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怀揣200美元来到加州

那些出现在我电脑上、书本上、杂志上的公司标志，Oracle、SGI、SUN……这些传奇的名字从车窗外一一掠过、触手可即，虽然它们并不完全是我想象的样子。在1998年，我本以为，高科技公司应该充满各种闪闪发亮的屏幕，由很多机器人操控……

我来了！阳光明媚的加州！在1999年的11月！将伊利诺伊抛在身后！

向所有追逐硅谷梦想的年轻人致敬，向麦克斯·拉夫琴致敬，因为自他之后，不少中西部学计算机的年轻人都相信了这件事情：你可以只带着一个想法来到硅谷，最后就成了一名百万富翁！而且你得到的将远远超过金钱，还包括无法替代的人生经验。

但走的时候，我的身上不过只有200美元。

我走得很匆忙，作为学生的我本就没有什么积蓄，买完机票之后，又忙着跟父母通话，跟弟弟告别，在飞机降落在旧金山之前，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只剩200美元现金了。而我的信用卡当时只有600美元的额度，并且这个月已经用得马上就要满额了。

无奈之下，我只好求助于伊利诺伊的老朋友们。在1999年，伊利诺伊很少有人去加州工作，因此“背井离乡”来到加州的人们都很团结。我前女友希瑟开车来机场接我，我们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校友，她大我一岁，也比我早来加州。她的哥哥是计算机协会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俱乐部的主席，但我当年认识她，只是因为她是班里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这很自然，对吧。

“Steve，欢迎来到加州，你会发现这里跟伊利诺伊很不一样。”希瑟说。是很不一样，比如说，这里竟然有寿司店！有的时候，我也不太理解自己在记忆时的选择性，我总是对各种食物情有独钟、印象深刻。我忘了第一次看到橘红色的金门大桥横跨天际时有没有激动，我也忘了那些伊利诺伊没有的高楼大厦、倾斜40度的街道给我的第一印象，虽然我此后也多次享受过旧金山海湾边金色的落日，但那的确不是最让我感动的事情。

美国作家威廉·萨洛扬说：“如果你还活着，旧金山不会使你厌倦；如果你已经死了，旧金山会让你起死回生。”但这所有的美好，浓缩成旧金山给我的第一印象，竟然是一家小小的寿司店！

在伊利诺伊，我们过着宁静平稳的中西部小城生活，那里有一排排整齐干净的居住小区和翠绿的草坪，但如果想吃寿司，人们只能驱车30分钟前往大型超市采购，然后拿回家中和家人静静享用。可在旧金山，就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有号称全美最佳的法国菜、意大利菜和中国菜，也包括数不清的寿司店。人们吃着刚刚制作好的新鲜寿司，那些美味的海胆、飞鱼子和白鲑鱼，一边喝着小酒一边高谈阔论……加利福尼亚首先征服了我的胃。

这里，一点也不安静，但我真是喜欢。

当时，我完全忘了，在接下来的两周我必须吃汉堡度日。我自然也想不到，在5年之后，我会在旧金山买下我的第一栋房子，并一下子用掉我60％的财产。

到旧金山的第二天是星期日，是在15分钟网络面试后的第五天，希瑟开车带我前往硅谷。我们沿着101公路一路向南前往小城帕拉奥托。这是沿着海岸的一条公路，也是从旧金山前往硅谷的必经之路。实际上，人们称之为“硅谷”的地区，是指从旧金山湾往南，经过门罗公园、帕拉奥托、山景城、桑尼维尔到圣克拉拉，再经过坎贝尔直达圣何赛的这条狭长地带。你在地图上是看不到一个叫“硅谷”的地名的。

“我来了！”我心里暗自想着，朝车窗外看去，那些出现在我电脑上、书本上、杂志上的公司标志，Oracle、SGI、SUN……这些传奇的名字从车窗外一一掠过、触手可即，虽然它们并不完全是我想象的样子。在1998年，我本以为，高科技公司应该充满各种闪闪发亮的屏幕，由很多机器人操控……

我当时的感觉其实是有一点害怕。那么冲动地抛下学业，只因罗斯·西蒙斯和潘宇的选择，只因为和麦克斯·拉夫琴15分钟的面试，我就只身一人前往加州，我的行李甚至还留在伊利诺伊等待托运！我就这么一个人，突然就闯进了硅谷如此真实的梦境里！

为海洋性气候所笼罩的硅谷，气候温润、阳光灿烂，高大的树木在这里随意伸展。两三层的木质小楼是常见的建筑，楼下大多是些咖啡馆，或者是餐馆。聚会的人不算多，但是也不算少，总是三三两两有人坐在那里。光从外表粗粗一看，你可看不出来这里是美国乃至全世界高科技产业的象征。

但实际上，硅谷作为科技创新的基地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硅谷就是美国海军的研发基地。“二战”结束后，美国大学回流的学生突然增加，斯坦福大学采纳教授弗里德里克·特曼的建议开辟工业园，允许高技术公司租用其地作为办公用地，从此拉开这个科技产业中心向前奔跑的崭新篇章。创业的风气在此后的数十年里逐渐根深蒂固，在这片以斯坦福工业园为核心的谷地上，更有不少创业者选择在自家的车库中起步，并创下辉煌的事业。

实际上，自惠普的创始人为硅谷带来了第一个“神圣的创业车库”之后，我们的偶像们都是从车库开始了他们的公司：乔布斯在车库里面发明了苹果电脑，盖茨在车库里创办微软，雅虎的创办人杨致远与大卫·费洛是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小车库起家，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贝索斯最早的创业场所也是车库。我当时想，多年以后，也许我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业车库吧。

