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汉字起源与字体演变

一、汉字起源与仓颉造字

汉字的起源，古代有多种传说。《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是先民辅助记忆的记事方法，终究不是文字。所谓“书契”，“书”是指写下来的文字，“契”是指刻在竹木上的记号，后来通指文字。

从“结绳”到“书契”的转变，古人的追溯推测，只是浑而言之，没有说这一过程究竟经历了多长时间。至于那位“易之以书契”的“圣人”，战国的《世本·作篇》给出答案：“仓颉作书”。所谓“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发明、创造的意思。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

“书契”也有一个约定俗成、逐渐累积的漫长过程。那么，汉字的发生与形成，应该是出自众手，群力所为，非一个人所能创造。历史上如果真有黄帝史官仓颉这个人，至多是一位加工整理文字的著名人物。也可能，仓颉是地位较高的史官，他的名字就流传下来了，后世尊为发明汉字的圣人。如战国荀子所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荀子·解蔽》）

仓颉【图2·1】如何造汉字，东汉文字学家许慎作了一番想象发挥：“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黄帝是历史上的传说人物，居五帝之首，去今约四千多年。如果那时已经造出汉字，汉字的历史就比我们今天见到的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要早上千年。

2·1　后人按想象绘制的仓颉像

20世纪，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山东等地发掘出土了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面刻有一些符号【图2·2】，有的形象，有的抽象，距今五六千年，早于黄帝时代。文字学家认为，这些刻划符号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以考古发现的原始刻划符号来看，汉字既取资所指的物象，也运用了抽象的记号。

2·2　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陕西西安半坡、姜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刻划符号；山东泰安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刻划的图形符号。

古文字里有不少象形字。例如太阳，图画里画作一个圆圈，今天的儿童还是这样画太阳；汉字表示太阳的“日”字，也是画个圈圈，并且在圆圈里加了一笔，大概表示太阳的精华，古人称为“日精”。如“象”【图2·3】、“马”、“鹿”、“豕”、“虎”等字，虽然仅存这些动物的轮廓梗概，却仍像动物之形。又如“车”字，有厢，有轮，有轴，是俯视的车形。为了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先民用“指事”、“会意”、“形声”的方法，将一些象形字作为构字部件，或配以标示符号，造出大量的汉字。汉字如此衍生，所以能够始终保持方块形的结构形态。

2·3　甲骨文“象”字（描摹）

二、字体的演变

汉字的结构形态发生过多次变化。字体的演变，发端于简便的书写，总趋势是简化。

出土的先秦书迹告诉我们：自商而周，文字一脉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异形”伴随着“诸侯力政”，各国文字书写日见地域化。裘锡圭说：“商末和周初的文字，春秋末和战国初的文字，都很相似，往往难以区分。秦（国）系文字时代的上限是春秋，内容跟西周春秋文字有部分的重复。”（《文字学概论》第40页）先秦时期的古文字，可以看作一个单独的文字发展阶段。

那时的文字体势，当时人如何命名书体，不得而知。汉代学者所称，有“史籀大篆”、“籀文”、“古文”、“奇字”（许慎《说文解字叙》）。这些名目，后世又演为种种名称，如蝌蚪书（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如古文篆（南朝王愔《文字志目》），如籀文书（南朝庾元威《论书》）。对于20世纪出土的先秦书迹，文字学者称为“甲骨文”、“金文”、“陶文”、“战国文字”，或以书写材质命名，或以时代命名。古代书迹，同一体势，古今命名交杂，甚而所指莫衷一是，即使文字学家道来，也颇费周章。

秦朝废除六国文字之后，以省改大篆而来的小篆为正体，俗写体是原在秦地通行的隶书。承袭秦制的汉朝，隶书成为正体。也是在汉朝，先后出现了草书、行书、楷书，这三种字体的形成，多与此前或同时的字体有着错综的关联。东晋时期，字体演变期大体结束。

汉字的主流体势，不外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五大结构类型。这五类字体，从发生到成熟的时间，有长有短。大体说来，篆类字体较为漫长，隶书与草书相当，行书、楷书较短。

