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最幸运一刻的不幸

在此之前，我所有的努力，熬过的那些夜，写过的那些代码，独自奔赴硅谷的勇气，还有，那些钱，卖给雅虎还是卖给Google的纠结，什么估值、股票都将离我而去，而我甚至连一点痛苦的煎熬都没有，就像一把灰尘被风吹散了，连影子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又难免心灰意冷，只好苦笑。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你最愉快最兴奋最充满希望的顶峰突然坠落下来，在沉醉于成功的喜悦之时被大大浇了盆冷水。你的命运告诉你说，这些努力、成就和好运气都将离你而去，也许很快，但不知会在什么时候。命运好像注定要让你煎熬着，等待着，并且在远处冷眼旁观你走到那一天。

难道小时候那个算命先生的预言，那个说我“不会成功”的预言，竟然在这里等着我？

在2007年的时候，我被确诊患上脑瘤，它的名字叫做“巨大血栓动脉瘤”（Giant Thrombosed Aneurysm）。我也很难想象自己竟然有一天能够记住这么多艰深枯燥的医学术语。而更让我郁闷的是，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极为荣耀的，YouTube创始人被人们当做英雄崇拜的时刻。我就好像一个正走上领奖台的冠军，伸手触及奖杯的时候却发现一脚踏空。

那时候的感觉就是一个字：烦！

2007年7月23日，美国总统大选首次借助YouTube的网友提问举行电视辩论。我们作为骄傲的YouTube的创始人，脑子里快乐得已经装不下任何其他的东西。我们是影响世界的人，所有人对我们微笑，媒体的闪光灯在跳跃，当天的报纸写着YouTube如何影响美国大选，分析着在新媒体的时代电视机已经成为历史，身着超短裙的女孩子们对我们侧目，十几岁的孩子羡慕地围过来问这问那，走在路上，会有人请求签名纪念。

连总统竞选辩论都可以在YouTube上举行，那么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7月25日，我们从活动举办地南卡罗莱纳州赶回硅谷。如何形容当时自己的得意心情呢？我只能说世界就像一张可以无限延伸的画卷在我的眼前铺展开来，就从这个机场一直铺展回旧金山，回硅谷，去到每一个有人知道YouTube的地方，我真想大声喊。

实际上，我和查德，还有我们公司的公关负责人理查德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我们回想总统辩论的细节，和CNN的合作，我们谈论着YouTube的影响力，谈论着名人们在这里开设的专门频道，谈到奥巴马的演讲才能，谈论着自己在无意识当中就改变了世界，一直谈到我们都累了。而且，在此之前，因为要不停接受采访以及坚持工作的缘故，我和查德几乎三天都没有睡觉，一上飞机，我们终于得到个机会可以休息一会儿。

由于飞机晚点，疲倦的我不知不觉在座位上沉沉睡去，直到在睡着的前一刻，我都只有一个感觉：世界在旋转。

旋转，在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里旋转，我好像是飘起来了，或者是被人抬起来了，有风声在我耳旁划过，隐约听到音乐声，我的头很重，向色彩斑斓但又看不真切的风景里陷下去、陷下去……微微睁开眼，眼前好像是一片灰色的房顶，然而好像过了不到一秒钟，房顶又没有了，我沉入黑暗中，好像从云端坠下。

而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却发现一片白色。这好像不是在飞机上。

愣了好久，我才意识到这是医院病房的白色。

事实上，我正躺在一张病床上，旁边的监护仪器发出轻响，我动了动手指，没什么问题，只是觉得口渴。那时候，查德一直守在旁边，“我怎么了？怎么会就到了医院，飞机怎么了？”我问，“飞机好得很”，查德笑了，“医生说有点小问题，你的，脑子”，他寻找着措辞。

据他说，在飞机上，已经睡着的我突然抖动起来，他们尝试叫我和拍我，可我却始终无法醒来。于是查德和理查德意识到事态严重，他们赶紧呼叫乘务人员将我背下飞机，又找来救护车，在所有乘客的注目之下，我被送上救护车，朝最近的一家医院开去。我在迷糊中所听到的音乐声，其实就是救护车的鸣笛。

“医生说，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肿瘤。”查德说。“什么？！你开玩笑吧？”难道，这才是我觉得世界旋转的真正原因？而不是突如其来的幸福感。“你是很幸运的，我们的飞机一直在晚点，要是已经起飞了而你发作起来……”查德没有往下再说。

