳动生涯，跟在娘的屁股后面拔草，和小伙伴们上山打柴。十多岁开始，就去给地主放牛。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恶劣的饭食，也没有耽误他长成一副魁梧的身材，只不过容貌丑了点：脑袋很长，下巴宽大，整个一张驴脸。《明史》含蓄地称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
虽然出生于世代赤贫之家，朱元璋却从小智商奇高，脑筋够用。又因为身强力壮，打架在行，他成了村子里的孩子王。他无师自通，知道怎么摆弄各类性格不同的孩子：那几个身高力壮有本事的，他加以笼络，为我所用。其他那些跟屁虫，他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全村的小孩子都归于他统一领导之下，老老实实听他指挥调遣。
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破烂不堪，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做胡须，找一块车辐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孩子一行行、一排排，毕恭毕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吴晗《朱元璋传》）谁叩头叩得不响，当时走下去，一脚踹倒，然后再叫边上的孩子继续打，直到打得他肯把头叩得嘣嘣响，脑门上长出大包为止。
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四邻八乡游串的说书先生来讲书了，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在这些评书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四百八十座军州”。对于到今天为止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些评书演义，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粗糙的底层文化产品——而不是那些高雅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才是他们真正的精神基石，奠定了他们一生思维模式的基础。
朱元璋的童年实在是太平凡了。一般人出名之后，老乡们总会给他附会出一些幼年颖异、天生不凡之类的传说。可怜朱元璋的老乡们制造起这类本不需要太多原料的传说，都觉得有些困难。制造来制造去，不过编出了这样一个笨拙的故事：朱元璋和伙伴们一起在山上放牛，肚子饿了。有人说要是有碗白米饭吃就好了，有人说吃肉才香，越说大家肚中越火烧火燎。朱元璋指着眼前的牛说，这不就是肉吗？想吃咱们宰一头尝尝。有人说，那回去不得被打烂屁股啊？朱元璋说，管他呢，先快活一顿再说。说着抄起一把砍柴斧，就把一头小牛犊给宰了。有人带头，大家也就不怕了，有人帮忙剥皮，有人去捡树枝，生起火来，大家痛痛快快吃了顿烤牛肉。不一会儿，地上只剩下一条牛尾巴。吃完牛肉，大家才害怕起来，谁也不知道回去怎么交代。朱元璋脑筋一转，把牛尾巴插在山石缝里，和大家约好，就说小牛钻进山洞里了，怎么拉也拉不出来。大家齐声说好，一哄而散。
这么弱智的传说当然不可能是真事。这个本来为神化朱元璋而制造出来的拙劣故事，唯一透露出的真实信息，仍然是贫困和饥饿。
在对一个人精神世界发展至关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朱元璋所能接触到的外界资源太少了。史称朱元璋自小资质俊秀。《明太祖实录》载：“太后尝谓仁祖曰：‘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曰：‘岂在此乎？’”原来，陈二娘曾找人算了一卦，卦上说他们家会出一个“好人”，二娘对五四说：“谁呢？这几个孩子都是一副没出息样，我看也许就应在重八身上。”从朱元璋后来的表现看，陈二娘的话算是有先见之明。然而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开始了错误的人生，朱元璋再聪明也不过是一个乡下的穷孩子，注定与土坷垃打一辈子交道。
在乡村社会里，不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和对权力的盲目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朱元璋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里面。
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在凤阳乡下这些农民的眼睛里，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对农民们有着持久的影响力，老年人因此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国家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国家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当了皇帝的朱元璋保持着朴素的农民道德，对天下老年人施以特别的尊重。他颁布《存恤高年诏》，规定“所在有司精审耆民……年八十、九十，邻里称善者，备其年甲、行实，具状来闻。贫无产业，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岁加赐帛一匹、絮十斤；其田业仅足自赡者，所给酒、肉、絮帛如之”。就是说，各地老年人，活到八十岁以上的，他每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还赐给“里士”爵位；九十岁以上的，每年再多给帛一匹、絮十斤，赐给“社士”爵位。见到县官，一律平行行礼。
取消宰相制度后，朱元璋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异想天开，认为民间老儒起自田间，淳朴老实，富于经验，于是从社会底层直接提拔辅政人员。他在洪武十三年九月设立四辅官制度，以“协赞政事”，从民间找了几个普通老儒王本、杜佑、龚敩等分任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辅佐自己施政，“眷注特隆”。不过实行了一段时间，朱元璋发现自己的想法太天真。“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这些老人除了看孙子，别的贡献确实难以做出。于是在洪武十五年，他不得不又废除了四辅官。
对于外部世界，农民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他们不爱冒险，只想守着前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一成不变地安安稳稳生存下去。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满足于把蒙古人赶回沙漠，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勇气和眼光，深入沙漠彻底歼灭之。日本人不断制造事端，对他进行挑衅，他也是发几道诏书，申斥一顿了事，没动过兴兵远伐的念头。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在《皇明祖训》里，他把十多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国家“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它们动心思。虽然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但中国农民世代对套院墙一直有着不衰的热情。而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以至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代遗物。
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的另一个深刻的印记。底层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们的全部注意力。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从这一点看，它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然而，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农民们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他们的精明、现实有时不可避免地变成短视和愚昧。农民较少有机会锻炼归类、抽象、推理这些较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在他们的头脑里，世界是以实实在在的实物方式存在的，是山、河、土地、树木、庄稼、猪、牛、羊、鸡这些事物的总和。他们计算数字时，眼前总是要闪着这些事物的形象，或者想象着手指头、脚趾头的样子，才能算得过来。他们不能理解超出实物层面的道理。
朱元璋和任何一个孤庄村乡亲一样，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他们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换来实实在在的粮食，而商人们只是把货物从各地交换一下罢了，货物总量并没有增加，却像变魔术一样地变出了许多额外的利润。这无论如何让他们想不通。因此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为了贬抑商人，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本来在宋代，中国就实行了税收全面货币化，而朱元璋却使税收制度退化到实物制阶段。“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黄仁宇说，朱元璋的设计“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
第三个影响是强烈的亲族观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农村社会里，血缘关系比任何关系都可靠。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任何人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独独对自己的血亲却无条件地倚重信任。他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对自己的亲人却奉之唯恐不厚。
虽然有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朱元璋还是视而不见，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权力。他的孩子都被封为亲王，拥有雄厚的兵力，有的甚至“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以此防止帝国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臣们指出他封建诸王之策的严重弊端，他却认为这是离间他的骨肉，把进言者抓来囚死狱中，这一安排在他身后终于酿成了靖难之乱。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们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贵，不必从事任何职业，以至于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国家最沉重的财政负担。
农民生活给朱元璋留下的印记异常深刻，他终生保持着浓厚的农民习性、农民作风和农民气派。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他们在计算生产成本时，从来不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好像体力和精力是一种最不值钱的东西，可以任意耗用。有农村生活的艰苦打底，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仅此一端，即可想象他是多么勤奋。
在对自己的享受上，农民是最严厉的克已主义者。几千年的贫困生活积累下来，他们的节俭欲甚至已经成了一种盲目的本能，而不是一种手段。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堪称登峰造极。当了皇帝后，他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陈梧桐《朱元璋大传》）。他所用的床，若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1370）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衲单。朱元璋说：“这是做衣服的边脚料，我让人缝成一块布，省得丢掉可惜。”（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他对浪费是如此深恶痛绝，有一天退朝，见到两个太监穿着新靴子在雨中走路，朱元璋大怒，立即把他们叫住痛斥：“靴子虽然不值什么钱，可是做一双得费多少工！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叫人把这两个太监按在地上，狠狠打了一顿。又有一天，见到一个官员子弟穿一身值五百贯的华丽衣裳。朱元璋大不适意，教训他说：“如今你借父兄的光，生长于膏粱纨绔之下，农桑勤苦，邈无闻知。一件衣服花了五百贯！这是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而尔费之于一衣，骄奢若此，岂不暴殄？自今宜切戒之！”
像每个农民一样，朱元璋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他手下的功臣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老乡。登基之后，他觉得哪个地方也没有老家好，越来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凤阳本是贫瘠之地，立国之初，他却坚持把国都定在那里。虽然大臣们多次劝谏，也不动摇。农民们生活中一再节省，盖房子时却会倾其所有。同样，为了经营中都凤阳，一贯坚持轻徭薄赋的朱元璋也劳民伤财，不惜人力物力，先后征用了几十万军人和工匠，花钱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为求坚固，石缝里都灌上铁汁。不料工匠们不胜劳役，用“厌胜法”表示愤怒。气急败坏的朱元璋把大批工匠杀掉，衣锦还乡的计划也因此而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贫瘠小村，就真的成了大明王朝的首都。
二、初生鳞甲
（一）
元至正四年（1344）春，朱重八还不满十六周岁。放到现在，还不过是一个初三学生，正懵懵懂懂地处于好奇、甜蜜、惆怅、早恋甚至会离家出走的青春期之中。十六岁的他却已过早遭遇了命运的猛烈一击。
俗话说“羊马年好种田”，然而1343年这个羊年却一夏无雨，粮食减产一半。转年又是数月不雨。地裂得像小孩子的嘴，往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庄稼枯黄瘦小，死活不肯离开地皮。所谓祸不单行，就在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挽救这点庄稼的时候，一场浩大的蝗灾袭来，大地上残存的一点绿色也被一扫而光。
本来就不敢多下的米，每顿饭时又少放了一碗。从草木返青开始，人们就四出剜野菜、剥树皮，掺在粥里吃。两碗野菜稀粥吃进肚里，一泡尿又都撒光了。人们饿得头昏眼花。六百多年前的那个春天，如果走进安徽凤阳，你会看到不少人走路都摇摇晃晃，连坐在墙脚的年轻人都瘦得浑身皮肤打褶。孩子们关节突出，面黄肌瘦，眼睛越发显得大。只有小肚子鼓鼓的，其实装的不过是地瓜叶和野菜汤。
上天显然是存心和人们过不去了。就在人们的身体已经虚弱至极的时候，瘟疫又来了。症状是突然发高烧，上吐下泻，人很快虚脱，一般挺不过三五天就死了。一开始人们还没有在意，当每个村子边上都添上几座新坟的时候，恐慌才笼罩了整个凤阳。人们明白，这是上天又“收人”了。不少人家打起包裹，锁上院门，开始逃难去了。
朱五四逃了一辈子难，如今已六十四岁，须发皆白，身躯佝偻，实在逃不动了。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饱过的老人，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习惯于欺凌弱者的病毒首先把他列为攻击对象。老头全身高烧，嗓子红肿，躺在床上绝望地呻吟。请大夫对这个人家来说是太奢侈的事情，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烧上两炷香，然后，就是听着老汉的呻吟，等着他死去。
四月初六日，五四终于结束了一生的苦难，撒手去了。然而，对于朱家来说，这却只是灾难的开始。就在五四去世前三天，元璋的大哥重四也倒下了，在大嫂的哭声中挺了六天，四月初九日去世。死亡名单上的第三个是大哥的长子。最后，二十二日，五十九岁的老母陈氏终于给这个名单画上了句号。
转眼间，人丁兴旺的朱家九口中死了四口。而在此次灾荒之前，二嫂、三嫂都已先后病故，二哥的独生子也夭折了。现在，朱家只剩下元璋和他的二哥重六，以及大嫂王氏和她的一双小儿女。
相比起大伯朱五一一家，朱元璋家还不是最惨的。朱五一一家一十四口，在这次大灾中死了十三人。只剩下重五哥的媳妇田氏逃过了这一劫。
自打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起，朱元璋感受最多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严酷。在这个寒冷的世界上，只有家庭给朱元璋带来了一点点温暖。如今，连这点为数不多的温暖和亲情也没有了，他生命中唯一一点可贵的东西被命运剥夺了。