历史上，篆书、隶书、楷书先后担任过正体字的角色。草书、行书一直是辅助性书体。如果以汉字形体划分书法史的发展阶段，当以篆书、隶书、楷书为标志。

（一）篆书

古人说的篆书，通常指秦篆。秦国地处西周故地，袭用西周“史籀大篆”，保守着西周文字的书写传统，当今文字学家谓为“秦系文字”。东土六国文字的源头也在西周，但东土各国文字简省变异较多，特别是南方的楚国。

秦始皇扫灭六国建立秦朝之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废除六国文字，推行秦篆。但又不是照搬过去的篆书，而是加以省改，成为一种新体篆书。后人为了表示新旧篆书的区别，把新体篆书称为“小篆”，旧体篆书称为“大篆”。秦朝的书体有八种，名为“秦书八体”。八体中，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属篆类书体，用于不同场合，只是写法稍异。还有一种隶书，是俗写体。

秦朝只维持了16年，但是秦朝推行的小篆却有长久的生命力，与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一样，代代相传。推翻帝制百年之后的今天，篆书仍然是书家钟爱的书体。

（二）隶书

隶书是由草率的篆书演变而来，古人所谓“篆之捷也”。隶书初现于战国后期的秦国，那时“奏事繁多，篆字难成”，文吏为了提高书写效率，简省篆书的笔画，易曲为直，此种“佐助篆所不逮”的俗写体，渐渐别为一种便捷的书体，通行于文吏间。古时称文吏为“隶人”，因而名为隶书。

秦朝时，隶书通行天下，后世名为“秦隶”。早期隶书还有篆书的痕迹，因而又称“古隶”。秦时的隶书，很早就见不到了。元朝人以为秦朝诏版上草率的小篆为“秦隶”。20世纪70年代以来，湖北云梦、四川青川、湖南龙山先后出土了秦简，有行政公文、法律文书、医学书籍、秦国编年史、历书等等，我们才看到了秦代“隶人佐书”的真实面貌。

汉朝沿用隶书，不断简易笔画，整齐结构，增饰波磔。大约在西汉武帝时期，已经形成了横平竖直，字形方广，分张翻挑的“汉隶”。东汉时期，隶书已是官方的正体字。政府军队的公文报告，纪功颂德的碑文，刻在山崖上的纪念性文字，写尺牍，都用隶书体。汉朝可以称为书法史上的隶书时代。

古代一直盛传程邈造隶书。东汉学者蔡邕说：“程邈删古，立隶文。”（《皇圣篇》）南朝书家羊欣记载：“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采古来能书人名》）唐朝张怀瓘《书断》说：程邈在狱中所改者“为隶书三千字”，将程邈封为“隶书之祖”。程邈一人造隶书虽不可信，他的“狱吏”身份却吻合一种事实：隶书最初是文吏使用的一种书体。

（三）草书

草书之“草”，本指“删难省繁，损复为单”的草率。考古出土的古代书迹显示，早在秦篆俗写体演变为隶书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简省草率的写法。隶书形成之后，这些草率写法仍然使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草率写法。草书是在这些新旧草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裘锡圭《文字学概论·汉代的草书》）。从这一面说，草书渊源篆书俗体以及古隶。

西汉武帝时，简省笔画的隶书已经通行。写于西汉后期的草书《神乌傅（赋）》属早期草书，笔画连绵，还带有一些隶书写法。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简》（46年）已是书体意义上的草书了。东汉和帝十二年（100年）成书的许慎《说文解字·叙》说“汉兴有草书”，将草书视为一种书体。

草书自成一体之后，经历了东汉、晋朝两个重要发展阶段。东汉简牍上的草书，还是字字独立，连属的笔势是以一个字为一个起止单元。西晋时，卫瓘吸收了父亲卫觊与张芝的草法，自成一种“放手流便”的风格，人称“草稿”。虽然卫瓘的草书也是字字独立，但上字的末笔向下字牵引，笔势“纵引”。东晋王羲之发展了“纵引”的笔势，字与字之间的笔画连属起来，从而完成了简易遒美的今草样式，树立了新的草书范式。后世书家进一步发挥“纵引”的笔势，南朝有“一笔草”，唐朝有“狂草”。

