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隶书

一、隶书的书法特征

最初的隶书是篆书时代的俗写体，为了便捷，将篆书中盘曲环绕的笔画分解成几笔来写，破圆转为方折，这样写来，比篆书简易。

成熟的隶书，笔画形态比篆书丰富。篆书的笔画形态，不外三类：点、直笔（包括横向和纵向笔道）、曲笔，而隶书至少有点、横、竖、撇、捺、弯钩等形态。长横波拂飞扬，撇捺左右分张，有挑笔，有翻势，“纤波浓点”，“蚕头燕尾”，笔形多变化。

西晋书家卫恒这样形容隶书：“或穹窿恢廓，或栉比针裂，或砥平绳直，或蜿蜒缪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四体书势·隶势》）他还说及隶书的技法：一是笔势连贯，所谓“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二是结构整饬，仿佛“崇台重宇，层云冠山”。

隶书时代的汉朝，简牍上的隶书多是小字。考古出土的西汉《东海郡吏员簿》木牍【图5·1】，长23厘米，宽6厘米，正反两面写有几千个小字，堪称汉代的“细书”之最。汉碑隶书是当时的大字，在方寸之间。北齐“四山摩崖”隶书刻经大字，字径50厘米左右；洪顶山一处“大空王佛”佛号，四个大字自上而下，通高约10米。

5·1　西汉《东海郡吏员簿》木牍（正面）

1993年江苏东海县尹湾西汉墓出土，木牍上的“细书”，可见当时书吏娴熟的书写技巧。

（局部放大）

二、古隶

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千余枚战国晚期的秦简。2002年，湖南龙山县里耶镇古井中发现数万枚秦简【图5·2】。这些简牍上面的文字属早期隶书，又称“古隶”。

5·2　里耶秦简

2002年湖南龙山县里耶镇古井中出土，共有三万六千余枚

古隶是一种不同于篆书的俗写体。例如“女”字，篆书的形象是双手相交胸前、侧身跪的女人；在古隶中，表示人体躯干和腿脚的那条仿形的曲线，简省为左高右低的斜笔【图5·3】。又如篆书“有”字，上面的形态是带胳膊的手，下面是一块肉，表示据有的意思，是个会意字；古隶的“有”，盘曲的手臂写成了斜横，表示手的笔画写成了带折笔的撇，而下面的肉本来是卧放的，古隶中把它写成了直立状，笔画也平直化了【图5·4】。

5·3　“女”字：小篆、古隶对比图	5·4　“有”字：小篆、古隶对比图

古隶还留有篆法的痕迹，尚未形成“横平竖直”的结构形态。从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地方官吏书写一般公文，私信往来，读书人抄书，都使用这种俗写体的古隶。近五十年来，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张家山、山东临沂银雀山等地出土的西汉隶书墨迹，皆属古隶。

三、汉隶：简牍与碑刻

汉朝人不断剔除古隶中的篆法，大约西汉中期，形成了以横平竖直，撇捺分张，有方折，有波磔的隶书体态，这就是书家常说的“汉隶”。

汉朝隶书多姿多彩。有的笔画圆润，有的笔画方截；有的形体方整，有的形体横扁。有人按书法的美感区分类别，有隽爽、疏宕、高浑、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润等等风格。

汉朝隶书，无论是碑刻书迹还是简牍墨迹，书写者大多是当地官府的书吏，也是当时当地的善书者。书吏地位不高，当时写碑也没有署名的习惯，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的姓名。东汉灵帝时期，朝廷立于洛阳城南太学的《熹平石经》（凡46碑）是个例外，由著名的文学家、经学家、书法家蔡邕书丹，留下姓名。

（一）汉朝简牍隶书

我们比古人幸运，能看到考古出土的汉朝人的隶书墨迹。汉朝日常使用的书写材料，有竹木简牍，有布帛，有纸。汉朝还没有高桌矮椅，人们的坐姿是跪坐式，在简牍上写字，左手握简，右手单钩斜执笔（与我们今天拿自来水笔写字的执笔方式相似）。汉朝的毛笔，笔头小而尖利，弹性强。用毛笔在宽度约1厘米的简牍上写字，只能写小字。在竹简上作细书小字，用笔锋，运笔动作快，顺锋或者引笔写出。简牍上也有粗笔大字，是按笔或者侧锋写出。所以，我们看到的汉简隶书，爽利明快，活脱自如，起止分明，很有笔力。但是，当时并无“中锋”、“藏锋”之类的笔法概念。

