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计算机隐喻的政治变迁

The Shifting Politics of the Computational Metaphor

1964年12月2日正午时分，五千多学生冲到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史布罗大楼前的空地上，学生坐下后，其中一位领导者马里奥·萨威尔（Mario Savio）走到麦克风前，背对着史布罗大楼高耸的灰色柱子，他要向大家明确宣告，他们群情激昂反对的是什么。他大声疾呼，大学就是一个“独裁政府”，校务委员会就像“公司董事会”，而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就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顺着公司这个比喻，他接着说，学校教员不过是“雇员”而已，学生不过是些“原料”。但是，萨威尔高喊：“我们这些原料却不要被制成任何产品……不要被大学的某些客户购买……我们是人。”他随后说的三句话，不仅可以阐述发生在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而且可以概括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整个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终有一天，这个机器的运转将变得如此讨厌，让你心生憎恶，以至于有一天你难以置身其间，即便是保持沉默也不行。你必须将身体趴在这个机器的齿轮和轮子上，趴在它的杠杆上，趴在它的所有部件上，你必须让它停转。你要向那些操控并拥有这个机器的人表明，除非你们得到自由，否则这个机器甭想启动。”

萨威尔的这番话让我们想起数字时代来临之前的工业时代，想起工厂的场地，工厂里的轮子、杠杆还有它们的操作者。而对萨威尔和他面前的学生来说，“机器”这个词还意味着一个日益围绕信息和信息技术构建的社会。就在言论自由运动的前一年，校长克拉克·科尔发表了一系列讲座文章，指出大学就是“一个由一系列过程产生一系列结果的体系，这个体系由管理规则聚拢，由金钱提供支持”。他指出，这样一个体系服务于两个目的：其一，他引述了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就信息在经济活动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所做的研究，认为大学为一个新兴的“信息社会”创造了新的知识和新的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和他的学生都认为，大学就是一个信息机器。其二，他指出，这样一个机器在当时的冷战环境下扮演着特定的角色。他写道：“知识分子成了国家意志的工具，成了‘军工联合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中，有着对这个工具的极大依赖。”

在参与言论自由运动的学生看来，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大学无法撇清它与冷战政治的关系。而从个人深层来看，此种纠缠不清的关系对许多人来说是种威胁。抗议者认为，大学本身既是一个知识工厂，又是它所效力的僵化且超理性化的军工联合体的缩影。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大学模仿了冷战时期公司层级化架构的成熟形态，基于此，许多人担心自己正在被当成机器一样来训练。那个时候，没有一种机器比计算机更能普遍地代表这种层级化的、缺乏个性的社会秩序。1964年，哈尔·杜瑞普（Hal Draper）还是伯克利的一位图书馆员，他跟学生解释道：“今日的大学就是一种过于强势和居高临下，且又冷漠无情的异类机器，身处其中的人不过是一个齿轮，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方式行事——这就是所谓的‘IBM综合症’。”正如马里奥·萨威尔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当时他和许多人都认为“在加州大学，你不过是一张IBM打孔卡”。

对于萨威尔和其他参与言论自由运动的人来说，企业界、大学、军工业和以打孔卡为标志的信息世界就像彼此的镜子。每一面镜子都为原本完整而真实的个人呈现出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必须舍弃部分自我才能参与其中。在军工业或企业界，或者就事论事，在大学里，人们必须学会扮演分配给他们的组织角色。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些角色会使他们原本复杂而有创造力的天性退化，变得像二维的IBM打孔卡一样单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所有这些系统都有将个体与其自身生活体验隔离的危险。因此，学生们来到史布罗大楼并在萨威尔演讲后静坐示威，就显得特别有意义。如果说大学是把个人变成知识工业信息原料的巨型机器，那么还有什么方式比躺在大学走廊或办公室的地板上更能维护自己的人性？

30年过后，曾被认为威胁那个时期的学生个性的计算机，却有望给互联网网民带来自由。1996年2月8日，瑞士达沃斯，信息技术记者和评论家约翰·佩里·巴罗坐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前。他曾是在旧金山LSD迷幻舞台上风靡一时的“感恩而死”乐队的作曲。在参加全球性的经济政治领袖峰会“世界经济论坛”时，他看到美国国会通过了《电信法案》及其连带法案《文明通讯法》，后者主要用于限制互联网色情内容。由于对连带法案可能对言论自由造成威胁感到愤怒，巴罗起草了《赛博空间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并将其发布到互联网上。在巴罗看来，“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已经变成了“由血肉与钢铁构成的令人生厌的巨人”。这个超理性化（hyperrationalized）的官僚体系一心想通过军事手段来执行统治，这样的政府在巴罗看来已经过时。

由于数字技术的到来，我们正在创建一个世界，一个人人皆可进入的公平世界，那里没有任何基于种族、经济基础、军事力量或身份地位的特权或偏见。

我们正在创建一个世界，一个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自由表达信仰的世界，不管其信仰有多奇特，也不用担心被迫保持沉默和恭顺。

那样一个世界主要存在于彼此联结的计算机之间的数字信号交换中，也就是说，存在于赛博空间中。巴罗直言不讳地向现实世界的政府说：

你们那一套关于财产权、个人言论、个人身份、迁徙，以及环境的法律概念对我们均不适用。那些都是基于物质实体的，但是在赛伯空间里没有物质实体。

在这里，我们的身份没有实体，因此，我们不会像你们那样通过肉体上的强迫来维持秩序。我们相信，我们的治理可以从伦理、开明的个人利益，以及共同的利益追求中涌现出来。

在巴罗看来，数字技术已不再是官僚异化的象征，相反，它成了推翻官僚架构和异化的工具。巴罗重拾当年言论自由运动夸张的话语风格，认为美国人又一次站在了社会革命的风口浪尖。但是这一次，信息的力量站在了人民这一边。在马里奥·萨威尔看来，计算机把单个学生的真实生活变成由计算机处理的信息片段，这种力量正如工厂将人变成公司的零件、军国主义国家把年轻人变成士兵的那种力量。在巴罗看来，尽管如此，同样的力量可以给男人或女人们一个机会，使他们走进一个由真实身份和群体协作构成的世界。巴罗所说的赛博空间中的个体，可以摆脱那个在现实世界里构建特权的机构体系，进入一个没有层级制度和官僚体系，只有一个共同追求的开明的个人利益的世界。这正是当年言论自由运动所憧憬的世界。

巴罗并非孤军奋战。艾斯特·戴森（Esther Dyson）是硅谷的著名记者兼风险投资家，也是《新闻2.0：数字时代的生存规划》（Release 2.0: A Design for Living in the Digital Age）的作者。1997年，她在这本读者众多的计算机网络社会影响指南中提到，互联网很快将通过剥除个人及公司的物质实体而铲除市场中的官僚架构。她声称，在数字市场的电子边界内，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将被简化成一个个信息包。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将使产品和市场信息随时随地触手可及。这些特点加在一起，就使个人和公司可以平起平坐地相互协商。戴森深信，如巴罗所描述的数字媒体可以将市民从政府课税中解放出来一样，数字媒体也可以将个人从公司层级架构的暴政中解放出来。

戴森和巴罗，还有当时许多评论家，都把互联网视为一个全新的、灵活的、移动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原型。戴森说：“我的生活跟互联网一样，是非中心化的。”实际上，她意在告诉她的读者，她去过多少地方。“我住在互联网上，我就是通过互联网来跟我的很多好朋友和同事沟通的。工作上我也依赖互联网：我平时撰稿、演讲和咨询的主要课题也是互联网，我投资的大部分公司也是基于互联网的，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东欧。”同样，巴罗也会对他的读者说，“我居住的地方是barlow@eff.org，它是我的家。假如你想找到我，那是你可以找到我的唯一地方——除非此刻你正面对面跟我在一起。我可以说是来去无踪。从4月份开始，我就没有在一个地方待上超过6天。”我们可以把戴森和巴罗比做信息包，穿梭于董事会会议室、会场和媒体见面会之间。他们的位置感已经打乱，他们对家的感觉，与其在互联网上的家的观念一样，不再有中心。

