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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王安石言王广渊语，施之安石，当无大碍。《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一李常《上神宗论王广渊和买抑配取息》原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1204页。
[2] 出自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宋］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卷五一《论本朝百年无事》，中华书局，1992年1版，774页。
[3] 祝总斌《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4] 这一宰相概念来自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8年重印。
[5] 我有意没有使用“党争”这样常用的词语，主要是因为“党争”含义的不确定性。个人认为，既往的党争研究大多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传统的君子—小人二分法，并且习惯于站在传统的“君子”一边论其成败，对于政治中本来就应该存在的分歧与斗争的涵容度不够。
[6] 葛金芳《熙宁新法的富民与富国之争》（1988）、《王安石变法新论》（1990）认为王安石的目标是“富民”，宋神宗的目标是“富国”。李华瑞《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考辨》（2008）引用葛说。笔者认真阅读葛文，没有被说服。所以我在这里不严格区分王安石主政时期与神宗主政时期。
[7] 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上言，《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上四·常平义仓》， 4279页。
[8] [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七，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 9904页。
[9]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邓广铭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101页。
[10] ［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77页。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九，8161页。
[12] 张呈忠《神宗法度与北宋晚期改革史研究》，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3月，83页。
[13] ［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二，［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朱子考欧阳文忠公事迹·连典大郡》，中华书局，2001年1版，2648页。
[14] 此为漆侠批评梁启超《王荆公》的话。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9页。
[1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六，10918—10919页。
[16] ［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九，中华书局，2004年版，404页。
[17] 《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 5090页。
[18] ［宋］不著撰人，司义祖点校《宋大诏令集》卷七《嘉祐遗制》，中华书局，1962年版，1997年2印，30页。结尾部分意译，原文如下：“死生之际，惟圣为能达其归，矧天之宝命，不坠于我有邦，更赖文武列辟，辅其不逮，朕何慊焉？”
[1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4792—4795页。[元]脱脱监修《宋史》卷一三《英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第1版，254页。
[20] 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601—602页。
[2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4796页。[宋]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点校《司马光集》卷二五《告哀使札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1版，645—646页。
[22] 《司马光集》卷五八《与范景仁书》，1237—1239页。
[23] ［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一四《范景仁墓志铭》，中华书局，1986年1版，438页。《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四，4454页。
[2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五，4727—4728页。
[2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三，4675页。
[2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四，七月戊申条，469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五，4719页，闰八月丙午，皇第十三女薨，赠楚国公主，其生才六十一日云。
[27] 《宋史》卷一三《英宗本纪》，254页。
[28] 《宋史》卷二四五《宗室三》对于仁宗诸子的记载简单得凄凉：“仁宗三子：长杨王昉，次雍王昕，次荆王曦，皆早亡。徽宗时改封。”《宋史》卷二四八《公主·仁宗十三女传》，8776—877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详细记录了各位公主的诞育与薨逝，这些可怜的公主，通常只活到两三岁，有一个活了六天，还有一个活了六十一天。仁宗长女（1039—1070），封兖国公主，英宗进封越国长公主，神宗进楚国大长公主。
[29] 《宋史》卷二四五《宗室·濮安懿王允让传》，8708页。
[30] 苏辙《龙川别志》卷下。
[3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二，4406页。
[3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二，嘉祐元年五月甲申，4406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五，嘉祐六年十月壬辰条有对这件事的简单回顾4727页。
[3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二，4406页，记载：“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弟纯臣为王府官，数与尧臣言宗实之贤，尧臣以告彦博等。彦博等亦知宗实帝意所属，乃定议，乞立宗实为嗣，既具稿，未及进而上疾有瘳，其事中辍。”
[3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七，4777页。
[3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七，4777页。
[36] 治平元年闰五月，英宗亲政之后富弼的回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4879页。
[3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4804页。
[3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侍御史吕诲上疏言，4811页。
[3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四月壬午条，4797页。
[4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4811、4812页。
[4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二，4893页。
[4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4815页。
[4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4815—4816页。
[4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4815页。
[45] “百官大起居每五日举行，又称五日起居，在紫宸殿或垂拱殿举行。”“每天一早，皇帝御垂拱殿，首先接受到场‘宰臣、枢密使以下要近职事者，并武班’的行礼朝拜，称为常起居。”英宗此番御紫宸殿，应当属于五日起居。赵冬梅《试论宋代的閤门官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4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4825页。
[4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4825页。
[4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4825页。
[4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4828页。
[50] 大河网2013年1月23日报道《少女因“心病”挺着大肚子十五年》， http://newpaper.dahe.cn/dhb/html/2013—01/23/content_843370.htm?div=—1，2014年9月1日查询。
[51] 《欧阳修全集》卷一一九《奏事录》，1842页。
[5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嘉祐八年九月己未条，4827页。
[53] 《欧阳修全集》卷一一九《奏事录》。
[54] 《宋史》卷一三《英宗本纪》：“冬十月甲午，葬仁宗于永昭陵。”255页。
[5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4838页。
[5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4880页。当时的枢密使一共两位，富弼之外，还有张昪，但是富弼并未提到他，张昪可能在休病假。《宋史》卷二一一《宰辅表二》：“张昪，嘉祐六年（1061）闰八月除枢密使，治平二年（1065）七月，以疾辞。”5480、5482页。
[57] 《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上·慈圣光献曹皇后传》。
[5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4804页。［宋］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1版，20页。
[59] 《邵氏闻见录》卷三，20页。
[60] 符宝在太后手里，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御史龚鼎臣、傅尧俞、吕诲的批评，4877页。
[61] 现代学者仍多抱持这一传统印象，比如张明华《从曹皇后的道德自虐看北宋中期儒学复兴对宫廷女性的负面影响》认为：“作为当时社会妇女的懿范，宋仁宗皇后曹氏一生以遵守、维护伦理道德为己任，牺牲家庭幸福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既是受害者，也是卫道士，充分体现出北宋中期儒学复兴对宫廷女性的负面影响。”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62] 《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上·慈圣光献曹皇后传》，8621页。
[63] 《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8980页。
[64] 《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上·慈圣光献曹皇后传》，8620页。
[6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二，4395页。
[6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开经筵在十二月己巳，4839页；淮阳王出阁在十二月乙亥，4849页；引文出自吕诲的奏疏，4837页。
[6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4862页。
[6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4862页。
[6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4864页。
[7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4866页。
[71] “后犹未转御屏，尚见其衣也。”《邵氏闻见录》卷三，22页。这一细节，又见朱熹编《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二“富弼”。
[7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4886页。
[73] 侍御史知杂事龚鼎臣、御史中丞吕诲的上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4877页。
[7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4868页。
[7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4868页。《司马光集》卷二八《二先札子》，703—706页。
[7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4869页。
[77] 《司马光集》卷二九《取索札子》，709—71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治平元年五月壬子条，李焘注“光虽有此书，其从违当考”， 4871页。既不见改善太后待遇的诏书，本书姑且作此书写。
[7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4866页；卷一九三，嘉祐六年六月甲戌，富弼辞起复，4673-4675页；卷一九五，嘉祐六年闰八月庚子，韩琦升首相，4718页。
[79] 治平元年（1064）七月十八至二十日，司马光连上三札弹劾任守忠，二十一日，任守忠被解除大内总管（入内内侍省都都知）职位，蕲州安置。《司马光集》卷三〇《任守忠札子》《第二札子》《第三札子》，734—738页。“替罪羊”（scapegoats）是冀小斌的说法，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Career and Thought of Sima Guang （A.D. 1019—1086 ）（《北宋的政治与保守主义：司马光的治学与从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90页。
[80] 此事见于富弼治平元年闰五月辛未的上疏，此前，戊辰日，为了酬谢宰相、枢密使的推戴之功，英宗下诏提高二宰相韩琦、曾公亮，二枢密使富弼、张昪的级别，富弼上疏辞谢，认为无功，不配受赏，并劝英宗要珍惜皇太后的大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4878—4883页。
[81] 《司马光集》卷三〇《（任守忠）第三札子》，737页。
[82] 《司马光集》卷三《新迁书斋颇为清旷，偶书呈全、董二秀才，并示侄良、富》，59—60页。此诗系年，从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62页。
[83] 《司马光集》卷一一《光皇祐二年谒告归乡里，至治平二年方得再来，怆然感怀，诗以纪事》，350页。
[84] 《司马光集》卷一一《辞坟》，351页。
[85] 《司马光集》卷一一《光皇祐二年谒告归乡里，至治平二年方得再来，怆然感怀，诗以纪事》，350页。
[86] 周振甫先生译为：“衰微啊衰微，为什么不归？不是君主的缘故，为什么身上受露？”周振甫《诗经译注》卷二《国风·邶风·式微》，中华书局，2002年1版，2010年2印，49页。按郝懿行《尔雅义疏》以“微”有幽隐
昧之意。故余冠英等学者将“式微”解作“天将暮”，特此注明。
[87] 《司马光集》卷八《寄清逸魏处士》：“乡树三摇落，临风歌式微。徒嗟俗缘重，端使素心违。茅阁杉松冷，山园药草肥。不能如海燕，岁岁一西飞。”272页。“乡树三摇落”，距离皇祐二年探访魏闲的山庄已历三春，此诗盖作于皇祐五年（1053）。
[8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四，治平二年三月己丑，司马光上疏。原文是：“臣近蒙恩给假至陕州焚黄，窃见缘路诸州仓库钱粮，类皆阙绝，其官吏军人料钱、月粮，并须逐旋收拾，方能支给。窃料其余诸州，臣不到处，亦多如此。”4954页。
[8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六，嘉祐七年司马光上疏论财利，4751页。
[90] 前一数字的具体时间是景德、大中祥符中（1004—1016），来自《包拯集》卷一，后一数字的具体时间就是治平年间，来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四。参见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3年，第213页《宋代官僚员数统计》表。
