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书法家

一、最初的书法家

最早从事文字书写的群体是史官，他们也是中华文明最初的承载者、记录者、传播者。“史”之义，汉代《说文解字》解释：“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王国维考证：“史”所持之“中”，古篆之形如盛简之器，指簿书。持中即持书，史字“从又持中”，义为持书之人（《观堂集林·释史》）。

史官之职甚为悠远，相传黄帝的史官仓颉发明文字。商周时期，史官是要职。殷商甲骨文的“作册”、“大史”之名，商代青铜器铭文（金文）的“作册”之谓，西周青铜器铭文的“作册内史”之称，皆指史官。

西周的史官，设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工细致。《周礼·春官》记载：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史官不但掌管王室收藏的典籍，记国事，作典册，他们也参与祭祀活动，以读书“协事”。比如大史，“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卑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又如小史，“大祭祀，读礼法”。史官还有书写君王命令的职责：“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书写王令，字迹当然要好，则史官必善书。古代最初的书家，应该出自史官这个群体。

商周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也属当时上层社会的文书书迹，涉及商周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有“书史”的性质，则撰文者、书写者应该也是史官中的一些人。

我国最早的字书《史籀篇》就是周宣王史官编写的，这位史官名“籀”，人称史籀，故以“史籀”命名这部大篆字样的字书。汉朝人所说的“籀文”，乃大篆的别称。唐朝张怀瓘《书断》为古今一百多位书家立传，按时代排序，史籀列为第一。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力政，文字异形”，秦朝统一全国之后，实行“书同文字”。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作为秦朝小篆的标准字样，颁行天下（《史记·秦本纪》）。这三人，后人奉为小篆书法名家。其中，胡母敬也是史官。

二、“能书”与“书圣”

东汉班固编撰的《汉书》始有善书者的记载，刘宋范晔所撰《后汉书》也有，记载都很简单，只是说其人“性善书”、“善史书”、“能史书”以及“善草书”而已。这些进入正史的善书者，当然不是普通人，有皇帝、皇后、宗室王，有官员。帝王喜欢书法的风气，应该始于汉朝。

汉朝的教育远较商周时代普及，识字书写的群体扩大。汉朝的教育，有学儒与学吏之分，学吏是学技能。我们在汉朝边陲居延出土的汉简上看到一件文书，说及书吏的特长：“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上册，第65页，EPT五〇·一四简）。汉朝人所说的“能书”，指长于文字书写之事。所谓“书”，指文字，也指书法。汉简书迹，大多是各级官府“能书”的书吏所写。汉碑隶书《华山碑》、《曹全碑》、《礼器碑》、《史晨碑》之类，多是这些“能书”的书吏所写。

书法史上，第一篇专门记载书法家的著作是《古来能书人名》，即以“能书”名篇。作者羊欣是出身士族的官员，南朝初期的著名书家，书法师从王献之。他采录自秦朝到东晋600年间的69位书法家，不是官员就是士族子弟，秦汉那些“能书”的书吏无缘进入书法史。

汉晋时期，个别大书家被冠以“书圣”的徽号。汉末张芝擅长草书，为世所宗，他的弟子韦诞称之为“草圣”（卫恒《四体书势·草书》）。东晋葛洪把三国时期的皇象、胡昭称为“书圣”（《抱朴子·内篇·辨问》）。羊欣曾说：“张芝、皇象、钟繇、索靖，并号书圣”。（《书断·中》）所谓“圣”，按东晋葛洪的解释，“众所不及，便谓之圣”，这是很高的标准。到了唐朝，王羲之才戴上书圣的桂冠，并且取代了他的前辈书圣，获得独尊的书法地位。

在古代，书圣是书家中的书家，书家又是一般能书者的榜样。这样的金字塔结构，与官本位的社会结构一致。

三、书法与仕途

西汉已经建立了录用吏员的考试制度，17岁以上的学童可以参加课吏考试。考试分为两大科目：一是文化知识，能识读数千个古体汉字；一是书写能力，会写八种书体，所谓“秦书八体”（西汉末改为六种书体，后称“新莽六书”）。考试合格者，可以到官府担任书吏，办理日常的案牍文书，获得俸禄养家。少数能力强的书吏，不断升迁，甚至获致高位。汉武帝时，一些巧于书法、习于簿计的书吏获得了发展空间，一度出现“善书者尊于朝”的局面。东汉末年，灵帝喜好文学与书法，设置“鸿都门学”，专门招引那些文学之士和善书者，凡是“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招”，视为亲信，委以高官，封侯赐爵。

南北朝时期，宫廷王府设有“侍书”，辅导皇子、王子学习书法。一些出身社会底层的读书人可以凭借一笔好字进入宫廷。有的善书者在皇帝身边担任中书舍人，为皇帝书写诏令文书，批阅文件，官位品级虽然不高，权力却很大。

隋朝开始采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唐朝建立了一套完整而稳定的科举制度，考试分六科，其中有“书科”。配合书科，最高学府的国子监设立书学，招收低级文武官员与平民子弟为书学生，条件是“性爱书学及有书性”，以30人为限。由两名“书学博士”教授书法，以《石经》、《说文》、《字林》为教材。