当我到达硅谷的时候，这个科技中心的历史正延伸到互联网产业的崭新一页。

那是在1999年，总部在硅谷的SGI（硅图，高性能计算系统、复杂数据管理及可视化产品的重要提供商。它提供世界上最优秀的服务器系列以及具有超级计算能力的可视化工作站），已经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

那是在1999年，甲骨文成为世界第四大软件公司。它的版图朝着南美和亚洲不断扩张，收入达到2.82亿美元。

那是在1999年，重返苹果不到一年的乔布斯在硅谷推动发布了第一台iMac，以“并非计算机”作为设计理念。到1998年10月，iMac的销售额已达16亿美元。而时至今日苹果拥有的现金资产已经超过美国政府。

那是在1999年，在硅谷，电子商务公司eBay已经找到了后来名噪一时的首席执行官惠特曼。他们的服务器开始跟不上公司的发展速度，互联网经济增长得太快。我也想不到，自己会在3年后加入eBay工作，并深刻体会到它的“强力”。

那是在1999年，孵化器Idealab开始筹备自己的上市计划，它的总值竟然高达100亿美元。在1998～1999年，IdeaLab吸收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本，创办了十几家公司，其中包括第一家网上宠物店和第一家烹饪网站。IdeaLab创办的多家公司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开创上市潮。如果以股票来计算，创始人格罗斯早已是超级富翁。而在1997年，格罗斯还创办了一家名为GOTO的公司，GOTO公司是搜索引擎Overture的前身。这家公司开创了一种重要的互联网广告模式——搜索引擎竞价排名，也就是允许广告商按照出价高低，决定他们在搜索广告位中的排序。到2003年7月，Overture被雅虎收购。

那是在1999年，雅虎正是互联网世界的标志。在之前一年，它的净收入增长到了2.2亿美元，并实现了首次年度赢利。这个首次赢利尽管只有279万美元，但却是一个转折性的符号和象征。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标题就定为：“你看，雅虎赚钱了！”当时，30岁的雅虎创始人杨致远拥有了7亿美元。后来他在《福布斯》杂志高科技百名富翁排行榜中排名16位，超过了冠群首席执行官王嘉廉，成为高科技领域的华人首富。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杨致远，我们还不是相熟的朋友，我更不可能想到，有朝一日，时过境迁，我竟然还能从雅虎手中买下资产。

那是在1999年，一年前从Sun联合创始人安迪·贝克托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手中筹得10万美元投资之后，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已经在加州的一个车库里创立了搜索引擎Google，走出了这个互联网巨头的第一步。我哪里知道，6年后，我将见到拉里·佩奇，并在此后两天内作出我有生以来最重大的一个决定。

那是在1999年，我独自一人来到硅谷，投奔我的学长、PayPal创始人麦克斯·拉夫琴新创办的公司PayPal。

那时，拉夫琴来到硅谷小城帕拉奥托并不太久，不过那时他已经创办过三家公司，正筹备创建第四家。曾经流传的一个故事这样说，当拉夫琴从伊利诺伊出发的时候，他找到一辆比大钻机小不了多少的卡车，上面装着他在伊利诺伊的全部家当，包括服务器、电脑、办公桌、办公椅，他和他的女友，以及另外两位同学，就这么一路颠簸开到加州去，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卖了这些设备再去买新的，拉夫琴回答说：“等不及了，我要马上出发，哪怕是跑着去。”

我愿意相信“拉夫琴的卡车”这则故事的真实性，虽然它听上去有太多浪漫色彩。但在1999年，对于学计算机的大学生来说，一想到硅谷，你确实就想立即出发，一刻也不愿耽搁。

拉夫琴后来成为硅谷创业者中的领军人物。他引导着那些放弃了学业仅凭着梦想就来到硅谷的甚至不到20岁的年轻人，然后，鼓励他们把自己最美的时光完全投入代码、设计以及创意。成为创业的永动机，成为硅谷的一部分。

当年，我只是这些年轻冒险家中的一个。

对我而言，一开始，这处安静内敛的谷地隐藏了它所有正在涌动的力量，我并不知道，在那些低矮、干净、秀气的小楼里面正在发生着颠覆世界的创新。互联网泡沫在蒸腾，就在那些咖啡馆里，在破旧的、走上去嘎吱作响的楼梯间，在杂乱无章的车库里。每个人提到“我有一个新网站”就两眼放光，工程师们编程测试加班加点，投资人则衣着光鲜、目光锐利、一掷千金。

1年之后，我知道自己赶上了第一次互联网泡沫。

12年后，我知道创业者才是硅谷的灵魂，而充实的灵魂是无所谓泡沫的。而12年后，我已经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了。

但那是在1999年，我对于自己的未来毫无概念，小时候那个算命先生的话还在耳边。他说我永远不会变成一个成功的人，也不会有钱。悲观的预言让我对这场奔赴硅谷的赌注提心吊胆起来，但是，管它呢。

2　大学街165号：硅谷最“幸运”的办公地

1998年11月21日，我只身来到硅谷，我的行李还在路上。当晚，我从罗斯和潘宇那里得到一条毯子，在小客厅的地板上给自己找了个地盘躺下，开始了我作为一个硅谷工程师的生活。我就这样住了将近两个月。

“大学街165号”（165 University Avenue）现在被称为硅谷“最幸运”的办公场所，它甚至还出现在“硅谷观光指南”上。165号的“著名”当然是因为曾经进驻不少“成功”的公司。它们包括外设公司罗技、搜索巨头Google，当然还有PayPal。但它不过只是一栋三层小楼，咖啡色和茶色的外墙让它看上去更加不起眼。