而对《连线》杂志执行总编凯文·凯利（Kevin Kelly）来说，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及数字技术为其提供的多种服务与呈现方式，标志着人类认识的一个革命性变革。在广为传阅的20世纪90年代商业手册《新经济的新规则》（new rules for the new economy）里，凯文·凯利写道：“主宰着无形的软世界（包括媒体、软件及服务）的那些规则，最终将会主宰硬世界（也就是现实的，由原子、实物、钢铁及石油构成的世界，或者说无数人辛勤汗水所锻造的世界）。”有见识的工人应当成为网络工人（networker）。他庄严宣告：“那些遵循网络逻辑并意识到我们正进入由新规则主导的世界的人，将会在新经济的环境下有极强的竞争优势。”他说，与对工作的这一理解相伴而生的，是一种对信息技术及信息系统所含力量的近乎神秘主义的奇特理解，那就是我们说的“计算机隐喻”。1998年凯文·凯利就曾断言，人类正缓慢而日益确定无疑地相信，宇宙就是一台巨大的计算机。科学家已开始用计算机科学手段在计算机上模拟生命。而如今一段时间以来，许多人已经确信，“思考是一种计算，DNA是软件，而进化是一种算法过程。”他断言，用不了多久，人们将开始把整个生物学都视为计算机逻辑的典型实例。“这种信仰会不会仅仅是一个文字游戏呢？”他问，“是，但它也是一场看不见的革命。我们正在编制能用一种语言描述所有现象的词汇和文法，迄今这些现象一直无法用一种共同语言来加以描述。它是一个新的普遍隐喻。它比此前那些隐喻更具内涵，不管是弗洛伊德对梦的阐释、达尔文进化论、马克思社会进步理论抑或是‘宝瓶时代^①’，都不能与之媲美。它比当下科学中的任何其他内容都更有力量。事实上，计算机隐喻有可能超越数学，成为一套新的宇宙符号。”

一定程度上，凯利视物质世界为信息系统的观点被打上了20世纪90年代的深刻烙印。这构成了其基础主张，即商业社会的创业家网络与自然界的系统颇为相似。而戴森和巴罗则始终认为，互联网展示了一个没有官僚体系和心理分裂的世界。而这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历史性困惑。将物质世界看做信息系统并通过计算机来模拟它，这种想法并非随互联网的出现而产生，而是出现得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政府支持的一些实验室里，特别是MIT的放射性研究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推动了计算机在美国的发展。它们为后来的军工学联合体奠定了基础，而这正是1964年伯克利学生游行所抗议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最初诞生于军事研究机构核心的隐喻，却成了某种个人完善、个人主义和社会协作的象征，此前有那么多人曾经断言，同是这样的机构，其目的只有破环。

20世纪90年代的计算机隐喻还包含了其他矛盾。对言论自由运动的游行者来说，将自己变成IBM打孔卡上的数据，标志着去人性化的登峰造极。而在凯利、戴森和巴罗看来，它却标志着通往平等和共融的新途径。渐渐地，通过某些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去实体化开始被视为一个通往更为整体化的人生的途径。同样，在那些追随马里奥·萨威尔的学生看来，商业与计算机的结合意味着威胁，正如当时萨威尔的演讲所说，言论自由运动的学生不仅担心成为巨大的社会机器的牺牲品，还担心成为经济成长引擎的燃料。到了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再次成为生产与劳动力组织的象征，但这一次这种联系却有望同时解放个人与社会。信息经济为何没有被看做一种压迫力量，反而成了政治和文化变革发生地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访20世纪40和50年代计算机隐喻出现的研究领域和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领域。与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许多参与者和学者的感觉相反，这两个领域其实有着巨大的共同点。它们都崇尚知识、科技和协作，共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科技欣欣向荣的润泽之中。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研究实验室，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军工学”体系，远比今天人们所想象的更为灵活，更富于创业家精神和个性。同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一些骨干成员接受了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社会习惯，以及在军事研究里出现的机器。即使他们同时仍对冷战官僚架构口诛笔伐。在寻找心理与社会一体化的新生活时，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一些成员转而求助于技术统治的核心，为自己的工作寻找工具和模型。

封闭世界：被遗忘的开放性

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及随后几十年的核对峙之后，一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武器实验室，除了随曼哈顿计划而来的末日论调外，人们已很难用其他词汇来描述它了。正如一代文化历史学家所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原子时代的到来使整个美国笼罩在一片寂静和恐惧中。性别界限变得愈加泾渭分明，种族矛盾淡出公众话题，政界领袖和普通民众开始担心起共产主义模糊不清却又无处不在的威胁。正如保罗·爱德华兹^②所指出的，在这一时期计算机扮演了核心角色，它既是工具，也是象征。在华盛顿，政府的政策规划者用计算机来模拟核浩劫可能导致的后果；在北达科他州、阿拉斯加州等地，空军将领用计算机来追踪对美国的潜在攻击威胁。在上述的两个例子里，计算机把地球变成了一个信息系统，以实现军事指挥和控制。接着认知科学家也开始把人脑想象成某种数字硬件，大脑行为是某种软件，思考是计算的结果，记忆不过是数据提取过程。所有这些比喻都支持了爱德华兹的“封闭世界论（closed world discourse）”。据此论述，不管是个人心智还是美国核防御机构的控制中心，似乎都是实现管理和控制的自动化工具。这两者似乎都致力于维护牢固的边界，对军队而言即国家边界，对军队领导人而言即男性的边界。他们所生活和工作的世界似乎都被巨大的官僚机构包围了。与其领导人及其所依赖的信息机器一样，这些机构在外界看来是封闭而冷酷无情的系统。

这正是当年参与言论自由运动的学生奋起反抗的那种封闭世界观。而尽管计算机隐喻给封闭世界的对话提供了话语支持，这个隐喻实际上是从一种异常灵活、富有创新性、参与者极具满足感的研究风格中涌现出来的，并终将使这种风格长盛不衰。就如很多科技史学者所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的科技发展发生了巨大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科学和科学家似乎不问政治。大学里的研究者通常都是直接从学校或者从工业界获得研究经费。总体而言，他们在科研和工程及军用和民用科技之间保持着分明的界线。然而当德国入侵波兰时，这些原先相对独立的科学家突然进入了跨学科、跨机构协作状态。1940年，曾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兼副校长的范内瓦·布什^③说服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创建国防研究委员会，通过它将政府的军事研究经费划拨给民间承包商，并任命他为负责人。一年后这个委员会变成了科学研发办公室（OSRD）。之后的五年里，OSRD注资4.5亿美元用于研发与战争相关的科技。