汉简墨迹显示了汉朝人生动活泼的笔趣和特有的书写气韵，这是汉碑隶书所无法比拟的。汉朝人写隶书，好用长横、长撇、长捺、长竖作字中的主笔，好像是他们舒展字态的惯用手段。汉简隶书的笔画变化多端，有的劲妍，有的质厚。字形结构或长或方或扁，都能结字紧凑。在狭长的简上写一行字，字距小则显得茂密，字距大则显得疏朗。木牍、木检和签牌的幅面稍宽，能写几行字，纵成行而横无列【图5·5】。

5·5　西汉《永光四年签》（居延出土）

简牍隶书，出自书吏笔下，规整者类似碑刻上的规范隶书。有的略为草率，活泼自然【图5·6】。简牍隶书墨迹，显示了当时的书写常态。今天看来，虽不如汉碑隶书精致，却仍然焕发着笔墨神采。

5·6　东汉《甲渠候官粟君所责冠恩事册》第二十四简（居延出土）

（二）东汉碑刻隶书

传世的汉朝碑刻、摩崖之类的隶书，大多是东汉时期（25—220）的作品。东汉中期，立碑刻石的风气非常盛行。王侯大臣拜谒圣地，当地人要立碑记叙盛况。地方长官为官一任，为老百姓架桥修路，造福一方，百姓要立碑歌颂他的功德。东汉重视孝行，地方政府也以“孝”选吏，一些人为了获致“孝”的名声，哪怕倾家荡产也要为父母修冢树碑。

汉朝人立碑的经过，唯有官府所立的《华山碑》有记载：“京兆尹敕监都水掾霸陵杜迁市石。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刻者颖（颍）川邯郸公修、苏张。工郭君迁。”结合汉碑形制、所划界格，捐款数额，汉代刻立石碑的程序大体是：募捐集资，购买石材，工匠打制碑形，磨光碑面划上界格，善书的书吏直接在碑上题写碑额、抄写碑文（名为“书丹”），书吏检核碑文无误之后，工匠刊刻。

汉碑的高度，小碑不足两米，大碑约三米。碑首有圭形、圆形之分。题额、碑文往往刻于一石。有些碑身中央偏上的部位凿有圆孔，名为“碑穿”（先秦下葬碑的遗制，供穿绳吊棺之用）。后世的大碑无穿，形制大，题额的碑首、刻正文的碑身以及碑座各为一石，用卯榫法组合。

许多汉碑两面刻字，碑阳（正面）书刻碑文，书法严谨。碑阴（背面）分栏书刻捐款人籍贯姓名及款额，书刻较为随意。《礼器碑》两侧也刻有文字，是少见的一例。也有一些汉碑只是碑阳刻有文字。

汉碑隶书，写于不同时期，出自不同地域的书吏之手。虽然书写者都是按当时的标准隶书写碑，却各有自己的书写习惯，所以面貌不大一样。后人看来，一碑有一碑的风格，例如：《史晨碑》遒劲严整。《乙瑛碑》【图5·7】厚重茂密，体态宽博。《礼器碑》【图5·8】笔画劲挺，结字精巧。《曹全碑》【图5·9】宛转多姿，笔趣盎然。《张迁碑》【图5·10】方厚朴拙，刚健雄强。汉朝人写碑不落款，后人说及汉隶名品，只道碑名。

5·7　东汉隶书《乙瑛碑》

刻于公元153年。石碑保存在山东曲阜孔庙内。书刻的内容是一篇司徒、司空联名写的奏章，请求朝廷批准为孔庙设置品秩为“百石”官吏一员，管理孔庙的礼器等事务。这一请求最初是鲁国国相乙瑛提出来的，所以称为《乙瑛碑》。书写者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书法家，他写的隶书，笔画的使转变化很多，有各种笔姿，全然依循隶书的规范，连细节也不苟草。

