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恐怖主义：比“9·11”更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会发生吗？

富兰克林· 德拉诺·罗斯福称 12 月 7 日是美国“活在耻辱中的一天”。1941 年 12 月 7 日发生的“珍珠港事件”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受他国攻击，这次事件对美国人内心的冲击不亚于 60 年后世贸中心大楼被袭，这使得美国人意识到，曾在地球另一边的潜在敌人已变成实实在在的威胁。更令人讶异的是，事后证实珍珠港事件似乎是可预测的。

事发前，有许多信号都显示珍珠港可能将遭遇偷袭，甚至已兵临城下。1941 年 11~12 月，美日关系急剧恶化。日本扩张领土的野心膨胀，美国总统罗斯福将太平洋舰队从圣迭戈移防至珍珠港，以威慑日本，而这步棋却使美国太平洋舰队成为该区域的敏感目标。与此同时，日本海军频频更换无线电代码，并从中国和东南亚沿海调派大批军队和战舰驶向珍珠港，火药味愈来愈浓。

但最不祥的信号还是暴风雨前的平静。虽然美国情报官员已成功破译日本密电码“紫色”（PURPLE），可解读日方 97%的外交密电，但是美国破解日本军事密电的尝试却鲜有成功。尽管无法解读这些军事密电的内容，但美国能侦测并追踪到密电发出的位置。日军航母舰队出海时不断发送的电报实际上已经暴露了它的行踪。

然而，从 1941 年 11 月中旬开始，日军无线电全部静默，致使美国对日军航母的行踪一无所知。20 世纪 40 年代还没有全球侦测卫星，只有落后的雷达。在广袤的太平洋上空执行侦察任务，成本又十分高昂，因此只能在基地附近方圆 483~644 公里内展开无规律的巡逻。日方的舰队由数艘战舰组成，每艘战舰都有 6 个足球场那么大。而美军当时最好的侦察手段就是无线电信号，如果没有这些信号，他们就无法获得日军整支舰队的踪迹。

当时美方情报机构中有许多人认为，日军航母彼时距美国领海很近，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可以依靠不同的通信工具交替监控日舰行踪。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日军舰队已经冒险闯入太平洋海域，避开了美国海军的侦查设备。

其实，日本航母舰队当时正在开往夏威夷的途中。日军早已制定好精确的航线，就好比在美式足球比赛中，一个踢四分卫的球员发现了对方防卫中的漏洞，便借此发起进攻一样，当时的日军舰队正在穿越美军防线的盲点。日本舰队最初沿东南方向行驶，几乎是不偏不倚地行驶在中途岛和阿拉斯加荷兰港两座海军基地的中轴线上。1941 年 12 月 4 日，日军航母舰队抵达西经 165 度的位置时，突然 45 度转弯，取道向南，直奔夏威夷。3 天后的清晨，日军对珍珠港发动了袭击，这次袭击使美军损失了近 2 400 名士兵，4 艘美军海军战舰被击沉。

1941 年 12 月 8 日，美国国会以 470∶1 表决通过对日宣战，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信号无处不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航空 77 号班机被劫持并撞向五角大楼西翼，机上 59 名乘客全部罹难。这次袭击也夺去了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身边 125 名同事的性命，这件事让拉姆斯菲尔德想到了珍珠港事件。1941 年 12 月 7 日，当时只有 8 岁的拉姆斯菲尔德正在用广播收听他钟爱的芝加哥熊队的比赛，突然插播的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新闻中断了那天的赛事播出。

