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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部 勇 士
4
在汉普郡果园里说定的事情使美英情报机关的两位主管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首先，他们要获得各自领导的认可和批准。
这种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麦克・马丁的第一个条件是，“撬棍行动”的知情人数最多不能超过十二个。他的顾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如果有五十个人知道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么总有一个人会泄漏出去的。走漏风声，并非出自蓄意或是恶意，而是不可避免。
那些曾经深入虎穴执行生死攸关的任务的人都知道，他们整天都会如坐针毡地想着自己的情报会不会出错，身份会不会被识破；还巴望着自己不会因为某个完全不可预测的因素而露馅，为此而忧心忡忡，焦虑紧张。但最糟糕的噩梦，是得知自己的被捕以及此后漫长而痛苦的死亡过程，仅仅是由于某个白痴在酒吧里向女友吹嘘而被别人偷听了。那是最恐怖的事情。所以，马丁的要求立即被接受了。
在华盛顿，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内格罗蓬特批准了这项行动，并答应古米尼会严格保密。英国秘密情报局中东处处长史蒂夫・希尔在他的俱乐部里与一位政府官员吃了一顿饭后，也获得了同样的承诺。这样知情者就有四个人了。
但这两位官员都不可能每天二十四小时只盯着这件事。他们都需要一名副手来处理日常事务。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指定了迈克尔・麦克唐纳。这位中情局反恐处的阿拉伯问题专家扔下手头的所有工作，向家里解释说要去英国工作一段时间，马雷克・古米尼返回美国的时候，麦克唐纳已经登上去英格兰的航班了。
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史蒂夫・希尔也从中东处选出了他的副手——戈登・菲利普。在分手之前，希尔与古米尼还商定，“撬棍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都要用一个完美的故事进行掩饰，这样在十人的知情圈之外，就没人能猜到一名西方的特工将要渗透进“基地”组织内部。
对两个突然调离本职岗位的人员，美英两个情报机关的解释是，他们因职业生涯的发展要离职外出，进修六个月。
史蒂夫・希尔对这两个现在要一起共事的人作了一番任务交代，告诉他们“撬棍行动”要做些什么事情。麦克唐纳和菲利普都听得很认真。希尔没有把他们安排在泰晤士河畔的秘密情报局总部，而是让他们去了郊外的一栋房子，那是“企业”为自己保留的几栋安全屋之一。
他们一放下行李，来到客厅坐下来，希尔就递给他们每人一本厚厚的卷宗。
“明天开始建立一个行动中心，”希尔说，“这是要渗透进去的那个人的资料。给你们二十四小时时间把这些内容记住。你们将与他一起共事，直至他出发的那一天，之后的工作还要围绕着他继续展开。”
他又把一份薄薄的卷宗放在了茶几上：“这个，是他要去冒名顶替的人。显然，我们了解到的情况非常有限。但这是美国的审讯官在关塔那摩对他盘问了几百个小时之后所获得的全部情况。这些也要记住。”
在他离去后，两位年轻的特工去找管家要来一大壶咖啡，开始了阅读。
一九七七年夏天，麦克・马丁是一名十五岁的中学生。在英国法恩伯勒参观航空展览时，他迷上了飞机。他的父亲、弟弟也和他在一起观看。他们都被各种战斗机、轰炸机、特技飞行员和第一次亮相的原型机迷住了。对麦克来说，航展的高潮是观摩来自伞兵部队的“红魔”特技飞行表演。他们的自由降落真是棒极了。空中的一个个小点扑向地面，精准地落入圈定的微小的着陆区中心。从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今后要做什么了。
一九八○年，在海利伯雷学校的最后一个夏季学期，麦克・马丁写了一封信给伞兵部队，并于同年九月获得了奥尔德肖特的伞兵团司令部的一次面试机会。他到了那里，凝视着一架老式的“达科他”C-47运输机，当年他的前辈们就是从这架飞机跳下去，夺取阿纳姆大桥的 [13] 。一位中士把他和另外四个中学生毕业生领进了面试室。
学校对他的评语是学习成绩尚可，但体育成绩很出色。这正符合伞兵部队的要求。他被录取了，并在九月底时开始了为期二十二周的魔鬼训练，这次训练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一年四月。
先是四周的行军、基本武器的使用、野战技能和体格训练，然后是两周的巩固，再加上信号、急救和防核武器及生化武器的学习。
第七周是体能强化，训练的要求不断增强，但第八和第九周的训练强度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在隆冬季节穿越威尔士布雷肯山区的耐力行军。在那里，即使是体格强壮的人也常常会被冻死、累死。参加训练的人数越来越少。
第十周的课程安排在肯特郡，是射击训练，刚满十九岁的马丁获得了神枪手的称号。第十一和十二周是考试周，要背负三个背包在雨雪天气里踏着泥泞的山路不断地跑上跑下。
“考试周？”菲利普咕哝着说，“见鬼，那其余几周应该叫什么？”
考试周之后，幸存下来的年轻人得到了他们觊觎已久的红色贝雷帽，然后又是布雷肯地区的三周防御训练，包括巡逻和实弹射击。时间是一月下旬，布雷肯山区是一片荒凉的冰天雪地。这些年轻人要在潮湿、冰凉的地上睡觉，而且不能生火。
十六至十九周是麦克・马丁所向往的：在皇家空军阿宾顿基地的空降课程。在那里，又有几个人被淘汰了。最后是“飞翼阅兵”，他们最终如愿以偿地佩上伞兵的飞翼徽标。那天晚上，奥尔德肖特古老的一○一俱乐部举办了一场狂欢晚会。
接下来的两周是野外演习，称为“最后一关”，以及一些润色性质的阅兵队列联系。第二十二周是“毕业检阅”，自豪的家长们得以在此时观摩他们的孩子奇迹般地变成了战士。
战友们早就把二等兵麦克・马丁视为一块当军官的料。一九八一年他去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参加短期进修，回来时便成了一名少尉。如果他认为荣誉在等待着他，那么他完全想错了。
伞兵团下面有三个营，马丁被分配到第三营。当时，三营正驻扎在奥尔德肖特，处于“企鹅模式”。
每九年中的三年，或每三次拉练中的一次，这个营的士兵都要卸下跳伞装备，坐上卡车，当普通步兵。伞兵们都不喜欢“企鹅模式”。
马丁作为一名排长，被分配到了新兵排，去训练新兵们经历他自己经历过的那些磨难。他也许会作为一只“企鹅”一直在三营待下去，多亏了那个遥远的加尔铁里将军。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将军入侵了福克兰群岛。三营接到通知，要随时做好开拔的准备。
一星期之内，在誓不屈服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的命令下，英国军方组建了一支特遣舰队开赴南大西洋。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南半球的冬季，伴随着纷飞的雨雪和汹涌的海浪。
马丁一行人乘坐着“堪培拉”号客轮南下，中途在常年刮风的荒凉的阿松森岛作了一次休整。其间，他们等待着最后的外交努力，说服加尔铁里将军将阿根廷部队撤出福克兰群岛，或撒切尔夫人把英国特遣舰队撤回去。但两个人谁也不肯让步，外交努力宣告失败。在远征特遣舰队唯一的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的庇护下，“堪培拉”号继续南下航行。
随着局势的发展，英军明白登陆战势在必行。马丁和战友们乘直升机从“堪培拉”号过驳到一艘登陆舰上。客轮上的优越条件和文明生活结束了。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马丁他们由“海王”直升机接驳时，其中一架“海王”坠海了，带着十九名特别空勤团战士一起沉入了海底。这是特空团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个夜晚。
马丁率领三营的三十名战士在圣卡洛斯海域登陆。这里距主岛的首府斯坦利港还有好几英里的路程，但正是这个原因使阿根廷军队对此地放松了守卫。伞兵和海军陆战队战士们一起开始冒雨急行军，穿越湿淋淋的泥地向着东方的斯坦利港进发。
他们的行军背包里装备了所有用品，重得像是背着一个人。空中出现了阿军的一架“天鹰”战斗机，似乎在向海滩俯冲，但阿根廷人的主要目标是海岸附近的英国舰船，而不是地面的人员。如果船被击沉，那么岸上的人也完蛋了。
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寒冷、连绵不绝的冰冷雨水和光秃秃的没有树木遮掩的地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朗顿山。
三营在山脚下一座叫埃斯坦西亚的孤独的农场里稍事休整，并做好了战斗准备。那是六月十一日与十二日之间的夜晚。
原本他们打算来一次静悄悄的夜间奇袭，但不幸的是，米尔恩下士踩响了一颗地雷。此后就热闹了。阿军的机关枪开火了，照明弹把山头和山谷照耀得如同白昼。三营可以跑回去寻求隐蔽，或者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去夺取朗顿。最终，他们夺取了朗顿，付出的代价是二十三名战士阵亡，四十人受伤。
这是麦克・马丁第一次真刀真枪地参加战斗，子弹在他的耳边呼啸，战友们在他的身边倒下。他感觉到舌头上有一种奇怪的金属味，那是恐惧的味道。
但他毫发未损，而他那个三十人的排，包括一名军士和三名下士在内，共计六人阵亡，九人负伤。
守卫在山梁上的阿军士兵，是被强制征募入伍的。富人的孩子可以设法免除兵役，穷人家的孩子可不行。这些小伙子想回家，他们讨厌这里的雨水、寒冷和泥地。他们已经从军营和工事里撤出，踏上了返回斯坦利港的路。
黎明时，麦克・马丁站在山梁上，眺望着东方的斯坦利港和朝阳，再次想起了已经遗忘多年的先辈们的神灵。他向他们感恩祈祷，并发誓永世不忘。
当十岁的小孩麦克・马丁在巴格达市沙顿区的花园里奔跑雀跃、引得父亲的那些伊拉克朋友感到欣喜之时，在一千英里以外的地方，一个男孩诞生了。
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通向阿富汗贾拉拉巴德的道路以西，坐落着白山山脉，其最高峰是托拉博拉。
从远处看，这条山脉像是分隔两个国家的一块巨大的屏障，山上荒凉、寒冷，山头终年积雪，到了冬天整个山区都是白雪皑皑。
白山在阿富汗这一侧，而萨费德山则在巴基斯坦那一边。清澈的溪水裹挟着融化的雪水从白山流入贾拉拉巴德周围肥沃的平原，形成了许多山谷平地、可种庄稼的田地、种水果的果园和养山羊的牧地。
这里的生活很艰苦，由于生活资源短缺，山谷里的村庄都很小，很分散。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人们，就是普什图人，旧时的大英帝国就知道他们，畏惧他们，称他们是帕坦人。那时候，帕坦人以险要的地势为屏障，用包黄铜的长筒毛瑟枪——“火铳”作战，每个人的枪法都很准，简直可与现代的狙击手媲美。
英统印度时期的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只用四句诗就描绘出了山地人对那些英国斥巨资培训的军官们来说，具有何等致命的威胁：
边防戍所的混战，
在黑暗泥泞中征行，
两千英镑的训练，
陨于十卢比的火铳。
一九七二年，在其中的一片山谷平地上，有一个叫马洛柯的小村子。与所有类似的村庄一样，它也是以创建村子的早已过世的勇士命名的。村里有五座砌着围墙的院子，居住着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每座院子大约住着二十口人，村子的族长叫努里・汗。在一个夏日的晚上，男人们都围坐在他家院子的篝火旁，喝着一种不加糖和奶的热茶。
与所有的院子一样，住房和牲畜棚的墙壁就是围墙。桑木柴禾的火焰烧得很旺，远处太阳正在西沉，黑暗慢慢降临山区，虽然是盛夏，夜晚也带来阵阵凉意。
