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开创YouTube：一个朴实的创业故事 - 1 为什么是视频网站？ - 《20个月赚130亿:YouTube创始人陈士骏自传》

1　为什么是视频网站？

并非所有的成功都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开端于某个石破天惊的故事，它通常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某种小需求的冲动，然后是调整、再调整。就如同YouTube的开始，没人知道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只是喜欢，就继续往前走。

“这样平淡是不行的，”公共关系专家朱莉·苏潘（Julie Supan）扬了扬手，好像这样能帮助调动起我和查德的情绪来，“你们需要一个好故事，讲你们公司是怎么开始的，最好讲得传奇一点。红杉介绍我过来，不是听你们讲什么技术变迁背景的。”“意思是，我们得‘给’你一个故事吗？可是，这样行得通吗？”我和查德面面相觑。“别有什么顾虑，”朱莉说，“你们以为别人的故事就都是真的？听我说，eBay的创立并不是为了帮助创始人奥米迪亚的未婚妻交换一些PEZ Candy的玩具。”我和查德瞪大眼睛，只听她继续说：“而PayPal的故事嘛……总而言之，大家都在找好的故事，这一点众所周知。”

2006年的一天晚上，创业一年多之后，我和查德用了两小时，在一块白板上写写画画，最后被迫“交”出了一个故事。这个关于视频网站YouTube起源的故事后来传遍了全世界。它是这么讲的：2005年初春的一天，我们在旧金山的一个朋友家参加聚会，可是聚会结束后，我们发现没有什么好方法来分享聚会的录像，于是我们就说，真麻烦，自己做个视频网站吧。

但其实，关于旧金山的聚会这件事完全没有发生。如果你较真地去查找，会发现我那时候根本就还没有搬到旧金山去住。我是2005年5月才搬过去的。为了这个故事，我和查德也常常差点露馅儿。有一次，一位记者访问我们：“讲讲那个神奇的聚会吧，你们那天晚上都吃了些什么？”我看了一眼查德，两个人只好笑了一下，然后很有默契地说：“对不起，我们忘记了。”还有一次，是《时代周刊》年度候选人物的访问，我们再一次被记者问道：“既然你们的创意是从晚餐聚会开始的，那么那天一定拍了不少录影，可不可以让我看看第一个录影？”“好像，丢了。”我说。“是啊，不太好找了，我们录影很多。”查德说，但事实上，我们真的没有这些录影。

2004年年底，查德回到加州，用一个电话拉动了我心中创业的想法。他当时也询问了多位原PayPal的员工，到2005年年初，确认加盟的人包括我和贾德。

贾德此前也是PayPal的工程师，他在德国长大，13岁时来到美国。和我一样，贾德也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学生。在合作创立YouTube之前，我们三人曾经在PayPal共事，但并非亲密好友。不过，在2005年年初，当我们三个在查德家的车库碰面时，对这个组合都颇为满意。我想，我们三人能走到一起，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在老PayPal培养的基本的信任，此外则是完美的专业搭配。我和贾德都是工程师，能承担网站建设初期繁重的开发工作，查德则是优秀的设计师，对产品也很有感觉。工程师加设计师，在硅谷这也是十分经典的创业组合。

剩下最重要的事就是确定创业方向。

2004年发生了几件寻常而又不寻常的事。一开始它们只是娱乐事件，或者是重要新闻，人们惊愕、八卦、津津乐道，可就像这世界千奇百怪的历史，慢慢地总会被人淡忘了。毕竟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但对于敏感的创业者来说，这些事件，如果你搞清楚它们背后的联系，总会意味着某些意想不到的机会。对于我、查德和贾德来说，对YouTube的模糊想法的确也始于一些八卦消息。

2月1日，珍妮·杰克逊在“超级碗”的中场表演中发生了“露乳”事件，男歌星贾斯汀·廷伯雷克突然“不小心”撕下了她的紧身皮衣。

10月15日，喜剧演员琼·斯蒂瓦特在CNN现场辩论节目Crossfire中，指责该节目两位主持人失职。

12月26日早上7点59分，在印尼的普吉岛，31岁的瑞典修车工人汤米突然听到奇怪的巨大声响。他回头一看，3层楼高的海浪正席卷而来，忙于逃命的汤米大叫起来，可他没忘了拿起手机拍下这一幕。

慢着慢着，它们似乎有些联系。这些歌手、演员和修车工人，他们创造了话题影片，刺激了人们分享，隐隐约约预示着某个时代的到来。我想，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肯定没有想到，是他们偶然为之的举动，而不是我、查德和贾德的决定即将改变互联网的历史。

故事是关于“观看”和“分享”的。珍妮·杰克逊和琼·斯蒂瓦特的节目录影在网上疯狂传播，说明人们想要随心所欲地、方便地观看以及分享给别人，而不是等着电视台的“单向灌输”；汤米的故事则表明人人都有当电视记者和导演的能力与机会，而且可以比他们更有才！当然啦，现在每一个视频网站的用户都懂得这么说，好像大家都是视频“Web2.0”的专家，但在2004年，还没有多少人想到和做到这一点。

2004年年底的一天，我和查德、贾德坐在查德家的车库闲聊。我们聊到当珍妮·杰克逊和琼·斯蒂瓦特的故事出现时，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打听在哪里可以看到这段窘况，因为并非每个人都守在电视旁等着这些突发事件。他们打电话、发E-mail、在网上到处搜索，为无法“亲眼所见”惋惜不已。

更传奇的经历发生在修车工汤米的身上。在海啸发生之后，几乎全世界的电视媒体都在围着他想要购买录影带，可以说在那一刻修车工已经打败了世界上所有的电视记者，只是因为他在现场。而数字则更让人吃惊，这则手机短片在一家瑞典网站上一经播出，马上就被12个博客转载，其中一个博客在5天内吸引了68万人次上线观看，当时至少有超过130万人在网络上看到这段关于海啸的手机视频。

2004年年底，我正是一个收入稳定但生活单调乏味的工程师，有挺多的空闲时间想要自己去做点什么事情，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在我头脑里乱转。这些让人惊愕的视频和它们在人群中引发的热潮让我和查德多次讨论，而且很快，我意识到自己竟然也有想要拍视频show（秀）一下的冲动。

那正是一个录像设备流行的时代，小型的录像机和带有录像功能的手机是年轻人手中的时髦玩意儿，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带上录像机去聚会，事后再一遍遍回看朋友间互相开玩笑甚至恶作剧的镜头。

朋友之间分享照片很容易，你可以发邮件、用硬盘倒来倒去，或者干脆把照片传到网上去，但要分享视频、电影却很难。

难点在两个地方：要么你得下载一些特殊的软件，要么你在上传影片内容时要等待网站漫长的审查，当时的一些网站甚至会让你等上超过5天。其实，从网站技术上看，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十分困难，可是当时的网站却竟然没有一家能够做到。“也许别人忙得忘了关心这些事，”我对查德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知会有多少拍片的爱好者会感谢我们，这多好玩。”而且，我心里暗想，一旦这个方便的网站出现，不知道会激励多少人把全美各地有趣的突发事件拍下来。

在2007年，在美国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的一个采访中，我第一次谈到了YouTube的产生有多么幸运：“有三个幸运，首先是宽带技术在2005年年初开始普及；其次，Flash技术在2005年开始普及，并拥有了97％的市场占有率；再次，录影设施和技术也开始普及。”也就是说，人们有能力拍摄，拍摄之后容易展现，大量视频都可以被容纳播出，唯一需要讨论的是，人们到底有多么需要这些视频。

每一个创业的成功当然都免不了运气的成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最重要的是你得抓得住这些运气，也就是俗称的“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为了做到这一点，创业者们得培养自己分析和理解技术趋势的眼光，要不然只能任运气溜走。

2　YouTube的名字怎么来的？

当时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两年内，最多花不超过10万美元，做出点有意思的东西来。如果实在做不出来，那我只能再找一家公司回去工作，摇摇头重新开始。

我的个性也许有点冲动，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时代周刊》就把我评价为一个“好动”的人。其实用“冲动”更合适，因为我总是很快就能决定一件事。

比如说，买第一套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给自己定过两个目标：要成为百万富翁，要有自己的房子。到PayPal上市并出售给eBay之后，我不过才24岁，但按当时的股票价格算，我已经完成了其中一个目标：我有了超过100万但不到200万美元。于是，我就很幸福地跑到旧金山去看房子了，还记得是星期天跟房产经纪上门，下星期一就花钱买下了它，光首付就用掉了120万美元。事实上，在我截至目前的人生经历中，作所有重大决定都要不了三天，决定辍学，用了15分钟；决定买房，用了一天；决定要娶一个女孩子，用了三天……

这种“一路快跑”的风格看上去是不是挺酷，但是，所谓“酷”当然要付出代价，当我花那么多钱去买房子的时候，却完全没有考虑到很快就要离职创业。

2005年春天，查德回到硅谷准备创业，他那个“正合我意”的电话还没打完，我就答应加盟，而直到我真正离开eBay的那一天，我才意识到三件事情：

一、我暂时不会有收入；二、我要投入；三、我还要还房贷。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在创业这件事上，我的好朋友卡罗曾经狠狠地劝过我，“你才刚买了房子，房贷压力不小，这样做风险太大。”他劝我接受安稳的工程师工作，再积累几年。但那时候创业的冲动刺激着我，我也很想要离开属于eBay之后不再有趣的PayPal。我想，我还没有建立家庭，也没有小孩子，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做事，我不想从25岁开始就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

但这会是一个值得我离职创业的网站吗？

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我们三人做的第一件事是确定了对于视频的兴趣，第二则确定了它一定要好用，第三确定它应该是人们可以用来交朋友的网站（那时候我们没有所谓“Web2.0”的清晰概念），然后，我们决定开个会，为这个社会化媒体的网站取个名字。