5·8　东汉隶书《礼器碑》

刻于公元156年。这一年9月，鲁国国相韩敕修葺孔庙，造立礼器，并且下令免除孔子的母亲、妻子两个家族后裔的差役。《礼器碑》是为这件事而刻立。

这通碑的书法水平极高。碑文的篇幅很长，分次完成。碑阳（正面）字迹整肃严谨，笔画劲挺，刚柔相济。碑阴和碑的两侧都刻满了捐资人名，书写时比较放松随意。所以，同是一个人的手笔，由于书写者的精力或状态有些差别，就有了精美、自然、纵逸的变化。

5·9　东汉隶书《曹全碑》

刻于公元185年，因记叙郃阳令曹全的功绩而得名。明朝时在陕西郃阳城外发现，现在陈列在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曹全碑》书法，既庄重，又典雅。书写者用笔很舒缓，笔画轻柔丰满，圆转的意味格外浓郁。它的字形偏于扁方，很稳重，但采用了上部紧下部疏的结构方式，竖笔又有向下垂直的势，在稳重中衬出了亭亭玉立的姿致。汉碑隶书中，《曹全碑》是柔美的极致之作，“书写”的笔意十足。因此，也有书法家称它是隶书中的“馆阁体”。

5·10　东汉隶书《张迁碑》

这块石碑是公元186年为颂扬荡阴令张迁而刻立，明朝时在山东东平县出土，现陈列在山东泰安岱庙里。《张迁碑》与《曹全碑》风格恰恰相反，笔画方折，形体方峻，字势方厚，“方”得十分醒目，有人干脆称它是“方笔”隶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张迁碑》横画的波势，撇和捺的翻飞，都是圆势，并不是彻头彻尾的方。

汉碑的章法都是整齐划一，俗称《三老碑》的《三老讳字忌日记》是个例外【图5·11】。严格说，称为刻石更合适。这块刻石，用阴刻的界线将碑面分作五栏，右侧上两栏分别记先辈的讳字和忌日，仿佛供奉的祖宗牌位；下两栏刻子女的名字，字形较大，形体方阔。左侧一窄条通栏，是题记。这种章法在汉碑中是仅见的一例，而且字形的大小前后有三变，笔画有翻挑之势，却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风格质朴。

5·11　东汉隶书《三老讳字忌日记》

东汉最早的碑刻之一，刻于公元52年。清朝咸丰二年（1852年）在浙江省余姚县客星山下出土，现在陈列在杭州西泠印社所在的小孤山。

汉朝人也在野外的崖壁上刻字，字径大于汉碑，金石家称为“摩崖”。《开通褒斜道刻石》【图5·12】是东汉摩崖隶书最早的一品。这通摩崖隶书较为奇特，细长的笔画简直像石纹一样，在崖壁上若隐若现。乍看很难分辨。撇画、捺画没有翻挑，横画没有隶波，笔画形态劲直瘦硬，笔画轮廓也没有什么起伏、顿挫、粗细的变化，接近篆书的线条，故有“隶中之篆”的美誉。它的字态和章法也很特别。由于字形较大，线条单纯而且瘦直，字内的空间十分宽绰，结体有外实内虚的特点。而且，字挨着字、行靠着行，字形大小参差，行款长短不齐，章法显得格外茂密，风格朴茂雄浑。

5·12　东汉隶书《开通褒斜道刻石》

俗称《大开通》，摩崖类大字隶书。公元63年刻于陕西褒城北面石门的山崖上，刻记地方官鄐君主持修路的事迹。现在都被凿下来，保存在陕西汉中市博物馆。大大的字形，直劲的笔画，显得笔道很细，又与石纹浑茫交错，有一种蒙感。字是参差不齐地布列，行距比字距小，显得茂密朴实。

释文：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余（斜）道，太守钜鹿鄐君，部掾冶级、王弘，史荀茂、张宇、韩岑等，兴功作。太守丞广汉杨显，将相用□始作桥格六百卅三、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瓦卅六万九千八百四……

在《开通褒斜道刻石》附近，还有一铺更著名的大字摩崖隶书《石门颂》【图5·13】，却是笔画圆浑，即使波挑之笔，也不外露锋芒。笔势舒展灵动，笔画起伏多变，有一种飘逸的动感，被清朝书家喻为“隶书中的草书”。其中的“命”、“诵”、“年”等字的末笔作长垂状，这种写法在汉简中时常见到，但碑刻隶书中非常少见。