在女眷居住区，说话声都是很低沉的，但如果有一个声音特别响，那么男人们就会停止他们愉快的交谈，等待着消息传过来。努里・汗的妻子正怀着她的第四个孩子，丈夫祈求真主赐给他第二个儿子。这里的风俗就是要有儿子——年轻时能够放羊，成年后能够看管院子。努里・汗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火焰照亮了那些长着鹰勾鼻和留着黑色大胡子的脸庞。这时候，接生婆从阴影中匆匆走了出来。她在父亲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于是他那红脸膛上绽开了欢快的笑容。
“好啊，我生了一个儿子！”他叫道。他的那些男性亲戚和邻居们齐刷刷地站了起来，空气中弥漫着欢呼声和步枪朝夜空射击的爆裂声。人们互相拥抱、庆贺，感谢仁慈的真主赐给他的子民一个儿子。
“你给他起什么名字？”附近院子的一个牧民问道。
“用我祖父的名字，伊兹玛特，愿祖父的灵魂永久安息。”努里・汗回答说。这样，过几天就会有一位伊玛目来这个村子，主持起名仪式并实施割礼。
这个孩子的成长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该蹒跚学步时，他就摇摇摆摆地走路；该奔跑时，他就自由地奔跑。与农家男孩们一样，他想做大孩子能做的事情，在五岁时的夏天，他就帮家里赶着羊群去高山的牧地放牧了。而妇女们则去割草，为牲畜的过冬备足饲料。
他渴望脱离在屋子里与女人为伴的生活。他一生中最自豪的事就是他终于被允许坐到篝火旁的男人圈里听故事，倾听仅仅在一百五十年前，普什图人如何在这里的山区打败红衣服的英国人，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
他的父亲是村里最富的人，是通过这里唯一的方法致富的——饲养奶牛、绵羊，放养山羊。这些牲畜，加上精心的管理和艰苦的劳动，能为家人提供肉、奶和毛皮；小块的玉米地能使家人吃上粥和面包；漫山遍野的桑树和果园还能带来一点水果和坚果。
出生后的八年时间里，伊兹玛特・汗从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庄，因为没有必要。五个家庭合用一座小小的清真寺，并在星期五相约去做祷告。伊兹玛特的父亲很虔诚，但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也绝对不是狂热分子。
当时的阿富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称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但显然名不副实。在苏联的大力扶持下，政府由共产党领导。在宗教方面就显得怪异了，因为居住在荒野里的人们在传统上是虔诚的穆斯林，对他们来说，无神论意味着真主是不存在的，这是不可接受的。
同样传统的阿富汗城里人则较为随和——狂热的浪潮是后来才席卷他们的。妇女也能接受教育，很少有人戴面纱，唱歌跳舞不但允许而且还很流行，可怕的秘密警察关注的是那些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不是宽松的宗教活动。
马洛柯村有两条路可以通向外面的世界，其中，那条小路是由库奇民族的游牧民赶着骡队、载着违禁品开辟出来的，以避开通向开伯尔山口的那条大路，因为大路上有巡逻队和边防军，严密监视着巴基斯坦帕拉奇纳镇的边境一带。
库奇人为他们带来来自平原、城镇、遥远的首都喀布尔以及山谷外面世界的消息。此外，村里还有一台收音机，是那种珍贵的老式机子，每次开机后都会发出一阵咝咝啦啦的乱响，接着冒出他们能够听懂的语言。那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普什图语节目，向普什图族人进行非共产主义的宣传。那是一个和平宁静的童年时代。然后苏联人来了。
对马洛柯村来说，谁对谁错他们都无所谓，也不怎么关心。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共产党总统已经得罪了苏联老大哥，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国家。村民们关心的是，苏联的千军万马从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渡过阿姆河，穿过萨朗山口，攻占了他们的首都喀布尔。这已经不是伊斯兰教与无神论的对抗了，这是侮辱。
伊兹玛特・汗受过的教育非常有限。他已经学会了用《古兰经》做祈祷，尽管使用的是他不懂的阿拉伯语。当地的伊玛目并不常驻在村里，所以通常是努里・汗主持做祷告，他还教村里的男孩们基本的读写，但仅限于普什图语。是努里・汗教给了儿子普什图规则，也就是普什图人的生活规则。荣誉、好客和受侮辱时的复仇，都是这个规则的内容。现在莫斯科已经侮辱了他们。
山区人首先开始抵抗苏军。他们自称为“上帝的勇士”，即穆斯林战士。但山民们需要召开一次大会，以决定该怎样抵抗，由谁领导。
他们对于冷战一无所知，但现在他们得知他们有了强大的朋友——苏联的敌人。这真是再好不过了。敌人的敌人——首先是邻国巴基斯坦，其领导人是原教旨主义的独裁者齐亚・哈克将军；哈克将军还与一个叫美国的信奉基督教的超级大国结了盟，还有美国的朋友英国——山民们曾经的敌人。
食髓知味。经历过战斗行动之后，麦克・马丁已经喜欢上了战斗。后来他又去北爱尔兰对付爱尔兰共和军。那里条件很艰苦，而且危险性很大，后脑勺随时可能挨上一颗狙击手的子弹，同时，巡逻任务也枯燥乏味。因此他想跳槽，换一个部队。他于一九八六年申请加入特别空勤团。
特空团的相当一部分官兵来自伞兵部队，因为两者的训练和作战任务相类似，但特空团声称他们的考核更为严格。麦克・马丁的档案被送到了位于赫里福德的特空团团部，他流利的阿拉伯语能力得到了关注，于是他获准参加选修的训练课程。
特空团只录用身体非常强壮的人，并对他们进行再训练。马丁与其他从伞兵、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和工程兵部队中调过来的人一起，参加了为期六周的标准基础训练课程。相比之下，另一支特种部队特别海勤团，则只从海军陆战队中挑选人员。
这是一门简单的课程，只基于一个理念。训练的第一天，一位中士教官微笑着告诉他们全体学员：“在这个课程里，我们并不是要努力训练你们，而是想努力整死你们。”
他们说到做到。最后，只有百分之十的申请者通过了基础训练。马丁通过了。接下去是野战训练，在伯利茨的丛林进行。最后是回到英格兰的反审讯训练。所谓的“反审讯”是指，在受到极不愉快的对待时保持沉默。幸好特空团和志愿者随时都有权选择回去，返回原部队。
马丁在一九八六年夏末正式加入第二十二特别空勤团，担任上尉指挥官。他选择的专业是自由跳伞的A中队，作为一名伞兵，这个选择是很自然的。
在伞兵部队里他没有用上阿拉伯语，现在在特空团，他的阿拉伯语派上用场了。英国特空团与阿拉伯世界有着长期而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九四一年在埃及西部的沙漠里形成的，特空团对阿拉伯沙漠的特殊感情从来没有淡化过。
特空团是唯一实际盈利的部队，这是一个有点玩笑性质的声誉，不是十分正确，但基本接近。因为特空团官兵是世界上最吃香的保镖和保镖教官。在阿拉伯地区，一些苏丹国和酋长国竞相请求特空团培训他们的私人保镖卫队，而且他们出手大方。马丁的第一次任务是去利雅得培训沙特阿拉伯国民警卫队，但在一九八七年夏天，他被召回英国。
“我不喜欢这种事情，”指挥官在赫里福德的特空团团部办公室里说，“一点也不喜欢。但‘绿泥’要借用你。是阿拉伯方面的任务。”
“绿泥”是军人对情报人员的偶尔的友善称呼，指的是秘密情报局，即“企业”。
“他们自己不是有说阿拉伯语的人吗？”马丁问道。
“哦，有，有很多呢。但问题不在于会说这种语言。而且实际上也不是去阿拉伯。他们要派一个人渗入阿富汗的苏军后方，去支持那里的抵抗运动，帮助穆斯林游击队。”
当时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者齐亚・哈克将军已经公开下令，西方的现役军人不得取道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他不希望看到取道巴基斯坦渗入阿富汗的美英现役军人被苏联人抓获，游街示众。但他没有说，他自己下属的联合情报局很乐意把美国的救助物资发送到穆斯林战士的手中。
苏军占领阿富汗的中期，英国决定扶持的人不是巴基斯坦选定的希克马蒂亚尔，而是塔吉克人沙阿・马苏德，因为马苏德没有躲到欧洲或巴基斯坦，而是在英勇抵抗苏军的侵略。问题是如何把援助物资送到他的手里。他的根据地在阿富汗北方。
在开伯尔山口附近的穆斯林游击队中找几个好向导倒不成问题。早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只要花几枚金币，就能让他们带你走很远。有句老话说：“阿富汗人的忠诚是买不到的，但可以租用。”
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当时还在大象堡附近的世纪大厦，在那里，秘情局的人告诉马丁：“上尉，在任何阶段你都可以拒绝。所以，从技术角度而言，你必须从部队辞职。当然，你回来之后——”他很好心，说的是“你回来”，而不是“如果你能回来”——“你可以恢复军籍，而且官复原职。”
麦克・马丁清楚地知道，在特空团内部已经有了一支极为秘密的“革命战争联队”，其任务是尽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制造混乱。他提及了这个情况。
“我们比他们更加隐蔽，”秘情局官员说，“我们把这支部队称为‘独角兽’，因为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人数从来没有超过十二个，现在这支部队只有四个人。我们真的需要先派遣一个人通过开伯尔山口进入阿富汗，找一个当地的向导，再由向导陪同我们前往沙阿・马苏德在开展抵抗运动的潘杰希尔山谷。”
“要带上礼物吗？”马丁问。
那位情报官做了一个无助的手势。
“恐怕只能带一点点。一个人能带多少东西呢？但以后，如果马苏德能派他自己的向导南下到边境来接应的话，我们也许能用骡队驮上更多的装备。要紧的是先接上头，明白了吗？”
“那礼物呢？”
“鼻烟，他喜欢我们的鼻烟。哦，还有两根地对空‘吹管’，带导弹的。他吃够了苏军空袭的苦头。你还要教他们如何使用。我估计你要离开六个月的时间。怎么样？”
在苏军入侵的前六个月里，显然有一件事是阿富汗人一直无法做到的，那就是团结。阿富汗众多各自为战的游击队在白沙瓦和伊斯兰堡开会争论了几个星期，巴基斯坦军队坚持只能把美国的资金和武器派发给经认可的抵抗组织，在这个原则之下，游击队的数量才最后减少到了七个。每支游击队都有一个政治领导人和一名军事指挥官。这就是“白沙瓦七雄”。
这七雄里只有一支游击队的领导人不是普什图人，他就是拉巴尼教授，他的军事指挥官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极具领袖气质，两人都是来自遥远北方的塔吉克人。其他六支游击队的指挥官们，有三个很快就获得了“古奇指挥官”的绰号，因为他们极少进入被占领的阿富汗，而是喜欢身着西服，安全地待在国外。
剩下的三个中有两个，萨耶夫和希克马蒂亚尔，都是极端伊斯兰的“穆斯林兄弟会”的狂热支持者。希克马蒂亚尔尤其残忍，报复心极强，到后来，他处决的阿富汗人要比他杀死的苏联人还多。
在伊兹玛特・汗出生的楠格哈尔省，当地游击队领导人是莫尔维・尤尼斯・哈利斯。他是一位毛拉，即伊斯兰学者，也是一位布道者。他看不惯希克马蒂亚尔的嗜杀成性，希克马蒂亚尔也不喜欢他。
尤尼斯・哈利斯虽然年过六十，是七个游击队领导人中最年长的，但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他常常杀入被苏军占领的阿富汗，亲自领导他的游击队员。在他不在的时候，他的军事指挥官是阿布达尔・哈克。
一九八○年，战火烧到了白山山区。山脚下的贾拉拉巴德到处是涌动的苏联人。苏联空军开始对山村实施惩罚性的空袭。在马洛柯村，努里・汗已经宣誓效忠于尤尼斯・哈利斯，并由此获得授权，可以组建自己的义勇军。
在发生空袭时，努里・汗可以把村里的大多数牲畜和财产藏匿到山上迷宫般的天然洞穴里去，村民们同样也能躲进里面。但他还是决定让妇女和儿童跨越国境去巴基斯坦避难。
这支小小的逃难队伍在旅途上需要一位男性的陪护，将他们一路护送到巴基斯坦并留在白沙瓦，可能要一直待到战争结束。作为村长，他指定了他的父亲，一位年过六十、腿脚不便的老人。旅途上要用的毛驴和骡子已经备妥了。
八岁的伊兹玛特・汗要被遣送出去了。他强忍泪水，与父兄拥抱告别，牵上他母亲骑着的骡子，转身走向高山，走向巴基斯坦。他这一去就是七年，当他返回时，他要向苏联人发起猛烈的反击。
