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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一部 黄貂鱼
1
假如那位年轻的塔利班保镖知道打手机会让自己丢了小命，那他就不会打了。但是他不知道，所以他打了手机，所以他死了。
二○○五年七月七日，四名炸弹袭击者把他们的帆布背包留在了伦敦市中心。有五十二个上下班的市民在这场袭击中丧生，七百人受伤，其中至少一百人终身致残。
这四名恐怖分子中有三个是在英国出生、长大的，但他们的父母都是巴基斯坦的移民。第四个人在牙买加出生，后来入籍英国，并转而信奉伊斯兰教。他和另一个人还不满二十岁，还有一个二十二岁，组长三十岁。四人都在英国本土的激进清真寺中接受过激进的说教，或被极端主义洗脑，成了激进分子。
爆炸后不到二十四小时，警方就已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追踪到了英格兰北部城市利兹附近他们各自的居所。四人都操着带有约克郡口音的英语；组长是一位专业技能教师，名叫穆罕默德・西迪克汗。
在对他们的住所和财物进行搜查时，英国警方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并决定不予公开。四张发票显示，两名年长者中的一人曾经购买过即买即用的一次性手机，这种手机有三个频段，可在全球各地使用。每部手机还附有一张预付二十英镑话费的SIM卡。手机都是用现金购买的，现在都已经不见了。但警方追查到了手机的号码，并对其发出了红色警报，以防止它们再次使用。
警方的调查还发现，西迪克汗与其在小组里的密友——一个名叫什哈扎德・塔维尔的年轻的旁遮普人 [1] ——曾在去年十一月去过巴基斯坦，并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他们在那里见过什么人警方目前还不清楚，但在爆炸之后的几个星期，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播放了一段由西迪克汗制作的关于他计划自杀式袭击的挑衅视频，该视频显然是他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逗留期间制作的。
直到二○○六年下半年才搞清楚，其中一名炸弹袭击者将一部这种无法追踪的手机送给了他的领导——一位“基地”组织的教官。英国警方现已确认，如果没有外界的指导，那几个人是制造不出炸弹的。
不管这个“基地”组织的教官是谁，他似乎又把这部手机作为礼物敬献给了奥萨马・本・拉登核心组织的一名高层成员。此时本・拉登正匿身于白沙瓦以西，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延展的南瓦济里斯坦 [2] 荒凉群山间。这部手机应该只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才能启用——“基地”组织的所有指挥官都对手机的使用很小心，但这位献礼的教官当时不可能知道，那个英国的狂热分子居然会愚蠢到把发票留在了英国利兹市居所的书桌里。
本・拉登的核心组织共有四个部门，分别负责行动、财务、宣传和教义。各部门都有一个首领，这四个首领只有本・拉登和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才可以领导他们。二○○六年九月的时候，整个“基地”组织的财务总管是扎瓦希里的埃及同胞——塔菲克・库瓦。
九月十五日那天，塔菲克・库瓦经重重身份伪装，刚刚从山区之外的据点巡游回来，正潜伏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市内，等待一位向导的到来。那个人会带他去瓦济里山区，参见酋长本人。
为保证库瓦在白沙瓦短暂逗留期间的安全，“基地”组织已为他指派了塔利班在当地的四名狂热分子。他们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们生长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山区，那里的部落错综复杂，是连政府都管理不了的边境地区。从国籍上说，他们是巴基斯坦人，但从部族角度来说，他们是瓦济里人。他们讲普什图语而非乌尔都语，而且他们也只效忠于普什图人——瓦济里是普什图的一个分支。
这四个警卫员从小都是在思想极端的伊斯兰教学院里长大，属于坚定的伊斯兰瓦哈比教派——这是伊斯兰教中最清苦、最严厉的教派。除了背诵经文，他们别无其他知识和技能，因此，就像其他几百万从此类宗教学院里毕业的年轻人一样，他们根本找不到工作。但对于部族首领布置下来的工作，他们会拼死去完成。那年九月，他们受命去保护那位操尼罗河阿拉伯语、但也能说一些普什图语的中年埃及人塔菲克・库瓦。四名年轻的保镖中有一个人名叫阿卜德拉希。他骄傲和欢乐的源泉，是他拥有一部手机。不幸的是，手机没电了，因为他忘了充电。
时间已是午后，这时候出门去当地的清真寺做祷告太危险了。库瓦已经在顶楼的公寓里与警卫员们一起做了祈祷，然后吃了一点点食物便去休息了。
阿卜德拉希的兄弟居住在几百公里以西同样是原教旨主义 [3] 的城市基达，而他们的母亲病了。他想问候母亲，所以取出手机想打。不管他要说什么，都是要紧的，就像全世界五大洲每天通过太空进行的几万亿次通话一样。但这部手机没法通话了。他的一位同伴指了一下手机屏幕上的电量显示，解释说要充电了。这时，阿卜德拉希看到了那位埃及人放在客厅手提箱上面的那部备用手机。
那部手机充足了电。他想了想，觉得没什么不妥，于是便拿起来拨打了他兄弟的电话号码，听到了从遥远的基达传来有节奏的振铃声。在巴基斯坦反恐中心设在伊斯兰堡的一个地下监听站里，一只小小的红色警示灯闪烁起来。
在当地居民眼中，汉普郡是英格兰最美的郡。它位于南部海岸，面临英吉利海峡，拥有大型商港南安普顿以及军港朴次茅斯。它的行政中心是历史名城温切斯特，市内坐落着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大教堂。
在汉普郡中心，远离高速公路和主要公路的乡间，是静谧的梅恩河谷地。蜿蜒流淌的河流两岸分布着足可上溯到撒克逊时代 [4] 的小村庄。
河谷地带唯一的一条A级公路自南而北穿行而过，其余的则是由林木、树篱和牧场隔出来的蜿蜒小路结成的路网。这里曾是农牧地区，田地的面积要么在十英亩以下，要么在五百英亩以上。许多农舍都是用古老的木梁和砖瓦盖起来的，其间穿插着一片片高大漂亮的古代建筑。
有一个人正站在这样的一座谷仓屋顶上，俯瞰整个梅恩河谷，以及相距只有一英里的梅恩斯托克村。此刻，在相隔几个时区的东方，塔利班保镖阿卜德拉希正在拨打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通电话；而屋顶上的这个人擦去额头上的汗水，继续小心地搬移那些几百年前就已经铺上去的瓦片。
他本该雇用一组专业的房屋翻修工人。他们会围着整座谷仓搭起脚手架，这样就能更快、更安全地完成这项工作，但费用要高得多。这就是问题所在。屋顶上拿着羊角锤的这个人当过兵，经历了二十五年的军旅生活后刚刚退伍。他已经花去了大部分的退伍金来购买他的梦想：最终在乡间拥有一个可以叫作家的地方——这座谷仓和旁边的十英亩土地，还有一条土路，能连接附近的小径继而通到村里去。
但军人并不是全都善于理财。对于把这座中世纪的谷仓改造成一幢乡间别墅和一个温暖舒适的家，专业房屋修建公司报出来的价格使他倒吸一口凉气。于是他决定无论花多长时间，他都要自己动手翻修改造。
他凝视着这片田园牧歌般的土地，脑海里飞快地盘算着。屋顶已修复成早先的防漏形式，保留着原先十分之九的完整瓦片，其余十分之一是从旧房建材销售处购来的；小梁上的椽子依然完好，如同当初从橡树上砍下来时一般，但格条木必须拆下来，换上现在好用的房顶油毛毡。
他想象着他即将在脚下尘土飞扬的地方打造出客厅、厨房、书房和门厅。他知道需要由专业人员来铺设电路和管道，不过他已经报名参加在南安普顿技术学院的夜校培训班，学习泥工、木工和漆工等课程。
有一天，这里将会有一座铺有石板的庭院和一个花园；那条土路将变成一条砾石车道；羊群将会在昔日的果园里吃草。每天晚上他在围场的帐篷里宿营时，将能享受着夏日的热风以及青草、泥土的芳香。他估算了一下工程进度和开支状况，认为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勤劳，是可以凭借他那不多的预算生活下去的。
他现年四十四岁，橄榄色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身体精瘦，肌肉发达。他已经经历得太多了：太多的沙漠丛林，太多的烈日酷暑，太多的蚊叮虫咬，太多严寒刺骨、令人战栗的夜晚，太多难吃的垃圾食品和四肢的僵硬酸痛。从现在起，他要在当地找一份工作，养一条拉布拉多或两条罗素梗犬，或许还可以找个女人和自己共度余生。
屋顶上的那个人又搬动了十二块瓦片，留下十块完整的，把破碎的两片扔了下去。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那只红色警示灯闪烁起来。
许多人认为手机使用预付的充值SIM卡，以后就不会产生话费的结算事宜了。对手机和SIM卡的购买者和使用者来说确实如此，但对服务商来说则不然。除非手机是在购机地点的周边范围内拨打使用，否则还是会有账目需要结算的，但这些账目只需在通讯公司之间进行结算，而且是由电脑完成的。
当阿卜德拉希的电话被他在基达的兄弟接听时，他就在使用设在白沙瓦的无线电发射塔了。这座发射塔属于巴基斯坦电信公司。所以该公司的电脑开始探寻这部手机在英国的供应商，也就是用电子信号发话：“你的一位客户在使用我的时间和信道，因此你欠费于我。”
多年来，巴基斯坦反恐中心一直都要求巴基斯坦电信公司和它的一家对手公司把所有拨打和接听的电话都转发给反恐中心监听站。而且在英国的提示下，反恐中心已经在他们的窃听电脑里安装了英国的软件，其程序可以截取某些特定号码。其中的一个号码突然被激活了。
一个能说普什图语的年轻的巴基斯坦陆军中士，按下了控制板上的一个按钮，他的上级军官来接听了。那位少校听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他在说什么？”
中士听了听，回答说：“有关发话人母亲的一些事情。他好像是在和他的兄弟通话。”
“从哪里打来的电话？”
又核查了一下。“白沙瓦发射台。”
无须多说。整个通话将被自动录音，以供今后分析研究。眼下要做的是确认发话人的地点。当天值班的这位反恐中心少校深知，仅靠一次短暂的通话是无法确定发话地点的。这个傻瓜总不会在线聊很久吧？
在地下室上层他的办公桌上，少校按了三个按钮。通过快速拨号，反恐中心白沙瓦监控站主任办公室的一部电话响了起来。
多年前，早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纽约世贸中心遭袭，即现在众所周知的九一一事件之前，巴基斯坦的联合情报部门，简称ISI，从军队接纳了许多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这就是它的问题所在——在与塔利班及其客人“基地”组织的斗争中变得相当不可靠。
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将军别无选择，只能听从美国的强烈“忠告”，清理门户。一种方式是通过持续的工作调动把极端激进的官员从情报部门清退回军队；另一种方式则是在ISI中创建精英的反恐中心，配之以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没有瓜葛的年轻有为的军官。前装甲兵指挥官阿布杜尔・拉扎克上校就是其中一个。他是白沙瓦反恐中心的负责人，下午两点半，他接听了这个电话。
