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的创业梦，要比YouTube还伟大

很多人现在跟我说，假如我有你那么多钱的话，我每天就会去想方设法地找乐子，而不是去工作，而我想要回答他们说，因为你们这么想，所以你们永远不会有那么多钱。钱不是目的，不要把它当目的。

就像是在轮回。

2010年，我回到圣马特奥，来这里看我们新公司租下的办公室，它离当年YouTube的第一个正式的办公室，走路只需要5分钟。所以，走在圣马特奥的街道上，有时候会有历史重现的感觉。

推门进了一家日本料理店，“我回来了，”我跟老板说，“会待很久，不知道待多久，我的新公司就在这附近。”而这位老板的回答让我感觉自己好像从未离开：“你回来太棒了，我们有了些新菜，都是你喜欢的口味。”

新的办公室离圣马特奥火车站很近，在一个海鲜餐馆的二楼，其实，餐馆比我们的办公室要显眼太多了。来到这栋灰绿色的木制小楼的后面，你可以发现一个比外墙更不显眼的灰褐色的后门，上面贴了张纸条，写着新公司的名字——AVOS。

我们再一次回到了硅谷，成为无数隐藏在街边小楼里创业公司中的一家，这样的想法，让人觉得真自由。

这是间不大的办公室，门一打开，你会发现根本没有门厅，往左侧一转马上就是楼梯，有些吱嘎作响的楼梯在“一楼半”的位置转折了一下，再通向二楼，转折处的墙上设了一个高高窄窄的小平台。我一抬头，发现自己的大幅宣传照正摆在上面，还是YouTube时期的。“嘿，这是怎么回事，这不太好吧，谁能告诉我怎么拿下来？”我在办公室里大声地问。“呃，大家觉得，如果你想拿下来，又拿不下来，这样比较有趣。”我的助理莎拉回答说。

我们努力让AVOS的办公室成为一间有趣的办公室，虽然我们也知道，在硬件条件方面，它绝对没法和Google以及YouTube的办公室相比。

小木楼的办公区也就200多平方米，全开放式办公，摆着三排办公桌显得挺舒服，要是四排就有点挤了。我们遵照老PayPal的传统，办公桌都是从宜家买来自己组装的。在我和查德的办公桌与大办公区之间，放着三张沙发，我的吉他正躺在上面，两位员工带来了他们的狗，其中有一只可卡犬特别容易兴奋，见生人就叫个不停。

我们也想继承一些Google的传统，办公室的一面墙上安放了大的储物架，被用来放置一些书籍和零食，也有一个小小的冰柜放着饮料，种类虽然不多，但总是能体现一些舒适感。Google办公室的一切设置都能让员工觉得那里就是家，而我们，我们只能尽量表达自己的心意。

在大办公区的外围，还有三间小小的会议室，大多数都很小，最大的那间可能有个5平方米，里面摆了一张大床。我们的一位员工在加班太晚的时候就住在那儿。会议室的窗外离火车站也就不到3分钟的路程，所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常常能听到火车经过的隆隆声。

除了火车声，还有另一件需要克服的事，这个办公室里没有专门的餐厅或是咖啡吧，每天，我们所有人都还要去厕所洗碗和喝咖啡的杯子，就跟12年前我刚来到PayPal那个最老的办公室时一样。

从Google离开之后，我和查德创立了新公司AVOS，但我们当时没想具体要做什么，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方向，在“社会化媒体”方面，希望能有所突破。所谓“社会化媒体”，大致上指的是“能互动的”媒体，或者说，如果缺乏用户的有效参与，平台基本上就是毫无内容的媒体。从最早创立YouTube开始，我和查德就一直对社会化媒体感兴趣，而随着社交网络的兴起，“社会化媒体”的浪潮爆发，这个浪潮的最大特点就是赋予了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现在，人们每时每刻都能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有人在推荐网站，有人在推荐网页，有人在推荐视频，有人每天抒发感想，有人点评世界大事。在这个愈加繁杂和碎片化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如何去找到最想要的信息，而哪些信息又会是不同的人所共同感兴趣的……你知道吗，Twitter用户现在每天发布的信息量已经超过2亿条，但我每天只能阅读最多1000条。同样，在YouTube上，各种有趣的视频录影每天更新，淹没了你的眼睛，有大量的信息不会被人看到，而截至目前，还没有哪个服务能够完全解决这一问题。