而YouTube这个名字定下来，也只用了一天。

那天晚上我们三人讨论了很久，焦头烂额，首先我们确定这个名字需要由两个音节构成，这样叫起来会比较好听，容易上口流行，就好像Google，Pay-Pal，Facebook，我们也很喜欢每个词语不过两三个字母，加起来不过7个字母的。

另外，这两个短词语当然最好是要有意义（要碰上Google这样一个特殊的词汇可是不容易啊），这两个词语，其中一个需要代表“social”（社会化）的含义，另一个代表“media”（媒体），什么“朋友”“TV”这样的词我们当然都想过，而当查德一下子说出“YouTube”这个名字时，所有人都停止了讨论，“OK，太棒了！”我说，“就是它了！”贾德表示完全赞同。

YouTube这个名字，此后也得到不少人的夸赞。它的巧思在于，完美涵盖了所谓“社会化媒体”的意义，“you”表示每一个人，“tube”则表示电视，而YouTube连在一起，意味着每个人都是观看者和创造者，这是“你的电视平台”。

当时很少人会想到用“Tube”来表示电视，Tube代表vacuum tube（意即“真空管”），因为当时的电视制造过程中需要使用到真空管，所以就产生了“用tube来指代电视”这个说法。Tube是美国的俚语，人们使用它的时候，就好像中文里把收音机叫做“话匣子”，它比较另类，但是很可爱，不常用，可说出来大家又都明白。

查德一说出YouTube的名字，我们所有人就觉得“就是它了”，更神奇的是，查德接下来立即就把YouTube的设计图在他家车库的墙上画了下来，包括tube外面的那个小框，在那天晚上就已经确定下来，除了没上色，那就是现在YouTube标识的样子。

在我们定下了叫这个名字之后，查德马上就在Google上搜索了一下，因为准备注册这个域名，而搜索结果是零，竟然是零。这真是个太好的消息了！当然，那时候我们不可能想到，这个词语现在的搜索结果竟然可以达到超过38亿个！

2005年2月14日，我绝不会用“浪漫”来形容这个情人节。虽然在那一天我同样兴奋莫名，并真的像在过情人节那样，对未来的幸福充满期待。那个情人节是我们三个男人在一起过的，那一天，我们买下了“www.YouTube.com”这个域名，几个人相互鼓掌庆祝新生活的开始。从那时候起的每一个情人节，我都要跟查德打个电话庆祝。

3　放弃定位，让用户来决定

“只要是最大程度的简单、最大程度的易用、最少时间的上传等待，以及一个永远不会宕机的网站。”我们这样决定……至于YouTube将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是用户的事，这远不是我们三个可以决定的。在YouTube终于成为世界热门网站之后，有人把这个想法叫做“Web2.0”。

2005年4月23日晚上8点27分，贾德在YouTube上发出了这个网站的第一条视频，名字叫“我在动物园”，时长不过19秒。这是一份在圣地亚哥动物园的大象围墙外的报告，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很无聊，只有中间那一句“你能听到山羊吗？咩……”显得稍许滑稽。当时，也没什么人上来看这条视频，不过现在它却拥有超过400万次的点击，主要是因为其“历史意义”。

该放些什么样的影片在网站上？又有谁会上来看？

我还记得YouTube第一个版本的样子。

从上线第一天到现在，YouTube都坚持“在线视频”的路线。我们没试过别的业务，但是一开始网站的内容是比较窄众的，太过于目标化。我们当时猜测，到底哪一种内容放在网络上会有人看，哪一些人会主动拍摄视频放上来，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当然是年轻用户”（我们可想不到日后英国皇室竟然也玩起了YouTube），比如十几岁的年轻人，或者是大学生。所以，我们在网站的设计上，强调了它的“年轻人”属性，希望用户能借助这个网站来跟自己的朋友分享心声。

当时有一个挺流行的交友网站叫做“HOT or NOT”，在那个网站上，人们上传和分享潜在约会对象的照片，而页面上一次只呈现两张照片，它的玩法是：你需要快速决定其中哪一个是“Hot”（热门），而另一个是“Not”（冷门），“胜出”的照片再跟下一张照片比较，直到你选出自己认为最合适的约会对象为止。我喜欢这个网站，是因为它很容易使用。你不需要学会任何东西，只需要按一个按钮挑选就可以。我也曾在这个网站上看看美丽的姑娘们。我吃惊地发现，在10分钟之内自己甚至可以观看150个人的照片，而这种快速浏览的感觉也很合年轻人的口味。因此，最开始YouTube也曾借鉴“HOT or NOT”的方式来吸引年轻用户。我们在页面上放了多个视频，以便用户进行打分和挑选。每一段视频的下面，我们也设置了“好或者不好”的选择按钮，就是现在中国用户比较熟悉的“顶”和“踩”，而用户，也可以跟视频的上传者交朋友。

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样做似乎行不通。

并不是说用“HOT or NOT”的方式展现年轻人的风格有什么问题，实际上，“HOT or NOT”教会我一定要注重用户使用的便捷性，最好是大家为了玩这个网站什么都不用学，这一点是没错的。

问题在于定位，这些录影能帮助人们来交友或约会吗？用户会有这个冲动吗？我们在网站上强调年轻人交友和约会的圈子，是不是定位本身就错了？实际上，为什么当时我们会想到“交友”和“约会”，完全是因为当时约会类的网站比较容易流行，尤其是针对大学男生——我们的“种子用户”。可是仔细想一想，为了吸引人跟你约会，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录你自己的影像然后放在网站上让人打分吗？这个主意听上去好像特别麻烦且没什么意义，而且，相比之下“HOT or NOT”要简单多了，它只需要照片就可以展现你自己。所以“约会”和“交友”这条路对于YouTube来说未必行得通。

2005年1～5月，我们的构思和设计总是绕不开“社交”和“约会”。可是因为用户数迟迟不能上升，到三四月的时候，我们几乎心照不宣地推动网站朝着更大众化的方向转变。比如说，我们在易用性和观看速度、播放效果等方面花了更多工夫，而不是去强调网站是多么年轻。

搞笑的是，因为已经花了3个月做出这个“交友化”的版本，我们还是舍不得放弃它。“要不就先放上去看看，如果没人用就再换掉。”我们三个人相互安慰着。在创业过程中，调整定位的事情难免会发生，第一个点子未必就是最合适的。我们几位创始人在这个问题上从不固执，也不太“恋旧”，错了就重新来过。我们的坚持，最多也不过是让这个不合适的版本象征性地存在了几天。

其实，我们三个人心里都已认定最初的版本是个蠢主意。所以，当5月来临，1.0的版本推出去之后，我们没有一个人在意这个最初版本的效果，根本没人去做调研，立刻着手一个更加大众化的YouTube。

好在网站后台的技术架构不用做任何变化，只用了三四天，我们就将新版本做了出来。

但是“大众化”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它意味着根本就没有定位。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三个人没法高高在上地决定用户想用这个网站来展示什么。他们上传的内容有很多随意性，他们在街上闲逛，在动物园溜达，或者自顾自地做一些怪表情。事实上，很多孩子都将YouTube连在了当时流行的社交网站Myspace上，他们单纯地想要展示！

“也许有很多人想要对全世界分享他的表演，并沉浸在这种展示的快乐当中。”我得承认，2005年年初的这个想法让我自己吓了一跳！虽然修车工汤米打败全世界电视记者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我当时还不能对“个人视频制造者”在未来的影响力作出完整的预见：“一个人人拍摄、人人制作、人人传播的视频时代！真正的‘You! Tube!’。”这想法是如此令人振奋，但和我们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和它相比，YouTube最初的设计——帮助你在朋友间传递录影，显得多么袖珍可爱。

实际上，为了求证人们到底多么沉迷于“分享”，贾德还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在维基百科特意输入了一段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解释，但在几个月后，在网友参与下，两行字变成了数百行内容。这个时候，我告诉自己，不能轻易地对用户的想法做猜测，他们可能只是三分钟热度或者好奇，但也可能是伟大创想的开始，而无论他们想做什么，YouTube都必须做好这个承载用户梦想的平台。

“只要是最大程度的简单、最大程度的易用、最少时间的上传等待，以及一个永远不会宕机的网站。”我们这样决定。事实上，YouTube也是很早就使用Flash video技术的网站，这个技术的好处是，用户再也不用关心你最初安装的是什么样的媒体播放器。我们把所有的视频都转化成了一种普通格式。YouTube的页面干净，导航也很容易。

至于YouTube将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是用户的事，这远不是我们三个可以决定的。在YouTube终于成为世界热门网站之后，有人把这个想法叫做“Web2.0”。

区别于第一代互联网信息来源方式，Web2.0通常是指由用户自发创造大量内容，代表着信息的大爆发，用户成了整个互联网的核心。

很多年之后，一篇关于“PayPal帮”的报道这样写道：YouTube和点评网站Yelp都从PayPal那里学到一个有价值的经验——头一个想法往往不是最好的。Yelp在成为顶级点评网站之前做的是E-mail转交服务。YouTube是从一个做视频约会活动的网站发家的。如今它已然成了时代精神的中心。

4　没人来看YouTube？

有这么一段视频，好像是贾德拍的，镜头里的我坐在车库几个破箱子上，百无聊赖地摇晃着双腿，两只耳环也晃荡着，“没人把好看的视频放上来，”查德在一旁垂头丧气地说，“就像你正拍着的这一段，不好看。”

一开始玩YouTube的只能是我们自己，不过事实证明我们都没什么创造流行的潜质。当时，住在斯坦福的贾德拍了一些大学里的聚会，还想要给大家看他拍摄的那些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我上传的第一个影片则有关宝马车，因为当时我实在很想买一辆；查德则总想要给每一个人展示他可爱的孩子。