[91]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30页。
[9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嘉祐八年四月癸巳，郑獬上疏语， 4803页。
[9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嘉祐八年四月癸巳，4803页。
[9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4806页。
[9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4816页。
[9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郑獬语，4803页。
[9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4797—4799页。
[98] 司马光论“义勇”的札子一共是六道，《司马光集》卷三二，749 764页。
[9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三，4922页。
[10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治平元年四月辛未条，4861页。
[10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六，4746—4748页。
[102] 人数据司马光《上英宗乞行礼官所奏典故》，[宋]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点校《宋朝诸臣奏议》卷八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1版，964页。
[10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4872页。
[104] 司马光《上皇帝疏》，《司马光集》卷二五，655页。
[105] 司马光《虞祭札子》，《司马光集》卷二六，675页。
[106] 《仪礼·士虞礼》郑玄注。
[107] 韩悦《宋代丧葬典礼考述》，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54—57页。
[108] 司马光《虞祭札子》，《司马光集》卷二六，675页。
[10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嘉祐八年十一月庚子条，4830页。司马光《虞祭第二札子》，《司马光集》卷二六，676页。
[11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4830页。
[111] 《司马光集》卷二八，704页。
[1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4872页。
[113] 司马光《上英宗乞早赐责降》，《宋朝诸臣奏议》卷九〇，978—979页。
[114] 王珪《华阳集》卷四五《濮安懿王典礼议》。王珪的文集虽然收录了这篇《礼议》，然而却保留了完整的公文格式，因此并非有意掩盖事情的本来面目。《礼议》的格式文字如下：翰林学士王某等奏：今月某日中书批送到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同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韩琦等状（梅按：状的具体内容略，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要求讨论濮王及其三位夫人的“合行典礼”。）……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进呈，奉圣旨“候过仁宗皇帝大祥别取旨”。治平二年四月九日再进呈，奉圣旨“送太常礼院，与两制、待制已上同共详定闻奏”。（梅按：以上为中书两次上状以及英宗批示的过程。）臣等谨按（梅按：以下为《礼议》正文。）……
[115] 王珪等《上英宗议乞依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宋朝诸臣奏议》卷八九，958页。
[11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五，4972页。
[11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五，4972页。
[118] “集三省、御史台官定议奏闻”，韩琦等《上英宗请集三省御史台官再议》，《宋朝诸臣奏议》卷八九，959页。
[119] 《宋史》卷二四五《宗室·濮安懿王允让传》，8710页。
[120] 吕诲《上英宗论不当罢集议，乞别降诏以王珪等议为定》，《宋朝诸臣奏议》卷八九，962页。
[121] 司马光《上英宗乞行礼官所奏典故》，《宋朝诸臣奏议》卷八九， 964页。
[122] 赵冬梅《“先帝皇后”与“今上生母”：试论北宋政治文化中的皇太后》，张希清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3] 《新五代史》卷一七《晋家人传·赞》，中华书局，1974年1版， 187—188页。通常认为，《新五代史》皇祐五年（1053）已成书，但并未公开。熙宁五年（1072）八月，方以诏征取入朝；熙宁十年，正式颁行于天下，列为正史。参见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9月版，105—106页。朱熹认为，与濮议相关的内容是后来增补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一：“（欧阳修）又于《五代史记》书晋出帝父敬儒、周世宗父柴守礼事，及李彦询传，发明人伦父子之道尤为详悉。”
[124] 《三朝名臣言行录》引《苏氏谈训》。《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载：“《苏氏谈训》十卷，朝请大夫苏象先撰述其祖魏公颂子容遗训。”苏颂，字子容，封魏公，是欧阳修在南京时的僚佐，深得欧阳修和杜衍的赏识。杜衍曾任宰相，是欧阳修的老师，当时在南京闲居。
[12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六， 5003—5004页。
[126] 嘉祐七年三月，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清］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卷二，［明］马峦、［清］顾栋高编著，马惠民整理《司马光年谱》，中华书局，1990年1版，63页。
[127] 《司马光集》卷八〇《初除待制祭先公文》，1622页。
[128] 《司马光集》卷三四《辞龙图阁直学士第一状、第二状、第三状》， 804—806页。
[129] 《司马光集》卷七一《功名论》。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60页。
[130] 《司马光集》卷六六《谏院题名记》，1371页。
[131] 《司马光集》卷一八《进五规状》之“务实”，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上， 547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嘉祐六年八月丁卯条，4701页。
[132] 《司马光集》卷五七《进通志表》，1197页。
[13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五，4964页；卷二〇六，4992页。
[13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六，4984页；《宋史》卷一三《英宗本纪》， 257—258页。
[13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六，4987—4988页。
[13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六，4995页。
[137] 《宋史》卷一三《英宗本纪》，25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六， 5007页；《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一《治平二年南郊赦天下制》，414页。
[13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六，5010页。
[13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六，5012页。
[14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六，4988页；《司马光集》卷三四《上皇帝疏》，治平二年八月十一日上，795页。
[14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七，5020页。
[14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六，5004页。
[14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七，5030—5031页。
[14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七，5030页。
[14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七，5032页。
[14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六，4923页；卷二〇七，5033页。
[14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七，5040页。
[148] 参见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第25章《恩师的冒险》、26章《无处诉委屈》，248—265页。
[149] [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258页。
[150] Ji, Xiaobin. 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Career and Thought of Sima Guang（A.D. 1019—1086 ）.（冀小斌《北宋的政治与保守主义：司马光的治学与从政》）
[15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七，5022页。
[15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一，4868页。
[15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八，5053页。
[15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八，5054页，治平三年“六月乙酉，吏部郎中、知磁州李田监淄州盐酒税务。嘉祐六年，始置考课法，至是考课院言田再考在劣等，故有是命。坐考劣降等自田始”。苗书梅的《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没有注意到英宗朝在考课执行方面的努力，可能是因为时间太短了。
[15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八，5066—5067页。
[156]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治平三年十月六日诏。
[157] 《宋史》卷二四八《公主·英宗四女·魏楚国大长公主传》，8779页。
[158] 参见赵冬梅《千秋是非话寇准》，90—92页。
[15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八，5068页。
[160]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一一。
[161]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之一〇。
[16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九，5075页。
[16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九，5076页。
[164]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三“英宗山陵不及嘉祐十分之一”：陕西之民供英宗山陵之役，不比嘉祐十分之一。韩子华曰：“非上旨丁宁，不能如是。”欧阳文忠公曰：“上云‘朕成先帝之志，天下必不以朕为不孝’。”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340页。
[165] 据王珪《华阳集》卷五九《安简邵公（亢）墓志铭》，“公主下嫁不可杀舅姑之尊，以屈人伦之序”是邵亢给英宗的建议。
[16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九，5077页，二月乙酉，韩维上疏陈三事，若在贡院，应当无此。或者《续资治通鉴长编》系日错误。
[167] 神宗搬出宫来单住的时候，“辞别皇帝和皇太后，悲伤哭泣，难以抑制，太后也哭，好生安慰了送出去。从那以后，（神宗）每天两次，看望皇太后”。曹太后虽然跟儿子不和，对儿媳妇兼外甥女也不满意，但是非常喜欢这个长孙，老太太曾经对宰相夸奖神宗说：“皇子近日非常有礼法，这都是你们选的好老师教的，应当把这些老师招到宰相府来表扬表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4840页；卷二〇二，4893页。
[168] 孙旭《宋代驸马升行探微》（《宋史研究论丛》第10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和周绍华《宋代驸马升行制度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8期）两篇文章对驸马升行的实施情况和原因，以及宋代皇族“异辈为婚”的现象进行了梳理。孙旭的文章更指出邵亢在这个问题上对神宗的影响。但是，两篇文章都没能指出神宗下诏废除驸马升行的深意。
[16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九，5080页，把贡举放榜置于丙辰（八日）之前，误。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之一〇，贡举放榜在三月二十二日。
[17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九，5082页。
[171] [宋]欧阳修撰，刘德清、顾宝林、欧阳明亮笺注《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卷一五《感事四首》其四，中华书局，2012年版，1785页。
[172] 《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卷一五《明妃小引》，1791页。
[173] 《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卷一五《送道州张职方》，1789页；同卷《再至汝阴三绝》之“题解”，汝阴即颍州，1794页。
[174] 吴充《欧阳修行状》，《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一，四部丛刊景元本。
[17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九，治平四年三月壬申。5083页。
[17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九，5080页。
[17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九， 5088页。
[178]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6页。
[179]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二，基本古籍库据文渊阁四库本。
[180] 《司马光集》卷三五《王陶乞除旧职札子》，823页。
[181] 《司马光集》卷三六《留吴奎札子》，825页。
[182] ［宋］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七，中华书局， 1986年版，362、366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17页。
[183]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18页。
[184] 《司马光集》卷三六《作中丞初上殿札子》，826—827页。
[185]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一《灵乌赋并序》。
[186] 《东都事略》卷八五《王广渊传》，王广渊的职衔是“编排中书五房文字”。
[187] 《司马光集》卷三二《王广渊札子》，770页。
[188] 《续通鉴长编拾补》卷一，中华书局，2004年版，21页。
[189] 《东都事略》卷八五《王广渊传》。
[190] 王铚《默记》卷上，诚刚点校《默记·燕翼诒谋录》，中华书局，1981年1版，1997年2印，16页。
[191] 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写在前面的话》，5页。
[19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九，5084页。
[193] 《东都事略》卷八五《王广渊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 6609页。
[194] 《司马光集》卷三六《高居简札子》，838页。
[195] 《司马光集》卷三七《高居简第五札子》，850页。
[196]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31—32页。
[197] 《司马光集》卷三七《王中正第三札子》，857页。
[198] 《司马光集》卷三七《王中正第二札子》，855页。
[199]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24页。