（二）
朱五四被土地榨干了一切，大地却没有准备他的葬身之处。入土为安是一个中国人对生活最后的，也是让人无法拒绝的要求，即使明天就要饿死，今天朱氏兄弟俩也要把自己父亲的尸身安置妥当。然而，大难之际，赤贫之家想要找一块坟地，实在是太难了。走投无路之下，兄弟俩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以为毕竟主佃关系多年，他再怎么狠心也不至于忍心让一个老佃户曝尸荒野吧。谁知刘德不但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兄弟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朱元璋后来回忆说：“田主（刘）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
好在中国农村大地不光有饥饿和寒冷，还有着世代不绝的淳朴和仁厚。老朱家的惨景，让邻里都为之忧愁。刘德的一位远房本家刘继祖是村中另一个大户，看到此情此景，派儿子刘英把元璋兄弟叫到家里，给他们吃了一顿热饭，然后说，你父母都是老实忠厚人，死后不能没个葬身的地方。我村东那块地，地角那半分，地势比较高，做坟地可以，你们要是不嫌弃，就送给你们吧。
兄弟二人闻听，双眼含泪，跪下用力磕了几个响头。刘继祖忙把他们搀了起来，说快回去准备准备吧！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因为连一粒余粮都没有，更何谈棺材。不但没有棺材，翻遍整个屋里，也找不出一件完整的衣服可做寿衣。没办法，只好让父母穿着那身千疮百孔的破烂衣裳，卷在那张露了许多洞的芦席里入了土。兄弟二人都饿得脱了相，也没力气挖深墓穴，只好草草埋了了事。朱元璋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家破人亡，亲人离散，兄弟也准备像父祖当年那样，分头去逃难。在这个世界上，穷人的生命比一只蚂蚁还脆弱，这一分手，分散在茫茫人海，也许永世不能相见了。想到这里，兄弟俩抱头痛哭。多年后，朱元璋在《皇陵碑》中这样回忆当年的惨景：
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
哭声惊动了隔壁的汪大娘，老人家挪着小脚，过来安慰兄弟俩。大娘说，二哥一个人出去还行，重八年龄太小，怎能一个人出门！不如到村头皇觉寺里当个和尚吧！再说你爸妈当初想把你送到庙里当和尚来着。
原来朱元璋出生后不几天，曾经得了肚胀病，一直不吃奶。朱五四到处求医，总不见效。就和陈氏商量想把重八舍给寺庙，应许等朱元璋大了送来做和尚，求佛保佑他平安无事。
不过，想当和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庙里同样口粮紧张，不送点礼打通关节，轻易进不去。同一方水土的人，如同一根藤上的瓜，心都是连在一起的。虽然自己也是穷得揭不开锅，汪大娘还是掏出压在箱底的钱，替元璋买了香烛礼品，让儿子陪元璋到了庙里。
（三）
朱元璋在皇觉寺半饥半饱的小和尚生活，只过了五十天。作为新入寺的和尚，他年龄最小，地位最低，所有扫地打水做饭上香之类的杂活全是他的，吃饭时他却是最后一个。干了一天活饥肠辘辘，到口的却常常只有半碗残茶剩饭。朱元璋在家中虽然也吃不好穿不暖，但毕竟是家中的老小，从小到大都是受关心受照顾的角色，到了庙里，实在难以适应。有一天，打扫伽蓝殿，一不小心，给伽蓝像绊了一下。朱元璋正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顺手就给了佛像几扫帚。过了几天，大殿香案上的供品被老鼠给偷吃了，老和尚责骂朱元璋不好好照看。朱元璋更是生气，心想这个泥胎菩萨，大模大样地坐在上面充当神灵吓唬人，连自己跟前的供品都看不住，害得我跟着挨骂，实在可恨！于是拿了支秃笔，在伽蓝菩萨塑像的背后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发去三千里”，意思是说将伽蓝菩萨充军发配三千里。少年朱元璋性格中强悍泼辣的一面，在这些细节中被保留下来。
谁承想这半饥半饱挨打受累的日子，后来居然也成了甜蜜的回忆。不久全县大饥，寺庙里的粮仓也迅速空了下去。第五十一天，老和尚把几个和尚叫到一起，宣布粮食已尽，只好封仓，叫大家各谋出路。
对朱元璋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乞讨了。因为虽然当了五十天和尚，但还没来得及学习念经做佛事，别无谋生手段。寺院生活唯一的收获是把他从一个农民变为流丐的时间推迟了五十天，而且还给了他一套比一般乞丐体面一点的行头：一套僧装，一个木鱼，一只瓦钵。一般的乞丐叫“要饭”，他则可以聊以自慰地称为“化缘”。名目虽异，内容则一。
虽然是自学成才，但朱元璋的诗文通脱自然，朴茂雄强，颇有可观之处，请看他是如何在《皇陵碑》中描述自己的三年流浪生活的：
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这一百二十字，是关于朱元璋流浪生涯的唯一记载。文辞直白，情辞并茂。把少年朱元璋流浪路上的形单影只、艰苦悲凉表现得相当动人。可惜，相对于流浪生涯对朱元璋的一生轨迹的重要性，这一百余字无疑是太寥寥了。我们必须在这一百二十字之上深入探索，来推断这三年风雨对他的影响。
当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钵，走出皇觉寺破败的大门的那一刻，世界在他眼里变了。在此之前，他朱元璋是被许多套定位系统牢牢锁定在大元社会的一个细胞：不论是户籍本、家谱，还是和尚度牒，都表明他是被这个社会牢牢控制着和规定着的。他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的一个男丁，是朱氏和陈氏家族亲戚网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结点，经纬分明，一目了然。他的未来生活本来是恪守三纲五常、乡规民约，信奉鬼神，尊敬长上，安分守法，勤苦成家，春种秋收，娶妻生子，生老病死。
可是，因为这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他身上所有的锁链都被扯断了。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官府不再管他，甲长不再管他，甚至现在连寺庙也不再管他，平生第一次，他一无所属，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定位。
现在，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断了缆绳的一只小船，任何一股大浪打来，都有可能吞没他。他深知，从此之后，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了。
他沿着乡村小路，一直向南走去。老和尚说南边年景好点。路边的景色变得越来越陌生，经过一个大村子，他挑了一家高门大户的院子，有点胆怯地扣动了门环。
（四）
可以想见，从一个重信誉、好面子的农民家庭出来的孩子，第一次向人家开口要饭要突破多大的心理障碍。
老半天，门开了，门里人探头看了一眼，不耐烦地“咣”地又把门关上了。朱重八心里一凉。正当他犹豫不决转身要走的时候，门又开了一条缝，一只拿着勺子的手伸了出来。重八赶紧把瓦钵伸过去，勺子一倾，一把生了虫子的糙米哗哗滑落：“今天已经过去三个化缘的了，就这点了，快走吧！”
中午，朱元璋就在村边的破庙里找几块石头，支上瓦钵，倒上水，把这把米煮得半生不熟，勉强填了填肚子。
艰苦的流浪生活就此开始了。他先是向南一直走到合肥，接着又往西走到河南固始。随后的几年中，他又相继流浪到河南信阳、临汝，往东折向河南淮阳，经河南鹿邑、安徽亳县，又回到过安徽阜阳。一路跋山涉水，云水飘扬。可以想见，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的乞讨路上会品尝到多少常人体会不到的饥饿、孤独和艰辛。他吃过大户善人施舍的白面馒头，也曾吃过草根、野菜。他住过高门大户的下人房，住过村边的破庙，也曾经睡在山洞山崖，睡在雪地里风雨中，天为幕地为席。他一路念过佛号，也帮人打过短工。在许多城镇里他和乞丐们打过架，有的时候，他也曾加入当地丐帮。实在饥饿难耐的时候，他有几次还做过小偷，趁农忙村民们都下地的时候，跳墙进入人家家里，偷厨房的食物、柜里的银钱，也偷院里的鸡鸭。
传说深秋的一天，朱元璋走到一个叫剩柴村的地方，已经几天水米没粘牙，忽然在村边发现了一棵柿子树，上面挂着几个霜打过的红柿子。他攒起最后的力量，爬上树去，一口气吃了十几个，总算活了下来。发迹之后，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带领大军又一次路过这里，发现这棵柿子树还在。朱元璋不禁感慨万端，下马抱树痛哭，又脱下自己的红袍，披在树上，说：“封尔为凌霜侯！”
朱重八三年游荡，相当于在社会大学读了三年书。由于悟性高，他的成绩也非常出色。经过最初的不适应，他已经成了流浪的老手。这种生活让他大开眼界。
和平静的孤庄村比起来，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复杂、太庞大、太繁华了。他见到了在孤庄村里无论如何不可能见到的社会百象。
元末人口日益繁盛，政府统治力下降，社会越来越呈现多元化，世相越来越纷繁。仅就骗子来说，就多如牛毛。如今中国社会上的种种骗术，千百年前就已经流行在江湖。元代文献记载过于简略，我们可以引用《武林旧事》所载宋代市井情形来参照一下：
商业繁华之区，人口密集，游手好闲的人，实在太多了。有所谓“美人局”（以妓女为姬妾，诱引少年人），柜坊路局（以赌博游戏结党等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事、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不一而足。又有卖买物货，以伪为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以至顽徒如“拦路虎”“九条龙”之徒，尤为市井之害。故尹京政先弹压，必得精悍钩距、长于才术者乃可。
三年行走于险恶的江湖，朱元璋对中国的社会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时，他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识了冷酷、邪恶，领略了勇敢、义气，也见到了苟且、堕落。三年流浪，让他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朱元璋晚年，他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们说他“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之情伪，亦颇知之”“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在三年江湖生活中历练出来的。
江湖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性格。走出孤庄村时，虽然已经表现出与一般孩子不同的胆大聪明，他本质上毕竟还是一个质朴的农村少年。流浪生活大大损坏了他的道德素质。对天天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他来说，活着就是目的，吃饱就是价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了流浪儿的生命哲学。只要能弄到吃的，什么事他都做过。他抢过比他更饥饿的人的粮食，替人背过尸体，甚至掘过坟盗过墓。长时间的混迹江湖，使朱元璋习惯了原本不可想象的偷盗和欺骗。
他从一个逆来顺受的、习惯于被动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大胆狡黠的野兽。走出了孤庄村，他的生活第一课就是敢于冒风险。如果不是几次在关键的时候偷到了吃的，他早就饿死在流浪的路上。在机会和风险面前，如果不采取主动，就得付出惨痛代价。他曾经多次和街头的乞丐们打过架，很多时候是一对多。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时刻那股不要命的狠劲救了他。三年下来，冒险精神就成为他性格特征的一部分。在机会面前，他反应敏捷，富于主动精神和进攻性。因为他知道，被动就等于死亡。
他从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变成了把人不当人的冷酷无情的人。生活的苦难早已磨钝了人们的痛感神经。而江湖上历来崇拜暴力，江湖上的英雄是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老大。江湖经历使他明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生存，心一定要硬、要冷、要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经历过多次惨痛教训后的他认定，只有那些最狠毒的人，才能在恶性生存竞争中抓住也许是唯一的机会。从外面的世界回到孤庄村，人们发现，这个少年已经长成了成人，眼睛里的热情、天真不见了，却多了一丝瘆人的阴凉之气。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五）
从卑贱的贫农到高贵的天子，其过程并不像苹果由青变红那么简单。淮河南岸那间塌了顶的茅草房和南京城内金碧辉煌的奉天殿，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对朱重八来说遥远得以光年计。如果说，那个聪明伶俐的穷孩子朱重八是块品位不错却深埋于穷山僻野的铁矿石的话，那么，有那么几个机缘使这块原本极为普通的矿石变成了特种钢材：元末的社会动荡如同一场大地震，把这块矿石从地底颠簸出来；三年流浪生涯，把这个本分的农民孩子从一块土坷垃似的矿石炼成了一块乌黑的生铁，使他身体与心灵同样变得坚硬冷酷；而随后的多年战争，则似血与火的熔炉，让朱元璋百炼成钢。
对朱元璋个人来说，从赤贫到天子的奇迹发生在他身上是一件极端的几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一万种机缘凑在一起，才造就了他这位布衣天子。然而，对中国历史来说，从流氓到开国天子，却几乎是一个规律。光辉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中，那些丰功峻德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开国皇帝以外，几乎都是出身江湖。
惊讶吗？这就是事实。如果熟读的话，中国历史会经常给人这种出人意表的结论。王学泰在《游民与中国社会》中为我们举了这样几个例子：
汉高祖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就像司马迁那部文笔生动的《史记》中记载的那样：（高祖）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
刘邦的本家刘备是个织席小贩，没什么文化。“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其素质作为颇类当今黑社会小头目，故能结识关张，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个开国皇帝刘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卖鞋为业。为人剽悍，仅识文字，因好赌而破家，落魄至极。
五代时五个开国皇帝均为流氓兵痞出身。十国的开国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吴越王钱镠“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业”。
正史对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出身多有掩饰，其实他亦出身游民，其父流浪于杜家庄，做了当时谁都瞧不起的倒插门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从军后才渐渐发迹。
……
阅读这些开国皇帝的传记，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他们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到皇帝的路途中，都有一个流氓化或者流民化的过程。
因此，三年流浪对未来的皇帝朱元璋来说，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是朱元璋生命中的大关节，是他从赤贫到皇帝必须经过的一道手续、一次培训、一次考试。从农民到游方僧的变化，不仅仅是衣着的改变，而且是一次心灵的质变：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胆大妄为的流氓。流氓是皇帝的蛹。
中国的顺民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物种。中国历代农民是被无数条绳索牢牢捆缚在土地上的。各级官僚的层层控制、宗族制度的严密约束、乡规民约的不断教化，以及除土地之外没有谋生的空间，使农民们如同树木一样，生长在土地上，每年结出果实，供官府摘取。由于历代不断进化的愚民统治，使他们目光短浅、头脑封闭、因循守旧。他们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怕鬼神，他们什么都怕。他们没有进取精神，总是被动承受命运。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对那时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人在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面前都选择了忍耐。“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中国人的气质》）
