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先秦时期的文字书法

殷商到战国的一千多年间，文字体势因时代先后、列国分疆，显得比较复杂。文字学家唐兰将先秦文字分为四类：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与秦系文字（《中国文字学·文字的变革》）。这样划分，理出了先秦时代古文字形体演变的时代性、区域性线索，也便于我们把握这一时期的书法进程。

先秦的书迹，后世时有发现，如西汉发现的孔氏壁中古文，如西晋出土的汲冢文书，以及商周鼎彝之属，而唐朝发现的秦国《石鼓文》保存至今，最为著名。19世纪以来，出土的先秦文字书迹尤其多，诸如甲骨文、金文、陶文、简牍文书、帛书、刻石文字。这些先秦书迹发现得晚，后人都以书写材料归类命名。就载体的材质而论，铜器耐久，次为石与陶，再次竹木简，而缣帛最易腐烂。

用龟甲、兽骨作为书写材料，盛行于殷商时期，西周初年还使用了一段时间。甲骨上所见的书写体势，如裘锡圭所说，是当时正体字的手写体。

金文是指青铜器上的铭文，传统金石学称为“钟鼎文”。先秦时期，天子和诸侯垄断了贵重金属的资源，只有王侯公卿才拥有制造精良的青铜器。殷商、西周时期的金文，字体规范，书法精美，带有装饰性。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各国的金文书法也自成系统。金文篇幅的长短，随时代而变化：殷商金文简短，十几字至三四十字不等；西周趋繁，多达四五百字；春秋战国时期，篇幅由繁而简。

竹木何时开始用为书写材料，难以确知。按《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记载，殷商时期已有竹木简牍一类的文书。现在所见最早的竹木简牍，是战国时期的实物。简是狭长的条形，有竹有木，一般只能写一行字；木制的牍稍宽，可以写几行字。在简上抄写书籍、书写公文、登记器物，把一片一片的简编连起来，这就是“册”【图3·1】。甲骨文中已有“册”字，正是把单简编连起来的形态。

3·1　汉代“册”的形制

用两道绳把一片一片的“简”编连起来，就成为这样的“册”。

先民也书于缣帛，《墨子》就有“书于竹帛”之说。缣帛方幅，可以书写长篇文字。考古发现的最早帛书是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楚帛书”【图3·2】。长沙马王堆发掘的西汉墓，又出土了一批帛书。

3·2　“楚帛书”

帛书纵38.7厘米，横47厘米，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战国中晚期书迹，共900余字。中部有两大段文字，一反一正，一段8行，一段13行，书体与近年湖北出土的包山楚简相近。

当时的书写工具主要是笔和刀。在殷商的甲骨、陶片上，我们看到毛笔书写的墨迹。战国时期的简书、帛书都是用毛笔书写。殷商、西周青铜器上铭文皆是范铸。春秋以降，范铸与刻凿并存，转以刻凿为主要手段。刻凿是以刀代笔，直接在器物上文字，有先书后刻与直接刀刻之分，字迹往往简率，多有手写体的意趣。

一、殷商甲骨文书法与墨迹

殷商的甲骨文是今天所见最早的中国文字，但是“消失”得也早，大概在西周以后就湮没无闻了。19世纪末，河南省安阳西北郊小屯村的农民在耕地时偶然发现了殷商甲骨文，最初当作药材，经过学者的研究，断定为一种古老的文字，甲骨文才重见天日。小屯村一带原是商朝后期的都城，当时这里叫“殷”，自盘庚做商王时把首都迁到了这里，经历了八代十二王，约三百年，史称“殷商”。

甲骨文字是当时巫术活动的记录。殷商君王非常崇信鬼神，他们经常举行祭祀活动，祈求神灵护佑，遇事都要事先向神灵报告，诸如筑城池，缮宫室，出兵作战，出巡游猎，一年的收成如何等等，甚至王妃有没有生育能力，自己会不会生病，都要通过占卜的方式征求神灵的意见。占卜的内容为“卜辞”，属于国家档案性质的文书，由“贞人”或专业人士书刻在占卜的甲骨上。如果说这些书刻者就是当时的书法家，甲骨上的书迹算是最早的“书法作品”。