汉朝以来，简易的草书一直是辅助性书体，作批答，写簿记，抄文篇，以及私人间的尺牍，都用草书。汉晋之际，草书大盛。张芝、王羲之的草书成为典范之后，草书转向技术化，艺术化，本是“易而速”的草书，写来“难而迟”，成了书家专擅的书体。唐朝张旭、怀素酒后在众人面前作狂草，则成了一种书法技艺的表演。

（四）行书

行书是“正书之小伪”，因为“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张怀瓘《书断·行书》）。这是唐朝人参照正书（楷书）形态给出的行书定义。实际上，行书是由汉代隶书的俗写体演变而来，发生的时间早于楷书。

大约东汉中期已有行书。那时隶书是日常的书写体，书吏随手记账写信，或者起草文书，用不着一笔一断那么正规，草率写来，运笔速度比较快，笔画映带连属，也吸收了一些草书的写法，结构逐渐发生变异，形成一种新的书体，最初叫做“行狎书”。

刘德昇是书法史上第一位行书名家，大约生活在东汉中后期，唐人奉他为“行书之祖”。近年长沙东牌楼出土了一批东汉灵帝时期简牍，其中有一些早期行书【图2·4】，结构平正，近似魏晋行书【图2·5】。

2·4　东汉后期行书《犹书信》木牍

2·5　魏晋行书《正月廿四日》残纸文书

刘德昇有两位著名的学生，一位是做过魏国丞相的钟繇，一位是隐居不仕的胡昭，并称“钟胡”。两人的行书风格不一样，据说，“胡书肥，钟书瘦”，但各有其巧。值得注意的是，师徒三人的籍贯都是颍川。

钟繇、胡昭对这种新书体进行了加工和美化，行书体有了一套规矩法则，所谓“钟、胡二家为行书法”（西晋卫恒《四体书势》）。钟繇、胡昭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采用行书，士大夫争相效法，提高了行书的地位。行书往往用于尺牍书疏，所以行书又称“相闻书”。

行书是一种进步而合用的新书体。西晋时，钟繇的外孙荀勖兼任秘书监，他在秘书省（中央政府收藏图书著作和档案的机构）设立“书博士”，招收学生习写行书，以“钟胡”为法。这个举措是为了让书吏掌握行书，以便提高抄写公文、书籍的效率，但客观上起到了提升行书地位的作用。

东晋时代，士人好尚“新异”和“简率”，简易的行书成为时髦的书体。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士族书家，将汉魏“平划宽结”的行书，变为欹侧，书写起来更为便捷，形成一种新妍遒美的行书样式。

唐朝初年，太宗特别推重王羲之行书《兰亭序》，此后《兰亭序》成为书法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行书经典。唐太宗好写行书，有行书《温泉铭》【图2·6】、《晋祠铭》，开了行书写碑的先例。唐朝有不少行书碑刻，如《集王羲之字圣教序》、李邕书写的大小《云麾将军碑》等。

2·6　唐太宗行书《温泉铭》

唐拓本，20世纪初在敦煌石窟藏经洞发现。

（五）楷书

东汉后期简牍和陶瓶上，我们看到一种隶书的俗写体态：横画，顺锋起笔，按笔而收；撇笔，粗头锐尾，字态略有欹斜。这就是楷书的早期形态【图2·7】。当初，人们这样写字只是图简便，不曾料到，这种俗写体后来演变出楷书体。

2·7　东汉永寿二年陶瓶上的“新隶书”

上面题写的文字，显示了早期楷书的形态。

魏晋是楷书的形成期，曹魏钟繇、东晋王羲之分别代表了楷书发展的两个阶段。

钟繇是最早以楷书名世的书家，宋人称其楷书“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宣和书谱·正书叙论》）。钟繇用楷书写奏章，所以楷书初名“章程书”。唐兰说：“章程”两字的合音，是“正”（zhēng）字的发音，后世把“章程书”读快了，就变成了“正书”，又变成“真书”（《中国文字学》第178页）。钟繇的楷书尚存隶意，如翻挑之笔，如横斜之势。东晋王羲之的楷书，剔除楷书中的隶意，改横斜为纵直的欹侧，楷书的写法为之整肃。钟、王的楷书，字形都很小，谓为“细楷”、“细书”。

