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性，多样化与艾滋病

柯　比　　　

性的面面观

中国让我敬畏：中国让我对人类的多样性深感敬畏。中国让我感受到文明的前进，这不断推动我们向更高深知识的掌握和更多的公正与理性思维的迈进。中国宛如世界的中心：它是人类物种基因的一个主要集中地，通过进化使我们获得对宇宙万物更多的启示和更深的了解。

第一次来到上海的时候，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文明的前进。在研讨会之前，我抽空参观了上海博物馆，那里展示了一部分中国最好的艺术品。各种瓷器、石器、铜器、银器和金器展品使我收获颇丰。但是我最喜欢的展厅是玉器厅，那里柔和的黄色灯光营造出了一种异样的平静和静谧。

我观察的第一件展品是一件装饰品——半透明的圆盘，曾经是佩戴在身上的装饰品。令我惊讶的是这件展品旁边的说明指出它制造于公元前三万年。我开始想像那个艺术家是如何制作这件精美玉器的。然后我又开始想像最初它被展示给什么人，当时的社会、住所、儿童和玩具是什么样子。

我来自澳大利亚，我的祖国建立于二百多年前，对我来说，想像三万二千年前的社会的确非常困难。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件玉器并没有明显的实用价值。它既不是食物也不是住所，不能保护人也不能用来繁衍后代。它只不过是一件精美的物件，由工匠制作出来给别人佩戴。它表明在久远的古代，中国人就已对非实用性的情感乐此不疲了。这体现了一种高度发展的精神和审美感觉。他（她）们尝试着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快乐，情感和物质更加丰富。

我激动地给我远在澳大利亚的男友约翰打电话，告诉他我发现的玉器，和他分享我当时的谦恭和惊叹之情。来到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关于性的多样性、平等与和谐方面贡献一点新的思考，似乎是太冒昧了。而从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来到一个古老的国度似乎又显得过于雄心勃勃。

男友鼓励我坚持下去不要动摇。从古老玉盘体现出来的对美的追求和精神情感现在又被唤醒，让我们理解人类总是在探索自己对美和爱的感受的。人类总是不满足于基本的生存。人类是不断进化的复杂生物。他（她）们富于多样性。对大多数人来说，对自我、家庭、特殊朋友以及大自然的爱是重要的——是探索和渴望永不枯竭的源泉。

所以我克服了自卑的情绪。我要为这次研讨会提出我的想法。我是一名法律工作者，一名独立法庭的法官，一个国际人权发展和近年来抗击艾滋病行动的参与者。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有着不可剥夺人权和尊严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所以可以通过分享个人的经历直接参与本次研讨会的讨论。

婴儿退化：对儿童的观察研究表明许多儿童，可能是大多数儿童都害怕或者厌恶与它们自己不同的事物。这当然是婴儿紊乱症的表现。大多数人受过教育后会摆脱这种心理紊乱。他们开始接受人类的多样性以及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形式。但有些人却做不到。

婴儿对不同事物或者陌生人产生排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性倾向只是差异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深受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宗教传统影响的国家，宗教经文暗示“选择”不同于大多数人所选择的异性恋作为性倾向的人是罪人、有悖于神之爱、违反自然事物秩序中的性爱情感目的：即繁衍后代、延续物种、推进自然进化。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此类宗教教义的影响。确实，在中国有人信奉这些宗教，但人数并不多。基于此，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似乎更加可以从科学与理性的角度探讨性多样性。当人们认为神或者宗教是拒绝性的多样性的话，那么科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律师要试图改变人们的态度和社会体制就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中国虽然不曾有强有力的宗教，但却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特别是对家庭传统以及对婚姻、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重视。这些传统使得社会很难容纳性少数人群——包括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中性人的存在和权利。这些人群的出现，颠覆了对过去文化范式二元论的假设：人类被清楚地划分为异性恋的男性和异性恋的女性，没有给那些在心理、生理、性倾向方面有差别的人留下任何生存空间。中国也不例外。

导致产生婴儿紊乱症，对差异表现出恐惧的主要区分标准就包括性或性别。当然也包括种族和民族、肤色和文化、宗教和政治主张、残疾、艾滋病、精神疾病等等。

传统歧视：1993至1996年间，我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人权特别代表在柬埔寨工作。当时柬埔寨正在从战乱中恢复，我的工作就是动员各方尊重上述各个方面的多样性，推动保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

在工作中，我意识到种族歧视、疏远和种族优越感并不仅存在于欧洲社会，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毫无疑问，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也是一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澳大利亚推行一个叫做“白种人的澳大利亚”的国家政策，该政策是有法律效应的。非欧洲人后裔很难进入澳大利亚，更不可能成为公民居住在澳大利亚。当时，该政策得到支持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也因为人们从中体会到了种族和文化优越感。这使我联想到在上海博物馆刚刚看到的玉器，很难解释我们当时的优越感从何而来。不过，这就是澳大利亚在1966年前的真实状况。