（一）甲骨文书法

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出土数量约有十六万片（多是残片）。甲骨的幅面，大小有别，上面的文字有多有少，一般是几十字，最长的篇幅达一百七八十字，比殷商青铜器铭文的字数多。

甲骨文的结构尚未全部定型，一字异形的例子还不少。例如“五”字，写成“ ”或者“X”；“祝”字左右两个部分，可以互换位置；“人”字或者面朝左，或者面朝右；“睹”字从“目”旁，也可以从“见”而写作“覩”；“鹿”字十分象形，有的画一个正面的形象，有的勾勒出一个侧面的形状。这种情况也存在同一期的甲骨文或同一片甲骨中。从书法的角度看，这样的“一字异形”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有趣的形态变化。甲骨文的行款也是多变的，有横写、有竖写；行款有“下行而左”，也有“下行而右”。

甲骨文书法有其演进的历程。甲骨学四巨子之一的董作宾（彦堂）在甲骨文断代上的贡献最大，他提出了包括“书体”在内的十项断代标准，把殷商甲骨文分为“五期”，也说及文字书法的演变：

从各时期文字、书法的不同上，可以看出殷代二百余年间文风的盛衰。

在早期武丁的时代，不但贞卜所记的事项重要，而且当时史官所书契的文字，也都壮伟宏放，极有精神。

第二、第三期，两世四王，不过是守成之主，史官的书契也只能拘拘谨谨，维持前人成规，无所进益，而末流所至，乃更趋于颓靡。

第四期中，武乙终日游田，书契文字亦形简陋；文丁锐意复古，力振颓风，所惜当时文字也只是徒存皮毛，不见精彩。

第五期帝乙、帝辛之世，贞卜事项，王必躬亲，书契文字极为严密整饬，虽届亡国末运，而文风丕改，制作一新，功业不可掩没。（《甲骨文断代研究例》）

殷商的甲骨文，如果仅从书法体势和大的风格类型来看，不妨约为三个阶段：早期，字形比较大，方折的笔画多，结字疏朗，体势粗犷；中期，字形整饬，体态娟秀，笔画有方折有圆转；晚期，字形普遍小，结构紧密，笔画以弧曲的形态为特点。

对比《祭祀狩猎牛胛骨刻辞》【图3·3】和《宰丰骨匕刻辞》【图3·4】，可以看到殷商早、晚两期甲骨文书法的一些变化：笔画上，由直劲趋向曲柔；字态上，由平正转入欹侧；风格上，从浑朴变为娟秀。但是我们还不能贸然说殷商甲骨文的书刻者具有“风格意识”或者“创造精神”，因为，技艺在一代一代的传承过程中，有的技艺发展了，有的技艺失传了。随着时间的迁延，风尚在悄悄发生变化，美观的标准也在迁移。

两个“车”字

3·3　殷商《祭祀狩猎牛胛骨刻辞》

刻于殷商武丁时代，前期甲骨文。骨版的幅面较大，长32.2厘米，宽19.8厘米。骨版正面的刻辞约一百零八字，字形纵长，结构匀称整齐。字形有大有小，错落疏朗。有些字非常象形。两个“车”字，一个是从俯视的角度看到的车辆形状：车轮、车轴都成双而对称；居中的车辕是屈曲的，车轮是圆形。另一个“车”字的结构简单一些，由车舆、车轮、车轴组成，居中是方形的车舆，两边的车轮是圆形。

3·4　殷商《宰丰骨匕刻辞》

刻于殷商帝乙或帝辛时代，后期甲骨文。骨长27.3厘米，宽3.8厘米，因为形状像一把匕首，所以称为“骨匕”。一面刻有2行28字。字形欹斜，有的横扁，有的纵长。笔画较粗，竖笔和横笔都有斜度，一些左右对称的笔画、上下平行的笔画，都是修短不齐，很像手写体。另一面刻兽面蝉纹，纹饰上还镶嵌着绿松石，装饰得如此富丽，估计是当时一件珍贵的物品。