1999年，我站在165号的门口，想象着PayPal的办公室该是什么样子。有意思的是，直到12年之后，我都一直记得自己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样子，我甚至还记得阳光透过树叶洒到165号的门前落下的点点光斑。165号的一楼是两家餐厅（很多硅谷小办公楼的楼下都是餐厅，不可能每一家都像电影《社交网络》里那样租个带游泳池的别墅）。当时快到中午，很多斯坦福的学生下课从这里匆匆走过，看都不看这里一眼。现在，他们仍然这样走过，这个地方就好像从未变过一样。

推门走进165号，先是看见一个也就三四平方米的门厅，门厅正对着的一条狭长的走廊一直通到后院，另一侧则是狭窄陡峭的楼梯通往二层，PayPal就在165号的二层办公。刚上楼梯，我就看到一个小小的室内花园，零散放着几盆花包围着一个小喷泉。小花园的两侧是分开的两个办公区域，PayPal的工位就分散在这两间大的办公室里，如果说它们可以被叫做工位的话。它们实际上只是一些连在一起的办公桌，上面乱七八糟地堆放着电脑和散乱的文字资料。因为是星期天，我第一眼见到的PayPal并不是全员办公的场景。工程师们散坐在各处，有人在加班，有人在吃东西，有人在玩电脑游戏。

这并不是我所想象的办公室。在大学期间，我曾经在芝加哥附近的一些软件公司工作过。那些公司都有着整齐划一的办公室设计，每一个座位被高高的挡板隔开，每个人沉默地忙着自己手里的事情。可是在PayPal，你在办公室里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每个人的脸，听到他们说的笑话。

这其实就是PayPal创立之初的样子。实际上，就在将近一年之前，拉夫琴和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靠近斯坦福大学的Hobee's餐馆首次会面。当时拉夫琴奔赴硅谷，正在四处寻找创业机会，正经营着一家对冲基金的蒂尔则有意投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创业。

拉夫琴的故事我在学校时就曾听说，而首席执行官彼得·蒂尔对我来说还很陌生。听更早一点加入PayPal的员工讲，蒂尔是特别崇尚自由的人。而我需要在加入公司之后，才能慢慢得知他的特立独行。比如说，蒂尔是人工智能学院的董事，这个学院研究的是未来机器和人的混合体。他曾经提议建立一个“深冷储藏系统”作为员工福利。几年之后，彼得·蒂尔还给一家延缓生命研究机构捐赠了350万美元。这个研究机构认为将来人可以活到1000岁。在刚刚过去的8月，我又听到蒂尔的新消息，据说他准备拿出125万美元，在公海上建造类似大型钻油平台的设施，串连起来成为主权独立的“海上乌托邦”，让那些住在岛上的人挣脱所有现行法律规范！

“Steve，欢迎来到PayPal！”我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学长罗斯笑嘻嘻地向我走过来，我们互相拍了拍肩膀，“不，你不在这里办公，你有一间办公室。”我竟然有一间办公室！那是一个可以容纳两人办公的房间，事实上，它也的确属于两人共享，但却只有一张办公桌。“你必须自己组装好桌子，”罗斯说，同时指了指地上的一堆宜家的材料，“这是规矩。”

在解决了办公地点问题之后，罗斯又着手帮我解决另一个问题——住处。“按老规矩办。”他说。

这个老规矩指的是，每一位经罗斯和潘宇介绍到PayPal工作的工程师，在找到住处之前，都在他们租住的公寓里打地铺！

那是个不大的公寓，离PayPal的办公室走路需要15分钟左右，包括两间卧室、一间小客厅、一间厨房和一个卫生间，没有电视，没有沙发，连柜子也很少。我很幸运，在我之前，一位PayPal员工刚刚找到自己的公寓搬走，因此我有了独享地板的权利。

“提醒你一下，睡觉时要穿衣服啊。”潘宇突然说，然后大家都笑了起来，只有我疑惑不解。“罗斯新交了女朋友，她常常被睡在地上的人吓一跳，”潘宇接着说，“总而言之，地方不够，注意点总是好的，不要影响了他们。”于是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似乎每个人都对电影《社交网络》很感兴趣。没有到过硅谷的人，如果看了那部电影，大多会以为，我们这些辍学的学生一到硅谷马上就被很酷的投资人带到极为自由个性的环境里去了吧，比如电脑四处堆放着，院子里还有个大大的游泳池什么的。但其实，很多初到硅谷、加入创业团队的工程师都是过着这样“集体宿舍”似的生活。房间里只有生活必需品，没地方放行李，像我，连床都没有。

“也许这和你想象中的硅谷有所差别，”潘宇后来跟我开玩笑说，“其实我们也是被骗来的呀，拉夫琴一开始对我们说硅谷一年四季都有橘色的阳光普照，可我刚到加州就赶上下雨，被冻坏了。”

1999年11月21日，我只身来到硅谷，我的行李还在路上。当晚，我从罗斯和潘宇那里得到一条毯子，在小客厅的地板上给自己找了个地盘躺下，开始了我作为一个硅谷工程师的生活。我就这样住了将近两个月。

那个时候，一个典型的硅谷创业公司工程师的时间表是：晚起、到公司工作、午饭晚饭都在公司吃、写代码到夜里一两点，甚至三四点，然后回公寓睡觉。在某些项目特别紧张的时候，我们甚至连洗澡都是在公司进行的。实际上，忙起来的时候，麦克斯·拉夫琴就常常在公司洗澡，然后随手拿起一件印着公司标志的干净T恤换上。有时候，你看他办公室堆着的脏衣服有多少，就可以知道他最近有多忙。