图 13-1 日本舰队偷袭珍珠港路线图

2012 年 3 月，我前往拉姆斯菲尔德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采访他，去之前已经有人提醒过我此次采访未必会达成所愿，所以不要抱过高期望。拉姆斯菲尔德身高 1.73 米，当时已年近 80 岁，体格算不得多么壮硕，但在待人接物和言谈举止等方面都颇有震慑力。拉姆斯菲尔德出生在伊利诺伊州埃文伊顿市，在那里就读公立高中，后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大学时，拉姆斯菲尔德曾是摔跤队的主力，毕业论文的选题锁定了美国总统的权力。大学毕业后，拉姆斯菲尔德先是在美国海军服役，后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在拉姆斯菲尔德办公室的墙上挂有他曾任职过的 4 个部门的徽章和纪念品：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两次担任国防部部长的人，第一次是在 1975~1977 年福特总统任内，第二次是 25 年后在小布什总统任内。

此次采访之前，我就了解到拉姆斯菲尔德对珍珠港事件颇感兴趣，于是将本书的详细大纲交给了他的参谋长——年轻的基斯·乌尔巴汗。幸运的是，采访当天拉姆斯尔德的心情不错，他已经仔细看过我提交的那份大纲。一见面，他便将一本著作的前言影印件递给我，这份前言摘自罗伯塔·霍斯塔尔 1962 年出版的《珍珠港：征候与决心》一书，这本书概述了日军的偷袭让美国军队和情报官员如此震惊的各种原因，认为比毫无准备更坏的情况是，我们把无知当成博闻，结果变得更加不堪一击。

拉姆斯菲尔德说：“事后发现，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军事先准备好要应对的事，结果都没有发生。例如，夏威夷有许多日裔，美军为防止他们搞破坏把所有飞机密集地并排停靠在一起，认为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保护飞机。但是当轰炸机来袭时，如此停放会使飞机更易遭受攻击和被摧毁。”

拉姆斯菲尔德指出，在“珍珠港事件”前，美军普遍认为美国本土的日裔最有可能对美军飞机和船只发动袭击。这种忧虑笼罩着整个夏威夷群岛。美军认为岛上的 8 万名日裔不仅会偷袭军事基地和无线电台，还会破坏菠萝园和乳牛场。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否符合逻辑，任何信号都会朝这个方向解读，美方一直在提防日裔耍花招，于是，把飞机和舰船紧密地停在一起，以利于监控。

同时，美方推测，如果日本正在策划攻击，就得先攻占苏联（东北部地区），或英属亚洲殖民地，而苏联和英国早已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已经树敌众多，为什么还要激怒美国这只沉睡的雄狮呢？美国人并没有发觉日本人一定会把自己拖进战争的旋涡，其实这些日本人想趁美军最疏于防备的时候发动攻击，重创美国海军。当时的日本政府不愿放弃任何领土扩张的希望，而美军却没能从日军的行动中看出任何战争的苗头。

在霍斯塔尔看来，所谓信号就是能够向我们传递敌人实际意图的有用证据；而本书则认为，信号是统计或预测问题背后真相的表征。霍斯塔尔关于“噪声”的定义与我的略有不同。霍斯塔尔所说的噪声指的是相互矛盾的信号制造的声音，而我则倾向于用这个词指代那些易被误认作信号的随机模型。在情报分析领域，信号缺失意味着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航母舰队的无线电静默暗示着它们意欲开赴夏威夷，偷袭珍珠港），而信号过多又会使意义识别工作异常困难，这些信号可能会被淹没在震耳欲聋的噪声中。

下面一组图分别由 10 个信号组成，每个信号都由一个简单的数学函数得出，即正弦波。在图 13–2A 中，有一个信号特别突出，与其他信号不同。这张图呈现的就是我们遭遇一次袭击或其他失败的预测后的情形，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这个模样。我们会看到这个信号在书面记录中有，在模型里有，在各种先兆里有，信号无处不在。“珍珠港事件”和“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都有少数美国人声称，此类事件的模型是如此清晰明确，政府事前肯定已经得知要发生袭击，因此他们推断政府肯定参与策划或实施了这些袭击。