因此，指望这些被摘取了头脑和爪牙的驯服动物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重新长出牙齿和利爪，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砍断他们身上的条条绳索，把他们放逐到正常社会之外，放逐到皇权、族权、三纲五常的教化之外，让他们在风雨冰霜中重新披上鳞甲，恢复原始野性。而历代无能的统治者正是在不断地做这样的事。他们的低能统治把大批农民逐出土地，离开土地的农民只能靠流浪为生，就像朱元璋一样。
一旦披上鳞甲，他们就注定会在历史上独领风骚。社会其他阶层的头脑和视野很容易被几亩地几本书牢牢控制，而江湖之人却得天独厚，他们经历复杂，对社会各个层面人的心理都有所了解。长期混迹江湖，给了他们精明的头脑，使他们更容易参透中国社会的秘密，更深入地掌握中国社会的潜规则。1959年，毛泽东谈论刘邦的成功时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由于在正常社会里没有身份和地位，游民们没有羞耻感这个障碍，做起事来不循常轨，敢为常人所不敢为，善于脑筋急转弯，敢于闯红灯或者绕红灯。项羽用刘邦的老父亲胁迫刘邦投降，刘邦却说：“你我曾经结拜，我父就是你父，如果你一定要煮杀你的父亲，那么望你也分一杯肉羹给我吧！”项羽无论如何想不到刘邦会给出这样的回答，他自以为一定会起作用的威胁只好作废。这就是流氓战胜贵族的典型例子。
长期的风霜给了他们一颗黑心，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强大意志力、野蛮性，这些在乱世中往往是决定性的力量。他们能杀人不眨眼，他们能壮士断腕，以求全生。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也许同样精明，但是他们的禀赋柔弱，没有摧锋折刃的胆量，没有厚脸皮和黑心肠，因此只能做这些绿林豪杰的助手和谋士，跟在他们身边吃一点他们掉下来的残渣剩饭。所以，历代开国帝王虽然利用知识分子，但大都瞧不起知识分子。刘邦看到读书人戴着端正的帽子，就叫人取下来，往里撒尿。朱元璋和张献忠杀起读书人来如同草芥，把文官当成奴隶一样挫辱折磨。
有了头脑、脸皮和黑心，他们已经初步具备在一个恶性竞争的社会里成功的能力。再加上上天赐予的机会，他们当然会惊天动地，青史留名。
三、崭露头角
（一）
赵翼对朱元璋的评价被许多人认为十分准确：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朱元璋是一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骨子里，他永远是一个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农民。江湖经历又向他的血液里注入了与众不同的泼辣。他的流氓手段帮助他在与群雄周旋时长袖善舞、纵横捭阖，而令他笑到最后的却是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农民式的谨慎、持重。
史称朱元璋“地主阶级化”前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是率领汉人推翻蒙古人统治的民族英雄。岂知他走上英雄领袖生涯的原因实是迫不得已。
虽然在大元统治下朱氏一家经常颠沛流离，食不果腹，但朱元璋对蒙古皇帝缺乏痛恨之情，甚至充满感戴之意。草民一食一饭，都是朝廷所赐，这种观念在世代安善良民的朱家根深蒂固。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曾对臣下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终其一生，朱元璋始终把元朝入主中国，享受汉人膏血视为“奉天承运”“顺天应人”，理所当然。
因此，朱元璋一开始没有“积极投身革命”就可以理解了。在他流浪江湖的几年中，大元天下已经是烽烟处处，而史料并没有留下朱元璋“向往革命”的蛛丝马迹。那时，白莲教遍布乡野，朱元璋不可能不有所耳闻目睹，但是也没有他参加白莲教的任何记载。为了生存，他可以偷可以抢，但是从来还没有想到过“造反”。他对这个词连想都没有去想。在外流浪三年之后，大饥荒终于离开了凤阳。朱元璋结束了流浪生涯，回到皇觉寺。虽然已经多年身受目睹了元朝的反动统治之残酷暴虐，或多或少受到白莲教“革命思想”的影响，朱元璋还是选择了老老实实做一个前途黯淡的和尚，并且在冷冷清清的庙里一待就是三年。小时候因为父母格外疼爱，送他读了几个月私塾，但大字还没识满一筐，就供不起了。这次，在寺庙中，他开始认认真真地跟老和尚学念经，认识了千把字。
朱元璋为人做事的特点是认真敬业。从他登基后仍然对佛教保持了浓厚的兴趣这一事实看，他在这三年和尚生涯中，对佛教经典确实是下了点功夫的。《皇明本纪》说他从此“始知立志勤学”。《剑桥中国明代史》说“在这时他似乎开始学习认字并简单地研修佛教经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记忆力也很强”。他认认真真地学习做道场、吹法螺，这是和尚收入的最大来源。后半生他有几种可能的选择：也许是继续做和尚，也许积点钱买几亩地还俗做农民，也许会学门技术，做个木匠或者瓦匠。只有军人不在选择之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军人是风险最大的职业，实在不符合他谨慎的本性。
然而，身在乱世，人的命运就是如此离奇，你越怕什么，什么就偏偏会来到你身边。朱元璋重做和尚的第三年头上，农民起义的烈火烧到了皇觉寺边。
白莲教和朱元璋的专业也就是佛教关系很深，或者说，是佛教净土宗的一个变种。
天下事物，只有足够“低幼”才能流行，这是永远不变的规律。要说正宗，中国佛教当然要以千辛万苦从印度取回真经的三藏法师玄奘创立的唯识宗为正宗。然而事实是，唯识宗因为经典太浩繁，逻辑太细密，不适合普通人的智商而迅速式微。中国特色的净土宗却因为它的简便易行大行其道。
净土宗修行起来特别方便。它不需要你钻研什么佛经，也不需要你苦苦修行，它只要你会说“阿弥陀佛”四个字就可以。它的理论是，一声阿弥陀佛可以免除几十亿劫的罪过。只要你不停地念佛，积累的功德就越来越多，等到阿弥陀佛被你烦到不行了，就得把你救出苦海，往生净土。
所以它迅速深入民间，南宋之后，“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底层信众完全被它垄断。
白莲教是净土宗的一个变种。它的教义也同样简单，只不过它组织比较严密。净土宗虽然也结社，但社内关系松散，讲究平等，而白莲教将平等的关系变成严格的师徒关系，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严格的师徒网络，成为政治动员的有力武器。当腐败蔓延、统治力衰微之际，往往是这类民间宗教兴盛发展的时期。一旦势力成熟，起义就不可避免。
大元王朝自建立以来，政治从来没有稳定过。蒙古贵族没有学会汉族立嫡以长的继承制度，为了攫取最高权力，政治高层不时发动宫廷政变和武装冲突。从至元三十一年（1294）元世祖去世到元统元年（1333）元顺帝即位，四十年间居然换了九个皇帝，平均不到五年就发生一次政变。统治集团忙于内斗，对民生大计无心过问。白莲教势力因此轻松席卷了大江南北。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率三千白莲教众斩白马乌牛起事。他们宣称教首韩山童是宋徽宗的第九世孙，应做皇帝。刘福通是天上派下来辅佐韩山童的大将。起义军头裹红巾，身穿赤衣，被称为“红巾军”。
大元王朝已经成了一个烂透的梨子，只等一声震动就会掉落下来。刘福通一呼百应，各地无数底层豪杰应声起事，大半个中国沸腾起来。农民大起义的浪潮很快波及朱元璋的家乡。至正十二年（1352）二月，濠州出现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
原来，至正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安徽定远的大地主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人借白莲教声势起兵，也以红巾为号，“衣巾皆绛”。附近农民几万人，“弃农业，执刀器”，纷纷前往投奔。二月二十七日，郭子兴等五位“节制元帅”率领这支队伍，一举攻占了濠州，皇觉寺所在地区被纳入农民军的势力范围。
乱世里没有清静之地。起义军三天两头来庙里搜粮食，找吃的。不几天，元军又驻扎到附近。他们不敢与农民军正面交锋，每天到各村抢劫，见人就抓，当作“乱民”送到长官那里报功领赏。朱元璋登基后在《纪梦》一文中描述当时的情况说，红巾军“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乡，焚烧闾舍，荡尽民财，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而官军则“声攻城而逡巡不进，惟是四掠良民，得之则以绛系首，称为‘乱民’，献俘于上，请给其功”。在这种“造反军”与“反造反军”的拉锯战争中，最倒霉的就是既不“造反”又不“反造反”的广大平民百姓。用朱元璋的话说，就是“良善者生不保朝暮”。和尚们在庙里成天提心吊胆，看这样子，保不齐哪天就被官兵抓去充当“乱民”，被砍掉脑袋。没办法，他们只好白天揣个饼子，躲到山里，等太阳下山了，再回来睡觉。
岂料在两军夹缝间，如此苟且偷生都不可能了。那天和尚们下山，庙已经没了。原来农民军来庙里找吃的，一粒粮食也没找着，一生气，一把火把庙给烧了个精光。
朱元璋彻底走投无路了。再出去流浪吧，烽烟处处，天下已经没有安静的地方。兵为刀俎，民为鱼肉。看来在这个武力决定一切的时候，只有拿起武器，才有可能活下来。可是，当什么兵，也是个问题。“出为元兵，恐红巾至，欲入红巾，畏元兵至，两难莫敢前。”他在《纪梦》中这样描写自己当时的心情：“予当是时，尚潜草野，托身缁流，两畏而难前。欲出为元，虑系绛以废生；不出，亦虑红军入乡以伤命。”
在残垣断壁里忍饥挨饿躲藏了几天，他意外地收到了同村的一个哥们汤和给他捎来的纸条。原来这个哥们已经加入红巾军了，说现在在军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活得很，劝他也快快参加。
他还是拿不定主意。谨慎的天性让他一次次拖延，不到最后关头，绝不选择军人这个职业。这时，命运给了他最后一次推动力，大师兄告诉他，红巾给他捎信的消息已经被人知道了，有人想向官军举报他呢。
事已至此，他还是没下定决心。他找到了尊没被烧坏的菩萨像，想让菩萨给出出主意。点上香，磕了头，拿起神案前的两块木片，按老和尚教给他的卜卦法卜算起来。
朱元璋在《纪梦》中这样描写自己的占卜过程：
于是祷于伽蓝，祝曰：“……民人尽乱，巾衣皆绛，赤帜蔽野，杀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趋吉，惟神决之……”
看来朱元璋对农民起义军的看法确实不怎么样，这完全是一群强盗嘛。所以第一卦是问应该逃走还是继续当和尚？如果是应该逃往他乡，那么两块木片落在地上应该都是正面；如果继续当和尚，就一正一反。
很显然，他的头两项选择里没有当兵。
摇了半天，扔到地上，结果是两块木片都是反面。看来这两者都不为神佛所赞同。
那么继续算吧。“祝曰：莫不容予倡义否？若是则复阴之。以珓掷地，果阴之，方知神报如是。”就是说，难道神是要我参加红巾军吗？如果那样，应该是反面。一扔，果然是反面。
一个伟大农民起义领袖的命运就这样被两块木片确定下来了。革命与反动之间就这样一念之隔。不过这个一念之差一直让朱元璋感觉不好意思。后来，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为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在《皇陵碑》中又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这固然是因登基即位后为维护皇朝统治不得不以造反为非，也未尝不是他参加革命大业时的部分真实思想反映。
（二）
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一日，一个穿着破烂袈裟的年轻和尚来到濠州城下，向守门的士兵要求进城去参加红巾军。这和尚身材高大，黑长脸，大鼻子、大耳朵、大下巴，双目炯炯有神。守兵觉得他身上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面对雪亮的大刀，这个人沉得住气，并不害怕。鉴于城外元军密布，守兵认为面前这个人有可能是元军的奸细。发一声喊，几个人按住朱元璋，五花大绑，拉到护城河边准备砍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是形势的需要。在这些初级阶段的革命者看来，可以随便杀人也是起义者的一种特权。
选择了当兵就是选择了风险，这朱元璋早有心理准备。没有想到的是还没当成兵就可能先成了刀下鬼。不过朱元璋并没有惊慌失措，他的第一反应是声嘶力竭地呼喊，试图吸引更多的军人来围观，也许会有人出来制止这几个守兵的野蛮行径。
这个做法救了他。正在城外巡视的义军元帅郭子兴听到了他的呼喊，驰马赶到，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郭子兴从这个二十四岁的小和尚眼里看到了一点与众不同的内容。冰凉的刀片贴在脖子上，这小和尚的眼睛里却看不到慌乱。从这个心灵的窗口，你能看到是他的大脑在紧张地运转，迅速地做着各种判断，以求拯救自己于危局。他沉着地回答着郭子兴的问话，神态恭敬，语言流利，逻辑周密，三言两语就使郭子兴确信他不是间谍。
否极泰来。护城河边这意外的一遇，开启了朱元璋成功的序幕。郭子兴对这个机智勇敢的年轻人留下了如此深的印象，不久，他就把朱元璋调到元帅府做了自己的亲兵。
郭子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不断发现珍贵的品质。郭子兴发现这个年轻人头脑异常清楚，说话条理清晰，做事谨慎周密。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年轻人常有的轻浮鲁莽，有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所缺乏的沉着老练。使朱元璋注定出类拔萃的品质是，不管做什么事，只要着了手，他都会全心全意地做好。既然选择了军人生涯，他就强迫自己竭尽全力，去做一个出色的士兵。郭子兴交给他几件事，他都办得妥妥帖帖。出兵打仗的时候，这个年轻人也很勇敢，“从旁翼卫，跳荡无前，斩首捕生过当”，出色地履行了亲兵的职责。郭子兴尝试着叫他带小队出征，每次打仗朱元璋都身先士卒，而得到了战利品，从不独吞，总是和大家平分。时间不长，他就成功地在小队里树立了威信。
郭子兴知道他碰到了一个难得的人才。渐渐地，在有些事情上，他开始找朱元璋商量，让这个年轻人帮他拿拿主意。朱元璋的意见常常超出他的意料，然而经朱元璋分析解说之后，郭子兴又觉得确实很有道理。起义之初，集权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濠州城中，义军五位元帅名位相当，不分高下。传统中国人天生没有享受“民主”“平等”这些“普世价值”的习惯，五位元帅明争暗斗，各不相让。郭子兴在五位元帅中排位本来在最后，却心高气傲，“素刚直，不屈人下”，和其他四人关系都很僵，有时甚至赌气不参加元帅会议。每逢这个时候，朱元璋就耐心劝解，说大事初起，大敌当前，军心不稳，一旦真的内斗起来，起义肯定失败。此时此际，只有委曲求全，小心翼翼维持合作局面，等实力壮大了再想办法。再说，多参加元帅会议，有事大家一起商量，接触的机会多了，矛盾也就慢慢可以化解了。郭子兴听了，觉得还真是这么个理，于是就又穿戴整齐，出门参加会议了。
时间久了，郭子兴对朱元璋越来越欣赏，以至他把自己的干女儿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这个赤贫农民的儿子，前流浪汉和和尚，现在成了义军元帅的女婿。
（三）
虽然成了首领的干女婿，但初入义军的朱元璋当然只是一个小角色。不过这个小角色很快就发挥了大作用。
至正十二年九月，原来占据着徐州的一支农民起义军被元军击败，在首领赵均用、彭大的率领下投奔濠州。名为投奔，这支队伍的兵力却远超过郭子兴部，而且赵彭二人起兵较郭子兴们为早，在白莲教中的辈分更高，在教徒中的名气也更大，所以“鸠占鹊巢”，郭子兴等五人反倒成了配角。五位领袖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一团乱麻，又来了两个外来者，而这两个外来者本身也不团结，结果更是乱成了一锅粥。在没有用枪杆子一决高下之前，中国式的合作者只会在无穷无尽的猜忌、内斗、纠缠中煎熬。每当元军围城紧急之际，城内诸支起义军合成一气，共同对敌。形势稍一好转，就展开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五位元帅暗暗分成两派，分别依附彭赵二人。郭子兴对脾气火爆的彭大比较服气，对看上去木讷内向的赵均用不那么看得起。不想赵均用面蔫心狠，怀恨在心，趁郭子兴出门上街之时，派人把他绑架了，秘密关押在郭子兴老对头、五位节制元帅之一孙德崖的祖父家里，准备好好收拾他一顿。
郭家一家上下闻听这个消息，慌了手脚，他们不知道郭子兴是被谁绑走了，也想不出到哪里找。大家聚在一起商议了半天，仍然大眼瞪小眼，谁也拿不出什么主意。
朱元璋此时正率兵在城外打仗，闻听郭子兴失踪，急忙连夜赶回城里。郭家上下一见他，一个个牵衣痛哭。还是朱元璋头脑清楚，听他们说完情况后一下子判断出是怎么回事。朱元璋说：“我公素厚彭而薄赵，祸必赵发，此非彭不可解。”那意思是，郭子兴平时亲近彭大，疏远赵均用。赵均用一定是绑架案背后的黑手。朱元璋说，只有利用彭与赵之间的矛盾，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朱元璋带上郭家人找到了彭大进行投诉，又找出例证对彭、赵关系进行了一番挑拨。彭大果然大怒，说：“我在此，谁敢尔！”立刻呼唤左右，带上亲随以及朱元璋等，四出寻找郭子兴，最后找到了孙德崖祖父家里。朱元璋率人爬上屋顶，揭瓦掀椽，下到屋里，只见郭子兴脖子上套着木枷，双脚系着镣铐，浑身已被打得皮开肉绽。几个人七手八脚打开枷铐，把他背回家里。
就在城内几方势力面临火拼之际，元中书左丞贾鲁率领大军包围了濠州城，濠州危在旦夕。几位领袖不得不同意讲和，共同守卫城池。他们凭借城高濠深，粮食充足，坚守了七个月，元军无计可施撤兵而去。
元军撤围后，由于死伤惨重，兵源紧张，郭子兴遂命朱元璋回乡招兵买马。这一安排是由于朱元璋在营救郭子兴过程中出了大力，郭子兴对朱元璋更加放手使用，有意提拔。
至正十三年六月，朱元璋回到老家。此时离他当初投奔红巾军，不过一年三个月，然而当初的落魄小和尚现在居然成了红巾军的军官，骑着高头大马，身披绸缎衣服，出手大方，今非昔比，也算得上衣锦还乡了，这个示范效应自然非同寻常。十天时间，他就招了七百人，把他们带回濠州交给郭子兴。郭子兴十分高兴，提升他为镇抚，并把这七百人交给他统率。从此，朱元璋正式成为一名带兵的小军官。