在此期间，OSRD牵线搭桥组织起“军工学”协作机制并一直延续至今。它的许多战时科研经费拨给了大型科研院校，包括MIT（1.17亿美元）、加州理工（0.83亿美元），以及哈佛（0.3亿美元）。还有一大笔钱给了通用电气（800万美元）、美国无线电公司、杜邦公司及西屋电器这样的工业制造商（后三家公司每家获得近600万美元）。而为了控制经费流向和管理人员物资调动，就需要大规模扩展政府机构。不管是政府机构、承担军事科研任务的院校还是制造军用机器的公司，在宏观层面上都出现了惊人的大规模结构性膨胀。在这样的背景下研发出来的科技，包括雷达、原子弹、潜水艇、飞机乃至电子计算机，往往都很庞大、复杂并通过中央控制来运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研发这些科技的实验室却见证了非层级制、跨行业协作的蓬勃兴起。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及橡树岭国家实验室里，理论物理学家、实验科学家、电子和机械工程师，破天荒地第一次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展开日常协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高效和最引人注目的实验室之一是MIT的放射性实验室（Radiation Lab），由国防研究委员会出资50万美元于1940年底创立。这个通常被称为Rad Lab的实验室，主要研究更有效的方法来追踪和击落当时使英国吃尽苦头的德国轰炸机。起初是为了保卫英国，珍珠港事件后则是出于美军自身的军事需要，放射性实验室因此迅速发展起来。成立仅仅六个月，这个实验室就聘用了200多位研究和技术人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其员工总数更是高达3900人。1940到1945年期间，这个实验室为军方开发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军用装备。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关闭，该实验室获得了来自政府、军队、工业转包商和主办大学的各方支持，至少从结构性观点来看，它们都呈现出某种作为封闭世界象征的官僚架构。在此后的20年里，那些战时隶属于放射性实验室和MIT的科研人员，继而在美国国防部赞助的多项研究计划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放射性实验室本身则成了作为冷战时期标志的大规模军事工程项目的典范，这些项目包括“赛其（SAGE）”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及阿特拉斯导弹系统和北极星导弹系统。

然而，尽管其运作如此依靠官僚体系的支持，放射性实验室本身却是一个灵活而极具协作精神的地方，具有显著的非层级化管理风格。虽然它的名字让你以为那是仅有一个房间的实验室，实际上放射性实验室是一系列在MIT共同进行的相互关联的科研项目。除雷达外，实验室还开发了远程导航、高射炮瞄准、火力控制等多项技术。它汇集了来自MIT等地方的科学家、数学家，来自工业界的工程师、设计师，以及大量来自军队和政府的决策者。他们虽然背景不同，但创业与协作却是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独立思维受到极大鼓励，这一点在工程师和设计师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之前某个领域的专家，来到这里，就会被要求成为通才，不仅要能研究理论，还要能设计和创造新技术。与此同时，科学家和工程师也要变得像创业家那样，集合起包括技术专家、投资人和管理人员的网络，才能使他们的项目得以推进。不论是科学家还是管理人员，他们都不能仅仅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里而与其他人相互隔绝；在整个放射性实验室里，甚至包括下班时间，在剑桥的酒店和客厅里，发明新技术以打赢战争的压力迫使以前专门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跨越专业领域的边界，每天都为工作带来乐趣，构造新的跨行业工作与生活网络。

新的网络催生新的思维与交流方式。科学史家彼得·加里森^④引用人类学文献，把放射性实验室称为“贸易区”。他说，和来自不同语言的部落而聚在一起进行物品和服务交易的人一样，这里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和行政官员发展出“沟通语言（contact language）”，借以交易观点和技术，以达到生产武器系统的最终目的。这些语言涵盖广泛，“从由半精确的皮钦语^⑤表述的最具功能性的术语到文法成熟的克里奥语^⑥”。它们还包括非言语成分，比如共用的工具，这往往用来展示那些跨越学科边界的概念，或者作为协同工作的地点。按照加里森的说法，战时实验室的科学家、工程师及行政管理人员与其说是一种单一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如说是不同专业的亚文化的组成部分，共同目标和为实现这个共同目标而发明的一整套语言工具把它们绑在了一起。

正是在这样的过程和这样的机构环境中，才诞生了计算机隐喻和新的技术哲学，而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也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维纳曾是一位数学神童，他于1919年成为MIT的教员，不久后就开始跟范内瓦·布什合作，布什当时是一位电气工程教授。到20世纪30年代时，维纳已因其在数学方面的成就而声名鹊起，而他随后还广泛涉猎其他学科，包括电气工程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研究。他与布什的合作尤其密切，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模拟计算机的研发上。他还开始参加由墨西哥生理学家阿图洛·罗森布鲁斯^⑦在哈佛医学院举办的月度科学方法研讨会。他在1948年时回忆说，他和罗森布鲁斯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科研工作最有意思的领域往往是学科之间的交叉区域。他们同时开始设想能够推动这一工作的组织架构。维纳写道：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构想一个由独立科学家组成的机构，他们共同研究一些边缘科学，不归某位高级行政官员管辖。之所以投身其中，只是为了某种渴望，甚至是一种精神需求，是为了以整体的视角探究局部，彼此切磋各自的真知灼见。在选定联合研究领域和各自的角色分工以前，我们早已就以上事实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而迈出新一步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战争。

诺伯特·维纳甚至早在美国参战前就开始从事战争相关研究，放射性实验室成立后不久，他就将研究重点转向如何跟踪和击落敌机等问题。身为一名数学家，他致力于应用统计学方法，基于飞机的位置移动来预测其未来航向。他与一位年轻工程师朱利安·毕格罗（Julian Bigelow）合作设计了一台称为“预测者（predictor）”的机器，它能将这些方法付诸实践。在设计的早期他们就意识到，不管是敌方轰炸机还是己方防空火控系统，都要靠人机配合才能发挥作用。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人机结合会带来一个问题。在他1956年一本名为《我是一位数学家》（I Am a Mathematician）的回忆录里，维纳阐述说：“为了给全面控制问题找到一个数学上的解决办法，将系统的不同部分在一个基础上进行考量是有必要的，要么基于人，要么基于机器。而由于我们对枪械瞄准的机械原理的理解远胜于我们对人的心理的理解，我们于是决定对机枪瞄准手和飞机驾驶员进行机械模拟。”换言之，维纳和毕格罗把那些操控飞机和防空系统的士兵想象成机械装置，以便能应用数学公式模拟他们的行为。他们选择的模拟方式是伺服系统^⑧。维纳和毕格罗发现，飞行员和高射炮炮手都会观察自己在攻击和逃脱的尝试中犯下的错误，相应地调整自己的下一步行为。从这方面看，和19世纪那些控制蒸汽机的人一样，他们其实都是在对维纳和毕格罗所谓的“负反馈”做出响应。

通过把飞行员和炮手抽象成伺服系统，维纳和毕格罗还发现了一个用计算机隐喻来想像物质世界的方法。而这个隐喻反过来又包含了两种时而重叠时而竞争的社会技术观：自动化系统和自我调节系统。通过想象把士兵转化成一种机械装置，维纳和毕格罗认为，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机器。尽管是庞杂、有血有肉和情绪化的复合体，人也能被看做一种机械化的信息处理器。更进一步讲，假如事实真是如此，那就意味着人可以被更快和更可靠的机械装置所取代。凭借防空预警系统，维纳和毕格罗为人类自动化和组织自动化观点奠定了基础，而它们将渗透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公众生活之中。

与此同时，维纳和毕格罗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构想，那就是把人和机器想象成单一的高流动性的社会化技术系统里的动态协作元素。在那样一个系统里，控制不是来自某位长官，而是来自人、机器及其周边事件的复杂随机互动。更重要的，我们所提到的系统的机械部分——本例中指“预测者”——使人们能实现一个所有美国人都认为值得的目标：击落敌机。维纳和毕格罗的“预测者”展示了一个示范系统，在系统中人机相互协作，增强各自能力，同时分担控制任务，最终达到阻止纳粹袭击的目的。在之后几十年里，这种善意的人机系统构想和信息循环流动构想，将逐渐成为建立军工学联合体的驱动力量，并成为那种联合体的替代模型。