我和查德想在这个领域做点什么，但问题在于，我们始终不知道自己具体要做什么。甚至到了2011年，我们的想法都还常常变化，甚至每天一变。

2010年12月，我们得知雅虎正计划出售或关闭网站Delicious（美味书签），顿时觉得机会来了。Delicious是网络上最大的书签类站点，它帮助用户用词句和短语来标注人们在网站上看到的不同链接，同时也让用户在朋友之间分享这些“网络书签”。

Delicious的迅速崛起以及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开来，曾经一度被认为标志着互联网上社会化软件的复兴，但我们也不清楚为何在雅虎眼中这是一家需要出售的网站。

当我和查德听说雅虎计划关闭Delicious的时候，我们决定给杨致远打个电话，向他询问从雅虎收购Delicious的可能性。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在2011年4月，我们跟雅虎敲定了收购Delicious的协议，至此，一直未能决定主营业务的AVOS终于找到了下一个冲刺方向。在同年5月，我们还收购了另一家公司Tap11。这是一家数据分析公司，它将社交发布与分析整合进单一平台，帮助广告主监测其营销活动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它能够通过分析，来寻找社交网络上的人们到底感兴趣的是些什么内容。

在我内心的深处，隐隐觉得这个AVOS的新想法可能比YouTube还要伟大。它是一个社会化的搜索和推荐网站，不是冷冰冰的机器推荐。它能展现你的朋友们推荐给你的信息，也许会成为下一代信息检索的方式。

为此，我又开始日夜颠倒地工作，甚至将回家度周末的时间也用来工作。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每个星期，我和团队都工作超过100小时以上，很少睡眠。我是多么盼望着网站可以早点上线啊，这样我才能喘口气，去陪陪我的儿子。

然而在那之前，我还必须坚持下去。

令人格外兴奋的是，我发现了内心里一直没变的那点冲劲，那是作为一个工程师，在敲击一行行代码时隐隐浮现的自豪感。

在过去的四五年中，我主要是从事工程师管理工作，可是现在一切归零重新开始，我又得拿起键盘敲代码重操旧业。有时候写代码写到深夜三点，我也会站起身来冲一杯咖啡，从我们家在纳帕的大房子里向外望去，恍惚间会以为看到了帕拉奥托大学街165号的大门，那些疲惫却异常兴奋的年轻人正成群地从办公室走出来，然后走回到借住的小宿舍，在地板上和衣而卧睡上香甜的一觉。在硅谷待了12年，至今，我仍然还能自豪地说，我是典型的硅谷工程师！

1999年的时候，我离开伊利诺伊来到硅谷，那时候，我就发现这里有着一群奇怪的人。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可以说早已是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他们的家里也许有十几个卧室，有人还有私人的高尔夫球场，可是这些人明明已经很有钱了，却还是每天都驱车来到硅谷小城里最平凡普通的办公室，每周一待就是80小时，他们是为了什么？

刚来到硅谷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人肯定是疯了，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如果你拼命工作，慢慢地就能赚到钱，然后买下车子、房子，再盼着退休天天去打高尔夫球。可是当你每天去打高尔夫球，打了两个月的时候，实际上，你又会发现，你工作，是因为你喜欢工作，而不是要用它换取什么。

很多人现在跟我说，假如我有你那么多钱的话，我每天就会去想方设法地找乐子，而不是去工作，而我想要回答他们说，因为你们这么想，所以你们永远不会有那么多钱。钱不是目的，不要把它当目的。

现在我比较懂了这样的硅谷人，我跟查德的房子，都比这个小小办公室要好多了，但是我们还是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这个餐馆楼上的办公室里。