他认真倾听着他的同事从首都伊斯兰堡的来电，然后问道：“多长时间了？”
“到现在为止，大概三分钟。”
拉扎克上校的运气很好。他的办公室与巴基斯坦电信发射塔只相距八百码，通常定位测向仪能够有效工作的范围是半径一千码，他正好处在此范围之内。他叫上两名工程技术人员，匆匆跑上办公楼的天台，开始用定位测向仪扫描整个城市，以便把那个信号源锁定在一个更精确的范围之内。
在首都伊斯兰堡，那位负责监听的中士向他的上级军官报告：“通话结束了。”
“该死，”少校咒骂了一声，“三分四十四秒。恐怕无能为力了。”
“但他似乎没有关机。”中士说。
在白沙瓦老市区的一套顶楼公寓里，阿卜德拉希犯下了他的第二个错误。听到那个埃及人从房间里出来的声音，他仓促地结束了与兄弟的通话，把手机塞进了旁边的一个坐垫底下。但他忘了关机。在半英里之外，拉扎克上校的定位测向仪把范围越缩越小。
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巴基斯坦开展着一些大行动，原因很明显，巴基斯坦是当前与恐怖活动作战的一个主战场。而西方盟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一大优势便在于，英美两大情报机关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开始通力合作了。
当然，这两个情报机关之间也有些嫌隙，尤其是一九五一年的英国特工人员菲尔比、布基斯和麦克莱姆的叛逃事件之后。但随后，美国人发现他们自己也有一帮叛徒在为莫斯科工作，于是两个情报机关间的互相指责停止了。一九九一年，冷战的结束使大西洋两岸的政客们作出了愚蠢的推测，他们认为和平终于来临，并将永驻。其实，新冷战正在孕育，它悄悄地隐藏在伊斯兰深处，正经历着降生前的阵痛。
“九一一”以后，两个情报机关再也没有竞争了，甚至连传统的讨价还价也结束了。现在的游戏规则变为，如果我们有，你们的人最好也能分享，反之亦然。于是工作方向转为共同努力从外国情报机构获得情报，但什么也比不上英语国家情报人员之间的紧密合作。
美英两国驻白沙瓦的情报负责人，拉扎克上校都认识。从个人感情上说，他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代表布里安・奥多德更亲近些，而且这部捣蛋的手机也首先是在英国发现的。所以他从屋顶上走下来后，先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奥多德。
这时候，库瓦先生去了洗手间。阿卜德拉希把手伸进坐垫底下取出手机，放回公文箱上。他发现手机还开着，立刻怀着负罪感赶紧关了机。不过，他担心的是电池耗电，而不是遭截听。不管怎么说，他迟了八秒钟，定位仪已经测定了方位。
“你说你找到它了？这话什么意思？”奥多德问。他觉得今天突然变成了圣诞节，而且还有各种生日、节日都一拥而来。
“毫无疑问，布里安。这次通话来源于老市区内一栋五层住宅楼的顶楼公寓。我的两名便衣人员正赶赴那里去侦察，以便制定突袭方案。”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现在天刚黑。我想在凌晨三点发起行动，但风险很大。他们也许会从笼子里逃走……”
拉扎克上校曾在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参加过为期一年的为英联邦国家军官举办的培训班，他对自己所掌握的英语谚语沾沾自喜。
“我可以过来吗？”
“你想来吗？”
“教皇是天主教的吗？”爱尔兰人奥多德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那还用说吗？
拉扎克开怀大笑。他乐于接受这种善意的玩笑。
“作为真主的信徒，我可不知道。”他说，“好吧，六点钟，到我的办公室来。但要穿便服。我的意思是‘我们’的便服。”
他的意思是不但不能穿制服，而且也不能穿西装。在白沙瓦老城区，尤其是在基沙卡瓦尼集市，只有宽松的裤子和长衫才不致引人注意，山区部族的长袍和头巾也可以。奥多德也应该这样着装。
将近六点时，这位英国特工驾着他的附有黑色玻璃贴膜的黑色“丰田”陆地巡洋舰准时赶到。一辆英国的“陆虎”也许更能体现爱国主义精神，但丰田颇为当地的原教旨主义分子所喜爱，而且也不会引人注意。他还买了一瓶芝华士，这是阿布杜尔・拉扎克最喜爱的烈酒。奥多德曾经就偏好苏格兰烈酒的口味而责备过他的巴基斯坦朋友。
拉扎克是这么回答的：“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穆斯林良民，但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我不碰猪肉，但并不反对跳舞和抽烟。禁止这些的是塔利班的狂热分子，我是不赞同的。至于葡萄酒和麦芽酒，早在四大哈里发时期 [5] 就已经广泛饮用了。如果有一天到了天堂，有哪个职位比你高的人为此而责备我，那么我会乞求仁慈的真主宽恕。现在，请给我满上。”
一位装甲兵部队的军官会变成这么优秀的警察，也许是有点奇怪，但阿布杜尔・拉扎克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三十六岁，受过教育，已婚，有两个孩子。他喜欢横向思考，还喜欢在面对敌人时运用如眼镜蛇一般冷静和狡猾的战术，不欣赏横冲直撞的大象。如果可以的话，他不想通过激烈的交火拿下那座住宅楼的顶层公寓。因此，他选择悄无声息地摸过去。
白沙瓦是一座古城，其历史最悠久的部分就是基沙卡瓦尼集市。数百年来，长途商旅的驼队经大道通向高耸入云、令人胆怯的开伯尔山口，继而进入阿富汗之前，总要在这里稍事休息，休整人员和骆驼。与所有著名的集市一样，基沙卡瓦尼总是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基本需求——毯子、披肩、地毯、黄铜制品、紫铜碗盆、食品和饮料，应有尽有。如今，这个集市依然如此。
这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的地区。一双老练的眼睛能够根据头巾分辨出阿夫里迪人、瓦济里人和附近的巴基斯坦人，还有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戴齐塔拉尔帽子的北方人，以及戴防冻皮帽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
在迷宫般的街道小巷里遍布着各种商铺和摊贩，有钟表集市、篮筐市场、货币兑换市场、花鸟市场，还有说书人的卖艺场。在帝国时代，英国人曾把白沙瓦称为“中亚的皮卡迪里”。
定位仪测定，手机通话源所在的那套公寓，就是在老集市的一栋又高又窄、有着繁复雕刻花纹的阳台和百叶窗的楼房里。这栋楼共有五层，一层是一个地毯仓库。仓库前面的巷子只容得下一辆小汽车通行。由于夏季炎热，为了使住户们晚上能够吹到一丝凉风，所有这些房屋都建成平顶式，并开辟了从下面的巷子里直通到楼顶的外置楼梯。拉扎克上校率领一支追捕队悄然靠近目标。
他派出四名身着部族服装的特警，来到与目标相隔四栋楼房的一座建筑的屋顶。接着，他们静静地从一座楼顶走向另一座楼顶，直至到达最后的目标建筑，然后等待着信号。上校带着六名特警从街面踏上了楼梯。他们的衣袍里都藏着自动手枪，除了那位侦察兵——一个肌肉发达的旁遮普邦人，手里提着一把大铁锤。
他们在楼梯口一字排开后，上校朝侦察兵点了点头。侦察兵挥起铁锤，一下就砸破了门锁。房门朝内洞开，缉捕队冲了进去。同时，屋顶上出动了三个人从楼梯上跑下来，剩下一个人留在屋顶，防止有人逃走。
当布里安・奥多德后来试图回忆这次行动时，他觉得一切都发生得无比迅速，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房间里的人感觉也是如此。
缉捕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也不知道会发现什么。有可能里面是一支小部队，也有可能是一家人在喝茶。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套公寓的套型和布局。在伦敦或纽约也许会找到建筑图纸的存档，但基沙卡瓦尼集市不会有。他们所知道的只是一个被通缉的手机从这里打出了一个电话。
实际上，他们发现有四个年轻人在看电视。在起先的两秒钟里，他们还以为袭击的也许是一个正常、无辜的家庭。不过，随后他们很快发现眼前的四个年轻人都蓄着大胡子，都是山地人。其中一个作出了快速反应，把手伸进衣袍里去掏枪。他叫阿卜德拉希，但他马上就死了——从“赫克勒和科赫”MP5型冲锋枪里射出来四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其余三个人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按倒在地，被制服了。拉扎克上校的指示很清楚，如果有可能，尽量抓活的。
从卧室里传来一记破碎声，宣告有第五个人存在。那位旁遮普邦人已经扔掉了锤子，但他的肩膀就够用了。在他的猛烈撞击下，卧室门倒了下来，两名反恐中心的特警冲了进去，后面跟着拉扎克上校。在房间的中央，他们发现了一个中年埃及人，眼睛因惊恐和愤恨而瞪得又大又圆，正弯腰想把刚才他狠摔在地砖上的笔记本电脑收拾起来。
然而他明白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于是转身跑向了敞开的窗户。拉扎克上校大叫一声：“抓住他!”但是巴基斯坦缉捕队没能成功。因为天气炎热，那个埃及人光着上身，又因为出汗，他的身体滑溜溜的。他在栏杆前甚至都没有片刻犹豫，纵身跳了下去，落在四十英尺下的鹅卵石路面上。不出几秒钟，过路人就围住了他，这位“基地”组织的财务总管只“咯咯”咕哝了两声就死了。
这栋楼房和街巷已经人声鼎沸，乱作一团。拉扎克上校打手机招来了停在四个街区之外的一辆车窗拉得严严实实的大客车，那是他事先安排好的。车里满载着五十名身着军装的士兵。他们沿着巷子跑过来维持秩序，把整栋楼房隔离起来。拉扎克上校将会及时走访每一个邻居，当然，首先就是房东，一楼的那个地毯商。
街上的尸体已由士兵们围了起来，还盖上了一条毯子。担架很快就会到，尸体将被运到白沙瓦总医院的停尸房。谁也不知道死的究竟是什么人，只知道他宁愿死也不想被抓住，送往设在阿富汗的美国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受审。
拉扎克上校从阳台上转过身来。三名俘虏已被戴上了手铐和头罩。必须派一支部队把他们押送着离开这里。这里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地盘，这个街区的部族群众不会站到他这边的。在送走俘虏和尸体之后，他将会留下来彻底搜查这套公寓，仔细寻找关于持有遭通缉手机的那个人的一切线索。
在袭击开始前，布里安・奥多德按要求留在楼梯口。现在他站在卧室里拿着那台被摔坏的东芝笔记本电脑。他们两人都知道这肯定是最大的收获。所有的护照、手机、任何看上去丝毫不重要的纸片，都将被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做全面的分析；犯人和邻居也要接受详尽的审问，以获取任何有用的情报。但首先是这台笔记本电脑。
假如那个死去的埃及人认为砸碎笔记本电脑的外壳就能破坏里面的内容，那么他也未免太乐观了。即使想删除电脑里的文件也是徒劳的。英美都有一群电脑天才，他们将会不遗余力地取出硬盘，剥离无关信息，挑出电脑曾经记录过的每一个有用的字符。