维纳和毕格罗几乎立刻就开始把他们基于反馈控制的自主系统构想推广到其他领域。1942年初，维纳和毕格罗开始思考生物学领域并向阿图洛·罗森布鲁斯讨教。而他们之间讨论的结果，则是论文《行为、目的以及目的论》（Behavior，Purpose，and Teleology）（1943）的发布。他们在这篇论文里提出，生物系统中的行为和目的，是随着能控制某种机械和生物机械系统的反馈机制产生的，而这正是维纳和毕格罗在放射性实验室里孜孜以求的东西。但这只是个开始。不到一年，维纳就开始设想用电路来复制人的大脑。到了1948年，他已经把这个计算机隐喻变成了一门新学科的基础。在他写的《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Cybernetics；or，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一书里，他把控制论定义为“关于信息如何控制机器和社会的研究”，至少照此推论，机器似乎包括了生物有机体。对于维纳来说，和防空预警器一样，世界也是由不同的系统通过信息相互联结而成的，甚至可以说是信息组成了这些系统。维纳参照克劳德·香农^⑨的信息论（发表于1948年，但很可能维纳知晓它的时间要早得多），把信息定义为“模式与组织的形态”。跟香农信息论所说的信息一样，维纳所讲的信息是被“噪音”包围的，但是它们以某种方式保持着完整性。同样，生物有机体和机器也是如此，通过结构化机制对反馈进行整合和做出反应，都使它们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维纳认为，不管是生物、机械还是信息系统（包括当时正在兴起的数字计算机），都是彼此相似的。它们都通过接收和发送信息来实现自我控制，实际上都是有序信息的模式，而非趋向熵和噪音。

维纳同时认为，这些系统可以作为社会机构乃至整个社会的模型。在《控制论》出版两年后，维纳写了一本更加浅显易懂而又博大精深的著作《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在那本书里，他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及其各种组成部分，在功能上跟生物有机体和机器颇为相似。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社会看做一个通过信息处理谋求自我调节的系统。例如，按照维纳的类比，像媒体那样的公共信息系统就发挥着伺服系统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高射炮炮手通过雷达屏幕来监测和调节系统性能，而现在电视机屏幕也在发挥着类似的作用。维纳认为，理论上媒体有助于对公众领袖的行为进行“校正”，具体途径是为他们提供社会整体表现的准确信息。同样的，维纳认为，对于那些小一些的政府部门或公司，其领导人也应该积极向其同事和员工征询反馈意见。尤其是要避免自上而下的交流模式，维纳写道，“否则高层官员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方针政策是基于对其下属所掌握事实的完全误判。”

维纳的《控制论》和《人有人的用处》都是畅销书，它们与香农和沃伦·威沃（Warren Weaver）1949年的《通信的数学原理》（Theory of Communication Mathematical）一道，引发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关于计算机在社会中的恰当角色的讨论。由于这两本书都花了大量篇幅来分析复杂的数学方程，它们可能不太符合普通读者的口味。但是，对刚刚打败了纳粹德国和裕仁统治下的日本，并发明了足以摧毁所有地球生命的武器的美国来说，构成这两本书的基础的计算机隐喻，则提出了两个日后频频出现于公众视野中的重要议题：科学突然具有的重要性，以及它难以捉摸的社会潜力。一方面，正如维纳所指出的，控制论暗示着数字化进程有可能使人类进程和生物进程都走向一种险恶的自动化。例如，在《控制论》一书的末尾，维纳提到一种可以下象棋的电脑。虽然这样的电脑今天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但对于冷战早期的人来说，维纳的这一设想暗示着人可以被转化成由电线和电极组成的系统，至少对于玩桌面游戏这点是成立的。他的设想使人们想起超理性化、没有任何情感的纳粹。就像一个好莱坞的纳粹形象一样，计算机下象棋效率很高，却没有任何情感，它只考虑形势占优和控制局面。而正如维纳所见，这种景象引起了一些恐惧。他提出计算机有可能脱离人类控制而自行其是。另一方面，计算机也有可能成为那些冷酷无情的政治家和资本家的工具，这群人企图将他们控制的社会机构自动化。在其后的15年里，维纳特别担心工业自动化进程，甚至还找到工会领导人华特·鲁瑟（Walter Reuther）来探讨工人如何才能抗衡这样的威胁。

维纳对自动化的恐惧在20世纪50年代才获得回响，在关于计算机的潜在社会影响的技术讨论和战后社会激烈的批评声中再次出现。而在他视生物、机器和社会本身为相互重叠的信息交换系统的观点里，维纳同时对信息技术的政治含义提出了一种更温和的观点。追随香农的脚步，维纳认为信息是噪音中的一个模式，因此可以被看做物质和社会秩序的模型。用维纳自己的话来说，不管在信息领域还是政治领域，混乱无序和随机性，都是某种“我们视为邪恶的东西，无论怎么比喻都不为过”。单就其“系统生物”这部分原因，信息系统就成了组织机构的典型。更重要的是，由于反馈机制的存在，维纳认为，这样的系统试图维持其内部秩序。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维纳都把信息系统看成是可以带来福祉的东西。另外，对一位过去五年里一直跟纳粹德国独裁政权进行斗争的美国人来说，信息系统观给人带来了一种颇具吸引力的非层级制的统治与权力架构模型。在维纳看来，控制论系统自我控制，自成体系，至少理论上如此。它们只需通过其组成部分来处理信息，并且对反馈进行回应，秩序就会产生。维纳视社会为信息系统的理论充满对平等、民主的社会秩序的期待，甚至可以说就是它的模型。对《控制论》的读者来说，计算机也许给自动化造成了自上而下的威胁，但它同时也是自下而上通过民主的方式构建秩序的象征。

与此同时，在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看来，控制论和随之出现的系统论，在冷战时期的研究中一直是跨学科协作最重要的语言。范内瓦·布什担心政府对民间研发活动的影响带来长期后果，希望由他推动的军工学协作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它们就成了一系列大型军事研究项目的基础，包括洲际弹道导弹、赛其防空系统和北极星中程导弹。所有这些研究都非常依赖电脑和跨专业跨机构合作，依赖系统性方法去解决工程学问题。之后的20年里，控制论和系统论提供了一套更加普遍的话语和概念框架，把不同领域研究者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协调其整体合作。

而控制论和系统论促进跨学科协作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则来自维纳的创业精神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那种研究氛围。维纳不是凭空创建出控制论的；正好相反，他从以前似乎各不相干的科学圈子中提取概念组合作为它的分析性术语。维纳从生理学那里借用了“动态平衡”的概念并应用到社会系统当中，从控制工程学当中借用了“反馈”的概念，还有从人类行为学那里提取了“学习、记忆、灵活性和目的”的概念。维纳之所以能够把这些背景如此不同的东西集成在一起，是因为他与每个领域的代表性人物都保持着稳定合作，不论是在放射性实验室，标志性地漫步于MIT的走廊时，还是在哈佛医学院逗留期间。在这些游历中，他跟阿图洛·罗森布鲁斯讨论生理学，跟放射性实验室的工程师讨论反馈原理，甚至还有可能讨论人类行为。和防空预警器一样，控制论的话语风格也是跨学科创造性工作的产物。因此，早期控制论的核心术语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围绕剑桥MIT的多个“贸易区”产生的局部性联系语言的基本要素。

控制论的话语风格不仅是网络化与创业家精神的体现，而且对它们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放射性实验室的局部层面上，控制论提供了一种沟通语言，通过它，武器装备的研究工作才能得到整理。而像防空预警器那样的装置则提供了合作的场所。但是，正如乔佛里·博克（Geoffrey Bowker）所指出的，从局部发展起来的控制论话语风格，也使它能够跨越不同研究领域传播，成为一门“普遍性学科”。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科研实践的革新，研究人员开始跨越自己的学科边界，去尝试一些之前只有另外一个领域的专家才适合做的事情。凭借控制论的语言风格，他们为自己跨越学科边界的研究行为找到了理论根据。如果说生物学原则同样适用于机器，那么为什么生理学家不能给计算机科学带来贡献呢？假如说信息是自动化、人类乃至社会本身的生命之血，那么为什么机械工程师就不能成为社会评论家呢？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维纳及后来的一班控制论者和系统论者跨越学科边界，声称他们创造的这门新“科学”具有普遍适用性。