[20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951页。《辽宋西夏金代通史·社会经济卷》第十七章《西夏的经济和赋役》，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692、699、703页。
[20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24页。
[202] 《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八三“种谔城绥州”。
[203] 《司马光集》卷三八《横山疏》，862页。
[204] 《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三。
[205] 赵概于熙宁元年正月罢知徐州，三司使唐介代之。
[206]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9—10页。
[20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七，5022页。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苏轼文集》卷一六，451页。
[208] 《容斋随笔》续笔卷三，“执政四入头”，［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1版，253页。
[20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八，治平三年四月庚戌条。《宋史》卷二九〇《传论》：“宋至仁宗，承平百年……起健卒（士兵）至政府，隐然为时名将，惟（狄）青与（郭）逵两人尔。”
[210]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62页，有阙文。据《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二补。
[21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62页。
[212] 《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二。
[21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1059）三月己亥，4553页。
[214] 这件事情，在苏轼为张方平所作《墓志铭》和《宋史·张方平传》中都只字未提。苏轼不提，是因为张方平对他父子有大恩；《宋史》不提，是因为它的《张方平传》基本上抄苏轼的。《宋史》卷三一八《张方平传》， 30册，10356页。《朱子语类》卷一三〇，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18册，4053页。
[215] 《朱子语类》卷一三〇，《朱子全书》，18册，4054页。
[216] 《资治通鉴》卷六六，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2100页。
[217] 关于通进银台司的研究，可以参看曹家齐《宋朝皇帝与朝臣的信息博弈—围绕入内内侍省与进奏院传递诏奏之考察》（《历史研究》2017年1期）、田志光《北宋通进银台司在中枢决策中的封驳权》（《史学月刊》2014年1期）、李全德《通进银台司与宋代的文书运行》（《中国史研究》2008年2期）。
[218] 《东都事略》卷八八《吕公著传》所记最全。《宋史》卷三三六《吕公著传》，10773页。
[21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八，元丰六年（1083）八月癸巳条注， 8151页。
[220]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65页。
[22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65页。
[222] 《东都事略》卷八八《吕公著传》；《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 65—66页。
[223] 《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二；《能改斋漫录》卷一三。
[224]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66页。
[225]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2版，2002年16印，133—135页。
[226] 《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2343页。
[227] 王巩《张方平行状》，《乐全集附录》；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 501页。
[228] 王巩《张方平行状》，《乐全集附录》。
[229]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七，369页。张方平（同）知贡举的时间，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一〇。
[230]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九。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7页。
[231]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7—27页。
[232] 司马光《温公易说》卷三“遯”九四。
[233] 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158页。
[234] 《东轩笔录》卷九。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14—15页。
[235] 《东都事略》卷七九《王安石传》。
[236] 《临川文集》卷七四《上执政书》。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16页。
[23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九，5087页。
[238] 张舜民《画墁录》。烧朱院原名烧猪院，是和尚开的烤肉馆，“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佛教徒杨亿是常客，以为僧人烧猪，于义不安，为改名。
[239] 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八《跋居家杂仪》：“某闻此语六十年矣。偶读《居家杂仪》，遂识之，庆元庚申（六年，1200）五月四日书。”此事又见王铚《默记》卷下，谈话内容基本相同，而细节有出入。陆游的故事是从王铚那里听来的，王铚的故事则是听他父亲王萃说的，据王铚的说法，谈话发生在王元泽和王萃、阎询仁之间。此用陆游的版本。
[240] 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286页。
[241] 王安石被招不辞，友人王介作诗嘲讽，安石不以为忤，以七绝《松间》答之云：“偶向松间觅旧题，野人休送《北山移》。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自不知。”宋人笔记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俱载其事。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四，中华书局，2018年版，765-766页。
[242] 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八《跋居家杂仪》。王元泽的原话是：“大人之意乃欲与司马十二丈卜邻，以其修身齐家事事可为子弟法也。”
[243] Hymes, Robert P., and Conrad Schirokauer, editors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244]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9页。
[245] 徐度《却扫编》卷中。
[246] 徐度《却扫编》卷中。叶梦得《避暑录话》卷四，17页。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引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版，7页。
[247] 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305—309页。
[248] 当在嘉祐五年四月梅尧臣沾染时疫去世之前。
[249] 南宋之后，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出现了以《明妃曲》诬蔑王安石鼓励变节、无父无君的说法，聚讼的关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一句中“自”的含义。邓广铭先生《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有专节为《明妃曲》辩诬，引王安石诗证明“自”字可以作“尽管”解，可为定论，45—50页。
[250] 《司马光集》卷三《和王介甫明妃曲》，86页。
[251]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71页。
[252] 《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迹（上）》。
[253]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上，95页。
[254] 《司马光集》卷一八《进五规状·保业》，562页。
[255] 治平四年九月，司马光上《衙前札子》，讨论差役害民问题，见《司马光集》卷三八，110页。
[256] 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四川大学古籍所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三八二，巴蜀书社，1993年1版，第32册，360—36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上，95页。
[257]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上，庚申条注，90页。
[258] “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施设之方不言自喻。”“若陛下择术未明，实未敢条奏。”《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下，95页。
[259] 《司马光集》卷六〇《与王介甫书》，371页。
[260]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上，92页。
[26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上，115页。
[262]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上，116页。
[263]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中国书店，1987年版，331页。当然，中下级官员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而各衙门最基层的办事员—胥吏则长期没有工资。
[264] 司马光《八月十一日迩英对问河北灾变》，《司马光集》卷三九，885页。
[265]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下，126页。
[266] 成书于五代后晋时期的《旧唐书》卷一一九是杨绾、崔祐甫、常衮三位宰相的合传，卷末“史臣曰”对杨绾移风易俗的能力、崔祐甫选任官员的识鉴力大加赞赏，最后说“常衮之辈不足云尔”，很是瞧不起常衮， 3447页。宋人编修的《新唐书》卷一五〇《常衮传》对常衮的评价有所提高，4809—4810页。
[267] 《新唐书》卷一一三《张文瓘传》，4187页。
[268]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7247页。
[269] 《乞听宰臣等辞免郊赐札子》，熙宁元年八月九日上，126—12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下，124页。
[270]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29页。
[271] 《司马光集》卷二三《论财利疏》，嘉祐七年（1062）七月上，619页。
[272] 《资治通鉴》卷一九、卷二〇。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五章《财产》，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 69页。
[273] 司马光《八月十一日迩英对问河北灾变》，《司马光集》卷三九， 885页。
[274] 王安石《风俗》，写作时间判断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65页。
[275] 不著撰人，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一一，中华书局，2016年1版， 642页。
[276] 《赐宰相曾公亮已下辞南郊赐赉不允诏》全文见《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七，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63册，1364页。《宋史全文》卷一一，64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下，127页。
[277]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下，127页。
[278] ［宋］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一五，289页。
[279] 这是苏辙在第二年三月上书中对南郊赏赐的批评，［宋］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卷二一《上皇帝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 378页。
[280]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135页。
[281] 本节的案情复原依据《司马光集》卷三八《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状》注释一所引明本、康熙本、乾隆本、四库本题注，876页。这一段题注不见于四部丛刊影宋绍兴本《温国文正公文集》，应是明朝以后增入，与明人所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一一司马光奏后所附案情简介文字完全相同。《宋史》卷三三〇《许遵传》对这段案情的叙述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阿）云许嫁未行”，也就是说二人并未成亲。这一情节不见于南宋人王称所作之《东都事略·许遵传》，其对案情的叙述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有妇人阿云谋杀夫而自承者。”《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七五载：“初，登州言，妇人阿云有母服嫁民韦阿大，嫌其陋，谋夜以刀杀之，已伤不死。”《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的依据是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由此可见，一直到南宋，阿云案的案情叙述中都没有出现“许嫁未行”的情节。阿云嫁阿大，发生在服丧期间，这一点确定无疑；而阿云已嫁，同样也是确定无疑的。司马光、王安石、许遵等人的讨论就建立在这一基本事实基础之上。
[282] 苏基朗《神宗朝阿云案辨正》，氏著《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56页。
[283] 《东都事略》卷一一二《许遵传》；《宋史》卷三三〇《许遵传》， 10627页。
[284] 《宋史》卷三三〇《许遵传》，10627页。
[285] 《司马光集》卷三八《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状》，874—876页。
[286] 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268—269页。
[287] 以杀止杀，以死刑震慑犯罪，曾经是人类在一定阶段的司法共识。现代文明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审慎。2012年，全球140个国家废除及不使用死刑，仍然维持死刑的只有58国，其中21国在2011年有执行死刑。
[288] 中国法制史专家苏基朗总结说：“司马光的观点……自从《唐律》实施以来，一直是通行观点。直到清朝，大多数儒家官僚更倾向于接受的，还是这种观点。这些官僚当中包括了著名法律专家、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1840-1914）。”“Sung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Modern Implication of Chinese Legal Tradition：The Case of A Yun 阿云（1068-69） Revisited.” In Liu Tseng-kuei ed.,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History Section: Law and Custom.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002. p.75.