随后医生的回答则更让人沮丧，“我并不清楚具体情况，只是猜测有一个肿瘤，我建议你回到旧金山之后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排除最坏的结果，而且最好你身边得一直有人，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它何时又会出现”。噢，最坏的结果，那当然就是……

当时，查德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他租了一辆私人飞机，将我的行程安排得很舒适，“不用担心什么，回家再说。”他说。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才第一次感觉到，恐惧。

我当时并非恐惧脑瘤的后果，还来不及想到这一点，更大的恐惧在于未知。前一秒，我还在享受YouTube带给我的所有荣耀，还畅想着以后的所有可能并感慨自己的幸运，后一秒，我就出现在医院里，面对尚不清楚的未来。

而中间发生的一切事，我竟然完全没有感觉，不可能知道查德的紧张，看不到空乘人员的跑动和紧急对外联络，看不到乘客们惊惶的目光和他们的窃窃私语，猜测着这个突然晕过去的人是否是电视里的“熟面孔”，被称为“冉冉升起的硅谷新星”那类的人物。也不知道乘务人员如何把我抬起来送下飞机，当时，幸福的南卡罗莱纳在查德的眼中已经变成了紧张的南卡罗莱纳，但这一切都要由别人来告诉我，在我无法预知的苏醒之后。

我把时间丢了，把意识也丢了。

我自己的身体，不在我自己的掌握中，想到这一点，我就心里发凉。而且，如果当时没有人注意到我异常的抖动，如果我是独自一人，那么是不是我就不会再醒过来？

在此之前，我所有的努力，熬过的那些夜，写过的那些代码，独自奔赴硅谷的勇气，还有，那些钱，卖给雅虎还是卖给Google的纠结，什么估值、股票都将离我而去，而我甚至连一点痛苦的煎熬都没有，就像一把灰尘被风吹散了，连影子都没有。

想到这一点，我又难免心灰意冷，只好苦笑。

我一直都记得回到旧金山的那个晚上。机场离我们在圣布鲁诺的办公室很近，所以我们到达之后，就直接先回办公室取车，我还记得自己站在YouTube高大的办公楼前不知所措，办公楼的黑影伫立在前方，YouTube灰白色的LOGO模糊一片，夏夜的风吹起来却让我冷得发抖。那是我在整个YouTube期间感觉最难受的一个夜晚，觉得自己就要失去这一切，我站在办公楼外看着YouTube的标志怔怔不动，直到查德拍拍我的手臂说：“嘿，我们去取车回家。”

实际上，在刚刚知道这件事的两周内，我一直都在想着，是否有肿瘤，肿瘤有多大，是否是良性，自己到底还有多长时间可以活，我的脑子还能工作吗，这之类的烦人问题。

回到旧金山之后，我去了旧金山大学医学院做检查，这是加州脑外科最权威的医院了，而负责我病情的史密斯医生，也是在脑外科领域最权威的医生之一。我做了很多检查，包括各种射线探测、CT、核磁共振，所有能做的检查都做了，有的检查，需要先控制住你的左脑以便检查右脑，过几天，又反过来，控制住右脑以便检查左脑。我就这样躺在医院里，被迫什么都不做，只是尽全力配合医生检查。

接下来，医生们总是开会讨论我的案例，而第一次在病床上等待检查结果时，那个医生不知为什么，明明已经走到门口，却偏偏站了一会才进来，这个偶然的细节加重了我的怀疑，我想自己是逃不掉被确诊肿瘤的命运了。

最后的结果是，我的确有个脑瘤，大约直径3厘米大。“如果手术的话，打洞进去并不是特别危险，但是这个肿瘤长的地方很特别，要做摘除手术就比较难”，医生说，“那么到底有多难？”我问。接着医生回答道：“如果做个比喻，1是最简单，10是最难的话，那么这个手术的难度系数是6。”

一个单调的数字6，给我的担心下了个定义，可6是什么意思，意味着什么样的痛苦，我完全不懂。

像所有的肿瘤患者一样，我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开始了对于肿瘤症状的网上搜索，“嗯，它可能引起局部神经功能障碍，包括脑神经功能障碍及内分泌障碍”，“有的人也许会脑室内或脑内出血，病死率高”，“巨型动脉瘤压迫动脉分支使之缺血，可能引起脑梗死”，“有的患者伴随癫痫”。