有的甲骨文是先书后刻，其书法的演变，也应该从“笔书”与“刀刻”两个方面来认识。从“写”的一面说，早期甲骨文字形大，比晚期显得大气。所以，学习甲骨文的书法家看重早期的甲骨文。从“刻”的一面看，契刻弧曲的笔画比方折的笔画要困难一些，按此，晚期甲骨文的契刻技艺似乎比早期成熟而完备。后世的石鼓文、秦汉的碑版，都是先民契刻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二）殷商的墨迹

殷商的甲骨上能见到书而未刻的痕迹。出土的殷商其他遗物上，也见到文字墨迹，例如硃书“束于丁”玉片，墨书“祀”字陶片【图3·5】。这个“祀”字写得非常爽利，“示”旁下部的三笔纵向笔画，两端尖锐，笔画的中段略粗，笔势直下，而笔画的边廓是流线形，仿佛后世画家笔下的竹叶。右边“巳”的曲笔，写得曲张而有弹性。甲骨文、金文中也有“祀”字，因为经过刀刻、范铸的加工，笔画的气韵不如墨迹活泼生动。

3·5　殷商墨书“祀”字陶片

观赏墨迹颇有“如对故人”的亲切感。笔毫与载体发生摩擦而留下的墨痕，忠实地记录书写者用笔的特点，如运笔的快慢，用力的轻重，转折的变化。具有书写经验的欣赏者，从墨迹中可以领略到书写者连续动作中所显出的技巧，感受到古人运笔的节奏。

由殷人的墨迹可以推知，当时已经有了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甲骨文中有“ ”字，上部从“聿”，是手执物的形象，其物类似笔。《说文解字》有“聿”字，即是持笔写字的形象。

二、殷商、西周的金文书法

商周处在青铜时代。那时，青铜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器物表面饰有各种狞厉怪异的动物图案，繁缛的几何纹样，把器物包装得颇具艺术气质，更有一种神秘感；器物内，往往铭刻文字。殷商金文的篇幅不长，许多只勒铭作器人名或者先人的名号，《后（司）母戊鼎》铭文只有“后（司）母戊”三字。殷商晚期出现了记录性质的金文，也不过四五十字。西周初期的金文篇幅也短，中期以后篇幅增长，最长者达五百字。

（一）殷商金文书法

殷商金文的体势比甲骨文规范，带有装饰性。书写者在范型上作字，可以从容地修饰加工，一些笔画少的字，存有粗厚的肥笔。商周金文中，肥笔多见于“王”、“父”、“丁”、“才（在）”、“乙”、“大”、“正”、“辛”等字。

殷商的金文可以分为族名金文和记事金文两大类。族名金文是族徽标识，似字似画，对于殷人来说，它含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记事金文往往记载殷王的赏赐或者其他事件，是用规范的字体勒铭，可以了解当时正体字的样态。

殷商的金文书法，约可分为雄壮、秀丽两派。雄壮一派笔画厚重，字体规范，结体平正，行款纵直整肃，具有雄强茂密的气势。如《宰甫卣》【图3·6】、《小臣缶方鼎》。秀丽一派带有书写意味，结字是欹侧的姿态，字形有大有小，参差错落，行款呈曲势。如《六祀邲其卣》盖铭【图3·7】、《小子省壶》器铭、《作册般甗》。

3·6　殷商《宰甫卣》 殷商晚期金文，3行23字。笔画厚实凝重，结构紧凑，字字顶接，呈现明确的纵势。	3·7　殷商《六祀邲其卣》（盖铭） 铭文下方刻有亚形族徽，释读为“亚獏，为族氏之名。在殷周金文中，这类亚形族名，有的另刻于铭文之外，有的刻在铭文里（或居文首，或附文尾）。