“不管他是谁，死了总是怪可惜的。”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工奥多德说。
拉扎克咕哝了一声，他觉得自己的决策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拖上几天，这个人很可能会消失。如果总是在这座房子周围探头探脑地监视，那么他的特工将会被发现，鸟儿就会飞走。所以他采取了果断的突袭行动，假如再有五秒钟时间，他就能给这个自杀者戴上手铐了。他打算向公众发布一份声明：一个不知名的罪犯在拒捕时坠楼身亡。确认该尸体身份的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中。如果的确是“基地”组织的一名高官，那么美国人将会载歌载舞地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以宣告这个胜利成果。但是，他现在还不清楚塔菲克・库瓦的职位到底有多高。
“你在这里一时还脱不开身吧，”奥多德说，“我帮你把这台笔记本电脑安全地带回到你们的总部去如何？”
幸好阿布杜尔・拉扎克具备一些奇特的幽默感。在他的工作中，幽默是下台阶的梯级。在情报界这种秘密工作中，只有幽默能使人保持明智。他喜欢“安全”这个词。
“太好了，”他说，“我派四个人送你上车，只是以防万一。事情全部结束后，我们可要一起分享今晚你送来的那瓶宝贝。”
在四名巴基斯坦战士的簇拥下，这位秘情局特工怀抱着珍贵的物品，回到了他那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上。他所需的设备都已经放在了汽车的后部；刚才保护着车和设备的是他的司机——一位忠心耿耿的锡克族人。
他们行驶到了白沙瓦郊外的一个地点，在那里，奥多德把这台东芝笔记本电脑联上了他自己那台更大、功率更强的东芝笔记本上，由此通过电子空间连通了英格兰科茨沃尔德山区切尔特纳姆的英国政府通讯总局。
奥多德知道该如何操作，但作为一个电子技术的外行，他还是对这种技术的神奇魔力感到眩晕。在几秒钟之内，几千英里之外的英国政府通讯总局已经获得了这台东芝电脑里的所有硬盘资料。它掏空了电脑的内脏，就像蜘蛛一口气把一只捕获的苍蝇肉汁吸干一样迅速高效。
然后英国情报站站长驱车将这台笔记本电脑送回反恐中心总部，安全地交到了巴方警官手中。在他抵达反恐中心大楼之前，英国政府通讯总局已经与设在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共享了这些珍贵的资料。此时是白沙瓦的深夜，科茨沃尔德的黄昏，马里兰的下午三点。不过这算不了什么，英国政府通讯总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大楼里是没有灿烂阳光的，那里的工作不分昼夜。
这两个情报机构都设在乡间，而且都在通过一根根电线杆对所有的通话进行无遗漏的监听。人类每天用五百多种语言和一千多种方言所进行的几万亿次电话通讯，都被窃听、采集、筛选、分类、排除或截留，如果引起了特工的兴趣，它们就会被分析、研究和追踪。
而这些仅仅是个开始。两个情报机关每天要对几百份电子信号进行编码和扰频，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专业部门，负责探测和揭露电子空间的犯罪。当地球转过了又一个昼夜，这两个机构开始破解库瓦试图销毁的秘密文件。专家们找到了被删除的文件，并将其恢复原貌。
这个挖掘的过程好比熟练的油画修复师的工作。在小心擦洗之后，外面的污垢或者后来的涂层会从画布上消失，从而揭示出下面隐藏着的内容。库瓦先生自认为已经删除或覆盖了的一个又一个文件，开始从东芝笔记本上显露出来了。
其实在与拉扎克上校一起参加缉捕行动之前，布里安・奥多德就已经报告了他的上司——英国驻伊斯兰堡情报站站长。这位英国高级特工也已经通知了他的“兄弟”——美国中情局情报站站长。现在，两名西方情报机构的代表都在急切地等待着消息。在白沙瓦，这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拉扎克上校带着好几袋珍贵的战利品，在午夜时分从基沙卡瓦尼集市返回总部。三名被生擒的保镖已被关进了办公楼地下室的牢房里。他肯定不会把他们送进普通的监狱，因为在那里，越狱或是在他人帮助下自杀几乎是家常便饭。伊斯兰堡现在知道了他们的名字，无疑正在与美国使馆和中情局驻巴情报站讨价还价。上校认为他们将会被押解到阿富汗巴格拉姆去接受长达几个月的审讯，但他怀疑，这三个家伙也许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保护的人到底是谁。
在英国利兹购买的那部引发事端的手机已被找到，并得以确认。案情正在慢慢地清晰起来，愚蠢的阿卜德拉希只是未经许可借用了一下。他现在躺在停尸间的一块石板上，胸部吃了四颗子弹，但面部仍完好无损；隔壁屋子的埃及人则已经面目全非，但市里最好的整容外科专家正在设法把他的外貌复原。专家完成手术之后，给尸体拍了一张照片。一小时后，拉扎克上校兴奋难抑地给奥多德打了一个电话。
与其他所有反恐机构一样，在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巴基斯坦的反恐中心也有一个庞大的疑犯照片图库。
虽然巴基斯坦与埃及相距遥远，但这算不了什么。“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来自至少四十个国家和八十个部族，而且他们还在不断流动。拉扎克把自己的计算机接到办公室的等离子大屏幕上，整晚都在播放图库里的各个面孔，终于，他想起了一张脸。
从缴获的十一本伪造得几可乱真的护照上，已经清楚地表明这个埃及人一直在旅行，为此他显然已经改变了面容。然而这张普通的面孔——这张在西方银行会议室也毫不嫌突兀的面孔，它的主人为了自己扭曲的信仰而憎恨所有持异见的人——似乎与躺在大理石板上的那个摔碎了脑袋的家伙有几分相像。
他打电话过去时，奥多德正与美国中情局驻白沙瓦的代表一起吃早餐。两个人放下还没来得及吃的煎蛋，匆匆赶赴反恐中心总部。他们也凝视着这张脸，并把它与在停尸间里拍摄的照片作了对比。如果这是真的……他们现在都急着想做一件事——向他们的总部报告这个惊人的发现：躺在停尸房里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基地”组织财务总管塔菲克・库瓦本人。
中午，巴基斯坦陆军的一架直升机飞过来，把所有的人和物品全带走了：戴着镣铐和头罩的三名俘虏，两具尸体，以及从那套公寓里收集到的几箱证据。首都伊斯兰堡方面对他们深表谢意，但白沙瓦只是一个分部，案件的重心正在快速地转移。事实上，重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马里兰州。
事后来看现在我们称之为“九一一”的灾难，有一件事十分清楚，而且谁也无法予以否认。那就是，关于某种威胁正在酝酿的情报早就有了，而且有很多，不是包装精美的大礼包，而是零零星星的片断。在美国，十九个情报收集机构或执法机构中，有七八个都获得了散碎的情报。但他们从来没有互相交流过。
自从“九一一”之后，美国的情报机构经历了重大改组。现在有六个主管，任何情况都必须在初始阶段就向他们汇报。其中四位是政治家：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另两位专家分别是，国家安全顾问史蒂夫・哈德利，监管国土安全部和十九个情报机关；以及负责其中首要情报机关的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内格罗蓬特。
中情局依然是负责国外情报收集的机关，但中情局局长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统天下了。每个人都要向上面汇报。有三条口号：核对，核对，再核对。在众多主要的情报机构中，设在马里兰州米德堡郊外的国家安全局就人员和预算资金来说，规模最大，也最隐秘。它与公众和媒体断绝了一切联络。它在黑暗中工作，倾听、破解、翻译和分析一切信息。但有些窃听到的、录到的、下载的、翻译过来的和研究出来的内容无法破解，所以还要请求局外的专家委员会予以协助。这些专家委员会中的一个就是古兰经委员会。
当来自白沙瓦的珍贵信息以电子或实物形式到达时，其他情报机关也开始了工作。确定死者身份至关重要，这个任务交给了联邦调查局。不到二十四小时，调查局报告说已经确认完毕。从白沙瓦阳台跳下去的人确实是“基地”组织的财务总管，也是本・拉登仅有的几个密友之一。他们是通过塔菲克・库瓦的埃及同胞艾曼・扎瓦希里认识的，是他发现并网罗了这位银行家。
国务院接手了那些护照。令人惊奇的是有十一本之多。其中两本从未使用过，但盖满了欧洲和中东的出入境印戳。毫不奇怪的是，有六本护照都是比利时的，均使用了不同的名字，都是真护照，只有个人信息部分是伪造的。
在全球的情报界，比利时一直是一个漏洞。自一九九○年以来，报告说比利时有一万九千本“空白”护照遭窃，这只是政府官方通报的数字。事实上，它们是被政府的公务员受贿卖掉了：其中四十五本是由比利时驻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总领事馆售出的；二十本是由比利时驻荷兰海牙的大使馆售出的。刺杀反塔利班抵抗战士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 [6] 的摩洛哥杀手所使用的两本护照，就属于后者。库瓦所持有的六本比利时护照中的一本也是如此。另外五本估计属于仍然失踪的那一万八千九百三十五本之列。
联邦航空管理局利用它遍及国际航空界的关系和影响力，核对了机票和旅客名单。这工作很麻烦，但出入境印戳能精确地指向应该核查的航班。
渐渐地，事情开始露出了端倪。塔菲克・库瓦似乎在负责秘密筹措巨款，用于目的不明的采购。没有证据表明他亲自出面筹款，所以唯一合乎逻辑的推理是他出资请人以他们的名义进行采购。美国当局将不遗余力地去查清他到底见过什么人。他们猜测，这些名字将会揭露出横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整个恐怖组织网络。而引人注意的是，有一个恐怖主义时常袭击的国家这个埃及人却尚未造访，那就是美国。
这一系列发现，到米德堡这里放缓了。那台在白沙瓦公寓里缴获的东芝电脑里下载了七十三个文件。有些仅仅是航空公司的航班时刻表，上面所列的库瓦曾经搭乘过的航班现在已经搞清楚了。另外一些是公共领域的财务报告，显然曾引起这位财务总管的兴趣，所以他存下来，留着以后仔细研究。但它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大多数文件是英文的，也有一些用的是法文和德文。调查者已经知道，除了母语阿拉伯语之外，库瓦的英法德这三种语言都运用得十分流利。现被关押在阿富汗巴格拉姆军营里的三个被抓获的保镖已经全盘招供，他们透露说那人还会说一些普什图语。这说明他曾经在阿富汗待过一段时间，虽然西方情报机构尚不清楚是在何时何地。
有一些阿拉伯语的文本引起了调查者的不安。米德堡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陆军基地，所以由国防部管辖。国家安全局的局长是一位四星上将。阿拉伯语翻译处处长来求见的，就是这位将军。
自九十年代以来，除了频繁的巴以冲突之外，伊斯兰恐怖主义也开始发展，最突出的事例是一九九三年拉姆齐・尤素福试图用汽车炸弹袭击世贸中心。所以国家安全局的阿拉伯语翻译队伍一直在扩展。在“九一一”以后，上头强调：“这种语言的每一个单词，我们都要知道。”所以阿拉伯语部门非常庞大，译员队伍有几千人，大多数是在阿拉伯国家出生并接受教育的，但也夹杂着一些非阿拉伯裔的学者。