那时候，公司制作了很多宣传用的T恤，而加班到三四点的工程师们也跟拉夫琴采取了同样的办法。所以，在帕拉奥托，如果你凌晨时分碰巧出现在大学街165号附近，你能看到很多身着统一服装（T恤）的年轻人，正带着疲惫的神情走出办公楼的大门。

因此，很快，我也就理解了罗斯的这间小公寓为什么可以简陋到就快要空无一物，因为，除了PayPal，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但需要提及的是，总是加班，其实并不意味着公司环境有多么严苛。创业公司的管理风格，至少在一开始都是崇尚自由的，但因为项目进程十分紧张，工程师们也精神亢奋，也就是说，我们是自愿加班的。

曾经在互联网巨头Google的研究院担任资深研究员的吴军博士，在他描述硅谷的书籍《浪潮之巅》中这样说：美国的公司从理论上讲不鼓励加班，从法律上讲也不能要求正式雇员加班。但是在加州，绝大部分科技公司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都远不只40小时，每周工作80～90小时在创业团队中很常见。以总体工作时间来计算，虽然硅谷工程师的薪水比美国同行要多20％左右，但是，每小时实际收入其实要低一些。更何况，人一天只有24小时，工作时间太长，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少了，生活质量就下降了。从这个角度讲，硅谷不是个很好的生活的地方。

这本书对硅谷人的生活做了非常中肯的描述，但当时，我们这些创业者很少想到“生活”问题，因为，年轻人本来就不是为了悠闲的生活来到硅谷的啊。

这间小小的公寓也发生过不少有趣的故事，比如同样是PayPal工程师的数学天才内森，他也是我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校友。他常过来和同事们一起喝酒。我从没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奇特之处。但在多年之后，我在一本描写PayPal创业故事的书中看到，当时内森曾在起居室的一块大白板上随意写写算算一些数学题，而在一年之后，这些数学题才被别人证明，并被发表在专业期刊上。

据说内森还曾经在这里质问过麦克斯·拉夫琴，那还是我到PayPal之前的事。听当晚的一位目击者说，当时，在疲惫的工作之后大家都喝醉了，内森指着拉夫琴就说：“这是你们创始人的公司，只对几个人有意义，就算PayPal上市了，我们这帮人都赚不了钱。”然后，拉夫琴就保证说，他一定会让工程师们都成为有钱人。“那么，你能保证让潘宇成为百万富翁吗？”内森问（潘宇真是躺着也“中枪”）。“我能保证。”拉夫琴只回了这么一句。当然，最后，拉夫琴兑现了他的承诺，等到PayPal IPO（首次公开募股，即上市）之后，拉夫琴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查潘宇赚了多少钱，然后他惊喜地发现，自己不仅兑现了承诺，还超额完成了，PayPal上市一共创造了50～100位百万富翁，其中他包括我。

但在刚刚来到硅谷的时候，我还不敢轻易憧憬百万富翁这样的伟大前程。由于我的薪水将在两周之后才发放，所以，在仅有200美元可用的情况下，我必须尽量节省，爱好美食的我不得不吃了两周的汉堡。

3　一切由工程师说了算

我个人对产品经理这个介乎于市场和工程师之间的职务有点疑虑。产品经理们的专长在市场调查和收集用户的反馈意见，从而对产品功能和定位做规划。但是他们往往对技术不是很了解……在初创公司，我认为最理想的开发方式是由一个“有想法”的工程师和设计师直接搭配。我也知道，这种办法对于一个大型公司来讲是过于理想化了。

到达帕拉奥托的第二天，我正式开始在PayPal工作。这时，离PayPal创始人麦克斯·拉夫琴对我的面试已经过去了6天，我也即将见到这个在硅谷历史上留下传奇的人物。

也许在1999年，拉夫琴还没有成为硅谷传奇，但他确实已经成为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传奇。有人在讲他开着一辆大卡车奔赴加州的故事，有人在讲他已经创立了三家公司并早早地赚取了10万美元。当PayPal的第一位工程师罗斯·西蒙斯放弃了自己的硕士学位，跟随拉夫琴到加州创业的时候，甚至还有更加年轻的校友问他：“麦克斯·拉夫琴这个人真的存在吗？”

我终于见到了拉夫琴。他瘦瘦高高，戴着一副眼镜，话并不多。“Steve，你来了，这非常好，你以前的专长在操作系统和网络协同方面，但现在需要做一些Web方面的工作，”拉夫琴说，“一些真正的互联网的东西，我想，你也许需要学习和适应一段时间。”

我是PayPal前20名之内的工程师。在此之后，PayPal的工程师团队其实都没有太多跟拉夫琴接触的机会。他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在产品上自由发挥，但他很少参加工程师们的聚会，也从不对我们的工作指手画脚。当需要面对媒体和投资人的时候，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我们的首席执行官蒂尔负责讲述商业模式，而拉夫琴则负责对外描述PayPal的技术有多么安全可靠，“我们的工程师都是世界一流的”，拉夫琴常对外这样强调，关键是，他就是有能力让媒体和投资人都相信这些话，而所有毫不吝惜的赞美，也让工程师们非常开心。

一直到我创办YouTube并取得成功之后，我才看到有媒体刊登的拉夫琴对我的评价：“Steve的速度特别快，他的习惯就是爱抄捷径，所以质量体系小组每次一看到他的项目，总是得头疼很久。但事实上大部分的人都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并且产品也还是卖得一样好。”

在PayPal这家公司“变大”之前，这里有着我最喜爱的工作状态，工程师和产品设计直接合作。每当我们想替PayPal增加某种新功能，我们就只管提出来，然后找设计配合进行。设计师则会将产品界面画出来，然后跟工程师商量。在这种机制之下，一个新功能往往只需要三四天就可以上线使用。