在此过程中，有两个修辞技巧起了关键作用：原型的使用和“正当性交换”。“正当性交换”这个由博克命名的术语，指A领域的专家借用B领域的理论来证明他们自身领域的命题的过程。正如博克所说，“做出奇怪结论的孤立科学工作者可以援引其他领域的支持结论来获得话语上的正当性。而被引用领域也会引用前面那个人的结论来支撑自己的主张。控制论的语言使得这样一种交换成为可能。”而正当性交换则使控制论从一个适于战时剑桥的研究者特殊需要的局部沟通语言，变成了一种通常用于跨多个研究项目和多个专业社区的协作性工作语言。正如博克所指出的，控制论不仅促进了研究、开发和生产活动的相互结合，也促进了新的人际网络和机构间网络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网络力量的交换和形成。由于来自两三个领域的专家就能结成一个相互承认正当性的封闭系统，这使得那些不是专家的人想在任何一个方面质疑他们的权威性都极其困难。他们能将研究经费、物资来源和公众注意全都据为己有，而他们也确实这么干了。通过以搭档和网络方式一起工作，大家都获得了正当性，而假如没有控制论所提供的正当性交换，任何人单凭自己都不可能做得到。

正当性交换不仅停留在话语层面，还体现在物质层面上。安德鲁·皮克林指出，控制论者创造了好多“怪胎”——既像机械装置又像活系统的人工制品。这其中包括维纳和毕格罗制造的防空预警器，英国心理学家、控制论专家罗斯·阿什比（Ross Ashby）发明的恒温器（homeostat）等。这里提到的每项发明都成了其他系统的原型，同时也是更普遍意义上的控制论原则的雏形。以维纳为例，防空预警器不仅为飞机的行为建模，而且模拟了生物、机械和社会系统的随机性特质。而阿什比的恒温器则模拟了在生物及社会领域里能够观测到的自我调节过程。正如凯瑟琳·海勒斯^⑩所观察到的，这些东西“就像交换器”，使“人和机器变得平等了”。而在此过程中，他们用真实而具体的语言说明乃至证明了控制论和系统论专家的主张，即与信息本身的多领域跨度一样，他们的理论也能应用于多个学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年间，这些理论在大型军事研究项目、多个学术领域（包括管理理论、临床心理学、政治学、生物学和生态学），以及林登·约翰逊总统所提出的“伟大社会”都市复兴计划里找到了归宿。如凯瑟琳·海勒斯和史蒂夫·海姆斯^⑪所指出的，控制论进入社会科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进入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相当大的原因是由于梅西大会（Macy Conference）。这个大会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由梅西基金会赞助，集聚了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包括了像阿图洛·罗森布鲁斯和沃伦·麦库洛这样的控制论专家，还有心理学家（如罗斯·阿什比）、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如格雷戈里·贝特森和玛格丽特·米德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梅西大会帮助完善了若干控制论概念，包括系统与其观察者之间的关系及反馈的本质等。参加会议的人在回到自身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时，有了深刻的系统性思考，并且养成了采用信息和系统隐喻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梅西大会把控制论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要的知识范式之一。

虽然这样的会议非常重要，但是它们也仅仅是推动系统性思考的其中一股力量。在梅西大会把控制论引入新知识圈的同时，冷战时期的军事研究项目则开始把自己的系统定位转向日常生活。和梅西大会一样，这些项目也汇聚了许多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对他们来说，系统论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例如，赛其防空系统一开始是试图建立一个针对苏联核武器轰炸机的早期预警系统。和之前的放射性实验室一样，这一项目也是在MIT开展的，参与其中的有军事、工业及学界人士，他们以协作的方式开展工作。赛其的项目官员完全没有采用层级化的命令来推动这一项目，相反，他们通过召开一系列分布式跨学科会议来协调项目各要素。他们所开发的防空系统靠的是一系列地理分布式雷达设备，连接到能对其回传信息进行监控和调节的电脑上。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赛其的决策者选择了“旋风（Whirlwind）”计算机，这是MIT的杰·弗瑞斯特（Jay Forrester）教授的一个项目正在研发的产品。“旋风”计算机后来成了第一台交互式数字计算机，赛其的项目成员主要用它进行信息管理和控制，而不是计算。与此同时，他们也将计算机隐喻变成了一个用以想象、管理和协调此类高度跨学科、联网化协作的工具。1950年，杜鲁门政府的国防系统工程委员会撰写了一份报告，从这份颇具影响力的报告中就能感觉得到这种隐喻的力量。正是这个委员会后来施压将“旋风”计算机纳入美国国防体系中。委员会在报告中概述了防控体系应当具有的组织方式——不仅在武器装备和飞机方面，而且在控制论的计算机隐喻方面。报告写道：

防空系统是一个有机体。那什么是有机体？它们有三种形式：生命有机体，由动物及动物种群构成，包括人；部分生命有机体，由动物和非生命装置一起组成，如防空系统；还有非生命的有机体，如自动售货机。所有这些有机体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有感官组件，有沟通工具，有数据分析部件，有心智判断中枢，有行动指示仪、效应器及执行部件……有机体的功能，就是要达到某些明确目的。

在这个系统于1958年部署前，赛其项目就将培训整整一代计算机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这些人（绝无仅有的人）之后将在许多大学创立计算机科学系，创立MIT的MAC计划（这一计划带来了计算机分时概念），创办重要的计算机公司（如数字设备公司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甚至参与发起ARPANET项目，也就是互联网的前身。由于他们建立了军工学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并从中创造出个性化、网络化的计算，这些工程师与他们参与洲际弹道导弹、北极星导弹以及数十个其他军用命令控制系统研发的同行一道，不仅带来了创业精神和跨学科合作，而且将控制论、系统论和计算机隐喻融入其中。就在他们参与大型军事研究项目并造出日后将成为冷战时期标志的大规模武器的同时，赛其的研究者及后来的一些项目始终秉持着协作的工作方式和协作的话语风格，而这其实都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武器研究实验室。

科技与意识的反主流文化信仰

尽管产生于跨学科协作并且推动了跨学科协作，但那时计算机隐喻还不具有人人平等的虚拟城邦和后结构主义点对点市场的含义，正是它们将使其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段时间联系在一起。恰恰相反，那样的社会理想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以反对传统机构为主的全国性青年运动的重要特征，而控制论在其中扮演了通用语言的角色。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很多美国人开始担心，当年曾创造了原子弹的军事、工业与研究机构，正开始改变所有美国人的生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下，冷战时期本来自由协作的科研方式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训练有素的、等级森严的和在左派人士看来金字塔形机构居统治地位的社会。操纵这些机构的是些保守、老套又心理分裂的人。“随着信息途径和权力途径的集中化，”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在1956年写道，“一些人开始在美国社会中居高临下，其决策极大地影响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这样一些“权力精英”充满控制欲的目光注视下，普通美国人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走廊和办公室里，无法预料、更别说主宰自己的整个工作与生活。不管这个结构本身是否理性，草芥百姓没有办法去质疑这个巨大的结构，虽然他们的生活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样的，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也这么想。在米尔斯这样的批评家看来，不管是官僚机构的主人还是他们的下属，都苦于情感生活的丧失和心理机能的割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理性化渐渐培养出一批“合理却不合情的人，他们日益自我理性化，却也越来越感到不安”，用米尔斯的话来讲，这样的人就是一个“顺从的机器人”。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米尔斯的观点在许多著作中得到共鸣：雅克·埃吕尔的《技术社会》（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1964），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新的工业国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1967），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1964），刘易斯·芒福德的《机器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Machine）（1967），西奥多·罗斯扎克的《反主流文化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Counterculture）（1969），以及查尔斯·莱克的《绿化美国》（The greening of America）（1970）。跟米尔斯一样，这些作者都认为美国社会当时正在经历快速集中化和理性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得到新技术的支持，又推动着新技术的产生。他们为由此产生的社会秩序赋予了不同的名字：加尔布雷思的“技术基础结构（technostructure）”，埃吕尔的“技术社会（technological society）”，罗斯扎克的“技术专家政治（technocracy）”。他们的批评观点都把计算机和自动化视为新的生活方式的驱动力量。比如说，尽管不太被人了解，芒福德却是当时最有口才和最受欢迎的反自动化主义者。在《机器的神话》这本书里，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技术研究冷眼旁观。一方面他说，那段时期确实产生了新的“实验性方法”和核能、超音速运输这样如此多样的技术，一方面他又认为，这同时也造就了新一代技术专家和借以实现其统治的新一代技术：“有了这种大规模的新技术，那些居统治地位的少数派就能创造一种统一的、全方位的超地球结构，以达到自动化统治的目的。与积极行事的独立人格不同，人将变成一种被动、无目的、受制于机器的动物。和技术专家如今所阐述的人的角色一样，人的正常功能，要么纯粹是满足机器的需要，要么为保护人性缺失的集体机构的利益而受到严密限制和监控。”