这就是我们，三个宅男的那点小爱好。

但仅仅是自己玩票肯定不够，我们也到处拉朋友来支持网站业务，到后来我们还采取了“物质奖励”的办法。每个月，我们会挑出网站上三个最好笑最好看的视频，给每一位作者送出一台iPod作为奖励。这个营销创意，在后来记者们描述YouTube创业故事的时候常被提及，可实际上，它没什么作用。

我们也去了别的网站作市场调研，当时有一个概念叫做“视频casting”，也就是一些视频博客的网站。在2005年的时候，我上网去问这些人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影片和服务，我猜测他们可能会成为YouTube的第一部分用户。

查德也想了一些办法，他觉得我们应该给eBay的卖家提供服务，帮他们的商品做影片展示，因为我们三个都有在PayPal和eBay工作的经历，自认为对卖家“展示货品的冲动”有深刻的了解。但试验的结果证明，eBay卖家是很想展示他们的商品，但他们不想用录影的方式。

在YouTube创业的初期，我们不断试错，在产品设计上，我们已经改变了“交友约会”的路线，在市场营销推广上，看来给eBay的卖家提供视频服务也未必行得通。那么，到底YouTube要怎么样才会有“人气”呢，我们还要试多久呢？

2005年5月的我们繁忙而烦闷，YouTube的三个创始人经常愁眉苦脸地坐在堆满杂物的车库里对望。有这么一段视频，好像是贾德拍的，镜头里的我坐在车库几个破箱子上，百无聊赖地摇晃着双腿，两只耳环也晃荡着，“没人把好看的视频放上来，”查德在一旁垂头丧气地说，“就像你正拍着的这一段，不好看。”

但是一些改变很快就要发生了，尤其是在你想通了“由用户来自由定位”之后。

2005年5月，我们很快放弃了交友和约会网站的方向。实际上，我到现在还都认为YouTube是一个独特的网站。它没有太多互动社交的元素，人们的社交圈子不在上面。也许你在YouTube上也会认识新朋友，但这通常是因为你就是喜欢他放到网站上面的内容，而不是因为你跟他是朋友。YouTube上的一切社交都是以内容本身为核心的。

我们发现，当你在YouTube上找到一个好看的视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是用以下几种方式：用Facebook、用Myspace、用即时通信工具，还有用邮件，而不是就在YouTube上分享。

承认吧，当时，YouTube没有互动式的社交链条。假如你有20个朋友，你可能只会选择一个、最多两个网站把这些社交关系都放上去，没有人会真的把20个朋友的联系方式到处复制、到处维护。

只要YouTube上有视频就好了，这是最关键的。而这同样也很有价值，因为人们虽然渴望互动，但同样也会想要潜心观赏，互动并非是绝对的王道，一对多的传播也并非没有价值，因为人心的选择本就多样。从形式上看，文字更适合互动，而视频则要“重”得多。所以视频网站的社交途径是一对多的、偏单向的传播，它是一个社区，但如果一定要拿它跟社交网站相比，也许它更像Twitter（国外的一个社交网络，类似于微博）。

用户自发的选择，决定了YouTube是个产生内容的网站。我们没有强求复制社交网站蓝图，相反，我们决定利用现有的社交网站。

在2005年6月，我们几个创始人做了个很轻松的决定，允许并鼓励用户在其他网站上轻松引用来自YouTube的内容。

后来，有人把YouTube的这个“转帖”功能评价为“自杀”，因为它让用户即使不登录YouTube也可以看到各种影片，可是我并不那么担心这件事，不担心用户因此就流向当时正流行的Myspace去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多种方式可以去分享视频，即使你不这么做，他们也不会在YouTube上建立自己的朋友圈，而允许大家到处引用和传播这些好看的录影，这其实是非常尊重用户需求的一种做法。它立即得到用户的好评。

而且，这也是非常有广告效果的做法。创立刚刚几个月的YouTube是个太新鲜的网站了，如果你不让其他网站引用，你就很难被新用户看到，而Myspace上无限的社交圈正是我们传播口碑的利器，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种很有效的广告，而且是免费的广告。所有被分享到互联网各个角落的录影上都有YouTube的标记和网站入口。

因为这个“开放引用”的决定，YouTube在初期从来没有雇用一个专职做市场或者做广告的人，我们的内容由用户产生，我们的推广由用户推动。

要快速吸引人来使用YouTube，还有什么方法，比这更加有效！

与此同时，我们所有的工作重心，都转向技术稳定和设计易用上。实际上，在2005年年初的时候，网络视频已经逐渐开始流行，但它们分散在不同的网站上。而每当人们发现一个有趣的视频，就会通过邮件在朋友之间互通信息，然后大家就会直扑过去观看，并直接导致可怜的目标网站因流量过大而宕机。但在YouTube这从未发生过，即使是在2005年夏天，我们只有不到10个员工的时候，我也可以保证即使10万人甚至100万人同时观看同一个热门影片，也不会拖垮服务器。

在工作重点转向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之后，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只要有第一个流行视频出现在YouTube上，人们第一次体验到如此快速流畅的“观影”感受，大家就会源源不断地将视频放上来。“你要看视频、传视频、播视频，就来YouTube好了。”这逐渐地变成了一种标准。

当然，我个人对于已经热门很久的社交网络，并不是没有兴趣，但在2005年7月以前，我们只有三位员工（就是几位创始人），一旦重心转向，我们不可能还有精力在建立“社交网络”方面下工夫。不过，我们预想中的YouTube，的确有第二阶段的目标，就是在吸引用户之后更多地留住用户。这比第一个目标要难，尤其是在社交网站兴起的背景下，但现在我也不担心这件事了。现在YouTube属于Google，而Google刚刚推出了社交工具Google+。想想看，Google+和YouTube结合在一起，有多大的想象空间！

5　一个车库以及一群工作狂

很多硅谷创业者都喜欢说，他们的成功故事是从某个车库开始的。我们也是，这绝不是杜撰，我们真的有个车库，就是查德家的车库。那里的一面墙壁被我们开辟出来，画着对YouTube网站页面最初的设想，这面墙现在还在那儿。

在创业之初，我们还没奢侈到能够享受一间办公室。一开始，我们更多时候是在线上工作，但每个星期大概有3天我们会在查德的车库见面。的确，很多硅谷创业者都喜欢说，他们的成功故事是从某个车库开始的。我们也是，这绝不是杜撰，我们真的有个车库，就是查德家的车库。那里的一面墙壁被我们开辟出来，画着对YouTube网站页面最初的设想，这面墙现在还在那儿。

自从全职创业之后，我的生活状况就完全异于常人。周末当然是完全没有了，甚至我不能再用白天和黑夜来区隔我的工作时间，也不能用24小时来代表一天，每天的安排基本是依照项目进度来决定。

总体来说，工作24小时，休息10小时，这样的情况比较普遍。每天都来送外卖的人会发现，我有时候是晚上起床，有时候是早上，有时候是下午。每当要开始工作时，我就会喝一杯浓浓的卡布奇诺咖啡，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当YouTube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网站，公司已步入正轨，我仍然保持着深夜工作，然后一觉睡到中午，然后再去公司接着工作的做法。这也许和那段日夜颠倒的日子有关。

这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发现单身对于创业者的好处，说创业是孩子们的事业，这真是有道理的！实际上，从我14岁上高中开始就一直住在学校，家人从来没法干涉我的作息时间。到了创业的时候，我也可以坚持30小时不睡觉，从没人来管我！不过后来回想起来，没日没夜创业从来没让我觉得辛苦，反而是让我感到放松和最有乐趣的时光。后来，在YouTube出售给Google之后，我需要在世界各地奔忙，为YouTube的发展争取资源，那个时候我才感到深深的疲倦。

在YouTube的创业初期，除了搭建网站以及保证它运行正常以外，我每天还要上交两份报告：一个是在每天晚上汇总当日用户和视频数据，一个是挑出最热门的前10个视频，然后挑好看的放到首页上去。实际上，在创业初期，我虽然经常连续工作超过20小时，但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在看这些视频。当然，也有用户会给我写E-mail说：“你应该放这个小狗的视频上去，它多搞笑啊。”但说实话，他们的建议我不会全部采纳，害怕太过鲜明的个人观点会将YouTube的定位导向错误的方向，我只能不断试错。

不过，虽然我每天都在YouTube上泡着，自己放上去的视频却不多。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阅读用户发来的建议，却发现一条让人哭笑不得的请求：“看你很久没更新了，我也叫Steve，很喜欢这个名字，既然你这么久没更新，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用户名让给我。”

也有人直接向我提出对YouTube的建议或者抱怨，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事。举个例子，现在Facebook的用户规模已经超过了好多国家的人口，已经热门到这个地步，但还是有很多人在网上说它不好用，某些功能落后；还有人说它比2008年、2007年的某些互联网功能还有退步。在YouTube创业初期，也有很多人在网上写评论文章说，YouTube视频的质量不够好，音频质量不好，大家都在讨论和批评你。

我自然是不敢对用户的抱怨说些什么，但有时候也会感到烦恼，毕竟，到了2005年秋天，我们也只有二三十名员工在工作，我们几乎24小时都在工作，不停地改良，为什么还是有人不满意？这也许是每个创业者在初期都会出现的一种不平衡心态。其实好的产品总是慢慢磨出来的，如果用户不抱怨，那我们还怎么进步呢？

说到员工，也必须要感谢我在PayPal的前同事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在YouTube创业团队的一员，而且他们是没人领薪水的！

从2005年8月开始，一直到11月，旧同事陆陆续续从PayPal离开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当然，在硅谷不难找到好的工程师，但是，你必须为此付出高薪，因为硅谷的好点子总是比工程师还要多，因此好的工程师很值钱，而我们没法付钱。