5·13　东汉隶书《石门颂》

刻于公元148年，内容是歌颂司隶校尉杨孟文开凿石门通道的事迹，文字的篇幅比《开通褒斜道刻石》长一些，而字形要小一些。现在也保存在陕西汉中市博物馆。

东汉最规范的隶书当属汉末《熹平石经》。刻立石经的初衷是为了学子“取正模范”，既要文字正确，也要书法楷正。出于“标准化”的考虑，笔画方厚以显庄重，结字均匀以示周正。虽然达到标准化的要求，但波挑之笔收束，了无书写的笔趣；又结字方正，方板无姿态。

汉代的隶书，经过近四百年的历程，以《熹平石经》为标志，走向程式化。但是，此后一千多年里，书家一直把《熹平石经》视为汉隶书法的正宗。曹魏《正始石经》（《三体石经》）中的隶书，也是仿效《熹平石经》，人们合称为“汉魏石经”。

四、东晋的“变态”隶书

曹魏的《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曹真残碑》【图5·14】、《范式碑》、《王基碑》，西晋《郛休碑》、《孙夫人碑》，笔画两端的形态写得方硬，特别是横画起笔处的顿按、撇画收笔处的翻挑，形态都是方锐的。这种形态是取法汉末《熹平石经》而来，元朝吾丘衍称之为“折刀头”（《学古编·二十五举》）。

5·14　三国魏隶书《曹真残碑》

东晋时期，楷书取代了隶书的正体字地位，隶书时代结束了。但是，朝廷立碑，达官贵人书刻碑志，还在沿袭汉魏、西晋的传统，仍然采用隶书。所以，南朝人把隶书称为“铭石书”。

现在见到的东晋隶书，除了东晋末年的《爨宝子碑》，几乎都是墓志。我们看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南京（东晋都城建康）郊区相继出土的王羲之家族墓志，镇江出土的《刘剋墓志》，都是采用一种近乎楷化的“方笔隶书”，特点是笔画方厚，横平竖直，撇笔捺笔也方直化了，很像现在美术字中的“黑体字”。

《爨宝子碑》（405年）【图5·15】也属“方笔隶书”。此碑在云南曲靖，东晋的边陲之地，书刻年代晚于方笔墓志，但清朝乾隆年间已经出土，早了两百年，所以“先声夺人”。清末的一些碑学书家，格外推崇《爨宝子碑》稚拙朴茂的意趣，称之为“爨体”。

5·15　东晋隶书《爨宝子碑》

虽然《爨宝子碑》也是方笔隶书，却更多奇趣。书写者把“点”写成三角形，很刺眼。横笔、竖画，又方又厚，仿佛横卧竖立的条石，用以显示隶书的平正。撇笔和捺画有翻挑之势，多是圆曲的笔致，钩挑之笔画也是圆笔平挑，以此显示隶书的横张之势，也为方整的体态带来活泼的笔趣。书写者这样写隶书，并非有意造奇设险，只是不熟悉汉魏隶书，又要显示隶书的显著特征，认认真真写出了这种怪诞的隶书样式。

东晋这类方笔隶书，是汉晋隶书蜕变的一种特异形态。汉末《熹平石经》隶书因为楷范化已见方直的倾向。三国东吴《谷朗碑》（约272年），西晋《郛休碑》（270年），东晋《谢鲲墓志》（323年）、《张镇墓志》（325年），一路而下，日见方直化。及至东晋王羲之家族墓志隶书，完全方直化，笔画强直方硬，变为无翻挑的方板隶书。东晋末年的《爨宝子碑》，又是这类方直化隶书的一种变态。

五、唐隶

唐朝前期的几位帝王皆好书法，唐太宗以行书写碑，武则天以草书写碑，而唐玄宗李隆基好写隶书。唐玄宗的隶书，体态宽博，字势横逸；笔画丰腴，体格波法，无苟且之笔。他用隶书写的《石台孝经碑》（745年）【图5·16】，大字6厘米，小字2厘米，把一部书移写到四块巨碑上，成为唐朝碑刻隶书的长篇巨制。玄宗还写过隶书《纪泰山铭》，镌刻在岱顶崖壁上，每字近20厘米，气势恢宏。此前的初唐隶书，是瘦硬一路，自玄宗以后，唐人隶书为之一变，转尚肥腴。史惟则的隶书效仿玄宗，也是肥厚状，却是肥俗一路。梁昇卿笔力遒劲，体式严整，笔画居肥瘦之间，波磔却是盛唐新法。