要解释清楚这样一种“硅谷现象”并不容易。人们都在谈论，乔布斯已经得了癌症，为什么他还要坚持去苹果的发布会上作演讲，还坚持去苹果上班，他难道不应该休息吗？这样疲惫地工作对于他的身体多么危险，他还去做什么？大家可能会说，乔布斯是为了苹果股价，但我认为这就是他的生活，他的“瘾”。

刚开始建立新公司的时候，我跟查德说自己不想要全职工作，只打算每周来三天，“因为我周一跟周五在家陪孩子”。“嗯，刚开始YouTube的时候，你也是说不要全职的，做做看吧。”查德回答说。是的，正如他所说，历史再次重演。看来他相当明白我，一旦有了挑战，我就停不下来，我会睡不着，一直想着这个项目，有时候睡着了，做梦都想着这个项目。

我永远不懂这样的人，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工作的时候想着工作，然后一到5点就下班忙着自己私人的事情。我永远也不会懂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也许是我自己不会作平衡吧。

其实，现在硅谷圈子里已经有一些公司跟AVOS做着同类的产品。我也想过，新的创业方向也许很伟大，但我可不能保证它一定成功，可越是这样，我越是觉得自己要做到最好。如果每天10小时可以算是基本完成任务，那么工作20小时就一定会更好，不知不觉，我又变成了每周工作100小时的状态。

很幸运的是，我和查德都不是很容易紧张的人，现在我也有心理准备，这次新的创业，最坏最坏的情况，就是这个项目要么写不出来，要么写出来却被认为不好用，或者是竞争对手太多。总之，如果我们这一次失败了，就会遭到别人的嘲笑，但最糟糕的情况也就是如此了，对吗？所以没什么不能接受的。

2　投资创新工场：硅谷人都有自己的“瘾”

这感觉让我熟悉，我们这些硅谷人都有自己的瘾。我们是些为了梦想而执著的疯子。我想，开复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真的能看到在自己的影响下可以出现一家伟大的公司，中国的公司。哪怕他只是幕后的投资者、帮助者，那也足以让他一生都开心。

自“百人会”之后，我和李开复的联系就多了起来，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他多次劝说我回中国工作，实际上，在Google的时候他就这么“努力”了好几次。2008年我正在满世界跑，YouTube在韩国等亚洲国家上线，我们跑日本、跑韩国，也来到位于北京的Google办公室参观。

为了强化让我回来的决心，开复甚至还劝我在中国找个女朋友：“你总是要找个亚洲女友的，对吧？”可是对不起开复，首先，就是那一次亚洲之行，让我在韩国遇到了我现在的太太，而且，我的硅谷梦还没完成呢。

我想总会有这么一天的，那时，我将会回到中国投身互联网创业，也会有机会回我的故乡上海常住，可是在此之前，我也想离中国这个正在高速成长的市场更近一些，于是我选择投资了他的“创新工场”。

这是一个很轻松的决定，我完全不需要犹豫。

那是在2009年8月的一次聚会上，就是我和开复互相“透露”即将离职的那次聚会。我们约在日本料理“王将”见面，我们享受着美味的鱼生，话题从我的新婚又聊到工作上，开复很认真地看着我说：“Steve，中国有太多优秀的工程师，好多的硕士、博士，他们拿着不高的薪资，却心怀梦想，只需要有一个好点子和机会把他们组织起来，应该可以创办很多成功的新公司。我不想看到这些人才资源被浪费掉。”开复说。他知道这件事会让我羡慕，因为我总在渴求优秀的开发工程师。他后来给我的邮件印证了这个说法，当这家名为“创新工场”的孵化器公司宣布开业的第一天，就有7000封简历送进了开复的邮箱，其中光是有博士学位的就上千人。在创业的第一年里，创新工场收到的简历总计达到10万份。

开复并没有主动向我募资，那次聚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他通知我他将自己创业。而谈到创业时，我发现他两眼放光，讲话滔滔不绝，明显比以前更加开心。“是，孵化器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可是在中国，有什么人愿意沉下心来认真做这件事？”他说，“我想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天使投资人，不仅找到优秀的创业团队，投资他们，我还准备打造一流的顾问团队，帮他们解决创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找办公室，到做市场活动，到团队管理，到招聘人才，你知道吗？在中国，一个创业团队要解决这些事，比在硅谷要难得太多了，你知道吗？”