在晋朝，楷书取代了隶书的正体字地位，日常书写都用楷书，但书刻碑志的铭石书仍用隶书。南朝齐梁时代，书刻碑志也普遍采用楷书。南朝碑上的楷书，字径约寸许，碑额上的楷书更大，是当时的大楷。

4世纪以来，南北分裂。在南方，东晋、南朝流行“二王”的楷书新体。在北方，十六国时期以至北魏中期，大体沿袭西晋楷法；5世纪后期北魏孝文帝“汉化改制”以来，北方楷书接轨南朝书风，形成“斜划紧结”的“魏碑”楷书。

唐朝的楷书名家辈出，风格各异，楷法完备，是楷书艺术发展的全盛时期。

汉字形体结构的演变，如果以楷书成熟的4世纪作为终点，历时1700余年。魏晋时期，楷书、行书和草书逐渐成为流行的书体，但是篆书、隶书仍沿用不废。后来又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花样翻新的杂体，大多是装饰性的美术字，虽然名目、种类很多，但是形体结构不出篆、隶、草、行、楷五类字体的范围。

（六）正体字、古体字与俗体字

启功曾经指出，每个时代的书写体式都不止一种，至少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当时通行的正体字，二是以前各时代的各种古体字，三是新兴的新体字或说俗体字（《古代字体论稿·余论》）。

正体字是指官方确认的标准字，具有笔画规范，结构工整，易识易写的特点。例如，小篆是秦朝的正体字，隶书是汉朝的正体字，魏晋以后，一直以楷书为正体字。

每个时代也使用以前各个时代的古体字。在隶书成为正体字的汉朝，以前的篆书就成了古体字。楷书在东晋取代隶书的正体字地位之后，隶书又成了古体字。即使同一种书体，也有古今、新旧的分别，例如，大篆比小篆古，秦隶古于汉隶，钟繇的楷书古于“二王”。

俗体字每个时代都有。日常的书写，讲求实用便捷，不免省并正体字的点画，改易结构形态。草率简易的俗写是字体演变的动力，衍生出种种字体。晋朝以后，已有的书体足以敷用，俗写就不再具有繁衍新书体的功能了。

三、书体的种种名称

书体的演变过程之中，以及某种书体结构形态定型之后，书体的名称并不统一。比如篆类的字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籀文、大篆、小篆等不同名称；草书又有稿书、章草、今草之别。隶书、行书、楷书也有种种别名。

很多时候，人们命名书写体式，是根据用途而言。例如秦朝的八种书写体式（简称“秦书八体”），其中“刻符”用于书刻符节，“虫书”用于书写信幡，“摹印”用于刻印，“署书”用于题写门榜匾额之类，“殳书”用于镌刻兵器一类的器物。这些不同名称的书体，从字的组织结构来说，都属于篆类书体。因为用于特定场合，需要做些装饰，形态上生出一些变化，为了表示区别，特别加以命名，表示各自的功用，所以“名异”而“实同”。

有些以“书”命名的概念，并不限于某种字体结构。比如“榜书”，指题写门匾的大字，既可以用篆书体，也可以用隶书体，还可以是楷书体。“铭石书”、“飞白书”也是如此。一些以书写材料命名某类书迹的“金文”、“帛书”、“砖文”，字体有篆有隶。

在古代的一些器物上，能见到各种装饰性的美术字。秦汉瓦当上的文字就是非常典型的古代美术字。瓦当是筒瓦前端下垂的部分，俗称瓦头，用来遮蔽木椽，防止雨水侵蚀。古人在瓦当上模印一些标识性的文字和吉语，如“京师仓当”、“都司空瓦”、“汉并天下”、“长宜子孙”、“千秋万岁长乐无极”等，上面的篆体字，类似装饰性图案。篆书笔画直曲如线，结构可方可圆，便于设计成图案。