阿拉伯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除了《古兰经》和一些学术经典是用阿拉伯语写就的以外，还有五亿人说这种语言，至少有五十种不同的方言和口音。如果说得很快、带有浓重的口音、使用当地的土语，或是通话的音质不好，那必须要依赖一名与说话者来自同一地区的译员，才能理解每个词语的确切意思和细微差别。
而且这是一种花哨的语言，广泛使用想象、奉承、夸张、明喻和暗喻。此外，这种语言还十分圆滑，语句中常常含有暗示而不是明确地表达意思。这与表义单一的英语有很大差异。
“我们着重调查了最后两份文件，”阿拉伯语处处长向局长报告说，“它们似乎有不同的写作风格。我们相信其中一份文件很可能出自艾曼・扎瓦希里本人，另一个是由库瓦写的。根据扎瓦希里此前的讲话和录像，第一个文件的遣词造句风格似乎就是他的。当然，配上话音之后我们就会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回复好像是来自库瓦，但我们没有他写过的阿拉伯语文档，无从对比。作为一个金融家，他的常用语言是英语。
“但两个文件都反复提及了《古兰经》及其中的段落。他们在祈求真主保佑某件事情。我有许多阿拉伯语学者，但《古兰经》是在四百年前写就的，所使用的语言及其微妙的意义很特别。我认为我们应该召集古兰经委员会来看看这两份文件。”
将军点了点头。
“好的，教授，听你的。”他抬头对他的副官说，“把我们的《古兰经》学者都召集起来，哈利。安排他们坐飞机过来。不得延误，不得推托。”
2
古兰经委员会共有四个人，三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学者。他们都是教授，都不是阿拉伯人，但毕生都在研究《古兰经》以及关于《古兰经》的成千上万篇评论文章。
其中一位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遵照米德堡的命令，一架军用直升机把他接到了国家安全局。两位分别在兰德公司和布鲁金斯学院，都在华盛顿。两辆军车把他们接了过来。
第四位是最年轻的特里・马丁博士，正在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讲学。他来自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该学院以擅长阿拉伯学的研究而闻名于世。
在关于阿拉伯学问的研究方面，这位英国人最具优势。他生长在伊拉克，是当地一家大型石油公司一位会计师的儿子。他的父亲特意不让他读英美的学校，而是把他送进了一所专门接收伊拉克精英人士子弟的私立学校。在他十岁时，至少他的阿拉伯语能与阿拉伯孩子说得一样好了。只有那张粉红色的脸和一头姜色头发才让他无法成为地道的阿拉伯人。
他生于一九六五年，当他十一岁时，他父亲马丁先生决定离开伊拉克，回到英国。在伊拉克，复兴党重新掌握了政权，但大权并不是由总统贝克尔掌控，而是落到了副总统手中，这位副总统对他的政治对手采取了残酷无情的打击手段。
自从五十年代男孩国王费萨尔二世 [7] 当政的黄金时代之后，马丁一家经历了动荡的岁月。他们在当地电视上亲眼目睹了小国王和他亲西方的首相——努里・赛义德惨遭屠杀、还有继任的卡塞姆将军同样惨遭杀戮的血淋淋画面。他们也经历了同样残暴的复兴党上台，被推翻，一九六八年又夺回权力的一系列过程。七年间，老马丁注视着狂人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权力越来越大。于是在一九七五年，他决定离开。
他的长子麦克已经十三岁，可以上英国的寄宿学校了。老马丁谋到了伦敦的伯马石油公司的一个肥缺，这多亏一位丹尼斯・撒切尔先生的美言，那人的妻子玛格丽特刚刚当选了保守党领袖。于是全家四口：马丁夫妇、麦克和特里在那年的圣诞节前夕回到了英国。
特里的聪明才智已经显露出来了。他轻松地通过了比他高两个年级甚至三个年级的学生的考试。可以想见，他会一路带着奖状和奖学金跨进牛津或剑桥这样的高等学府。但他想继续从事阿拉伯文化的研究。高中时，他就申请了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在一九八三年春季参加了面试，并于同年秋天入学，主修中东历史。
他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获得了第一个学位，然后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专修《古兰经》和初期的四大哈里发政权时期。他利用一年的休假去了久负盛名的开罗阿扎尔学院继续他的《古兰经》研究，返回英国时，年仅二十七岁的他就成了一名讲师。这说明他非常优秀，因为在中东问题研究领域，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是世界上最有名望的高等学府之一。他在三十四岁时升为高级讲师，这意味着四十岁时有望成为一名教授。当美国国家安全局来向他咨询的那天下午，四十一岁的他正以一名客座教授的身份在美国乔治敦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因为在那一年，即二○○六年的春天，他的生活发生了剧变。
当米德堡的使者在大礼堂里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做一场“《古兰经》教义在当代之意义”的讲座。
礼堂内座无虚席，显然学生们喜欢他的讲座。他讲得深入浅出、有声有色，很少去看讲稿。他已经脱去了西装，在讲台上踱来踱去，他那矮壮的身材散发出一种令听众着迷的热情，对台下的提问他给予认真的重视，从不因学生的知识浅薄而不屑一顾。他尽量缩短讲课内容，以便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们提问。这时候，米德堡的密探出现在了讲台侧翼。
第五排一个穿红格子衬衣的学生举手提问：“你刚才说你不同意对恐怖分子的理念使用‘原教旨主义’这个说法。请问这是为什么？”
自“九一一”以后，关于阿拉伯、伊斯兰和《古兰经》的问题像暴风雨般席卷美国，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关注，每个提问都会快速地从学术理论切换到过去的十年间在西方世界多次发生的屠杀事件。
“因为用词不当。”马丁教授说，“这个词语的意思是‘回归基本原则’。但在火车上、公交车上和购物中心安放炸弹的人并不是要回归原本的伊斯兰教。他们是在撰写他们自己的新教义，然后反向论证，试图在《古兰经》中找到一些段落，去证明他们的战争具有正义性。
“所有宗教都有原教旨主义者。基督教僧侣遵守教规，宣誓一生坚守清贫、自制、禁欲和顺从——这些人才是原教旨主义者。苦行僧在所有的宗教里都是存在的，但他们并不崇尚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男女老少。这是一个关键词。用这个词去判断所有的宗教及其内部的宗派，你们就会发现，希望回归基本原则的学说并不是恐怖主义，因为任何宗教，包括伊斯兰教，都不是以鼓吹杀戮作为其基本原则的。”
在讲台的侧翼，那个来自米德堡的人试图引起马丁博士的注意。马丁朝旁边看过去，发现了这个理着短发、穿着熨帖的衬衣和深色西服的年轻人。他浑身透出一股政府工作人员的味道。他指了指戴在自己腕上的手表，意思是请抓紧时间。马丁点了点头。
“那你如何称呼当前的那些恐怖分子呢？‘圣战战士’吗？”
这次提问的是坐在更后面的一位年轻女子。根据她的外貌，马丁判断她的父母肯定是来自中东地区，印度、巴基斯坦或是伊朗。但她头上没戴那种象征严格穆斯林的头巾。
“用‘圣战’也不妥当。当然，圣战是存在的，但它也有规则。要么是指个人为成为更虔诚的穆斯林而作出的奋斗，但这是完全没有进攻性的；要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神圣的战争，即保卫穆斯林的武装斗争。恐怖分子声称的正是后一种圣战。但这是他们对经文的断章取义。
“首先，真正的圣战只能由一位公认的、合法的《古兰经》权威人士来宣告。本・拉登及其随从都是不学无术的无耻之徒。即使西方真的攻击、伤害、破坏、羞辱或污蔑了伊斯兰教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那也仍要遵循规矩，因为《古兰经》里对此是有明确规定的。
“教义禁止对没有冒犯或伤害你的人实施攻击和杀戮；禁止杀害妇女儿童；禁止绑架人质；禁止虐待、拷打和杀死俘虏。‘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及其追随者每天都在违反这四项禁令。而且别忘了，他们杀害的穆斯林同胞在数量上远比基督徒或犹太人多得多。”
“那你如何称呼他们的战争？”
讲台边的那个人开始变得不耐烦了。这是一位上将给他下达的命令。他不想成为最后一个回去报到的人。
“我想称之为‘新圣战’，因为他们违背神圣的《古兰经》律条从而背叛了真正的穆斯林，自创了一种非神圣的战争。真正的圣战并不是野蛮的，但他们的行为是野蛮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
礼堂内响起了一阵收拾整理书本和笔记的声音。前排有人举起了手，这是一个满脸雀斑的学生，身着一件白色的T恤衫，上面印着一支学生摇滚乐队的广告。
“所有的人体炸弹袭击者都声称是烈士。他们怎样为这种行为辩护？”
“很难自圆其说，”马丁博士说，“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还是被骗了。在一场真正宣告过的为伊斯兰而战的圣战中死去，完全可以被称作是一名烈士。但前面说过，《古兰经》中对此是有专门界定的。一位勇士是不能死于自己之手的，即使他自愿去执行一项有去无回的任务也不行。他不应该预知自己的死亡时间和地点。
“自杀正属于此列。自杀是明令禁止的。穆罕默德在世时曾断然拒绝为一个自杀者的尸体施以祝福，尽管那个人是因为忍受不了疾病的痛苦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滥杀无辜的人是注定要下地狱的，他们上不了天堂。而那些教唆他们走上这条道路的伪布道者和伊玛目 [8] 将在地狱里与他们会合。好了，今天的课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光临。”
听众对他的精彩演讲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使马丁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他拿起西装，走到了讲台的侧翼。
“对不起，打扰你了，教授，”来自米德堡的人说，“上面通知请古兰经委员会委员到米德堡开会。汽车就停在外面。”
“很急吗？”
“是的，先生。要紧事情。”
“大概是什么事情？”马丁问道。
“这个，我可不知道，先生。”
当然，“须知原则”是一条铁律。如果你没有必要知道某事，那么他们是不会告诉你的。马丁的好奇心只能再等等了。汽车是常用的那种黑色轿车，车顶上装有天线，因为需要随时保持与总部的联络。司机是一名下士，虽然米德堡是一个军事基地，但那人并没有穿军装，只着便服，没有必要张扬。
司机为他拉开车门，马丁博士钻进了轿车后座。陪同的人坐到了副驾驶座上。他们开始在车流中穿梭，朝巴尔的摩公路驶去。
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那个想把谷仓改造成退休住宅的人，此刻在果园里的篝火旁躺了下来。他对现在的状态非常满意。如果他能在荒山或雪地上睡觉，那么在苹果树下柔软的草地上自然睡得更香了。