为在世人眼里显得合法化，阿富汗商定每个军阀或游击队都要成立一个政党。尤尼斯・哈利斯的党派叫伊斯兰真主党，他手下的每个人都要加入。在白沙瓦郊外，一座庞大的帐篷城已经匆忙搭建起来了，还标着联合国“UN”的字样，伊兹玛特・汗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联合国已经同意，每个军阀——现在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政党领袖，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难民营，不是这个党派的人不得进入。
除了联合国，还有另一个组织在分发食品和毯子，它的标记是一个粗短的红色十字。伊兹玛特・汗也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但他见过热汤，经过艰苦的翻山越岭，他喝了满满一碗热汤。对于难民营的难民和通过联合国接受西方捐助的人，还有一项要求：男孩子必须在各自的难民营里上古兰经学校。不是学习数学、科学、历史和地理，而是无休止地诵读《古兰经》。除此之外，他们学到的只有这场战争。
这些学校的伊玛目大多是沙特人，主要是由沙特阿拉伯提供资金。他们带来了伊斯兰教在沙特阿拉伯唯一许可的经文版本：瓦哈比教派版本，这是伊斯兰世界最严格、最苛刻的经文。这样，在分发食品和药品的红十字标记底下，阿富汗整个年轻一代将要接受狂热主义的洗脑。
努里・汗尽可能来难民营探望家人，一年两到三次，他不在时，义勇军由他的长子领导。旅程很艰辛，努里・汗看上去一次比一次见老。一九八七年他过来的时候，看上去满脸皱纹、神情疲惫。伊兹玛特的兄长在一次空袭时组织义勇军战士去山洞隐蔽，结果自己却被炸身亡。那年伊兹玛特十五岁，当父亲让他回去参加抵抗运动，当一名穆斯林战士时，他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当然，女人们哭得很伤心，还有说话含糊不清的祖父，在白沙瓦郊区的平原上已经活不过冬天了。于是，努里・汗带上他唯一健在的儿子，以及另外八个他带过来探视家人的族人，向西边进发。他们要翻越崇山峻岭进入阿富汗的楠格哈尔省，再次投身战争。
伊兹玛特回到阿富汗后，发现他的祖国已经面目全非，千疮百孔。所有的山谷里，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小石屋。苏军的“苏霍伊”战斗轰炸机和“雌鹿”武装直升机已经摧毁了从潘杰希尔以北的众多山谷，那正是沙阿・马苏德的战区——帕克蒂亚省和兴凯山脉。平原上的人们已被阿富汗军队控制，或被经苏联克格勃调教过的秘密警察驯服。
但山里人，以及那些从平原和城里逃出来加入抵抗的人，仍是倔强的，不好对付的。后来，时间证明他们也是不可征服的。虽然现在有空中掩护——以前英军入侵时没有过——但从喀布尔到贾拉拉巴德的一路上，苏军正在遭受着当初英国人的同样命运，经常被炸得人仰马翻。
这一带道路很不安全，因为有游击队的埋伏；山区无法接近，除非有空中掩护。自从一九八六年九月穆斯林战士装备了美国的“毒刺”导弹以后，苏军的战机被迫到高空去飞行，但太高了又会影响对地攻击的准确性，而太低了则有被击落的危险。苏军的损失正在不断攀升，再加上伤病减员，即使在苏联这么一个有序的国家，士气也大大下降了。
这是一场野蛮、残酷的战争。很少有俘虏活着被抓，苏军战士能很快死去算是很幸运了。山民们尤其痛恨苏军的飞行员。山民们如果活捉了飞行员，会把他们用钉子钉在太阳底下，再在他们肚子上轻轻地划上一刀，让肠子流出来，在太阳底下暴晒，直至最后活活痛死。或者把他们交给手持尖刀的妇女们。
苏军的报复是对一切活动目标——男人、女人、孩子和动物，实施狂轰滥炸和疯狂扫射。他们漫山遍野撒下了数以百万计的空投地雷，最终开创了一个遍布拐杖和假肢的国度。截至战争结束，有一百万阿富汗人丧生，一百万人致残，还产生了五百万难民。
伊兹玛特・汗在难民营期间懂得了枪械知识，当然，他最喜欢的是“卡拉什尼科夫”AK-47冲锋枪。这真是好枪。这种苏联制造的武器，世界上持不同政见分子和恐怖分子所广泛使用的攻击性武器，现在被用来反击苏联人自己了。美国人提供这种枪支给游击队是有理由的：每一个阿富汗人都可以在打死的苏联人身上找到弹盒来补充子弹，免得在弹药供应不上时还需要翻山越岭运送进来。
除了枪支，其他可选择的武器有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俗称火箭筒或火箭弹，简单易学，装弹方便，中短程距离杀伤力很强。这也是西方提供的。
伊兹玛特・汗已经十五岁了，他长大了，渴望着能在下巴周围蓄上胡子，山区很快就把他磨炼得无比坚强。普什图山民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健步如飞，跑得像山羊一般快，双腿似乎不知疲倦，在其他人气喘吁吁时他们仍能保持正常的呼吸。
在他回到家里一年后的某一天，父亲把他叫了过去。父亲身边有个陌生人：脸晒得黑黑的，留着一把黑胡子，身上穿着一件短短的无袖紧身皮衣，足下蹬着一双结实的行军靴。在他身后的地上，放着一只这男孩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大的背包，还有两根用羊皮包裹起来的管子。陌生人头上戴着普什图人的头巾。
“这是一位客人，也是我们的朋友，”努里・汗说，“他来这里帮助我们，还要与我们一起战斗。他要把这两根管子带到潘杰希尔山谷，交给沙阿・马苏德。你做向导，陪同他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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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普什图人凝视着这个陌生人。他似乎并没有明白努里・汗刚才所说的话。
“他是阿富汗人吗？”男孩问道。
“不，他是英国人。”
伊兹玛特・汗迷茫了。这可是宿敌呀。正是古兰经学校里伊玛目经常用恶毒的语言咒骂的人。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异教徒，一个基督徒，注定要在地狱里被烧死的。现在要他陪同这个人走一百多英里的山路去北方的大峡谷？几天几夜与这个人相伴？但他父亲是一个好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现在他称呼这个人为朋友。这怎么可能呢？
英国人用两根食指轻点自己的胸部，用阿拉伯语说：“敬祝和平 [14] ，伊兹玛特・汗。”
父亲努里・汗不会讲阿拉伯语，虽然这一带山脉的深处现在有许多阿拉伯志愿者。阿拉伯人自成圈子，所以没有必要与他们混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但伊兹玛特曾经一遍又一遍地诵读过用阿拉伯语书写的《古兰经》，而且他的伊玛目只会说阿拉伯语。所以伊兹玛特已经学会了这种语言。
“敬祝和平，”他点点头，“该怎么称呼你呢？”
“麦克。”那人说。
“麦——克。”伊兹玛特试着说。奇怪的名字。
“好，我们喝茶吧。”父亲说。他们躲在离已被摧毁的村庄约十英里的一个山洞里。在洞穴的深处，燃着一堆小小的篝火，因为离洞口较远，所以不会有浓烟冒出招来苏军的战机。
“我们今晚睡在这里。明天早上你们就动身去北方。我去南边参加阿布达尔・哈克的游击队。在贾拉拉巴德通往坎大哈的路上将会有一场伏击战。”
他们啃了一些山羊肉和饼，然后就睡下了。黎明前，两个要去北方的人就被唤醒动身了。他们的旅程要穿越一条条迷宫般的山谷，沿途有一些隐蔽处。但山谷之间是山梁和陡峭的山坡，布满了小石块和页岩，很少有藏身之处。所以白天最好躲在山谷里，夜晚再在月光下翻越山梁，走过山坡。
第二天，厄运降临到了他们头上。为了加快行进速度，天还没亮他们就拔营出发了，当东方的天际出现第一抹曙光时，他们发现前面是一片很大的开阔地，布满了石块和页岩，在翻过下一道山梁之前几乎没有什么隐蔽处。如果等待，那意味着要躲藏整整一天，直至夜幕降临。伊兹玛特・汗提议白天穿过这片开阔的坡地。他们才走了一半，便听到一架武装直升机引擎的轰鸣声。
两人迅速扑倒在地，一动不动地躺着，但还是太晚了。在前方的山顶上空飞来了一只致命的大蜻蜓——一架外号为“雌鹿”的苏制米-24D武装直升机。其中一位飞行员肯定是看到了坡地上有动静，或者有金属的闪光，于是这架“雌鹿”偏离原先的航向，朝他们飞了过来。两台“伊索托夫”发动机的咆哮声和主桨叶旋转的咔嗒咔嗒声，在他们的耳边越来越响。
麦克・马丁把头埋在臂弯里，冒险迅速地瞥了一眼。毫无疑问，他们已被发现了。两名苏军飞行员，一前一后坐在座椅上，后面那个比前面的位置稍高一些，都在凝视着他，这时候“雌鹿”进入了进攻模式。在开阔地上被一架武装直升机盯住，是每一个步兵战士的噩梦。马丁朝周围扫了一眼。一百码开外有一丛岩石，虽然不及一个成人的身高，但可以在后面躲避。他朝阿富汗男孩大叫一声，站起来狂奔，留下他那只一百磅重的背包，但带上了让男孩格外好奇的两支“吹管”中的一支。
他听到了男孩在他身后跑动的脚步声，自己的血脉在耳边涌动的奔流声，还有“雌鹿”在俯冲时的号叫声。刚才如果他没有看到武装直升机的某种情况而有了一丝希望，他是绝不会冲出去的——“雌鹿”的火箭架空荡荡的，吊钩下也没有炸弹。他在稀薄的空气中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希望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事实果然如此。
黎明时分，苏联飞行员西莫诺夫和他的副驾驶格里戈利耶夫在执行一项巡逻任务，去骚扰一条狭窄的山谷。因为情报官报告说，那里隐藏着穆斯林战士。他们已经在高空投下了炸弹，然后飞到低空用火箭袭击山洞。一群山羊从洞穴里狂奔出来，意味着那里确实有人藏匿其中。西莫诺夫用他的三十毫米航炮把山羊打得尸横遍野，消耗了大部分炮弹。
随后他上升到了安全的高度，正朝着贾拉拉巴德郊外的苏军基地返航，这时候格里戈利耶夫发现了左舷下方的山坡上有动静。当西莫诺夫看到人影开始跑动时，他让航炮进入发射模式，并俯冲下去了。下面的两个人影在跑向一丛岩石。西莫诺夫在两千英尺的空中稳住“雌鹿”，注视着两个人影跑进岩丛里，于是他开火了。在炮弹喷射出去时，双管的GSH航炮颤抖着，然后就戛然而止——炮弹用完了。西莫诺夫咒骂了一声。刚才他把炮弹倾泻到了羊群身上，现在真碰到穆斯林战士，弹药却没了。他拉起机头，在空中划了一个很大的弧，避开山峰。“雌鹿”在山谷上空“咔嗒、咔嗒”响着。
麦克・马丁和伊兹玛特・汗蹲伏在岩丛后面。阿富汗男孩注视着英国人飞快地打开他的那只羊皮盒子，从中取出一支短短的管子。他依稀觉得有人拍了一下他的右大腿，不疼，只是有些麻木。
英国特空团军人正在组装一支“吹管”导弹，本来是要带给潘杰希尔山谷的沙阿・马苏德的。它没有美国的“毒刺”导弹好，但是更基本，更轻巧简易。
有些地对空导弹需由地面的雷达定位为其制导，有些在弹头里携带着自己的微型雷达，还有些能发射它们自有的远红外光束。这些都是光束制导型的。此外还有寻热导弹，其弹头锥体能“嗅”出飞机发动机的热量，并朝它奔袭而去。“吹管”比这些都更为原始，它是直接瞄准式的，也就是说，操作者必须站在原地，用一条微型的控制棒不断地发射无线电信号给火箭头上的活动鳍，从而制导火箭一路奔袭，去击中目标。
“吹管”的缺点是操作者要一直站着不动，对着迎面扑来的武装直升机，这常常会使操作者丧命。马丁把两级导弹推进发射管，开启电瓶和罗经 [15] ，通过瞄准器发现“雌鹿”已经飞回来直接面对着他。他稳住瞄准器内的准星开了火。随着一团气体腾起，火箭从他肩膀上的管子里喷射而出，朝着空中盲目地飞去。因为不是全自动的，所以现在它需要人工为它进行制导。他估算“雌鹿”距离大约是一千四百码，而且正在迅速接近。此时西莫诺夫用机关枪开火了。
在“雌鹿”的机头，四支机枪枪管开始旋转，喷洒出一阵手指粗细的机枪弹雨。然后苏军飞行员看到从“吹管”射出一团微小的火焰，朝着他奔袭过来。现在是双方的心理对抗战了。
弹雨射进岩石，把石片炸得四处飞溅。虽然射击只持续了约两秒钟，但以每分钟两千发子弹的速率，大约有七十发子弹击中了岩石。随后，西莫诺夫试图避开导弹，于是弹雨洒向了旁边的开阔地。
有证据表明，遇到紧急情况时，人们会出于本能通常向左边避让。所以少数几个国家里，公路上的汽车是靠左行驶的，这样更为安全。因为惊慌失措的汽车司机会转向路边的草地，以避开正面相撞。西莫诺夫惊慌了，他把“雌鹿”转向了左方。
一级火箭已经从“吹管”中脱落，导弹现在进入了超音速飞行。在西莫诺夫转向之前，马丁把弹道朝右边稍稍调整了一下。他猜中了。“雌鹿”暴露了它的机肚，弹头“砰”的一声撞了进去。它的重量不足五磅，而“雌鹿”则庞大结实。但即使这种尺码的弹头，时速一千英里的打击力也是很可怕的。它穿透钢板，钻进机身爆炸了。