但在事发前，我们所看到的模型通常不是图 13–2A 所展示的那样，而更像图 13–2B 所展示的，如同一团杂乱无章的意大利面。正如霍斯塔尔所写的那样：

事后更容易从一堆无关的信号中捋出有用的信号。当然，事发后的信号总是相当清晰，因为灾难已发生，我们便可以看出该信号究竟预示着怎样的灾难。但是在事发前，信号总是模糊不清，让人难以琢磨，此时观察者身处“噪声”包围的环境中，也就是说，某场特殊灾难的预测过程总会伴有各类无用和无关的信息。

图 13-2A 一个强信号和其他弱信号

图 13-2 图B 相互矛盾的无强弱差别的信号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就不是我们的信号探测能力了。假设我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信号探测能力，并在“珍珠港事件”或“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样的重大事件发生前发觉大量信号，相关信号将被存入档案柜或输入电脑数据库，但大量不相关的信号也会存入其中。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杂乱无章的信号中分离出有用信息的分析能力。

哪些信号更重要、更值得关注，我们通常对此都有自己的见解，持有自己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很有益处也很有必要的。我在前文中已经详细地指出了在分析数据时因为忽略环境因素而引发的各种问题。我们没有做出什么有用的预测，却总是在各种预测模型上举棋不定、跳来跳去。

然而，我们关注的环境因素本身也会有失偏颇，为了一己私利。正如莎士比亚借西塞罗之口警告尤利西斯·恺撒一样，“人们照着自己的意思解释一切，实际上却与事物本身的目的完全相反”。有些信号会推动我们推崇的世界理论向前发展，或者预示着更加乐观的结果，对于这些信号我们也许会十分关注。或者我们可能只会关注那些符合官方口径的信号，就像“珍珠港事件”中美军更愿意相信珍珠港面临的威胁来自美国本土的日本人，而不是日军的空袭。

你不知道的不代表不会发生

拉姆斯菲尔德最喜欢霍斯塔尔那本《珍珠港：征候与决心》的前言，这个前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写的，正是谢林把约翰·纳什的博弈理论应用到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谢林写道，人们常常误以为“不熟悉”就是“不可能”：

人们在作规划时，总会将不熟悉和不可能相混淆。那些我们从未认真考虑过的偶发事件看起来总是很奇怪，那些看起来很奇怪的事情则常被视为不可能发生，而不可能的事情就不需要认真考虑了。

美国和欧亚大陆远隔重洋，门罗主义颁布以来，美国与美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相对良好，一直以来，美国都极少遭受外国袭击。因此，“9·11”恐怖袭击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特例对美国人而言属于很大的冲击。“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领土最后一次受到外国袭击是发生在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欧洲和亚洲人民经历过多次战争的摧残，但美国不同，美国人民过去没有在战争废墟中生活过。

但是，夏威夷的情况比较特殊。这座城市位于太平洋中部，檀香山距离东京（6212 公里）比距离华盛顿（7 765 公里）还要近。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外加美国海军舰队的出现，夏威夷成为日军的重点打击目标。美国对外国军队袭击美国本土的情况不熟悉，因此对这次威胁掉以轻心了。

或许我们可以依据以下线索进行逻辑推理：

1. 美国几乎没有遭受过袭击。

2. 夏威夷是美国领土的一部分。

3. 因此，夏威夷也不可能遭遇袭击。

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思维方式。正如前文中所讲，无样本依据的冒险预测常常会失败。美国很少遭受袭击，这一事实是一个经验观察，而不是什么铁律。比方说，内布拉斯加州从未遭受外国的暴力袭击，这一事实并不能作为铁证运用到夏威夷身上，因为夏威夷位于大洋中部的偏远位置，周遭的战争局势又给它带来了安全隐患。

但是，至少这类错误的思维方式包含了一些“思考”。如果我们曾经仔细检查过这一思考过程，也许就会意识到那些假定条件是多么宽泛、多么不严谨。谢林建议我们应该提问时问得更深入一些。当我们对某种可能性不是很熟悉时，连想都想不到它，我们会对这种可能性形成意盲，医学上称为病觉缺失征。这种疾病的部分生理反应阻碍病患意识到生理患病的事实，许多老年痴呆症患者常呈现出这种状态。