殷商的金文书迹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其一，笔画多见方折，笔画的首尾多纤锐出锋。其二，保留着许多仿形状物之类的笔画和部件，而且篇篇都有肥笔。其三，有两字合为一字来写的“合文”，往往是数量词、代词、名词、时间名词，如“十朋”、“小子”、“上帝”、“大夫”、“八月”等。殷商甲骨文也有合文，这样的写法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代。其四，字形大小不一，虽然每行字数不等，但每行上下平齐。其五，纵行明确，横不成列。

（二）西周金文书法

西周早期的金文，方折的笔体尚多，字形也大小不一。有些器物上，铭文不过几个字。种种迹象表明，西周早期的金文书法承袭殷商。

周人金文书法上的自新，由弱而强，由隐而彰，大致经历了百年。革故鼎新的书法样式，在西周中期才得以确立。这时，周人推崇的礼乐制度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普遍规范，化育为崇尚理性和统一的文化精神。从当时的长篇金文书法看，我们可以感到一种对称的倾向：书法的章法是纵成行而且横成列，有节度有秩序，如严整的军阵。这种整饬的形式，是殷商金文书法所不具备的。后世的汉碑、唐碑的章法，都是继承西周金文的排列形式。

笔画、字形也是周人整肃的对象。在殷人那里，笔画的仿形状物的特征还很明显，字形有大有小。周人努力消解“随体诘屈”的笔画，归约为直线、斜线、弧线。字形趋向平稳端正，大小匀称，排除了笔画上、结构上因为象形象事带来的随意性，把书法的体态提炼得更为抽象概括，形成了有别于殷商甲骨文、金文的体势。可以说，文字结构的简化和简练，“理性”的秩序感，是西周金文的显著特点。

西周金文存世的数量，远多于殷商。后世书法家推崇的金文书法名品，也是西周多于殷商。大体说，有六种风格类型：

1．瑰异恣肆。《天亡簋》（武王）、《何尊》（成王，【图3·8】）、《复尊》（成王）可为代表。

3·8　西周早期《何尊》

西周成王时代的金文，12行119字，合文3。西周初期，这样的长篇金文比较少见。《何尊》的书法并不中规入矩，但我们不能说作者不认真，那些显著的肥笔和“文”字的繁复就可证明。如此奇特的面貌，也许是手写体与装饰性并存所造成的“冲突”效果。

铭文的大意是：王初在成周营建都邑，王在宗庙训诰小宗之子：昔日，你们的父辈能辅佐文王。武王攻克商的都城，敬告于天：我将在周的中心区域宅居，从这里发号施令治理人民。王以贝三十朋赏赐何，用来制作公氏尊彝。

2．质朴缜密。这类金文的结字的方式是“外实内虚”，字形饱满，如《利簋》（武王）、《作册令方彝》（昭王），与殷代晚期《宰甫卣》的风格颇为相近。

上述两类风格的金文，多见于西周早期，更多地保留着殷代金文书法的遗风。

3．遒丽凝练。书刻精美，遒丽中寓典重，凝练中见丰赡。多见于西周中期。如《墙盘》（恭王，【图3·9】）、《卫盉》（恭王）、《大克鼎》（孝王）等。

3·9　西周中期《墙盘》（《史墙盘》）

西周恭王时代的金文，18行284字，合文有3。通篇无明显的肥笔。笔画无论长短纵横，都有弧势，宛转圆融的笔调，冲淡了方折的“古法”。结字以方整为主，又注意笔画间的穿插呼应，俊俏而端庄，是西周金文书法成熟形态的代表作。

铭文的大意是：歌颂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和恭王的功业和美德。记载墙的高祖、烈祖、乙祖辅佐王室的功劳的节操，以及墙的福禄，表示继承先辈遗德，服事周王。

4．秀润整饬。笔画圆匀，结构匀称，多见于西周中晚期。如《静簋》（穆王，【图3·10】）、《乖伯簋》（恭王）、《颂鼎》（宣王）等。

3·10　西周中期《静簋》

西周穆王时代的金文。8行90字。《静簋》笔致含蓄圆润，字态平稳秀丽。作者不是把每个字写得大小相当，而是笔繁则字形稍大，笔简则字形略小，字形虽然大小不一，每个字的结体都匀称工整，章法上纵横有序。