5·16　唐玄宗李隆基隶书《石台孝经碑》

唐玄宗执政以后，涌现出一批擅长隶书的书家，著名者有徐浩【图5·17】、韩择木、梁昇卿、史惟则、蔡有邻、李潮。因为唐朝书家的热衷，隶书在唐朝中期辉煌了将近百年，出现了隶书中兴的局面。宋朝书家将唐朝隶书称为“唐八分”，明朝人将唐朝隶书称为“唐隶”。唐隶不及汉隶古朴，却有传承隶法之功。古代书家难见汉碑隶书，唐隶也成了他们学习隶书的范本。

5·17　唐朝徐浩隶书《嵩阳观记》

六、清朝：隶书书法的复兴

隋唐以来，书家隶书以“汉魏石经”为正宗。但一般书家很难见到石经拓本，即使能够见到一些汉碑，书家间实际传承的隶法却非汉人笔法。如此代代相因，学汉碑只是理想，学唐碑以求隶法就像是照猫画虎。因此，宋元明时期的隶书乏善可陈。我们看到，大书家米芾、赵孟頫、文徵明的隶书，或者笔画肥厚软滑，或者用笔杂入楷法生硬强直。结体往往取纵势，不能整饬。总之，缺乏汉隶特有的凝重古朴意态。

到了清朝，随着金石考据之学的兴起，学者书家四处访求汉碑，摹拓汉碑，互相赠送或交换汉碑拓本，书家直接取法汉碑隶书，互相观摩砥砺，终于出现了隶书复兴的局面。

（一）师法汉碑的清朝隶书复兴之路

清初，画家王时敏、八大山人、石涛，官员王铎，遗民傅山，学者朱彝尊，一介布衣的郑簠，都有隶书墨迹传世。清初书家作隶书，如晚明一样，大抵遵从吾丘衍“挑拨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的训诫（薛龙春《郑簠研究》第3页）。

清初的半个多世纪里，研习汉碑渐成风气。一些书家以临习汉碑成名，也使一些汉碑广为人知。时人杨宾（1650—1720）说：“近时学隶者，皆有风气。如顾云美（苓）学《夏承碑》，则《夏承碑》行。郑谷口（簠）学《郭有道碑》，则《郭碑》行。今朱编修竹垞（彝尊）学《曹景完》（《曹全碑》），而《曹碑》又行矣。”（跋《曹全碑并阴》）

当时所见汉碑，率是斑驳之迹，锋铩隐没，笔势不全，笔法难寻，唯有明朝万历年间陕西出土的《曹全碑》字口清晰，宛如新刻。因而《曹全碑》成为清初书家探求汉隶古法的佳品。朱彝尊写隶书谨守《曹全》之法，秀美生动，世人易知。郑簠隶书也得益《曹全》，用笔加以遒劲，稍有变异。

由黑底白字石花斑驳的汉碑拓本，寻其本来笔迹，探求笔法笔势，把握结字态势，都是清初书家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时间积累书写的经验。因此，以汉碑寻求真正古法，还处在摸索阶段。但是，书家的隶书已经走上直接取法汉碑的正途。

百年后的乾嘉时期，访碑拓碑活动持续未衰，收藏汉碑拓本蔚然成风，金石著作与日俱增，书家所见汉代碑刻数量日见其多。以王昶嘉庆十年完成的《金石萃编》为例，收录的汉代碑版刻石合有60余种，其中汉碑、汉摩崖就有40余种。这些汉代碑刻拓本的传播，为文人学者、书家画家取法汉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扩大了研习隶书古法的视野。他们吸取清初隶书家的经验教训，直追汉法，各取一碑，即能自成一家。