在寒冷的山坡上，马丁出了一身冷汗，他看到“雌鹿”开始左右摇摆，机身冒出一缕青烟，然后朝下面的山谷一头栽了下去。
飞机撞到山谷的河床后，噪音停止了。一朵牡丹花状的火焰静静地绽放开来，把两名飞行员烧死在里面，然后一股黑色的浓烟冲天而起。这会引起贾拉拉巴德基地苏联空军的注意。地面上的旅程是漫长而艰苦的，但一架“苏霍伊”对地攻击战斗机只要几分钟时间就可飞抵这里。
“我们走吧。”马丁用阿拉伯语对他的向导说。男孩想站起来，但没有成功。这时候，马丁看到男孩的大腿旁有一摊血迹。他一声不响地放下能重复使用的“吹管”发射管，去拿来了他的背包。
他用军刀割开伊兹玛特的裤腿。伤口小小的，很干净，但看上去很深。如果是航炮的弹片所造成的创伤，那么弹片应该很小。也可能是被石片击伤的，但他不知道伤口是不是离股动脉很近。他在英国赫里福德医院受过训练，具备良好的急救知识，但在阿富汗的荒山野岭，在苏联空军就要杀过来的这个时候，不可能做复杂的外科手术。
“我们会死吗，英国人？”男孩问道。
“不会，今天不会，伊兹玛特。今天不会。”他回答说。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他需要背包里的所有装备。他要么带上背包，要么带上男孩，不可能两个都带上。
“你熟悉这里的山地吗？”他边扎绷带边问。
“当然了。”阿富汗人说。
“那我带上一位新的向导再返回这里。到时你必须告诉他这里的确切位置。我把背包和火箭埋起来。”
他打开一个扁扁的铁盒子，取出一支皮下注射器。男孩脸色发白地注视着他。
只能随他摆布了，伊兹玛特・汗心里想道。如果这个异教徒要折磨我，那也随他了。我不会吭声的。
英国人把针头扎进了他的大腿。他没有吭声。几秒钟之后吗啡起作用了，他大腿上的疼痛开始减轻。他又试着站起来。英国人已经取出一把小小的折叠式挖掘工具，开始在页岩坡面上掘洞。挖好之后，他把背包和两支“吹管”放了进去，上面用石块掩盖起来，使之看上去与周围无异。但他已经用心记住了这个石堆的模样。只要他能回到这片山坡上，他就能够找到并取出他的装备。
男孩坚持说他能自己走路，但马丁不由分说一把把他背上了肩膀。由于瘦得皮包骨头，身上只剩下肌腱，男孩的体重与背包差不多，也就是一百磅左右。但在稀薄的空气中背负一个人在上坡路上行走，也是很累人的。马丁斜穿着翻过山梁，然后慢慢地走下了山谷。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坠落的苏军飞机总会吸引普什图人来淘宝，以期找到什么能用的或者有价值的物品。浓烟尚未被苏联人发觉，西莫诺夫最后发出的信息只是一声尖叫，因此没人能知道他的方位。但浓烟已经吸引了一群穆斯林战士从旁边的一条山谷赶过来。他们与马丁和伊兹玛特在距山谷谷底一千英尺处相遇，并互相对视着。
伊兹玛特・汗解释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山民们绽出了开心的笑容，他们拍着这个英国特空团军人的后背以示崇敬。马丁解释说他的向导需要帮助，而且不是山区的一碗热茶就可解决的。这孩子需要外科手术。其中一位穆斯林战士认识一个人有一头骡子，与这里只相隔两条山谷。他去叫那个人了。直到夜幕降临时那个人才赶到。马丁给伊兹玛特扎了第二针吗啡。
在新向导的指引下，伊兹玛特・汗骑上骡子，他们三个人动身了。黎明时他们来到了白山的南坡，这时候那位向导停下了脚步，指向前方。
“贾基，”他说，“阿拉伯人。”
他赶着骡子回去了。马丁背上男孩走完了最后的两英里路程。贾基是一个有五百多个洞穴的复杂山区。三年来，所谓的阿富汗阿拉伯人一直在那里施工，扩建，挖深，把那里建成一座游击队的大本营。马丁所不知道的是，洞穴里面有复杂的兵营，一座清真寺，一个藏有经文的图书馆，还有厨房、储藏室和一座设备齐全的外科医院。
当马丁走近时，他被外层的几个卫兵拦住了。但马丁的处境是很显而易见的，他背负着一个受伤的人。卫兵们讨论着该如何处置这两个人，马丁听出来他们说的是北非阿拉伯语。有一个显然是上级的人走过来打断了他们，那人说的是沙特口音的阿拉伯语。马丁能听懂每一个词语，但他认为最好还是不说话。他用手势语言表达，他的朋友需立即动手术。那个沙特人点点头，做了一下手势，并在前面引路。
伊兹玛特・汗在一个小时内就动了手术，医生从他的大腿上取出了一块航炮的弹片。
马丁等着小伙子苏醒。他以当地人的习惯，蹲在病房角落的阴影里，谁也没去特别留意他，无非当他是一个把朋友带过来的普什图山民。
一小时后，两个男人走进了病房。其中一个个子很高，很年轻，留着大胡子。他在阿拉伯的袍子外面穿了一件迷彩军服，头戴一条白头巾。另一个人矮胖敦实，年纪不会超过三十五六岁，有一只圆圆的鼻子，鼻梁上架着一副圆圆的眼镜，穿着一件外科医生的白大褂。在检查了他们自己的两个病号以后，这两个人走向了阿富汗人。高个子用沙特阿拉伯语说话了。
“哦，我们这位年轻的阿富汗战士感觉如何？”
“没事，我好多了，酋长。”伊兹玛特也用阿拉伯语回答，他以尊称称呼这位年长者。高个子男人很高兴。
“嗯，你会说阿拉伯语，还这么年轻。”他微笑着说。
“我在白沙瓦的古兰经学校学习了七年。去年我返回阿富汗参加战斗。”
“那么，你为谁而战呢，小伙子？”
“我为阿富汗而战。”男孩回答。
一丝阴云出现在这个沙特人的脸上。阿富汗人意识到或许不该这么说。
“我也为真主而战，酋长。”他补充说。
脸上阴转多云，温和的笑容也重现了。沙特人俯身向前，轻轻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
“有一天，阿富汗将不需要你，但仁慈的真主将永远需要像你这样的勇士。现在，我们这位年轻朋友的伤愈情况怎么样了？”他问那位匹克威克式的医生。
“我们看一下吧。”大夫一边说，一边揭开了纱布。
伤口很干净，周边有红肿，但在缝了六针之后已经闭合了，而且没有受到感染。他满意地点点头，重新缠上了纱布。
“一星期后你就可以下地走路了。”艾曼・扎瓦希里大夫说。
然后他就与奥萨马・本・拉登一起离开了病房。谁也没有注意到那个蹲在角落里的满脸汗渍的穆斯林战士，他的头枕在膝盖上似乎睡着了。
马丁站起来走向小伙子的病床。“我要走了，”他说，“阿拉伯人会照顾你。我设法去找到你父亲，向他再要一名向导。愿真主与你同在，朋友。”
“你多保重，麦克。”男孩说，“这些阿拉伯人和我们不一样。你是一个异教徒。他们就像我在古兰经学校里的那个伊玛目，他们憎恨所有的异教徒。”
“如果你不告诉他们我是谁，我将十分感激。”英国人说。
伊兹玛特・汗闭上了眼睛。他宁愿被拷打致死也不会出卖他的这位新朋友。这是规矩。当他睁开眼睛时，英国人已经走了。后来他听说，这人抵达了潘杰希尔山谷的沙阿・马苏德那里，但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
越过苏军防线进入阿富汗活动了六个月之后，麦克・马丁经巴基斯坦悄悄回到了英国，还学会了一口过得去的普什图语。他获准去休假，然后回特别空勤团报到，并再次被派遣去北爱尔兰。但这次情况不同了。
特空团是真正使爱尔兰共和军感到害怕的部队；能杀死特空团的战士，最好是活捉，再将其折磨致死，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最大梦想。这次，麦克・马丁与简称“特遣小分队”的第十四情报连协同作战。
这支小分队承担着监视、跟踪和窃听的任务。他们的行动是要摸清爱尔兰共和军杀手的下一步袭击计划，这些行动必须非常隐蔽，决不能被对方发现。在这方面，他们有一些高超的技艺。
他们翻屋顶进入爱尔兰共和军领导人的住宅，在阁楼安装窃听器。他们还把窃听器安置在棺材里，因为“教父”们会一边装作向灵柩内的死者表示崇敬和哀悼，一边召开会议。他们用长焦照相机拍摄到嘴唇的运动，再由专家根据口形破解出谈话内容。他们还用装在步枪上的话筒录下门窗紧闭的房间里的对话。小分队获得了珍贵情报之后，就把任务转交给行动队的战士。
行动的规则很严格，必须是爱尔兰共和军人先开火，而且必须是朝特空团开火，特空团战士才能反击。如果敌人在枪口下缴械投降，就要被当成俘虏对待。所以开枪这件事，特空团和空降兵战士们必须十分谨慎。英国的政治家和律师近来宣布了一条新政策：英国的敌人有公民权，但英国军人却没有。
尽管如此，麦克・马丁作为一名特空团的上尉，还是在那里待了十八个月，其间他曾多次参与夜间的伏击战。每一次，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帮武装分子都会莫名其妙地被截住；每一次，他们都愚蠢地试图拔枪顽抗；每一次，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都会在次日早晨发现那些尸体。
但在第二次交火时，马丁中弹了。他运气很好，是左臂二头肌的皮肉伤，但他只能飞回英格兰，安排去利特黑德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在那里，他遇上了护士露辛达，经过一番简单地追求后，她成了马丁的妻子。
一九九○年春，马丁重返伞兵部队，不久便被派往位于伦敦白厅的国防部机关工作。他在乔伯姆附近租了一座小房子，安了家，这样露辛达就可以继续上班。马丁发现自己平生头一次成了一个身穿深色西装，每天挤公交车的上班族。他的军衔是三级参谋，工作部门是特别项目局军事行动处。没过多久，又一个外国侵略者再次将他从安逸的生活中拉了出来。
那年的八月二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悍然入侵邻国科威特。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对此表示了愤慨和坚决反对，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也赞同她的主张。一星期之内英美两国制订了一个紧急计划，组成了一支反侵略的多国部队，去解救那个富饶的石油小国。
即使麦克在国防部特别项目局军事行动处这种机关，秘密情报局还是追踪到了他，并“建议”他参加几位“朋友”的午餐会。
午餐安排在圣詹姆斯街一个隐蔽的俱乐部，东道主是“企业”的两名高级情报官。同行的还有一位政府通讯总局的分析专家，他生于约旦，后来加入了英国籍。他的工作是监听和分析阿拉伯国家的无线电通信。但在今天的餐桌上，他另有任务。
他用阿拉伯语与麦克・马丁交谈，语速飞快。马丁对答如流。最后他朝两位情报官点点头。“百闻不如一见，”他评论道，“就凭这副面孔和说话的声音，他能行。”
说完后这个人就离席告辞了，显然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
“如果你能潜入科威特去看看那里发生的情况，我们将不胜感激。”其中一位资深的情报官说。
“部队那边怎么办？”马丁问道。
“我认为他们会予以理解的。”另一位情报官轻声说。
马丁的部队长官发了几句牢骚，但还是放他走了。几个星期以后，马丁装扮成一个贩运骆驼的贝都因人 [16] ，悄悄地越过沙特边境，潜入被伊拉克占领的科威特。在北上去科威特市的路上，他遇上了几支伊拉克巡逻队，但他们都没去注意这个蓄着大胡子、赶着骆驼去集市的游牧民。贝都因人向来与世无争，不问政治，几千年来，他们旁观着入侵者在阿拉伯世界打得天翻地覆，从来不加干涉。所以侵略者通常也不理会他们。
在进入科威特以后的几个星期里，马丁联络上缺乏经验的科威特抵抗力量，提供了协助，教给他们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还摸清了伊军的布阵情况，优势和弱点，然后就撤出了。
海湾战争中他的第二次任务是深入伊拉克内部。他从沙特边境进入伊拉克西部的沙漠，然后搭上伊拉克的一辆长途汽车前往巴格达。他伪装成一个伊拉克农民，傻乎乎地提着一篮母鸡。
回到熟悉的巴格达市后，他在一栋富人的别墅里伪装成一名花匠安顿下来，住在花园尽头的一间棚屋里。他的任务是接送情报，为此他带进去一只小小的折叠式卫星天线和一台微型无线电收发报机，可以把情报压缩后发射到沙特首都利雅得，不会被伊拉克的秘密警察截获。
海湾战争期间，英国秘密情报局保守得最好的机密之一，是他们在萨达姆政权的高层中有一个“内线”人物。马丁从来没见过那个人，他只是按事先约定在“死信箱”里收取情报，然后发送到在沙特阿拉伯的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总部。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萨达姆投降了，于是麦克・马丁撤了出来——只是在夜间穿越边境时险些遭到了法国外籍军团的枪击。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占领阿富汗的苏军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鲍里斯・格罗莫夫将军，独自走过横跨在阿姆河上的友谊桥，回到了苏联一侧的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他的整个部队已经在他之前过了桥。战争结束了。