当预测出现这一病症时，我们就需要与自己的本能做最激烈的抗争，勇于承认我们有哪些无知之处。

“9·11”恐怖袭击事件是“已知的未知”？

有些事是已知的已知，即我们清楚自己知道它。有些事是已知的未知，即我们清楚自己不知道它。有些事是未知的未知，即我们并不清楚自己不知道它。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拉姆斯菲尔德这番著名的“未知的未知”言论发表于 2002 年，是他在“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这一言论是谢林所关心的“将不熟悉当作不可能”这一问题的延伸。如果我们能提出一个疑问并给出标准答案，这就是已知的已知。若自问一题却无法给出准确答案，这就是已知的未知。而未知的未知则是我们连想都没想到应该提什么问题。“未知的未知是我们知识的鸿沟，但我们却不知道它的存在”，2011 年，拉姆斯菲尔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有时，“未知的未知”这一观点会被人误解。这一术语常被用来预测那些相当具体（但也相当难以预测）的威胁：

赌尼日利亚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危机，这是一个有把握的赌局——这样一个未知的未知对美国以及全球安全（重点强调全球安全）都是非常重大的预测。

预测尼日利亚会发生恐怖袭击是相当准确的（上面这段话写于 2006 年，３年后尼日利亚人乌玛·法鲁克·阿卜杜牧塔拉布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进入飞往底特律的航班，他将炸药藏在自己的内裤里携带上飞机，并伺机引爆）。然而，这段话存在语义错误。只要你还能列举出危险因素或不可预测的因素，那就是在表达已知的未知。能说出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就是进步的标志。

但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简单地划分为可预测和不可预测这样的二元类别。即使你不知如何十分肯定地预测某事，但也许你能够对威胁进行估算或预测。估算可以精确也可以粗糙，预测可以准确也可以失准，可以聪明也可以愚钝。但至少你对问题有所警觉，这样通常就能有所收获，例如，我们不知道尼日利亚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袭击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但我们知道该国对美国的威胁很可能比卢森堡要大。

我们对世界有限的认知让我们备受挫折，当我们根本无法预测时，麻烦就出现了。“未知的未知”是指我们从未考虑到的偶发事件。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会有些思维障碍，或者说我们的经验不足以想象到此类事件的发生，于是，便认为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在评估接收到的恐怖分子的信号时，这种观念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如“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的情况一样，“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也有许多信号：

·已有诸多警告说飞机可能会被用作武器，这些警告包括 1994 年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企图劫持飞机冲撞埃菲尔铁塔，1998 年一个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团伙企图利用载有杀伤性炸药的飞机撞击世贸中心大楼。

·世贸中心大楼之前就曾是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1993 年，曾在阿富汗“基地”组织受训的马泽·尤瑟夫及其同伙制造的一场爆炸造成 6 人死亡，当时他们意在炸毁双子塔。

·众所周知，“基地”组织是一个极其危险、手段多变的恐怖组织。该组织实施了多次大规模恐怖袭击，包括：1998 年炸毁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造成 224 人死亡；2000 年，又袭击了美国军舰“科勒”号。

·2001 年 7 月，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曾收到过关于“基地”组织频繁活动的警报，该组织已经将袭击目标从其他国家转移到美国。“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些，我能感觉到要出事了，而且还是一件大事。”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见到情报后如是说道。

·一位名叫扎卡里亚斯·穆萨维的宗教极端主义者在 2001 年 8 月 16 日——恐怖袭击发生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在美国被捕，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一名飞机培训师向美国政府举报他，认为他的形迹可疑。穆萨维的飞行训练时长还不足 50 个小时，并且从未单独飞行过，却试图参加波音 747 客机的模拟训练，一个还要很久才能获得飞行证的学员提出这样的要求甚是诡异。