乾嘉之际的书家探得汉隶古法，隶书盛行于世，形成隶书复兴的局面。他们用隶书题匾额、写对联，写条屏，写中堂，都是大字隶书，风格纷呈，形态各异。既然他们效法汉碑，而且字形大于汉碑，他们隶书也有一致之处：用笔，主张万毫齐力；笔画，朴质浑厚；结构，整肃中见奇纵。

乾嘉以后的隶书家，延续前辈探索得来的汉隶古法，传承不衰。

（二）清朝隶书家

清朝的书法史，隶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清初的隶书，因为晚明书风的影响，要么是笔画能厚而笔力不遒，要么是字体平正却结构松散。唯有郑簠专事隶书，超出时流。其乾隆以来，隶书水准蒸蒸日上，名家辈出，各呈风采。金农、陈鸿寿标新立异，形态怪异。邓石如隶书，用笔铺毫，字法略参篆法，结体紧密，貌丰骨劲。

1．郑簠：清朝隶书复兴的开拓者

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南京人。他秉承家业，行医为生，而以书法交结海内名士。据薛龙春的考察，郑簠的朋友主要集中在江浙鲁皖四个地区，著名者有周亮工、朱彝尊、曹寅、孔尚任、施闰章（《郑簠研究》第59～106页）。郑簠早年习隶书，取法晚明书画家宋珏（1576—1632），后转师汉碑，专心研习达30年。

55岁那一年，郑簠北游京师，一路访汉碑，拓汉碑，临汉碑，直接从汉隶中探索隶书的笔法和结字法。最初取法《曹全碑》，临摹的汉碑还有《礼器》、《娄寿》、《乙瑛》、《鲁峻》、《郭有道》、《熹平石经》等碑，不下20种（薛龙春《郑簠研究》第124页），涉猎之广，用力之勤，当时名家无人出其右。

郑簠作隶书，笔管在手“如控千钧弩”，下笔逆入，铺毫行笔而提按自如。他善于把结构的平稳紧敛和笔画的波挑飞扬结合在一起【图5·18】，可谓“沉着而兼飞舞”。作为清人隶书的一种面貌，与明人隶书大不一样了。

5·18　清朝郑簠隶书《谢灵运石室山诗》

清初，郑簠的隶书蜚声海内，受到南北文人书家的一致推崇，所谓“八分健手天下知，片纸尺璧传京师”（施闰章《酒间赠郑谷口》）。但是，郑簠用笔跳荡，而且着意翻飞波挑，尤其是写长横、长撇、捺笔，提按的幅度较大，笔画中段细弱，不能平实。因此，汉隶古法深入人心的乾嘉以来，郑簠的隶书屡屡遭到批评，翁方纲有诗道：“迩来傅山郑簠辈，有意脱化乃偏枯”（《桂未谷指头八分书歌》）；王澍谓为“描头画角”（《竹云题跋》）；钱泳说是“妄自挑趯（tì）”（《履园丛话·书学》）。

郑簠的隶书确实有习气，与乾嘉时期的隶书家相比，字画不能浑穆。但是，把他的隶书置于清朝隶书发展过程中来看，称他是清朝隶书复兴之路的开拓者，应该当之无愧。

2．金农：吻合汉朝美术体的“漆书”

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司农，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布衣终身。他兼擅诗文书画，晚年寓居扬州，鬻书卖画自给。

他的隶书有两种风格，早年是仿典型的汉隶，笔画方厚，形体敦实而略为横斜，字形偏方，以朴厚见长。金农晚年“变法”，用扁笔作隶书，横画方直粗厚如叠石，竖画细劲如悬针。形体纵长，结体茂密，又用渴墨，字画更显凝重。此种隶书样式，人称“漆书”【图5·19】。当时，这是一种怪异奇特的隶书样式，惊世骇俗。

5·19　清朝金农“漆书”《节临西岳华山庙碑》

20世纪出土了大量汉代简牍，其中有一件签牌，上面写有隶书“诏书”二字【图5·20】，这种美术化的隶书，也是横粗竖细。唯有撇笔写得粗，与金农的“漆书”稍异。金农当年万万没有想到，自以为匠心独运的“漆书”，竟然与千年之前汉朝人书写的隶书相似。