“我们有三个小项目要做，最紧急的一个下周就要交。我们得做一个小应用，展示用Palm Pilot手机到底是如何去‘发送’款项的，只要展示一下就可以。”一个工程师在办公室里说，那是我刚来PayPal三四天时候的事情。“什么是‘发送’款项？”我问。“嗨，就是付款，说‘发送’不是显得科幻一些吗？况且那又是在一个《星际迷航》主题的市场活动上。总之，谁想做？”“我试试。”我说。在PayPal创立的初期，工程师们常常这样自由认领项目。这是我到了PayPal之后做的第一个小小项目，但当时，我还根本来不及知道PayPal的工作原理就接下了活儿。

是的，做一名PayPal早期的工程师就是这么自由，当然，凭借着在学校积累多年的“自学能力”，我最后还是在一周之内交出了这个展示程序。

在PayPal“变大”并终于找到新办公室搬走之前，我们一直都没有产品经理，而我个人对产品经理这个介乎于市场和工程师之间的职务有点疑虑。产品经理们的专长在市场调查和收集用户的反馈意见，从而对产品功能和定位做规划。但是他们往往对技术不是很了解，比如说，他们也许会拿出厚厚的材料，做出精美的PPT，跟你解释说：“我们必须修改页面，让用户的登录更快。”可是，在他们绞尽脑汁的时候，却并不知道有一种技术已经可以在用户键入账户名称和密码的时候即可同步进行登录，根本不需要再去按电脑上的Enter键。跟产品经理们解释有时候真是件费时间的事。

后来，在创办视频网站YouTube的时候，我沿用了这种办法，比如YouTube右侧的相关视频推荐怎么摆放，用户是否能用视频的方式来评论他所观看的另一段视频。这些功能由工程师提出之后，在设计师的配合之下，仅仅用了三天就上线了！如果中间还夹着产品经理，我不知道这些新功能的实现还需要多久。

但是，我后来也开始反思，如果没有产品经理，我们可能会浪费工程师们的大量“才情”，因为工程师们的创意太多，没有人来甄选也是个大问题。

在初创公司，我认为最理想的开发方式是由一个“有想法”的工程师和设计师直接搭配。我也知道，这种办法对于一个大型公司来讲是过于理想化了。但对于初创公司的成长极有好处，减少沟通、提高效率是我在PayPal学到的非常重要的东西。

但PayPal在创业初期能实现这一切，还得基于一个前提：我们这个团队必须是一类人！

在PayPal担任首席财务官的鲁洛夫·博塔（Roelof Botha）曾经对媒体说：“Google和PayPal的区别在于，Google希望聘请拥有博士学位的员工，而PayPal希望招收那些曾经攻读博士学位课程后来却中途退出的人。”

这也不是什么严肃的规定，只是个调侃而已，而且在我看来有失偏颇。不过，单从结果上看，PayPal确实特意招募了不少“辍学者”，甚至就在多年过去之后的2011年春天，PayPal首任首席执行官彼得·蒂尔又宣布了一个计划。他的基金会决定寻找20名20岁以下的研究员。他为他们提供资金，让他们辍学，至少是暂停学业去发展兴趣。最后，他又找到了24个人。

我和很多PayPal早期员工一样，我们都是中途放弃了学位的人。我不知道这类人有怎样的共性，也许是爱自由，也许是不在乎，也许是冲动。

自由和公开，这是PayPal在公司管理上留给我最宝贵的东西。彼得·蒂尔在公司管理上奉行完全公开的原则。他主张定期将客户记录、营收、欺诈损失、烧钱率之类的公司信息都公布出来，使每位员工都可以了解，也可以讨论。

曾经在PayPal担任首席运营官的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评论说，PayPal从不提倡“推崇管理层”的风气，即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公开表示：“在PayPal，衡量一名员工地位的依据并不是他管理多少人，而是有多少人可以阻止他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实际上，萨克斯在上任后更帮助公司制定了“杜绝不必要会议”的政策。他成了整个公司的“会议警察”。当他看到有人关起门来进行讨论时，就会进去坐上3分钟。如果他觉得这个会议毫无价值，就会当场叫停。而在会议中，员工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拿出自己的论点论据，谁都不可以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资历压人，也没人会这样。

当然，另一个客观条件是，在创业初期，办公室短缺，大家多数时候相处在同一个空间里，随时发表意见也就成了常态。“PayPal人很爱搞分析，”PayPal原副总裁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对媒体评论说，“PayPal充斥着这样的声音——‘这是我的理由’‘这是我的想法’，而不会说‘在我的经验看来’。”因为在这儿经验并不可靠。

在这种企业文化的影响下，PayPal的管理者数量大为削减，几乎是工程师们主导着公司的日常运营。这种管理方式单纯而且有效，因为人少和彼此熟悉，我们几乎不需要润滑剂。

PayPal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艾伦·马斯克（Elon Musk）（他是网上银行X.com的创始人，后来这家公司与PayPal合并，马斯克曾担任继彼得·蒂尔之后的首席执行官，但他后来又离开了。）并不完全赞同PayPal这种理想化的管理方式。他在接受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将PayPal的公司文化说得很浪漫，他说：“感觉就像天真烂漫、美梦成真的‘独角兽与彩虹，还有花海遍野的草原’。”

还有一种说法是，PayPal在招聘时就刻意寻找志同道合的“自己人”，因此让推行这种平等自由的文化变得容易起来。

比如蒂尔推荐的人主要来自斯坦福，而且许多人都在一份他于1987年合伙创办的杂志《斯坦福观察》（Stanford Review）工作过。拉夫琴则是大批雇用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的后辈。拉夫琴为PayPal雇用的第一批工程师之一便是罗斯·西蒙斯（他后来创立了Yelp，美国最大点评网站），而罗斯西蒙斯又去说服另一位工程师潘宇加入了PayPal，受他们影响我又来到了PayPal。