事后再辨别这些重要的信号，会容易得多。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必须从数万条甚至数十万条潜在的警告信息中披沙拣金地找出有价值的信息，而其中大多数信息都没有什么价值。

另外，“9·11”恐怖袭击事件的谋划是相当周密的，恐怖分子并没有受到什么阻挠就轻松得逞了。19 名恐怖分子“成功”混入航空运输系统，“成功”地劫持了 4 架飞机。其中３架又“成功”袭击了目标，只有 93 号航班没有被恐怖分子利用，这完全是因为乘坐该飞机的乘客在得知飞机被劫持后英勇搏斗，成功护卫住飞机驾驶舱，最终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附近坠毁。我们不仅当时没有觉察到这次密谋袭击，即使到了现在也没有彻底弄清楚事情的原委。

“9·11”恐怖袭击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总结出美国存在的 4 类体制问题，就是这些问题使得政府无法领会这些信号的重要性。这 4 类问题包括政策问题、能力问题、管理问题，还有最重要的一类问题，就是想象力问题。这些信号与我们熟知的恐怖分子的行为方式的相关假设不相吻合，所以我们总是把它们当成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而没有真正将其记录在案。

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曾经提议进行一次有关“被劫客机袭击五角大楼”的军事演习。但是，这一想法因为“太不现实”，最终未被考虑。而且当时人们认为，即使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真的发生了，遭劫的飞机也应该来自海外航空港，而不是美国本土的机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设想和“珍珠港事件”时美国所犯的错误恰好相反，当时美军否定来自国外军事力量袭击的可能性，而且当时防御政策的制定者都在担心本土暴乱。）

同样，美国人也很难想象会遭到自杀式爆炸袭击。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政策称，劫持飞机会导致局势紧张，也会使一些国际航班绕过中东地区飞行。但是，该政策并不认为恐怖分子真的想要摧毁飞机或是杀死乘客，只是以此作为一种谈判策略。因此飞机的驾驶舱并不是完全密闭的，而且实际飞行时通常不上锁。

但众所周知，自杀式袭击由来已久，当然包括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另外，就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的几年里，自杀式袭击越来越普遍。据一个恐怖事件的相关数据库记录，20 世纪 80 年代总共发生此类袭击 31 次，但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自杀式袭击频发，仅 2000 年一年就发生了 39 起自杀式袭击，其中包括发生在也门的对美国军舰“科勒”号的自杀式爆炸袭击。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是遥远的记忆，而且当时大多数自杀式袭击都发生在中东地区或是第三世界国家。被丹尼尔·卡尼曼称为“可得性法则”的心理捷径——我们常常会高估那些在时空上离我们更近的事件的发生概率，而那些离我们较远的事件，我们常会低估其发生的概率——很可能会扰乱我们的判断。

图 13-3 1979-2000 年自杀式袭击数量

“如果人们不愿去死，那你就可以按照常理对其行为进行预测，”拉姆斯菲尔德对我说，“但是，如果人们视死如归，或者觉得死亡是一种殊荣，觉得死得其所，那他们就不会按常理出牌了。”

“9·11”恐怖袭击事件的阴谋并非经过评估被认定为不可能而遭到否决的假设，实际上，从一开始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样的阴谋对我们来说太陌生了。拉姆斯菲尔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9·11”恐怖袭击事件是一个未知的未知。

拉姆斯菲尔德的参谋长乌尔巴汗对我说：“中央情报局会告诉你，‘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样的阴谋对他们而言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但很多细节是在袭击发生后被披露出来的，属于典型的后见之明。”

他补充道：“我的意思是，‘基地’组织可以说是一个已知的未知。此外，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在其著作中曾经提到‘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级别，称‘9·11’恐怖袭击事件与其他任何袭击都大不相同。这次袭击相当严重。”