[289] 陈立军《论北宋阿云案的流变及影响》（《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7年9期）是有关阿云案的最新综述，对于既往研究搜罗较全，读者可以按图索骥，自行判断案情是非。
[290] 《司马光集》卷六〇《与王介甫书》，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1255页。
[291] 这是吕公著对神宗的批评，出自《哲宗实录·吕正献公公著传》，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十。
[292] 《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一四《神宗实录·王荆公安石传》：安石既执政，上曰：“人皆不能知卿。”又曰：“朕察人情，比于卿有欲造事倾摇者。朕常以吕诲为忠，毁卿于时事不通。赵抃、唐介数以言扞塞，惟恐卿进用。”
[293] 《宋史》卷三四一《孙固传》，10874页。
[294] 《宋史》卷一四《神宗本纪一》，270页。《华阳集》卷五七《唐介墓志铭》言：熙宁二年三月遽寝疾，四月乙未（神宗）幸其第，明日公薨。然四月丁酉朔，乙未在三月二十九。可能是三月乙未去世，四月丁未（十一日）临丧。
[295] 《宋史》卷一四《神宗纪一》：“秋七月癸酉，诏：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268页。
[296] 《文献通考》卷一七〇。
[297] “介素有刚劲之名”是司马光对他的评价，《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上引［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88页。
[298] 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206页。
[299]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七。王珪《华阳集》卷五七《质肃唐公墓志铭》。
[300] 《华阳集》卷五七《质肃唐公墓志铭》。王珪只字不提唐介的死因，可见是大大的滑头。徐红梅医学博士认为，可能是潜伏在背部神经末梢的疱疹病毒发作。
[301] 吕诲《乞追还王拱辰等四敕奏》，《全宋文》，第24册，492页。
[302] 《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一五《神宗实录·郑翰林獬传》载，郑獬的官衔是翰林学士“权发遣开封府”，《宋史》卷三二一《郑獬传》同。《东都事略》卷七六《郑獬传》：“神宗即位，除翰林学士知开封府。”
[303] ［宋］邵博《闻见后录》卷二三。
[304] 《司马光集》卷六七《范景仁传》，1390页。
[305] 《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三。
[30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5238页。
[307] 王安石《与刘原父书》，《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474页。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19页。
[308] 《宋史》卷一四《神宗本纪一》，熙宁二年十二月丙戌，增三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及宫观官，以处卿监、监司、知州之老者。272—273页。
[309]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121页。“恢复汉唐旧境”语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〇，熙宁五年二月己卯条。
[310] 苏辙《上皇帝书》，熙宁二年三月上，《栾城集》卷二一。
[311]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75—77页。
[312] 《临川先生文集》卷一〇《兼并》诗，转引自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81页。
[313] 吕诲《乞追还王拱辰等四敕奏》，熙宁二年五月上，《全宋文》，第24册，492页。
[314] 吕诲《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状》，《全宋文》，第24册，494页。
[315] 《行状》，《全宋文》，第45册，428页。
[316] 王安石《论馆职札子之二》，《全宋文》，第32册，360页。
[317] “闭而乱者以小人道长，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礼义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变为君子者多矣；礼义廉耻之俗坏，则中人以下变为小人者多矣。”《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153—154页。
[318] 《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六。《全宋文》，第17册，8页。
[319] 神宗欲用苏轼修中书条例，《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189页。
[320] 苏辙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在三月癸未四日，《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158页。辞职始于八月，有《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与《条例司乞外任奏状》，591—595页。
[321] 《宋史》卷一一，658—659页。
[322] 《宋史》卷一一，657页。
[323] 《宋史》卷三四一《孙固传》，10875页。
[324] 《司马光集》卷五六《赐参知政事王安石乞退不允批答》《赐参知政事王安石乞退不允断来章批答》，1166、1167页。
[325]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305页。
[326] 《司马光集》卷六〇《与王介甫书》，1261页。
[327] 邓广铭先生认为，这一道“答诏”表明：“宋神宗对于保守派的议论并不作为不足恤的流俗之见而断然加以拒斥，却是十分明显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54页。
[328] 《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二》：“二月壬申，以翰林学士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凡九辞，诏收还敕诰。”275页。此处言“九辞”，《司马光集》只见六辞奏札。
[329] 《司马光集》卷四一《辞枢密副使第一札子》《辞枢密副使第二札子》《辞枢密副使第三札子》，916—917页；卷四二《辞枢密副使第四札子》《辞枢密副使第五札子》《辞枢密副使第六札子》，927—929页。
[330]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317页，引《太平治迹统类》。
[33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5109页。
[33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八，5056页。
[333]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171页。
[334] 《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八；《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334页。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四，1025页。
[335]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四。《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二月甲申， 314页；三月乙未，327—328页。
[336]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328页。
[337] 这五位言官是御史中丞吕公著、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右正言李常、右正言孙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335—336页。《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二》，275页。
[338] 《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八。
[339]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314—315页。
[340] 苏轼《范忠文镇墓志铭》，《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一八。《东都事略》卷七七《范镇传》。
[341] 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四，901页。
[34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李焘“考异”引《吕公著家传》， 5099页。
[34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5104页。
[344] 《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二》，276页。
[34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5102页。
[346] 《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一四，引《神宗实录·王荆公安石传》云：“安石传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人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又以人言是非一归之流俗，故二年间遍谏官御史以安石去者凡二十人，而安石不恤也。”又见《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八， 465—466页。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认为：“尽管王安石从来不曾向宋神宗提出过这样的‘三不足’语句，但说这三句话之为王安石亲口所说，却是决无可疑的。”101页。
[347] 《司马光年谱》，150页。
[348] 《司马光集》卷七二《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522页。
[349]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339页；上古本，卷七之三十三，109页下。
[35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卷七，320页。
[351] 《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二》：三年三月壬子（二十一日）。《司马光年谱》系之正月，误，140页。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一《直集贤院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司马（康）君墓志铭》。
[352] 杨仲良《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八，基本古籍库收宛委别藏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342页。
[353] 《司马光集》卷六〇《与王介甫书》， 1262页。
[354] 这段故事的原始记载出自苏颂于元祐六年为孙永所作的神道碑文，《苏魏公集》卷五三《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孙公神道碑》。按苏颂的记载，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治平三年，“诸王出阁建府，选公为侍读”。李焘的转录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六，治平二年十月戊申命孙永为诸王府侍读条， 5005页。
[355] 宋神宗《御制资治通鉴序》，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1956年版， 33页。
[356] 宋神宗《御制资治通鉴序》后司马光追记：“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讲《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34页。按《宋史》卷一四《神宗本纪一》，治平四年“冬十月丙午，漳、泉诸州地震。……己酉，初御迩英阁，召侍臣讲读经史。……甲寅，制《资治通鉴序》赐司马光”。若丙午为朔日，甲寅正好是九日。《二十史朔闰表》治平四年十月丙子朔，与《本纪》系日全悖，恐误。
[357] 《贞观政要》卷二。
[358] 《司马光集》卷三九《辞免裁减国用札子》，877页。
[359] 《宋史》卷二一一《宰辅表二》，5483—5485页。
[360] 《孟子·万章下》。
[361] 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三六《司马温公行状》。
[362] 《司马光集》卷六〇《与王介甫书》，熙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1262页。
[363]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九三《台州天台县令王君墓志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1版，967页。“势”字基本古籍库收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作“于”。王无咎卒于熙宁二年闰十一月丁巳，四年二月葬。墓志铭作于熙宁四年。
[36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5201页。
[36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5200页；卷四，184页。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九，中华书局，1998年，184—185页。
[366] 1053年，司马光35岁，庞籍因外甥赵清贶事件遭弹劾下台，出守郓州。
[367] 《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二“苏轼诗狱”。
[368] 《苏文忠公全集·东坡奏议》卷九《杭州召还乞郡状》。
[369] 孔凡礼《苏轼年谱》卷十引《苏轼佚文汇编》之《与堂兄》，200页。
[370] 据《宋史》卷二九五《谢景温传》，谢景温调到中央、被提拔为侍御史知杂事，都是因为与王安石的关系：“景温平生未尝仕中朝，王安石与之善，又景温妹嫁其弟安礼，乃骤擢为侍御史知杂事。”9847页。
[37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5201页。
[37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5235页。王安石讨厌陈襄，神宗拖了一年还是给了陈襄知制诰的位置。
[37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5207页。
[37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5221页。
[375] 方大琮《铁庵集》卷二九《策问·武举》，基本古籍库“明正德八年方良德课本”有脱漏。文渊阁《四库全书》文字略不同。
[37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5246页。
[37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5245页。