曾经有一篇新闻报道，认为蒂尔和拉夫琴对于挑选员工已经到了严苛的地步，不希望他们的员工是MBA（工商管理硕士）、顾问、兄弟会成员，或者运动员。拉夫琴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曾经有一位应聘者来公司面试。我问他有什么爱好，他说自己喜欢打篮球。我随即表示，我们不能招聘这个人，在大学期间，我认识的每一位喜欢打篮球的人都不怎么样。”换句话说，他们在招聘与自己类似的人。

4　公司上市，朋友们吃最贵的汉堡庆祝

为了保障“一定要超过eBay”的到账速度和准确性，工程师们日夜奋战，当然也提心吊胆，生怕写错一行代码导致用户付款出错。在压力和荣誉感的刺激之下，每个工程师充血的眼睛看上去却炯炯有神。潘宇在公司里大喊：“打败eBay！Kick their ass（痛扁他们）！”

凯文·谢伊现在是好莱坞小有名气的喜剧演员。在他的单人脱口秀演讲中，当全场变暗，灯光打在他和他的高脚椅上，当所有观众都等着他的幽默时，他还时常拿查德或者我开玩笑，比如说他会讲：“我恨我的老同学查德·赫利，他已经是个亿万富翁，可我却还孤单地坐在尤因城的一个破凳子上。”

但在10多年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凯文是我和查德经常取笑的对象，原因是他不太注意清洁卫生，不及时收拾房间和洗衣服什么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和查德最初的友谊竟然是建立在谈论凯文的八卦之上，这样听起来真是有些不靠谱啊。

凯文·谢伊是我和查德成为好友的重要原因。他是查德的朋友，1999年年底的时候他刚刚到硅谷，正在寻找住处，而那时我正好从“打地铺”的小公寓搬走，在山景城租了自己的公寓，正好多出一个房间来。

“Steve，我的朋友凯文到硅谷来了，但他没地方住。我那里地方也不够，可不可以住你那儿？”坐在我旁边工位的查德·赫利问我，他是PayPal早期唯一的设计师，需要和我们所有的工程师合作，所以大家都跟他很熟。而那时候在PayPal，所有人都是互相收留对方的，这对于我来说当然不是问题。

直到7年之后，我和查德还在谈论凯文，那是在我们将合作创立的视频网站YouTube卖掉，突然变成有钱人之后。查德除了教我怎么“花钱”之外，突然又谈起了凯文的近况：“你知道吗，我跟凯文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说如果谁能白送给对方100万美元，那么获赠的那方就要替另一方做任何事。然后，在Google宣布16.5亿美元收购YouTube之后，我立即就给凯文打了个电话。我只说了一句话，‘我现在可以给你100万了，你准备好听命令吧，要做任何事哦’。接着他愣了半天。”

有时候我无法判断，查德·赫利和凯文·谢伊，到底谁是更会开玩笑的那个人。

查德来自东海岸，整齐的齐肩长发让他看上去很帅气。他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美术系，比我加入公司稍早一点。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查德在杂志上看到PayPal招聘设计人员的广告，随后他也受到硅谷的感召，千里迢迢地从东部的宾夕法尼亚飞过整个美国来到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参加PayPal的面试。在那次面试上，查德被要求为PayPal设计一个公司标志，而他的面试成绩就是——这个标志被PayPal采用并一直被沿用。

在PayPal成立初期，我们就这么一个设计师，所以查德一个人完成了PayPal早期功能的所有界面设计。简直可以称他为一个设计狂人，因为此后，他又一个人完成了视频网站YouTube的标识以及早期页面的所有设计。此外，他还帮别的公司设计LOGO（标志）。在2010年，他还推出了自己的男装品牌。

一开始，我和查德还称不上是亲密好友，我们的“伙伴关系”其实要一直等到创办YouTube的时候才开始建立。等到更多年的故事过去之后，我才知道，除了会花钱、会享受生活、会讲笑话之外，查德是多么勤奋和坚强的一个人；我也才知道他是一个多么认真的人，每一次对外采访他都会小心准备很多遍；查德也很有耐心，及时给我的创意泼泼冷水，让我不至于想得太多做得太少，但那都是2005年之后的事情了。

所以，与其回忆我和查德是如何在PayPal认识的，还不如先讲讲整个PayPal的团队当时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想想看，这帮宅男成天都生活在一起，几乎连个人空间都没有，所以慢慢地变得很像是一家人。

有一段时间，正好是PayPal和eBay“技术大战”的时期。PayPal的主业是网上支付，是电子商务不可或缺的基本环节。那时候，网上商城eBay也向自己的用户提供了支付工具，可是无论怎样也竞争不过PayPal。PayPal允许用户使用eBay的账号和密码直接登录，到账速度快过eBay，也更加好用，所以，最后发展到在eBay上有接近70％的交易都是通过使用PayPal来完成，也就是说，在支付这个环节上，eBay打不过我们！

而为了保障“一定要超过eBay”的到账速度和准确性，工程师们日夜奋战，当然也提心吊胆，生怕写错一行代码导致用户付款出错。在压力和荣誉感的刺激之下，每个工程师充血的眼睛看上去却炯炯有神。潘宇在公司里大喊：“打败eBay！Kick their ass（痛扁他们）！”

然后全公司都鼓起掌来，工程师们就像是过节一样。

我们真的是随时都混在一起。在1998年，离大学街165号走路5分钟的地方，有一家小小的汉堡店，通常，汉堡的定价在四五美元，而在那里，竟然有一款售价高达168美元的汉堡。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它太过美味，而是当你买下这款汉堡的时候，还会同时被赠与一瓶红酒，总而言之，这只不过是某种市场营销的噱头。