确实，“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危害巨大——2 977 名无辜的民众被夺去生命——这一点彻底颠覆了我们此前对恐怖主义的认识。甚至那些最为关心“基地”组织活动的人，比如特尼特、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主席理查德·克拉克，他们都没想到“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会如此巨大。比方说，克拉克递交给赖斯的意见书便是恳请她提防可能导致数百名美国人丧生的事件，却没料到美国会发生这样一场致数千人丧生的大事件。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西方国家遭遇过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发生在 1985 年，一伙锡克教极端分子将炸药藏在一架由德黑兰飞往蒙特利尔的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上，造成 329 名乘客死亡，这个数字仅是“9·11”事件死亡人数的 1/10。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美国本土遭遇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是发生在 1995 年的俄克拉荷马州首府俄克拉荷马城的爆炸案，爆炸针对一座联邦办公大楼——艾尔弗雷德·P·默拉联邦大楼，那次事件共造成 168 人死亡。

但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并不是一个完全无法预料的离群值。尽管这次事件的特殊性无法提前察觉，尽管确实很难预测到这些特殊性，但是，我们本该预测到类似“9·11”恐怖袭击事件这类伤亡巨大的袭击是有可能发生的。

用数学的方法研究恐怖主义

在这里，我们会用抽象的数学方式来看待恐怖主义，这个方式似乎会让人觉得不太舒服。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方式并不能代替情报机构的信号分析工作。但这类思维方式能够弥补一些现存的盲点，使我们可以更准确地估计恐怖主义的整体危害。对现有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未来的风险。

2008 年，我受邀在一次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会议上发言，该研究中心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外交政策智囊团（即华盛顿智库）。这次会议召开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正值 2008 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两周——但在得知与会成员包括国家安全部门人员之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参会。

此次会议聚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希望能借助一系列头脑风暴会议“跳出固有的框框”，为预测及阻止恐怖袭击提供一些创新性见解。与会成员有可口可乐公司的营销总监、纽约警探、为美国婚恋交友网站设计计算程序的工程师，还有我。（当然与会人员中更有大量专家，他们的工作显然和恐怖主义联系更为紧密，他们效力于美国国会、军队和华盛顿附近的国防契约企业。）

发言时，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职业，讲了自己在棒球和政治领域的预测成果。与会成员听我讲这些情况时还算客气，但随后的提问环节就不那么客气了。有人对我说：“纳特，你说的预测手段非常好，但鬼知道我们要怎样把这个手段应用到反恐行动中去呢？”（我对原话稍作了修改。）

不过坦白说，我在会上介绍的方法对国家安全分析而言价值不大。棒球和政治领域数据丰富，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棒球比赛每年有数千场。美国总统大选发生的频率低一些——在预测时需要更多细心——但是每次美国总统竞选时，都会涌现数百个民调结果。所有这些数据都向公众开放，有些收费低廉，有些则完全免费。

但是，恐怖主义预测领域的情况看似完全不同，我们所关心的“9·11”恐怖袭击之类的事件发生频率相当低。同时，恐怖组织还努力隐瞒他们的计划，“基地”组织在这一方面做得尤为出色。在恐怖主义预测领域，正如“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状况一样，有时信号的缺失比出现恐怖袭击的征兆更令人不安。如果中央情报局能够侵入激进组织网上聊天的网站，就会发现他们最初阶段的聊天记录有些随意，因为在这一阶段，像“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组织希望能招募一些天真的新面孔。但是，开始密谋袭击或计划升级时，他们的谈话基本上都是在线下进行的。

在微观层面上，即个体恐怖分子的行为或是某个单独的恐怖袭击计划，“魔法子弹”这样的解决方案不大可能存在。相反，情报机构得从一团意大利面似的信号中分类寻找有价值的信息，意大利面的比喻我在前文中已提到，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会议上，我曾和一名专家交谈过，他提出了另一个比喻：探寻恐怖主义的阴谋比大海捞针还难，这个过程也好比是从一大堆针中找出特定的一根。