自动化机器这种社会化的世界观，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获得了大批狂热的追随者。那些在这十年里成年的一代，生活在一个极其矛盾的世界里。一方面，冷战时期的孩子们经历了美国财富的惊人增长。那时候的年轻人身边充斥着家电、汽车和教育与就业机会，这是他们成长于大萧条时期的父辈根本无法想象的。正如当时很多评论家所说，这种富足，使自由自在的童年时期和有成家立业需求的成年期之间的青春期，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空白。特别是对那些中上层家庭的年轻人来说，青春期成了他们的个人探索期。

另一方面，大学成了这些年轻人一起进行个人探索的地方。得益于战后政府给予的数目不小的科研经费支持，美国的大学体系以指数级的速度发展起来。就在战前几年，只有14％的适龄青年有机会念大学。到196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8％，到1970年更是超过50％。1959年只有300万多一点的美国人成为大学新生，到1973年这一数字攀升到850万。这些数字的改变不仅反映了正规教育向全新社会群体的普及，而且反映了一个更加广泛的天才教育运动，尤其是在精英机构。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耶鲁哈佛这样的大学通常是基于家庭背景招收学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很大程度上因为教育考试的兴起，更多基于成绩的标准建立了起来，社会背景更加多元化的学生跻身于他们的父辈所不能踏足的大学校园。

然而就在其视野拓展的同时，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年轻人却陷入了对原子弹及长大后会身处某种封闭世界的恐慌，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封闭世界带来了原子弹。伊莱恩·泰勒·梅就曾指出，战后中上阶层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生活状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压抑（containment）”。作为人际关系对军方与政府决策者的封闭世界论的必然反应，所谓压抑，是指人们控制情绪、维持婚姻、构建安全稳固的独立家庭所采用的一种方式。就像那些在美国边境侦察来袭的苏联轰炸机的空军士兵，很多美国人也开始监控自己的生活边界。然而这并没有驱散核战争的梦魇。恰恰相反，对于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儿童来说，核战争仍然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恐怖情景。1967年社会心理学家肯尼斯·肯尼斯顿采访了一群参加过反越战活动的年轻人。寄望于找出其激进行为背后的根源，他请他们回忆自己最初的记忆。一位年轻女子说，有一天一位百科全书推销员卖给了她母亲《大英百科全书》第一卷。“我记得我读着读着就看到一张原子弹和瓦砾上的坦克的照片。我想我一定是歇斯底里了，我不停地尖叫起来。”

像她这样的女人并不鲜见。早在学童时期，她们就被告诫，如果正好碰到原子弹爆炸，一定要躲到课桌下面寻求掩护。学校还组织她们观看由政府出资制作的电影，在影片中和她们一样大的孩子在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瓦砾中四处奔逃，寻找躲避放射性粉尘的避难所。自从苏联1949年首次试爆原子弹以来，美国人，特别是年轻的美国人，就一直笼罩在核焦虑的阴云之中。而对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学生来说，这种焦虑还与他们对自身未来就业的担忧联系在一起。由于战后工业发达，他们找工作毫不费力。但是，很多人担心，找到那样的工作就意味着进入毫无希望的官僚体系中，正是它造出了原子弹，后来又发动了越南战争。“既有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模式不管用了。”前面提到的那位在百科全书里发现原子弹的女士如此回忆道，“专业性追求和中产阶级生活发生了全面冲突，而且没人能真正解决。在这样的世界里你会怎么做人呢？”

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更宽泛地说，为了应对技术官僚主义的威胁，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发起了两场有所重叠却根本不同的社会运动。其一发端于“深南地区”的民权运动和言论自由运动，被称为“新左派”。其成员对以前被剥夺公民权的选民进行登记，成立了新的政党，领导了持续多年的反越战抗议。其二则是从冷战时期的各种文化源泉中冒出的产物，包括“垮掉派”诗歌和“垮掉派”小说、禅宗佛教和行为绘画，以及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精神类药物等。假如说新左派走的是政治行动的外向路线，那么这一派走的则是内向路线，他们着力探索意识问题和人际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为增强两者所借助的小型工具，比如LSD和摇滚乐。到60年代末，随着各地的年轻人纷纷仿效其吸毒习惯和衣着方式，青年运动的这一派，以及整个青年抗议者，逐渐被统称为“反主流文化”。

说起反主流文化，今天许多美国人提得最多的就是“享乐主义”。在1969年出版的西奥多·罗斯扎克的《反主流文化的形成》一书中，这个词首次进入公众视野，评论家就把享乐主义视为这一时期的青年运动与冷战社会彻底决裂的明证。在右翼人士看来，留着长发的年轻人服用毒品和性解放的行为，是对美国主流社会的严重挑战。比如说，1976年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就宣称，反主流文化让美国的新教伦理走到了末日。而对那些左派人士来说，反主流文化则似乎威胁到了传统政治斗争的目标。在前新左派人士如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看来，嬉皮士是一支很有诱惑力的力量，甚至能引得反战运动的领导人甘愿放弃“易比士（Yippies）”矫揉造作的政治活动方式。追随他的历史学家则指出了反主流文化究竟如何为青年运动开启了通往消费文化多重愉悦的大门。对其他人比如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及其后整整一代文化理论家来说，嬉皮士的享乐主义标志着一种新的表演型意识形态的诞生，人们借助它来向社会情感僵化的主流文化发起挑战。然而，这些评论在承认20世纪60年代激进主义文化维度的力量的同时，却模糊了嬉皮士抗议风格的思想基础，以及这种风格是如何从想法、社会实践和态度上去响应冷战研究领域所出现的技术。对许多（尽管绝非全部）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来说，拓展意识和加强人际亲密关系本身不是目的，而仅仅是一个手段，目的是借此创建一个另类的、人人平等的社区。尽管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对那个年代的性、毒品，以及摇滚乐很是着迷，今天却少有人记得，那些把旧金山海特-阿什伯里区变成著名的“爱之夏”^⑫中心的嬉皮士们，1967年初秋就离开了这座城市，与其他数千人一道，发起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公社化运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估计，在1965年以前的两个世纪里，美国人总共建立了约500到700个公社。而在1965年到1972年期间，估计有数千到数万个公社被创建，其中大部分出现在1967年到1970年间。杰德逊·杰雷姆^⑬也许是这场运动最缜密的观察者，据他估计，20世纪70年代初全美共有约75万人生活在一万多个公社里。

