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全球电子链接（WELL）的虚拟性与社区性

    Virtuality and Community on the WELL

    初服务于返土归田运动约二十年后的1985年，《全球概览》成了迄今最有影响力的计算机网络——全球电子链接（WELL）的模型。由斯图尔特·布兰德和计算机创业家拉里·布里林特（Larry Brilliant）创建的WELL是一个远程会议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用户可以驳接中央计算机，以异步或实时会话方式互发信息。在软硬件方面，它与同时问世的众多此类系统没有多大差别。而在会员和管理上，WELL则传承了最初在《全球概览》内部及其周围形成的一整套思想观念、管理策略和人际网络。在WELL的电子边界里，斯图尔特·布兰德汇集了前反主流文化主义者、黑客和新闻记者——他不久前刚刚在克朗凯堡和《全球软件概览》的办公室召集过这帮人。这些人常常聚在一个由新公社主义者和控制论思想主导的网络论坛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一个地理上分散的社区中形成共识，这与曾将返土归田运动中零星分散的公社统一起来的社区理念极为相似。

    而做到这一点，有赖于全新的经济和技术条件。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WELL所在的旧金山湾区的职业社区，尤其是那些数字技术相关社区，见证了经济组织网络化和自由职业模式的异军突起。在湾区工程师和符号分析师看来，WELL成了他们交换信息和建立社交网络以便未来求职的场所。在这个新氛围下，意识和社区观念，与反主流文化相关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成了WELL用户管理自己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在其用户眼里，WELL绝不仅仅是计算机会议系统，而是在新的“虚拟社区”复兴基于共同思想的反主流文化理想的一种途径。反过来说，在许多WELL用户眼中，社区存在于由20世纪60年代的公社成员所开拓的美国乡村大地的数字演化物里，即“电子边疆”。WELL上的这种说法延续了新公社主义者的社交观念，同时又促使新的社会经济交流方式融入WELL成员生活之中。最终，归功于系统中无数新闻记者的不懈努力，尤其是霍华德·莱茵戈德和约翰·佩里·巴罗的著作，《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和《电子边疆》（electronic frontier）。它们成了美国人借以理解新兴的公共互联网本质的核心框架。

    WELL是什么？

    WELL的创办，来自一家计算机会议系统销售公司“网络技术国际（Network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创始人拉里·布里林特向斯图尔特·布兰德提出了将《全球概览》放到网上的构想。布里林特当时正在寻找一个现成的用户社区来测试他的最新系统，他相信布兰德的“全球”网络里就有一个。布里林特提议双方合作：布里林特提供一台电脑及所需的会议系统。布兰德应允许布里林特将《全球概览》最近一段时间的所有条目作为讨论主题发到网上并允许大家回复。不管系统利润多少都要与“要点基金会”五五分账，这个基金会是“全球”系列出版物的非盈利所有者。布兰德接受了这个财务安排，承担了系统日常运行的职责，然而却并不同意将《全球概览》的章节发到网上。相反，他认为应当允许用户创建他们自己的交流主题。正如他在《全球概览》中所做的，布兰德希望让系统用户彼此进行对话，再把对话内容卖给对话参与者。

    尽管不同意把《全球概览》搬上网，布兰德倒是把它的两个基本特征带到了项目里：技术社区、反主流文化社区和新闻从业者社区之间的深度融合；由新公社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与系统理论结合而成的管理思想。除包括《软件概览》的“全球”出版物的读者和职员外，WELL最早的几百位用户包括大量计算机技术专家（他们大多数来自黑客大会），《纽约时报》、《商业周刊》、《旧金山纪事报》、《时代》、《滚石》、《字节》、《哈泼斯》、《华尔街日报》的特约撰稿人和编辑，以及为数众多的自由撰稿人。这些新闻从业者中有一些人，比如当时还是夫妻搭档的约翰·马科夫和凯蒂·哈芙纳（Katie Hafner）、《纪事报》的乔恩·卡罗尔（Jon Carroll），在湾区和“全球”社区已经颇具声名。其他人听说这个系统后登录进来的部分目的是关注最新动态。他们都获得了系统免费账号——此举从长期来看极大提升了WELL对公众的网络计算认知的影响力。最后，1986年，电台DJ、对感恩而死乐队了若指掌的牛人戴维·甘斯（David Gans）加入了WELL。随他一同到来的是大批“死人头①”，这些付费用户围绕感恩而死乐队没完没了地闲扯，多年来一直是WELL的主要收入来源。

    像《全球概览》的读者一样，这些复杂多样、相互重叠的社区聚到一个文字论坛里，它既是商业又是社区，以非等级制的方式进行管理。凯文·凯利在WELL创建时是《共同进化》的一名编辑，后来成为《连线》执行主编，他在1993年回忆说，WELL团队一开始有七个设计目标：