这次招兵在朱元璋的崛起史上十分重要。朱元璋从七百人中挑出了二十多人，做自己的亲兵护卫。谁也不会想到，这次挑选的二十多人在中国史上赫赫有名，他们是：徐达、周德兴、郭兴、郭英、张龙、张温、张兴、顾时、陈德、王志、唐胜宗、吴良与吴祯兄弟、费聚、唐铎、陆仲亨、郑遇春、曹震、张翼、丁德兴、孙兴祖、陈桓、孙恪、谢成、李新、何福、邵荣、耿君用与耿炳文父子、李梦庚、郁新、郭景祥、胡泉、詹永新，这些大明开国元勋，都出自朱元璋的这批亲兵之中。除了耿再成、花云在开国前战死外，这些当初走投无路的泥腿子后来都跻身公侯之列。
有生以来，朱元璋第一次在社会地位上有了提升，老朱家五代以来，也头一次有人有了正式名字。因为重八这个名字实在是上不得台盘，所以改名为德裕（元璋是后来再次改的），并起了个官号叫兴宗，取字国瑞。从此大家改口称他为“朱公子”，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有了地位，也有了可以看得见的前途。
朱元璋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军人生活。朱元璋甚至发现自己原来天生就是一个军人。军人生涯固然风险最大，可是也收益最高。如果不是参加义军，很难想象，以朱元璋的出身和素质，会如此迅速地出人头地，在社会阶层上获得令人炫目的晋升。在参军以前，朱元璋的全部人生资本不过是一身力气。战争让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另外两项资本：头脑和勇气。
在危机重重的战场之上，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朱元璋发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他发现，自己比大部分人更敏锐、更精明、更缜密。他总是能比别人更早一步，更高一层，更多几步地在复杂的形势中判断出事情的发展，他总是能轻松地猜透很多人的心理。他知道如何赢得上司的信任，如何赢得下属的拥戴。他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应该进，在什么时候必须退。他谨慎异常，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关键的时候敢于冒险。事实上，他在战场上的勇气为别人所不及。这是因为他早就盘算明白了，在刀光剑影中，只有勇敢，只有以气势震慑住对手，你才有最大的概率生存下来，懦弱者反而死得更快。
朱元璋有时也奇怪，自己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些优点？其实很好理解。承平岁月，朱元璋有再高的智商和勇气也没有用。等级、地位、政权，重重压迫着他，如同五行山压在孙行者身上，让他这些优势没有空间施展。他的智商只能用于在田间地头和穷朋友开开玩笑，他的勇气也仅止于在荒郊野外遇到野兽时心里不慌，对于改变他的命运并无作用。
所以，战争真是太伟大了。它斩断了朱元璋身上的重重绳索，它颠覆了他过去的一切常识，它开启了他的想象力。他的大脑有生以来头一次跳出了三亩地一头牛这个空间，发现一个普通人可以抵达的世界是如此广阔，广阔得让人不敢相信：连彭大、赵均用那样的普通农民，现在居然都称了“王”。“王”是什么？是社会金字塔的第二层，再往上，那就是皇帝啊！
彭大、赵均用都有可能当皇帝，他朱元璋为什么不能呢？
（四）
至正十三年冬，朱元璋向郭子兴提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要求：把自己的七百名部下交给别人统率，自己只带领汤和等二十四名亲兵离开濠州，向南方去发展势力。
郭子兴大惑不解，问：你在这待得好好的，我待你也不薄，你怎么要走？
朱元璋回答说：我这正是为您老人家考虑。您想想，濠州城小首领多，你们七位首领挤在这，谁也施展不开，早晚有一天得火并。所谓狡兔三窟，我到外面去开辟一片新领地，万一濠州有事，您就可以远走高飞啊！
郭子兴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于是放手让朱元璋离去。
离开自己投奔的这第一支农民起义军独立发展，这是朱元璋酝酿已久的想法。他后来在《纪梦》一文中这样描写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前因后果：
当时，予虽在微卒，尝观帅首之作，度之既久，甚非良谋。明年春，元将贾鲁死，城围解，予归乡里，收残民数百，献之于上官，授我为镇抚。当年冬，彭赵僭称，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识彼非道，弃数百人，内率二十四名锐者，南游定远。
也就是说，当朱元璋还是一个普通士兵的时候，他暗暗观察起义军首领们的所作所为，感觉他们得过且过，享受一天是一天，这样不是长久之计，而成了军官后，他判断彭赵二王也并非能成大事之人，自觉和他们一起混下去没有前途。所以才决定“南游定远”，自己开辟根据地。
事实确实如此，赵彭二人的水平并不比郭子兴高到哪里，他们只热衷于抢劫财物，管理军队的唯一手段就是黑社会式的打和杀。朱元璋内心深处很看不起他们。
通过对彭赵二帅的了解，朱元璋已经明白全国各地那些名头极响的“王”“帝”“大元帅”是怎么回事了。大部分农民领袖眼光短浅，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就是他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因此他们注定只能是革命道路上的铺路石，成不了大事。谁能成大事？得是他朱元璋这样的人。因为他天生拥有与众不同的自制力和判断力，凡事都用一生的长度来衡量。所以，他一眼看出其他人“燕巢幕上”的荒唐和可笑，毅然与他们决裂。
南下发展，可以看作是朱元璋对自己的人生大局进行明确规划的起点，而一旦给他更大的空间，他的能力就能挥洒无余。南下的路上，朱元璋的江湖手段得以牛刀小试。出发不久，他听说定远张家堡有一支三千余人的地主武装，孤军乏粮，在元军与起义军之间左右为难，不知投向哪一方为好。朱元璋亲自前去招降，到了张家堡，巧舌如簧，封官许愿，这支武装的首领大为心动，答应来投朱军。朱元璋大喜，回去等候。不料没几天，有人来报，说张家堡的这支武装又变了卦，准备他投。朱元璋一听到消息，当机立断，骑马赶到张家堡外，派人去请首领，说有要事相商。首领一到，朱元璋立刻缴了他的械，派人把他押回朱军，然后又派人到张家堡，说首领又变计，转投朱军。手下不知是计，三千义军放火烧了兵营，跟随而来。首领无法，只好承认了既成事实。就这样，三千地主武装被朱元璋软硬兼施，用欺骗手段招降成功。
朱元璋一路又大量招集那些被灾荒赶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岗”。大军向南，一举攻下了滁州，队伍发展到了三万人。
就在朱元璋兵势大张之际，郭子兴却陷入危局。原来两虎终于难共一山，正像朱元璋所预测的那样，彭大与赵均用火并，彭大被干掉。郭子兴落入老对头的手里，只因赵均用顾忌朱元璋在滁州的三万兵力，才没敢动手收拾郭子兴。郭子兴不安于位，请求赵均用放他去守滁州。朱元璋也派人花钱买通赵均用的左右，让他们帮郭子兴求情。赵均用居然恩准，郭子兴逃出虎口，带领自己的一万人马来到滁州，朱元璋交出兵权，重受郭子兴节制。郭子兴眼看自己兵势大盛，队伍旗帜鲜明，军容整肃，不禁大喜。
（五）
按理说，朱元璋现在是郭子兴手下最大的功臣，理应被加官晋爵，专心倚任：现在郭子兴麾下有四万军队，四分之三是朱元璋手创。然而，传统中国的人际关系就是这么奇怪，朱元璋功劳越大，郭子兴对他的感情就越复杂。这个干女婿的能量实在出乎他的意料。这个小部下当初只带了二十四名亲兵出来开辟根据地，郭子兴还曾经担心他是否会有去无回，让干女儿守寡。做梦也想不到短短一年多，朱元璋就将三万训练有素的大军拱手奉上，而他经营了这么多年，才不过一万多人马。两人能力高下，岂不一目了然？
所谓功高震主，一支队伍中只能有一个核心、一个权威、一个效忠对象。朱元璋功劳太大，太得军心，郭子兴坐享朱元璋的经营成果，心里感觉不那么踏实。所以他迟迟不给朱元璋晋升，反而还不断找他的毛病。郭子兴的两个儿子郭天叙、郭天爵也同样是心胸狭窄之辈，不想让这个干姐夫抢了自己的风头，一有机会就风言风语地挑拨几句。朱元璋的前部下中也有人看风头不对，在郭子兴面前挑拨离间，汇报朱元璋独立带兵时的种种过失。郭子兴本来对朱元璋就不放心，再加上众口铄金，他怎么看朱元璋怎么别扭，因此开始刻意打压朱元璋。他先是把朱元璋身边几个亲信的将校和幕僚全部调走，接着又剥夺了朱元璋的实际权力，“自是四方征讨总兵之权”，朱元璋“皆不得与”，年纪轻轻就退居二线了。关系最恶化的时候，郭子兴甚至因为一言不合，把朱元璋关了起来，不让他出门。全靠妻子马氏几次偷偷给他送吃的。有一次马氏将刚刚烙熟的烙饼揣在怀里给他送去，把胸口烫红了一大块。这块疤痕，使得朱元璋后来终生对这个结发妻子都很尊重。
虽然是自己一手创立的军队，但一旦交出兵权，朱元璋发现自己居然一无所有。朱元璋当然气愤，当然郁闷，但以他对人情世故的通透，他一下子就看透了郭子兴的内心。虽然有自己练出的三万士兵做后盾，但朱元璋并不想和郭子兴闹翻。因为农民的宗法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他朱元璋再能干，也是郭子兴的女婿和部下。以下犯上，以小反大，不管他多么有能力，也会立刻为千夫所指，使人心丧尽。论资历、年龄、地位，他还是必须得依靠郭子兴。
朱元璋知道怎么赢回郭子兴的信任。郭子兴对他越过分，他就越恭顺谨慎。都说女婿是半子，他这个干女婿却把自己完全摆到孝子的位置，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朱元璋任打任骂，从不发一句怨言。你越是怀疑我，我越是对你忠心耿耿，你不让我管事，我就老老实实在家里替你管家。你让我带小队出征，我就拼命打仗，一往无前。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郭子兴一家上下都感觉对不住朱元璋。
郭子兴也感觉不用朱元璋，自己做事总不大顺手。其他人出的主意，总不如朱元璋高明，判断事情，总没有朱元璋清楚。加上左右亲信也开始为朱元璋说好话，几个月后，郭子兴终于消除了对朱元璋的怀疑，重新加以任用。朱元璋再度成为郭子兴手下最有发言权的将领，郭子兴处理大事小情，多以朱元璋的意见为准。
以前屈居人下，现在却成了四万大军的统帅，又连续击退了元军几次进攻，郭子兴志得意满，动了称王的念头。当初他毁家起兵，孤注一掷，为的就是博一个称孤道寡。如今自立一方，何不过一把南面称王的瘾呢？部下闻听他有此意，也纷纷赞同。
只有朱元璋立马提出反对意见。朱元璋说，滁州无险可守，非称王之地，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孤城加上周围几个乡镇。称了王，只得了一个虚名，却树大招风，会引起朝廷的注意，势必集重兵前来进攻，到那时后悔就晚了。
朱元璋反复劝诫，郭子兴听后沉默不语，不过称王的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从这个结果看，朱元璋实际上又成了这支军队的主心骨。
确实，当时郭子兴的四万多军队，只困守滁州一城，占地有限，粮食也非常紧张。不但称王不现实，生存都面临危机。朱元璋建议郭子兴南取和州（今安徽和县），扩大势力：“困守孤城，诚非计。今惟和阳可图。”
朱元璋还为郭子兴策划了攻取和州的具体方略，他说，和州虽然“城小”，但防守坚固，“可以计取，难以力胜”。可以用诈城之策，攻取此城。
史书记载朱元璋的原话是：“向攻民寨时，得民兵号二，其文曰‘庐州路义兵’，今拟制三千，选勇敢士，椎髻左衽，衣青衣，腹背悬之，佯为彼兵，以四橐驮（骆驼）载赏物驱而行，使人声言庐州兵送使者入和阳赏赉将士，和阳兵见之必纳。因以绛衣兵（当时红巾军皆着红色服装）万人继其后，约相距十余里，候青衣兵薄城，举火为应，绛衣兵即鼓行而趋，破之必矣。”
也就是说，以前在攻打地主武装时，缴获了两张号牌，叫“庐州路义兵”。不如按这个样子仿制三千个，派三千精兵，穿上地主武装的服装，胸前背后缝上这个号牌，伪装成乡团，带着四匹骆驼，装上奖赏物资，号称是庐州地主武装派使者来犒赏和州军队。再派一万人尾随其后，等前队入城后内外夹击，必能一举而下。
至正十五年正月，郭子兴采用了这个计策，顺利袭取了和州，统治范围扩大了一倍。论功行赏，他升任朱元璋为统率和州兵马的总兵官。换句话说，朱元璋成了郭军之中的第二号人物。
虽然是凭借赫赫战功升到此位，但是其他总兵官中许多人对此心怀怨言。原因当然是他年纪轻，资历浅，蹿升太快，太得宠。他们仗着是郭子兴的老部下，又比朱元璋年长许多，在朱元璋面前倚老卖老，朱元璋经常指挥不动他们。特别是郭子兴的妻弟，攻取和州的张天祐，看到总兵官的职位没有给他而是给了出谋划策的朱元璋，更是暗自不服。每次总兵官集体议事时，因朱元璋位列总兵官之首，所以理所当然坐在第一把交椅上，那些老资格的军官因此大为不惬，在背后飞短流长，说什么朱元璋是靠着“娇客”的身份蹿上去的，说什么出生入死不如娶个好老婆。
朱元璋以他极高的天分，在以术驭人方面，制造了一个典型案例。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叫小兵把会议大厅的椅子撤了，换上长凳。这样在开会时，各人就可以自由挑选自己的座位。第二天朱元璋有意迟到，进会场一看，诸将果然都老实不客气，那时以右为尊，他们把右手边都坐满了，留给他最左面一个位置。朱元璋一句话没说就坐下了。开会了，讨论军事问题，排在右首的人先发言。这些大老粗吭哧半天，也说不出几句有水平的话。最后一个轮到朱元璋，他侃侃而谈，分析得入情入理，大家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按朱元璋的意思去办了。这样的情景出现几次后，再开会时，大家都自觉把右手的位置给朱元璋留出来了。朱元璋的威信就这样彻底树立起来了。
（六）
攻占和州，粮食问题解决了，元军几次进攻，都被朱元璋指挥部下击败。郭子兴一军顺风顺水，发展势头不错。不料就在这个时候，至正十五年三月，郭子兴得了重病，一命呜呼了。
郭子兴一死，形势马上就复杂起来。滁州、和州失去了主帅，这支“郭家军”，成了周围几方势力眼中的肥肉，大家都想吞之而后快。而郭军内部，也开始了争权夺势的暗斗，朱元璋一时身处内忧外患之中。
外部威胁最大的势力是小明王。白莲教教主韩山童在起义开始不久就被元军捕获杀掉了。刘福通找到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奉他继任教主。至正十五年二月，也就是郭子兴去世前一个月，刘福通又拥立韩林儿为皇帝，号小明王，建立政权，国号为宋，建元龙凤，定都亳州。得知郭子兴死后，大宋农民军当然也想收编这支军队，壮大自己的实力。
同时，郭军内部，形势也有点复杂。郭子兴去世之后，留下了两个儿子郭天叙、郭天爵，一大一小两位夫人和一位妻弟张天祐。郭天叙乃郭子兴的嫡长子，以父死子继的习惯，最有资格接父亲的班。就是张天祐，从亲缘上说，也比干女婿朱元璋更近些。郭子兴一死，这两个人都跃跃欲试。
恰在这时，至正十五年四月，也就是郭子兴死后一个月，大宋小明王政权派使者来到和州，联络郭家军。郭天叙和张天祐知道自己不是朱元璋的对手，因此十分愿意让小明王做自己的靠山。于是张天祐随使者前去亳州朝拜小明王。到了亳州，张天祐大讲军心如何拥戴故主，如何愿意故主之子接班。结果他如愿以偿，从亳州带回了小明王政权的任命状；以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也就是说，朱元璋成了三把手。
朱元璋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十分光火。谁不知道现在这支军队主要听他指挥？你郭张二人搞这个小动作，实在太不自量力。几位亲信也劝他拒绝这个任命，但朱元璋毕竟非同寻常之人。他转念一想，接受这个任命也有好处。小明王政权离自己距离很远，鞭长莫及，接受了封号，并不等于受到他们的实际控制。同时，接受这个任命毕竟可以免于郭家军的内部分裂。他深知郭天叙年轻没经验，张天祐虽然年岁大，但优柔寡断，缺乏智谋。遇到复杂的形势，还是需要自己出来做主。给郭张两人一个虚名，并不影响自己对这支军队的实际控制权。在这个忧患时刻，他暂时只能以退为进。
因此，龙凤元年（1355）四月，朱元璋和郭天叙、张天祐一起接受小明王的封号，在和州建立都元帅府，奉龙凤为正朔。果然如朱元璋所料，主帅新死，孤军难立，外部形势如此紧张，郭张二人也没有主意，不知道怎么应付，因此凡事都是听朱元璋的。朱元璋虽位居第三，实际上却成了都元帅府的主帅。
久驻和州也不是长远之计。朱元璋决定打过长江，攻占太平（今安徽当涂），向江南发展。江南本是著名的繁盛之区，更何况还有龙盘虎踞的集庆（南京）的诱惑。
六月初二，朱元璋亲率水陆大军万余人，乘坐风斗快船和筏子，以常遇春为先锋，开始了渡江战役，目标是对岸的采石。一千多艘大小船只，分列两队，扬帆竞发。常遇春膂力过人，射得一手好箭，以勇猛著称，他不负使命，带领几只小船，一马当先，强行靠岸，挥戈杀向元兵。元兵伸手抓戈，他顺势跃上江岸，左冲右突，元兵四散逃窜。
接着，朱元璋指挥军队，又乘胜攻占了太平，在江南立下脚来。
（七）
渡江攻占采石、太平，朱元璋迈出了通往帝业的第一步。不过，太平处于元军四围之中，因此要巩固这个新攻下的城市必然还要经过一番波折。朱元璋进入太平城不久，就被元“义军”（也就是主动站出来镇压起义的民间武装）元帅陈野先率数万大军包围。
破解围城，朱元璋已经经验丰富，指挥自如了。他和汤和二人亲率精兵出城迎战，而派徐达等人率大军从另一城门出发，绕到敌后，趁敌人的注意力全部被朱、汤二人吸引时从背后突然袭击。陈野先军大败，他本人被俘。
陈野先所率虽然不是元朝的正规军，但是威名久著。朱元璋早就闻听陈野先的勇猛能战，这次见到这位败军之将长得魁梧英发，极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左右手，遂全力劝降，并宰白马乌牛，祭告天地，和他结为兄弟。陈野先的两万部下都归朱元璋所有。
朱元璋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兵力进一步扩大。在他人看来，形势一片大好，朱元璋却敏锐地意识到，他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朱家军表面上发展迅速，如同发面馒头一样膨胀了数倍。然而过快的发展也埋下了隐患，那就是内部并没有真正融合统一。这支军队存在着三个权力中心：一个是朱元璋，一个是郭天叙、张天祐，第三个则是陈野先。
郭天叙、张天祐二人虽然表面上对朱元璋言听计从，但内心深处对郭家军变成朱家军一直心有不甘。况且两个人在名义上地位高于他，因此在军队中总是一股离心力量。特别是对于那些郭子兴的嫡系旧部，这两个人的号召力其实是大于朱元璋的。大敌当前之时，这种离心力不大看得出来，但是一旦危险远去，他们势必要和朱元璋争权夺利。
更为直接的隐患是陈野先。朱元璋对陈野先寄予很大希望，以为此人可以成为他的左膀右臂，然而不久，他就失望了。他发现陈野先表面上信誓旦旦，但实际上他根本瞧不起他们这些农民军，认为他们成不了大事，暗地里还和元军保持密切接触。那么，如何处理陈野先部这两万人，就成了个棘手的问题。