[37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5246—5247页。
[37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王安石独对”，与神宗讨论两府人选时王安石的话，5207页。
[38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四，4711页。
[38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六，5263页。
[382] 朱熹《孟子集注》卷十，《四书集注》321页。
[38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一，5119页。引文末句，神宗原话是“以释所愿闻”，君主“所愿闻”者，为政之道也。陈襄《古灵集》卷二五附《国史本传》。《宋史》卷三二一《陈襄传》盖以《国史本传》为本，然文字删改缺略处多， 10419页。
[38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5235页。
[38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5235页。
[38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5238页。
[38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5220页。
[38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5237页。
[38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5240页。
[39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5217页。
[39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5232页。
[39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5218页。
[39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5232页。
[39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六，5256—5257页。
[39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六，5252页。
[396]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八，必须承认，范镇起初对青苗钱的理解有误。唐代后期的“青苗钱”是赤裸裸的敛财恶法，《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载：“以国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号‘青苗钱’。”相比之下，宋代青苗法是设计精良的政府有息贷款。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五曾经辨正。
[39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六，5264页。
[39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六，5264—5265页。
[39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六，5265页。
[400] 《司马光集》卷六七《范景仁传》，1389页。
[401] 《司马光集》卷四三《谏西征疏》，942页。
[402] 《司马光集》卷四三《谏西征疏》，942页。
[403] 《司马光集》卷四二《乞免永兴军路青苗助役钱札子》，931页。
[404] 《司马光集》卷三一《义勇第一札子》，749页。
[405] 参见本书第4章《“式微”歌》。《义勇第一至第六札子》在《司马光集》，“第一札”，卷三一，749—750页，“第二、第三札”，卷三一，752—755页；第四、五、六札，卷三二，757—765页。
[406] 《司马光集》卷四二《乞不令陕西义勇戍边及刺充正兵札子》，932页。
[407] 《司马光集》卷四三《谏西征疏》，942页。
[408] 《司马光集》卷四三《谏西征疏》，942—943页。
[409] 《司马光集》卷四三《谏西征疏》，943页。
[410] 《司马光集》卷一一《登长安见山楼》，369页。
[411] 《司马光集》卷四四《申宣抚权住制造干粮皱饭状》，953—955页。
[412] 漆侠《王安石变法》，132页。
[413] 《司马光集》卷四四《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959页。
[414] 《司马光集》卷四四《奏乞所欠青苗钱许重叠倚阁状》，956页。
[415] 《司马光集》卷四四《奏乞所欠青苗钱许重叠倚阁状》，957页。
[416] 据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在获得判西京留司御史台的闲职之前，神宗还曾命司马光知许州，但他没有接受。《三朝名臣言行录》引《闻见录》载：“帝必欲用公，召知许州，令过阙上殿。方下诏，谓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曰：‘朕召司马光，卿度光来否？’颢对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来；不能用其言，光必不来。’帝曰：‘未论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无过。’公果辞召命。”据此，则神宗还有把司马光召回开封的意思。但是，这个记载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程颢在熙宁三年四月就已经罢监察御史里行，贬为外任，见《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二》，276页；程颐《明道先生行状》记载相同而略详，［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2版，2011年6印，634页。
[417] 《司马光集》补遗卷一《到任明年旨罢官有作》，1632页；卷一一《别长安》末二句同，前两句为“暂来还复去，梦里到长安”，370页。
[418] 司马光在熙宁四年正月频繁上疏，可以说是整月未闲，足见其“惠爱及民”的紧迫心情：一日，上《谏西征疏》；三日，上《乞罢修腹内城壁楼橹及器械状》；八日，上《乞不添屯军马》；十九日，上《求乞兵官与赵瑜同训练驻泊兵士状》；不详其日的正月上疏还有《奏乞所欠青苗钱许重叠倚阁状》。《司马光集》卷四三，945、948、951页；卷四四，957、961页。
[419] 宋夏战事及李秉常入侵事在八月辛未条，处分李复圭在十月丙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5203页；卷二一六，5258页。
[42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七，5283页。
[42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5353页。《宋大诏令集》卷二一四《诫谕逐路各务安静诏》，814页。
[422] 《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二》，279页。
[423] 《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二》，二月辛酉，三月辛卯，279页。
[424] 《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二》，五月壬寅，279页。
[425] 《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二》，281页。
[426]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礼传》，10555页。
[427] 《司马光集》卷一一《初到洛中书怀》，370页。“危辱”一词，先秦常用语，意为危险、屈辱。《司马光年谱》作“危逐”，误，168页。“赢取”原作“羸”，基本古籍库所收四部丛刊影宋绍兴本同。《苕溪渔隐诗话》作“赢”，据改。
[42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熙宁四年二月戊辰，5348页。
[429] 《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二》，280页。
[430]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卷一八。《司马光年谱》，174页。
[431] 《司马光集》卷七七《吏部尚书张公墓志铭》，1567页。
[432] 据《司马光集》卷七七《吏部尚书张公墓志铭》，1563页，张存殁于三月癸巳，前一日为壬辰。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夏人陷抚宁堡在二月十八日，《宋史》卷一一五《神宗本纪二》系之三月丁亥，当为开封得知确切消息的日子，279页。
[433] 《司马光集》卷七七《右谏议大夫吕府君墓志铭》，1570—1571页。
[434] 《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四《御史中丞吕公》。
[435] 《司马光集》卷七七《右谏议大夫吕府君墓志铭》，1572页。
[436] 《邵氏闻见前录》卷一〇。《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四《御史中丞吕公》。
[437] 《宋史》卷三四五《刘安世传》，10952页。
[438] 北岛《回答》，1976年4月作，原载1978年12月23日《今天》第1期，收入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编《中国新诗百年志·作品卷》，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年版，上册，590页。
[43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5417页。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后录》卷五。
[440] 《邵氏闻见前录》卷一〇。《司马光年谱》，169页。
[441] 《司马光集》卷六五《投壶新格序》，1344—1349页。
[442] 《司马光集》卷六二《答景仁论养生及乐书》《答范景仁书》两篇， 1288—1296页；卷六三《答范景仁书》《答景仁书》，1303—1305页；补遗卷九《与范景仁第四书》《与范景仁第八书》《与范景仁第九书》，1736—1739页。司马光与范镇最初关于礼乐的讨论，始于皇祐二年（1050），补遗卷九《与景仁论乐书》《再与范景仁论乐书》，《司马光年谱》，38—41页。范镇《东斋记事》曾经回顾二人对乐的讨论，《司马光年谱》对范镇的记忆差失有辨正，196页。
[443] 《司马光集》卷六六《独乐园记》，1378页。
[444] 《司马光集》卷六六《独乐园记》，1378页。
[445] 司马光《书仪》共计十卷，“凡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式一卷，冠仪一卷，婚仪二卷，丧仪六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二，180页。
[446]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二，司马光“《书仪》十卷”，180页。
[447] 苏轼《司马光行状》。
[448] 《司马光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状》，965—966页。
[449] 《司马光集》卷六〇《与王介甫书》，1258页。
[450] 《司马光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状》，963—973页。
[451] 《司马光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状》，963页。
[452] 《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载此言，但没有明指说话人是王安石， 10255页。《富弼传》的记载出自苏轼所作《富郑公弼显忠尚德之碑》，《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四。南宋吕中的《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一六则直书“弼闻安石于上前”作此言，296页。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把这句话记在王安石名下，人民出版社版，91页。
[45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6138页。
[454]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4254页。
[45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6137页。
[456]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28页。
[457] 《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一四《神宗实录·王荆公安石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七，6022-6023页。
[45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六，5990页。
[45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6050—6051页。
[46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6046页。
[46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〇，6087页。
[46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5238页。
[46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6138页。
[46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六，5990页；卷二四七，6019页；卷二四八，6037—6038页。
[46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6147页。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39页。
[46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6169页。
[46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6168页。
[468] 《司马光集》卷四五《应诏言朝廷缺失状》，校勘记一：明本、乾隆本、四库本于题下注云“熙宁七年四月十八日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系于熙宁七年四月乙酉十八日，6160页；《司马光集》校勘记误作甲申日。
[469] 《宋史》卷三三二《李师中传》，1067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三，6187—6188页。
[470]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八，435—441页。
[471] 《司马光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状》，968页。
[472] 漆侠《王安石变法》，132页。
[473] 葛金芳、柳平生《脚踏实地，开拓创新：评梁庚尧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溙侠、王天顺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333页。
[47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5423页。