古人写美术字，也喜欢在笔画上增饰一些纹样，描绘成鸟虫状、云龙状、龟蛇状、植物的叶状。这类装饰性的“花体字”，又称“杂体”，是少数士人玩弄的“画”字游戏。有的杂体难写难认，政府用来防伪和保密，据说虎爪书就是为了这样的需要创制的。

还有玩弄书写技巧的，例如，把笔画写成丝丝露白的样子，叫做“飞白书”【图2·8】。此种方法最初用来写隶书，后来又用这种方法写篆书、草书，于是有了“飞白篆”、“飞白草”的名目，皆属“飞白书”之类。又如一笔草书，一行一断，婉约流利，用这样的方法写其他字体，又有了一笔写一个字的“一笔篆”、“一笔隶”。

2·8　唐太宗《晋祠铭》碑额上的“飞白书”

将日期题在碑额的位置上，而且是用“飞白书”题额，非常罕见。

还有一种“反左书”，见于梁朝的神道石柱【图2·9】，因为是相对成双而立，古人为了对称，把一边的题字反着写。

2·9　南朝梁萧景神道石柱上的“反左书”

魏晋以后的书家，写字都有自己的风格，成为人们学书的范本，于是出现了书家风格称谓的体式名称。例如，王羲之的字称“王书”、颜真卿的楷书称“颜体”、欧阳询楷书称“欧字”、宋徽宗的楷书称“瘦金书”【图2·10】、郑板桥的字称为“六分半书”【图2·11】。

2·10　宋徽宗的“瘦金书”

宋徽宗楷书学唐朝薛稷而有变化，笔势连贯，自称“瘦金书”。

2·11　清朝郑板桥的“六分半书”

郑板桥写字不拘成法，杂糅篆书结构、隶书波磔、草书和行书的用笔，字态的欹正、大小、宽窄随机布置，如乱石铺街，错落有致，十分生动，他自称“六分半书”。

四、书体的“立”与“破”

汉字是人们交流思想的符号，为了能够共识，必须文字正确，书写规范，古人称为“正字”。东汉朝廷刻立隶书《熹平石经》碑【图2·12】，曹魏刻立古文、篆书、隶书三体《正始石经》碑，都是立规矩的碑刻，皆由懂得文字学的书家“书丹”（用硃笔在碑上写碑文）。

2·12　东汉隶书《熹平石经》碑

蔡邕书丹。此碑是为正订六经文字而刻，文字非常规范，书法具有程式化的倾向。《熹平石经》对于隶书书法的传播产生过重要作用。

在书体演变阶段，人们起草文书，为图便捷，往往草率，这样的“俗写字”，偏离标准形态，就是“破”，从而引发书体的演变。某种书体形成之后，“破”又是书家创造自家风格的手段。王献之用连绵的草书笔法写行书，这种务求简易的写法，形成了一种“非草非行”的新样式，唐朝书家徐浩称之为“破体”。

一面是为了书写的方便，避繁就简，偏离一板一眼的规则；一面是重建规范，却又不得不吸收某些约定俗成的体式和写法。在“破”与“立”的过程中，汉字的结构发生了演变，书法艺术也得以丰富。

文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繁趋简，在字体结构趋简的同时，为了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单字的数量却在大量增加。而且，一个意义可以由多个不同结构的汉字来表示，如异体字、繁简字、别体字，都是字义、字音相同而“字形”不同。晚明以至金石学大兴的清朝，文人书家为了显示自己的学问，喜欢写异体字。

单字数量的增加有两面性。过去我们只是从识读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认为繁难，当作消极因素对待。对于以记识“文字图象”来进行书法创作的书家而言，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图形，那么，单字数量的增加是扩大了书家利用的图形资源，从书法的角度说，这又是积极的因素。

“字体”与“书体”这两个语词，在很多场合下可以互换使用，差别不大。但是在实际的语言环境里，文字学家好说“字体”，而书家往往爱说“书体”。“字体”强调“字”的组织结构类型的共性特征和标准形态；“书体”之所指，重在“书写”形态、书写样式，涵盖面更大一些。像杂体之类的体式，还有指称书家风格的“钟书”、“王书”、“欧体”、“褚体”之类，称作书体更合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