许多新社区出现在远离都市的山上和林地里。比如说曾经在海特地区活跃一时的前嬉皮士们，就在加州北部、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以及田纳西州帮助建立了农场和乡村居所。另外一些公社就出现在伯克利、剑桥，以及其他城市的公寓和住宅区里，这往往与传统思想（未婚成年人不能混居）产生直接冲突。就如蒂莫西·米勒所释，许多公社都是缘于共同的宗教信仰而结成，也有因为共同的政治倾向而聚在一起的，还有一些是因为有共同的性取向而成立的。而那时最为引人注目的公社由旧金山和东岸一些嬉皮士成员所创建。在他们看来，性、迷幻药和音乐不仅是对冷战时期美国中产阶级压抑的文化风格的摒弃，而且是朝向一个新的国度——一个由基于共同信念的人人平等的小型社区联结而成的王国——的开端。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会把那些实际创建了这些公社的人和那些意识到观念转变是美国社会结构转变基础的人称为新公社主义者。我希望通过这么做来梳理出一股重要的反主流文化思潮，这么多年来，它与“反主流文化”和“新左派”这些名词结合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几乎完全隐入其中。对于那些把技术和头脑视为新社会基础的人，我也会澄清其思想根源、社会抱负和延伸的历史影响，希望能由此澄清两个历史误解。今天许多历史学家仍然把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运动理解为整整一代人对冷战世界的抵制，尽管他们就出身其中。但是对新公社主义者来说，却完全不是那回事。在返土归田运动的公社成员向乡村进发时，他们大都信奉协作性的社会准则，崇尚技术，采用主流的军工学研究的控制论话语风格。近来，数字乌托邦主义的研究者提出，互联网诞生之初就与之相伴的那种公社主义话语风格，源于某种被资本主义力量所压制的真正的革命性社会运动。当代的数字媒体理论家往往走得太远，他们把新公社主义与新左派跟反主流文化混为一谈，从而重拾20世纪90年代那种乌托邦式的主张，把它的点对点技术重新视为某种一度置于主流文化之外的新的“自由”文化在软件和硬件上的重生，并且能再次做到这一点。

但是假如我们更深入地考察新左派和新公社主义，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重大区别，而且它们都没有与其意图改变的社会彻底决裂。新左派运动一开始就是政治运动，只不过具有公有制（公社主义）血统。1962年6月，59位激进学生聚集在密歇根州休伦港，起草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的成立宣言。无论如何SDS也不是新左派运动的全部。但《休伦港声明》（Port Huron Statement）仍然是这场运动对当时大学生青年要求的最清晰表述之一。文件作者明确指出驱使他们组织起来的两股力量。其一是民权运动的兴起，它暴露了美国南方的种族偏见，到1962年，许多白人大学生因而在休伦港集会，投身于非暴力抵抗。其二是冷战和核灭绝的威胁。“我们也许是最后一代活着的人，我们的工作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正如SDS发起人所见，非洲裔美国人所遭遇的歧视与人类物种的毁灭危险，其根源是一样的，那就是高度官僚化的社会，它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个人心理发生分裂，从而可能会做出恶行。要消除种族偏见，拯救世界，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他们认为，在这个新世界里，“人和社会的目标应当是找到对个人而言真实的人生意义。”在许多新左派人士和新公社主义者看来，冷战时期的美国官僚体系和悬于其上的核阴云似乎对个人的现实存在感造成威胁。正如历史学家道格拉斯·罗辛诺所指出的，新左派的创建者怀有一种深深的焦虑感，在世界大事面前特别无助，对自己长大成人所身处的文化怀有“令人窒息的疏离感”。他们通过发起两种形式的政治行动来对这一体验做出回应。最开始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就是直接组织政治变革。整个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活动家都在为言论自由和黑人权利而抗争。他们抗议工业化活动和大学官僚机构，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领导了反对越战的抗议示威。无论在哪儿，新左派所做的就是暴力政治运动通常会做的一切：起草声明，建立政党，选举领袖，上街游行。

新左派的许多成员把激进主义当做这场运动的首要使命。他们认为，要消弭个人的隔阂，建立一个暴力更少、精神更自由的社会，必须要参加政治斗争。而与此同时，说得广一点，在SDS和新左派内部，许多人都希望能体验自己致力于打造的新政治结构。如果像《休伦港声明》所说的，有效的民主促进个人的政治参与和个人独立，那么SDS也能取得同样的效果。于是SDS就成了一个政党，选举领袖，开办年度例会，而其成员往往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来进行决策，至少在某些方面保持着对层级化体系的不信任。随着他们走到一起，起初是民权运动和言论自由运动，后来是反越战示威，SDS成员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过的集体感和归属感。1963年当选的SDS主席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说：“早期的SDS圈子创建了一个代理家庭，基于信任的水平关系取代了基于权威的垂直关系。”十年过去了，这种关系在其他领域得到强化。1966年当选SDS全国秘书的格莱格·卡尔维特主张，SDS不仅要“消灭美国主流社会中无爱的反社区力量，而且应当主动尝试在自己所属阶层内建立新社区。我们要自己建立爱的社区。”

于是，在SDS内部，在整个新左派内部，以白人居多的中上层青年群体确实在尝试创建一个不一样的社区结构。而与此同时，特别是在初期，新左派仍保持着对主流政治策略的忠诚和对反主流文化中常见的迷幻神秘主义的反感。新左派也许确实想建立新世界，但是他们采用的还是传统好斗的政治手段。假如说新左派内部成员体会到他们在这场运动之外带来的那种集体归属感，那也是其自身组织的后续效应。新左派内部往往认为，真正的社区和隔阂的消弭是政治活动的结果，本身并非某种政治形式。

而新公社主义者则恰恰相反。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在曼哈顿、旧金山汇集的早期嬉皮士、艺术家和神秘主义者看来，政治激进主义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也是无关紧要的，而在最糟的情况下甚至本身就是问题。与新左派的发起人一样，这些反主流文化的早期参与者也希望向冷战的社会秩序发起挑战，通过这样的方式带来一个新的、没那么暴力的、心灵上更加真实的世界。然而跟新左派的许多人不一样，他们大多数人不仅对传统政客极不信任，而且对任何形式的约束都觉得不适。1967年底，旧金山市的地下报纸《种子》发表了一首诗，从这首诗当中可以感觉出那种后来贯穿整个新公社主义运动的政治态度：

当心那些领袖、英雄和工会头头，看看他们是些什么货色。

当心那些机构怪胎，他们一无所知。

我们知道这系统不灵，因为我们就活在它的废墟里。

我们知道领袖无计可施，

因为就是他们把我们带到今天，好坏都一样。

他们所说的组织——线性组织，

其实是秩序森严的笼子，专横地限制着一切。

它从未成功，

却不断地创造着当下。

对新公社主义者来说，社会变革之路不是政治，而是思想。1969年西奥多·罗斯扎克指出，冷战时期理性化官僚政治的根本问题不是政治结构问题，而是“意识客观化的神话”。这实际上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罗斯扎克认为，这种心态产生于那些支配理性化官僚机构的专家，它会导致疏离感、层级化和对社会生活的机械论观点。其象征就是时钟和计算机，其顶峰即“基于利己主义和大脑意识模式的科学世界观”。与此相反，罗斯扎克等人主张回归超验主义，实现自我个体和人际关系的同时改变：“这就是反主流文化大业：建成一个新的天堂、新的地球。它是如此广阔，如此美丽，对顺从的、边缘化的生活状态来说，面对此等壮景，任何对技术专长的过誉之词都黯然失色。要创建和传播这样的生活意识，就需要我们放飞梦想，与它一起飞翔。”