战争结束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这场“苏联的越战”以失败告终。苏联的那些原本十分安分的东欧卫星国开始公开反叛，苏联的经济在崩溃。十一月柏林墙被推倒，整个苏联帝国四分五裂。
许多分析家认为，苏联人留下的阿富汗政府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取得胜利的军阀们将会接管政权并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但权威们猜错了。被苏联人遗弃在喀布尔、喜好威士忌的纳吉布拉总统，靠两个因素撑了下来。其一是阿富汗政府军显然比国内其他所有武装力量都强大，加上秘密警察的支持，这个政府能够控制城市，从而控制绝大多数的民众；其二，军阀们互相争吵，割据地盘，不但没有团结起来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恰恰相反，他们挑起了内战。
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伊兹玛特・汗。父亲依然是一家之长，虽然他身体没有以前那么硬朗了，也上了年纪，但在邻居们的帮助下，他们重建了马洛柯村。他们清理了炸弹和火箭留下的废墟，在桑树和石榴树旁边重新砌起了宅院。
伊兹玛特・汗在腿伤痊愈后，已经重新投入到了战争中，并担当了他父亲那支义勇军的领导人，手下的战士都愿意跟随他，因为他流过血。当和平来临时，他的游击队缴获了苏联人不愿意带回家的一大箱武器。
他们带着这些武器翻过白山，来到巴基斯坦的帕拉奇纳镇上的军火交易市场。在那里，他们用苏联人的遗留物换回了奶牛、山羊和绵羊，重新开始放牧。
如果说以前的生活很艰苦，那么新生活就更艰苦了，但他热爱劳动，因此沉浸在马洛柯村将重获新生的喜悦之中。一个人必须要有根，他的根在这里。二十岁的他，每逢星期五领头在村里的清真寺做祷告。
库奇游牧民经过这里，带来了平原上的消息。忠于纳吉布拉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军队依然控制着城市，但军阀们占据了各地农村，他们的行径近乎强盗土匪。他们在主要道路上强行设卡，过路的商旅常常被抢走钱物，遭到殴打。
巴基斯坦根据其联合情报局的意见，支持希克马蒂亚尔成为整个阿富汗的领导人。在希克马蒂亚尔统治的地区存在着极端的恐怖行为。当年的“白沙瓦七雄”，现在你争我斗，互相掐着脖子，对人民的呻吟充耳不闻。穆斯林游击队已从昔日的英雄，沦为了现在的暴君。伊兹玛特・汗感谢仁慈的真主使他免受平原地区的苦难。
随着战争的结束，那些阿拉伯人几乎都已从山区和他们所钟爱的洞穴撤走了。日后将成为他们的无冕之王的那个来自洞穴医院的高个子沙特人，也离开了。大约有五百个阿拉伯人留了下来，但他们并不受欢迎。他们分散在各地，过着乞丐一般的生活。
伊兹玛特・汗二十岁那年，有一天他去邻村走访，看到一个姑娘在溪边洗衣服。由于溪水潺潺流动，姑娘没有听到马蹄声，当她发觉时已来不及用头巾遮面了。姑娘惊慌尴尬地逃走了。但他已经看见她长得很漂亮。
伊兹玛特像所有年轻人那样行动了。他征询了母亲的意见。母亲很高兴，两位姨妈也迅速加入，快乐地帮忙出谋划策，设法打听那个姑娘家的情况，并说服努里・汗去向对方的父亲提亲。那女孩名叫玛尔亚姆，婚礼在一九九三年暮春举行。
婚礼是在室外举行的，春风吹拂着胡桃树，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婚宴很热闹，新娘骑着一匹装饰华丽的白马从邻村过来。果树下，人们吹起长笛跳起舞，当然只是男人们在欢闹。由于受过古兰经学校的熏陶，伊兹玛特反对唱歌跳舞，但他父亲很高兴，让他也放开些。于是这一天，伊兹玛特抛开了他那严格的瓦哈比教条，在草地上翩翩起舞，而新娘的目光则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
从他们在溪边的一见钟情到婚礼举办，中间必须有一段时间的等待，双方都要做结婚的准备工作，女方要置办嫁妆，男方要在自家的院子里搭建婚房。当夜幕降临、村民们疲惫地散去之后，伊兹玛特把他的新娘带进了新房。他的母亲站在四十码开外的地方，听到黑暗中传来一声姑娘的尖叫，这说明她的儿媳已经成为一个女人，她微笑着点了点头。三个月以后，新娘的肚子显示出她将在来年雪花飞扬的二月生个孩子。
当玛尔亚姆怀上伊兹玛特的孩子时，那些阿拉伯人回来了。那个领头的高个子沙特人没和他们在一起，那时他还在遥远的苏丹。但他送来了很多钱，通过向军阀们捐款捐物，他获得准许，建立了几个训练营。在卡利德瓦利德、法鲁克、萨迪克、卡尔丹、吉哈德瓦伊和达伦塔，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成千上万的新志愿者集中到这里接受战争训练。
这是什么战争？据伊兹玛特・汗观察，这些人在部落的内战中并没有站在哪一边，那么他们接受训练后要与谁作斗争？他听说这全是因为那个高个子，也就是被追随者称为“埃米尔”的那个人。此人已经宣布，要与自己的祖国——沙特阿拉伯政府和西方展开圣战。
但伊兹玛特・汗与西方并无矛盾。是西方提供了资金和武器，帮助他们打败了苏联人，而且他认识的唯一一个异教徒还曾经救过他的命。这不是他的圣战，他想。他所关心的是他的家园正被卷入混乱之中。
6
空降兵部队顺利地接受了马丁的归队，什么都没问，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但麦克・马丁已经获得了“神秘人物”的名声，四年间，两次无理由的失踪，每次为期六个月，部队的官兵自然会感到惊奇。一九九二年，他被送往设在坎伯利的参谋学院深造，然后又被派回国防部，军衔是少校。
这次又是军事行动局，但在三处，即巴尔干处。此时，南斯拉夫的内战依然如火如荼，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塞尔维亚人占着上风，那里的种族清洗令世界震惊。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马丁没有任何参加战斗的机会，每天只能穿着深色西装从郊区到伦敦去上班。
在特别空勤团服役过的军官，还可以再回去，但前提是必须获得特空团的邀请。麦克・马丁在一九九四年年底时接到了特空团从赫里福德发出的邀请。这是他期待已久的圣诞礼物，但妻子露辛达可没那么高兴。
他们还没有孩子，因为夫妻二人都在各自发展他们的事业。露辛达获得了一次升职的机会。她觉得这是“人生的机遇”，但新职位要去英格兰中部地区工作。婚姻亮起了红灯。麦克・马丁接到的命令是去指挥第二十二特空团的B营，把战士们悄悄地带到南斯拉夫的波黑共和国。表面上，他们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部分，实际上他们是去追捕战犯。他无权向露辛达透露真相，只说他必须再次离开。
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露辛达再也忍不下去了。她猜测这次又是调他去阿拉伯地区，于是向他摊牌，发出了最后通牒：你要么选择伞兵、特空团和该死的沙漠，要么跟我去伯明翰维持我们的婚姻。他仔细考虑后选择了前者。
在白山山脉那些高高的隐蔽的山谷外面，年迈的伊斯兰真主党领导人尤尼斯・哈利斯去世了。伊斯兰真主党的领导权彻底落入希克马蒂亚尔的手中，他的残忍是伊兹玛特所厌恶的。
一九九四年二月，伊兹玛特的孩子出生时，纳吉布拉总统已经下台，但仍然活着，被软禁在首都喀布尔的一座联合国宾馆内。他的继任者本应该是拉巴尼教授，但拉巴尼是塔吉克人，是普什图人所不能接受的。在喀布尔以外，军阀们割据着各自的地盘，国家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
此外，还发生了一件事。自从苏军撤离后，成千上万的阿富汗青年返回巴基斯坦的古兰经学校完成教育。而其他那些由于年纪太小而从未参加过战斗的人，则越过边境去接受教育——任何教育。结果他们得到的是多年的瓦哈比洗脑。现在，他们也回来了，但他们与伊兹玛特・汗不一样。
老尤尼斯・哈利斯虽然是一个极为虔诚的穆斯林，但他心中仍有一丝温和和克制，所以在他的那座难民营古兰经学校里，传授的伊斯兰教也是温和而有节制的。其他人则专注于那些从神圣《古兰经》中找出来的、极富攻击性的刀剑之章。老努里・汗虽然也很虔诚，但十分宽容，他认为唱歌、跳舞、体育和宽容他人都没有什么害处。
但现在归来的那些人都没受过什么教育，只听过那些精于教条的伊玛目讲的课。他们对生活、对女人，甚至对本部族的文化都一无所知。除了《古兰经》，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战争。他们大都来自南方，那里是全阿富汗奉行伊斯兰教最严酷的地方。
一九九四年夏天，伊兹玛特・汗和一位表弟离开山区去了一次贾拉拉巴德。这是一次短暂的走访，但他们却目睹了希克马蒂亚尔的部下如何野蛮地血洗一个村庄，只因为村里人拒绝供奉钱财。他们两人见到男人们惨遭折磨和杀戮，妇女们受到殴打，村庄被烧毁。伊兹玛特・汗对此深恶痛绝。但在贾拉拉巴德，他听说他见到的只是很普通的事情。
后来，遥远的南方发生了一件事。自从名存实亡的中央政府倒台以后，先前的阿富汗政府军倒向了出价最高的军阀一边。在坎大哈城外，一些士兵把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抓到兵营里实施了轮奸。
士兵们所在村庄的一位教士——也是当地宗教学校的校长，率领着三十个学生，扛着十六支步枪冲进了那座军营。他们以寡敌众，取得了胜利。最后，他们把那个司令官吊死在一辆坦克的炮筒下。这个教士名叫穆罕默德・奥马尔，人称毛拉奥马尔 [17] 。他曾经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右眼。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人们纷纷来求他帮助。他和他的队伍深得民心，所以迅速扩大。他们不奸淫掳掠，不蹂躏庄稼，也不要报酬。他们成了当地的英雄。到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已经有一万两千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戴上了这位毛拉的标志性饰物——黑头巾。他们自称为“学生”，在普什图语中，“学生”是“塔利博”，复数就是“塔利班”。他们由维持村庄的治安开始，掀起了一场运动。当他们夺取坎大哈市时，已具备问鼎政权之势。
巴基斯坦的联合情报局一直在努力支持希克马蒂亚尔，推翻喀布尔的塔吉克人，但希克马蒂亚尔老是打败仗。由于联合情报局内部人员逐渐被极端穆斯林渗透，巴基斯坦转为支持塔利班。攻占坎大哈后，新政权获得了一大批武器，还有坦克、装甲车、卡车、大炮、六架前苏联“米格”21战斗机和六架重型直升机。他们开始攻打北方。一九九五年，伊兹玛特・汗吻别妻子和孩子，走出大山加入了塔利班。
日后，在古巴的一座监狱牢房里，他将回忆起，那些在山上与妻儿共度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那年他二十三岁。
太晚了，当他了解到塔利班的阴暗面时已经太迟了。尽管普什图人已经算是最虔诚的教徒了，但他们在坎大哈面临的严酷统治也是穆斯林世界前所未有的。
所有的女子学校都被立即关闭。妇女们不准离家，除非有男性亲属的陪同。任何时候必须用长袍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女性穿着凉鞋在地上踏出的嗒嗒声也被认为太性感而遭到禁止。所有的唱歌、跳舞、演奏音乐、体育运动和全民的休闲活动——放风筝，都被禁止了。按要求，人们必须每天祈祷五次；男人被强制蓄须。执法者通常是十几岁的狂热分子，他们戴着黑头巾，只懂得激进的语言、残忍和战争。他们从昔日的解放者转而成了新的暴君，但他们前进的步伐势不可挡。他们的使命是摧毁军阀的统治。因为人们痛恨军阀，所以大家也就默默接受了这些严酷的新规矩。现在至少有了法律和秩序，没有了腐败、强奸和犯罪，只剩下狂热的正统。