篝火的燃料不成问题，他有许多废旧木板，够烧一辈子的了。他的那只铁罐在火焰上发出了“咝咝”的响声，他正在烧一壶茶水。可口的饮料有很多种，但在劳累了一天之后，一个战士最喜欢的还是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
事实上，下午他放下屋顶上的活计，去梅恩斯托克村的杂货店为周末大采购了。村里的人都知道他已经买下了那座谷仓，而且正在亲自修葺以供自己居住。大家都对此颇为赞赏。现在的农村，经常有富裕的伦敦人出现，他们炫耀着手里的支票本，想来当乡绅财主。村民们在他们面前报以礼貌的微笑，背后却耸耸肩。但这个黑头发的单身男士却与他们不同，他自己动手改装房子，晚上就住在自家果园的帐篷里。他是一个好榜样，越来越受到村民们的尊重。
据邮递员说，此人邮件似乎不多，只有少量正规的、厚厚的信件，即使只有这些，他也要求投递到村里的羊头酒馆，以免邮递员走那么长的泥泞土路去他家——这令邮递员十分感激。信件上的收件人称谓写着“上校”，但他在酒吧里喝啤酒、在杂货店里买报纸和食物时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他总是彬彬有礼地微笑着。当地人越来越喜欢他，同时，也对他产生了好奇。许多“新移民”都既傲慢又冒失。他是什么人？来自何方？为什么要选择来梅恩斯托克定居？
那天下午，他在村中漫步，去参观了古老的圣安德鲁教堂，并与牧师聊了一会儿。
这位老兵认为，他将会在他所选择的地方享受生活，可以骑着他那辆破旧的山地自行车，沿着南安普顿路去德洛克斯福德的农贸市场采购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去探寻他从屋顶上看到的那些迷宫般的小巷；可以去那些老式木梁结构的酒馆里品尝啤酒。
两天后，他要去圣安德鲁教堂做礼拜日晨祷。在那座用石块砌成的幽暗教堂里，他将会虔诚地祈祷，如同他经常做的那样。
他将会向他所真诚信仰的上帝祈求，宽恕他杀过人，祈求所有那些人的灵魂得到安息。他将祝愿那些在他身边牺牲的战友，愿他们永垂不朽。他还要感谢上帝，让自己从未杀过妇女或儿童，也从未杀死任何无辜的人；他还将祈祷有一天自己能赎清原罪，进入天国。
然后他就会回到山坡上，继续他的劳作，那里只剩一千块需要铺设的瓦片了。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办公楼确实很大，但它只是米德堡一个很小的部分。米德堡坐落在华盛顿至巴尔的摩之间、九十五号州际公路以东四英里处，是美国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那里有大约十万名军人和两万五千名文职雇员。它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具备了一个小城市应有的全部设施。基地的情报部门位于一个角落，周围戒备森严，马丁博士以前从未来过。
轿车载着他驾轻就熟地穿越军事基地内蛛网般的道路，直至来到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区域。在大门口，几双警惕的眼睛透过车窗把这位英国学者审视了一番，警卫检查了通行证，在陪同人员证明了马丁的身份后，才让车辆通过。进去后行驶了半英里，汽车在巨大主楼的一扇边门前停了下来，马丁和陪同下车走了进去。门厅里摆着一张桌子，后面坐着军方人员。又一次证件检查，并且打电话核对，再按指纹，通过虹膜识别，最后才放行。
又经过一条似乎漫无尽头的长廊之后，他们来到了一扇没有标志的门前。陪同在门上敲了敲就进去了。马丁发现自己终于来到了熟人中间，他认出了朋友、同事和古兰经委员会的成员。
与许多政府机构的会议场所一样，这里没什么特色，纯是功能性的。没有窗子，不过有空调保持空气清新。中间是一张圆桌，周围摆放着包着皮革的直背椅子。一面墙上挂着一块屏幕，在需要时可以播放幻灯和图像。边桌上放着咖啡和点心，以应付美国人的好胃口。
会议的主持人不是学者，而是两位情报官员，他们不失礼貌又谨慎地做了自我介绍。一位是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由将军亲自指派前来参加会议；另一位是华盛顿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
包括马丁博士在内，在座的共有四位学者，他们彼此熟识。同意加入这个非公开的专家委员会之前，他们就已经通过阅读彼此的专著或参加研究交流活动而互相熟悉了。毕竟，研究《古兰经》的学术圈子并不大。
特里・马丁向其他几位学者寒暄致意，他们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路德维希・施拉姆博士，兰德公司的本・乔利博士，以及布鲁金斯学院的哈利・哈里森博士——他的本名并不是这个，但是大家都叫他“哈利”。这几位学者中年纪最大，资格最老的是本・乔利，他身材高大，蓄着一把大胡子。他无视副局长不悦的表情，迅速从衣兜里掏出一只用石南根制成的烟斗并点上了火，待烟斗像秋天的篝火般烧旺之后，他就开始美滋滋地吸了起来。头顶上方的抽气机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没能把烟气完全排出去。
副局长开门见山，说明了召集学者们来开会的目的。他分发了两份文件的复印文本，一人一本。里面是阿拉伯语的原文，是从“基地”组织财务总管的笔记本电脑里弄出来的，还有局里的阿拉伯语处翻译出来的译文。四个人直接拿起阿拉伯语文本，静静地读了起来。乔利博士在吞云吐雾，国土安全部的官员则在不安地挪动身子。四人差不多同时看完了。
然后他们开始阅读英语文本，看看是否遗漏了什么，并从中了解把他们召集至此的原因。乔利抬起头看着那两位情报官说：“嗯？”
“‘嗯’什么，教授？”
“是什么问题把我们召集到这里来的？”阿拉伯语专家问道。
副局长俯身向前，拍了拍英译本的一个部分：“问题在这里。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在说些什么？”
四位专家都已经在阿拉伯语文本中发现了《古兰经》的字句。他们无需翻译。每个人都多次见过这条短语，并研究过它的各种可能的含义，但那都是在学术著作里。现在它出现在当代的信件里。在一份信件里被引用了三次，另一份只有一次。
“你指的是‘伊斯拉’？这一定是某种代码。它是指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个奇遇。”
“请原谅我们的无知，”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说，“‘伊斯拉’是什么？”
“你来解释一下吧，特里。”乔利博士说。
“好的，先生们，”特里・马丁说，“‘伊斯拉’是指先知在世时的一次神示。时至今日，学者们还在争论，他是真正遇到了神示的奇迹，还是仅仅灵魂出窍了。
“简而言之，在他从出生地麦加迁徙去麦地那的前一年，有一天晚上他睡觉时做了一个梦，或者说是产生了一种幻觉，或者说是一次神授的奇迹。简洁起见，我们暂且称之为梦。
“在梦中，他从现在的沙特阿拉伯腹地穿越沙漠和山脉被送到了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还只是基督教和犹太教这两大宗教的圣城。”
“什么年份？是我们西历的哪一年？”
“大约是公元六二二年。”
“然后呢？”
“他发现了一匹拴着缰绳的马，一匹有翅膀的马。他依神示骑了上去。马飞上了天空，先知遇上了万能的真主。真主向他传授了一位真正信徒所需要的一切祈祷仪式。他记住了，日后经口述又记录下来，成为《古兰经》中六千六百六十六 [9] 个章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句被保留下来，并成为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
其他三位教授都点头表示同意。
“他们相信这个？”副局长问道。
“我们也别太居高临下，”哈利・哈里森尖锐地打断他说，“《新约全书》里说，耶稣基督在荒野里绝食了四十个昼夜，然后遇到了魔鬼本人并回绝了他。其实，一个人长时间地孤身独处又没有进食，肯定会产生幻觉。但对真正的基督教信徒来说，这是圣书，是不容置疑的。”
“好吧，对不起。那么，‘伊斯拉’就是指穆罕默德与真主的会面喽？”
“不是，”乔利说，“‘伊斯拉’是指那次旅程本身。按照真主本人的旨意所进行的一次奇妙的旅程，一次神奇的旅程。”
施拉姆博士插话说：“它被称为是一次穿越黑暗，走向光明的旅程……”
他是在引用一段古代的评语。其他三名学者都对此十分了解，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那么，一个现代的穆斯林和一名‘基地’组织的高级官员如果用了这个词儿，会意味着什么？”
学者们这才第一次得到了关于文件来源的一条模糊的线索。不是偶尔截听来的，而是缴获的。
“这东西是不是戒备森严？”哈里森问道。
“为不让我们看到，已经死了两个人。”
“哦，原来是这样，可以理解。”乔利博士审视着手中的烟斗，另外三个人则盯着地面，“恐怕这是关于某个项目或是某个行动的，而且规模不小。”
“大行动？”国土安全局官员问道。
“先生们，虔诚的穆斯林——更不用说那些狂热分子了——是不会轻易使用‘伊斯拉’这个词的。对他们来说，这是改变世界的大事。如果他们把某个项目或行动命名为‘伊斯拉’，那么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项目或行动。”
“有没有显示也许会是个什么样的行动？”
乔利博士看了一下桌子周围。他的三位同事都耸耸肩。
“没有暗示。两个文件的作者都祈求真主保佑这个行动，就这样。因此，我认为我们几个都会建议你们去查明它指的是什么。不管怎么说，他们绝不会仅把递送一个炸弹包裹、炸毁一辆公交车或摧毁一个夜总会之类冠以‘伊斯拉’这个名称。”
没人在做记录。没有必要。每句话、每个词都被录了音。毕竟，这座楼是被同行们称之为“迷宫”的地方。
两位职业情报官员将在一小时之内获得录音稿件，然后将连夜写出他们的联合报告。该报告将在黎明前被装进密封袋，离开这座大楼，由快递员送出去，在武装卫兵的保护下送至上层，很高的上层。美国的最上层，就是白宫。
在返回华盛顿的路上，特里・马丁与本・乔利合坐一辆商务轿车。这辆车比他刚才来时所坐的轿车更大更宽敞，前座与后部之间有一块隔板。通过这块隔板玻璃，他们能够看到两个后脑勺：司机和那位年轻的陪同军官。
年长的大个子美国人把烟斗揣进兜里，若有所思地盯着车窗外闪逝而过的风景，田野上满是褐色和金色的秋叶。年轻的英国人则看着另一个方向，也陷入了沉思。
在他的一生中，他真正爱过的只有四个人，但在过去的十个月里，他已经失去了其中的三个。先是年初时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他们只养育了他们兄弟两个，现在都是三十几岁，两位老人都七十多岁了，差不多是同时去世的。前列腺癌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母亲也因为伤心过度不想活下去了，她给两个儿子分别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吞下一整瓶安眠药，永远地睡着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去和你们的爸爸做个伴”。