对于某些问题，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很难做出预测，而当我们跳出细节从宏观角度审视时，问题就会变得井然有序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从外部审查恐怖主义的数学特征效果不错。

来自科罗拉多大学的 30 多岁的亚伦·克劳赛特教授拥有物理和计算机的学科背景，曾发表过数篇数学论文，其涵盖范围从鲸类进化到多人角色扮演游戏中的网络动力学研究，内容极其广泛。情报界长期以来一直有偏爱“阿尔法男”的传统，对数学人才情有独钟，而这位 30 多岁的“神人”克劳塞特的研究兴趣太过宽泛，情报界好像对他颇为讨厌，而人们对他展示的成果也是褒贬不一。

克劳塞斯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人说这种方法就好比一缕新鲜空气，但只有少数人这么认为。大多数人看过之后会说，‘你打算用数学的方法？有点奇怪啊。’”

其实，克劳塞斯的方法相当简单，至少这种方法还有些后见之明的好处。他研究发现，恐怖主义的数学特征和本书讨论的另一个领域——地震的数学特征类似。

假设你生活在地震频发地区，如加利福尼亚州。几十年来，在你所经历的地震中，4 级地震频率稳定、定期发生，5 级地震一年会发生几次，而 6 级地震发生的次数屈指可数。你的房子不能承受 7 级地震，但可以抵御 6 级地震，于是你便称自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这样的结论正确吗？

当然不正确。地震遵循幂律分布，据此定律，发生了 5 级和 6 级地震便预示着有可能发生更大级别的地震。如果时间跨度够大，更大级别的地震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大地震终会爆发，你应该有所准备。

恐怖袭击的发生也是同样的道理。洛克比空难以及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就相当于 7 级大地震，它们本身的破坏力已经足够大了，却还预示着有可能发生破坏力更大的袭击，比如“9·11”恐怖袭击，而这样的袭击则相当于 8 级地震。所以，“9·11”恐怖袭击事件并不是一个离群值，相反，它是涵盖更广的数学模型的一部分。

用统计学的方法测量恐怖主义

在用统计学方法研究恐怖主义之前，我们需要明确恐怖主义的定义。这个过程稍显复杂。弗拉基米尔·列宁曾经说过：“恐怖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使人恐惧。”这个观点看似普通，其实内涵深刻：恐怖主义并不是单纯地想让死亡人数最大化；相反，恐怖分子是想使某个群体的恐惧情绪最大化，从而让该群体转变行为方式。死亡和破坏都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拉姆斯菲尔德也曾对我说过：“恐怖分子可能会通过杀人达到目的，但杀人并不是最终目的。”

全世界的暴力行为各式各样，学术专家致力于为恐怖主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以区别于其他暴力威胁行为。某个热门恐怖事件数据库采用了如下定义：恐怖主义是有目的、有组织的、实际发生的、极具威胁的恐怖行为，必须由“低于国家级别的行动者”执行（即不能由某个主权政府本身执行）。另外，这类行为都包含一定的恐吓或胁迫的成分，为的是引起事件关注者的恐惧，而不仅针对直接受害者。恐怖主义旨在实现某种政治、经济、社会或者宗教目的。

最符合上述标准的恐怖主义也最为今天的我们所熟悉，起源的时间在现代。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科学家戴维·C·拉波波特将这类恐怖主义的起源时间定位在 1979 年，即伊朗革命发生的那一年，他还将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相联系。针对西方国家及西方利益集团的恐怖袭击浪潮来势汹涌，数量激增，1979~2000 年，针对北约国家的恐怖袭击共增加了 3 倍之多。

然而，大多数此类恐怖事件即便引发了死亡，数量也不大。从 1979 年伊朗革命到 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针对北约国家的恐怖袭击共计发生了 4 000 多次（包括成功的和未遂的）。而这期间，一半的死亡人数仅由 7 次恐怖袭击造成。印度航空公司爆炸案、洛克比空难和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这 3 次最严重的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就占了死亡总数的 40%。