5·20　汉代“诏书”签牌

（三）伊秉绶：简静的高古

伊秉绶（1754—1815）字祖似，号墨卿。福建汀洲人，人称“伊汀洲”。乾隆年间进士，曾任扬州知府。他写隶书着意突出“横平竖直”，用笔吸收了篆籀的笔意，平实简练，很少提按顿挫，笔力内含，笔画形态凝重浑厚。伊秉绶处理横列的“点”别有匠心，如“然”之四点，所占的空间很小，都是紧密排列，聚在一起，与字的线状笔画造成一种“零”与“整”、“密”与“疏”的对比。结构字形是因字而异，有长有扁，却四周撑满，有一种茂密的体积感。伊秉绶的隶书简朴大方，气势壮阔，却带有装饰性【图5·21】。

5·21　清朝伊秉绶隶书《节临张迁碑》

我们看到，伊秉绶的行书笔道细利，笔锋罄露，与他的隶书笔画形成强烈的反差。由这个对比，或许可以察知他对隶书书法的理解。

（四）陈鸿寿：隶书别才

陈鸿寿（1768—1822）字曼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任溧阳知县。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诗文、书画、篆刻，样样擅长。而且善制紫砂壶，造型奇特，人称“曼生壶”。

他写隶书，用笔简率，亦少隶波，其精心之处在于制造姿态【图5·22】。隶书中本来应该写得平直的笔画，他有意写得倾斜；古人写得方整的形态，他要写成圆形。清朝的书法家，几乎没有人像他这样写隶书。陈鸿寿主张：“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大概为了表现天趣，他才这样写隶书吧。

5·22　清朝陈鸿寿隶书《五言联》

（五）邓石如：一代宗师是布衣

乾嘉时代的邓石如（1743—1805），安徽怀宁人，本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号完白山人。

邓石如青年时代，好治印，而不通篆法。在安徽寿州鬻印，遇见主持寿春书院的梁巘，介绍他到南京金石收藏家梅镠家里，饱览秦汉以来金石善本，苦学篆隶八年，是他书法人生的转折点。书法大成之后，邓石如游历名山，鬻书刻印为生。在歙县时，寓居荒寺，售字贾肆，逢翰林编修张惠言在歙县，见其书，大为赏识，后荐之于户部尚书曹文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曹文埴引邓石如至京师，刘墉见邓石如书作，叹服。经曹文埴推荐，晚年的邓石如来到武昌，在毕沅两湖总督府做了三年幕宾。其间，包世臣拜邓石如为师。

工篆刻，书兼四体，这是邓石如艺术的“综合实力”。实际上，邓石如是以篆书、隶书著称，文人官员也是叹服他的“篆分”。书论家包世臣是邓石如的入室弟子，他在《艺舟双楫·国朝书品》中把邓石如的篆、隶列为“神品”。

邓石如写隶书，铺毫行笔，运笔爽利，笔力遒劲；笔画圆厚中实，撇笔的翻挑，沉厚有力；横画与捺笔的波势是压笔平出，既能字势横张，又能字势平稳。结字有借让、向背、疏密、长短的变化，而又茂密严整，让人看不出造奇设险、精心安排的痕迹【图5·23】。所以，他的隶书不像桂馥那样一味的厚实平正，也不像巴慰祖那样流丽雅致，而以朴茂自成一格。

5·23　清朝邓石如隶书《经鉏堂杂志轴》

邓石如去世后，包世臣将邓石如的书诀公之于众：“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而且极力宣传邓石如“（笔画）中截无不圆满遒丽”的笔法。这两条，后来的书家作篆隶，奉为圭臬。包世臣有不少弟子，人称“包派”，都以邓石如为宗师，邓石如书法如日中天。晚清书画家赵之谦师法邓氏隶书而有所发展，他用笔流畅活泼，起伏跌宕，结字奇肆变化，更显姿态【图5·24】。

5·24　清朝赵之谦隶书《古人句四条屏》之一

在民间鬻书的邓石如，书名盛传天下，得益四位“贵人相助”：梁巘为他指点迷津，张惠言识其才能，曹文埴携其至京师，包世臣著书宣扬其艺。其中三位是皖籍，梁巘亳州人，曹文埴歙县人，包世臣泾县人。

清朝书家好写隶书，此种风尚始终不衰。他们取法汉碑隶书，各具面目，隶书成就可以比肩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