特里・马丁悲恸欲绝，但幸好有两位坚强的人给他以支持。这两个他深爱的人，是仅有的比他的生命更重要的人。一个是与他相处了十四年的伴侣戈登，一个高大英俊的经纪人，与他共同生活的人。但在三月的一个夜晚，一个醉酒的司机把车开得飞快，一阵金属与人体的剧烈碰撞声之后，戈登便躺在了太平间。在令人尴尬的葬礼上，戈登的双亲顽固地拒绝了他的眼泪。
他一度打定主意要结束自己悲痛的生命，但他的哥哥麦克似乎洞察了他的想法，赶来与他同住了一个星期，开导他渡过了这个危机。
自他们在伊拉克的孩提时代起，他就一直像崇拜英雄般地崇拜着他的哥哥，后来在英国赫特福德镇郊外的海利伯雷公学学习期间也一直如此。
麦克在各个方面都一直比他强。肤色黝黑对比他的苍白，身材精瘦对比他的肥胖，性格坚强对比他的懦弱，反应敏捷对比他的迟缓，做事果决对比他的胆怯。此时此刻，坐在那辆商务轿车里，遥望着窗外美国马里兰州的景色，他的思绪回到了与汤布里奇对抗的那场橄榄球决赛，麦克将就此结束他在海利伯雷五年的学习生活。
当比赛结束两支球队走出赛场时，特里一直站在用绳索分隔的通道旁边微笑着。麦克伸出手捋了捋弟弟的头发。
“嗨，我们赢了，兄弟。”麦克说。
后来，当终于要告诉哥哥他确定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时，特里已经紧张得浑身都没了力气。那时候，哥哥麦克是伞兵部队的一名军官，刚结束马岛战争返回英国。他得知消息后，想了一会儿，然后宽容地微笑着，引用电影《热情似火》 [10] 里的一句经典台词宽慰他：“嗯，谁都不是完美的。”
从那个时刻起，特里就开始无限崇拜他的哥哥。
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太阳正在下山。在同一时区的古巴，太阳也在西沉。位于这个岛国东南部的关塔那摩半岛，一个人铺开他的祈祷毯，面朝东方跪了下来，开始祈祷。在囚室外面，一个美国大兵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这一切，警卫以前都见过，见过很多次了，但他接到的指示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媒体通常把这里称为“吉塔摩”，即关塔那摩湾的简称。那个祈祷的人已经在这里关押了将近五年了。以前被关在X营，现在转至D营，他已经熬过了早期的折磨和痛苦，从没有发出过一声哭喊和尖叫。他已经忍受了对他的肉体和信仰的多次羞辱，从未吭过一声。每当他盯着施暴者时，对方能看出从他的黑胡子上方那双黑眼睛里射出来的满腔仇恨，于是他遭到了更多的殴打。但他从来没有屈服。
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时代，当局鼓励囚犯去检举揭发其他囚犯换取优待，他始终保持沉默，因此没有获得优惠待遇。鉴于这种情况，其他囚犯纷纷告发他以获取特殊待遇，但这些诬告都是凭空捏造的，所以他从不理会，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档案室里满满当当的囚犯资料案卷，是审讯官的工作业绩。里面关于这个人的资料也不少，但几乎都不是他的口供。几年前有一位审讯官曾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他彬彬有礼地回答了提问。这才勉强有了一份关于他生平的过得去的记录。
但问题依然存在。没有一个审讯官能听懂他的母语，所以审讯时译员必须寸步不离。但译员也有他们自己的日程安排。他们往往能从一些成功的审讯中得到一些好处，因此就对审讯的翻译工作挑挑拣拣。
四年以后，在做祈祷的这个人被认定是不合作的、顽固不化的。二○○四年，他被转移到了海湾对面的E营。这是一座终年与世隔绝的地牢。这里的牢房更小，四周只有白色的墙壁，放风只能在夜间进行。整整一年，那个人没有见过阳光。
没有家人为给他争取自由而四处奔走，没有任何政府打听他的消息，没有任何律师要为他申报上诉。同牢房的囚犯们被他搞得精神错乱，只能被转移出去接受治疗。他还是默默地待着，默诵他的《古兰经》。这一天傍晚，正当他在祈祷时，囚室外面的卫兵换岗了。
“该死的阿拉伯人。”下班的那个卫兵说。
上岗的卫兵摇摇头说：“不是阿拉伯人，他是一个阿富汗人。”
“你怎么看待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特里？”本・乔利从遐想中回过神来，凝视着坐在商务车后座里的马丁，问道。
“似乎有点棘手，不是吗？”特里・马丁回答，“你留意过我们那两位密探朋友的脸色吗？他们觉得我们只是确认了他们的怀疑，但现在我们就这样离开他们肯定很不满意。”
“可是也没有其他结论了。他们只能自己去发掘这个‘伊斯拉’行动的详情。”
“怎么发掘呢？”马丁问道。
“嗯，我和他们打交道已经很长时间了。自‘六日战争’ [11] 以来，我一直在尽力为他们提供关于中东事务的咨询。他们有许多途径，内部情报来源、投诚的特工、窃听、密码破译和空中侦察，而且电脑能提供很多帮助，过去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完成的数据交叉核查，现在只要几分钟就能完成了。我猜想他们会调查清楚这件事，并能够阻止它。请别忘了，一九六○年加里・鲍尔斯的侦察机在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击落，还有一九六二年我们的U2飞机拍摄到了古巴导弹的照片，自那以后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长进。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吧？”
他因自己的年长而自负地笑了起来。特里・马丁点点头。
“也许他们在‘基地’组织内部有人。”马丁提示道。
“我很怀疑，”年长的乔利说，“如果在内部高层有人，那么这会儿他早就把‘基地’组织领导层所在的方位报告给我们了，而我们则已经用精确制导炸弹把他们的老窝端掉了。”
“嗯，也许他们会派一个人渗透到‘基地’组织内部，摸清情况后报告回来。”
老人又摇摇头，这一次很坚决。
“算了吧，特里，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很容易变节，背叛我们。至于一个非阿拉伯人，那就更别提了。我们都知道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来自庞大复杂的家庭、家族和部落。只要询问一下家庭或家族的情况，这个渗透者就会露馅，就会暴露。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份完美的履历。此外，他还必须看上去像他们，说他们的语言，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完全混同他们。在祈祷时，只要有一个词发音不准，那些狂热分子马上就能听出来。他们一天祈祷五次，从来没有漏过一个节拍。”
“那倒也是，”马丁说，他知道他的提议已经没有指望了，但他还是沉浸在想象中，“不过可以找一个人学习《古兰经》，并编造出一个无法追查的家庭。”
“算了吧，特里。没有一个西方人可以混迹在阿拉伯人中而不被发现。”
“可我的哥哥就可以。”马丁博士说。这话一出口，他就追悔莫及。还好，没事。乔利博士哼了一声，抛开这个话题，去看窗外华盛顿郊区的景色了。在玻璃隔板前面，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上的那两个脑袋都没有动静。马丁宽慰地松了一口气。汽车里的录音话筒应该没有打开。
但是他错了。
3
根据古兰经委员会的咨询意见仔细撰写的米德堡报告在周六黎明时分就完成了，它扰乱了好几个人的周末度假计划。其中一个是中情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他星期六夜晚在老亚历山大的家中接到通知，让他回自己的办公室报到，不要问为什么。
当他抵达办公室时，这个“为什么”已经摆放在他的书桌上了。这时候的华盛顿，天还没亮，但在远处东方的乔治王子镇，朝霞已经映红了山丘。帕塔克森特河就是从那里的山上流下来，汇入切萨皮克河的。
中央情报局总部简称为“兰利”，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马雷克・古米尼的办公室位于其中一栋巨大的椭圆形大楼的六层，也是最顶层。这栋楼最近被称为“老楼”，以区别于自“九一一”以后正在扩张的中情局“新楼”。
在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中，局长往往是政治上的任命，真正干实事的是两位副局长。行动副局长负责情报的收集；情报副局长主管对情报的核对和分析，把粗糙的信息加工成有意义的描述。
在行动和情报两个部门下面，有反情报处（肃清中情局内部的奸细和叛徒）和反恐处（正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中情局的工作重点已经从前苏联转移到与来自中东的新威胁作斗争）。
自从一九四五年冷战开始以来，中情局的副局长一直是苏联问题专家担任，而苏联处和东欧处一直是情报官员发展职业生涯的最吃香的处室。马雷克・古米尼是第一个被任命为副局长的阿拉伯问题专家。作为一名年轻的特工，他曾经在中东工作过多年，掌握了该地区的语言（阿拉伯语和伊朗的波斯语），了解那里的风俗文化。
即使在这座二十四小时工作的大楼里，在周六的黎明时分想弄来一杯他喜欢的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黑咖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亲自动手烧煮。当咖啡壶在冒热气时，古米尼凝视着放在书桌上的那个包裹，里面装的是一份薄薄的、打着蜡封的卷宗。
他知道是什么事。米德堡方面复原、翻译、分析了文件。但原始文件是在白沙瓦缴获的，而在白沙瓦与英国和巴基斯坦反恐中心开展合作的正是中情局。中情局驻白沙瓦和伊斯兰堡情报站已经发来了许多报告，让他们的领导随时掌握事情的进展。
卷宗里面包含了从“基地”组织财务总管电脑里下载的所有文件，但重点是占满了三张纸的两封信。这位副局长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土语，但在书面阅读方面往往要困难些，所以他得反复参照译文。
他阅读了古兰经委员会的报告，是由参加会议的两位情报官共同起草的，不过这份报告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处。对他来说，文中提及的“伊斯拉”，即先知穿越黑暗的旅程，显然只能是某个重要项目的代号。
这个项目现在必须起一个可供美国情报界内部使用的名称。不能叫“伊斯拉”，光是这个词就会让别人知道他们已经发觉了。他查阅了一下密码手册，想给“基地”组织的这个项目找个名字，不管它到底是个什么项目。
为保密，代号是由电脑程序随机挑选的。中情局这个月的代号程序安排的是鱼的名字，电脑选择了“黄貂鱼”，于是，“伊斯拉”项目的内部代号就是“黄貂鱼”。
文件里最后的那张纸是在星期六晚上添加上去的，内容简单扼要。是出自一个不喜欢繁文缛节的人的手笔。那是六个主管之一的国家情报局局长。显然，米德堡的这份文件先直接送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史蒂夫・哈德利、国家情报局局长和白宫。马雷克・古米尼猜想，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人一定也在挑灯夜读呢。
