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该怎样做？处方和建议

当前文明的最大任务，是要让机器回归本位，让机器成为人的奴隶，而非人的主人。

——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1922年

前两章，我们介绍了计算机怎样迅速而深入地蚕食人类领土，讨论了这一现象带来的经济后果——数字化进程怎样一边提高生产力，做大整体经济的馅饼，一边又恶化一部分人的生活处境。诚然，关注技术与经济之间的互动，这并不新鲜。事实上，美国早就流传着相关的民间故事了。

19世纪末，随着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革命影响到了重度依赖人力的各行各业，约翰·亨利的故事流传开来。这个故事说的是，强壮的铁路工人约翰·亨利和蒸汽钻头比赛，看看谁能在坚硬的岩石里钻出更深的孔来。^①亨利赢了这场比赛，但却送了性命——因为用力过猛，他的心脏破裂了。从此以后，人类再也没有直接挑战过蒸汽钻。

这个故事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技术淘汰人力的潜在可能性感到不安。但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事情并未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蒸汽动力逐渐扩展到整个行业，需要的工人反而更多了——不是需要他们的原始体力（像约翰·亨利的例子那样），而是身为人类的其他技能：如运动、灵巧、协调和感知等肢体能力，以及沟通、模式匹配和创造性等心智力量。

约翰·亨利的故事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人类直接跟机器赛跑，最终确实会输。但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更深远的教训，并不像约翰·亨利的故事，而更类似印第500汽车大赛^②——也就是说，经济进步来自人操控机器赛跑，实现持续创新。在比赛当中，人和机器一起合作，生产更多的东西，抢占市场，击败其他人类和机器的队伍。

今天，机器不光在正面的体力抗衡中胜出，也在正面的心智抗衡中胜出了，可上述教训仍然站得住脚，具有启发意义。我们将再一次看到，一旦这场比赛结束，人类开始跟机器携手比赛，而不是跟他们对着干，事情才真正变得有趣起来。

国际象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97年，人类最优秀的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输给了IBM一支团队开发的超级计算机“深蓝”（价值1000万美元）。这是当时的大新闻，但那之后，象棋世界又回归了平静，基本上只有象棋爱好者才会报道、阅读象棋发展的相关消息。因此，人们并不清楚，当今地球上最优秀的国籍象棋选手并不是一台计算机，但也不是一个人。当今最优秀的国际象棋选手是一支使用计算机的团队。

人类和计算机正面比赛变得索然无味（因为永远都是计算机赢）以后，“自由式”比赛登上了舞台，也即参赛者可以使用任意人数和任意多台机器。最近一轮自由式锦标赛的总冠军，既不是最优秀的人类棋手，也不是最强大的计算机。一如卡斯帕罗夫所写，它的成员是：

一对同时使用3台计算机的美国业余棋手。他们操作和“指导”自己计算机深入、有效观察棋局的能力，胜过了国际大师级对手的象棋理解力，也胜过了其他参赛队伍更强大的计算能力……“人类中的弱者+机器+出色程序”的组合，胜过了单纯的强大机器，更值得注意的是，还胜过了“人类中的高手+机器+低劣程序”的组合。

这种模式不光适用于国际象棋，也适用于经济的方方面面。在医学、法律、金融、零售、制造，甚至科学发现领域，赢得比赛的关键不是跟机器同台竞技，而是与机器携手竞赛。我们在第二章看到过，计算机在日常处理、重复运算和保持无失误稳定性上都已胜出，并将很快掌握复杂沟通和模式匹配，但它们缺乏直觉和创造力，哪怕只要求稍微跳出预定领域一点点，它们就会败北了。幸运的是，在计算机弱势的地方，人类却是高手，故此两者有可能形成绝佳的合作关系。

随着这种合作关系的进展，我们不用太担心计算机背信弃义。技术工作者们正做着了不起的工作，让计算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快、更小、更节能和更便宜。我们相信，就算深入了棋盘下半场，这些趋势也将持续下去。