我开始想到，自己会不会因此就接近死亡。如果我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生命中的一切，那么我接下来该做点什么好，是疯狂享受，挥霍掉我所有的钱；还是疯狂工作，最好忘了肿瘤这件事；还是赶紧找个女朋友；又或者把自己关在某间静室里苦修。好像做什么都不对，做什么都失去了意义。

当然，每个人都是要死去的，可是当这个结局以一种未知的、无法预测的，但随时会发生的方式提醒你时，我心中还是不免充满了无法挣脱的厌烦和无力感。

还有一个月，就是我29岁的生日了。

2　药物和迷茫

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我都是靠药物在控制这种未知疾病在未知时间的发作，这让人感到万分沮丧。我开始担心当我的代码写到一半的时候它会发作，担心当YouTube的新功能开发到一半的时候它会发作，最最担心的是，当我以为自己可以享受幸福的时候它会发作。

“现在，我们有两种办法治疗你的肿瘤，一个是吃药控制，不让它再长大，争取让它变小，另一个则是开颅手术，当然，你这个肿瘤的位置确实独特，”医生说，“这完全取决于你。”世界上最权威的脑外科医生之一并没有给我太多选择。同时，他也无法承诺这两个办法哪个的效果更好。

实际上，一直到7月25日那天晚上我的病痛第一次发作时，我都还在坚持每周工作80～90小时，那时候，YouTube在世界各地上线的计划还没有完全完成。

后来，我虽然尽量减少了工作，但仍然免不了飞来飞去，研究各国对于视频网站的习惯和法律，和不同站点的工程师讨论YouTube的运行所需要的服务器和带宽支持，一路匆匆，没有什么时间去烦恼。我跟自己说，一定要相信这个药正在见效，相信我正在收获期，相信世界上最权威的脑外科医生，我将会没事。

但命运好像注定不会这么简单就放过我。

在逐渐减少吃药之后，未知疾病的恶魔再次袭来，这个可怕的过程是：我又一次在睡梦中失去知觉，并在旧金山大学医院的急诊室醒来。

而这一次我得到通知：“如果你坚持不做手术的话，那么就必须坚持吃药，可能一辈子都得吃药。”

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我都是靠药物在控制这种未知疾病在未知时间的发作，这让人感到万分沮丧。我开始担心当我的代码写到一半的时候它会发作，担心当YouTube的新功能开发到一半的时候它会发作，最最担心的是，当我以为自己可以享受幸福的时候它会发作。后来，这种担心又开始朝着厌烦的情绪转化，如果，我随时可能丢失剩下的时间，那么，我是否还应该这么拼命地工作？

我大量减少了在Google的工作，开始享受生活。

我买了新的单反相机，重新开始打网球、打高尔夫，有一段时间我连着打了两个月的高尔夫球。我打开YouTube视频，跟着我的用户们学习弹吉他，我在网上买了很贵的吉他，贵得让卖家都一遍遍叮嘱我要小心验货小心保管，有一位卖家还曾经苦口婆心劝我不要买最贵的那一款，“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啊？”这位卖家问。

很感谢Google，在这家公司你最长可以拥有6个月的病假。而在此期间，我也在一次国外出差中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并在半年后结了婚。

我尽量想将对脑瘤的恐惧忘记，爱情和新婚的甜蜜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2008年11月，我和妻子回到洛杉矶的父母家一起过感恩节，可是，第二天早上的经历影响了感恩节温馨的氛围，我醒来时，又已经躺在医院的急救室里。

我的父母家人，他们在前一天晚上经历了惊恐的一幕，我再次发起抖来，并且陷入昏迷。而到了第二天，当我意识到肿瘤再次发作避无可避，觉得自己连手指都不想再抬起来了。终究还是逃不掉，对吗？“你好点了吗？”温柔的妻子正握着我的手，看我醒来她终于舒了一口气，可我却再也没法让自己平静下来。

12月初，我回到旧金山跟医生见面，“你还很年轻，”医生说，“我建议你应该开刀”。

用了两年的时间，我做了截至目前为止耗时最长的一个决定，我跟医生确定即将进行手术。在此之前，不管是休学，还是创业，还是买第一套房，还是出售公司，我没有哪个重大决定需要超过5天。而这一次，我本来还想再拖一拖，可是医生立即就问，“你下个礼拜有没有空”。

我是在2009年1月31日那天动手术的，做出决定后，我就将信任全然交与了手术台，反正我信与不信，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而等了一年半以后，我也决定不再熬下去。因此，在手术前一天，我反而放下一切忧虑安心睡去，事后才知道，手术前一天晚上，我们全家人都没有睡着。