最后的那张纸是国家情报局局长专用文件纸，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
“伊斯拉”是什么？
是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还是传统武器？
查清它是什么，以及何时何地使用。
时间要求：从即刻起
限制条件：无
权力范围：无限
约翰・内格罗蓬特
下面有一个潦草的签名。美国有十九个主要的情报收集和档案管理机构。有了手头上这封信，那么他马雷克・古米尼的权限就会超过他们所有人了。他的目光回到这张信纸的上方。信是写给他本人的。这时候有人敲了一下门。
是行政部的一位年轻文员送来一份新的文件。古米尼向这位年轻人露出了一丝鼓励的微笑。显然，这个小伙子以前从来没有走上过这么高的楼层。古米尼伸手在签收夹板上签了字，确认已经收到，然后等着年轻人离开。
新来的文件是米德堡的同事的一份好意。两位《古兰经》专家在返回华盛顿的汽车上有过一段对话，他们录了音并整理了文本记录。其中一位专家是英国人。他的最后一句话被米德堡的人用红笔在下面划了线并加上了一个问号。
在中东工作期间，马雷克・古米尼经常与英国人打交道。与他那些在伊拉克混日子的同事不同，他并没有自大地否认中情局最亲密的盟友的价值。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吉卜林所说的这场“大博弈” [12] 中，关于约旦河到兴都库什山之间的这片穷山恶水，英国人拥有大量的隐知秘闻。
一个半世纪以来，无论是作为旧帝国的侵略者、管理者，还是偏执的冒险家，英国人的足迹已经遍布这个地区的沙漠、山区和牧场，这片土地现在成了全球的情报定时炸弹。英国人给美国中情局起的外号是“表弟”或“公司”，而美国人称英国秘密情报局为“朋友”或“企业”。马雷克・古米尼有一位“朋友”，和他一起当过外勤特工，他们曾分享过快乐时光，也共度过艰难岁月。现在他在兰利总部工作，而他的朋友史蒂夫・希尔已脱离外勤工作，被提升为“企业”总部的中东处处长。
马雷克・古米尼认为与这位英国朋友通个话应该没有坏处，说不定还会有好结果呢。安全方面没有问题。他知道，英国人应该已经有了他所拥有的一切情报。他们会把白沙瓦的那台笔记本电脑里挖掘出来的文件发送到他们切尔特纳姆总部的监听站和译码室，也会把这些文件打印出来，也同样会分析那些加密信件里的奇怪的《古兰经》引文。
马雷克・古米尼已经知道英国学者在美国的一辆汽车后座里说过一句奇怪的话，而伦敦很可能仍对此毫不知情。他在办公桌上的控制板上按了一个号码。虽然局里的总机连线很方便，不过现在的电话技术已经可以让高层主管直接通过自己的卫星电话上的快速拨号更快地连上线。
在伦敦郊外萨雷镇的一座普通民宅里，一部电话响了。这时是美国兰利的上午八点，伦敦则是下午一点，住宅的主人正要坐下来享用烤牛肉午餐。在电话响了三声铃之后，一个声音回答了。史蒂夫・希尔刚刚打了一场高尔夫，现在正要享受盘子里的牛肉。
“你好。”
“是史蒂夫吗？我是马雷克。”
“哦，老朋友，你在哪儿？在英国吗？”
“不，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我们用安全线路讲话好吗？”
“好的。等我两分钟。”然后是电话那端的背景声音，“亲爱的，烤牛肉暂时不要端上来。”电话断了。
在接下来的通话里，来自英国的声音小了一点，但不会遭到截听。
“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消息？”希尔问道。
“猜得真准啊，”古米尼承认道，“来自白沙瓦的消息，你应该知道得与我一样多吧？”
“没错，我是昨天看完的。刚才我还在想，你是不是会打电话过来。”
“史蒂夫，我有一个你也许不知道的情况。有一位伦敦的学者来我们美国讲学。星期五晚上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话。你是不是知道一个叫马丁的人？”
“马丁，姓什么？”
“不，马丁是他的姓。在我们这儿的是他的弟弟特里・马丁博士。想起来了吗？”
史蒂夫・希尔不再打趣了。他坐在椅子上，手里握着电话听筒，凝视着空中。哦，对了，他想起了马丁兄弟。早在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期间，他本人当时是驻沙特阿拉伯的情报站站长，当时这位学者的哥哥潜入巴格达，就在萨达姆秘密警察的鼻子底下伪装成一名卑微的花匠，把从独裁者的内阁中获得的珍贵情报发送回来。
“想起来了，”他承认说，“怎么了？”
“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美国人说，“面谈。我可以飞过来。我这儿有一架‘格鲁曼’飞机。”
“你打算什么时候过来？”
“今天晚上。我可以在飞机上睡觉。早饭时抵达伦敦。”
“好的。我给你在诺思霍尔特机场安排一下。”
“还有，在我飞行时，你能不能把这个马丁的全套档案准备好？见面时我再向你解释。”
在伦敦西郊通往牛津的路上，有一个叫诺思霍尔特的皇家空军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里，它是伦敦的一座民用机场，当时希思罗机场才刚刚开始建设。希思罗建成后，它降为备用机场，最后沦为只为私人飞机和公务飞机服务的一个机场。但因为产权仍属皇家空军，所以进出的航班既可以安排得完全保密，也无须办理通常的那些繁琐的手续。
中情局在兰利附近有自己的专用机场，还有一支小型的公务机队。马雷克・古米尼凭借手中那张具有无限权力的纸条，动用了一架“格鲁曼”V型飞机。在飞行期间，他美美地睡了一觉。史蒂夫・希尔在诺思霍尔特机场等着他。
希尔没有把他的客人带到沃克斯霍尔桥附近泰晤士河南岸的那座黄绿色建筑里——那是秘密情报局的总部——而是把他带到了更安静的克利夫顿宾馆。这里原来是一座私人别墅，坐落在私有庄园里，距机场不到三十英里。他已经预订了一个带有小会客室的私密套房，还叫了送餐服务。
在那里，他阅读了与英国切尔特纳姆的分析如出一辙的美国古兰经委员会的分析报告，以及在那辆汽车后座上的对话录音稿。
“傻透了，”看到最后时，他嘟囔了一声，“另一位阿拉伯学者说得对。这不可能。这不单单是方言和诵经的问题，还有其他所有的考验。任何陌生人、外人根本不可能混进去。”
“那么，根据上面的指示，你有什么建议？”
“在‘基地’组织中挑一个人，威逼利诱一番。”希尔说。
“史蒂夫，如果我们在‘基地’组织的高层中有内线，我们肯定会那么做的。但是我们目前根本没有这种人。”
“等着瞧吧。肯定还会有人再次使用‘伊斯拉’这个词的。”
“我方不得不假设，如果‘伊斯拉’是下一个大行动，那么它的目标就是美国。侥幸心理安抚不了华盛顿。此外，‘基地’组织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我们缴获了那台电脑。所以现在的情况也许是，他们再也不会使用那个词了，除非是两人之间的面谈。”
“嗯，”希尔说，“我们可以到处宣扬，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获悉并在采取行动。他们就会因此放弃，然后逃走。”
“也许会，也许不会。我们无从知道。我们会一直煎熬着，不知道‘黄貂鱼’项目是否终止了。如果没有终止呢？如果它得逞了呢？如同我的上司所说的，它是核武器，生化武器，还是传统武器？在何时何地？你们的那个马丁真的能混同阿拉伯人？他真的有那么优秀吗？”
“他曾经是，”希尔咕哝着说，并把一个卷宗递了过去，“你自己看吧。”
卷宗有一英寸厚，是标准的浅黄色马尼拉纸，只是简单地标了一个名字：麦克・马丁上校。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马丁兄弟的外祖父曾经是印度大吉岭的一个茶园主。他在那里做出了一件几乎离经叛道的事。他娶了一位印度姑娘。
英国茶园主的圈子很小，人情淡薄、疏远。新娘都是从英格兰迎娶过来的，或在当地英国公务员的千金中寻觅。兄弟俩见过外公特伦斯・格兰吉尔的照片：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蓄着金色的大胡子，口里叼着烟斗，手中提着猎枪，站在一头被射倒的老虎旁边。
他们也见过英迪拉・波舍小姐的照片：温柔、可爱、美丽非凡。当特伦斯・格兰吉尔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时，英国茶叶公司没有把他解雇——那样会使丑闻外扬，他们把这对年轻的夫妇放逐到了靠近缅甸边境的荒凉的阿萨姆。
这似乎是一个处罚，但并没起到什么作用。格兰吉尔和他的新娘爱上了那个地方，爱上了这沟壑纵横、猎物和猛虎四出的乡野。一九三○年他们的女儿苏珊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一九四三年，战火朝阿萨姆蔓延而来，日军穿过缅甸逼近了印缅边境。特伦斯・格兰吉尔虽然已经过了当兵的年龄，但他坚决要求志愿参军，并在一九四五年跨越伊洛瓦底江时不幸战死。
英迪拉・格兰吉尔带着一份茶叶公司发放的微薄的抚恤金，别无去处，只得返回她的家乡。两年后，新的麻烦出现了：印度闹分裂了。阿里・真纳坚持在北方成立穆斯林的巴基斯坦；潘迪特・尼赫鲁则在南方建立起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两股不同宗教的难民潮分头向着北方和南方滚滚流动，随即爆发了武力冲突。格兰吉尔夫人担心女儿的安全，便把苏珊送到了先夫的弟弟——英国萨里郡的一位建筑师那里寄养。六个月后，格兰吉尔夫人死于骚乱。
十七岁的苏珊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她从未见过的先辈们的故乡。她在一所女子学校读了一年，又在法恩汉姆总医院修了三年护士课程。二十一岁那年，苏珊向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申请当空中小姐。她长得美丽动人，有一头瀑布般的栗色头发、一双继承自父亲的蓝眼睛和一身蜜色的皮肤。
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把她分配到伦敦-孟买航线，因为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地语。当时的航程又长又慢：伦敦-罗马-开罗-巴士拉-巴林-卡拉奇-孟买。一个机组无法飞完整个航程，第一个机组的交接班地点是伊拉克的南方城市巴士拉。一九五一年，她在巴士拉的乡村俱乐部结识了石油公司的会计师奈杰尔・马丁。他们于一九五二年结婚。
十年后这对夫妻才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麦克，又过了三年，第二个儿子特里出生了。但兄弟俩长得截然不同。
马雷克・古米尼凝视着档案中的那张照片。黑乎乎的皮肤，不是被太阳晒黑的，而是天生的黝黑，还有黑头发和黑眼睛。他明白这是外婆的基因隔代遗传给了外孙。他一点也不像他的弟弟——那个正在乔治城讲学的学者——弟弟的粉红色脸庞和姜黄色头发源自他的父亲。
他回想起本・乔利博士的反对意见。任何渗入者要想经得住“基地”组织的考验，不光要看上去像他们，还要能说他们的语言。于是，古米尼继续翻阅剩余的关于麦克孩提时代的记载。
兄弟俩相继进入英国人与伊拉克人混编的学校学习，同时，还从他们的父亲和保姆那里学到了许多。他们的保姆叫法蒂姆，是一位来自边远山区的温和、丰满的姑娘，她打算把工资积存起来以便日后回乡嫁一个好丈夫。
还有一份参考资料，肯定是来自于对特里・马丁的一次采访。在巴格达郊区沙顿的那座别墅的草坪上，那个年长的男孩穿着伊拉克白袍快活地奔跑着，而他父亲的那些伊拉克朋友们则欣喜地说：“奈杰尔，他更像是我们的人啊。”