事实上，数字化进程快而无情，人和组织要大费周折才可能跟得上。因此，本章中，我们希望着重强调两方面的建议：提高组织创新的速度和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确保人们掌握参与现今及未来经济所需要的技能。实现这两方面的进展，是人类工人和制度驾驭机器参与竞争（而不是直接和机器比拼）的最佳途径。

促进组织创新

我们该怎样执行“驾驭机器赛跑”的策略呢？解决办法来自组织创新：共同创造新的组织结构、流程和业务模式，充分利用日新月异的技术和人类技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把这描述为“创造性破坏”过程，在必要创新的发展和传播中，企业家需发挥核心作用。企业家的创新作为和施展有方，将带给他们丰富的回报，因为这两者都极其可贵，稀有罕见。

换句话说，中值收入停滞，就业增长的两极分化，对创新企业家而言是大好机遇。他们可以设计新的商业模式，把数量不断膨胀的中等技能工人和日益廉价的技术结合起来，共同创造价值。跟机器竞争，现在绝对是最糟糕的时候，但对天才企业家来说，眼下的时机却再好不过。

美国技术领域的创业能量推动着对经济的改造，而且效果最为瞩目。谷歌、Facebook、苹果和亚马逊等公司，通过创造全新的产品类别、生态系统，以至于全新的行业，为股东创造了上千亿美元的价值。新平台利用技术建立市场，以出乎意料的新方式整合机器和人类技能，解决就业危机：

●　受eBay和亚马逊创建的市场所鼓励，60多万人通过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设计出与众不同的新商品，或对现有商品加以改进、使之更为廉价，来养活自己。新产品长尾提供了庞大的消费价值，是一个迅速发展的经济领域。

●　有了苹果的App Store和谷歌的安卓市场，在移动应用程序上拥有好点子的人能够更方便的创建、分发程序。

●　依靠Threadless网站，人们为T恤设计图案并进行销售。有了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客户可以方便地找到廉价劳动力，完成多种有着明确定义的简单任务（众包）。Kickstarter则将这一模式翻了个面，帮助设计师和创意工作者为自己的项目寻找赞助商（众筹）。

●　Heartland Robotics提供廉价的一体化机器人，方便小企业家迅速开办高度自动化的工厂，大幅降低成本，增加生产灵活性。

整体来看，这些新业务直接创造了数百万的全新就业岗位。^③其中一些新业务，还为其他成千上万的企业家搭建了平台。它们本身恐怕都不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生意，但结合到一起，却比任何一家最成功的企业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财富。

杰出的市场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指出，经济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知识，是分散在个人手里的。这就是

（契合）时间、地点等具体情况的知识……在社会上，知道一台机器未得充分利用并将之使用起来，或是知道怎样更好地利用某人的技能，了解供给中断期间可以仰仗盈余库存，这些，跟更好的替代技术一样，都是相当有用的知识。承运商把流动货轮原本空置或半空置的货舱空间利用起来，赚回了生计；地产经纪的全部知识，无非是得悉了某个独一无二的临时性机会；套汇商利用商品的各地差价赚钱……他们，都因为掌握了某种别人不知道的、事关特殊时机的知识，发挥了非同寻常的有益作用。

幸运的是，数字技术创造了无数的机会，让人得以利用自己独一无二的分散化知识，造福整个经济。这样一来，在技术的促动下，形成“微型跨国企业”（谷歌首席经济师哈尔·瓦里安语）的机会越来越多。这些企业，只有十来名员工，却利用世界各地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网络，向全球客户销售产品和服务。20世纪，典型的跨国企业是这样的：是少数几家巨头公司之一员，有庞大的固定成本和数千员工。但未来岁月，将有成千上万的小型跨国公司诞生，固定成本低，每一家的雇员都不多。可以想象，这两种模式能容纳的总员工人数相差不多，但后者恐怕更加灵活。