到了手术当天，全家人都守在手术室外等候和煎熬，医生每隔一小时向我的家人报告一次，“各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要把Steve放下来了”，“我们准备好了，需要在他的颅骨上开一个洞”，“现在开始开洞，这需要一点时间”，一个小时后，“现在我们进去了，开始寻找并切除”，再过了一个小时，“各位，肿瘤已顺利切除”。

两年多过去了，我没有再碰到过莫名的昏厥，从医学上看，我的疾病原因已经被顺利切除，然而，也有一些东西曾经暂时离开了我，比如说工作的激情。

3　离开Google的前奏

每个人都是会死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说，死亡就是生命中最好的一个发明。它将旧的清除以便给新的让路：“你们现在是新的，但是从现在开始不久以后，你们将会逐渐地变成旧的，然后被送离人生舞台。”

这次手术之后，我继续给自己放着假。

有一次，我去“赌城”拉斯维加斯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难免也玩了几把，可我竟然赢了几万，但这却带给我烦恼，我整天想着“为什么要赢钱，我并不缺钱，为什么还是我赢钱，为什么不是别人”，还四处去问朋友。

是的，那时候，我就是那样的状态。我不断反思自己的运气，我的脑瘤和成功的手术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到底要什么。

从幼年起，我们总是被教育要好好读书，希望能做一个成功的人。然而什么是成功？在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对成功没什么概念，如果一定要量化，那么最明显的标准也许就是挣钱，住大房子吧，那么，在我21岁的时候，我已经是百万富翁，并且买了人生的第一套房子，我已经成功了吗？

也许有人会说，不，你还不够有钱，还不够出名。事实上，当我开始创办YouTube的时候，也曾憧憬过上千万的财富，那么，当我出售YouTube，从而成为一个亿万富翁的时候，当YouTube全球流行，我也曾被当做偶像崇拜的时候，我已经成功了吗？

不，我仍然可能一瞬间就失去这些东西，钱、房子、名声，只要一场病痛，我就可能在完全无知觉的状况下昏睡过去并且很有可能醒不过来。

所以，那些目标，钱、房子、车子，更多的钱、房子、车子，你可以追求它们，可是如果你只是为了它们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每个人都是会死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说，死亡就是生命中最好的一个发明。它将旧的清除以便给新的让路：“你们现在是新的，但是从现在开始不久以后，你们将会逐渐地变成旧的，然后被送离人生舞台。”

有什么东西，有可能是永恒的？

我还没有博学到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病痛和休养让我从混沌到清醒。我意识到得为自己的心活着，因为反正我们都逃不脱死亡；我得为最最爱的事情活着，因为反正我们都逃不脱死亡。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得抓紧时间！

我的最爱是沉湎于高尔夫和网球吗？不是！我的最爱是享受Google的高薪和假期吗？当然不是！

如果大公司不是我的最爱，那么我就离职，如果我最爱的还是创业，那么就在硅谷租一间办公室重新开始。既然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有可能戛然而止，那么，在此之前，为什么不选择你最中意的生活，干吗要让自己后悔？

而这种反思，事后看来，其实是我离开Google的前奏。

2011年7月17日的夕阳西下时分，我和一位来访记者以及公司的一位实习生一起走出办公室，我向他们介绍着为什么要回到硅谷小城圣马特奥开始创业新生活。当时，我们需要跨过一段铁道走到街对岸，可我却故意慢了下来，突发奇想地站在铁道中央，并且高举双臂，“嘿！你看，如果现在有一趟火车过来，那么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说，而他们俩个瞪大眼睛，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所以，在一切结束之前，永远不要无聊，无聊是一种浪费”。

在我的疾病治愈之后，我也向旧金山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一些捐赠，希望这笔资金能够帮助他们的研究，以便于让到更多的人走出困境。

4　拒绝1000万美元奖金

“我不想要这1000万美元，”我对查德说，“Google说这是给咱们俩的奖金，他们到底要奖励咱们俩什么？”“当然YouTube是发展得很好，可是，这么一大笔钱，有必要吗？可以转给员工吗？让团队分一下不行吗？”他反问我。“我问过了，不行，确定就是给咱们俩的，”我想了想，接着说，“那就不要了。”

2008年初，在我的开颅手术结束之后，我曾经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终于有了空闲，来考虑YouTube对于自己的意义。