    1．它应该是免费的。这是一个目标，而不是承诺。我们知道它不可能完全免费，但是我们应当让它尽可能免费（或很便宜）。

    2．它应该是盈利的……在马修和克里夫大量辛苦而不计报酬的工作之后，这会实现的。WELL至少是少数较有前途的在运行的大型系统之一。

    3．它将是一个开放世界……

    4．它将是自我管理的……

    5．它将是一个自我设计的实验……早期用户将为后来的用户设计系统。系统的使用习惯将从一开始就与系统一道共同进化……

    6．它将是一个社区，一个反映“全球”系列出版物的本质的社区。我认为它干得漂亮。

    7．商业用户将是它的根基。这可就错了……

    正如凯利所描述的，WELL的早期开发者把社区的反主流文化思想和控制论理念构建到系统之中。这在该系统的软件及商业模式上都有所反映。尽管今天WELL在万维网上也能被找到，但在1985年首次上线时，它只是一个公告牌系统（BBS），运行在一个名为PicoSpan的程序上，后者基于Unix开发，要求苛刻。这个程序安装在《全球软件评论》索萨利托办公室的一台计算机上，人们可以用调制解调器拨号登录。一旦建立连接，用户输入登录名和密码就能调出一长串讨论组名称。讨论组分类广泛，比如“文学艺术”和“娱乐”，涉及了从书籍和烹饪到计算机和感恩而死乐队的不同主题。用户可以输入简单命令和讨论组名称，只要“在列”，他就能找到一连串编号“主题”，每一个都由用户建立，每一个都代表了一个正在进行的异步会话。这样他就可以在这个会话中发表自己的评论，或者，如果他愿意的话，开始另一个主题。从技术方面来看，PicoSpan没什么稀奇的。和当时其他的会议软件一样，它勾画了一个等级形式的信息树，从系统层面延伸到针对单个主题的讨论组层面。而在其用户看来，系统似乎具有一种非凡而又熟悉的灵活性。就像《全球概览》的读者从“理解全球系统”专题跳到“游牧”专题，为自己的阅读建立链接，WELL用户也能在主题之间跳来跳去，任意进出，建立自己想建立的会话。

    像《全球概览》一样，WELL将用户贡献的内容又卖给那些用户，这与神童（Prodigy）或通用电气的Genie系统等竞争对手的做法截然不同。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商业系统来说，计算机会议只不过是众多服务的一种。这些公司把自己视为信息公共服务，计算机网络与其说是点对点的通信场所，不如说是信息传送的新媒体。比如说在1985年，这类系统中最大的CompuServe为其超过20万的用户提供了邮件、特别兴趣讨论组和模仿当时很受欢迎的“公民乐队”电台的实时聊天网络等接入服务。然而，这类通信特色远不如系统实际发送的新闻信息的数量大。在CompuServe的数据库里，用户能够获取美联社新闻、大量电子报纸、由医生撰写的健康信息，以及各种最新财经新闻。在CompuServe和其他一些地方，开发者很大程度上把信息当作可以交易的商品，而用户则是信息商品的消费者。

    当其用户真的生产出信息商品时，商业系统往往试图占有它们可能具有的一切价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商业系统对发在其上的每个字都提出版权要求。WELL正好相反，在人们看到的首个登录页面就提醒用户：“你对你说的话拥有所有权。这意味着你对你发在WELL上的文字负责，WELL会议系统以外的任何媒体，未经你的许可对这些文字进行复制，你作为原作者都可以对此提出法律质疑。”正如他对凯蒂·哈芙纳所说，布兰德制定这项政策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WELL为其用户所发帖子承担责任。但这项政策也反映出WELL的《全球概览》和新公社主义运动血统。在它点出用户的文字内容可以被转换为可交易商品这一事实的同时，它又提出，从更重要的意义上看，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属于他们自己。WELL上的信息不仅是交易对象，更是其创作者个人思想的展示。

    WELL的早期管理员试图以对等级制度的反主流文化批判和《全球概览》对工具力量的笃信来管理这个新兴网络。他们尽可能避免介入难以驾驭的争论。尽管WELL会员协议赋予讨论组主持人和系统所有者将会员逐出系统的权力，在最初六年里管理员也只行使了三次这项权力，而之后每一次又允许被驱逐的会员回来。与直接维护自己的权威不同，WELL的早期管理员选择利用信息技术给予用户自我管理的权力。举个例子，互不喜欢对方帖子的会员，可以在自己的页面上将之删除——尽管并非从社区整体上删除，只需使用一个PicoSpan的内部程序“傻瓜过滤器（Bozo filter）”就可以了。同样，对所发帖子感到后悔的会员可以返回系统，使用一个叫做“涂鸦（Scribble）”的功能将它们批量删除。