但创业家这么多，机会够用吗？我们会把创新用个精光吗？

倘若企业不再以原子（指实体产品）为基础，而是以字节（数字、信息产品）为基础，那么，每一种新产品，都在为下一轮的企业家奠定更好的基础，自然世界的矿产或农田有可能消耗殆尽，观念和思想的库存却不会用光。新的数字业务往往来自对前人观念的重组，或对其加以混合。举例来说，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班上的一名学生，创建了一个简单的Facebook应用程序，分享照片。尽管他没受过什么编程的正规训练，但靠着使用标准化工具，他短短几天时间就创建了一个具有专业外观的强大应用程序。一年之内，他积累了100多万用户。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他的创新利用了Facebook的用户群，Facebook的用户群则来自利用了更广阔的万维网，万维网来自利用了网际网路通讯协议，通讯协议来自利用了摩尔定律和其他许多创新的廉价计算机。若是没有先前这些发明，这个学生是完全无法为他的数百万名用户创造价值的。由于创新的过程往往极度依赖从前创新的结合与重组，人们能接触到的概念库越广泛、越深入，创新家越多，创新的机会也越多。

我们无需担心可供尝试的新组合会耗尽。即便今天出现技术冻结，我们也拥有更多可行的方式配置不同的应用程序、机器、任务和流通渠道，创造无穷的新流程和新产品。

以下是简单的证明过程：假设有一家小公司，公司里的员工把自己的工作任务写下来——每张卡片只写一桩任务。如果该公司只有52桩不同的任务（跟一副标准扑克牌的张数一样），那么，这些任务的不同排列方法，将是52！。^④这比国际象棋棋盘后半场32格里能摆下的大米粒数要多得多，甚至也比第二张、甚至第三张完整棋盘上能摆下的大米粒数更多。能胜过指数趋势的数学函数并不多，好在组合爆炸正是其一。这意味着，人类若是想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继续跟摩尔定律赛跑，组合式创新是最好的办法。

大多数组合方式也许并不见得比我们已经使用的组合更好，但肯定有一些组合方式比现在的好，其中更有几种是巨大的进步，是上好的“本垒打”。诀窍是找出那些能带来积极区别的组合方式。数百万企业家同时进行尝试，是实现这一目的最快最好的途径。托马斯·爱迪生在为灯泡寻找合适原材料搭配的时候说过：“我不曾有过失败。我只不过是发现了10000种行不通的方式而已。”把这个数字乘以上千万的企业家，你就能看出整个经济创新潜力的规模了。这一潜力的绝大部分，还尚待开发。

在技术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人创办起了全国甚至全球性企业，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抵达了赚取超级明星报酬的位置。尽管赢家通吃式经济会使每个市场绩效最优者获得庞大得不成比例的报酬，可关键在于，人们可以创造无数不同的市场，市场的数量是没有上限的。原则上，在数千万个截然不同的、都能创造价值的领域，数千万人里的每一个都可以成为绩效最优者，甚至顶级专家。把他们想成是宏观市场里的微型专家吧。技术学家托马斯·马隆（Thomas Malone）将之称为“高度专门化时代”（age of hyperspecialization）。数字技术助长了专业知识的规模，所以，我们所有人都能从这些天赋和创造力中受益。

投资人力资本

随着我们深入棋盘的下半场，技术越来越快地向前发展。为了跟上技术的步伐，我们不光需要企业家精心设计的组织创新，还需要另一种宏观战略：投资互补性的人力资本——从飞速发展的技术中受益最多所需要的教育和技能。就算聘用技能不那么高的工人，聪明的企业家也能够发明新的途径，创造价值。然而，劳动力市场传来的消息显然是：依靠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更容易创造价值。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发展陷入了停滞，而且，一如我们在第三章中讨论，这反映在薪资停滞和就业岗位减少两大现象当中。处在中间的工人没有跟上尖端的技术。尽管美国一度在公民教育方面领先世界，但全国的大学毕业生所占人口比例，已从世界第一跌到了第十位。美国教育系统的高成本和低绩效，是这一领域生产力低下的典型症状。虽然生产力对整体生活水平十分重要，教育更对生产力有着不成比例的重要影响，但用于衡量教育自身生产力的系统化工作，人们还做得太少，更遑论有所改善了。