有些事件发生的频率低，但影响深远，这一模型体现了幂律分布的特征，地震就遵循了这一规律。克劳塞特认为恐怖袭击同样如此。

我们画图表示恐怖袭击发生频率与死亡人数的关系，如图 13–4 所示，纵轴表示恐怖袭击发生的频率，横轴表示死亡人数。起初，这张图似乎作用不大。但从图中你能清楚观察到幂律分布：袭击次数随着发生频率降低而迅速减少。这是一条非常陡峭的斜线，似乎掩藏着什么信号：小级别的袭击发生频率高，大级别的袭击数量发生频率低，图中似乎都没有什么剩余空间留给中等级别的袭击了。于是“9·11”恐怖袭击事件看上去是个离群值。

图 13-4 1979-2009 年北约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的频率与死亡人数关系图（线性标尺）

然而，与描绘地震的情况一样，当我们用对数标尺来画图时，这些数据就变得更容易理解（更具体地说，如图 13–5 所示，用双对数标尺，即纵轴和横轴比例尺也都是对数关系）。需要强调的是，我除了让这些数据看上去更清晰之外，并没有篡改数据，它们所包含的信息是相同的。但是，原本杂乱随机的数据现在看起来整齐多了。用双对数标尺画图时，恐怖袭击发生的频率和危害程度间的关系几乎成了一条直线。事实上，这就是典型的幂律分布：当你用双对数标尺描绘符合幂律分布的事物时，得到的图像基本上呈一条直线。

图 13-5 1979-2009 年北约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的频率与死亡人数关系图（对数标尺）

在预测未来风险的等级时，幂律法则具有一些重要特性。其中很特别的一点是：该法则表明，比近来发生的灾难更严重的灾难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尽管发生频率很低。例如，恐怖主义幂律法则预测某个北约成员国（不一定是美国）在 1979~2009 年这 31 年间会经历约 6 次恐怖袭击，死亡人数至少达到 100 人。（这个估值很接近实际数据，这一时期实际发生了 7 次恐怖袭击。）同样，该法则还表明每 22 年会发生一次伤亡人数达到 1 000 人等级的恐怖袭击。而造成大约 3 000 人死亡的“9·11”级别的恐怖袭击大约每 40 年会发生一次。

然而，用统计学描述历史算不得什么成就。当然，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统计模型也会据此做出调整，这是有可能的。但克劳塞特的方法曾表明，提前预测恐怖袭击或许是有可能的，这到底能否实现呢？

“9·11”恐怖袭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我们先前的观念，即认为这样严重的恐怖袭击发生的概率极低。“9·11”恐怖袭击事件如同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大地震一样，向我们表明高级别的风险威胁要比预想的更普遍。但是，早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幂律分布就得出了结论，像“9·11”级别的恐怖袭击显然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如果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的数据——从 1979 年伊朗革命到 2001 年 9 月 10 日所有现代恐怖袭击的数据——收集过程中运用幂律法则，就会得出这样的预测：“9·11”级别的恐怖袭击在北约国家中每 80 年会发生一次，我们一生大约会遇到一次。

图 13-6 1979 年 1 月 1 日-2001 年 9 月 10 日北约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的频率与死亡人数关系图

这个方法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具体信息，比如具体在何处、何时将会发生恐怖袭击。它显示的是一个长期趋势，就像加利福尼亚地区地震发生频率的走势一样。但是与地震不同，恐怖袭击是能被阻止的，这对克劳塞特的假设是一个很重要的限制条件。

这些数据确实表明“9·11”级别的恐怖袭击不应该是想象之外的事件。幂律法则显示，将来完全有可能发生比已发生的恐怖袭击更严重的袭击。而我们对这些事件的无知误导了我们对其发生概率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