毛拉奥马尔只是战士们的精神领袖。自从在炮筒下吊死一个强奸犯从而掀起一场革命之后，他就隐居到南方坎大哈附近的一个堡垒里去了。他的追随者仿佛一群来自中世纪的武士，无所畏惧。他们崇拜着深居简出的独眼毛拉，在塔利班倒台前，大约有八万人愿意为他捐躯。在遥远的苏丹，那位高个子的沙特人遥控着现在以阿富汗为基地的两万个阿拉伯人。他注视着，等待着。
伊兹玛特・汗加入了由楠格哈尔省同乡组成的一支义勇军。他很快赢得了战友们的尊重，因为他经验老到，曾经抵抗过苏联人，而且受过伤。
塔利班军队其实算不上真正的军队，它没有指挥作战的将领，没有参谋部，没有军官，没有军衔，没有基础设施。每支义勇军都在其部落首领的领导下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领导人往往凭借他们的人格、勇气和对宗教的虔诚来支配他们的队伍。如同第一个哈里发时期的那些原始穆斯林战士那样，塔利班凭借狂热的勇气横扫敌人，这使他们获得了战无不胜的名声，使他们的对手闻风丧胆，不战而降。当最后遇到真正的战士——塔吉克人沙阿・马苏德的部队时，他们遭到了重创。由于没有医护兵，塔利班伤员只能躺在路边活活痛死。但即便如此，他们仍在向前推进。
在喀布尔城外，他们与马苏德进行了谈判。但马苏德拒绝了他们提出的要求，不愿撤回他曾经抗击过苏联人的北部山区。于是一场新的内战开始了，一方是塔利班武装力量，另一方是由塔吉克人马苏德和乌兹别克人拉希德・杜斯塔姆组成的北方联盟。那是一九九六年。全世界只有暗中组建塔利班的巴基斯坦和出钱资助它的沙特阿拉伯，承认这个新的怪异的阿富汗政府。
对伊兹玛特・汗来说，现在木已成舟。他昔日的盟友沙阿・马苏德如今成了他的敌人。此时在遥远的南方，一架飞机降落了。从飞机上走下来的人，正是八年前在贾基的一个洞穴里和他说过话的那个高个子沙特人，从他腿上取出苏军弹片的那个矮壮的大夫，仍陪同着他。这两人立即对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表示了尊敬，并献上大量的金钱和物资，以及对奥马尔毕生不渝的忠诚。
喀布尔沦陷后，战事暂时停顿下来。塔利班在喀布尔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已被推翻的前总统纳吉布拉从软禁宾馆里拖出来，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并处决，最后把他的尸体挂在了一根灯柱上。这确定了塔利班今后要实施的专政路线。伊兹玛特・汗厌恶残忍。他在内战中经过艰苦战斗，从一名志愿兵成为统帅一支义勇军的指挥官，他的部队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最后成为塔利班四个作战师中的一个。他要求返回家乡楠格哈尔，于是他被任命为楠格哈尔省省长。住在贾拉拉巴德，他可以经常回家去探视家庭、妻子和孩子。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一个叫威廉・杰弗逊・克林顿的人。但他对设在自己国家的一个叫“基地”的组织却所知不少。他还知道这个组织的信徒们对所有的异教徒发动了全面的圣战，主要是针对西方，特别是一个叫美利坚的国家。但这不是他的圣战。
他在与北方联盟打仗，以求祖国的最终团结和统一。现在北方联盟已被打败，退缩到两个边远的山洞里。其中一支是哈萨拉族人的抵抗力量，现正蜷缩在达拉伊素夫的高山上；另一支是马苏德的部队，躲在无法攻克的潘杰希尔山谷和东北部的巴达克山。
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发生了炸弹爆炸。伊兹玛特・汗对此一无所知。收听国外电台是禁止的，他只得服从。八月二十日，美国向阿富汗发射了七十枚“战斧”巡航导弹。这些导弹发射自游弋在红海的“考本”号和“希洛”号两艘导弹巡洋舰，以及巡游在巴基斯坦南部阿拉伯湾的“布利斯科”号、“埃利奥特”号、“海勒”号、“米利乌斯”号驱逐舰和“哥伦比亚”号潜艇。
导弹攻击的目标是“基地”组织的几个训练营，还有托拉博拉的一些洞穴。有几枚导弹偏离了目标，其中一枚钻进了马洛柯村旁高山上的一个天然洞穴。导弹在山洞深处爆发，炸裂了整个坡面。上千万吨的石块从山上滚落到下面的山谷里。
当他赶到山区时，那里已是面目全非了。整个山谷都被掩埋了。溪流、农场、果园、畜栏、院子、清真寺，全消失了。他的家人和所有的邻居都不见了。他的父母、叔伯、婶母、姑妈、妻子和孩子全都被几百万吨花岗岩埋在了下面。已经无从下手挖掘，也挖掘不到什么了。他忽然成了一个没有根的人，既无亲眷也无氏族。
在炽热的八月烈日下，他跪倒在埋葬家人的页岩上，转向西方的麦加，叩首祈祷。但这次祈祷与以往不同，面对灭族之恨，这是沉重的宣誓，宣告他不共戴天的复仇，他个人至死方休的圣战，针对夺走了他一切的那些人的战争。他向美国宣战了。
一星期之后，他辞去省长的职务，回到了前线。他与北方联盟浴血战斗了两年。在他离开战场的那段日子里，战术高明的马苏德进行了反攻，并再次对战斗力不太强的塔利班造成了重创。在马扎里沙里夫发生了一次血腥屠杀，首先哈萨拉族人发动武装起义，杀死了六百名塔利班战士，然后塔利班进行了报复，屠杀了两千多个平民。
《代顿协议》 [18] 的签订，从理论上说结束了南斯拉夫的波黑内战。但战争留下的创伤却是噩梦般的。波黑的穆斯林聚居区曾经是战争的主战场，穆族人、塞族人和克族人都卷入了这场战争。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血腥的战争。
克族人和塞族人拥有先进的武器，他们挑起并制造了大多数的血腥屠杀。被彻底羞辱的欧洲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设立了战犯法庭，准备起诉和审判第一批战犯。问题在于，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是不会自己举起双手走进法庭的。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根本无意提供任何配合和协助，事实上，他正在酝酿在另一个穆斯林省——科索沃制造新的事端。
波黑总人口有三分之一是塞族人，他们宣告在塞族人聚居区成立塞尔维亚共和国，大多数战犯就躲藏在那里。现在欧洲面临的任务是找到他们，确定他们的身份，把他们捉拿到海牙并推上法庭的被告席。于是，一九九七年，擅长野战和丛林战的英国特别空勤团承担了追猎战犯的任务。
一九九八年，麦克・马丁回到英国，并作为坎伯利参谋学院的一名中校和教官回到了伞兵部队。次年，他被任命为伞兵第一营指挥官。北约再次对巴尔干地区事务进行了干涉，这次比以前更迅速，阻止了一场媒体称为“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英美情报机关说服政府相信，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打算对反叛的科索沃省进行彻底“清洗”，要把一百八十万穆族人驱赶到西边的邻国阿尔巴尼亚去。北约盟国向米洛舍维奇发出了最后通牒，但米洛舍维奇不予理会。于是一队队赤贫如洗、哭泣流泪的科索沃人被驱赶着翻山越岭进入了阿尔巴尼亚。
北约对此的反应是空袭而不是地面战。空袭持续了七十八天，把科索沃和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炸得千疮百孔。眼看着自己的国家成了废墟，米洛舍维奇最终只得让步了。北约军队开进了科索沃，去接管残局。指挥官是英国空降老兵麦克・杰克逊将军，伞兵一营随他一起进入了科索沃。
要不是为了那些“西部小子”，这很可能是麦克・马丁的最后一次海外行动。
二○○○年九月九日，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被刺杀。消息传遍了塔利班军队，战士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真主伟大”；在伊兹玛特・汗驻扎的巴米扬城外，欢乐的枪声响彻军营上空。塔利班的敌人已经死了。马苏德曾凭借超凡的领导力，重整拉巴尼造成的混乱局面；他机智勇敢的游击战曾令苏联人闻风丧胆；他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把塔利班打得落花流水。但现在，这个人一去不复返了。
事实上，马苏德是被两个人弹暗杀的。两个极端狂热的摩洛哥人，持偷来的比利时护照，以游客的身份进入阿富汗。其实那两个人是奥萨马・本・拉登献给他的朋友——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的礼物。当时沙特人本・拉登并没有想到暗杀马苏德的阴谋，是聪明过人的埃及人艾曼・扎瓦希里认为，如果“基地”组织为奥马尔办成这事，那么无论今后发生什么，这个独眼龙毛拉都不会驱逐他们。
九月十一日，四架客机在美国东海岸上空被劫持。在九十分钟内，两架飞机摧毁了纽约曼哈顿的世贸中心，另一架撞坏了五角大楼，第四架由于乘客冲进驾驶舱与劫机者搏斗而坠毁在田野里。
几天之内，十九个劫机者的身份被确定了。又过了几天，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向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下了最后通牒：交出罪魁祸首，否则就承担一切后果。“基地”组织为塔利班清除了马苏德，奥马尔不能过河拆桥。那是“规矩”。
在西非沿海的塞拉利昂，多年的内战给这个昔日的英国殖民地富国留下了一系列的混乱、匪患、罪恶、疾病和贫穷。几年前，英国决定予以干预，联合国派去了一万五千名士兵，但这支维和部队每天只是坐在他们设在首都弗里敦的兵营里。城市以外的丛林太危险了。但联合国维和部队中有一支英国的精英部队，至少他们还坚持在边远地区巡逻。
二○○○年八月下旬，皇家爱尔兰兵别动队的一支由十一名战士组成的巡逻队，被诱离大路进入通往村庄的一条小路。那个村庄是叛匪的大本营，匪徒们自称“西部小子”。他们其实是一帮无法无天的精神变态，每天沉湎于酒精，嚼着蘸了可卡因的口香糖，或者干脆在手臂上划一条口子把毒品抹进伤口以求“快速见效”。他们给附近的村民带来了无法言喻的灾难和恐惧，但他们有四百人之众，而且武装到了牙齿。特种兵战士们很快就被俘了，并被劫持为人质。
麦克・马丁在结束科索沃的任务后，已经奉命率领伞兵一营来到弗里敦，在滑铁卢营安顿下来。经过与“西部小子”们的艰苦谈判，五名战士在支付赎金后被释放了，但其余六个似乎注定要被剁成肉泥。伦敦的国防部总参谋长查尔斯・格思里爵士发出命令：派人进去，用武力把他们解救出来。
突击队由四十八名特别空勤团士兵、二十四名特别海勤团士兵和九十名空降兵一营士兵组成。进攻发起前一个星期，身着丛林迷彩服的十名特空团战士空降到匪窝村庄周围的丛林里。他们负责隐蔽，观察，倾听，随时向队部报告他们所了解到的情报。“西部小子”的一切言行都被几码之外的特空团战士监听、监视到了，并用无线电报告了突击队总部。由此英方知道，以和平方式解救人质是没有希望了。
第一波进攻的突击队员遭到了匪徒迫击炮反击，有六人受伤，包括指挥官，他们立即撤出了战斗。麦克・马丁是随第二波进攻冲进去的。
那个村庄其实是两个并联的村庄，分别叫格利巴纳和马格本尼，中间隔着一条又窄又臭的名为罗克尔溪的小河。七十名特空团和海勤团战士攻占了人质所在的格利巴纳村，把他们全都解救出来，还击退了匪徒一系列猛烈的反击。九十名空降兵去攻打马格本尼。到黎明时，他们发现溪流两边各有约两百名“西部小子”。
战斗结束时，战士们抓了六名匪徒，他们都被捆住双手后带回弗里敦去了。有几个匪徒逃进了丛林里。没人去统计过留在两个已成废墟的村庄及周围丛林里到底有多少具匪徒的尸体，但也没人质疑过对方死亡三百人这个数字。
突击队共有十二人受伤，特空团战士布拉德・蒂尼昂因伤重死去。第一波进攻失去指挥官之后，麦克・马丁乘坐第二架“奇努克”直升机进去，指挥了对马格本尼村的最后扫荡。这是老式的战斗——近距离射击和格斗。在罗克尔溪南岸，由于刚才那枚击中他们指挥官的迫击炮弹，伞兵们损失了他们的无线电台。所以盘旋在空中的直升机无法报告他们自己迫击炮的弹着点，而丛林又是那样稠密，看不清炮弹下落。
最后，伞兵们直接冲了上去，他们热血沸腾，尖叫着、咒骂着与匪徒们进行厮杀。拷打农民和俘虏很在行的“西部小子”死的死，逃的逃，最终一个也没留下。
麦克・马丁返回伦敦后，过了差不多一年，有一天他正在吃早饭，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镜头——坐满乘客、加满燃油的客机一头撞进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楼。一星期以后，美国人明确宣布要进入阿富汗追捕罪魁祸首，不管喀布尔的塔利班政府同意与否。