从2005年6月开始，因为旧同事的信任和创业冲动，我们的第四至第八名员工试探性地加入YouTube，兼职做些事情，他们大多来自PayPal，而那时候我们还不是一家正式的公司，“只能在获得投资之后才能正式聘用大家”，我小心翼翼地说着话，害怕他们突然掉头走掉了。

其实YouTube雇用的前10名工程师都是从PayPal出来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获得风险投资，因此我们没法付薪水。我只能跟以前的同事们说，你们看，YouTube的用户量和上传视频的数量增长得有多快，我们每个星期的量都在翻番，虽然我们现在没法负担你们的薪水，但是YouTube是很有希望的，“只要两年多”，我当时对他们说，但事实证明，发展显然比我想的要乐观很多，我们真是一群幸运的人。

我们获得第一笔投资的时候公司不到20人，出售公司的时候有67人，差不多都是工程师。他们也证明了一件事：世界上真的有和我跟查德一样疯狂的人！

这些来自PayPal的精英工程师，陆续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同意几个月之内不拿薪水（其实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这种不拿薪水的日子会持续多久），没有办公室，所有人必须在自己家里工作，每天晚上通过互联网交流，每个星期在查德的车库里聚会一次开会讨论。

这种流动办公的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有一段时间，PayPal的创始人麦克斯·拉夫琴很好心地告诉我们，曾担任PayPal首席财务官的里德·霍夫曼正在创办一家名为LinkedIn的商务社交网站。他们使用着PayPal在出售给eBay之前的办公室，“也许有会议室可以匀给你们用一下”。于是我们又跑去找里德，并得到承诺，可以在每个星期开会的时候，拉着我们的20多人，浩浩荡荡地开往LinkedIn公司，借他们的地方办公。

2005年10月，已经决定投资YouTube的红杉资本为我们提供了临时的办公室，但那儿很小，只有四个工位和一个会议室。在那里工作了三四个星期之后，我们又在硅谷小城圣马特奥找到了新的办公地点。考虑到团队里差不多一半的人是从旧金山来的，另一半人是从圣何塞来的，这个新地点是在两地中间，方便所有人来上班。这时候，我和查德才觉得，总算是对老伙伴们有了个交代。

6　我们的工作很欢乐

毫不夸张地说，你现在到圣马特奥几家热闹点的餐馆或者咖啡馆去，只要提我的名字，老板们都会笑容可掬地把你当朋友，然后热情地告诉你YouTube曾经在他家附近某个毫不起眼的小楼二楼办公。楼下是一家很美味的餐厅。

我是“硅谷人”，我的“家”在圣马特奥，一个硅谷小城。当然，我现在在加州的葡萄酒之乡纳帕谷买了大房子，旧金山也有我的住处，可是我每一天，都要开车穿过旧金山高低起伏的城市道路，在单行道绕圈圈并等够红绿灯。最后，当我终于开上101公路一路南行，一种自由和放松的感觉就油然而生，那就像是，到了自己的地盘。

圣马特奥距离旧金山24公里，开车也就10多分钟，人口不到8万。这里跟一大半硅谷小城也没什么两样，主要的繁华道路只有一两条，而所谓繁华，也不过指的是咖啡馆多一点，餐馆多一点而已。一栋栋两三层的木头小房子沿着道路朝东西向延伸，灰绿色和浅咖啡色是最常见的色调，而每过一个路口，就会有10多棵绿树环绕成一个小小的休憩场所。

我“传统”的办公地点就在圣马特奥的火车站附近。毫不夸张地说，你现在到圣马特奥几家热闹点的餐馆或者咖啡馆去，只要提我的名字，老板们都会笑容可掬地把你当朋友，然后热情地告诉你YouTube曾经在他家附近某个毫不起眼的小楼二楼办公。楼下是一家很美味的餐厅。“那时候YouTube的工程师们常来我这里吃饭，我早就觉得他们能成。”一位日本料理店老板会故作严肃地这样说。“我教过他们日语。”老板的助手则会这样补充。“YouTube那帮工程师，太闹了，常来我这里庆祝，也不知是为了什么庆祝，反正常常庆祝，还自己带香槟来。”一位咖啡店的老板又会这样说。

而如果你更八卦一点，想要多套出一些创业秘闻，他们说不定还会告诉你YouTube员工喜欢加班到几点，曾经的最爱是哪一道菜，并热情地向你爆料说YouTube的两位创始人陈士骏和查德·赫利现在还经常在附近游荡，因为他们新创业的公司就在火车站旁边的一栋绿色木质小楼的二楼，楼下是一家海鲜餐馆，“那家画着大龙虾的就是”，“记住正面是餐馆，上二楼要从后面，用纸条贴着公司名字的”。

我怎么能离得开圣马特奥呢？我的朋友、工作、生活都在这里。

也许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圣马特奥是我的福地，我在那里度过了最开心的创业时光。那时候，老PayPal有不少人跑过来加入我们，这群创业疯子。这帮人当中，就包括我的学长，那个介绍我到硅谷来的潘宇。他那时也已经离开PayPal，本来是自己搞了个创业项目，是麦克斯·拉夫琴的风险投资基金旗下的一个项目，但在我的劝说之下，他觉得YouTube更有意思，于是欣然入伙。

“什么？从同事变成上下级会不会习惯？你怎么会提这种鬼问题？”潘宇后来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这么说，“你知道YouTube的管理作风多么自由散漫吗？”谈到这个问题，他总是一脸笑意：“你知道，我再不用担心因为写错代码而导致用户支付出错了，这有多么幸福。这意味着我几乎可以想怎么写都行！”

的确，在硅谷的各家公司，人们的关系中很强调平等，虽然也有等级之分，但公司内部的升迁和毕业学校、学历、工龄长短很少有直接关系。曾在Google研究院担任资深研究员的吴军博士在他的书中就曾举例说，硅谷常常有一个怪现象，比如约翰原来在某个公司是比尔的老板，几年后，两个人先后来到另一家公司，比尔经过努力成了约翰的老板。事实上，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做法使得硅谷公司在全世界具有最强的竞争力。

由于加入YouTube的工程师当中，老PayPal的人很多，拉夫琴后来直接对媒体点评说：“YouTube就像是PayPal的一次重聚。”

而我们的管理作风，确实也跟PayPal早期一样散漫。

因为吸取了在贝宝项目时的管理经验，而且对老PayPal工程师的能力极有信心，我放弃了按照职能来划分公司部门的办法，按照项目，产品人员、工程师和设计都被分在一个组。这个模式看上去和eBay的“列车”有些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因为公司小巧，我有精力关心每一个工程师最擅长的地方和他们的创意，不仅不会强逼他们写某一个功能，还会鼓励他们写下每一个想做的功能。

与此同时，我们也继承了彼得·蒂尔在创业早期的管理方式，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向所有人公布今天的注册用户是多少，视频播放数是多少，让每个人都能拥有成就感。

还有，我也取消了独立的质量评测工程师测试团队，在求新求变的新生的YouTube，我认为测试组是在浪费时间，并且一旦产品有了漏洞，测试组可能是导致公司员工互相推卸责任的一环。总之，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对网站“全局”负责，有新想法就立即去做，不要耽误。

这样的管理方式，使得YouTube的各项功能上线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一旦工程师的创造力被释放，你立刻可以看到惊人的结果，而且他们还都很开心。

有一天，工程师科林斯对我说：“用文字评价某一段录影太老土了，如果能用另一段视频来回应原作者，你说会怎么样？”我说：“做！”他用了三天，把这个功能上线。

有一天，潘宇等人又在“戏弄”网站推荐视频的相关性，“用户是否需要加强相关性中的相似性，比如有的时候一个人就想不停地看猫啊狗啊”。我说：“做！”又是不到三天，结果是你看完一段钢管舞，所有的右侧推荐就都是钢管舞女郎，搞得大家都觉得“过分了”。

有一天，办公室里工程师们突然人头攒动，有人在喊：“Steve，我们又想到个办法，如果用户不喜欢我们推荐怎么办，让他们自己选好不好？我们可以给出的八个视频，由用户自己决定看哪一段。”我一时间没想到这个提议要如何进行，但我还是说：“做！”于是，第二天，他们就拿出个新功能来，竟然是，把多个推荐视频标上颜色，让用户用颜色来选，我的天哪！而第三天，我就听到天才们沮丧的反馈：“唉，行不通啊，所有人都选红色，赶紧换吧，还好只浪费了一天。”

有一天，又有一名工程师淡然地告诉我他做了个新功能：“大家看YouTube时都会讨论，我在想，能不能把人们看视频和即时通信这两项功能结合在一起，就是在页面上可以看到用户的朋友列表，你可以点加入，就能跟别人一起观看并讨论同一个视频。”“很棒，但这挺难做的吧？”“是不容易，我做了好几天呢。”于是他就把已经写好的代码展示给我看了。

我已经记不清，这些天才的工程师到底写过多少个功能，因为我们没有采用eBay那样市场导向的机制，导致我们的功能开发实在是有些浪费。在创业初期，最多的时候，YouTube有起码20个功能，都是做了一半，然后就被扔在那儿不管了。

这当然跟工程师们的脾气有很大关系。当人们要开始一件事的时候，把它做到80％是相对容易的，但要把这80％变成100％是很难的，可是大多数工程师都愿意做新的项目。他们认为最没有趣的就是剩下那20％，比如说修补漏洞什么的，所以他们总是做完最喜欢的就溜。

我得不停地做选择题。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你给每一个人创意的自由，那么就会彻底失去效率，因为没有人会为项目负责。所以一个公司如果有70个人，他们会给其中一个人很大的权力，让这个人主导所有创新，其他人则听从；而另一种理论却认为，如果你给全部70个人自由，那么你可能得到70个创意。我自己是更相信后一种说法。而YouTube的故事证明，在我们产生出的10个创意当中，有7个失败了，但没关系，因为放权本身就决定了创意会源源不断地产生。