投入起义军之后，朱元璋经历了无数次的义军内部斗争。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一元化集权领导，才能达成队伍的真正统一。而要建立一元化领导，就必须消灭多核心。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思考，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朱元璋的头脑中形成了：以借刀杀人之计，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郭张二人。
攻占太平之后，朱元璋下一个计划就是攻取集庆（南京）。这个城市是他渡江作战的最大目标，也是他天下蓝图中未来根据地的核心。能否攻占此城，关乎他天下大计的成败。按理说，这场战争朱元璋应该派出最精锐的部队，亲自挂帅，精心组织，要求必胜。但是朱元璋不按常理出牌，派出了一支奇怪的组合：一支由郭天叙、张天祐带领，另一支由陈野先带领。一个由东，一个由南，两路夹击集庆。
说奇怪，一是这两支军队都不是他的嫡系；二是朱元璋通过安插在陈野先身边的奸细，已经掌握了陈野先与集庆城内元军勾结，准备里应外合、击败朱军的消息，却“姑许之”，仍命他带兵与郭、张二军一起进攻集庆；三是朱元璋居然没有把如此重要的情报告诉郭张二人。
朱元璋的用心因此也就一清二楚了。龙凤元年九月，两路大军出师，郭张二人积极用命，率领东路人马一路势如破竹，攻破元将设在城外的营垒，直趋东门，准备第二天发起进攻。陈野先也到达南门，并且当天傍晚设酒宴请郭、张两位元帅。郭张二人毫无防备，高高兴兴应约前去，结果被陈野先抓住杀掉。陈野先与元军内外夹攻，红巾军被打个措手不及，败退溧阳。从此，郭子兴的旧部全归朱元璋指挥，他成为这支队伍名副其实的都元帅，郭家军彻底成为朱家军。
朱元璋借刀杀人之计操作得实在高明，他以损失几万军队和攻城战役彻底失败为代价，来清洗两位并非迫在眉睫的对手。这种看似不合情理的安排将他的计谋遮盖得完全不露痕迹。在他看来，用这样巨大的代价来换取自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疑是值得的。
郭张二人死后，朱元璋只剩下了一个隐患：郭子兴的小儿子郭天爵。朱元璋分两步处理这个人。在郭张二人死后，他以体恤故主的姿态，让年纪不大的郭天爵做自己的二把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不过天爵年纪太轻，只是一个虚位，并不管事，这只是为了把他拴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控制他的活动自由。到了至正十八年，朱元璋的权威已经彻底巩固下来，人们已经把郭子兴忘掉之后，他找了个小小的借口，以郭天爵“怨望”“谋叛”，将之逮捕杀掉了。
通过代价巨大的清洗，朱元璋的一元化集权领导终于建立起来了。朱元璋带领这支被他熔为一炉的军队，于第二年二月一举攻下了集庆，将之改名为应天。
四、成功的三个原因
（一）
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一直沉沦于社会最底层，命运悲惨，一无所有。
从二十五岁到二十八岁，朱元璋的命运曲线出现了一波迅猛的上升：
二十五岁那年，他投身郭子兴军，当年，成为郭子兴的干女婿。二十六岁，因为招来徐达等七百名军人，从普通亲兵升为镇抚，成为中级军官。二十八岁，郭子兴去世，他就成为郭军的实际领袖。短短三年多，就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穷和尚上升为元末义军“群雄”之一。
从二十八岁到四十一岁这十三年，则是他正式走上帝王之路的十三年。虽然这十三年也有过大惊大险，但他基本上是节节上升，一路走高：
二十九岁，他率军攻下江南重镇集庆（后改名应天，就是今天的南京），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三十岁那年，他连续攻占了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徽州、池州、扬州等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三十一岁和三十二岁这两年，他攻取了富庶的浙江东部，根据地扩展了一倍，与陈友谅、张士诚并肩成为江南三巨头。
三十三、三十四岁这两年，他两次击退陈友谅的进攻。
三十五、三十六年这两年，朱元璋从守势转入攻势，在鄱阳湖大战中击败了自己进军帝位上的最大对手陈友谅。
四十岁这年，经过三年征战，他消灭了另一个劲敌张士诚，江南已经尽为他所有。
四十一岁，他在应天（南京）称帝。同年，徐达北伐成功，元帝北逃。
回顾朱元璋从乞丐到帝王的道路，实在是太顺利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位著名的布衣皇帝刘邦，在称帝前经过了被项羽“发配”到四川、称帝后诸将连续叛变等大起大落，没有朱元璋顺利。从社会最底层到社会最高点，朱元璋却如同一支一路上涨的绩优股，没有什么悬念。
其实，论狡猾机变，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不过中等偏上水平。那些游民出身的起义领袖，哪一个不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比起首鼠两端、凶残厚黑，朱元璋并不见得胜过他们多远。论起战略战术，朱元璋虽然胜人一筹，但也做不到步步高明。
朱元璋之所以在诸雄中脱颖而出，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他身上那些草莽群雄所没有的另一些至关重要的品质。
（二）
朱元璋帝业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他善于争取人心。
历代农民起义者虽说是历史中最先进因素的代表，但绝大部分人素质并不高。从各地义军领袖的绰号我们就能看出一二：什么“棒胡”“韩法师”“芝麻李”“金花小姐”……他们一般都出身流氓无产者，之所以能成为乱世英雄，是因为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勇敢和残酷。文化素质低下、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却是他们的通病。这些绿林英雄治下的众多好汉，起兵之初没有完整计划，起兵之后热衷于“走府过县”，烧杀抢掠。他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劫富济贫”，一心帮助阶级兄弟。他们连阶级兄弟也抢，甚至在大户逃亡净尽的时候，他们主要要靠抢阶级兄弟们为生。就拿郭子兴的队伍来说吧，“郭子兴的队伍原来纪律很差。刚起义时，他们占领濠州，‘哨掠四邻’，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仅剥夺地主富豪，也打劫一般平民的财产，有时甚至放火焚烧庐舍，弄得人家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攻占和州，仍未改旧习，‘破城横暴’，随意砍杀掳掠，抢劫妇女，闹得百姓妻离子散，民心惶惶”（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
朱元璋却从不像那些好汉那样放任自己，今日狂歌痛饮，明朝弃尸马前。他参加起义，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出于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向往。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慎重选择，他要的是安身立命，飞黄腾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那些看出五步之外棋局变化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这个后来被证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皇帝之一的人，此时对百姓摆出的却是一副和善的面孔。他深知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取决于军队的纪律。他对手下大将说：“我每次听说你们攻下一城之后不乱杀人，就打心眼里高兴。林子里有老鹰，别的鸟就不来了。你军纪不好，百姓们就会逃跑。”所以，独自带兵不久，他就开始注意军纪问题。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手下军人照老例烧杀抢掠。朱元璋首次召集手下大小头目，郑重宣布：“城破之后兄弟们都抢了不少女人。我规定，以后只许抢没结婚的少女，那些结了婚的，一律给我放回去！”（《皇朝本纪》）他召集全城的男人集合到州衙门前，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夫妻相认。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朱元璋成了和州人的大恩人，他的恩德被和州百姓久久传颂。
朱元璋渡江作战，是为了给自己夺取天下奠定基础。以前的奋斗是为了生存，以后的奋斗却是为了发展。要发展，就要立足长远。因此，他必须树立一股新风，让天下百姓耳目一新。
在渡江战役之前，朱元璋部的习惯是攻下一座城市后，总要大抢几天。然而从渡江战役开始，朱元璋定下了攻城后禁止抢掠的新规。攻占太平后，有个小兵不遵军令，动手抢劫，即被朱元璋的亲兵队斩首示众。当然，朱元璋也不会亏待有功将士，太平路的富户们识相，“捐献”了一大批金银财帛，朱元璋下令分给诸将士。将士们虽然没有上街掳掠，所得倒也不比抢劫少多少，一个个又转怨为喜。此举以后成为定制：破城之后，不再抢劫，而是集中没收大户的财产，平均分配，军人、百姓两相安静。老百姓因此对朱军感激涕零。
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容易满足。在乱世之中，握有暴力的人不全力残害他们，他们就会感激不尽。在后来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战役中，张士诚兵尽粮绝，走投无路，举火自杀。因为他只烧了自己的王府，没有烧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城内百姓对他感激得无以复加，一直尊敬地称呼他为“张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苏州人就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九四）、点地灯来纪念他。所以，朱元璋军在元末诸军中“独不嗜杀”，很快就赢得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为他建设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朱元璋抓军纪，经常以身作则。亲征婺州时，朱元璋有次睡不着觉，半夜上街散步。街上的巡逻士兵因实行宵禁令出面阻拦。随行小先锋张焕告诉巡军，这是位“大人”，要求放行。巡军拒不答应，说：“我不知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执之。”第二天，朱元璋就赏给巡军二石米，“后不夜出”。
这个时候的朱元璋，自我要求极严，一副清新向上之气。部下进献战争中得来的金玉装饰的马鞍辔，他退了回去，说：“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江西送来缴获的一张陈友谅用的镂金床，他下令砸毁，说：“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文人学士听到这些，纷纷感动涕零说：此真非寻常人能及也！
当然，这种展示自制的行为有时难免流露出土匪气。《国初事迹》载：“太祖亲征婺州，有侄男子进女子一人，约二十岁，能作诗。太祖曰：‘我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诛之于市，以绝进献。’”
就是说，他在征婺州的过程中，他侄儿给他进献了一名女子，二十岁左右，不光漂亮，还会作诗。这位侄儿知道朱元璋正在进行文化学习，以为此举也许能讨朱元璋欢心。不料，朱元璋却大不高兴，说：我以天下为念，哪有心思琢磨女色。
于是他下令把这位才女推到街头，当众斩首。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其他将领，不必再献这类“东西”了。本来杀掉的或者说受处罚的应该是他的侄子而不是这名女子，不过朱元璋和时人都不这样认为。所以《国初事迹》才这样公然记载，将此作为朱元璋“英明伟大”的证据。
在朱元璋的军纪面前，没有任何特殊人物。如同不管层级多高的将领违反军纪，朱元璋也都毫不宽容。胡大海领兵围攻绍兴，他的儿子胡三舍、王勇等三人犯酒禁，朱元璋命人拉出去砍头，都事王恺出面求情：“胡大海现总兵攻绍兴，可以本官之故饶他。”朱元璋大怒，说：“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了我号令！”当下就拔刀把胡三舍等三人杀死。
连亲情在纪律面前也不起什么作用。他的亲侄朱文正是大饥荒后他剩下的唯一亲人，跟随朱元璋打仗屡立战功。然而他恃亲恃功，胡作非为，他“专求民间闺女，用则数十日，不用即投之于井，为数甚多”，朱元璋大为恼火。后下令以“不谏阻”的罪名杀掉朱文正的部下郭子章、刘仲服、卫达可及王三元帅，将其随从头目五十余人挑断脚筋，甚至准备将朱文正处死。直到马夫人出面苦苦劝阻，才免他一死，将他解送凤阳守护先人坟墓。朱文正耐不住寂寞，逃跑“谋奔敌国（指张士诚）”，抓回来后，被朱元璋一顿鞭子活活打死。
经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朱元璋的队伍终于变成一支军容整肃、纪律严明、服调遣、听指挥的队伍，攻城略地，“秋毫无犯”“市井宴然”，官员也一个个奉公守法，不敢胡作非为。
朱元璋的这些与众不同之处，不仅使底层百姓感激涕零，也使地方精英敏锐地发现了他是可以依靠之主。因此，当他在太平禁止抢劫之后，太平路的老儒陶安拜见朱元璋，说：“我辈今有主矣。”为什么？因为朱元璋让他们在纷乱无序的乱世中看到了一线建立有序政治的希望。各地精英人物因此纷纷来投，朱元璋的大名被广为传颂。
（三）
攻占集庆（即今天的南京。元朝时南京称为集庆，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庆，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之后，朱元璋踌躇满志，心潮澎湃。他登上城楼，极目远眺，这座城池果然如同想象中一样雄伟壮丽，周围形势也果然如传说一样虎踞龙盘。他的帝业计划第一步顺利完成，他相信，凭借自己这与众不同的大脑，他的最终目标也一定会水到渠成。
历代农民起义军大部分是流动作战，打到哪儿是哪儿。朱元璋却不是这样。他做事，从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吃掉一块地方，就要彻底消化，将之建成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再向外扩展。
要建立根据地，最重要的是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对于农民起义军来说，军需往往是最让他们头疼的问题。和元末大部分农民军一样，朱元璋军以前解决粮草供应问题的方式有两种：“稍粮”“检刮”。
所谓“稍粮”，又称“寨粮”，是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比较文明的抢劫。以前朱元璋军出征之时，都不带粮食，而是随行随抢。具体抢法是在远近乡村山寨“书押大榜（张贴告示），招安乡村百姓，岁纳粮草供给”。也就是说，命令各村村长、里甲交纳粮食草料。如果拒绝呢？那当然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杀无赦了，但是，这种抢劫和我们下面提到的“检刮”比起来，对元末百姓已经是一种极大的恩惠。许多军队实行的是“检刮”，“检刮”二字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端倪：“检刮者，尽取而靡有孑遗之意。”也就是见什么抢什么，翻箱倒柜，扒房掘地，如梳如篦，一点不留。军队走了，老百姓也随之一无所有。不仅农民军如此，甚至有的官军也是这样。比如湖广苗军元帅杨完者，因为元廷不向他们提供军饷，他们就四出抄掠，“所过无不残灭”。所以，一支寨粮的军队，一般来讲不会被百姓拒绝，他们再穷再苦，也会勒紧裤带，挤出点东西来，把“军爷”们打发走，然后还要感谢苍天让他们遇到一支文明之师。
如今，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决定改变解决粮食问题的方式，不便再强行征取：他决定兴起“大生产运动”，在自己的占领区实行“屯田”。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二月，他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专门负责兴建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处开荒垦地，立下规矩，用生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他发布命令说：“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自今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几年工夫，屯田就成绩显著，仓库皆满，军食丰足。龙凤六年闰五月，朱元璋正式下令废除“寨粮”制度，全面实行百分之十的“十一税”，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除了减轻农民负担，朱元璋还对根据地内的“自发土改”予以事实承认。龙凤四年亲征婺州之时，他“命籍户口”，也就是开始登记百姓的地产。当时许多地主逃亡，土地被贫民占领，朱元璋对现状一律予以承认。由于朱元璋的支持，许多地区的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夺取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如朱元璋的军队打到诸暨，地主赵淑携带田契逃入深山穷谷，他的家产全都被农民夺占，“无纤毫存”。朱元璋亲征婺州，地主俞元瑞从乡下逃往处州城里，处州被攻克后，他也遭到农民的清算，“家业荡然，遗田数亩而已”。朱元璋还“令民自实田”，也就是发动群众，进行田产清查，不许地主瞒报土地，少交赋税。这些措施使根据地内的土地分配平均化，大大刺激了小农的生产热情。