更像是我们的人，马雷克・古米尼沉思着，更像是一个阿拉伯人。本・乔利提出的两个条件已经实现了。他看上去是阿拉伯人，能混同于阿拉伯人。当然，经过强化学习，他应该能够掌握祈祷仪式吧？
中情局副局长又看了一些。一九七二年伊拉克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对外国石油公司——包括英-伊石油公司——开始实行国有化改造时，奈杰尔・马丁又坚持了三年，于一九七五年才举家返回英国。男孩麦克已经十三岁，可以去海利伯雷上高级学校了。
马雷克・古米尼需要休息一下，喝点咖啡。
“我看他能执行这项任务，”他从洗手间里出来时说道，“只要给予一定的培训和支持，他真的可以胜任。他现在哪里？”
“除了我们借用他执行过两次任务之外，他的军事生涯是在伞兵部队和特种部队里度过的。他从军已满二十五年，去年退休了。哦，不，他不行。”
“为什么不行，史蒂夫？他具备所有的条件。”
“但他没有背景。父母、家庭、家族、亲戚、出生地点，都不对。他不能擅自闯进‘基地’组织，除非是一名年轻的志愿者，去充当一名人弹、一个跑腿的角色。可以接近这个大项目的准备工作的人，必须有多年的资历，得到充分的信任。那是送死啊，马雷克，是一条不归路。除非……”
他陷入了沉思，然后摇了摇头。
“除非什么？”美国人问道。
“哦，只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希尔说。
“说给我听听。”
“刚才我在想冒名顶替。找一个可以让他顶替的人。借尸还魂。一个活人的鬼魂。但这也有漏洞。假如那个正主儿还活着，那么‘基地’组织早就把他安排在上层了。假如他已经死了，他们也会知道。所以，行不通。”
“这文件真厚，”马雷克・古米尼说，“我能把它带回去看吗？”
“当然，这是一份复印件。但只能看，不能外传。”
“你放心好了，老朋友。只是我自己看。除此要么放进我的保险柜，要么焚毁。”
中情局副局长飞回了兰利，一周后他又打来了电话。史蒂夫・希尔在秘情局办公室里接听了。
“我想我还得飞过来一次。”中情局副局长开门见山地说。
两个人都知道英国首相已经答应他的白宫朋友，在清查“黄貂鱼项目”的工作中，英国方面将给予全面合作。
“没问题，马雷克。你们取得突破了吗？”私下里，史蒂夫・希尔也产生了兴趣。应用现代技术，任何信息都能绝对安全地从美国中情局传送到英国秘情局，而且只需几秒钟就可完成传送。何必要飞过来呢？
“冒名顶替的对象，”古米尼说，“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年纪是轻了十岁，但他看上去很老成。身高和体型都相仿。同样黝黑的脸庞。那个人是‘基地’组织的一名老兵。”
“听起来很不错。但他为什么没和那帮混蛋在一起？”
“因为他和我们在一起。他被关在关塔那摩，已经在那里待了五年了。”
“他是一个阿拉伯人吗？”希尔吃了一惊。如果“基地”组织有哪个阿拉伯高层人士在关塔那摩关了五年，他是应该知道的。
“不，他是一个阿富汗人。名字叫伊兹玛特・汗。我这就出发。”
距离上次车里的对话已经过去一周了，但特里・马丁还在失眠，就为了那次愚蠢的多嘴。为什么他不能闭上他的那张臭嘴？为什么非要拿哥哥吹牛？或许本・乔利已经说了些什么，毕竟华盛顿是一个大地方，流言飞语很多。在他信口开河的第七天，他打了一通电话给哥哥。
麦克・马丁正在屋顶上掀起最后一批完整无损的瓦片。现在他终于可以在瓦片下面铺设格条木和房顶油毛毡了。一个星期后，他就可以弄好防水的屋顶了。他听到手机发出叮叮咚咚的乐声。手机放在他挂在附近钉子上的外套口袋里。他小心翼翼地踩着脆弱的椽子去取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他在华盛顿的弟弟的号码。
“嗨，特里。”
“麦克，是我。”特里总是搞不明白人们是如何知道是他打的电话。“我干了件蠢事，想请求你的原谅。大概是一星期前，我说漏了嘴。”
“没关系，你说了什么？”麦克问道。
“其实也没什么。但是你要注意，如果有任何穿西装的人登门拜访——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人——你就告诉他们这事没门儿，让他们走开。我说清楚了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任何人造访……”
从他的“鹰巢”里，麦克・马丁能够看到一辆炭灰色的“捷豹”汽车缓慢地由一条巷子开上了通往谷仓的土路。
“好的，兄弟，”他温和地说，“我认为他们已经来了。”
两位间谍头子坐在折叠椅上，麦克・马丁则坐在一段将要被电锯锯成小片当柴火的树干上。马丁倾听着美国人的“策反”，同时朝史蒂夫・希尔扬起了眉毛。
“最后由你定，麦克。我们政府已经向白宫作了保证，不管他们需要什么，都提供全面的合作。但这么说并不是迫使任何人去执行一项有去无回的任务。”
“这个任务就属于这种吗？”
“我们倒不这么认为，”马雷克・古米尼回答，“哪怕我们只是获得了‘基地’组织内一个知道这个项目情况的指挥官的名字或是蛰居地点，我们就会让你撤出来，然后由我们去做其余的工作。只要窃听他们的闲聊我们也许就能成功——”
“但乔装打扮……我认为我不能再去装扮成一个阿拉伯人了。十五年前在巴格达，我打扮成一个卑微的花匠，居住在一间棚屋里。那次对付伊拉克秘密警察的盘问还不成问题。这一次，要面临的是深度审问。一个落在美国人手里五年的人，为什么没有变节呢？”
“是的，我们猜想他们是会审问你的。但如果运气不赖的话，来审讯你的也许会是一名高官。这样的话，你只要设法逃出来，把这个人指认给我们就行了。我们就埋伏在附近，近在咫尺。”
马丁拍了拍关在关塔那摩监狱里那个人的档案，说：“这是一个阿富汗人，前塔利班军官。那意味着是普什图族人。可我根本讲不了流利的普什图语。恐怕我一踏上阿富汗的土地，就会被人家识破。”
“我们会安排几个月的培训学习，麦克。”史蒂夫・希尔说，“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我们是不会让你去的。到时候如果你自己认为不行，我们也会取消行动。而且你将会待在远离阿富汗的地方。幸运的是，阿富汗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很少会走出自己的地盘。”
“你觉得你能在有限的学习后说一口磕磕巴巴的、带普什图口音的阿拉伯语吗？”
麦克・马丁点点头说：“可以。但万一那些戴头巾的人带来一个人，他认识我冒名顶替的那个家伙，那会发生什么呢？”
另两个人沉默了。如果发生这种事，那么现在围坐在篝火边的三个人都明白，游戏将会结束。
两位间谍头子凝视着脚下，不愿解释一位特工在“基地”组织手里如果被剥去了伪装将会是什么下场。马丁翻开了他膝头上的那份档案。眼前的资料让他愣住了。
这张照片是五年前拍摄的，照片上的那张脸因生活的磨难而布满皱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十岁。但这人还是那个来自山区、在卡拉伊贾吉差点死去的男孩。
“我认识这个人，”马丁轻声说，“他叫伊兹玛特・汗。”
美国人凝视着他，吃惊得张大了嘴巴。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自从五年前被抓获，他一直被囚禁在关塔那摩。”
“这我知道，但多年前，在托拉博拉地区，我们曾一起抵抗入侵的苏联人。”
来自伦敦和华盛顿的人回想起在马丁档案里的记载。是的，他是有一年在阿富汗帮助穆斯林游击队抗击苏军的占领。事隔多年可能有些淡忘，但那两个人曾经相遇也并非绝无可能。他们就伊兹玛特・汗的情况问了马丁足足十分钟，看看他还能补充些什么。马丁把档案递了回去。
“这个伊兹玛特・汗，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在D营，在你们的手里待了五年之后他有什么变化？”
来自兰利的美国人耸了耸肩：“他很顽固，麦克。顽固不化。来时头部受了重伤，还有脑震荡，是在拒捕时受的伤。起先，我们的医务人员还以为他的情况也许……嗯……比较简单，但正相反，他神智完全糊涂了。也许是因为脑震荡和旅途的颠簸吧。那是二○○一年十二月初，‘九一一’之后不久。我们给他的待遇……嗯，怎么说呢……不是很温和。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好像恢复了，可以接受审问了。”
“他对你们说了些什么？”马丁问道。
“不是很多。只是他的简历。他拒绝回答所有提问，也不想要所有的待遇。只是盯着我们，士兵们从那双黑眼睛里看不到一丝热情。所以他被囚禁在地牢里。但从其他渠道我们了解到，他的阿拉伯语还过得去，是在阿富汗国内学会的，此前还背诵过多年的《古兰经》。另外，据另两个英国出生的‘基地’组织的志愿者说，他能讲一些结结巴巴的英语，是他们教他的。这两个人曾跟他关在一起，现在已被释放了。”
马丁瞟了一眼史蒂夫・希尔：“应该把他们抓起来进行‘隔离消毒’。”
希尔点点头说：“当然了。我们会去安排的。”
马丁又继续翻看了一会儿档案，马雷克・古米尼站了起来，在谷仓周围踱步。麦克・马丁凝视着篝火，在火苗的深处，他似乎看到了一道遥远、荒凉贫瘠的山坡。两个人，一丛岩石，还有一架苏军“雌鹿”武装直升机转过来正要发起进攻。戴着头巾的那个男孩问道：“我们会死吗，英国人？”古米尼走回来，蹲到地上，用铁棒去拨弄篝火。刚才想象的画面化成了一片火星。
“你这里的工程量不小啊，麦克。我还以为是一个专业装修队伍在做呢。都是你自己动手做的？”
“尽量自己做。二十五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呢，我现在有的是时间。”
“可是钱不太够吧？”
马丁耸了耸肩：“如果我想找一份工作，有许多保安公司。光是伊拉克，专业保镖就已经供不应求了，还一直在招募。他们在逊尼派地区为你们的同胞打工，周薪要比当兵的半年的薪水还多呢。”
“但那意味着要回到沙漠和危险的地方，还会搭上性命。你不是已经从那种生涯中退出来了吗？”
“那你们能给我什么？与‘基地’组织的人在佛罗里达群岛度个假？”
马雷克・古米尼微微一笑：“美国人在许多事情上都遭到过指责，麦克，但对待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却很少有人说我们小气。我正在考虑支付咨询费，嗯，二十万美元一年，连续支付五年怎么样？汇到国外的账户上，税务局不会来找你麻烦。你也用不着再去找工作了，用不着再去经历枪林弹雨了。”
麦克・马丁的思绪飞到了他最喜爱的一部电影的一个镜头。托马士・爱德华・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提出付钱给阿乌德・阿布塔伊，让他与他一起进攻亚喀巴。马丁回想起那个精彩的回答：“阿乌德不会为英国人的金子骑马去亚喀巴，他去是因为这使他开心。”他站了起来。
“史蒂夫，我希望把我家用篷布整个儿盖起来，从屋顶到墙脚。等我回来时，我希望看到它与我离开时一模一样。”
英国秘密情报局中东处处长点点头。“没问题。”他说。
“我会带上自己的东西。不会太多，后备箱就足够了，不会再多了。”
就这样，西方反击“黄貂鱼项目”的计划在汉普郡一座果园的苹果树下敲定了。两天以后，通过随机选择，电脑把这个反击计划起名为“撬棍行动”。
后来在历次情报汇报中，关于这个曾是自己朋友的阿富汗人的事，马丁留下了一个细节没说。如果受到质疑，麦克・马丁是无法为自己辩护的。
他想，也许“无须知道原则”是双向的，既有上级不需要下级知道的事，也有下级不想让上级知道的事。也许，他认为这个细节太不重要了。它与一场用阿拉伯语进行的交谈有关，那次交谈发生在一个叫贾基的地方，一座阿拉伯人开办的山洞医院的阴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