伦敦当即同意提供任何所需的资源，当务之急是空中加油机和特种部队。英国秘密情报局驻伊斯兰堡情报站站长说，他也需要一切可能的帮助。
本来这是秘密情报局总部的事务，但英国驻伊斯兰堡使馆的武官也请求协助。麦克・马丁又一次奉命离开位于奥尔德肖特的空降兵总部，作为特种部队联络官飞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他抵达那天正是世贸中心倒塌后两周。这一天，盟军开始了对阿富汗的第一次空袭。
7
伊兹玛特・汗仍在巴达克山前线指挥塔利班部队，此时喀布尔遭到了狂风暴雨般的轰炸。当世人们在评点喀布尔和南方的牵制战术的时候，美军特种部队潜入了巴达克山，去协助已经接管马苏德部队的法希姆将军。这里才是真正的战役要打响的地方，其他的只不过是做给媒体看的。战役的关键是阿富汗北方联盟的地面进攻和美军的空中打击。
简陋的阿富汗空军飞机还没有起飞就化为乌有了。阿军的坦克和大炮，一经发现，也被摧毁了。曾在边境外面安全地消磨了几年的乌兹别克人拉希德・杜斯塔姆，被说服回来在西北地区开辟第二战线，以呼应法希姆在东北方的战线。二○○一年十一月，阿富汗战争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最关键的技术是目标标定，自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后，这项技术正悄悄地兴起。
特种兵战士隐蔽在盟军的部队里，用高倍望远镜观测并确定敌军所挖掘的工事、大炮、坦克、弹药库、后勤供应和指挥部的位置。每个位置都被用肩扛式远红外线发射器做了标记，“上了色”。然后通过无线电联系招来战机对目标实施空中打击。
塔利班军队与北方联盟部队对阵时所遭到的毁灭性打击，有些来自在遥远的南方阿拉伯海上游弋的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有些来自从乌兹别克起飞的坦克杀手A-10——当然，乌兹别克斯坦拿到了不错的回报。由于炸弹和火箭追随远红外光束不可能偏离目标，一支又一支的塔利班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塔吉克人胜利地向前推进着战线。
随着阵地一个个摧毁，一个个失去，伊兹玛特・汗所率领的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后撤。开始时在北方作战的塔利班军队有三万多人，但现在每天都损失近千人。军中没有医生，没有药品，没有救护。受重伤的塔利班战士做着祈祷，像虫蚋般地死去。他们高呼“真主伟大”的口号冲进枪林弹雨之中。
原先的塔利班志愿兵已经所剩无几。塔利班的征兵队已经强制征集了成千上万名新兵入伍，但许多人不愿意打仗。真正的狂热分子人数正在锐减。伊兹玛特・汗只得带着部队不断后退，因为他觉得，每次作战都在前线，他自己也要支撑不住了。十一月十八日，他们抵达了昆都士城。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地区的周围都是塔吉克人和哈萨拉族人，而昆都士却是讲普什图语的南方吉尔扎人的聚居区，一块小小的飞地。因此塔利班军队能在那里避难，也是在那里同意投降的。
阿富汗人认为，经过谈判后的投降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而且只要有谈判的机会，他们提出的条件就有可能被考虑甚至接受。于是，整个塔利班军队向法希姆将军投降了，法希姆同意受降。
在塔利班内部，有两支非阿富汗军队。当时，有六百个阿拉伯人是本・拉登派遣来阿富汗的，全都效忠于奥萨马・本・拉登。三千多个阿拉伯人已经战死，而美国人的态度是，就算其余的阿拉伯人都去见真主，他们也不会感到遗憾。
塔利班武装力量里还有大约两千个巴基斯坦人，如果他们被发现，巴基斯坦政府将十分尴尬。巴基斯坦的领导人穆沙拉夫将军在九一一事件之后面临两难选择：要么铁心投靠美国，从而获得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要么通过其联合情报局继续支持塔利班以及本・拉登，但要承担直接的后果。他选择了美国。
但巴基斯坦的联合情报局仍有一支小规模的特工队在阿富汗活动，而且那些与塔利班并肩作战的巴基斯坦志愿兵也难免会把在阿富汗战斗过的事情透露出去。于是法希姆利用三个夜晚，通过一条秘密的空中通道，把大多数巴基斯坦人遣送回去了。
另一个秘密交易是，大约四千名战俘根据需要，被以不同的价格卖给了美国和俄罗斯。俄罗斯买下了所有的车臣人，以及所有的反政府的乌兹别克人，以此来讨好乌兹别克。
原先投降的士兵超过一万四千人，但这个人数在这些秘密交易后削减了不少。最后，北方联盟对涌向北方采访战事的全世界媒体宣布，他们只受降了八千名战俘。
紧接着，五千名俘虏移交给了乌兹别克指挥官杜斯塔姆将军。他想把这些人发送到遥远的西边，他自己的地盘希巴尔甘。于是战俘们被装进了铁制的货运集装箱内，没有水，没有食物，而且因为人数太多，他们只能站着，还得踮着脚尖才能靠近头顶上方的气孔。半路上，战俘们听说同意给他们增加通气孔。结果重机枪在他们身上打出了许多通气孔，直至尖叫声停止。
在剩余的三千零一十五名战俘中，那些阿拉伯人被挑了出来。他们来自各个穆斯林国家，有沙特人、也门人、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埃及人、约旦人和叙利亚人。极端狂热的乌兹别克人已被押送回乌兹别克的首都塔什干了。车臣人也被送回去了，但有少数几个留了下来。在整个战争中，车臣人赢得了最勇猛、最残忍和最富有自杀精神的名声。
挑剩下的两千四百个俘虏留在了塔吉克人手中，此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音信了。阿拉伯人来挑人的时候，他们问话，伊兹玛特・汗用阿拉伯语作答，于是他被当作是阿拉伯人。他没有佩戴军衔，身上脏兮兮的，脸色憔悴，又饿又累。他被推向了一边，因为太疲惫了他没有反抗。结果他与另五个阿富汗人一起，要被押解到西边的马扎里沙里夫去，落入杜斯塔姆以及乌兹别克人手中。这一次，西方媒体都在盯着，新近抵达的联合国官员表示会保证战俘们的人身安全。
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些卡车，六百个人被装上了车，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开始了西行去马扎里沙里夫的旅程。但他们的最后目的地不是马扎里沙里夫城，而是再往西十英里的一座巨大的监狱城堡。
于是他们来到了地狱的门口，地狱的名字叫卡拉伊贾吉城堡。
如果从投下第一颗炸弹起算，直至首都喀布尔落入北方联盟手中，征服阿富汗用了大约五十天时间。但美英的特种部队此前早就在阿富汗开展行动了。麦克・马丁渴望与特种部队一起行动，但英国驻伊斯兰堡的使馆官员坚持，他们需要马丁在巴基斯坦军队的高级军官之间进行沟通联络。
直到他去巴格拉姆参加行动。巴格拉姆是前苏联在喀布尔北部的一个巨大的空军基地，显然在日后盟军占领期间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停放在那里的塔利班飞机已经成了一堆废铁，控制塔也成了废墟，但那些跑道、机库和前苏联曾经用作警备司令部的营房，只要花上一些时间和资金，还是能够全部修复的。
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巴格拉姆就被盟军攻下了，英国特别海勤团的一组官兵进去后标上了英国的记号。这个消息给马丁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于是他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机场搭上美国飞机，飞了过去。
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一片荒凉，美国人来接管全部设施之前，英国海勤团腾空了一座机库，在尽可能远离寒风的那一面开始了艰苦的改造工作。
士兵们通常善于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安家，而特种兵对此最为擅长，他们似乎能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安顿好自己。海勤团的二十名官兵开着他们的陆虎越野车去外面找了一些铁制的货运集装箱，把它们拖进机库。
加上一些油桶、木板和灵巧的心思，这些集装箱就变成了临时宿舍，里面有床、沙发、桌子和电灯，还安装了一只插座，电水壶插电后可以烧茶水。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这支小分队的指挥官告诉战士们：“在马扎里沙里夫以西一个叫卡拉伊贾吉的地方似乎出了点儿事。一些战俘在监狱暴动，抢夺了卫兵的武器，正在挑起一场暴动。我认为我们应该去那里看看。”
于是他选了六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安排两辆陆虎越野车加满了燃油。出发前，麦克・马丁问道：“不介意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也许你们需要一名翻译呢。”
这支海勤团小分队的指挥官是一名海军陆战队上尉，而马丁是一名空降兵上校。当然没人反对。马丁上了第二辆车，坐在了司机旁边。在他的身后，两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蹲伏在一架点三○口径的机关枪后面。他们驱车朝北驶去。这是一次长达六个小时的行程，穿过萨朗山口来到北方平原，继而是马扎里沙里夫，最后抵达卡拉伊贾吉城堡。
卡拉伊贾吉屠杀战俘事件的起因在当时颇具争议，这种争议以后还将持续下去。但故事情节本身引人入胜。
西方媒体从不会因为把事情完全搞颠倒而感到难为情，他们坚持把那些战俘称为“塔利班”，其实不然。事实上，除了六个偶然混进去的阿富汗人，这帮战俘都是战败的“基地”组织的人。他们来到阿富汗是专门为了“圣战”——战斗和捐躯的。所以，从昆都士用卡车运送到卡拉伊贾吉来的，是亚洲最危险的六百个人。
在这六百名战俘中，大概有六十个人不是阿拉伯人。这些非阿拉伯人又分为三种。首先是车臣人，他们认为在昆都士被选中后发回俄罗斯等于是去送死，于是躲开挑选来到了卡拉伊贾吉。还有反政府的乌兹别克人，他们也认为回乌兹别克斯坦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也躲了起来。再就是巴基斯坦人，他们由于偶然的差错没被遣送回国，其实他们如果返回巴基斯坦，是会获得自由的。
剩下的就是阿拉伯人了。与许多留在昆都士的塔利班成员不同，他们是志愿兵，而不是被强征当兵的。他们全都是极端狂热分子，都经过“基地”训练营的战斗训练，知道如何凭勇气和技术去战斗。而且他们对生死并不关心。他们祈求真主的无非是在死去时能够搭上几个西方人或西方人的朋友，这样他们就能成为一名烈士了。
战俘们在卡拉伊贾吉遇到的是一百名受过部分训练的乌兹别克卫兵，卫兵的指挥官是能力不怎么样的赛义德・卡梅尔。拉希德・杜斯塔姆本人不在，他的副手赛义德・卡梅尔临时替代他的职位。
卡拉伊贾吉的建造格局与西方的城堡不同。这是一个占地十英亩的露天大院，里面种着树木，还有一些平房。整个地方围着一道五十英尺高的围墙，但墙的两面都是斜坡，人可以沿着斜坡跑上去，在墙顶上窥视胸墙对面的情况。
这道厚墙里面有迷宫般的兵营、仓库和通道，地下又有同样如迷宫般的地道和地窖。充当卫兵的那些乌兹别克人只是在十天前才刚刚占领了这个地方，他们似乎并不知道此前塔利班在城堡的南端储藏着枪支和弹药。他们刚好把战俘赶到了那里。
当初在昆都士投降的时候，俘虏们只是被收缴了枪支和火箭弹，但没人对他们进行搜身。假如安排搜身，那么差不多每个战俘都会被搜出一两颗手雷，隐藏在他们衣袍里。他们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坐卡车抵达了卡拉伊贾吉。
事件最初的苗头是在他们抵达的那个周六晚上。伊兹玛特・汗当时坐在第五辆卡车上，他听到了一百码开外的一声爆炸的闷响。坐在几个乌兹别克卫兵中间的一个阿拉伯人拉响了他的手雷，把他自己和周围的五个卫兵炸得血肉横飞。当时夜幕刚刚降临，院子里没有电灯。杜斯塔姆部队的官兵们决定第二天早上进行搜身。他们把战俘赶进院子里，让他们蹲在地上，不给他们水和食物，周围布满荷枪实弹、神经紧张的卫兵。
黎明时，搜身开始了。身心疲惫的战俘表现得很听话，任凭卫兵把他们的双手反绑起来。由于没有绳子，乌兹别克人就用囚犯的头巾。但头巾可不是绳索。