铭文记载，王任命精通射技的静在学宫里教习射艺，王赐刀具一事。

5．排比装饰。具有程式化的倾向，以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宣王）为典型【图3·11】。秦国金文的体式与此类西周金文比较接近。

3·11　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盘》

西周宣王时代的金文，8行，111字。《虢季子白盘》书法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整齐笔画。作者将对称结构的字，写得均衡匀称；对于无从对称的同类笔画，作者作等距的排列，使之整齐化，突出了形式上的整肃感。二是字距较大，整篇的章法格外疏朗。这两个特点在殷周金文中非常少见。

铭文大意是：宣王十二年，虢季子白壮武有大功，能经理四方，在洛水之北搏击匈奴，为全军的前锋。宣王亲临太庙，称赞虢季子白战功卓著，赐车马、弓矢、斧钺，授予征伐蛮方的权力。

6．荒率恣肆。以西周晚期的《散氏盘》为典型【图3·12】，却是罕见的特例，也许带有手写体的况味。

3·12　西周晚期《散氏盘》

西周厉王时代的金文，19行305字。《散氏盘》章法很整肃，宛如严整的方阵，但是方阵中的每个字仿佛一个个骄兵悍将，歪斜恣肆。书写者似乎未能遵守结字必须工稳平正、对称均衡的通行规则，一些弯曲的笔画简省为直笔，有些笔画写得不到位。一些偏旁部件因简省变形，不合常态。结字为圆扁形，而且向右下方倾斜。这样不规范不妥帖的书法样式，在西周金文中难得一见。

后世书家看重《散氏盘》的怪异形态，称赏它草率的恣放、简省的奇肆、朴质古厚的气息。

西周金文书法的演进，早期延续殷代前规旧制，中期自立风范和体制，成熟的形态当是上面说到的第三、第四类风格的作品。西周晚期的金文走向程式化，精致蜕变为平实。极端的《散氏盘》，是西周晚期金文中的异类。

西周金文书法风格多样，既有时风的熏染，也有写家的习惯；有的采用了装饰的手法，有的带有俗写笔体的意味。尽管如此，在王室、诸侯所宝重的器皿上铭刻纪念性文字，毕竟是郑重的事情，在范型上作字又可以仔细描摹、从容加工，以求臻于至善至美。因此，西周金文可以视为整肃的庙堂书法，与日常书写的文字形态有所不同。

三、春秋战国时期书法

古人曾用“诸侯力政、文字异形”来概括春秋战国的分裂局面。“诸侯力政”指政治权力下移而分散，“文字异形”则是从文化一面言其分化。诸侯国的书写随着“文字异形”而出现一些区域性特征。

（一）金文书法

春秋尤其是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日趋简短，刻凿文字大多“委之于工匠之手”，且以刀代笔。我们还看到，晋国《栾书缶》、齐国《国差 》，中山国《中山王 鼎》、《中山王 方壶》【图3·13】，都将文字堂而皇之地铸刻在器物表面显眼的位置上，器体表面没有花纹装饰。特别是中山国的两件铜器，布满精心刻凿的长篇文字，笔画婀娜，字形修长，刻工精细，文字形同图案纹饰，是战国金文中最精致的书法作品。

3·13　中山国《中山王 方壶》

战国中期中山国金文，77行469字，合文2。铭文书法别具一格，每一个身段字修长的字，仿佛一幅小小的线描图案，优美而典雅，飘逸而庄重，一派迤逦华贵的气象。鼎上的铭文是先书后刻。作者运用手中的刀刻字，仿佛使用柔毫的毛笔，却能够把细腻的笔趣表达出来，如此精巧的凿刻工艺，让人惊叹不已。