在我们的设想当中，YouTube有三个发展阶段的战略，第一个，是我们几个创始人把视频分享网站的创意做出来；第二个阶段，是拿到红杉的钱，然后开始逐步壮大我们的公司；第三个阶段则是在卖给Google之后，我们的团队需要Google所有相关团队沟通，销售人员也好，工程师也好，将YouTube整个地融入Google里面，同时将YouTube网站扩展到全球。

可是，然后呢？

我的脑瘤发作就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在YouTube全球计划进行了一大半的时候它出现了。如果硬要假设的话，假如这件诡异的事没有发生，我想我还是会在Google继续工作个五六年，也许不会感到十全十美，但我不会想到离开。

可是难得休息的机会让我有了审视自己的时机，我发现自己突然找不到继续留在YouTube的理由，好像某件事情已经做完了，激情和强烈的愿望也就随之消失。甚至在现在，我每次看到YouTube的名字在广告上、在报纸上出现，我都会感觉它不再是我的了，就好像发明照相机的人，当他每一次看到照片，都不会想到这个事情跟他有关系，因为照片上展示的是别人的生活。

YouTube也是这样一个特别的网站，它的前端是五花八门的内容，后端则是服务和技术支撑的体系。在这个时代中心的面前，我强烈感到自己的渺小，虽然我的工作支撑了整个平台的存在，我们找到了这个想法，我们实现了这个想法，但是所有的内容都不是我们的，它们是用户自己上传的，就好像一个自然生长的系统，它一旦开了头，就自主地发展下去，有了自己的生命。

我得承认，病痛让我一度很想放弃工作，完全投入享受生活，可一旦这种享受开始，我又觉得不对头，我心里觉得对不起Google，我拿着很高的薪水，假如什么都不做的话，这让我觉得别扭，对别人也不公平。

而就在这个时候，Google总部却突然要给我和查德一笔好大的奖金，高达1000万美元的一笔巨款，这数目几乎让我怀疑自己收错了邮件。

那时候，我去YouTube工作的时间已经比较少了，查德去得也不多，我想也许是Google总部也察觉到我们两个有要走的想法，这笔钱应该有挽留的意思。

“我不想要这1000万美元，”我对查德说，“Google说这是给咱们俩的奖金，他们到底要奖励咱们俩什么？”“当然YouTube是发展得很好，可是，这么一大笔钱，有必要吗？可以转给员工吗？让团队分一下不行吗？”他反问我。“我问过了，不行，确定就是给咱们俩的，”我想了想，接着说，“那就不要了。”

而当我决定拒绝这1000万美元奖金的时候，突然想明白一件事，离开Google的时候到了。这时候，离我兴起离职的念头已经过去了半年，我原本以为自己会克服这个想法，没想到它还是挥之不去。

是的，是该走了，再留下去我自己都内疚起来，我得对得起Google给我的高薪，这意味着，要么，我得在YouTube的发展上继续出力，可是这时候，YouTube已经剩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赚钱变现”，技术方面的难题已经不多了。要么，我就得在Google找个别的项目做，或者是自己想一个项目，拉人来入伙也行，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我都担任着Google风险投资部门的顾问，在Google内部重新创业也是很容易的事。

但是，这两件事，似乎都不是我的最爱。

研究YouTube上的广告，尤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所以下面这一部分内容听上去可能有点让人头疼。

在收购之后的第一年，Google确实没有给YouTube施加什么赢利的压力，我们仍然把主要的精力用于用户量和内容的增长，以及更好的用户体验上，但是作为一个媒体网站，广告营收仍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且，在2007年，重要的整合已经告一段落，YouTube进入了21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手机项目也几乎完成，只剩下一个最后一个挑战，那就是YouTube到底怎么赚钱。

YouTube的广告主要有三种大的形式，最传统的是首页的广告，另一种则是在视频页面放置的由Google提供的相关Adword广告，还有一种是有视频贴片广告，在卖掉前，我一直不想在网站上放贴片广告，害怕这种方式影响用户体验，当然现在可能有放了，因为Google的广告相关性做得很好，在很多时候都能提供观众感兴趣的广告。

可虽然如此，这些广告形式一旦实施起来，你还是会发现问题颇多。

比如，常常有广告客户希望打包购买YouTube上的广告，它希望能拿下首页的三十秒广告，另外还能有几百万个分散在不同视频中的暂停或是贴片广告，这些广告，最好还能按不同地方、不同爱好、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来做精准呈现。本来，广告主的投放，对于视频创造者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们可以从中分成，可是另一方面，广告主也希望能对品牌有控制力，比如最爱YouTube的Nike，它在YouTube投放时不光有数量要求，还有质量要求，所以并不是只要你拍了个跟踢足球相关的视频，就能得到Nike的亲睐，你还得拍得让Nike认为好看才行，可是YouTube上视频这么多，怎么挑？