但这个汉堡，却是我们单调的工程师生活的一种调剂。“那什么时候我们买一个尝尝？”常有工程师这么说，同时看一眼那写着昂贵价格的招贴画。“要是哪天PayPal完成了IPO，我们就来买一个尝尝，看是不是特别美味。”另一个工程师回答说。

在我们走进那家汉堡店的时候，每一次，在任意两个PayPal工程师之间，这样的对话总是一再重演。于是“IPO汉堡”就真的成了一种标志，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心里总会忍不住地憧憬一下，如果哪一天真的IPO……

因此，你也可以想到，当PayPal真的上市之时，那家汉堡店的情景。

2002年2月，PayPal在纳斯达克上市，筹集资金7020万美元。那时候，互联网泡沫还余波未平。

1998～2002年，当整个PayPal的工程师团队都在埋头苦干的时候，被称为“互联网泡沫”的资本浪潮汹涌而来而又黯然退去。从1998年10月起，作为新经济晴雨表的纳斯达克指数从1500点一路上扬，到2000年3月10日终于创下5132点的历史最高纪录。在这段时期内，网络经济正如日中天，数以千亿美元计的资金都进入这个市场。我在1999年来到硅谷时看到的那一切，那些年轻人辍学创业、车库成为创业基地的现象，就都受惠于这一股资本潮流。

但是，到了2000年3月中旬，以美联储调高利率及微软遭地方法院要求拆分这两大事件为导火线，以技术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遭遇重挫，只用了半年的时间，纳股指数迅速跌至1088点，创下了3年来的最低纪录。与2000年3月10日的历史高峰相比，跌幅高达78.8％，重新回到了1998年前的水平。

在接下来的2001～2002年，互联网泡沫危机继续波及电信制造业和运营商。许多通信企业股票下跌，赢利状况恶化，宣布裁员。

PayPal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登上了纳斯达克。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工程师来说，刚刚过去的这4年，外界的变化却有些波澜不惊的味道。当时，我们忙着跟eBay打仗，忙着改善技术和服务，不管互联网产业热得发烫还是跌入低谷，我们很多人都安然地待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写着代码。PayPal上市当日，股价上涨54.5％，这在泡沫破灭期间属于难得一见的利好。它也印证了我们所做的并非虚无缥缈的夸大，而是踏踏实实的网络基础服务。网络支付对于电子商务行业来说，就像水和电对于人们的生活一样不可缺少。

后来，像PayPal这样的公司，被人们称为在互联网泡沫中活下来的企业。

2002年2月，当上市消息真的被宣布时，工程师们开始默默地成群结队地往临街的汉堡店走去。一开始的两个人也许还有点紧张。“老板，我们要那个最贵的汉堡，没错，要168美元的汉堡，我们想喝那瓶附赠的红酒。”他们说。而接下来的人则是一副嬉皮笑脸的表情，大喊着：“来两个最贵的！”那一天，小店里所有的“高价”汉堡被抢购一空，导致店主一看见工程师模样的人，就会问一声：“PayPal的？要恭喜你们，但你们的‘IPO汉堡’确实卖完了。”

我和查德一起经历了大学之后这样依旧纯真的年代。在PayPal的经历给了我们很多幸运，不光是让我们成为百万富翁，还让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朋友圈子（虽然大部分人都在同一个圈子），在硅谷扎下根来。

查德尤其幸运，他在一次晚会上遇到了凯西·克拉克，他们相爱并且最终结婚了。而凯西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就是那位创办了硅图公司，还和马克·安德森一起创办了网景的吉姆·克拉克，属于传说中的人物！

不知道查德在他的岳父面前是不是有一点紧张，但他始终坚守原则。后来，自我们创业以来，几乎所有媒体都想问问他和这位著名岳父之间的关系，但他总是回答说：“我从不把金钱和家庭混在一起。”查德说得没错，后来，当我们创办YouTube的时候，虽然有机会接受吉姆·克拉克的天使投资，但我们还是拒绝了。

5　“PayPal黑手党”：最牛的创业投资团队

在《财富》杂志和此后的很多媒体对我们这帮人作总结之前，我从来没意识到老PayPal人竟然造就了硅谷成功率最高的创业投资团队。事实上，如果把这些PayPal人创立的公司相互连接起来画成图表，可以看到我们要么在互相帮忙投资，要么在互相帮忙创业，这样的公司达七八家之多。

刚创业的时候，我们这20多个人被媒体称做是“拉夫琴的小子们”，后来，《财富》周刊又给换了个更酷的名字——“PayPal黑手党”。

但其实，没有这样一个组织，哪怕是松散的组织形式都没有，我们只是老朋友。

这种朋友关系来自自公司初创时期就存在的情谊。那时候，我们总是熬夜赶工，共同面对巨大的压力，有人负责应付黑客什么的，有人负责拿下eBay，我所在的组则负责开拓eBay之外的市场，为其他愿意使用PayPal的电子商务网站开放接口。

总之，PayPal增长很快，工程师们没有时间过“非PayPal”的生活。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加班、一起珍惜片刻的休息时光、互相打趣或是打打游戏。我们很少享受私人时间。拉夫琴后来曾经对媒体评论说，“我们都成为彼此的社交生活”。

这种社交关系也很自然地延续下来。

在PayPal出售给电子商务网站eBay之后，两位创始人相继离开。最后，当剩下的人感觉“工程师说了算”的风气已经不在的时候，很多老PayPal员工也都选择离开公司。