中山国鼎和方壶铭文具有“文字图案化”的倾向，还不至于改变文字本身，而楚国《王子午鼎》【图3·14】则在文字的笔画上增饰鸟形，这种装饰性的写法，既是文字，又似图画。楚国还有一种简单的鸟书，如战国楚惠王时代的《楚王酓璋戈》铭文，没有肥笔，只是线描鸟的轮廓，或者用回环的笔画表示，如笔画少的“王”字，下面也添加鸟形，与越国《越王勾践剑》上的鸟书相似。楚国《王子午鼎》上繁复的鸟书，则接近春秋时期吴国《王子干戈》的鸟书。借用鸟形装饰文字，字的结构增繁，富有图案性，具有神秘诡谲的意味。鸟书的笔画又极尽曲线之美和飘逸浪漫之趣，这个特点与《中山王 方壶》书法风格相通。

3·14　楚国《王子午鼎》

春秋时期楚国金文，腹铭14行84字，盖铭4字。这是一种装饰繁复的鸟书。作者将文字装饰成鸟形有四种方法：一是把字的结构画为鸟形，如“永”字画为侧形的鸟，头部特别细致，还画出了眼睛；二是把字的部件饰为鸟形，如“初”字的“衣”旁，作正面站立的鸟形；三是把笔画的某一段加粗，表示鸟的身体、胸部或大腿，几乎每个字里都有这类装饰；四是在字中添一鸟形，如“用”字，不仅把字的结构和笔画饰以鸟形，还在字下添加一只侧面形状的鸟。

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鸟书，多见于南方楚国、吴国、越国的金文。楚国颇有鸟形器物，更有大量鸟形图案，这些或与当时南方鸟崇拜的风俗或“神乌”观念相关。当时的鸟书多见于兵器，这个现象的背后似乎还隐藏着有待破解的秘密。

（二）墨迹的笔趣

20世纪考古出土的先秦墨迹，春秋战国时代为多，大宗是晋国和楚国的文书。这些墨迹是用富有弹性的毛笔写成，由此可以察知书写者的用笔动作。

晋国《侯马盟书》【图3·15】是晋国正卿赵鞅（简子）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书于春秋晚期。1965年出土于山西侯马市东郊晋国盟誓遗址。文字书写在圭形的石片或玉片上（字迹可辨者又六百余片），最大的圭形石片长32厘米，宽3.8厘米；小者，长18厘米，宽不足2厘米。篇幅也长短不一，多达220余字，少则10余字。盟书的字形小，为毛笔所写，多是硃书，少量墨书。盟书字体与晋国《栾书缶》相近，但结体简率，并不讲究对称，不如晋国金文整肃。盟书是晋国的手写体，运笔迅捷，起笔重按，收笔轻提；笔锋外露，多见侧笔。其用笔之法与楚简文字相近。

3·15　晋国《侯马盟书》

另一宗是楚国的简书墨迹。战国时期，楚国雄踞淮河以南，曾经是诸侯国中疆域最大的国家，先后灭亡江淮一带多个方国，也包容了这些方国的文化，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楚文化。当今出土的楚国墨迹相当丰富，河南省信阳市、湖南长沙、湖北荆门先后出土了不少楚简，而且出土了楚帛书。所见楚国手写体墨迹，体式不尽一致。《楚帛书》、《包山楚简》【图3·16】、《郭店楚简》可以归为一类，笔画作弧形，状如柳叶，结构多是扁平状，字势横斜。楚国后期单刀刻划的金文《陵君豆》，笔画细利，也是这类体式，但不及楚简墨迹的笔趣生动。而《信阳楚简》笔画平直匀称，结构紧凑，字形较为方整。

3·16　楚国《包山楚简》

战国中晚期楚国墨迹。这批楚简总字数为12628个，单字1605个，合文31个。简的宽度在0.7至0.9厘米之间。不足一厘米的小字，锋芒毕露，笔笔都呈弧形，很灵动。有的作仰势，有的作俯势，有的紧凑，有的松懈，不像金文那样顾及对称性。笔画简单的“巳”字，居然有三种写法；“少”字的末撇，有的向左撇，有的向右撇；“中”字的长竖，有的作直竖，有的写成竖弯勾。这些都是当时楚国约定俗成的伪略写法。