[475] 杨杰《无为集》卷一三《故朝散郎致仕朱君墓志铭》，朱定国退休时只有六十一岁，卒于元祐四年，享年七十九。
[47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九，6073—6074页。
[477] 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四，998页。
[47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九，6074页。
[47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九，6074页。“今附注，此当考”的标点，标点本作“今附注此，当考”，误。原武县民上《谢淤田表》事，李焘据林希《野史》。原武县，熙宁五年废为镇，则其事或当在熙宁五年前。
[48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5425页。刘挚《忠肃集》卷三《论役奏》。
[481] 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四，1000页。《宋史》卷三四三《陆佃传》，10917页。
[48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6124页。
[48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6134—6135页。
[48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〇，8611页。
[485] 《司马光集·补遗》卷二《进资治通鉴表》， 1646页。
[486] ［宋］胡寅撰《致堂读史管见》卷二八。
[487] 司马光《答范梦得书》，《司马光集》补遗卷九，1741—1744页。
[488] 这一解释出自王曦学长，当得其真，我非常喜欢。“优入圣域：孔子回忆录—论语体贴之二十”，微信公众号“闲着也是闲着—老白”， 2018年2月1日。
[489] 熙宁元年七月，司马光请辞免裁减国用，所持理由之一即“况臣所修《资治通鉴》委实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难以更兼钱谷差遣”。《司马光集》卷三九《辞免裁减国用札子》，877页。
[490] 《司马光集》卷一一《再使河北》诗。《司马光年谱》系于熙宁二年四月，云“盖此时正以翰林学士修《通鉴》也”，128页。
[491] 《司马光集》卷四一《辞枢密副使第三札子》，918页。
[492] 司马光《答范梦得书》，《司马光集》补遗卷九，1741—1744页。
[493] 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卷二八。《司马光年谱》，202页。
[494]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宋文鉴》卷六五。
[495] 《文献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十》。《司马光年谱》，203页。
[49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〇：“颁在局五年，通判泰州，知资州龙水县范祖禹代之。”14册，8390页。
[497] 《司马光集》卷六五《刘道原十国纪年序》，1350页。
[498] 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四，902页。
[499] 《司马光集》卷六五《刘道原十国纪年序》，1352页。
[500] 哲宗朝，书局同事与司马光为刘恕请命，官其一子，让刘恕也分享了《资治通鉴》的恩赏。《司马光集》卷五三《乞官刘恕一子札子》，111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二，元祐元年七月辛酉，9307页。
[501]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
[502] 韦骧《钱塘集》卷八《代虞学士遗表》。
[503] “臣长男年若干，习进士业，伏望圣慈特赐俞允，于文资内安排。”《钱塘集》卷八《代潘中郎遗表》；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123—125页。
[504] “妻族、外甥悉皆沾恩，门客、仆隶亦蒙擢录。”《山堂群书考索》卷三九《官制门》；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123页。
[505] 《司马光集》卷五七《遗表》，1202页。
[506] 柳开《河东集》卷三《李守节忠孝论》。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 285页。
[50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五，8491页。
[508] 《司马光集》卷四五《再乞西京留台状》，976页。
[509] 《宋史》卷一六《神宗本纪三》记载“帝有疾”。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则直接写道“元丰五年秋，上不豫”，8455页。
[510] 《宋史》卷一六《神宗本纪三》，308页。曾瑞龙《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香港中华书局，2010年版，161页。
[511] 《司马光集》卷五七《遗表》，1204页。
[512] 曾瑞龙《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156页。
[51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 8457页。
[514] 《司马光集》卷四五《再乞西京留台状》，976页。
[515] 《宋史》卷一六《神宗本纪三》，313页。
[516] 《宋史·邢恕传》载：“（邢恕）从程颢学，因出入司马光、吕公著门。……蔡确代（吴）充相，尽逐充所用人，恕深居，惧及。神宗见其送文彦博诗，称于确，乃进职方员外郎。帝有复用光、公著意，确以恕于两人为门下客，亟结纳之。恕亦深自附托，乃为确画策，稍收召名士，于政事微有更革，自是相与如素交。”《宋史》卷四七一《奸臣·邢恕传》， 13703页。
[51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〇，8390页。
[518] 《宋史》卷三一二《王珪传》， 10242—10243页。王珪卒于元丰八年四月，九月，尚书右丞李清臣奉诏作《王太师珪神道碑》当然没有提到这个情节。这篇文章收录在《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八，是一篇非常聪明的文字，巧妙地回避了王珪作为宰相的无所作为，所列举的王珪主要事迹就是写文章，终章盖棺论定，说：“人以谓协济大事，有翰墨之功。……公荣遇最久，诸臣无以为比，而谦俭慎默，未尝有过焉。”
[519] 《宋史》卷四七一《奸臣·蔡确传》，13699页。
[520] 《宋史》卷三一二《王珪传》，10242页。
[52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 “史臣曰”，8457页。
[522] 熙宁二年二月担任副宰相，熙宁九年十月第二次罢相，刨除熙宁七年四月到八年二月短暂的离职，在相位时间共计八年。
[52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 6172页。
[52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五，8490页。
[525] 《宋史》卷二一一《宰辅表》， 5488页。《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10548页。
[526] 《宋史》卷四七一《奸臣·吕惠卿传》， 13706页。
[52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三， 6188页。
[528] 《宋史》卷三三二《李师中传》， 10677页。
[529] 《司马光集》卷六一《与吴相书》，1275页。
[530]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八，470页。《司马光年谱》，177页。
[53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条，6152页；卷二五九，熙宁八年正月庚子条，6310—6315页。夏之文《郑侠墓志》，郑侠《西塘集》卷九附。《宋史》卷三二一《郑侠传》，10434—10437页。郑侠《西塘集》卷一《三月二十六日以后所行事目》是他本人的记录。
[532] 神宗关于郑侠的批示原文是：“英州编管人郑侠元犯无上不道，情至悖逆，贷与之生，已为大惠。可永不量移。”关于宰相府独立审批权的丧失，原文作：“仍诏中书自今入奏敕札批状，并候印画出方得书押。”《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四， 6953页。
[53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六， 7845、7850页。王安石的两个弟弟安礼、安国与长兄安石之间都做到了“和而不同”，难得！《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礼传》《王安国传》，10553—10558页。
[534] 《宋史》卷四七一《奸臣·蔡确传》， 13699—13700页。
[53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六， 7840页。
[53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六，7847—7848页。
[53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史臣曰”，8457页。
[538] 根据曾瑞龙的研究，神宗亲自、直接指挥的西北拓边充满了任性。治平四年最初的开边依靠知青涧城种谔、陕西转运使薛向，“神宗直接指挥薛向，薛向则取谋于种谔，都不是正式的关系”。神宗把经略使陆诜放在一边，“诏下谔奏付诜，乃诏薛向至延州召谔赴经略司”，讨论经营策略。又如，种谔出兵绥州一事，谋议的过程，中书、枢密院知道，但意见未一，中书欲战，枢密院欲守。最后种谔的出兵行动，则中书、枢密院皆不知。结果，绥州打不下来，种谔要受处分，有人为他抱不平：“种谔奉密旨取绥州而获罪，后何以使人？”神宗也后悔。曾瑞龙《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附录三《种谔的四次战役》有详细论述，146—147页。
[53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八， 7902页。
[540] 《礼记·奔丧第三十四》。
[541] 《司马光集》卷四六《谢宣谕表》，981页。《司马光年谱》，205页。
[542] 《司马光集》卷一四《上皇太后疏》，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712页。
[543] 《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上·仁宗慈圣光献曹皇后传》，8621页。
[54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王安石罢相条后，6169页。
[545] 《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上·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传》，8625页。
[546] 《宋史》卷二四八《公主·英宗四女·魏楚国大长公主传》，8779页。送亲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八，治平三年十一月己巳条， 5066页。
[54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8460页。
[54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 8463页。
[549] 苏轼《独乐园诗》，胡仔《（苕溪）鱼隐丛话》引。
[550] 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一八，446—469页。
[551] 《司马光集》卷四六，《谢宣谕表》，982页。
[552] 《司马光集》卷四六《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990页。
[553] 此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本作“一百七十五万九千”，基本古籍库引文渊阁四库作“一百七十九万五千”。
[55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九，元丰六年九月戊申，8161页。
[555] 《宋史》卷三四三《吴居厚传》， 10920页。《东都事略》卷九七《吴居厚传》。《朱子语类》卷一二七。
[556] 吴居厚卒于徽宗朝，葛胜仲奉皇帝之命为他写作墓志铭，极尽赞美之能事，只字未提这段不光彩的经历。从神宗驾崩到哲宗亲政之间，吴居厚因贪酷遭到免官处分，《墓志铭》是这样记载的：“元祐中，公摈不用且十年，荣悴一不婴意。绍圣初，哲宗躬断，以前所坐非罪，亟召用之，起知鄂州，未赴，改苏州。”这样一写，明明是贪官被免，却成了淡泊名利、荣辱不惊的表现。这个例子提醒我们，读史必须谨慎。葛胜仲《丹阳集》卷一二《枢密吴公墓志铭》。
[557] 《东都事略》卷七九《吴居厚传》。
[558] 《宋史》卷一七《哲宗本纪一》，318页。
[55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四，8476页；《宋史》卷一七《哲宗本纪一》， 318页。
[56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二“考异”载：“又据《实录》及《会要》等书……是冬，神宗谕辅臣曰：‘皇子明年出阁，当以吕公著为师保。’”8420页。按照《宋史》卷三三六《吕公著传》的记载，“将立太子，帝谓辅臣，当以吕公著、司马光为师傅”，10775页。据此，则司马光也是神宗钦定的哲宗师傅。然而，这条记载恐怕是靠不住的—倘若神宗有此口谕，苏轼的司马光《行状》《神道碑》不可能不写。
[561] 《司马光集》卷四七，1003—1006页。
[562] 《司马光集》卷四六《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984—987页。
[563] 杨新勋《王安石〈春秋〉“断烂朝报”说辨正》，《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2期。
[564] 《司马光集》卷四七《乞开言路状》，1005页。
[56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1036）申明禁令；卷一二六，康定改元（1040），解除禁令。
[566] 《司马光集》卷四七《乞开言路状》， 1005页。
[567] 《司马光集》卷四七《乞开言路状》，1006页。
[56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元丰八年六月丙子条录韩维奏， 8535页。
[569] 《司马光集》卷四七《乞改求谏诏书札子》， 1009页。
[570] 关于这份求言诏，韩维的观感与司马光相同，认为中间那一段“恐非元谕圣旨之本意，似增饰而为之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 8534页。
[571] 《司马光集》卷四七《谢御前札子催赴阙状》，1006页。
[572] 《宋史》卷三四一《孙固传》，10877页。
[573]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九，509页。
[574] 《司马光集》卷一七《乞虢州状》，嘉祐三年上，516页。
[575] 《宋史》卷二九八《司马池传附子旦传》，9906页。
[576] 《司马光集》卷七四《迂书·无为赞贻邢和叔》， 1517页。
[577] 涑水司马家有聚族而居的传统，每一代均有一人主持家政，见拙著《司马光和他的时代》。这封信的收信人是“五通直以下”，则此时主持家政的应当是司马旦的第五个儿子，而他当时的官衔是通直郎。与司马光子嗣孤零不同，司马旦一共生了十四个儿子，皇祐二年（1050），司马光回老家度假，为这十四个侄子都取了“字”。排行第五的是司马育，字龢之。《司马光集》卷六四《诸兄子字序》，1329页。
[578] 《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七“人伦部”，《司马文正公与侄帖》。
[579] 《司马光集》补遗卷九《与侄帖》，1757页。
[580] 《范忠宣集》卷二〇《范忠宣公行状》，基本古籍库据元刻明修本。
[581] 《范忠宣集》卷二《寄君实》。
[582] 《司马光集》卷五八《与范尧夫经略龙图第二书》， 1232页。