那时许多澳大利亚人瞧不起中国人，甚至将其称为“未开化”的人。于是就很自然以此作为理由抵制中国人进入澳大利亚社会。不同的外表、饮食、语言、宗教和传统使得中国人在当时不受欢迎。现在这一情况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过我年轻时，那却是事实。

最终，通过教育，法律的修订，接触更多的中国家庭和中国人，理解不同生活方式的共同点等，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然而，这种态度的变化仅仅产生于欧洲后裔有机会接触、了解、信任和欣赏中国人之后。就在那一刻，人们的优越感开始不断减少以至消失殆尽。对差异的恐惧因了解和认识而得到化解。人们开始尊重崇尚和平、品格优秀、事业成功的中国移民，这使得整个国家对中国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了解、熟悉和认识中国人，而不是过去的那种对中国人的隔离。认识和互相尊重取代了恐惧。

性歧视：关于性也是如此。在过去（今天世界的许多地方也还是这样），性少数人群一直都被迫屈服，隐藏他们真正的情感。他们要伪装成为异性恋者，并对自己最亲密、最真切的感情深感耻辱。许多（可能大多数）男同性恋者可以成功把自己伪装成为“直人”（异性恋者）。我自己也是很多年都这样做。澳大利亚和大多数国家一样曾经实行“不问不说”政策。这一原则又得到法律的强化。在澳大利亚，直到二十多年前，男性之间的性行为仍然是严重的犯罪，即使双方都是成年男性，自愿在私下进行性行为。澳大利亚的警察诱捕男同性恋者。如果被抓住的话，这些受害者就会被迫害、羞辱、判刑入狱。此外，宗教宣讲、父母和家庭的期望以及经济方面的考虑也强化了同性恋者的自我否定。

三十年前，澳大利亚几乎没有人会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今天，包括身居要职的许多人仍然否定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当然，他（她）们也是迫于同性恋恐惧者以及狂热分子的压力才这么做的。他（她）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身居要职。但是旧的枷锁逐渐崩塌。我们已经目睹了这一变化的后果，而这一变化尚在进行中。仍然有法律基于性倾向歧视性少数人群。但是澳大利亚全境已经废除了针对同性恋者的刑法条款，引入了保护同性恋者免受歧视的新保护措施。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同性恋公民开始抛弃他们的假面具，寻求或者要求其他公民的承认——承认他们的平等地位、作为人的尊严和自尊。

变化的理由：人们在性倾向问题上态度的转变为何会在这个历史时刻出现呢？为何荷兰、比利时、美国的马萨诸塞州、西班牙、加拿大和南非已经向同性恋公民的平等权利，比如婚姻，迈进呢？为何有些国家立法赋予同性伴侣官方承认的民事结合的权利呢？为何在如此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许多国家废除了惩罚成年人私下自愿进行性行为的刑法条款呢？为何有些国家的法院认为这些条款违宪呢？为何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了同性恋的群体，它们庆祝性多样，分享经济利益，享有公开身份，组建民间协会组织保护越来越多的承认对同性有好感的人群，他（她）们再也不因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而感到羞耻，而觉得这再也正常不过了呢？

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有些支持性少数人群平等权利的人指出，有必要解释并证实这些新的发展趋势。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说，国家和社会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基于某些公民和其他人发生某种性行为或者与其组建何种关系，而歧视他（她）们。对这些支持者来说，这些都是个人的私事。一个社会秩序良好的社会没有权力干涉这些。它必须平等地对待所有人，因为平等是一个人受到尊重的必要体现。

鉴于许多（可能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宗教、社会歧视和其他障碍仍然阻碍着性少数群体对自己性倾向的真正公开，过去几十年中有悖于主流规范之外，不断拓展的变化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因此，有必要对其原因进行整理研究：

（1）对人类心理学认识的进步以及二十世纪中在性吸引特点方面的研究。弗洛伊德、阿佛列·金赛、艾弗伦·胡克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从实证的角度揭示了人类性表现的多样性以及早期道德态度在某些程度上所依赖的关于性的二元论的不足。

（2）大众媒体以及电影、电视、广播和互联网通过其巨大的影响力向世界每一个角落空前详细地传播了各种性知识。人类对性的痴迷，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因而人类性倾向的多样性也由此得到了广泛传播。人们的这种认识颠覆了宗教和其他教条对性少数人群性表现的谴责：即一小撮人心怀恶意地故意违背“自然秩序”。但这种谴责越来越没有市场，也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不能接受，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并理解了自然通过多种形式体现于性事当中。理解和认识播下了接纳的种子。