（三）秦国书法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自镐京（西安）东迁洛邑（洛阳），秦襄公护驾有功，封为诸侯，据西周故地。秦国先霸西戎，尔后东进，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之后，国力日强，位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秦国文字书法承袭西周的籀文，现存的书迹数量较少，最能体现秦国大篆形态的书迹是两件金石之制：《秦公簋》和《石鼓文》。

《秦公簋》【图3·17】1923年在甘肃天水出土，学术界多数认为是春秋时代秦国秦景公（前576—前537）时期器物。《秦公簋》器、盖皆有铭文，共105字，连为一篇。铭文篆书，笔画圆转而坚劲。对称的纵向笔画，有分张之势。结体并不呆板，字形略呈纵势。书写者将同类的笔画作相向的、相背的或者平行的排列，整齐对称，这种整齐结构的手法，类似西周宣王时期的《虢季子白盘》（前816年）。

3·17　秦国《秦公簋》（盖铭）

《石鼓文》【图3·18】被后人誉为“第一刻石”，共十枚，每枚石鼓高约二尺，径约三尺，环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余字，现存文字不足此数。《石鼓文》的书刻年代历来众说纷纭。唐兰认为《石鼓文》是秦灵公时代（前424—前415）的作品，书法“显然比《秦公簋》来得更整齐了”。《石鼓文》书法，笔画平直匀称，字内的部件组合得对称又平衡。结构整饬，字形方整。这些特点，体现了庄重感，也显示了秦国庙堂之制的整齐化、规范化、装饰化的倾向。石鼓上的篆字，比甲骨、青铜器、陶片上的文字大得多，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早的大字作品。

3·18　秦国《石鼓文》

《石鼓文》的书刻时代有多种意见，大体不晚于战国早期。因为文字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上，故名《石鼓文》。每石约高100厘米，直径约60厘米。文字内容记载秦国国君选车徒、备器械，与周天子的使者一起出游渔猎的盛事，如《诗经》那样四言一句，凡十篇，每石书刻一篇。现藏故宫博物院。

《石鼓文》笔画饱满圆润，方圆适度，结构匀称。其中有不少重复出现的字，如“吾”、“君”、“马”、“既”、“其”等，居然没有明显的差异。字距与行距基本相等，整齐一律。先秦时期书家技艺的高超与否，在于书写者能否保持笔画和结构的一致与和谐。

春秋战国时代，秦国始终以西周籀文作为正体，所以，西周的文字书法经由秦国得以延续。秦国的大篆也在发展和演变，总体趋势是简化，手段是“左右均一”、“规旋矩折”的整齐化。书刻于战国末年的秦国《新郪虎符》【图3·19】，文字的结构以及书法整齐化的程度，非常接近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的小篆。

3·19　秦国《新郪虎符》

此外，秦国竹木简牍上，见有一种俗写体，用方折的写法改变篆文的圆转，最初只是篆文的简便写法，渐渐演变为一种新书体。这种书体，秦汉之际名为“隶书”。

《石鼓文》的遭遇

唐朝初年，在今天陕西省凤翔三畤原发现《石鼓文》，引起轰动，以为是最古的文字。韩愈曾请求国子学祭酒将石鼓运至太学，未能如愿。其后，郑余庆将石鼓迁置凤翔县孔庙里，已亡一石。北宋时，司马池又运至府学，仍亡一石。仁宗皇祐初年，向传师在民间寻得所失一石。大观年间，徽宗喜好书画古迹，宰相蔡京将十石运抵汴京（今河南开封），安置在保和殿稽古阁，并用金填字，以示珍贵。靖康之乱，金兵攻陷汴京，将石鼓北运至金中都（今北京西南）。元朝迁都大都（今北京）后，将石鼓置于国子监，一直保存到民国。“七七事变”前，故宫博物院将它运到后方保存，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北京，现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铭刻馆。

唐以来，杜甫、韦应物、韩愈、梅尧臣、苏轼、苏辙、张耒、洪适、揭傒斯等文学家、书家都写有称赏《石鼓文》的歌诗。宋朝以来，随着金石学的兴盛，有关《石鼓文》及其书法的文篇蔚为大观，特别是近代，《石鼓文》研究曾经盛行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