平衡内容生产者和广告主的关系，还仅仅是难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常常使用YouTube的人群可以被分为三类，有内容提供者、有广告主、还有观看者，相信我，你没法让他们所有人都开心。

也因此，我有的时候会担心，在下一个五年到十年，这个行业会面临一点挑战。首先，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即使看电视，电视广告也可以被机器过滤掉，所以很大公司的广告预算也在改变，投向互联网；其次，广告主想投放并不意味着人们想看到，用户自然会用脚投票；再次，如果，生产者制作精美的节目并不便宜，可他们又没有地方去得到广告收入，那么优秀内容的产生就会受影响，况且，广告主还要千方百计把这些广告放到最合适的地方，他们还要挑。

YouTube的流量变现，要找到最优方案，处处都是挑战。

2007～2008年，这两年里有一半的时间我们都在讨论赢利的问题，我们花了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见了Google当中所有跟广告营收相关的人，在YouTube还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名字就叫做“Monetize”，也就是“变现”，每次我从那个部门走过时都要紧张一阵。

会议最集中的时候，我们花了两个月用于开会，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每个下午我们都用四个小时的时间来讨论到底哪一个方法是最好的赚钱方式。在那样的头脑风暴型会议上，除了我和查德，还有多位从Google过来的专业人士，包括法务负责人、销售负责人，产品团队负责人，当然还有我们内容管理团队的人。

就是这样的会议，让我开始对自己的工作状态变得不太喜欢。

在加入Google大家庭之前，我们的团队保持着极有效率的风格，我们听取所有人的观点，但是因为没有很多钱也没有时间，所以我们不会开会去探讨最优方案，一切求快求新，什么功能都是先做出来再说，可以说做什么决定都超不过两天，因为我们总是担心很快就会没有钱花。

但是加入Google之后，YouTube不再用担心钱不够用的事情，不用担心因为流量过大导致服务器会垮掉，也不用担心法律诉讼的问题，可这同时也带来了效率的降低，因为我们自己也想着可以想多一点，做得更完美一点。

我们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浪费”在头脑风暴上，同时，跟我们一起头脑风暴的Google的专业人士们，也都是个顶个的聪明人，常常是大家说的每一个观点我们都觉得有道理，所以很多时候的会议并不一定能得出结论，你没法一下子判断哪一个观点是更好的。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是苹果首席执行官乔布斯的话，他一定不会允许开这么久这么多的会，他肯定会说，“我决定了，大家就照这么做吧”，但是我们的公司不是这样的，从来就不是，YouTube开放的风气和Google自由的环境鼓励了思考，虽然有时候让我觉得思考得有点太多了。

潘宇的总结很能说明我们在Google工作时的心态，他说：“在创业公司，你是生产创意，而在稳定的大公司，你首先得在同事当中销售这些点子，得证明你的是最好的才行。”

我当然知道提高营收是每一个管理者的职责，可是从个人喜好来说，相比较日复一日地讨论广告营收的解决办法，我更怀念YouTube刚刚创业的日子。我想要得到更多机会，去做别的更有创意的事情，而不是每天到公司都只是做一件事，就是讨论如何赚钱。

当然，发展到现在，Google已经证明了收购YouTube是个正确的决定，YouTube在3年多之后还是赚钱了。到了2011年2月，根据公开的媒体披露数据，YouTube每周广告赞助视频的浏览量已超过30亿次，与去年5月相比增长了50％，占总浏览量的1/5，也就是说，有五分之一的YouTube浏览量带来了营收。一位名叫沙伊·巴特勒（Shay Butler）的喜剧视频发布者，通过制造视频和提供广告位，去年通过YouTube进账10万美元，他的视频浏览量超过2.5亿次。现在，也有不少有用户表示很可能会主动辞去工作，依靠YouTube来创收。

另外，调研公司eMarketer的数据显示，去年YouTube营收翻了一番多。美国投资公司Caris & Co分析师桑迪普·阿加瓦尔预计，YouTube去年的营收为7.1亿美元，而2009年仅为3.45亿美元。阿加瓦尔认为，YouTube可能从2010年就已经开始赢利，运营利润率约为35％。调研公司ComScore数据显示，去年12月，Google（主要是YouTube）占据了美国互联网视频浏览量的80％。