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选择题会更加有趣，假如是一家120个人的公司来开发互联网产品，你需要有30个人在质量评测工程师团队、10个人在设计组、10个人在产品组、15个市场人员、15个做销售的，剩下全是工程师。为了精诚合作，大家还要开很多会，比如周二和周四都要开会，这些会也许只是为了讨论某个图标是应该设计成三角形呢，还是正方形。你有可能一周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就是要等着“大家的决定”。但是，这120个人花半年时间也许能做一个100％的产品出来。

可另一方面，如果你只有12个人，12个超级精英，你给所有人放权，可以做出一个90％的产品来，并且只需要3个月。

你选哪一种方式？

我的选择属于后一种，毫无疑问。

7　我差点刷爆的信用卡和奥卡姆剃刀

我主要负责网站的技术建设，所以每当开发了什么新功能，总是巴不得马上就能用上。主要的支出是租用服务器和带宽，之所以只是由我用信用卡支付，完全是因为分工和我的个性所致……不过，我始终相信两个老朋友，有时候也曾想过，哪怕走到最后一步，公司垮掉了，他们两个合伙人也一定会把钱还给我。

我是个被预言为这辈子不会走运的人。小的时候，在台湾，妈妈曾经带我去算过命，而那个算命先生说我这辈子都不会赚到钱，也不会有什么福气。说实话，我早已记不得这次算命的过程，但这个预言却一直留在我心里，每次作重大决策的时候，我都难免会想起。

但事情的发展却不像算命先生说的那样令人绝望，实际上，我运气很好。在大学时代，我曾经设想，要是以后能赚到一份年薪10万美元的工作，那我就满足了。后来在eBay工作，我拿着每年十四五万美元的年薪，这还不算因为出售PayPal给我们这些老员工带来的收入。在很多人看来，这已经是非常令人羡慕了。

这一切和那算命先生的预言是多么不相符啊。2005年，当我开始YouTube的创业，当我一边承受着房贷一边用信用卡为公司的服务器付账时，我也曾回头想过这个问题，会不会之前的顺利只是幻象，那算命先生的说法终究会成真呢？

网站建设之初，我们三个人是不领薪水的，因为总是在线办公，也不存在租用办公室的问题（而且我们还有查德的车库）。当时，我主要负责网站的技术建设，所以每当开发了什么新功能，总是巴不得马上就能用上。主要的支出是租用服务器和带宽，之所以只是由我用信用卡支付，完全是因为分工和我的个性所致。而且我必须保证预定目标，也就是不管出现了多少热门视频，有多少人挤破头地观看，网站的服务器都绝不能崩溃！

在美国租用服务器，每一台每个月需要花费169～229美元，刚开始我对此毫不在意。“无论如何我是个有积蓄的人，”我当时想，“不就是一两百美元吗？我来承担就好了。”

1个月后，我们又需要新的服务器，我当时想，不过再增加个一两百美元，没问题。于是，用我的信用卡支付公司的费用自然就成了传统，我也没想过找其他人支援。

可流量的增长却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不断扩大服务器的台数，2台、4台、8台，到2005年11月增加到了40台以上。每个月6000美元的信用卡额度自然远远不够用了。我厚着脸皮向信用卡公司申请，要把额度增加到每月1.2万美元，还记得那个接待员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想当时信用卡公司不太相信我会还给他们这么多钱。

故事的发展肯定也超出了信用卡公司的预计，最终，我的信用卡额度增加到每个月3万美元才会够用，再加上我又在旧金山买了房子要付房贷，那段时间真是有点紧张。不过，我始终相信两个老朋友，有时候也曾想过，哪怕走到最后一步，公司垮掉了，他们两个合伙人也一定会把钱还给我。

我的信用卡正在吃紧，与此同时，YouTube的工程师们想尽办法在技术架构上做文章。我们要用最少的钱，保证最稳定的播放质量，这对于网络技术的挑战显而易见。

还记得创业初期的一天下午，我和工程师迈克·所罗门（Mike Solomon）坐在帕拉奥托一家街头咖啡馆的门外，我们正埋头写着YouTube的服务器架构。迈克是来自PayPal的一名系统工程师，是我的老朋友。他现在还在Google工作，是YouTube网站的首席架构师。

迈克写出了YouTube的整个服务器架构。这个系统我们商量着写了一个下午，准确地说是3小时，在那3小时里，我完全不记得周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有什么人说过什么话，只记得电脑屏幕上的代码无声闪动。这也是YouTube服务器架构的第一个版本，但它被使用了很久，甚至到被收购之后还用了一段时间。而当初我们的设计重点就是要有“高性价比”，也就是说，它一定要足够省钱！从结果来看，它的确也比Google视频的服务器架构省钱多了。

那时候，YouTube还没有钱买自己的服务器和建设数据中心，我们的服务器分散在不同服务商的数据中心，而我们的开发理念是，化繁为简。

当用户在YouTube网站上观看录影时，我们的后台有两个组件在运行，它们是网站服务器和视频服务器。其中，网站服务器会判断你正在打开的那个影片是否还存在，你是否有观看权限，更重要的是，这个系统将判断视频存在于哪个视频服务器上，来自什么地区、哪个供应商的数据中心，然后，网页上的播放器再重新定向影片的位置，然后开始播放。

在这个服务器的架构之下，我们只需要为租来的服务器付钱，即使没有大型的数据中心，即使这些服务器分散在各处，我们仍然有能力撑起YouTube日益攀升的流量。

用足够少的服务器承载足够多的网络流量，这个服务器架构是YouTube的得意之作。我一直认为它可以称得上是“奥卡姆剃刀”的一种模型。“奥卡姆剃刀”这个哲学原理崇尚“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尽量简单有效。

此外，让我安慰的是，YouTube的用户数和流量增长不断翻番，成了美国当时最受瞩目的一家网站，这也意味着我们一定能拿到风险投资。在信用卡还款最紧张的一两个月里，我这样安慰自己说：再等一等，没问题的，一定会有投资进来，一定会有的！

就这样一直等到10月，我们见到了红杉的投资人，在2005年11月，YouTube拿到了第一笔风险投资。从此之后，我终于不用再冒着刷爆信用卡的风险去支付各种技术项目的费用了。

8　网站突然就“火”了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神了！”我们的工程师也在邮件中相互询问，他们的家人也在相互询问，团队里所有人都在竞相传看这个录影……Nike希望这片子“平易近人”，为此他们自己还注册了一个用户，取了个很普通的名字，以他的名义把视频放上去。Nike不想让别人觉得这是有意识的推销。

YouTube等待着幸运的出现，而我们也并没有等得太久。

6个多月之后，到了2005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化，有几个热门影片甚至只放在YouTube上面。我隐隐约约觉得之前的工作开始见到成效，但当时也没想到，只需要等到10月之后，我即将第一次看到全美最流行的影片出现在YouTube上。

我记下的这些数字呈现了YouTube新用户量激增的过程。创业10个月之后，我们的投资方红杉资本就是被这些数字吓了一跳，从而迅速被打动的。

在2005年8月1日，我们的每天新增注册用户只有60名，观看量为3.2万次，你完全看不出来它会长成今天的YouTube。

可一个月之后，这两个数字就上升到200名和9万次，两个月之后，数字骤然刷新为1500名和16万次，YouTube也是在那时候，实现了每分钟都有一个新增注册用户。

到了11月，事情的发展就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了，每天的新增注册用户达到5000名，观看量突然跃升至130万次！统计数字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跳跃时不由得揉了揉眼睛，怀疑是否工作过于辛苦导致看花了眼。

而到了2006年，新增注册用户数和观看次数都整体上升了一个量级。2006年4月，我们每天的新增注册用户达到7.6万名，观看量跃升至3800万次！2006年6月，这两个数字又刷新为13万名和5800万次，到了2006年8月，我们的每日新增注册用户达到20万名，观看量上升为1.15亿次！

在创业小组当中，我是负责记录这些数字的人，这让我对它们特别敏感。在所有的数字当中，我最看重的是上传视频数量、视频观看次数和注册用户数。实际上，由于使用方便和运行流畅，YouTube很快就不用担心前两个数字了。它们每周几乎都在翻番，但注册用户数却一直让我担心，因为仍然有很多人只是上来看看好玩的视频，却没想着把自己变成YouTube的一员。

我曾经为此想过一个办法，就是建立一个专门的频道，里面放着特定的内容，写明必须注册才能观看。需要说明的是，这绝非一个诡计，我们的确准备了100个好看的内容，并没有欺骗用户，但就是这一个小小的编辑手法取得了奇效。就在这些带有特殊目的的视频放上去之后，注册用户数就从1万个突然增加到9万个，后来，这一数字就再没降过。

从创业的角度看，当然不能说YouTube的成功是“等”来的，可是，从时间线上看，在我们把YouTube打造成一个易用的、稳定的、简洁的网站之后，我们确实并不知道这个网站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热门”起来。我们只知道，如果你要选择某个网站上传、放映和分享评价一个影片，那么YouTube肯定是最好的，可引爆它的导火线什么时候才会点燃呢？

那是在2005年秋天，幸运的我一个星期前刚刚去租用了新的服务器。说起来，这次我的幸运还和我的懒脾气有关。以前，我每次总是只租用几台服务器，比如4台，最多也就8台，然后把它们统一安装配置好。可这次我不想再只租用几台了，我当时想，如果多买一点，那么就可以一次性地把它们安装完。最后，我决定“省事省时间”，一下子租下20台，使我们服务器的总量达到了40台。