（3）在大洋洲和欧洲许多国家，通常处于歧视性少数人群先锋地位的有组织宗教权力和影响力的衰落使人们质疑其对少数人群及其生活的诋毁。大多数西方社会日益增长的宗教怀疑论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曾经（有时仍然是）作为仇视和压迫同性恋少数人群的动因的宗教教条的衰弱。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美国，日益庞大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于是，一方面在欧洲委员会、大洋洲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保护性少数人群合法权利的行动取得了进展；另一方面，虽然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有所改善，在非洲、亚洲部分地区、拉美地区和美国，反对同性恋的宣传在保守的宗教领袖的鼓吹下，导致了日益增加的暴力、不平等和歧视。

（4）在全球范围内，尊重个人人权，承认保障个人基本尊严的重要性取得了进展。这要归功于联合国自1945年以来不懈的努力：重要国际人权条约的通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核准执行这些条约；国际上对于人权状况和基本自由权利的监察以及全球媒体对这些的报道都使得人们期待人类自由条件的改善。诚然，许多国家还在就权利与义务、个人和群体、经济发展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问题进行激烈争论，但是在个人自我表现，包括成年人之间的性事方面，已经取得了无可置疑的巨大进展。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繁荣的最佳温床就是有创造力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另一半就是在思想领域的进步，对权利的尊重以及承担对等义务意愿。

（5）在这些变化的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始研究人类和其他物种在性的多样性方面的基因、荷尔蒙和社会特征。这些话题再也不是秘密和禁区。它们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发现的正当关注点。本次上海研讨会就表明了世界各地高等学府对性的科学和实证研究方面不断增长的兴趣。正如金赛博士所说，性是人性的一部分（更广义地说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应成为研究、科研和发现的课题。性和人类的关系不是疏远的，而恰是其一部分。

（6）出于以上所列举的主要原因，媒体更加公开地报道有关性的话题。关于性的描述和讨论越来越具思想性、启发性和指导性——而不是基于以往的成见和仇恨。至少在先进的西方社会，探讨同性之间情感的电影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抱走多项大奖的《断背山》就是一例。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例子。最近几十年中，我们看到笼罩这部分人性的面纱被轻轻揭开，甚至在许多国家已经彻底揭开，扔在了一边。在澳大利亚，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改变社会对待同性恋态度最显著的事物之一就是肥皂剧《96号》。该剧描写了一个男同性恋者在澳大利亚普通生活的方方面面。剧中主人公不再被妖魔化成变态的、肮脏的笑柄或者令人恐惧的家伙。就我个人来说，我和我的男友约翰长达三十七年的共同生活也是再普通不过了。事实上生活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性少数人群今天能够走出过去的阴影，去帮助年轻人认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并采取同样的行动：抱着坦诚的态度并对那些要求他（她）们掩盖自己真实“自我”的人表示蔑视。早些年的恐惧和歧视慢慢被科学、知识和真理所取代。当然还有人想把“妖灵”再装回瓶子里面去并逆转历史的潮流。但是科学的研究以及人类智慧的成果是很难被逆转的。

当然，还有一个促使变化的理由，它迫使我们对人类性的多样性采取新的态度。那就是艾滋病。实际上这是一个单独的话题，不过它和性相关，所以不应忽视。这也是我要谈的最后一部分。

艾滋病的紧迫性

艾滋病的蔓延：今天，有四千万人身患艾滋病。每年，超过三百万人死于艾滋病。艾滋病带来的灾难世界各国都未能幸免。然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压力最大，包括个人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压力。这些不仅仅是医学方面的数据能说明的问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最先出现艾滋病蔓延迹象时，各国便开始意识到艾滋病毒带来的巨大挑战。一开始，人们预言可以在十年之内研制出安全的艾滋病疫苗。但是直至今日都尚未研制出来，看来有效疫苗的出世似乎还要假以时日。尽管对艾滋病的治疗手段有了长足进展（最新的方法就是三联药物疗法），但是这些治疗十分昂贵。联合国的三乘五计划（到2005年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三百万艾滋病患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也远远未达成预期目标。使更多的人接受艾滋病抗体检测，并提供保密咨询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在许多国家，艾滋病仍然和歧视联系在一起。造成这种局面的一部分原因是感染艾滋病之后一般的后果就是死亡。另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对于艾滋病毒传染途径的传统观念没有改变：即性交、注射吸毒以及卖淫嫖娼。

在艾滋病出现的早期，在许多发达国家，譬如澳大利亚和美国，大多数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的人是男同性恋者。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传播没有这个特点，比如说中国。然而，由于大量同性恋艾滋病人群的出现，再加上没有疫苗、早期没有有效治疗方案，就使得社会对人类性的反应产生了变化。