罗斯扎克的呼声回应了19世纪的爱默生、惠特曼和更早时候美国早期清教徒的千年抱负。也许在美国文化中从未有一个梦想像这样反复出现，那就是一群天赐英才按照自己理想中的样子再造世界。在罗斯扎克和新公社主义者看来，这一梦想意味着要抛弃工业时代的技术官僚体系。当返土归田运动的参与者们把校车开进马林县的山里，开进新墨西哥州的沙漠时，他们想建立属于自己的隐居所，在那里可以重拾前工业化社会那种亲密无间和人人平等的社会规则。然而与此同时，超验主义的反主流文化梦想标志着重要的一步，他们开始接受知识和知识工作的协作化方式，它们都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主流研究与工业文化的核心领域。

这一点在查尔斯·莱克的《绿化美国》一书中表现得特别清楚。它和罗斯扎克的《反主流文化的形成》一道，为新公社主义运动确立了知识框架。莱克认为，社会经济学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相应的意识归属。第一阶段意识出现于19世纪的农业时代，代表了农民和小商人的价值观。到了20世纪中期，第一阶段意识被第二阶段意识所取代，工业官僚希望通过复杂的组织机构和新的管理与通信技术来控制人和自然。与罗斯扎克和技术官僚体系的其他批评家一样，莱克认为第二阶段应该对核灾难的全球威胁负责，它也是高度本土化的精神痛苦体验的根源。莱克写道，“在工业化的体制下，想要找到一个完整的人并与他面对面对话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完整性根本就不‘存在’。”

而第三阶段意识则会把这样的残缺补全。与前两个阶段不同，第三阶段摒弃了那种“威权与从属关系”，支持建立平等化社区，和谐互助，每个公民都能“诚实友爱”地与人相处。在这样的社区里，公民互为榜样，进而这样的社区就会成为世界的榜样。认为所谓公民主要是富有的白种年轻人的看法是偏颇的。莱克写道，“今天只有一个阶级，于是经济上的阶级斗争就被重获人性的共同利益所超越。”在莱克看来，所有阶级的成员都投入了恢复自我意识的抗争中，富有的年轻人就是其中的先锋。当他们改变思维，并且在按照新思维创建新社区上初尝胜果时，那个技术官僚的机器必将终结。

通过把意识视为社会变革之源，莱克和实践其思想的新公社主义者就不再像新左派和传统政党那样进行政治抗争。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打开了通往主流文化的新大门，特别是高科技研究文化。假如说心灵是社会变革的首发地，那么信息就必须成为反主流文化政治的核心部分。如果这种政治拒绝层级政治，那么环环相扣的信息和系统论就不仅作为信息观点言之成理，而且也从自然界中为集体主义政府的合法性找到了证据。最后，如果个人是社会变革的终极动力，如果阶级不复存在，那么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成了政治行为，消费及生活方式的技术——包括信息技术——都将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政治效应。

对新左派和新公社主义者来说，技术官僚体系至少预示着一种枯燥而精神压抑的生活，更有甚者，说不定还会带来人类的毁灭。新左派认为，政治运动能够使官僚体系解体，同时又能体会到那种基于共同承诺的亲密无间和重诺守信的生活。相反，在新公社主义者和更宽泛意义上的反主流文化者看来，控制论和系统论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选择。和二十年前的诺伯特·维纳一样，反主流文化的许多人意识到，控制论的世界观不是基于垂直的层级体系和自上而下的权力流向，而是围绕能量与信息的循环往复而建立的。这样的循环带来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它不是基于军事与企业生活中令人沮丧的指挥链，而是基于信息交流的潮涨潮落。

1967年夏天，一位叫理查德·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的长发诗人把这种愿景写成了一首无韵诗。穿行在海特-阿什伯里区的街道中，他将自己的诗作派发到行人手上，诗的内容是这样的：

慈爱的机器照管一切

我在幻想，

（希望越早实现越好）

一个自动化的草地，

在那里，

动物和计算机，

在相互编程中，

和谐共存，

就如碧水，

倒映蓝天。

我在幻想，

（此时此刻！）

一个自动化的森林，

满是松树和电子元件，

群鹿悠闲地漫步，

走过计算机，

似乎那是野花，

绚烂绽放。

我在幻想，

（必须如此！）

一个自动化的生态，

在那里，

我们无需劳动，

回归自然，

回到我们的动物兄弟身边，

慈爱的机器，

照管一切。

正如布劳提根在诗里提到的，到20世纪60年代末，反主流文化的一些骨干分子，特别是返土归田的那部分人，已经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流行于冷战时期研究领域的系统论。但是这两个世界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一个致力于批评冷战时期官僚机器的运动，为何会为激活这种官僚机器的社会化技术观大唱赞歌？为什么说，反主流文化的公社主义理想早该以这种方式融入到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当中，以至于30年后的90年代末，互联网能够作为青年革命复活的象征出现在众人面前？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看一看斯图尔特·布兰德的传记和“全球网络”的历史。

注释

①　宝瓶座时代（Age of Aquarius）：星相学术语，以人类征服宇宙空间，享受高度自由、博爱为特征。20世纪中叶开始的美国新时代运动中的“新时代”指的就是星相学里的“宝瓶座时代”。

②　保罗·爱德华兹（Paul N. Edwards），美国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历史系教授，著有《封闭的世界：计算机与冷战时期的美国对话政治》（The Closed World: 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Cold War America, 1996）、《改变气氛：专家知识与环境管理》（Changing the Atmosphere: Expert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2001）。

③　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美国“大科学”的先驱，美国战后科技大厦的奠基人。曼哈顿计划、国家科学基金会、高级研究规划署、Internet、硅谷等都与他密切相关。

④　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1955—）：科学史学家，1997年出版《图像与逻辑》（Image and Logic）一书，提出与孔恩的“典范替换”理论大不相同的新观点，指出了科学知识的另一种力量，即新的实验工具。他认为工具的发明与改良促进了新的发现，继而衍生出新的世界观。（来源：高涌泉《器物与思想》）

⑤　皮钦语或混杂语言（Pidgin），指不同种语言混和而成的混合语，洋泾浜是其中一种。特点是词汇量很小，都是从现有语言中的借词，没有固定语法和句法。

⑥　克里奥语，或克里奥尔语，是指一种混合多种不同语言词汇，有时也掺杂一些其他语言文法的语言。它起源于殖民化初期，词汇主要是法语，但是用的却是非洲语言的句法。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克里奥尔语变成了一种完全独立的语言。

⑦　阿图洛·罗森布鲁斯（Arturo Rosenblueth，1900—1970），哈佛大学神经生理学家，控制论创始人之一。

⑧　伺服系统（servomechanism），常缩写为servo，是一种自动化设备，采用能够感知错误的负反馈来校正机械装置的运行。

⑨　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1916—2001），美国数学家、电子工程师和密码学家，被誉为信息论的创始人。1948年，香农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通信的数学原理》，奠定了现代信息理论的基础。不仅如此，香农还被认为是数字计算机理论和数字电路设计理论的创始人。

⑩　凯瑟琳·海勒斯（Katherine Hayles，1943—），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家、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以其在文学与科学、电子文学及美国文学等领域的贡献而极富盛名。著有《写作机器》《我们如何变成了后人类》等书。

⑪　史蒂夫·海姆斯（Steve Joshua Heims，1927—2007）：科学史学家，著有《约翰·冯·诺依曼与诺伯特·维纳：从数学到生与死的技术》（John von Neumann and Norbert Wiener：From Mathematics to the Technologies of Life and Death”（MIT Press，1980）。

⑫　爱之夏（Summer Of Love）：1967年的夏天在旧金山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嬉皮士聚会。那时的旧金山街头到处都是即时性的街头剧、无政府主义游行和各种艺术表演，当然还有性、毒品和摇滚乐。

⑬　杰德逊·杰雷姆（Judson Jerome），美国著名诗人，作家，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