而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你说这是不是件很费力的事？”他问。

是费力，但是你很喜欢，对吗？

我本来并不是很理解开复的选择，他完全可以结束疲惫的工作，选择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去休养，或者选择一个跨国公司继续当高管，轻车熟路。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他还要坚持到那些大学去作演讲？为什么他还要把自己的心力都投入到工作上，还要每天四五点钟就起床写邮件？每次他在硅谷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他接下来的第一反应都是说：“我要赶紧回去了，如果这个创意出现在北京中关村……”他这么忙碌是为了什么？反正不是为了钱。

那次聚会让我看到开复心底的热诚，平常他总是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乱，领带系得一丝不苟，一副职业经理人平和干练的模样，可是，一谈到创业，他的热情就掩不住地爆发出来。

这感觉让我熟悉，我们这些硅谷人都有自己的瘾。我们是些为了梦想而执著的疯子。我想，开复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真的能看到在自己的影响下可以出现一家伟大的公司，中国的公司。哪怕他只是幕后的投资者、帮助者，那也足以让他一生都开心。

除了目前正在创建的这家公司，以及投资创新工场，我其实还有不少投资在餐饮业、咖啡店和酒店。他们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对我自己来说，投资最重要的是找对人，而这些人的“瘾”，可以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来。

于是我插了一句话：“我希望能投资创新工场。”

而开复听了这话好像有些吃惊：“可是，你根本没问我已经融资了多少钱，也不问我的团队都是谁，你好像还是该问问吧？”“不，不用，只要是你的项目，这就够了。”

3　Delicious中国梦

一直以来，开复都很想我到中国去寻找新的创业基地，“你来看看，硅谷也在这里。”他说。是的，我同意，硅谷并不仅仅存在于旧金山往南的狭长谷地，它在每个创业者的心里都扎下了根，从我在创新工场的合作者当中，我看到同样的眼神：渴望、投入、热爱和永不服输。

在此之后，开复经常邮件给我，告诉我创新工场最近发生的故事，告诉我那个曾经让我好奇了很久的中关村是什么样子。

2008年奥运前夕，我曾经来过Google中国总部参观，在清华大学的东门外是一片创业园区，这里从1999年开始就是中国互联网创业潮的起点。高耸入云的楼群密密麻麻聚集在一起，里面一层层都是大小不一的互联网创业公司，有的宽敞明亮，有的不过只是70多平方米的一个套间。年轻的工程师们每天中午需要排队等上好几轮才能乘上电梯，在餐厅吃饭时还兴奋地讨论着代码细节，这是我在硅谷很少见到的景象，拥挤却繁荣。

后来我才知道，当开复离开Google，创新工场刚刚启动的时候，也曾在这些楼群中的一层里办公。在2009年底，这里曾经见证过不少创业者的梦，每天都有40多个人拿着自己的计划书站在创新工场门口等着，走廊上都站满了人，“有一扇落地玻璃窗被挤碎了”，开复说。找上门来的人很多，其中甚至包括寻找投资的修鞋连锁店，“我只能回答他说，我们的投资方向还是科技类的，所以很多传统产业的朋友也许会失望”，他告诉我。

开复想向我证明，在中国也有一个硅谷，同样有这样一批年轻人，他们为梦想没日没夜地工作，也跟我一样每周工作超过80小时。而他们面临的网民数量，是接近5亿，这远远超过美国的人口总数！

中国也有自己的社交网络，包括正在流行的微博，中国的微博用户已经有超过2亿，再加上各类社交网站和应用产品，信息因为人们的参与和互动加快了爆炸速度。如果说美国的网民面对浩瀚的信息海洋会无从选择，那么在中国，同样的问题也会存在，甚至更加令人头疼。

我有了个新想法，如果我的新产品Delicious也能进入中国，帮助人们从网上寻找到有效信息，这将是一个多么振奋人心的开端。而在今年夏天，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开复之后，他几乎没有考虑就表示，创新工场将全力支持Delicious进入中国，“当然你得起个中文名字，对于中国用户来说，这英文单词拼起来并不容易”。