[583] 《司马光集》卷四七《辞门下侍郎第二札子》， 1012页。
[584]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九：“是月庚戌，左仆射蔡确为山陵使。”511页。
[58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8536页。
[586] 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苏轼文集》卷一六，490页。
[58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八，8561页。
[588] 《宋史》卷二一一《宰辅表二》，此时的三省宰相位序如下：首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次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缜，副宰相门下侍郎司马光、中书侍郎张璪、尚书左丞吕公著、尚书右丞李清臣，5493—5495页。
[589] 《司马光集》卷六〇《与王介甫书》，1256、1257页。
[59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八，8575页。
[59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8589—8590页。
[59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八，8570—8572页。
[59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八，8566页。
[594] 《宋史》卷三三六《吕公著传》，10772、10780页。
[59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八，8561页。
[596] 《宋史》卷二一一《宰辅表二》，5493页。
[59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八，8561页。
[59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8584页。
[59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8595—8596页。
[60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七，9146—9148页。
[60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一，8648—8649页。
[602] 《宋大诏令集》卷六六《韩琦罢相除陈郑两镇度出判相州制》，治平四年九月辛丑，332页。
[603] 《宋史》卷一七《哲宗本纪一》，320页。
[60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一， 8636页。
[605] 熙宁三年四月，刘挚进入馆阁，次年二月，被王安石任命为中书检正官，成为“宰属”—王安石的直接下属，“才月余”，改任监察御史里行，七月，被贬监衡州盐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5108页；卷二二〇，5337页；卷二二五，5488页。《宋史》卷三四〇《刘挚传》， 10849页。
[606] 《宋史》卷三四〇《刘挚传》，10851页。
[60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8598页。
[608]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九，右谏议大夫孙觉奏疏中语，529页。
[609] 《宋史》卷四七一《奸臣一·蔡确传》，13699页。
[61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四，8729页。
[611] 这是元丰八年苏轼为吕公著代笔所作的政论中的说法，是苏轼与吕公著的共识。［宋］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卷四《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刑政》，巴蜀书社，2011年1版，322页。
[6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8546页。
[613] 刁忠民《宋代台谏官制度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1版，29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五，496页。
[614] 刁忠民的结论是：“仁宗以来的台谏荐举之制，遭到最全面破坏的一次是熙丰变法时期，尤以王安石执政之初为最。”氏著《宋代台谏官制度研究》，290—291页。
[615] 苏轼《海市诗并序》，《苏轼文集编年笺注》附录一《苏轼诗集》卷一五，276页。
[616] 《容斋随笔》卷四《温公客位榜》，46页。
[617] 苏轼与苏辙对司马光看法一致。苏辙曾说司马光“虽应务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贤愚同敬”。又说他“既以其清德雅望专任朝政，然其为人不达吏事”。前一句出自司马光当政之时所作的《乞责降韩缜第七状》，后一句出自司马光遭到清洗之后所作的《颍滨遗老传》，时局不同，表达方式各异，前后一致的，是对司马光政治和行政能力的怀疑。
[618] 《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10810页。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619] 苦笋是蜀中名菜，苏轼的家乡风味。《东坡全集》卷九《春菜》诗云：“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棱如铁甲。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久抛菘葛犹细事，苦笋江豚那忍说。”
[620] 吴肖丹《北宋“奸相”章惇与苏轼的交游新论》，《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621] 苏轼《与章子厚参政二首》，《苏轼文集》卷四九，1411页。
[622] 《宋史》卷四七一《奸臣一·章惇传》，13710页。
[623] 《宋史》卷四七一《奸臣一·章惇传》，13710、13713页。
[624] 《宋大诏令集》卷二《改元祐元年御札》，元祐元年正月庚寅朔，8页。
[62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四，8697页。
[62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四，8697页。
[627] 故元丰八年十月己卯诏书称：“比者诏令屡下，冀以均宽民力，便安公私。如闻官吏狃习故态，不切奉行，或致废格，使远近之人未尽被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〇，8609页。
[62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四， 8698页。
[629] 《宋史》卷三六五《司马光传》，10765页。
[630] 《司马光集》卷四六《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元丰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992页。
[631] ［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卷一三《本命第八十》，中华书局，1983年1版，254页。
[63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一，元丰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刘挚言：“伏见陛下听政以来，除三省、枢密院执政奏中外，其余应合上殿臣僚，至今未降指挥。”8637页。
[63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二，8659页。
[63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一，8650—8651页。
[63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8600—8602页。
[636]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1版，189—210页。
[63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四，8711—8712页。
[63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三，8693页。
[639] 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序言《写在前面的话：我为什么要写司马光》，1页。
[640] 原文为“君实笑而止”，司马光并没有收回他的役法改革方案，所以，这个“止”字的对象应当是上文所说的“忿然”。苏辙《栾城后集》卷二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基本古籍库据四部丛刊景明嘉靖蜀藩活字本。
[641] 参见本书第29章《开封的呼唤》之《谢表建议开言路》。
[642] 《司马光集》卷四一《乞不拣退军置淮南札子》，熙宁三年二月十一日上，914页。
[643] 《司马光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状》，熙宁七年四月十八日上， 964—966页。
[64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四，8732页。
[645] 《司马光集》卷四九《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1043—1046页。
[64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六，8789页。《苏辙集》卷三六《右司谏使论事十首·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626页。
[647] 《苏辙集》卷三六《右司谏使论事十首·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 626页。
[64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六，8790页。
[649] 《宋史》卷四七一《奸臣·曾布传》，13715页。
[65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8822页。
[65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四，8733页。
[65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五，8760页。
[65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8832页。
[65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8854页。
[65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五，8748页。
[656] 元丰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刘挚请求“令台谏官以时上殿奏事”，认为靠文字根本说不透。“虽臣子论事自可列上章疏，然事固有言之犹不能尽者，而况文字之间哉！理之隐微，情之曲折，必假指画，反复于前，庶几为能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一，8637页。
[65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丁亥条考异，8820页。
[65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五，8770页。
[65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六，8777页。
[660] 《司马光集》卷四九《辞转官第二札子》《辞转官第三札子》《辞转官第四札子》《辞转官第五札子》， 1036、1041、1042、1043页。
[66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8853页。
[66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九，8919页。
[663]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九，528页。
[66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8854页。
[665]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九，547页。
[666] 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三，中华书局，2003年1版，666页。
[66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六，8814页。
[66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六，8814页。
[669] 《孟子·梁惠王上》。
[67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8829—8830页。
[67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8822—8830页，标题为笔者所加。
[672]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〇，中华书局，1986年1版，3126页。
[67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8832页。
[67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8839页。
[675] 范祖禹《资政殿学士范公墓志铭》，《全宋文》，第99册，37页。《宋史》三三七《范百禄传》，10790—10791页
[67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六，8788页。
[67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8833页。
[678] 《苏辙集》卷三十六《右司谏论时事十首·乞选用执政状》，第634页。
[67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8819—8820页
[680] 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全宋文》卷一九九五，第45册，505页。
[681] 《司马光集》卷四九《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1043—1046页。
[68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8824页。
[683] 《论语·颜渊十二》。杨伯峻将这句话译为：“领导人的作风好比风，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向那边吹，草向哪边倒。”《论语译注》，129页。
[684] 《宋史》卷四七二《奸臣二·蔡京传》，1372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8833页。
[68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8833页。
[686] 《宋史》卷四七二《奸臣二·蔡京传》，13721页。
[68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8874页。
[68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8827页。
[68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七，9901页。