而这些服务器刚刚安装到位之后，令YouTube走红网络的两个视频竟然相继出现。我的运气真的很好，那时候，YouTube的服务器是足够的，网站没有宕机，没有崩溃，以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水平，迎接了源源不断的观众。从此以后，网民们谈起上网看视频就都会提到YouTube，“那个是放映视频最好的网站”，他们说。

YouTube上首个被播放百万次的视频是2005年9月出现的，那是巴西球星罗纳尔·迪尼奥为运动品牌Nike做的广告“Touch of Gold”。有些摇晃的镜头，纪录片式的写实风格，让这片子显得非常的“不广告”，非常的“YouTube”，拍得就像是你走到训练场，碰巧看到小罗练习球技，碰巧看到他换上一双Nike的球鞋，碰巧看到他练习射门，而在华丽颠球数次之后，小罗大力射门，从远处接连精准打中球门横杆，4次！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神了！”我们的工程师也在邮件中相互询问，他们的家人也在相互询问，团队里所有人都在竞相传看这个录影。我对查德欢呼说：“告诉我，等待爆发的日子终于要过去了！这就是YouTube的转折点！我们去喝两杯！”

在广告界看来，“Touch of Gold”成为互联网视频营销和病毒视频营销的一个经典案例。当然，超级球星罗纳尔·迪尼奥的广告的确是Nike公司自己上传的。实际上，为了洽谈YouTube是否合适播放这则广告，我和查德在当时还曾专门飞去Nike公司在俄勒冈的总部。Nike希望这片子“平易近人”，为此他们自己还注册了一个用户，取了个很普通的名字，以他的名义把视频放上去。Nike不想让别人觉得这是有意识的推销。

但后来人们的反应证明，大家并不介意这是否是一则广告，所有人都被视频神奇的内容吸引。Nike设计的亦真亦假的广告内容加上YouTube快速传播的特点创造了奇迹。越是有争议，你越想给朋友们看，YouTube让企业的广告和营销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Nike后来也成为非常善于使用YouTube平台的一家公司。在2010年世界杯的时候，他们为此制作了广告大片《Write The Future》（《踢出传奇》），这部耗资巨大的广告片由电影《21克》《巴别塔》的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执导，大牌球星云集，在短短3分钟里戏剧化地放大了90分钟赛事中每一次触球时刻的震撼力：一个传球、一个铲球或是一个自由球都可能粉碎晋级世界杯冠军赛的梦想，但同样也有可能扭转乾坤、一球成名，写下自己的未来。这些可爱梦想的镜头在触球的一瞬间不断闪回，比如英国球星鲁尼的获封爵士的场景，葡萄牙球星C罗出现在动画片《辛普森一家》中的动漫形象，想象力令人惊叹叫绝。

这部片子在2010年5月22日通过电视屏幕首播，但Nike官方早于5月17日就把此广告放在了YouTube上，此后播放量直线上升，直至超过2000万。我想Nike真的是一家很懂YouTube的公司。

另一个令人们疯狂的视频则来自《星期六夜现场》。它是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旗下的一个节目，走娱乐喜剧路线，包括商业广告的滑稽模仿、现场乐队表演、明星嘉宾访谈等内容。近30年的播放史帮助它积累了众多观众，从这个节目中还走出了多位喜剧明星，包括蒂娜·菲、艾米·波勒、吉米·法伦等。这个节目又有“美国喜剧明星的摇篮”“美国流行文化的缩影”等美誉。流行的美剧《我为喜剧狂》正是以《星期六夜现场》的幕后故事为蓝本来编剧的。

而在2005年12月，这档开播于1975年的老牌节目在YouTube上再次爆发。“快来看啊，Steve，人们又挤进YouTube了，他们太疯狂了。”还记得当时查德这样提醒我。

我点开视频，看到《星期六夜现场》中的一段音乐短片《慵懒星期天》，两个小子用说唱的方式一问一答“喊”着讲电话：“慵懒的星期天，睡到傍晚才起来，打电话给帕内尔，看看他在干吗。”“你想的跟我一样？”“去看《纳尼亚传奇》！”“可我肚子饿得像被胶带缠住了！”“我最爱纸杯蛋糕！”他们将日常生活的所有对话都“说唱”了出来，节奏明快，个性张扬。这段影片的点击量最终冲上了500万次。

我得承认，这节目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向来喜欢看宠物的搞怪视频或者孩子们的可爱动作），可是，正是这个节目让YouTube成了公众话题。更多的人意识到，访问YouTube不再是某些互联网潮人的新玩法，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如果你错过了电视里的节目，那么在网上随时都可以补看回来，而且方法十分简单，还可以评论，还可以发送给朋友，或者贴到自己的个人博客和社交网站上。

可是，即使是意识到YouTube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我和查德，我们当时的感觉却不仅仅是激动或者兴奋，我们甚至不想主动去传播这件事，看着潮水一般涌进网站的人群，我突然感到很恐惧。“我们必须稳住‘避风港’，”我对查德说，“我们不能犯错。”

所谓“避风港”，是国际上通行的互联网版权纠纷处理原则。它意味着，如果网站只提供内容展示空间，并不制作内容，那么在被告知侵权后网站自动删除内容即可免责，否则就被视为侵权。而在美国，如果被法院判决为侵权，我们刚刚起步的YouTube毫无疑问将跌进深渊。

因此，也许和很多人的想象不同，在《慵懒星期天》引发观看热潮之后，我和查德做的第一件事是给NBC公司打电话。“你好，我们的网站上出现了《星期六夜现场》中的一段视频《慵懒星期天》，它的版权属于哪个部门呢？”“这个，我们需要调查一下。”接电话的法务人员说。后来，我们才得知，那其实也是NBC第一次遇到大规模的互联网“转载”事件。实际上，NBC对待此事也十分认真，他们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终于将节目的版权归属理得很清楚，然后通知YouTube将《慵懒星期天》下线。

可以这么说，和NBC的沟通并没有影响《慵懒星期天》的火暴，但是它却让我心中更加诚惶诚恐，因为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YouTube有这样强大的影响力。

2006年的《时代周刊》形容说，YouTube逐渐就变成了视频行业里的“沃尔玛”：它拥有所有类别的视频，你只要来看就行了。想要看看米凯亚·巴瑞辛尼科夫在1977年时所演的吉赛尔吗？8月有个叫goldenidol的用户就下载了这个视频。想要看可爱的婴儿吗？有这么一段长1分40秒的短片，坐在婴儿椅上的小婴儿，听到“叮”“咚”的声音，就不由自主地“哇哈哈”大笑，叮咚声不断，他就从头笑到尾。大家把这个影片在YouTube的网址，传送给好友时，写着：“愿你也同样快乐。”

我们本来是不知道YouTube是用来干什么的，一开始人们上传的也都是一些宠物啊搞笑类的视频，在小圈子里分享。可是，我们逐渐发现了很多想要对整个世界展示自己的用户，或者企业，或者政治家，是用户自己把YouTube定义为了全民化的新媒体。

实际上，从2006年开始，你发现好多政治家和政府都出现在这个网站上。在2008～2010年，美国所有的政治家几乎都必须在YouTube上建立个人的频道。不过，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些政治家的演说并不是最让我感兴趣的内容。我喜欢看那些对生活能产生作用的片子，比如，YouTube上的一个视频竟然帮助警方找到了杀人犯。谁会知道这些不过几分钟的短视频正在改变世界呢？

9　三人创业公司不会长久

人们说，硅谷创始团队有一个魔咒，这个魔咒说“三人创业公司不会长久”，YouTube也没有打破这个魔咒。

“不，我认为视频播放平台这个点子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很成熟。”我们的前任老板、原PayPal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蒂尔说。他后来自己有了一个投资公司，在评判互联网创业项目上可算得上是经验丰富。“一个更私人一点的圈子会不会更好一些？”蒂尔的建议让我们三个人面面相觑。他说“人们可以用这个平台，用视频来跟朋友交流”，可这个设想刚刚被我们否定掉。

“但无论如何，恭喜你们，创业开始了。这是你们自己的公司，相信我，你们会很享受，”蒂尔以一个过来人的口气说，“现在告诉我，你们谁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对啊，可是，谁是首席执行官？

想到这个问题真是令人又兴奋又有点尴尬，我们只是凑在一起做出了个产品，但在出来寻找投资之前，还从来没想过谁领头的问题。蒂尔的提问提醒我们，这三个人不再是一个产品小组，而是，也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公司。

在回硅谷的路上，我们三个人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开玩笑，“合伙者”的自我定位就因为这么一句话而改变了。“创始人”的新身份刺激着我们。“创始人”，就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开始一件谈得上伟大的事情并且成为其主导者，似乎有那么一点权力的味道，可对我来说其实很陌生。

查德开车在路上疾驰，我想着自己要不要先说出口。在三个人当中，我和贾德分担开发工程师的工作，查德一直负责网站和产品设计，公司的名字也是他取的，所以，查德是首席执行官应当是无可争议的，而且，反正查德也没法担任首席技术官，那么谁来做首席技术官，人选只能在我和贾德之间产生，我还是挺希望自己能胜任的。

为了网站的开发，搭建技术架构，用最少的带宽支持最多的影片播放，我用尽了心力，可以连续工作30小时，可以用一个人的信用卡支持公司全部技术开支，以及实现了当时行业内使用服务器最高的性价比，这应该算是合格的首席技术官了吧。可是，我要不要说出我的要求？如果说了，贾德又会怎么反应？我们才只有三个人而已，如此单纯的合作关系，我一点都不想改变它，可是它又必须改变。

“我的意见是，查德，你当然应该是首席执行官，而Steve，你也是非常合格的首席技术官。”没想到最早表态、打破僵局的竟然是贾德！

但这并不是让我最为吃惊的答案，接下来，贾德说出了他的决定：“我准备回学校去，我想去读个博士。”