在热闹的硅谷，大家往往会去创业，或者作投资，就像PayPal的两位创始人彼得·蒂尔和麦克斯·拉夫琴的选择一样。看似PayPal的初期创业团队已经分开了，但另一种形式的合作其实才刚刚开始。闲暇的时候，我们也常聚会，比如替某人过生日啦，或者只是喝茶聊聊天。原因很简单，老PayPal人，多数是彼此在硅谷认识的第一帮朋友，过往的经历已经决定了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圈子。

很多创业的点子也在这些聚会中被激发出来。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财富》杂志和此后的很多媒体对我们这帮人作总结之前，我从来没意识到老PayPal人竟然造就了硅谷成功率最高的创业投资团队。事实上，如果把这些PayPal人创立的公司相互连接起来画成图表，可以看到我们要么在互相帮忙投资，要么在互相帮忙创业，这样的公司达七八家之多。

我们后来创立的视频网站YouTube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例子。它的创始人，查德、我和贾德·卡林姆（Jawed Karim）都是PayPal的老员工；另外，YouTube的第一笔融资来自红杉资本，而主导这次投资的鲁洛夫·博塔就是PayPal的原首席财务官，他也是红杉资本的合伙人。实际上，当时从PayPal出来的工程师们如果要创业融资，很多人都会先去问问他的意见。而YouTube除创始人之外的第一位员工是潘宇，他是我的学长，也是PayPal的早期工程师之一。后来，随着更多PayPal老员工加入YouTube工作，延续着我们自1998年起就存在的合作关系，麦克斯·拉夫琴就曾调侃说，这完全是PayPal的一次重聚！

但YouTube绝不是“PayPal帮”的唯一例子。

刚刚上市的商务社交网站LinkedIn，它也是“PayPal帮”的一员。它的创立者是原PayPal的副总裁里德·霍夫曼。它的重要的投资者，则是原PayPal首席执行官彼得·蒂尔。

麦克斯·拉夫琴本人也继续创业步伐，除了投资之外，他创立了Slide。这个创意能帮助人们更方便地在网页上发布、寻找和浏览幻灯片。Slide后来被Google收购了。

作为PayPal首批工程师的罗斯·西蒙斯和PayPal的前工程部副总经理杰雷米·斯多普曼（Jeremy Stoppelman）在2004年夏天成立了Yelp。这是个可以让人评论当地服务的网站，比如给餐馆、洗衣店或是宠物店打分。它的灵感来自麦克斯·拉夫琴的一次生日聚会，而拉夫琴本人也为这个创意提供了100万美元的投资，彼得·蒂尔则给他们提供了建议，就像他日后对YouTube的帮助一样。

“PayPal帮”的创业范围还涉及电影。PayPal的原首席运营官大卫·萨克斯创立了一个叫做Room 9 Entertainment的电影公司。他的投资人同样包括彼得·蒂尔、麦克斯·拉夫琴以及PayPal的另一个创始人艾伦·马斯克。而我的合作伙伴，YouTube的首席执行官，也就是PayPal的网页设计者查德·赫利，为这家电影公司设计了LOGO草图。

这仅仅是对“PayPal帮”创业项目的不完全统计，如果还要加上大家分散投资的各种项目，那么，“PayPal帮”所覆盖的公司名单就不得不增加更多公司的名字，它们是Facebook、Digg、Friendster……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得说麦克斯·拉夫琴是具有“硅谷基因”的那种人，这类人沉湎于创业。一下子要给所谓“硅谷基因”下个定义很难，但这帮人有很多相同的特质：大家都渴望成功，又从不惧怕失败，失败对于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次“好的经历”罢了。要做到这一点，得有团队支持、有资金扶持。这些在硅谷都很容易找到，但这还不是全部，关键是你的内心里，得有“我做就做了，错就错了，与你何干”的那点儿自由向往，还有对寻找创意全心的热爱。

我来到硅谷没多久，就明白了这里和伊利诺伊有很大的不同。PayPal初期的办公室位于大学街，这条街正是因为在斯坦福大学的外围而得名，而斯坦福大学，一向被看成是硅谷的核心。

这不是地理位置上的“核心”，而是精神气质上的，是氛围上的。在这里，学生们拿出一个设想，不是因为要完成商业课的作业，或者是响应学校的什么活动，而是出于想要“与众不同”的本心。

而且，很多学生在创业初期，就已经开始想到类似“如何做出一个成熟的商业计划”这样的问题。或者是，他们会很大胆地提出一些颠覆性的技术模式，虽然面对着像雅虎、微软这样的成熟公司，但没有人会惧怕。有空的时候，我也会在大学街的咖啡馆里跟同事放松一下，即使是在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周围的年轻学生谈论创业计划，“我设计的这个网站将会颠覆现有网站，这是全新的商业模式”。这样的谈话内容极为常见。在硅谷，一个计算机系或者电子工程系的博士生如果不想自己创业，有时可能都会不好意思。而创业即使失败也没有什么可耻的，重新再来就是了。

创业风气，是一件耳濡目染的事，也有人把它叫做硅谷基因。

我们这帮伊利诺伊的人到这儿的时候，硅谷基因就在了；全世界的人，中国人、印度人、南美人、欧洲人到达硅谷的时候，这基因就在那儿了；你只需要检视你的内心，自问，你是硅谷人吗？“是”还是“不是”？

“你本来绝不会想到创业这种事会发生在你身上，”查德在某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然而当我看到蒂尔、拉夫琴和那帮家伙想出一个点子，然后看着这个点子做起来了的时候，这让我领悟到很多东西。你或许没有商业上的学位，可是你看到了整个运作的过程。这个经历让我意识到，我在这种刚起步的公司里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