俘虏们一个接一个地站直身子接受搜身。从他们的身上搜出了手枪、手雷，还有钱。当钱越堆越高时，赛义德・卡梅尔和他的副手便把它们收集起来，拿到了另一个房间。过了一会儿，一个乌兹别克士兵透过窗户向内窥视，看到那两个人把钱都装进了自己的衣兜里。那个士兵走进房间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立即滚蛋。但他很快就又回来了，带着一支步枪。
有两个刚刚努力挣脱了双手的战俘目睹了这一幕。他们尾随那个士兵走进房间，一把夺过步枪，用枪托把三个乌兹别克人全砸死了。由于没有开枪，所以根本没有人注意这事。但这时候的院子正渐渐演变为一个火药桶。
来自中央情报局的美国人麦克・斯潘和戴夫・泰森当时已经进入了院子，斯潘就在露天里开始审问战俘。他的周围是六百名狂热分子，他们在去见真主之前唯一的愿望是杀死一个美国人。接下来，一个乌兹别克卫兵发现了持枪的阿拉伯人，大叫着发出了警告。阿拉伯人开枪打死了他。火药桶终于爆炸了。
伊兹玛特・汗蹲在地上，等待着卫兵过来搜身。与其他战俘一样，他也已经挣脱了双手。中弹的乌兹别克卫兵倒地之际，墙头上的其他卫兵赶紧亮出机关枪。屠杀开始了。
一百多个俘虏当即就死在了泥地上，双手仍被反绑着。后来事件平息后，联合国观察员进去察看时，看到的就是这种状态。其他战俘互相解开绑在手上的头巾，这样他们就能战斗了。伊兹玛特・汗率领一伙人，包括他的五个阿富汗同胞，躲避着子弹，穿过树林，跑到了南墙。这座城堡以前在塔利班控制下，他曾去参观过，所以知道那位置有个军火库。
麦克・斯潘周围的二十个阿拉伯人扑到他身上，拳脚齐下地把他活活打死了。戴夫・泰森把一梭子子弹射向暴徒，打死了三个人，而后听到手枪的撞针撞在空枪膛里的“咔嗒”一声，幸运的是，他已经及时跑到了大门口。
不到十分钟，这个宽敞的院子已经变得空荡荡了，只剩下躺在地上的尸体，以及那些不停地呻吟直至死去的伤员。乌兹别克人现在已经撤到了围墙外面，大门“咣当”一声合上了，那些囚犯全被关在了里面。围攻开始了。这场战斗将会持续六天六夜，而且谁也不想留下活口。双方都深信是对方违反了投降协议的条款，但到了此刻，再追究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军火库的门很快就被砸开，储藏的枪支被迅速分发出去。这些武器装备一支五百人的小部队绰绰有余。囚犯们拥有了步枪、手雷、火箭弹和迫击炮。他们拿上各自得心应手的武器之后，分头穿过地道和通道，展开扇形阵形，占领了整个城堡。只要有乌兹别克卫兵在墙头上探一下脑袋，就会有一个阿拉伯人从院子对面的某个缺口射出一颗子弹，将其击倒。
杜斯塔姆的部队别无选择，只得紧急求援。杜斯塔姆将军立即调来了几百名乌兹别克士兵，他本人也匆匆赶回卡拉伊贾吉。赶来支援的还有来自肯塔基州坎贝尔的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四名战士，一名美国空军人员，来标定空中坐标，以及六名第十山地师战士。这些西方人的工作基本上是观察、报告情况，招来空袭以粉碎囚犯的抵抗。
午时，从最近被攻占的首都喀布尔北方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开来了两辆加长型的陆虎越野车，车上载着来自特别海勤团的六名英国特种部队官兵，以及一名翻译——特空团的麦克・马丁中校。
周二，乌兹别克人的反攻开始成形。他们用一辆轻型坦克开路，重新进入院子，开始对暴动的囚犯阵地实施打击。伊兹玛特・汗已被众人认出是一位高级军官，于是他负责指挥南翼的对抗战。当坦克开火时，他命令手下人员进入地窖，轰炸停止后，他们又回到了地面上。
他知道，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无法突围，也不会得到仁慈对待。他并没指望这个。二十九岁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葬身之地，死在这里跟其他地方相比，没有什么不好。
美军的空袭也在星期二开始了。四名绿色贝雷帽战士和一名空军人员趴在墙头上的胸墙外侧，为战斗轰炸机标定目标。那天共投下了三十枚炸弹，其中有二十八枚钻进俘虏们藏身的地下水泥工事里，炸死了大约一百人，其中大部分人是被塌落的石块砸死的。有两枚炸弹偏离了目标。
第一颗跑偏的炸弹落下时，麦克・马丁就站在绿色贝雷帽战士们的墙下面，离他们大概一百码。炸弹正落在五个美国人围成的圈子中间。如果这是一颗弹着即爆的人员杀伤弹，那他们都会炸成肉酱。他们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只是耳鼓破裂，有几个人骨折。
这是一颗J-DAM炸弹，即钻地炸弹。弹头着地之后，要钻入地下四十英尺处才爆炸。结果这些美国人发觉自己经历了一次地震，被气浪抛到一边，但命都保住了。
第二颗炸弹更离谱。它击中了乌兹别克人的那辆坦克以及其后的指挥所。
周三，西方媒体赶到了。记者们在城堡周围乱窜。也许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由于他们的到来，最终让乌兹别克人不敢把反叛的战俘斩尽杀绝。
在六天六夜的对峙期间，有二十个囚犯企图借夜色掩护逃走。他们全被当地农民抓住并用私刑处死。这些哈萨拉族农民对三年前塔利班屠杀自己族人的血腥罪行记忆犹新。
麦克・马丁趴在土墙顶上，透过胸墙窥视下面的院子。第一天的尸体仍躺在那里，臭气熏天。那些美国人虽然仍戴着黑色羊毛帽子，但已经揭开了蒙脸的布片，让记者们拍了好多照片和录像。七个英国人还是宁可蒙面，全都用棉布把头部包裹得严严实实，以防沙尘和苍蝇的侵袭以及旁观者。到了周三，头套又多出一项功能：过滤空气中的恶臭。
太阳快下山时，死里逃生的中情局特工戴夫・泰森冒冒失失地带着一个想获奖的电视摄像组进了院子——他在马扎里沙里夫只待了一天便又匆匆返回来了。他们在墙边爬行前进，马丁就在对面的墙上趴着，注视着他们。英国海军陆战队上尉趴在他的身边。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囚犯的一个抓捕队忽然从墙上一扇暗门出来，抓住那四个西方人，把他们拖了进去。
“得有人进去把他们救出来。”海军陆战队上尉说。他朝周围看了看。六双眼睛无声地凝视着他。
他说了声“上”，随即翻过胸墙，跑下倾斜的内墙，进入空旷的院子里。三名海勤团的战士也随着他一起冲了过去。另两名战士和马丁为他们提供狙击掩护。暴乱的囚犯现在已经退缩到了南墙。四名海军战士径直闯入，把暴徒们吓住了。一直到他们抵达远处的墙边，都没人开枪。
上尉率先进去。解救人质是特别空勤团和特别海勤团的队员们反复演练过的，他们可以在几秒钟时间之内完成任务。在赫里福德，特空团有一座专门用于人质解救训练的“死亡屋”；在普尔的队部，海勤团也有一栋相同的房子。
四名特别海勤团官兵毫不迟疑地闯进门，靠服装和胡子确认了三名暴徒后立即开火。射击手法是“双发点射”，即两颗子弹直接射向脸部。那三个阿拉伯人的枪口都朝着另一个方向，他们连一颗子弹也没来得及发射就被击毙了。当时，戴夫・泰森和英国电视记者当即表示绝不提及这次事件。后来，他们确实再也没有提起过。
到周三晚上，伊兹玛特・汗意识到他们已经根本无法在地面上停留了。炮兵已经抵达，大炮把城堡的南边炸成了废墟。地窖是最后的堡垒。仍然活着的战俘人数已经不足三百。
有些囚犯不愿龟缩在地下，宁愿死在上面。他们展开了一次自杀性反攻，但只冲了一百码的距离，杀死了几个警惕性不高、反应不够敏捷的乌兹别克人。随后，赶来增援的乌兹别克坦克上的机关枪开始扫射，把那些阿拉伯人打成了筛子。他们大多数是也门人，还有一些是车臣人。
周四，根据美国人的建议，乌兹别克人把几桶坦克用的柴油倒进地沟，流入下面的地窖里，然后点了火。
伊兹玛特・汗并没在地窖的着火区域。尸体的焦臭味盖过了柴油的气味，但他听到了火焰燃烧的“呼呼”声，感受到了热量逼近。更多的人死去了，幸存者踉跄着冲出烟雾，朝他跑来。他们都被烟熏得剧烈地咳嗽。在最后的那个地窖里，大约有一百五十个人与伊兹玛特・汗在一起。他关上门，插上铁闩，把烟雾挡在外面。门外，濒死者的敲门声越来越弱，最后停止了。在他们的头顶上方，炮弹在空房间里爆炸、轰响。
最后的这个地窖有一条通道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出口，但发现那只是一条地沟。当晚，乌兹别克的新指挥官穆罕默德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把灌溉渠里的积水引到那条地沟，灌到地窖里去。经过十一月的雨季，灌溉渠里积满了雨水，冰寒刺骨。
到午夜时，幸存者都泡在了齐腰深的水中。他们又饿又累，十分虚弱，不少人滑倒在水里淹死了。
地面上，联合国接管了指挥工作，周围是各国的媒体机构。联合国发出的指示是要保留战俘们的性命。透过头顶上倒塌的瓦砾堆，最后的抵抗者能听到喇叭的广播声，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起双手走出来。二十个小时后，第一个人开始踉踉跄跄地走向阶梯，其他人也跟了上去。已被彻底击败的伊兹玛特・汗，这个活到最后的阿富汗人，与他们一起走了出来。
最后八十六名暴乱的战俘走到地面上，踩着城堡南面的断垣残壁，发现他们面对着一大片黑洞洞的枪口和火箭弹。在周六黄昏的残阳下，他们看上去活像是恐怖电影里的一群稻草人。他们浑身发臭，蓬头垢面，身心疲惫，满脸胡子，被烟火熏得满面漆黑，还打着冷战。他们蹒跚地走着，不时有人摔倒。伊兹玛特・汗走在他们中间。
在从一堆石块走下来时，他绊了一下，想稳住身体，于是伸出手去抓住了一块石头。结果他扳下来一片石块，捏在了手里。一名年轻的乌兹别克士兵神经紧张，以为他要反击，于是发射了一枚火箭弹。
呼啸而来的火箭弹擦过阿富汗人的耳边，击中了他身后的一块巨大的岩石。那石头顿时被炸得粉碎，其中一块棒球大小的石块以惊人的力量击中了他的后脑勺。
伊兹玛特・汗没有戴头巾。六天前，他的头巾被用来绑缚他的双手，后来再也没有找着。假如那块石头是以九十度的角度射过来的话，那么他的脑袋就会立即开花。但它在地上弹了一下，倾斜着砸中了他的后脑，把他击成浅度昏迷。他倒在乱石堆上，鲜血从伤口里喷涌而出。其他人从他身边走过，走向城堡外面等待着的几辆卡车。
一个小时后，七名英国军人开始在院子里检查，做记录。麦克・马丁正在统计死亡数字，回去后要写一份很长的报告——虽然他这次是以一个翻译的身份来参加行动的，但他毕竟是一名高级军官。他心里明白，有数十人，可能会达到两百人，埋在了地下。忽然，一具尸体引起了他的注意，它正在流血，尸体是不会流血的。
马丁把这个骨瘦如柴的人翻了过来。身上的衣服不对劲，那是普什图人的服装。这里不该有普什图人。他从自己的头上摘下蒙面布，擦去了那个人脸上的烟尘和污垢。这张脸似乎有点眼熟。
当他取出军刀时，一名旁观的乌兹别克战士咧嘴笑了。如果这个外国人想虐待一下这个受伤的俘虏，有什么不可以呢？马丁用刀割开了阿富汗人的右裤腿。
那块伤疤还在那里，缝了六针后有所缩小，那是十三年前苏军的弹片留给他的伤疤。平生第二次，麦克・马丁像消防员那样把伊兹玛特・汗一把提起，扛到肩上，朝前走去。在大门口，他看到一辆有联合国标记的白色陆虎越野车。
“这个人还活着，但受伤了，”他说，“他的头部受了重伤。”
把伊兹玛特・汗交给了联合国人员后，马丁便登上英国特别海勤团的那辆陆虎，返回巴格拉姆去了。
三天后，美国的一支巡逻队在马扎里沙里夫医院发现了这个阿富汗人，要求对他进行审问。他们用卡车把他拉到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美方的那一侧。两天后，阿富汗人在那里渐渐苏醒过来。这是一间临时牢房，他坐在冰冷的地上，戴着镣铐，但还活着。
二○○二年一月十四日，第一批战俘从阿富汗坎大哈抵达了古巴的关塔那摩湾。他们戴着头罩和镣铐，浑身尘土，又饿又渴。伊兹玛特・汗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麦克・马丁上校在二○○二年春天回到了伦敦，在位于切尔西的约克公爵兵营特种部队总部当了三年的副参谋长。他于二○○五年十二月退役，临行前和朋友们聚了一次。在那次聚会上，有一大群朋友，包括乔纳森・肖、马克・卡尔顿-史密斯、吉姆・戴维森和马克・杰克逊，他们想把他灌醉，让他钻到桌子底下去，结果没有得逞。二○○六年一月，马丁在汉普郡梅恩河谷买下了一座谷仓，并于当年的夏末动工改造，要把它改造成一座乡间住宅。
联合国后来的记录表明，在卡拉伊贾吉，共有五百一十四个“基地”组织的狂热分子丧生，八十六人幸存，但都受了伤。他们都被关在关塔那摩湾。乌兹别克族的守卫有六十人被打死。拉希德・杜斯塔姆将军当上了阿富汗新政府的国防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