事实证明，朱元璋的眼光确实远高于其他农民军。屯田政策和“自发土改”彻底解决了军民、“民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老百姓欢呼如堵，纷纷来投。根据地内人口剧增，秩序井然，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为朱元璋政权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打仗，很多时候较量的是战场背后的经济实力，朱元璋由此有了远比他人丰厚的资本。
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朱元璋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必须是一个高明的演员。在建国之前，朱元璋最拿手的是扮演仁慈的角色。
朱元璋对根据地人民关怀备至，总是把他们的疾苦放在心里。龙凤四年（1358），他亲征婺州，召见当地民众代表，询问他们对军队有什么不满。一个民众代表说，守将邓愈随便征发老百姓筑城，不给一分报酬，还要自带工粮，老百姓颇有怨气。朱元璋立刻严肃地批评了侍立一旁的邓愈，命令他立刻停工。
为了凸显自己的仁慈，他对根据地老百姓采取轻刑政策。龙凤三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释放监狱里的所有轻重罪囚。次年三月，他又分派官员巡视各地，大面积减轻刑罚。有的官员不理解朱元璋的政策，认为“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末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也就是说，有部下说他用刑太宽，他却说：“老百姓受的苦够多的了，如今归顺于我，我当然应该照顾照顾。用刑应该以宽厚为本，对人应该以仁慈为本。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老百姓不受冤狱之害。”
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队一直是“仁义之师”，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由此民心归附。岂料据有天下，全国人民被纳入他的牢笼之后，他从宽厚仁慈一变而苛刻残酷，举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残杀功臣，成为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魔王。其实，变的并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时势。登基前，他有求于各个社会阶层，需要获得他们的支持。登基后，百姓已经成为他牧下的牛羊，他当然乐于以屠刀和鞭子指挥他们前进。
（四）
除了善于笼络民心，朱元璋也十分擅长收买对手的“军心”。龙凤二年，朱元璋俘虏了陈兆先军三万六千人。朱元璋很欣赏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征服军心，朱从俘军中挑出五百名精壮，说要安排给他们特殊任务。这些人不知道朱给他们什么任务，惶惶不安。到了晚上，朱把自己的亲兵撤走，让这五百人做自己的侍卫。自己钻进帐篷，脱下战甲，倒头就睡。这五百人感动不已，从此死心塌地效忠朱元璋，三万六千俘虏也由此军心安定，很快成了朱军的主力。
在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因军事进展不顺，心情不好，对俘虏的朱军大开杀戒，表现得毫无风度。朱元璋却利用俘虏，大造政治攻势。他听到陈友谅杀俘的消息之后，命令全部释放陈军俘虏，有伤的派大夫治疗，然后悉数发给路费，遣送回家。两厢对比，高下立判，这个举动对瓦解陈友谅的军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对待那些不愿意投降的元朝旧将，其他起义军一般就杀掉了事。朱元璋却以极大耐心，千方百计劝降，招降之后，也敢于放手使用。元朝都元帅康茂才在应天战败，被朱元璋劝降。后来他作战有功，第二年就被提升为秦淮翼水军元帅。元朝“义兵”元帅朱亮祖先在太平被俘，朱元璋立刻委以重任。不料几个月后他又叛归元朝。后来在战斗中又一次被朱元璋俘获。朱元璋爱其武勇，再次释放他，命他带大队兵马跟徐达等人去攻打宣城。朱亮祖由此倾心卖力，为朱元璋屡立战功。
有些人被俘后拒不投降，朱元璋也不加虐杀。如元朝万户纳哈出在太平被俘，朱元璋“待之甚厚”，百计劝降，纳哈出却表示：“我本北人，终不能忘北。”朱元璋决定放他北返，徐达等人都不同意，“恐贻后患”。朱元璋却坚持己见，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到蒙古。
有的时候，朱元璋的宽大仁慈甚至到了“演过头”的程度。如元军林元帅在应天被俘，朱元璋让他出任原职，权力不减。但不久他又拉着队伍逃往杭州。朱元璋得到消息说：“林思旧主，既去勿追。”不加阻拦地让他逃跑。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朱元璋的宽大仁慈并不是出于天性，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长久地把自己的本性深深地掩藏起来。当然，一旦形势变化，不再需要他继续表演，他会马上露出自己的獠牙。
比如统一战争进入后期，天下大局已定，朱元璋就停止了他优待俘虏的政策。至正二十六年，大将徐达攻下了张士诚领地内的高邮，朱元璋要求将那些没用的俘虏一杀了之：因为大元天下马上会成为朱元璋的囊中之物，他不再需要用优待俘虏政策来收买敌人的军心了，留着这些俘虏，只能意味着浪费自己的粮食。然而徐达不能准确理解朱元璋的意图，杀俘不够彻底。接下来攻打淮安时，他也没有继续杀俘。气得朱元璋于龙凤十二年三月写了一封信，责问他为什么不多杀人：“吴王旨令说与总兵官徐达，攻破高邮之时，城中杀死小军数多，头目不曾杀一个。今军到淮安，若系便降，系是泗州头目青旛黄旗招诱之力，不是你的功劳！如是三月已过，淮安未下，你不杀人的缘故，自说将来！依奉施行之。”
龙凤十一年（1365）十月，朱元璋再派徐达、常遇春率领二十万大军出征张士诚，俘虏了张军六万人。朱元璋签发了亲笔密令，要求处死大部分战俘：“吴王亲笔：差内使朱明前往军中，说与大将军左相国徐达、副将军平章常遇春知会，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军中获寇军及首目人等六万余众，然而俘获甚众，难为囚禁。今差人前去，叫你每（们）军中将张军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不必解来。”这封亲笔信显示，这一役朱元璋部至少坑杀降卒四万。
（五）
朱元璋成功的第二个原因，也是他与普通武夫最大的不同点，是他的知识分子政策。
草莽群雄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一方面，他们因为本身文化程度太低，在知识分子面前难以摆脱自卑感；另一方面，他们的粗豪气质又与知识分子格格不入，十分反感知识分子的酸文假醋。所以，大部分起义军领袖对读书人没有好感，抓到之后多是一杀了之。朱元璋却不一样，也许是受父母的影响，他从小就知道敬重读书人。
正如阿Q之不敢与赵秀才说话一样，投奔起义军以前，朱元璋没“资格”也没机会和读书人打交道。身处社会底层的他对这些满腹诗书的“老爷”满怀敬慕，却高攀不上。起义使一切颠倒了。朱元璋领兵自立之初，就有知识分子主动来投奔他。第一位是定远人冯国用。冯国用家境富裕，从小颇读过一些兵书战策，是朱元璋起兵以来接触过的第一个读书人。朱元璋自然受宠若惊，对他十分重视，一有时间就和他聊天。冯国用在他面前展开一幅地图，向他介绍说，集庆（南京）这个地方，古称建康，形势极好，古人常说“金陵龙盘虎踞，帝王之都”。要得天下，就得先占了这个地方，“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地图。一看地图，周围形势包括天下大局一目了然，不禁大喜。正是在冯国用的建议下，他确定了渡江发展的战略。
在进攻滁州的路上，有一个叫李士元的歙县人前来求见，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李善长（据俞本《明兴野记》载，李士元于龙凤二年改名为善长）。李善长头脑清楚，善于料事。“少有志计，读书粗持文墨”“习法家言，策事多中”，听说朱元璋带兵路过，“谒道旁”求见，想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个能成事的主儿。朱元璋和他一见如故，聊得十分投机。李善长说，我看到您，马上想起一个人来。
朱元璋问：谁？
李善长说：汉高祖刘邦！他和您一样，也是起自草野，现在的形势，和当初的汉高祖刘邦差不多：“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也听说过刘邦这个人，不过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听李善长这么一说，他茅塞顿开，连连点头“称善”。知识分子的种种建议让在黑暗中摸索的他如同遇到明灯，通往皇位的道路在他头脑中一下子清晰起来。他任命李善长为掌书记，从此将刘邦视为自己的偶像，开始不断钻研他的事迹。
通过与读书人的交往，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分子眼界宽，计谋多，用之则为力，驱之则为敌。而且这些人在地方上往往影响巨大，“能左右一方老百姓的态度。把他们争取过来，一方百姓也就跟着过来了”。随着和读书人的接触多了，他也知道请读书人成本不高：只要客气点，给足他们面子，让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再给个虚职，他们就会感激涕零，为你卖命。“费得不多，赚头极大，真是划算的买卖。”因此，尝到了甜头的他一路征战过程中，遇到读书人，就尽力延揽。甚至在命令手下的将领出征之时，他也经常嘱咐他们，听说哪个地方有有名的读书人，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朱元璋这里。有时，还派专人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儿有读书人。
徽州老儒朱升学名很大，攻打皖南时，朱元璋仿效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向他请教夺天下大计。结果朱升说出了一句名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朱元璋听人说，镇江有个读书人叫秦从龙，学问很大。徐达出征镇江的时候，朱元璋特地交代要他去拜访此人。徐达找到秦从龙后，朱元璋又亲派自己的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带着大批白银、绸缎前去礼聘。秦从龙来到南京后，朱元璋特意到城门外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处，“朝夕访以时政”“事无大小，悉与咨谋”“称先生而不名”。每年到秦从龙生日之际，朱元璋“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这些做法传出去，广大知识分子深受感动。
当时的读书人，大多数曾与农民军为敌，对朱元璋既疑且惧。朱元璋特地宣布“吾当以投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只要诚心归附，一概既往不咎。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瞧不起他这个出身寒微的山大王，嫌红巾军气味不对，躲在山里不肯出来。朱元璋也不以为忤，而是愈加低声下气千方百计，绝不放弃。当浙东大部平定之后，名士刘基“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说什么也不肯出来为朱元璋所用。朱元璋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去力请，孙炎于是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信，反复说明利害，非要他出山不可，又叫他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刘基实在没有办法，这才勉强出山。龙凤六年三月，他与宋濂、叶琛、章溢三位名士一起来到集庆，朱元璋大喜过望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下令在自己住宅西边盖了一座礼贤馆，把他们请到那儿去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在给刘基的信中这样开头：“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慰刘基书》《谕刘基书》等，见《全明文》）语气恭敬虔诚得无以复加。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得很到位。他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倾倒了大批文化人。许多乱世中生计断绝的读书人，本来通过朱元璋军“不嗜杀人”这一迹象就已经看到了“做稳了奴隶”的希望，如今又得知朱元璋喜欢亲近读书人，便有许多人来投奔，指望依靠朱元璋，重建三纲五常的理想社会。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千倍的回报，他们不断对朱讲解各种道理，听得朱喜不自胜。朱元璋说：“我读书，常常从中受益。……读书明理，让人在日常事务中能用道理去分判，可以叫人少犯错误。”论者多认为，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根本。比如方孝孺就说：元末“地大兵强，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宋濂）而宾礼之……识者已谓天下不足平”。
正是因为知道读书人的作用如此巨大，所以在自己大力招揽任用读书人的同时，朱元璋又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政策：不许自己的部下随意任用读书人。他时时刻刻提防自己的将官们和知识分子勾结，因此规定，所有前来投奔的儒士，一律由他亲自考察任用，“禁诸将擅用”。他生怕读书人使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将军大脑开了窍，特意规定：“所克城池，令将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议论古今。止设一吏，管办文书，有差失，罪独坐吏。”
这条规定执行得很严格。他的外甥朱文忠在婺州时，将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等读书人收入麾下。朱元璋闻知，因为此时正需要朱文忠效力，所以没有严厉处理他本人，却命朱文忠将这几名儒士押送到应天，一通审问后，将王祎、许元、王天锡发充书吏，将屠性、孙履当众处死。
（六）
朱元璋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大局观良好，善于把握时机，有决断能力。
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个大关节点：一是离开江淮，渡江攻占南京，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独立称雄的基础；二是东征西讨，次序正确地分别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三是南略北伐，稳扎稳打地消灭北方的元朝。在三个大关节点中又各具体部署了若干战役，无论是通盘计划或具体战役，谁者宜先，谁者宜后，谁者轻，谁者重，朱元璋都能精确地做出计算，做到知己知彼，用力不分，有条不紊，稳操胜券。
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实际上拥有了该军。那时他在淮西已经经营了两三年，小有基础，却能毅然抛弃这一切，挥兵渡江，重新开始。这一决策真是“无比正确”。原来，斯时大元天下早已分崩。河南及淮北，全被红巾军据有，他们与北方的元军展开激战，使元军主力被堵截在中原一带，不能南下。当时江南盛产粮食，驻守的元军兵力较少，且被诸雄分割孤立，有利于各个击破。
正是这一决策，显示了朱元璋不凡的眼光，也决定了朱元璋今后的命运。
南渡后，朱元璋采取低调发展、闷声发大财的策略，趁乱发展。朱元璋夺取集庆后，恰好刘福通率领大宋农民军开始大举进行北伐，把元军打得晕头转向。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迅速攻占了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徽州、池州、扬州等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据地。别人都急不可待地称王，只有他谨守朱升向他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计策，力求把自己的声势降到最低，不引起元政府的注意，静悄悄扩充实力。
有了一席之地后，环顾天下，朱元璋发现自己所处位置十分取巧：他东面是张士诚部，占领着江苏大部直到沿海；西面是徐寿辉、陈友谅，占有江西、安徽、两湖；北面是小明王政权。也就是说，他们恰好在北东西三面为朱元璋构成三面屏障，把元军的主力挡在外面，而唯一与元军接触的东南浙江方面，元军力量很弱，只有一些孤立、分散的据点，与元朝本部相隔绝多。朱元璋根据这一形势，做出巩固东西两线、出击东南的战略决策。在北线，由于小明王属于他的“友军”，他只留少数兵力维持地方治安；在东线，自江阴至长兴，他派兵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以阻挡张士诚的西犯；在西线，也对徐寿辉、陈友谅采取防御态势，以守为攻；主要兵力则向东南方向出击，消灭浙东的元军。经过两年苦战，他攻取了富庶的浙江东部，领地扩展一倍，与徐寿辉（后为陈友谅）、张士诚并肩成为江南三巨头。直到此时，元政府和群雄才对他充分重视起来，而此时他势力已成。