艾滋病悖论：同性恋这个已经非常脆弱的社会群体又遭受到艾滋病的影响，此外他（她）们又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这给早期的艾滋病问题带来了许多困难。然而，解决艾滋病牵涉到一个悖论问题。减少艾滋病传播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保护感染人群或者易感人群的权利。这在过去看来是一个悖论，因为在过去处理传染病的一般社会应对方法是进行隔离。但是当艾滋病的严重程度体现出来时，已经不可能实施隔离了。不论怎样，有鉴于艾滋病在许多病人身上发展缓慢，有效隔离是一种失当且无效的应对措施。

正是意识到了艾滋病所带来的这个悖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各国开始采取措施立法保护易感人群，包括：

（1）开展大型公共健康宣传活动，以空前开放的方式讨论性话题；

（2）规定全国性的为注射吸毒者提供针具交换项目；

（3）使卖淫（性服务）进行合法化或者非罪化；

（4）通过反歧视法律；

（5）使性少数群体非罪化。

在勇敢的采取了这些看似激进和悖论的措施之后，一些国家艾滋病感染率在早期飙升的势头被遏制了。血清抗体转阳性数量快速减少。尽管证据显示最近几年有上升趋势（主要是年轻一代无法在长时间内保持警惕和自我保护），非药物措施的有效性得到了广泛承认。事实上许多采取了上述悖论式措施的国家都出现了血清抗体转阳性数量减少的趋势。而那些继续推行或者允许歧视、制裁成年人私下性行为以及对少数人群歧视的国家却经历着艾滋病感染的不断蔓延。

在世界大多数地方，提供保密检测、咨询以及昂贵治疗的服务仍然十分有限。歧视仍然阻碍抗击艾滋病战略地有效实施。这些战略地实施十分依赖于行为的改变。而改变则依赖于认识、自我认知和自我保护能力的增强。

关于中国：新病例中有很多是由于注射吸毒和性交传播的。污染血液制品导致的早期蔓延已经基本控制，但是上述“两种行为”即注射吸毒和提供性服务都是“地下行为”。中国艾滋病的感染的确切人数还不确定。因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遏制这一趋势。

中国需采取的保护性政策可以包括接纳艾滋病悖论。这包括通过性接触感染的易感人群，即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在中国，他们有的公开了，有的没有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但是有几个因素使得他（她）们成为非常脆弱的人群。其一，他（她）们总是受到社会歧视。其二，他（她）们的性行为一般是秘密的，被隐藏的，甚至他（她）们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知晓。其三，媒体常常漠视，或以成见的态度描绘他（她）们的形象。此外他（她）们没有有力的社区组织、专业救助或者政治支持来帮助传播预防和治疗知识，以进行自我保护并减少艾滋病的传播。

利用艾滋病的契机来采取措施保护性少数人群（特别是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群）也是有风险的。把一个已经备受歧视的群体与一种带来无知和恐惧的瘟疫联系起来很可能导致歧视加重。但是，由于存在这些易感人群，所以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根据本国国情采取可行性措施。它要求法律提供接受艾滋病悖论的保护措施。

在这些措施成功实施的国家，同性恋团体被动员起来，宣传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的知识。他（她）们开展针对这些群体的宣传活动。他（她）们对警方和其他官员进行教育，减少其对易感人群的骚扰和排斥。他（她）们敦促通过法律政策解决歧视、不平等对待、暴力的问题。他（她）们通过相关战略鼓励公众对性少数群体的理性认知，理解他们的需求，承认这些需求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混杂的信息：尽管把性平等与艾滋病防控、关爱联系起来有风险，但是抗击艾滋病的行动必然要求所有国家都对人类性多样化有理性和充分的认识。

传统主义者可能感到不舒服。一些宗教人士也会以神的意旨的名义表示反对。但是有鉴于目前疫苗和治疗方案的现状，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来减少艾滋病的蔓延以及减轻它带来的巨大负担。这种负担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在经济上，它会抵消许多发展中国家艰苦获得的经济成果。政治领导人必须作出重要选择。现实是残酷的。大学应该向领导人提供科学数据，包括：艾滋病传播的规模，其存在可能带来的损失，必须作出的重要决定来抑制和削弱其影响力（包括个人、社会、国家和国际各个层面）。

政府需要做出许多困难的决定，其中包括解决发生同性性关系者和其他性少数群体的需求问题，保护他们的权利。由于艾滋病的蔓延，通过新法律政策来解决性多样化的问题就显得尤为迫切，这种迫切性已经被科学数据和人类价值观所证明，由于需要采用有效手段来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它也为我们应急预防工作提出了新课题。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要面对这些课题。

三万年前，源自人类情感的精美艺术品表明我们是能够感受、能够关爱的物种。我们的内心感觉超越了生存的基本需求。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要在那里找到对其他人类同胞情感和需求的尊重，包括那些有别于自己的性少数人群。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的存在和关爱。在面对各不相同但是互相联系着的性和疾病这两个现实问题时，我们应该抛弃无知、残忍和无能。这是我们时代的紧迫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