在拓展视频内容的同时，YouTube还帮助广告主根据用户喜好来吸引目标用户。YouTube去年推出了不令人讨厌的新广告系统TrueView，只有在用户选择观看广告后，才向广告主收费。

调研公司ThinkEquity的分析师亚伦·凯斯勒说：“YouTube可能不会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但却是投资者一直在寻找的谷歌非搜索业务增长。”

YouTube终于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同时还能赚钱的网站，把YouTube卖给Google，我们还是做对了。

5　离开是个难题

如果要走，就要跟我熟悉的这一切说再见，再见了免费的美食，再见了按摩室，再见了远程视频会议室，再见了大滑梯……再见了一张工卡走全球的特权，再见时，我回到YouTube已需要预约，门口的保卫人员认出了我的脸，会客气地说：欢迎创始人回公司参观。

我曾经在Google内部“游荡”了一段时间，当时，我逐渐减少了在YouTube的工作，但保持跟工程师团队的沟通。同时，我也加入了Google的风险投资部门担任顾问，帮他们评估来自公司内外的各种天才想法。

回顾在Google三年多的生活，真的应该感到幸福和感激，每天在公司里打拼虽然辛苦，但是，所有人都对你特别尊敬。当YouTube在全世界上线的时候，我们去到十几个国家，我突然发现，只凭着一张Google的工卡，就可以走遍Google位于世界各地的办公室，就仿佛处处有家。而因为人们对YouTube的喜爱和敬意，我们走到哪里，都受到了“国王”般的待遇，从发布仪式到生活起居，包括所住的酒店和司机服务都早已安排好，所以我才会说，假如没有病痛的提醒，我可能就这么过个五六年的过下去了。

因为病休的关系，我有了很多机会去享受人生，但空闲下来以后，我又开始还念当初在圣马特奥创业的时光，琢磨创业的点子。

实际上，自出售YouTube之后，我和查德也时常开玩笑地谈起做一个新公司的想法，我也不知道这个想法具体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也许就是在大公司氛围的熏陶之下很自然地出现，并且被那些讨论广告营收的冗长会议强化了。难道，和其他PayPal帮的创业者一样，创业这件事本身就是我们的宿命？

硅谷从不缺这样的人，他们都是些创业的“永动机”，麦克斯·拉夫琴是这样，吉姆·克拉克也是这样，当他们创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并把它带上正轨，达到人生的一个高峰后，突然又变得寂寞和无聊起来，于是，他们又寻找更新的创业点子来刺激自己。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就是擅长维持一个公司的运转，有的人则擅长不断创新突破，这两种选择本就无所谓对错，只是，要选择最适合你自己的。

要离开Google是很难的，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做这个决定，基本上有半年那么长的时间，直到现在我都始终坚持这是世界上非常擅长并购和整合的公司，他们真的关心他们的员工，又给了工程师足够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和时间。

后来，也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在Google系统内部寻找新的项目开始创业，当然，如果不离开Google创业的话，我们的办公环境肯定比现在要好很多，至少我们不用回到硅谷小镇上到处去找房子，我们还会有许多免费的饮料、水果和食物，人员也可以从Google内部寻找，他们个个都是名校毕业，而且，如果创业失败，我还依然是Google员工。因此，这其实可以称得上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办法。

但是，在创业这件事上，我不希望“退可守”，我不想设定好退路，过于安稳的尝试性的投入岂非过于无聊？实际上，如果有一天我在一个寂静的森林里迷失，而面前又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的话，我一定会在观望很久之后放弃充满车辙的那一条，接下来选择杂草丛生的那条，因为我觉得，走可以预期结果的路，那样真的没意思。

真的，我那时候就是一心想离开，想要改变，想要再创立一个新公司，这个想法的出现令我再次快乐起来，而查德又对我的想法推波助澜，因为他说，他也是这样想的。

于是我们俩达成了人生中再次离职创业的默契，但是为了减少外界不必要的猜疑，我们也决定不要两个人一起离开，我会是先离职的那一个，作为首席执行官的他则会再继续一段过渡期。

可是，一想到要离开，我真是各种舍不得啊。

从2006年底到2009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Google这家公司已经向YouTube团队证明了它绝对无愧于“最佳雇主”的称号。