从那之后，我就需要常常跟创新工场的工程师们视频会议。

那时候，创新工场已经搬了家，到了中关村核心的区域，现在被称为“中关村西区”的创业者聚集中心。这里紧邻着喧嚣的电脑卖场，拖着电脑机箱的小贩在街道中穿梭，导购员如影随形，热情地向顾客推荐数码产品，但往西几百米，就好像是另一个世界。

在“中关村西区”，有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总部大楼，有流行的社交网络和视频公司，但更有创业者聚集的小小咖啡馆。那些创业者们，在窄小的咖啡座里日复一日写着代码，或是寻找网站设计的灵感，或是跟投资人描述梦想，有时一坐就是一整天，看上去“人机合一”。每周，有一半的夜晚，这里都举行着大中小型的创业和投资沙龙，在拥挤的人群中，你常常能听到如下名词，Java、PHP、Python，这里的人是用计算机语言来交流的吗？

从摄像头里，我看到创新工场办公室一片拥挤的办公景象。呈长条状，像课桌一样安放的办公桌上堆满了电脑，有人在走廊上办公，有人借用了开复的办公室，每个人的桌上都摆着白色的碗筷，中午，大家就在办公室吃饭。这是一个2000平方米的办公室啊，比我新公司的办公室要大上许多倍，但不到两年就已经爆满了。

“我们的办公环境是不是让你不太习惯呢？”一位创新工场的工程师问我，“是太挤了，员工数量增长太快，我们的桌上足球都被挤到角落里了，因为没有地方放了。”

这是一个热得快要爆炸的办公室，即使在冬天，办公室里也需要开空调。这里也有热爱加班的族群，跟我在硅谷的团队很像，有员工在清晨“开工”时不小心踢到办公桌下的“物体”，发现是另一名同事在加班中睡着了；名为“点心”的手机操作系统项目业务增长迅猛，每五个员工里，就有一个自备了行军床，“本来也不想鼓励加班，可是工程师们写起代码来，就不容易停下来”。有一次，创新工场的另一位投资人查利在夜里11点到达创新工场，发现工位竟然有80％的上座率……

跟我合作的团队也是一样，我常常在旧金山时间的下午收到他们的工作邮件，那在北京时间是凌晨两三点。而我也“回以颜色”，常常加班到晚上三四点都在回工作邮件，“有件事很让我感动，”有一天，一位创新工场工程师在视频会议时突然严肃地对我说，“你跟我们一样晚睡晚起，一写起代码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你是典型的工程师！”我很好奇，回答道：“我当然是工程师，要不然，你以为我是什么？”而他则有些腼腆地回答说：“我以为你……反正完全看不出来你是亿万富翁。”

有时候，我出现在视频中的形象也会引起讨论，“你们在跟谁开会，陈士骏？就是号称写代码的人当中最懂时尚，穿着时尚的人当中最会写代码的，那个陈士骏吗？”一位工程师问道。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是我高高竖起的头发和闪闪发亮的耳环又惹人注意了。

现在，创新工场投资的项目已经超过20个，而到了今年下半年，最新的数字是已经投资超过34个项目。一些初期“毕业”的团队陆续搬出母公司办公室，有一部分项目拿到了第一轮融资。而我的项目Delicious也稳步进展，中国的朋友们应该不用太久就可以看到测试版。

一直以来，开复都很想我到中国去寻找新的创业基地，“你来看看，硅谷也在这里。”他说。是的，我同意，硅谷并不仅仅存在于旧金山往南的狭长谷地，它在每个创业者的心里都扎下了根，从我在创新工场的合作者当中，我看到同样的眼神：渴望、投入、热爱和永不服输。

创业者的激情在哪里都是一样，不管他们是住在带泳池的大房子里，还是睡在公司的地板上，不管他们是在加州的草坪上喝着咖啡凝神静思，还是在中关村拥挤的餐厅排着长队，心里却对代码念念不忘。反正，他们永远会站在“无聊”的对立面，永远那么折腾，绝不让自己虚度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