教育领域在采用信息技术上同样落后，这并非巧合。基本的教学方法（老师向一群被动的学生授课），几个世纪以来都没什么变化。就跟老笑话里说的一样，教育系统就是信息从讲师的笔记本上传输到学生的笔记本上，完全无需通过两者的脑袋。很多课堂采用的主要教学技术，就是一小截发黄的粉笔在一大块黑色的板子上涂涂写写。

说得乐观一些，在改进教育方面，我们有巨大的上升潜力。随着教育愈发走向数字化，教育工作者可以尝试、跟踪不同的方法，测量并确定哪些方法管用，分享个人的发现结果，从其他学科和地方复制最优秀的方法。这样可以提高创新的步伐，进一步改善教育的生产力。这还可以将授课、评估和认证环节分拆开来，让教育制度更多地以实现真实、可量化的结果为基础，不再单纯地建立在信号选择、努力和威信之上。

此外，使用信息技术，不光可以大幅提高教学的规模，亦便于学生度身定制课程。斯坦福大学有关人工智能的免费在线课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吸引了至少58000名学生。课程使用数字网络传输教材，单独跟踪所有学生，从根本上提高了导师的生产力，降低了学生的成本，并且，至少在原则上，为绝大多数本来无法上到这堂课的学生提供了高品质的产品。十多年来，麻省理工学院结合信息和通信技术，运行着规模较小的类似课堂，其中以“系统设计和管理”项目最为出名。世界各地多家公司的学员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互动，也和每一组学员的当地导师互动。

可汗学院（Khan Academy）在网络上免费提供2600段教学短片，144个自我评估模块，内容涵盖了从小学到高中整整12年的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可以了解自己的学习节奏，按需暂停、重放视频，赢得表明掌握了各种技能和知识的“徽章”，并通过不断增多的模块跟踪自己的课程进度。可汗学院至今已经有7000多万人次的访问量。靠着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家长或老师很容易跟踪学生的进展。

利用可汗学院的工具，有一种彻底颠覆传统课堂模式的方法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应用：先让学生在家按自己的节奏看视频，然后集中在课堂上完成“家庭作业”，并配有指导老师，逐一帮助学生解决具体的困难，而不是同时向所有学生提供一视同仁的教学。

把视频会议、软件与网络跟本地教师及导师结合起来，具有大量潜在优势。通过技术，可以“复制”最优秀的“超级明星”教师，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向其学习。而且，学生可以按自己的进度学习。例如，软件可以察觉学生碰到了困难，需要更多的细节、重复，以及更慢的学习进度；同样，若是学生迅速掌握了内容，就可以加快速度。当地的教师、导师及同伴辅导员，很容易纳入整个系统，在技术做得不太好的方面提供附加价值，比如情感上的支持，较为灵活、结构不那么刚性的指导和评估。

举例来说，文学创作、艺术教学，以及其他“软技能”，就不见得适合强调规则的软件或远程教学。罗德岛设计学校的校长约翰·梅达（John Maeda）认为，提升创意，不光要依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还需要艺术。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理念。技术和教育制度必须与这一理念保持协调。

特别是，诸如领导力、团队建设和创造力等软技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属于一些很难实现自动化的领域，而动荡的创业型经济又对其有着最大的需求。与此相反，要是大学生只想着寻找传统类型的工作，有人告诉他们每天该干些什么，会逐渐被擅长遵循详细指示的机器所取代。