唐朝诠选官员有四条标准：“身（身材和相貌）、言（口头表达能力）、书（文字书法）、判（公文判词）。”书法一项，要求“楷法遒美”。作为办差的中下层官员来说，“书”、“判”是实际的才能，所以，选官的考试首先“观其书判”，合格之后再“察其身言”。这四项，实用的书、判是做官的重要能力，只要“书判拔萃”、“书判超绝”，就可委以官职。

颜真卿父亲颜惟贞也有这样的经历。颜真卿《颜家庙碑》记载，颜惟贞少小丧父，寄养舅家，蒙舅父殷仲容教笔法。家贫无纸笔，用木石画壁习字，以草隶擅名。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糊名考试，判入高等，授衢州参军”，“又选授洛州温县、永昌二尉，每选皆判入高科”，侍郎苏味道将颜惟贞的试卷示于众人，赞叹：“选人中乃有如此书判！”

唐朝文书制度严密繁复，需要大量书吏从事日常文书工作。中央各个机构的书吏人数非常多，有“令史”、“书令史”、“书吏”、“史”各种名目，后宫执掌文书的女性则叫“女史”。有些机构配有“楷书手”、“书手”、“拓书手”。集贤院还有“书直、写御书一百人”，专门为皇帝抄书。这些从事文案的书吏不是正式官员，但也有升迁的机会，如果精通《仓颉》、《史籀》之类的字书，可以按正式官员叙用。

唐朝科举“以书取士”，尤其重视楷书，遒美的楷法深入人心。因此，唐朝官员落笔便有佳处。

清朝官场流行的官楷，人称“馆阁体”，虽说渊源晋唐楷书，别为一体之后，但求周正一律。乾隆时期，以书取士走向极端，主考官阅卷首先看字写得如何，以“乌方光”为标准。“乌”指墨色乌黑，“方”指字形方正，“光”指点画光洁，而且字要写得大小如一。道光以来，科举考试对书法的要求更为苛刻，考官竟以试卷的书法优劣决定弃取，而不问文章如何，所谓“舍文而论书”。更甚者，考生即使写得一笔工整的馆阁体，若有俗体别字，也会落选。科举制度是推行官楷最有效的手段，由此将官场通行的馆阁体普及到全国的官办学校以及私塾，使基层的书法训练统一到楷法端严的馆阁体趣味上。

四、书法家与抄书写碑

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唐朝之前，要读书就要抄写书籍，边抄边读是一种读书法。要藏书也须抄书，自己抄或雇人抄。抄书是古代“生产”书籍的方式，也是传播书籍的手段。近百年以来，从战国、秦汉墓葬中出土了不少写本书籍【图9·1】，都是墓主生前诵读或收藏的书籍。汉武帝时，内府旧藏典籍，书缺简脱，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书·艺文志》），所谓“写书”就是抄书。因为社会需求图书，生活困顿的读书人可以抄书养家，叫做“佣书”。东汉投笔从戎的班超，明帝时随兄班固到洛阳，班固任校书郎，家贫，班超为供养母亲，“常为官佣书”（《后汉书·班超传》）。东汉首都洛阳有买卖图书的书肆，东汉学者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买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敦煌石室发现的晋唐写本，率是传写的抄本。发明印刷术之后，书籍的传播方式与速度发生了变化，但是藏书人、读书人想要得到某些罕见的书籍，仍然要动手抄书，或雇人抄书。即使今天，一些古文字的书籍仍需手抄。

9·1　西汉人在帛上抄写的《阴阳五行》（甲本）

许多古代书法家的名迹也是抄书之迹。王羲之抄写过汉朝字书《急就篇》，他用小楷抄写的《东方朔画像赞》、《乐毅论》、《劝进表》、《太师箴》、《洛神赋》、《黄庭经》，南朝书家视为“逸少有名之迹”，唐朝书家当做学习楷书的最佳范本。北魏前期大书家崔浩受人之托，一生抄写的《急就篇》有数百本，人们也是当做习字范本。隋朝僧人智永专学七世祖王羲之的书法，30年间反复书写集王字《千字文》，好者就有八百余本，送与浙东一带的寺庙各一本。传世的智永《真草千字文》【图9·2】不仅是世人学习王羲之书法的上好范本，也是书法史上的名作。

9·2　隋朝智永抄写的《真草千字文》

历代书家都乐于书写《千字文》。北宋徽宗内府藏有李阳冰、徐铉的《篆书千字文》，陆柬之、米芾的《行书千字文》，怀素的《草书千字文》，都是用一种书体抄写。赵孟頫曾用六种书体抄写《千字文》，他还抄写了大量的经卷散与名山寺观。

书写碑文也是一种抄写行为。出自书家之手的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是把儒家经典抄写到石碑上。河北、山东地区的北齐僧人刻经遗迹，则是抄写佛经，有整部经文，有摘录。唐朝刻碑，一人撰写碑文，一人书写，书写碑文类似抄写别人的文章。碑文由一人“撰并书”，则是自己抄写自己的文章。

石碑高大，立于开放的空间，为了便于观览，碑上的字要比一般抄书的字大得多。为了显示庄重，写碑往往采用当时的正体字。为了增强视觉美感，书法更为端庄严谨。书家写碑无不郑重其事，那些精心书写的碑版，也就成了他们的得意之作，而且石碑能够永久保存，所以后人学习篆书、隶书、楷书，多以秦朝刻石、汉碑、唐碑为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