就看看我们的办公室吧。YouTube被Google收购时正赶上办公室搬家，所以我们根本没来得及装修，新办公室原来曾经是服装品牌Gap的仓库，硕大空旷的开间看上去很有些寂寥，于是Google派出了一个专门小组来执行我们的装修意见。可是没过几个月，因为YouTube团队增长太快，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又搬到马路对面，那之前是服装品牌Gap更大的一个仓库，一共有四层楼那么高。

我和查德曾经望着我们的新家，看着绿色爬山虎盖满整个外墙，想着要不要把YouTube的名字写在外墙上，如果写上，那是一件多么令人骄傲的事，就好像在说，影响全世界的YouTube就在这里啊，可是，一旦把公司LOGO标明在外，也意味着，我们得有勇气去承受外界的目光，比如说，如果用户一旦对YouTube有不满，这个LOGO将成为明显的“攻击目标”。而最后，我们的设计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外墙上YouTube的字样被设计成灰白色，浮雕状，掩映在爬山虎丛中若隐若现。

我们新办公室的装修，后来还曾经上过建筑类杂志的推介。它的房顶上植满草皮和其他“会呼吸”的植物，这栋四层高的大楼即使在夏天也不需要空调；二楼小会议室里都是整块的落地玻璃，在白天不需要开灯。会议室里，远程视频会议设备一应俱全，大大的液晶屏装在墙上，你可以同Google位于世界各地的办公室随时联系。

在YouTube的办公室，还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数码设备，不同时期的iPhone，各种手机，各种游戏机和机顶盒，越来越多的数码设备制造商爱上了YouTube，因为“内置YouTube应用”已经变成了一种招揽顾客的必备设置，而我们总是要测试越来越多的机型。

我们会议室的名字有着有趣的体系，它们也随着YouTube员工的喜好而改变，最开始的一批会议室是用YouTube网络红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后来又换成了小游戏主题，我和查德的办公室，就离一间叫做“吃豆人”的会议室不远，它旁边那间会议室的名字则是“魂斗罗”。某间会议室的外面还贴着一副员工自己设计的海报：那是上百个热门视频内容“标签”，被连接成一个大脑回路的形状，象征着猜测人们脑中各种爱好的“相关性”。

在一楼，大会议室设计成环形小剧场的模样，一副巨大的YouTube标识镶嵌在外墙上，是用油画画成的；一楼餐厅的落地玻璃连着外面的花园和小小山丘，午餐时很多人也在山丘的草坪上野餐，地下室还有一个小小泳池。

查德的迷你高尔夫球场也被搬了过来，在二层的一侧占了一个小小的空间，而二层的另一侧则专门空出来，设计师们打算从三楼到二楼安置三连排红色大滑梯，是的，你没看错，就是滑梯，这样，在三楼工作的工程师们无聊的时候，可以沿着滑梯滑到二楼来。（这部滑梯在我走后一年落成。）

还有提供免费食物的咖啡屋，延续着Google一向的传统，这些食物，包括各种巧克力，放满了两个大货架，旁边则是放满饮料的冰柜和咖啡机，桌上足球是员工们休息时常常抢占的阵地，但旁边的按摩室则更加热门，你需要排队和预约免费的按摩服务，此外，员工休息区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房间作为心理辅导室，虽然那里没什么人气。

如果要走，就要跟我熟悉的这一切说再见，再见了免费的美食，再见了按摩室，再见了远程视频会议室，再见了大滑梯……再见了一张工卡走全球的特权，再见时，我回到YouTube已需要预约，门口的保卫人员认出了我的脸，会客气地说：欢迎创始人回公司参观。

2009年9月，还在Google大中华区担任总裁的李开复回到山景城Google总部，我当时并不知道他那一趟旅程的目的。我和太太约着他吃了顿饭，心里想着把我的决定告诉他，也听听他的建议。我也曾经担心，开复会不会把我的决定看成是某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对啊，谁会想离开自己的“最佳雇主”呢，更何况，我还确实没有想好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他一定会劝我的吧。

可是没想到，还没等我开口，开复就先给了我个意外的消息，“Steve，我有个决定，还没有告诉公司内部其他人，但我们是朋友，所以我先告诉你，”他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我要离开Google了，我想要自己去创业，你不知道，在中国，年轻人创业的热情有多么高，一大把优秀工程师等着实验他们的产品，我的机会在那里。”开复看着我，好像等待着我的支持。

“噢！”我说，并且同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你知道吗，我也有件事要告诉你，我也还没告诉公司呢，”我说，“我也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