他高明地利用天时地利，在乱局中游刃有余。
形势不可能永远有利于朱元璋。大宋红巾军的三路北伐取得一时胜利之后，由于志得意满，又缺乏统一指挥，很快又被元军击败。从龙凤五年起，大宋红巾军连连失败，被追得东跑西颠。几年来，朱元璋所以能在江南地区从容发展势力，靠的是有大宋红巾军的掩护，如今，北方失去屏障，东西两面又受到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包围，三面受敌，处境困难。特别是龙凤五年、龙凤七年，元军取得几次决定性大胜，在北方势如破竹，看起来可能马上就要南下，而朱元璋的地盘正处在元军南下的路上。朱元璋不想承担抵挡元军的重任，他从大势判断，做出了一分抗元、九分对付其他农民军的决策，决定结好元朝，共同对付其他农民军。朱元璋两次派使臣前往汴梁，与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通好”。他的盘算是，如果大元命不该绝，胡运复兴，他可以倒在蒙古大汗脚下，不失富贵。（吴晗《朱元璋传》）如果大元最终不行，他此时结好，也可以避免自己直接受到攻击。
元顺帝得知消息，大为高兴，他派户部尚书张昶带着诏书，前往朱元璋处，决定授予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不料这个时候，大将察罕帖木儿在中原受到陈揉头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看来一时南下不了了。朱元璋于是置元朝任命不理，让张昶等人在自己的地盘外苦苦等了一年，直到龙凤八年十二月，元将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朱元璋判定他们不会向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才决心立足江东，自谋发展。于是正式拒绝元朝任命，不过仍与扩廓帖木儿保持密切联系，保持骑墙态度，给自己留有余地：“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这种策略，使得朱元璋避免了受到元军的直接进攻。
五、问鼎天下
（一）
在另一个重要问题上，也就是更为人所熟知的与陈友谅、张士诚角斗的次序问题，朱元璋做出的决策也十分高明。
1360年，以南京为中心的朱元璋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与两侧的陈友谅、张士诚政权接壤，三分江南大势。雄踞长江上游的陈友谅，跨有长江、汉水之间广大土地，疆域广阔，军力强大，东南无二。“矜其强大，日寻于长矛大镞之间。”下游的张士诚，“南包杭州、绍兴，北跨通、泰二地”，拥有相当实力。朱元璋中居南京一带，介处于东西两大强敌之间，你死我活之势已显。这时，陈友谅恃强，已做好了进攻朱元璋的准备。
对此严重局势，朱元璋进行了审慎的调查研究。先打张士城，还是先打陈友谅，朱元璋的决策集团分歧很大。绝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先打张士诚：“张士诚，富而弱，宜先。”张士诚军战斗力较差，以先弱后强原则，先打张士诚顺理成章。只有刘基一人认为：“友谅踞上游，且名号不正，宜先伐之，陈氏既灭，张氏为囊中物耳。”
朱元璋的分析角度与众不同。他在实力之外，更主要地考虑了心理因素。与陈张二人周旋多年，他对二人的脾气性格充分了解。陈友谅是个热血汉子，骄横自大，易于冲动；而张士诚性格内向，进取欲不强。这一差别应该是他选择进攻次序的关键。他对诸将说：“友谅剽悍而轻率，其志骄；士诚狡猾而懦弱，其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如果我们先攻张士城，陈友谅必空国而来，大举进攻我方，使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如果先攻陈友谅，张士诚胆小怕事，必不能出姑苏一步为之援。就是说，我们打陈友谅，没有后顾之忧。且陈徒恃勇力，可以智取。”于是采纳了刘基的意见，“决计先伐陈氏”。
朱元璋的这一战略决策，既显示出他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中驾驭战争全局的军事才能，显示了他杰出的分析人、揣度人的能力，同时更显示出他敢于以弱胜强的胆略。当时的陈友谅，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从战略地位上，都处于绝对优势，而朱元璋的许多将士慑于陈军威势，惧怕与陈部作战，甚至连主要谋士李善长听到朱元璋要诱使陈友谅速来时，也惊慌失措地问：“方忧寇来，何为诱致之？”
朱元璋胸有成竹。他抓住陈友谅骄傲轻敌、求胜心切的弱点，决定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设伏聚歼的办法，借助应天城池坚固、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诱使陈友谅的巨舰由浩瀚的大江深入狭窄的河道，舍舟登陆，同自己交战。
他授意陈友谅的前老友康茂才亲笔给陈友谅写了一封诈降信：“作书遣使伪降友谅为内应，招之速来。”急功近利的陈友谅果然喜出望外，与康茂才约定在江东桥会合，里应外合攻取南京。
龙凤六年闰五月初十，求战心切的陈友谅冒险率领舟师东下，直趋应天，进入了朱元璋布下的埋伏圈。时值退潮，战船搁浅，朱元璋部内外夹击，把陈友谅军打得晕头转向，士卒被杀和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陈友谅换乘小舟逃走，朱元璋部乘胜追击，占领了陈友谅的大片领土，缴获百余艘巨舰和几百条战船。
这一战是朱元璋与陈友谅部战争中关键的一战，朱元璋利用地形优势，避开汉军水战之长，发挥自己陆战的优势，终于以少胜多。
陈友谅在龙湾大败后，“忿其疆场日蹙”，迫不及待地孤注一掷，决定对朱元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下令特制数百艘大型战舰。舰高数丈，外涂红漆，上下三层，每层都有走马棚，大的可载三千人，中的可载二千五百人，小的可载二千人。龙凤九年（1363）四月，陈友谅亲率号称六十万的水陆大军，携带百官家属，倾巢出动，自长江顺流而下，杀向朱元璋领土中的重镇南昌。
朱元璋闻讯，急帅部将徐达、常遇春等带领二十万舟师，抵达鄱阳湖北的湖口。他先派戴德率领部分兵力把守泾江口（今安徽宿松南），再派部分兵力驻扎在南湖嘴（今江西湖口西北），切断陈友谅的归路，同时又派人调信州守军驻屯武阳渡（今江西南昌县东），防止陈友谅向西逃跑，决心把陈友谅围困在鄱阳湖中消灭。
七月二十日，朱元璋与陈友谅两军在康郎山（今江西鄱阳湖内康山）水域遭遇，一场规模空前的水战开始了。陈友谅部人多势众，船只体积庞大，“悉巨舟连锁为阵，旌旗楼橹，望之如山”，又有顺流而下的优势，因此开头两天，朱元璋的仗打得相当艰苦，一度抵挡不住陈军的攻势，右军被迫后退。力敌不胜，只能智取。朱元璋命令常遇春等征调七条渔船，装载芦苇、火药等易燃物，在黄昏时趁东北风起进行火攻。天从人愿，东北风越刮越紧，七条渔船不久即飞抵陈友谅的水寨，志大心粗的陈友谅居然对火攻没有任何防备，熊熊大火一下子就把水寨中的几百艘敌舰烧着了，“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陈友谅弟陈友仁、陈友贵及平章陈普略等悉被烧死。陈友谅企图退守鞋山（今江西鄱阳湖中之大孤山），但已被朱元璋抢先派兵扼守出口，只好于八月二十六日率百余艘舰船冒死突围，在突围中被郭英一箭射中，当场丧命。陈友谅五万余人缴械投降，陈部原有的疆土，从汉水以南到韶州以北，辰州以东到赣州以西，尽归朱元璋所有。
（二）
朱元璋的判断是正确的。在与陈友谅的几次大战中，懦弱的张士诚始终按兵不动，尤其是鄱阳湖大决战，朱元璋倾巢而出，南京几成空城，朱元璋自己都成天提心吊胆，而张士诚仍龟缩在姑苏城内不敢出援陈友谅。
张士诚控制的郡县，南至绍兴，北逾徐州，西至濠、泗，东抵大海，南北相距两千余里。在占领了如此广阔的地盘后，张士诚渐渐失去进取心，沉醉在小朝廷的腐败生活之中，只望能保住这份基业，不再有更高要求。然而，乱世之中，不求进取只能意味着被消灭。
消灭陈友谅后，朱元璋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张士诚。龙凤十一年（1365）十月，朱元璋调集大军，发动了攻灭张士诚部的大规模战争。十月十七日，徐达、常遇春等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渡过长江，规取淮东。第二年四月淮东悉平。第一阶段战役结束。龙凤十二年八月初二，朱元璋军开始进攻浙西。很快攻克杭州，紧接着绍兴、嘉兴也不战而降。第二个作战计划宣告完成。
攻下湖州后，徐达引兵北上，会合诸将进攻平江。平江被围数月，外无救兵，内缺粮草，“资粮尽罄，一鼠至费百钱，鼠尽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张士诚两次冒死突围，均未成功。这位懈怠了多年的偏安之主到生命尽头恢复了英雄本色，城门破后，他带领二三万残卒展开巷战，失败后逃回府第，一把火烧死家属，自己也上吊自杀，但被冲入的朱元璋军队救下，俘送应天。
朱元璋命人把这个老对手带上殿来。毕竟曾经做过“天子”，张士诚不屑于再做人臣，倨不为礼。朱元璋好言好语想和他聊聊天，抒发一下英雄豪情，他却瞑目不语。赏给他吃的，他也拒不进食。搞得朱元璋火起，命人把他扛到竺桥，“御杖四十而死”。朱元璋的最后一个劲敌就这样被消灭了。
（三）
毛主席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主席是这样说的：“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这个因一念之差投身军队的文盲，后来居然以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的身份载入了中国战争史。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他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精细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他在军事生涯中，曾经制造过多个经典战例。
朱元璋的军事传奇，产生于脚下这片独特的土地。
中华民族似乎不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数学家辈出，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没有取得过多少拿得出手的成绩。直到晚清，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中国的自然科学成就只是工匠们在千百年的劳作中偶然发现的积累，社会科学更是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语录式的、片断式的灵感火花。
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民族。也许是因为在这片人口拥挤的土地上生存异常艰难吧，中国人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了“琢磨人”上。《老子》《论语》《菜根谭》《增广贤文》《厚黑学》，林林总总，无非讲如何与人相处。所以，中国人的谋略文化特别发达，中国人防范人和算计人的能力特别强。马克思说：中国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远胜于其他亚洲人”。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总结出这样多、这样深刻的弯弯绕的生存智慧：“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为人且学乌龟法，当缩头时便缩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吃小亏占大便宜”“内要伶俐，外要痴呆，聪明逞尽，惹祸招灾”……
那些智谋大师历来是中国人崇拜的对象：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而张仲景、张衡、祖冲之等科学家却不为普通人所知。到现在为止，谋略文化仍然在中国生机勃勃，随便找家书店一看，许多生存谋略类书籍占据了相当大的面积。中国人谋略化的思维方式与军事思维非常接近。中国人不善于坦诚合作，也不善于公平竞争，而独善于钩心斗角，善于破坏规则，而战场上正是需要随机应变、不择手段。战场上必须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方的弱点，战场上可以光明正大使用阴谋、欺骗对手，创造性地去示假隐真、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借刀杀人、引蛇出洞、金蝉脱壳、围魏救赵、暗度陈仓……
战场是中国人表现才智的最佳舞台。正如同西方人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商人一样，其实也可以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军事家。
所以，中国古代关于实用技术的书籍很少，独兵书最多。现存的中国兵书达两三千部，有名者如《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唐李问对》《将苑》《登坛必究》《虎钤经》《兵经》……历来为问兵者所必习。
所以，中国古代缺少其他门类的专家大家，独大军事家层出不穷。和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不需要什么“军校”来培养人才。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军事家，多是自学成才，比如刘邦、韩信、卫青、曹操、岳飞，直至曾国藩、毛泽东。
所以，中国出现朱元璋这样天才的军事家，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
就在对张士诚的战争进行得顺利之时，朱元璋顺手消灭了自己身边的一个累赘：小明王韩林儿。
朱元璋渡江后，全靠北面奉韩林儿为主的红巾军抵抗元军，他才能从容在南方发展。朱元璋也一再利用韩林儿的名义，来为自己政权提供合法性。占领浙东后，朱元璋树起的“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的大旗，实际上就是小林儿部的“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号。这样，朱元璋既可以利用小明王的旗号和复宋的目标来号令军士、争取群众，又可以缩小自己的目标，避免树大招风。
大宋农民军在北方被打败后，小明王落脚在安丰，受到张士诚部的攻击，向朱元璋求援。朱元璋看出小明王还有利用价值，准备救援，但是部下却纷纷表示反对，大家都说：“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意思是说，就算救出了小明王，如何安置也是个问题。放到应天吧，就得听从他的约束，岂不非常被动；如果不放到应天，又放到哪儿好呢？但是在朱元璋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难题，他力排众议派兵往救，然后“设鸾驾伞扇迎驻滁州，创造宫殿居之，易其左右宦，侍奉之甚厚”（俞本《纪事录》）。也就是说，途经滁州，朱元璋命造宫殿，把小明王留在那里，厚加供养，但将他左右的宦侍全部换上自己的心腹，严加监视。阳为尊崇，实际上韩林儿已成了朱元璋的阶下囚。这样，朱元璋就把小明王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天下红巾军诸部中取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在那之后，小明王就成了朱元璋手里的工具，他高兴的时候，就可以拿来随便用用。比如龙凤九年（1363）三月，在与陈友谅展开决战前，朱元璋命小明王封赠自己的三代，先讨讨彩头：曾祖父朱九四为资德大夫、吴国公；祖父朱初一为光禄大夫、吴国公；父朱五四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鄱阳湖战役胜利后，朱元璋决定先称王，为以后登基做准备，他仍然以小明王的名义对自己做出正式封赐。
直到龙凤十二年（1366），平定张士诚战争进展非常顺利，天下已非朱元璋莫属了，韩林儿才没有任何继续存在的价值了。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用船到北方去接韩林儿，说要迎他来坐天下。韩林儿辞别了闲居三年的滁州，兴冲冲向应天进发。虽是空头皇帝，妃嫔宫女、太监护卫，毕竟一应俱全。到了江心，韩林儿乘坐的大船便进了水，在护卫和妃嫔的一片惊呼哀号声中渐渐沉没。
“惨剧”发生后，朱元璋“勃然大怒”，立刻命人把廖永忠抓起来，说他办事不够谨慎，以致出此“交通事故”，要重治其罪。无奈众人纷纷说情，朱元璋才“勉强”免了他的死罪，命廖永忠仍回苏州前线，“戴罪”立功。随后，朱元璋下令举行国丧，在应天城内遍挂孝幛，停止娱乐活动一个月，又命在长江边设小明王灵位，亲率文武百官到江边哭祭，声势弄得十分浩大。
不过，从此之后，朱元璋再也不提自己曾经是韩林儿的臣下，连当年立的一些石碑，也因为曾经用了韩林儿的年号，一律捶毁，文字史料更是消灭得一干二净。
消灭韩林儿后，朱元璋对白莲教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朱元璋部本是白莲教大起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起义之初，他也充分利用白莲教教义来发动群众，但是，随着自己独立发展，朱元璋越来越淡化自己这支队伍的宗教气氛。因为他知道，宗教狂热只可用于一时，难以持久。
龙凤十二年五月讨伐张士诚檄文的发布，是朱元璋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中，朱元璋借声讨张士诚之机，宣布白莲教是妖术，指斥信教者“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终不能济世安民”。
朱元璋还宣称，他远在渡江之前，已“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不仅否认自己从前信奉白莲教并长期臣属于小明王的事实，而且完全抹杀大宋红巾军对他在江南地区发展壮大势力所起的掩护作用，把自己的胜利一概归之于“天地祖宗之灵”及其“将帅之力”。