“别开玩笑了！你要回学校？在这时候？”我和查德几乎是同时提出疑问。那时候，确定方向不久的YouTube刚刚开启发展的引擎，用户数和视频数已经开始跳跃，但大量的员工招聘还没有启动。我们缺人，我们没人，我们不能承受少一个人！这有点像是，在我们的背后刺上了一刀。

贾德的决定驱散了我之前所有的胡思乱想，谁当首席技术官不再重要，在公司缺人、项目可能停滞的前提下，想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和查德用了很多时间去劝说贾德回心转意。“博士什么时候都可以读，我连学士学位都没拿到，查德也没有毕业，这又有什么关系？难道手里这个项目不是最重要的吗？”“可是Steve，对不起，我真的已经想好了，我得走。”贾德说。“斯坦福大学是允许研究生推迟一个学期就读的，而你只需要再在YouTube干6个月的全职工作，就6个月，这不会让你失去在斯坦福的机会！”“可是Steve，对不起，我真的已经想好了，我得走。”贾德总是一次次谢绝我们的挽留。

并且他还提出了更加让人气闷的要求，贾德要求保留他的股份，可当时我们连第一轮融资都还没有拿到，公司的发展才刚起步。“其实我回学校去也不耽误什么的，”他对我说，“查德对公司贡献了设计和管理，Steve，你贡献了你的技术实力，而我贡献了我的想法，所以，即使我回到学校去，我还是可以把那些想法E-mail给你们。”

这个说法听上去好像是说，贾德预备用他的想法入股。

我想要反驳，但性格却使让我说不出口，贾德，如果按照你的想法，那么YouTube会变成一个前景未知的约会网站，我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找融资。

贾德的突然袭击使我们感到措手不及，因为我们几个创始人之前从没有想到过，如果合伙人中有一个提前退出，那么他的股份应该怎么办。

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太明白贾德为什么急着离开，也许他并不太喜欢不分昼夜都在工作的创业状态。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分头做产品的功能开发，可是等了一个星期之后，贾德的部分却迟迟没有上交。我给他打电话询问，他总有各种说法，“我的手受伤了”“我可能病了”“我要回明尼苏达去看父母”，而这也让我感觉有点奇怪，因为假如你的心真正集中在这个项目里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想别的事情。

有一次，已经到了项目进展的最后期限，贾德还在跟我说：“Steve，今晚我实在交不了作业，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会，谢谢你理解我。”那天，我结束了又一个“20小时”的工作周期，和一位投资机构的朋友约在城里的一家酒吧聊天，可是刚刚进门，我却一眼看到贾德正坐在同一家酒吧里，一个人，喝着酒，忙着他所说的重要约会。我当时真想掉头就走。

也许，贾德和我之间总有些没法沟通的东西，不像我和查德。

创业之初，查德刚刚当上父亲，他也有一个固定的原则，就是每天晚上6～8点他都一定要陪孩子去玩和洗澡。于是，我和查德决定在每天晚上的9～10点一定会通个话，讲讲今天进展怎么样，然后大家接着工作。有意思的是，如果我看到他很晚还在工作，并且发了工作邮件给我的话，我会工作得再晚一点，再发一个邮件给他，然后他又会工作得更晚一点，又发一封邮件给我。

我和查德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这种互相比拼似的工作状态，以及不想坐享其成的心理之上，而且我们都不愿意自己是少干活的那个人，不想让别人觉得不公平。在这方面，我们特别相似，这种状态逐渐地形成了合伙人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

而且，从擅长的专业上看，我和查德又太互补了。查德当然很擅长设计，但他也很擅长管理、市场开拓，而我的长项是技术，所以在这几方面我们完全没有什么可以起争执的地方，只要相信对方就好。同时，我们俩又有一个存在交叉的方面，就是在产品的思路上，我们各自有想法，所以，有时候难免会争执，可这是很健康的争执，就像是随时都有人可以商量。

也因此，当贾德最后决定离开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有点松了一口气，觉得从某方面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他跟我们两个太不像了。如果这种不像再持续下去，这不光对我们不公平，对新进入公司的员工也不公平，尤其当这第三个合伙人还照样拥有很多股权的时候，让我们的员工怎么想呢？

人们说，硅谷创始团队有一个魔咒，这个魔咒说“三人创业公司不会长久”，YouTube也没有打破这个魔咒。

贾德最终还是走了，带着他的股份。

后来，在YouTube完成第一轮融资，并且给新加入的员工分发期权的时候，相比我和查德，董事会更多地减少了贾德所持有的股份，这也让他很气愤。偶尔的，贾德也曾经回来公司看过两三次，而我经常想跟他说，不公平啊，你看看我们的员工，每个人每周都工作100小时，而你，你也许1个月才工作1小时。

当然，YouTube最后是成功了。这个成功多少抵消了我们的不愉快，而且，我们也尽力减少了贾德的股份。我只能告诉自己说，对待这件事，真的只能乐观一点。

电影《社交网络》曾经讲述过Facebook创始人团队的裂痕，电影展示的画面无奈而冷酷。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学校时的合伙创业者爱德华多，因为被减少了股份，曾经怒闯新办公室，把马克的电脑重重砸向地面。我不能证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相对来说，贾德远没有这么愤怒，他只是找了一位律师和我们联系，但那都是在YouTube和Google的谈判过程中，而YouTube的股权结构在第一轮融资之后其实就已经改变了，所以这位律师其实起不到太大作用。我还记得在和Google商议谈判细节的时间紧张的会议过程中，这位律师每次都到场，他要确保文件中所有提到YouTube创始人的地方，还有所有公关资料中提到YouTube创始人的地方，全都得出现贾德的名字。

2006年11月，YouTube正式宣布出售给Google，后来公布的文件显示了这场拉锯战的结果。到出售时，我和查德分别持有17％和19％的股份，而贾德则持有4％左右的股份。

在回到斯坦福之后，贾德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基金，主要支持大学生校园创业计划，他也常常以YouTube创始人的身份在学校里演讲。算起来，我已经有五六年没有见到他了。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去问一问这位曾经的合作者，YouTube对于他来说，到底算是什么。

10　红杉决定投资我们

我们没有商业计划书，没有制作漂亮的PPT演示稿，我们甚至不知道网站该怎么赚钱，只是给这些硅谷投资家们看了我们的用户数、视频数和视频播放数，他们就决定投钱，这些数字的跳跃让红杉根本不用考虑其他。我想这可能是因为，YouTube是当时功能最完备、最易用、运行最顺畅的视频网站，它没有对手。

很多人要一二十年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只用了一年多就做到了，太幸运了。那个算命先生还说我不会有福气，看来这种东西不能相信。

到了2005年夏天，YouTube的视频数和用户数都开始跳跃，员工也逐渐增加的时候，我们着手下一件事——寻找融资。

现在，有的创业者喜欢在自己有创意之后，就立即去找投资人谈合作，但我不是这样想的。事实上，我们一开始主要是见投资圈里的朋友，目的是寻求私人建议，等到YouTube的业务模式已经成熟了，用户量也开始上涨的时候，我们才正式地寻找投资。等到那时，别人即使知道了我们的创意，再要复制一个也很难了。

PayPal的旧同事们是我们首先去询问的对象，我们首先去找了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和首任首席执行官彼得·蒂尔。在PayPal卖给eBay之后，他抽身而出，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当时，这家投资公司的办公室就在旧金山的环美金字塔中心，那高楼模拟金字塔的形状，高耸入云，是旧金山最高的摩天大楼，在街景中看来也极为明显。这是YouTube寻找融资的首站。

“你说，YouTube的估值能到多少呢？”我问查德，“你知道吗，其实我在想，如果YouTube能让我赚到1000万美元，那么我就可以不工作了，即使是我把这些钱放在银行存起来，每年还有不少利息呢。”我得承认，这个设想是个半开玩笑又半认真的说法。在创业之初，真没人知道以后公司会怎样。

不过，也因为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这个设想最后变成了查德常常提起的一个笑话。以至于在多年之后，在YouTube成功出售给Google之后，在我们离开Google开始新的创业征程，在我们自己都成了别人的投资人之后，查德还常常拿这个笑话来笑我：“Steve，还记得当初那1000万美元吗，现在你可是赚了不少呢。”

但在当初，我们对公司的前景并无把握。

对彼得·蒂尔的拜访其实更像是一种讨教。我们问及一个初创公司应当如何启动，如何找到人才，以及他如何看待我们的创业方向。不过，蒂尔始终认为视频播放平台这个点子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很成熟，他给了我们一些建议，也给了提醒。他认为小圈子范围内的视频分享更好一些，“就像图片分享网站Picasa一样，你需要密码才能够使用”。不过，据说多年之后，蒂尔曾对人讲起，他最大的一个后悔就是当年没有投资YouTube。

在同一个时期，我们也去拜访了PayPal的另一位创始人麦克斯·拉夫琴。当时，拉夫琴已经成了硅谷一带小有名气的投资人，他已经投资了幻灯片网站Slide和点评网站Yelp……

我们向拉夫琴请教了很多技术问题，比如，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服务器，技术架构怎样搭建能够既节省成本又提高效率。但在这一次半请教半聊天的访问中，我们并没有提出融资的问题，因为我们了解行规。

拉夫琴已经是硅谷的传奇人物，他创立PayPal的故事让年轻人相信有所谓“硅谷梦”的存在。他们一批批来到硅谷创业，甚至放弃学业，就和我跟查德的过去一样。拉夫琴有很高的声望，在投资方面他也名声在外——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他做天使投资的规矩，通常他出资100万美元，就要占到一家初创公司40％的股份。当时，我和查德都觉得这实在有点狠，因此，尽管YouTube当时很缺钱，我们还是没向拉夫琴开口。