组织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局限性

结合数字化、组织化和人力资本创造财富的机会层出不穷，不断给我们激励：技术、创业和教育，是极为强大的组合方式。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即便有了这种组合，也不见得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首先，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或者都应该成为企业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或者都应该在学校里花上16年甚至更长时间。其次，美国的企业家精神，在创造就业岗位上的能量是有限制的。2011年，E·J.雷迪（E. J. Reddy）和罗伯特·利坦（Robert Litan）为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所做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尽管美国每年新创办的企业总数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但这些企业在新成立期间聘用的员工总数，近年来却呈下降的趋势。这大概是因为，现代商业技术让企业变得更为精简，并随着发展保持精简。

第三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就算人类驾驭机器赛跑，而不是直接和机器赛跑，也仍然会出现第三章中所描述的赢家和输家。在整体经济继续发展的同时，有些人，甚至是很多人，收入照样会陷入停滞或萎缩，就业机会消失。

如果经济馅饼越做越大，却有相当多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这会对经济体的社会契约造成威胁，甚至是对整个社会的结构造成威胁。对受到伤害的人进行收入再分配是一个符合直觉的应对方式。尽管再分配缓解了不平等造成的物质成本，也不是一件坏事，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就其本身而言，再分配无法让失业的工人重新发挥出生产力。此外，有益的工作远远比赚到多少金钱更有价值。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几乎对所有人都产生着积极的心理价值。被迫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和自愿休息也不是一回事。富兰克林·D.罗斯福把这个道理说得最为透彻：

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富裕，都浪费不起人力资源。大规模失业造成的士气消沉，是我们最大的浪费。在道义上，它是我们社会秩序的最大威胁。

故此，我们的建议主要集中在想办法让所有人都高效地为经济做出贡献上面。因为技术还将跑在前头，在许多领域，它都会拉开快慢选手的差距。组织和制度创新，可以将人力资本和机器加以重组，实现基础宽泛的生产力发展。这就是我们建议的焦点所在。

走向行动纲领

首先，对中值收入停滞不前的原因加以诊断，我们就站到了适合提出解决办法的位置上。解决办法涉及到加快组织创新、创造人力资本创造，跟上技术步伐。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至少有19种具体步骤可供采纳。

教育

1．教育投资。一开始，只需要提高教师工资，这样，就会有更多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选择这一职业，在其他许多国家，情况就是这样。美国教师的薪资收入比普通大学毕业生低40％。教师是美国最重要的财富创造者。对高技能劳动力，提高其数量、改善其质量，能带来双赢局面：促进经济发展，减少收入不平等。

2．通过解除教职等形式，让教师对绩效负责。这应该是加薪谈判中的一环。

3．把对学生的指导和考试、认证等区分开来。把学校教育的重点放在可核实的结果和可衡量的绩效上，减少对时间、努力和威信的强调。

4．对处在12年基础学习阶段的学生，要延长他们的课堂学习时间。美国学生落后于国际竞争对手的一个原因便是，他们每年少接受近一个月的指导。

5．鼓励技术移民，提高美国高技能工人的比重。如果外国学生拿到了高级学历（尤其是受认可大学的科学和工程科学历），就颁发绿卡。扩大H-1B签证计划。美国的高技能工人在跟其他高技能工人合作时，往往能创造更多的价值。为他们提供合作条件，可以增进全球的创新和发展。

企业家精神

6．不光精英商学院，整个高等教育都要将创业精神作为一种技能来传授。对中等技术、中间阶层的创业家，要训练他们掌握基本的创业和管理原则，鼓励更广泛阶层的人参与创业。

7．效仿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做法，为企业家新增一种创办人签证，提升美国的企业家精神。

8．建立信息交流中心和资料库，以便创造和传播新的业务模式。一套针对初创企业的标准化工具包，能够为许多行业的新创业者铺平道路。工具包的内容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加盟经营机会，提供业务框架结构的数字“食谱”。随着工作性质的演化，就业培训应当辅之以创业指导。

9．积极减少政府对兴办企业设置的障碍。很多行业都需要不同层级的多个政府机构给予复杂的审批核准。这些举措往往隐含着这样的目标：以牺牲新企业及其员工的代价，保护现有企业主的租金。