抛弃白莲教义，就意味着皈依到孔子门下。随着夺取天下形势已显，朱元璋开始了尊孔活动。龙凤二年九月，他前往镇江，一入城首先就去拜谒孔子庙。龙凤六年五月，朱元璋下令在应天设立儒学提举司，任命宋元以来金华朱学的传承人物宋濂为提举，正式尊崇儒教。
不过，为了最好地利用白莲教的剩余价值，朱元璋后来决定给自己的新朝代定国号为“大明”。因为经过白莲教的广泛传播，明王出世成了民间熟知的预言。韩山童自称明王起事，韩林儿继称小明王。朱元璋的部下，大多都是白莲教的信徒。朱元璋以出自白莲教经典《大阿弥陀经》的“大明”做新皇朝的国号，一是表明了新王朝与小明王的继承关系，二是向其他觊觎帝位者暗示，“明王”已经出世，光明世界已经到来，其他人就不必再痴心妄想了。
明朝立国后，朱元璋开始了对明教、白莲教的严厉镇压。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颁“禁淫祠”诏：“不许塑画天神地祇，及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其后，朱元璋便借修订《大明律》，将明教、白莲教列为“旁门左道”，严行禁止。《大明律》规定：“凡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聚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有明一代，白莲教、明教势力一直被牢牢压制。
（五）
朱元璋在统一南方战争中战无不胜，顺利异常，迅速平定了广大中国南部，只剩下元朝一个敌人，而元朝内部又分崩离析，战斗力并不强。
朱元璋虽被称作驱除外虏的伟大民族英雄，然而他的十五年军事生涯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汉人互相残杀。直到此时，他还没怎么和正规元军正式交过手。不过元帝国的实力早已被漫长的战争耗尽了，已经成了一个熟透的果实，朱元璋要做的，只是伸手摘取罢了。
由于接连的胜利，大部分将领主张“直捣元都”，一举统一中国。而朱元璋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农民的谨慎心态，使朱元璋在指挥作战时，从不像其他流民领袖那样凭一时血气之勇。
朱元璋最突出的军事个性是“持重”。朱元璋的一切活动特别是重大的军事和政治行动都是经过精心筹划，三思而行的。他信奉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的策略，从不追求侥幸。史称老儒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给朱元璋带来了胜利，殊不知这也是朱本身的一贯思想，只不过朱升之策恰与朱元璋的想法相同而得其认可罢了。
北伐战争是朱元璋谨慎个性的突出表现。在这场战争中他一如既往地谨慎小心，绝不疏漏对每一个风险点的分析。他分析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粮饷不足，援兵四集，非我利也”。他力排众议，果断地提出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全局在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其都”。
应该说，在当时我强敌弱的情况下，一举攻克元都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风险也确实存在。当时的元朝还保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只是他们正忙于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没有联合起来对付北伐军。朱元璋的军事部署则把风险降到了最小，虽然成本大大增加了。朱元璋宁可多做十倍的努力，也不愿增加哪怕十分之一的风险。
吴元年（1367）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军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伐中原。十月二十四日，徐达大军抵达淮安，元朝守将王宣、王信投降。十二月初五，朱元璋部陷东平，孔子五十六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希学率曲阜县尹、邹县主簿投降。十二月初七，徐达攻克济南，整个山东进入朱元璋版图。
山东平定后，虽然大都近在眼前，但徐达按朱元璋指示，首先西取河南。洪武元年三月，徐达引舟师溯黄河而上，直趋汴梁。四月初八，与元将脱因帖木儿大战于洛水以北，大胜。
在河南基本平定之后，朱元璋又命冯胜西取陕西，与徐达夹击脱因帖木儿残部。山东、河南、陕西都纳入朱元璋的版图，攻克大都，就没有任何意外了。
正是按照朱元璋的这一战略，北伐一步一步，逐渐消耗了元军力量，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胜利，从出师北伐到克元大都仅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六）
战争是如此有力的一只重锤，它对人的心态、性格、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不可逆转的。
来到郭子兴军前的朱元璋已经是一块好铁。上天在不经意间，给了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一个出色的大脑，而从小经历的艰难困苦、挫折打击，在给了朱元璋健壮身躯的同时，也给了他一颗冷酷的心，给了他高度的自制力。
当然，即使拥有了这些品质，朱元璋也不过是一块不错的铁坯罢了。是战场成就了最终的朱元璋，那个绝对冷酷、精明、狡猾、强大的朱元璋。
战场是练就男子汉的地方。古今中外，顶级的男子汉都是在战场上练就的，因为只有战场，才能提供炼成他们所必需的高温和高压。
战争要求军人具备的第一个素质就是“不动心”，保持绝对的理性。战场是什么样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在战争中，军人承受着常人在常态生活中体会不到的巨大压力。危机重重，千钧一发，生死攸关，在鲜血、尸体、烽烟、呐喊中，一个人很容易失去理智。然而，战场又是一个不能犯错误的地方，每一个错误都得付出惨重的代价。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大师都反复强调理性的重要性。老子说：“善战者不怒。”孙子则明确提出：“君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大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气过后，人可以平静下来，但因此而亡掉的国家不可以复存，因此而死去的战士不可以复生。”曹操也说过同样的话：“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
战场上的机会往往只有一次，这就要求军人的思维绝对不能受情绪的干扰，在最复杂的状况中冷静地选择最合理的策略。战场把朱元璋原本就温度相当低的心炼到了零度状态。一个伟大的统帅要能对战士们的鲜血和呻吟无动于衷，要能够把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当成自己赌博场上的筹码，要能够把自己最亲近的人亲自送到死亡之地，要能够杀死心中的同情、怜悯、恐惧，要能够做到无情、无欲、无我。这样，他才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人的死亡和力量的消耗。
战争把朱元璋那本来已经十分精明的头脑锻炼得更加精确。
在战争中，一个统帅所需要考虑的变数太多了。天气、地理、敌情、我情、后勤……战争需要一个人的思维迅速、周密、严谨，把每一个微小的因素都得考虑进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战争需要军人把自己的大脑变成一架超高性能的计算机，在战场的厮杀呐喊中能进行高速精确的计算。
战争把朱元璋本来就已经谨小慎微的个性修正得更加严谨。在战场上，他变成了一只极具耐性的狼，不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不到有九成把握的时候，决不贸然出击。在巨大利害的压迫下他能寂然不动，长久地忍耐，一旦机会来临，则“动如雷霆”，一举摧垮敌人。
在一次次的危机、逃亡、死亡等绝境中，这块铁中的杂质被命运的重锤一点点砸出去。在十余年军旅生涯过去之后，朱元璋终于百炼成钢，成了一块品质极佳的钢。他练成了一颗超人之心。铁一样坚硬，冰一样冷酷，水一样沉着，弓弦一样柔韧。这颗心只受利益支配，绝不会被感情软化。这颗心能承受任何巨大的压力，能冷静面对任何艰难的挑战，能发布任何别人所不敢发布的残酷、野蛮和不义的命令。是战场，把朱元璋从一个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人变成了一架机器，安装了高性能芯片的钢铁机器。大明王朝开国帝王后来在治国中表现出来的铁腕、周密和残酷，都是由这颗心所决定的。
大明帝国开国后的种种重大举措，与朱元璋长期形成的战争型思维方式有极大关系。
军事思维是在恶性竞争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如学者吴兴明所言：军事谋略的出发点是“在人生在世的多重关系中它取定人人关系，在人人之间的诸多关系中它取定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的协同与争斗的双向关系中它又进而只取定争斗关系”。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是军事思维的典型表现。
在处理人我关系时，习惯军事思维的人总是以他人为手段，以自我为核心。保存自我，打击他人，这是军人的行为本能。在战争中，只有把所有不利因素考虑到了，才能立于败之地。这样，在判断人物上，军事家往往习惯从人性恶的一面出发，把针对自己的危险因素考虑到点滴不漏的程度。以这种思维方式来应人待物，所看到的危机自然无处不在，所以，“恐惧是身处谋略地带人的基本心态”。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元璋刚刚登上帝位，就“寝不安枕，忧悬于心”了。登基的第二天，他告诫侍臣：“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他反复强调消灭危险于萌芽状态的重要性：“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者。明者能灼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
在给子孙们写的《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你们做皇帝时，即使安居无事，也要常怀警惕，一时一刻也不能怠慢。这样，你的性命才能安全，国家大权也不会丢掉。如果一看天下太平就放松了防备，万一奸人得手，身家性命不保，国家基业不存！
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谆谆嘱咐后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谨慎已经达到神经质的程度：
虽然与那些朝夕相见亲近如同骨肉的人接触，也要在心里多加警惕，防人之心时刻不可无！如果要令左右回避，和亲信大臣们商量机密，那么，带刀护卫只许离你们十丈远，不能再远了！
弄几套盔甲刀枪，放在身边。选几匹好马，养在宫门口，四个城门也要各备几匹！
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没事常听听城中动静，也可以到院子里，看看天气星象，有没有什么灾难的征兆。如果不出去，则听听市声是不是有什么异常。
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朱元璋习惯了高强度、高密度的脑力劳动，习惯了每时每刻估量形势、算计对手，习惯了激越昂扬的行进节奏，习惯于享受“与人奋斗”的乐趣。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没有对手。所以，在陈友谅、张士诚、元朝皇帝一个个消失了之后，他开始了寻找对手的漫长过程。原来的老乡和战友，即所谓的“淮西勋贵”，就进入了他的视野。朱元璋原本是心胸狭窄之人，对臣下之一举一动悉加注意，经常对臣下的举止表示不满，说：“此等愚夫，不学无术，勇而无礼，或闲中侍坐，或饮宴之间，将以朕为无知，巧言肆侮，凡所动作，悉无臣礼。”在他“危机放大”的军人心理形成的放大镜下，他们日常表现中的小小不谨不敬，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头，他原来的朋友一个一个在他的视野里变形成了对手，所以他才举起了屠杀功臣的屠刀。
战争思维的第二个特点是追求实用性。战争以实用为目的，军事思维是非常功利化的思维，本能地要求思维方式简明、实用。朱元璋一生不尚形式，只求实用。朱元璋在建国后的政治斗争中擅长不受形式的约束，“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各种下作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创造了大村庄式的治国方法，虽然不美观，却非常实用。
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对什么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信仰。长期的谋略思维习惯，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权谋中得到好处，使他形成了权谋化的思维习惯。所以，朱元璋的治国方法是无巧不取，无利不谋，无所不为。他竭尽全力维护三纲五常，推崇儒家正统。然而，因为孟子说过民贵君轻，有违他唯我独尊的心态，他居然敢删节《孟子》。他不迷信，但为了蒙骗百姓，就以神道设教，甚至装神弄鬼，用迷信来骇人。他战时喜欢读《孙子兵法》等兵书，对权术运用精熟。战后却对兵书中的机谋权变之术一概斥为卑下之识，反对人们去研究它。他说：“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他远交近攻，对外宽容，对内残忍。对他统治力所不极的少数民族、边疆国家，他一副和善面孔，厚往薄来，大方之至，并且列出周围的不征之国，要求子孙和他们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然而，对于他鞭子所及的臣民百姓，他凶暴残忍，苛刻无情，为了一姓之私，妄图永世囚禁万民，成为他的家奴。
战争中的一些具体手段也保留下来，成为他的治国方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使用特务的将领之一。他对驾驭特务很有经验，早在天下未定之时，他派卫士何必聚到袁州侦察敌情，何必聚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问：“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答：“欧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核查此事，核查属实后才放心。史料提供的情况表明，朱元璋的特务侦察手段是相当有效的。正是这些侦察活动所得到的材料，为他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建国后，他在政治生活中一样大用特务，监视全国人民的一举一动，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创公开的特务机关“锦衣卫”，豢养大批特务，称为“检校”，四出侦察臣下的活动，专门从事镇压“不轨妖言”的勾当。“检校”专门告人阴私，人人惧怕，他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国初事迹》）。这些人无事不查，无事不报，社会的每个层面都在他们的侦察范围内。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戴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定制。他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第二天，朱元璋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
战争时从纪律中得到的甜头使朱元璋对纪律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从严治军，是他的一贯作风。建国之后，这一作风依然延续。他对那些劳苦功高的大臣，也一样说杀就杀，说打就打，廷杖制度即由此而来。对任何违犯他制定的法规纪律的人，一律毫不手软，绝不放过。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他不顾朝廷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边境贩卖。朱元璋毫不手软，得知之后立命抓来赐死。
对至亲之人如此严苛，对待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他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朱元璋在建国后的治国方针就是严刑峻法，靠杀人来震慑万民。他颁布的法令，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得无比细致。稍有违犯，则治以非人之刑。在他的治下，贪污六十两，一经发现即被剥皮处死。犯了出行不带“通行证”、在家“不务正业”、遇到不法之事没有及时举报等小过，朱元璋的惩治措施动不动就是“全家迁居化外”“枭首示众”“断手”“断足”……翻开他的《大诰》，随处可以看到朱元璋亲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案。甚至，为了地方上一个皂隶的逃亡，就屠杀抄没了几百家。朱元璋自己描述这个惨绝人寰的案子说：“民之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