选择来自个人的天使投资还是直接从机构拿首轮融资呢？

如果是选择来自“天使”的投资，看上去十分方便，“天使”们通常对初创企业没什么要求，但他们要价颇高。而如果去寻找机构投资，你就必须承受各种条款，就像红杉后来给YouTube提出的要求，包括他们要安排几人进入你的董事会，必须他们同意你才可以卖掉公司，甚至你如果要出售公司，价格不能低于1亿美元。

在天使投资方面，我们有个大大的方便之处，即查德的岳父，鼎鼎大名的吉姆·克拉克愿意为我们提供资金。

吉姆·克拉克在1982年就成立了硅图公司，它成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计算机工作站制造商，帮助好莱坞电影人实现了唯美逼真的三维动画的梦想；1994年，克拉克又投身互联网行业，跟马克·安德森合作成立了马赛克通信集团，也就是后来“网景”的前身，网景是全球第一个上市的网络公司，一夜之间市值竟达到20亿美元。也因为推动这款浏览器挑战微软IE浏览器，克拉克在很长时间内都被看成是“唯一敢和比尔·盖茨叫板的人”。在网景上市之前，克拉克又开始新的创业，他创办了个人病历和账单信息的系统“永健”。可以说，吉姆·克拉克是一个超级创业者，他曾经创办过三家市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

可是，即使有这个巨大的优势，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风险投资机构。

当时，我们的选择主要是考虑到机构投资者通常在各方面的人脉和资源都比较广，对企业的帮助很多，而且，即使你最终想要卖掉公司，他们还能帮你寻找买家，此后的经历也证明了我们的判断。

最后，当我的信用卡因为每个月激增的带宽费用而差点爆掉的时候，我们找到了红杉资本。

硅谷有很多风险投资机构，多得让它们占了满满的一条“沙丘路”。这条路容纳了20多家知名的风险投资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公司至少有一半是由这条街上的风险投资公司投资的。因此，这条路也被称为“西海岸华尔街”。

在2005年，我和查德的老朋友，原PayPal公司首席财务官鲁洛夫·博塔已经加入了著名的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他向红杉介绍了YouTube的项目。而能够得到红杉的青睐，对我们来说也绝对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在硅谷有一个投资传统大家心知肚明，就是如果哪家初创公司被红杉投资了，估值都会比找别家投资机构要高很多。

Sequoia是加州的一种红杉树，这种红杉树可以高达100米，直径8米，寿命长达2200年。1972年，投资家唐纳德·凡伦汀（Don Valentine）在硅谷创立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以加州特有的红杉树命名，即Sequoia Capital。在中国，人们称这家公司为红杉风险投资。

红杉风投是迄今为止最大、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它投资成功的公司占整个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市值的1/10以上，包括苹果公司、Google公司、思科公司、甲骨文公司、Yahoo（雅虎）公司、网景公司等IT巨头和知名公司。它在美国、中国、印度和以色列有大约50名合伙人，包括公司的创始人凡伦汀和因为成功投资Google而被称为“风投之王”的迈克·莫里兹（Michael Moritz）。

一般来说，要想赢得红杉的投资，创业者们要做很多功课。他们必须拿出精美的PPT，再用抑扬顿挫、蛊惑人心的语气描述自己网站的人气有多么高，商业模式有多么完整，前景有多么明朗。而我们没有商业计划书，没有制作漂亮的PPT演示稿，我们甚至不知道网站该怎么赚钱，只是给这些硅谷投资家们看了我们的用户数、视频数和视频播放数，他们就决定投钱，这些数字的跳跃让红杉根本不用考虑其他。我想这可能是因为，YouTube是当时功能最完备、最易用、运行最顺畅的视频网站，它没有对手。

在第一次见完红杉的人之后，合伙人之一的迈克·莫里兹打来电话。他说：“小伙子们，我们很喜欢你们的介绍，能不能再来一次。”当时，红杉资本一共有12个合伙人，第一次，我们只见到了四个，而很多创业者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如果他们想要再见你一次，就很可能有第三次，如果见了三次，就算是见过了全部合伙人，那么这个投资就算是基本敲定了。

迈克·莫里兹的电话也让我和查德激动起来，和这些资深的投资家接触，感觉就好像你真正触及了硅谷最深处的某些东西。

莫里兹是硅谷炙手可热的投资人之一，他在1986年就加入了红杉公司，之后投资了雅虎、PayPal、Google、苹果和思科等公司，他也是Google董事会成员。因为对Google的投资，莫里兹曾连续两年在《福布斯》颁布的“点石成金名单”中获得“顶级交易商”的称号。而在YouTube之后，莫里兹继续挖掘新目标，这两年他的投资名单中又新增加了网上鞋城Zappos。莫里兹始终走在互联网投资领域的最前面，被形容为“总能投出别人投不出的项目”。

2005年11月，YouTube拿到了来自红杉资本的第一轮投资——350万美元。这件事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拯救了我快要刷爆的信用卡。“我的财务终于得救了，”我跟查德说，“我不用再担心一边供房一边租用服务器的生活了，而且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去买属于YouTube自己的服务器了。”

拿到融资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自由了！我们做事不用再畏首畏尾了！

红杉还为我们提供了临时办公室，在这间仅有四个工位和一个小会议室的办公室里，YouTube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董事会。

YouTube董事会有4个成员，包括来自思科公司的托尼·贝茨、红杉的鲁洛夫·博塔，另外就是我和查德。但还有两位人士以顾问的身份参加我们的董事会议，其中一位是来自威尔逊·松西尼公司的法务专家，还有一位则是在硅谷极有声望的投资人，当时已经76岁、导师级的硅谷前辈皮埃尔·拉蒙德（Pierre Lamond）。

拉蒙德在1981年时加入了红杉基金，是红杉的第一代投资者。1981年，当他开始做投资人的时候我不过才3岁。

拉蒙德同时也是“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创始人。这家公司成立于1967年，在它之后，芯片商Intel以及AMD才相继成立，而创办这三家公司的创始人，就包括诺伊斯、摩尔、斯波克和拉蒙德。值得记住的是，他们都来自同一家公司，成立于1955年的“仙童半导体”，这家公司发明了集成电路技术和摩尔定律，而这几位创始人又被合称为“肖克利八杰”。

以上这段和芯片行业有关的历史是“硅谷”诞生之初不能被忘记的故事，也是硅谷为什么跟“硅”扯上关系的由来。

拉蒙德是经历了硅谷历史的前辈，他待在这里的时间都快有50年了。27岁的我就是要跟这样的元老共事，我和查德的年纪加起来都没他大。

我们心里的感觉当然是有些忐忑的，于是，我和查德决定每天都给拉蒙德写一封电子邮件，首先是随时汇报网站功能开发和用户数增长的进展，另外也请教他关于公司管理的问题。后来，拉蒙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把我们的这种做法形容为“硅谷天才中非常难得的品质”，我们的虚心求教让他挺高兴的。

但我们仍然还是紧张，尤其是每次开董事会的时候。我和查德的紧张自不必说，我们是硅谷“小辈”，又是公司负责人，对待每一个产品数字和财务数字都特别上心，生怕被投资人挑战。可同时，鲁洛夫也有点紧张，他那时进入红杉不久，拉蒙德算得上是他的老师，鲁洛夫精心准备每一个问题，希望能像前辈投资人一样，把问题都问到点上。这样小心翼翼的会议氛围让与会者最终形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除了拉蒙德之外，所有人在说话之前，都会不由自主地看一眼这位硅谷前辈，选择他表情平静的时候陈述自己负责的内容。在说完之后，大家又会看他一眼，猜测拉蒙德会有什么反应。而拉蒙德坐在那里，银发满头，目光锐利，坚挺的鼻子看上去颇为严肃。

董事会的会议通常持续3小时左右。YouTube的董事会一般一开始都是汇报产品和技术研发的进展，然后是商务拓展和财务数字的部分，而讨论一般都集中在财务和法务上。有经验的拉蒙德在听完每一段汇报之后，几乎马上就能知道哪些项目是需要专心做的，哪些是我们还欠缺的。

相对来说，我负责的部分算得上轻松。我对网站的产品负责，通常我在董事会上总是第一个发言，“用户数又翻番了，”我说，“播放次数也是，我们开发了一些新功能。”说完后，我抬头看看拉蒙德，他表情平静。我才能舒一口气。有时候我也会看看查德，并且有点得意地等着看他的紧张。

查德汇报的部分不得不涉及网站的商业模式。我们准备开始在YouTube首页上开辟广告位，但仅限那一个位置。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赚钱，这会不会让红杉不满意？

但事实证明，在赢利这件事上，红杉有足够的耐心，他们没有催促过YouTube。当时，YouTube最常见的广告不过只是出现在首页右上方，而YouTube对于大规模的广告投放也一直非常小心。

这意味着，你可以先允许视频内容出现在网站上，一旦确认其是盗版内容就需要立即删除，但它同时意味着，当一个内容版权不清的时候，我们也不敢用它来赢利，比如在内容页面安排广告。事实上，由于不敢放开网站赚钱变现的尺度，YouTube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服务器和带宽方面的花费都十分谨慎。

而很多次，拉蒙德在听过我们的报告之后常常这样评论，“花钱别这么小心，”他说，“按你们说的增长速度，是不是又该买服务器了，该买就去买。”有时候，他也会指出我们的不专业：“怎么能没个首席财务官？你们可都不是专职财务的人。”

在这之后，YouTube才着手从雅虎聘请了第一位首席财务官，吉尔顿·余，他来自韩国，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又在哈佛商学院取得了MBA的学位。吉尔顿承担了我们后来在出售YouTube过程中繁杂的财务工作。他在YouTube一直工作到2007年，同时还担任红杉资本的合伙人。后来，吉尔顿去了Facebook担任首席财务官一职，但到了2009年，他又离开了Facebook。此后，吉尔顿在旧金山成为一家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