投资

10．投资升级国家的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对美国目前的整体基础设施打出了不及格的分数“D”。基础设施升级，能促进观念、人员和技术的流动与混合，带来生产效益。它还能直接带给许多人工作。就算你不是热心的凯恩斯主义者，恐怕也相信，劳动力市场上有大量闲散人员的时候，是进行基础建设投资的最佳时机。

11．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提高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等卓越政府研发机构的资金投入，并对无形资产和企业创新给予全新的关注。和其他形式的基础研究一样，这些投资能带来始料未及的溢出效应，私人投资者的投入往往是不足的。

法律、法规和税收

12．克制对招聘解聘进行监管的冲动，让美国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有相对的灵活性。禁止裁员反而会降低就业，因为它提高了企业最初招聘的风险，尤其是企业正在尝试新产品或新商业模式的时候。

13．提高聘请员工较之购入更多技术的相对吸引力。要达成这一目的，可以减少雇主的工资税，规定聘用长期失业的工人可获津贴或税收减免。对交通拥堵和污染收税，则可弥补人工税降低的部分，甚至还略有超出。

14．把福利和工作剥离开来，增加灵活性和活力。要是健康保健和其他法定福利与就业捆绑在一起，人们便难以转移到新岗位上，无法辞职去开办新企业。比如，许多潜在的企业家为维持医疗保险而无奈放弃了创业机会。丹麦和荷兰就是这方面的负面例子。

15．不要急于监管新的网络业务。一些观察家认为，类似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等“众包”业务剥削了参与成员，这些人应当得到更好的保护。然而，在尝试的最初期，应当给予创新平台的开发者最大限度的创新和实验自由，参与者是自主决定要加入创新实验的。他人应当尊重这种决定，而不是横加阻拦。

16．免除或减少庞大的住房抵押贷款补贴。此笔费用每年高达1300亿美元，如果分配到科研或教育上，对经济发展的帮助更大。民众自购居所固然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优点，但也有可能降低劳动力的流动性和经济的灵活性，跟提高经济灵活性的需求有所矛盾。

17．减少对金融服务大笔或明或暗的补贴。金融行业之所以吸引了太多最优秀、最聪明的头脑和技术，部分原因就在于政府有效地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大而不倒”的担保。

18．改革专利制度。因为待审批的专利积压，合乎资格的审核员短缺，不光颁发良好的专利需要数年时间，更糟糕的是，这套制度还颁发了太多低质量的专利，专利官司充斥了美国的法院。因此，专利密林非但不能鼓励创新，反而让创新噤若寒蝉。

19．缩短（而非延长）版权期限，提高合理使用的灵活度。版权涵盖了太多数字内容。《版权期限延长法案》（Sonny Bono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等过分的限制禁止对内容加以混合、重配，以创新方式加以使用，有违宪法倡导创新的本意。

注　释

①作者注：当时的铁路建设人员开凿隧道的做法是，在岩石上钻孔，装填炸药，之后引爆。

②译注：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英里比赛（Indianapolis 500-Mile Race，简称“Indy 500”）是每年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赛车场举行的比赛。从1911年开跑以来，与摩纳哥大奖赛和利曼24小时耐力赛被大众认为是最重要及最负盛名的汽车赛事。（来源：维基百科）

③作者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价值的企业无需创造受薪就业机会，也能产生经济价值。例如，维基百科基于一个基本上独立于金融经济的模式蓬勃发展起来，但它仍然提供奖励和价值。根据参与者透露出的偏好加以判断，维基百科提供了足够的非货币奖励，吸引了数百万人贡献出多样的天赋和专业知识，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在思考经济演变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有一些需求是超越物质层面的。

④作者注：52!是52×51×50×…×2×1的缩写，其乘积大于8.06×10⁶⁷。它大致相当于我们银河系所有原子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