[69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六，元祐元年二月，8812页。
[691] 《司马光集》卷五一《奏为病未任入谢札子》《辞左仆射第一札子》《乞留仆射制书在閤门札子》《辞左仆射第三札子》，1073—1076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8854页。
[692] 司马光《乞与诸位往来商量公事札子》，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上，《司马光集》卷五三，1102页。
[693] 《司马光集》卷五二《辞接续支俸札子》，109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五，9099页。
[69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四，8729页。
[69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〇，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在蔡确、章惇离开中央领导职位之后，8958页。
[696] 司马光《伫瞻堂记》，元丰六年八月作。元丰三年，文彦博第三次留守西京，神宗赐诗重之，云“西都旧士女，白首伫瞻公”。洛阳人因此修建“伫瞻堂”供奉文彦博画像。《司马光集》卷六六，1379—1381页。
[69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8855页。
[698] 《尚书·商书·说命下》
[699] 《司马光集》卷五一《辞左仆射第三札子》，1076页。
[70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8555页。
[70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五，9104页。
[702] 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卷四，998页。《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〇，李常《上神宗论王广渊和买抑配取息》。
[703] 《司马光集》卷三一《乞开言路札子》，983页。
[704] 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158—159页。《三经新义》中《周官新义》为王安石自注，《诗经新义》《书经新义》为王雱、吕惠卿带人做的，王安石审查定稿。熙宁八年六月，修成，六月己巳，送国子监镂板颁行。元丰五年，《字说》完成，虽未立学官，有司仍据以取士。颁行《三经新义》的目的，“就是统一思想和舆论，为新法的顺利实施清除道路”。用王学来统一思想，是神宗的主动提议，熙宁五年正月，他对王安石说：“经术，今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颁行，令学者定于一。”
[705] 《宋史》卷三三六《吕公著传》，10775页。
[706] 《苏轼文集》卷四九《答张文潜县丞书》，1427页。
[70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四，9060页。
[708] 《宋史》卷三四〇《刘挚传》，10854—10855页。
[70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四，9069—9070页。
[71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六，9124页。
[711] 《尚书·商书·说命下》。
[712]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七，《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九，昭公二十年，中华书局，2009年1版，4546页。
[713] 《苏轼文集》卷三八《王安石赠太傅制》，1077页。
[714] 苏轼《东坡书传》解释《商书·说命下》“惟学逊志”一句作：“‘逊’之言随也，随其所志而得之。志于仁，则所得于学者皆仁也；志于义，则所得于学者皆义也。若志于功利，则所得于学者，皆功利而已。智足以饰非，辩足以拒谏，皆学之力也。”《苏轼文集编年笺注》附录六《东坡书传》卷八《商书·说命下第十四》，378页。
[715] 《史记》卷三《殷本纪》，105页。
[716] 《苏轼文集》卷四九《答张文潜县丞书》，1427页。此文的写作与《王安石赠太傅制》大约同时。
[717] 《宋大诏令集》卷二二一《王安石赠太傅制》，850—85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〇，9497页。
[71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〇，9498页。
[719] 元丰八年十二月乙酉，黄隐（当时名黄降）自殿中侍御史改国子司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三，8683页。
[72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一，8991—8992页；《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国子监”，3911—3912页。《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二》， 298页。
[72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〇，9497—9498页。
[722] 《宋史》卷三四六《吕陶传》，10978—10979页。
[723] 《宋史翼》卷三《黄隐传》。
[72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8868页。
[72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六，5252页。
[72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二，8668页；卷三七四，9060、9063页。
[72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〇，三月己卯，考功员外郎林旦为殿中侍御史，承议郎韩川、权发遣开封府推官上官均并为监察御史，从御史中丞刘挚之举也，9024页。
[72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五，9101—9102页。
[72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五，9102页。
[73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五，9102—9103页。
[731]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52页。
[732] 吕惠卿罢参知政事制称其“为谋弗臧，卒陷吏议。挠侀成于京邑，怀请托于私家。剡奏自明，尤为欺诋。行治如此，朕何望焉”。《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八，449页。
[73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八，9180页。
[73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九，9200页。
[73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九，9202页。
[73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九，9204页。
[73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九，9205页。
[73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〇，9235页。
[73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〇，9239页。
[740] 贬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居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〇，9240页。宋太宗端拱元年二月甲辰，升建州为建宁军节度，《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82页。
[741] 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第12章《庆历，庆历》之“晁仲约的故事”，118—122页。
[74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〇，9243页。
[74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4563页。
[744] 《宋史》卷二一一《宰辅表二》，元丰元年九月，吕公著除同知枢密院事，5491页。
[74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二，7359页。《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五《何正臣诬吕公著》，清嘉庆宛委别藏本，基本古籍库电子版。
[74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〇，9244页。
[74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〇， 9245—9246页。
[748] 范祖禹《资政殿学士范公墓志铭》绍圣元年七月，《全宋文》卷二一五五，34—44页。
[74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一，9248页。
[75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一，9248、9249页。
[75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二，9316页。
[75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一，林旦语，9256页。
[75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一，王岩叟言，9260页。
[75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一，上官均语，9256—9257页。
[75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一，王岩叟语，9259页。
[75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五，9386页。
[757] 司马光《与太师书》，《全宋文》卷一二一五，437页。
[758] 《司马光集》卷三四《革弊札子》，1037页。
[75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一，9283页。文彦博的讨论：“臣以所议地界，不出二理，其一论义理曲直，其一计利害大小。（宋朝所兴非义兵，得地亦无用，徒靡费钱粮，耗散国家。）”“且秉常来求我，如其意而得之，必须感恩戴德，三数年间，方且保无事。朝廷近经灵州永乐不振之后，可以粗得整齐兵势，全养民力。异时或有边事用兵，庶几有备无患。”
[76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〇，9222页。
[76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一，9277页。
[76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四，9367页。
[763] 司马光《荐王大临札子》，《全宋文》卷一二〇七，303页。
[76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六，9399页。
[76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六，9413页。
[766] 《司马光行状》，《司马光年谱》，475页。
[767] 司马光《传家集》卷七一《韩魏公祠堂记》，元丰七年作。
[768] 张载《横渠易说》卷二。
[769] 司马光《传家集》卷七一《韩魏公祠堂记》，元丰七年作。
[77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七，9419页。
[771] “司马光薨，适在明堂散斋日内。严父配天，国之大典，固不可废；至于御楼肆赦，恐亦难罢。惟紫宸殿受贺一节，缘庆贺之事，比之宗庙之祭为轻，为圣情轸悼元臣，而群官拜舞称庆，恐于礼义人情，未为宣称。”诏：“明堂礼毕，紫宸殿文武百官并依班次起居，更不奏祥瑞称贺，并楼前行肆赦仪外，其称贺并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七，9417页。
[772] 《司马光行状》，《司马光年谱》，474页。
[773] 《司马光行状》，《司马光年谱》，474页。
[774] 《宋史》卷二一二《宰辅表三》，5502页。
[77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〇，9478页。
[776]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78-79页。
[777] 语出《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九：“先生每与司马君实说话，不曾放过；如范尧夫，十件事只争得三四件便己。先生曰：‘君实只为能受尽言，尽人忤逆终不怒，便是好处。’”《二程集》，253页。
[77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七，9420页。
[779] 《宋元学案》卷三〇《刘李诸儒学案》之“学士朱先生光庭”：“先生……后从二程于洛……其为谏官，奋不顾身，以卫师门，遂名洛党之魁。”[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1版，2013年6印，1068页。［清］钱大昕著，陈文和主编《潜研堂文集》卷二《论·洛蜀党论》，凤凰出版社，2016年1版， 54页。
[78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9564页。
[781]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104—112页。
[782]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133—135页。
[783] 陈乐素《桂林石刻〈元祐党籍〉》，《学术研究》1986年第3期，63—71页。
[784] 《宋史》卷一九，365、368、369页。
[785] 朱义群《北宋晚期党禁的形成与展开（1085—1125）》，北京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169—173页，189、192页。
[786] 杜海军辑校《桂林石刻总集辑校》，《宋饶祖尧跋刻元祐党籍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68页。
[787] 安民故事，见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六，176页；李仲宁故事，见王明清《挥麈录》三录卷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辑，中华书局，1961年1版，239—240页。
[788] 聂崇岐《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氏著《宋史丛考》，中华书局， 1980年1版，70—126页。
[789] 《宋史》卷二〇《徽宗本纪二》，375页。
[790] 朱义群《北宋晚期党禁的形成与展开（1085—1125）》，174—175页。
[791] 我为“百家讲坛”所作的系列讲座“司马光”共分三部，第一部8集、第二部12集，2013年12月播出，讲稿部分内容包含在《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一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