    这种以技术为中心的管理形式，将新公社主义者对非等级制社会组织的偏爱与管理的控制论思想结合在一起。举个例子，WELL的订阅费率大大低于其商业竞争对手，这并非只是出于商业考虑，而是由于它承担着布兰德等人借WELL塑造人际关系的作用。布兰德深知，其他系统的高成本导致其用户发的都是精雕细琢的长篇大论，用户很快就会因失去耐心而退出系统。而他又担心，如果WELL实行“每小时零收费”，“会勾起话痨们盘踞在这里的兴趣”。结果，他决定向用户收取8美元的订阅费及每小时2美元的登录费——远低于当时其他系统每小时25美元的使用费。“据我所知，订阅是看似是免费的，但却是付费模式中真正管用的。”布兰德后来对凯蒂·哈芙纳说，“在这种费率下，人们可能就会忘记他们是WELL会员，在六个月后收到账单时也不会那么纠结。为了值回票价，人们倒是对WELL更有兴趣了。”

    在设定订阅费率时，布兰德也帮助制定自治系统的边界条件。像20世纪60年代末的公社成员一样，他致力于建立一个人人能够自我表达的论坛和一个志同道合者的另类社区。然而，像控制论专家一样，他也在设计一个递归的自维持实验。WELL就好比一个社会技术版的恒温调节器。从创造者启动它那一刻起，它就要一边运行一边学习，以便找到自己的理想温度，可以说这是通过协调其各组成部分的行动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像操作维纳防空系统的士兵，或者奥尼尔在1975年所幻想的太空移民区公民，在一个自我控制的生物技术系统里，WELL用户既要做他们自己，又要充当系统回路。机器和人将为各自利益及系统整体利益而共同进化。这种共同进化将同时发生在人际领域、电子领域和经济领域。在社会和电子层面，系统自身也将成为回路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以比特方式存档，以讨论组和讨论线索的方式进行展示，WELL将和《全球概览》一样充当社区互动的记录与地图。和恒温调节器的原理一样，个人可以追踪某段文字，并通过未来的互动赋予其新的形态。这个过程还将成为一种商业模式。正如WELL早期主持人和领导者之一的克里夫·费加罗（Cliff Figallo）所说：“收纳并存档在WELL上的讨论与对话是其主要产品。WELL‘把用户出售给彼此’，在它眼里，用户既是消费者，又是主要的生产者。”

    纵观WELL的早期岁月，《全球》精神气质的系统体现，伴随着许多WELL会员反主流文化的鲜活经历，似乎在暗示，计算机网络或许能让新公社主义者共有意识的社区之梦再度复兴。拉蒙·森德尔·巴拉扬（Ramón Sender Barayón）曾帮助斯图尔特·布兰德凭空想出1966年“迷幻之旅音乐节”的点子。他在WELL初创时即加入，用他的话说，部分原因在于“我感觉到WELL的活力。它让我想起自己20世纪60年代曾经去过的那些‘田野’公社（Open Land communes）。部落化需求是为我们的文化所不容的一种需求。资本主义想让我们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尽可能地消费。WELL理解这种需求，并且说：‘嗨，让我们来瞧瞧，如果我们成为一个非实体部落会怎么样。’”对WELL的早期管理员来说尤其如此。刚和布里林特成立WELL，布兰德就把系统的日常管理交给《全球概览》的前排版员马修·麦克鲁尔。麦克鲁尔聘请约翰·寇特担任营销总监，当麦克鲁尔在1986年离开WELL时，他又聘请克里夫·费加罗协助寇特管理系统。麦克鲁尔，寇特，还有费加罗，都是“农场”公社多年的老兵，这个公社建在田纳西州夏季镇1750英亩贫瘠的土地上。“农场”由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前英文教授斯蒂芬·加斯金创立，他20世纪60年代末在一个叫做“星期一晚课”的开放论坛上宣讲他的理论。他的讲座关注迷幻剂和世界宗教，还有大量神秘主义的东西。当他和250名追随者于1971年建立自己的公社时，他们希望创建一个完全开放的人际社区。正如寇特所回忆的，“农场”是一个“精神裸体主义者的聚集地”。公社鼓励成员进入那种一些人曾经在LSD上感受到的超个人和谐状态。费加罗回忆时认为，“将迷幻世界观延伸到普通的生活世界，是斯蒂芬学说的根基之一。”在这种环境下，公社鼓励成员互相挑战，“进入”对方的“世界”，从而使他们放下个人防备，成为一个卓越集体的一员。“我们尝试部落化，”寇特说，“以找回欧美白人文化丢失已久的一些东西……这正是‘刨根问底②（getting straight）’和‘倾诉恳谈③（sorting out）’的本质。我们努力靠得更近靠得更紧，这样便能产生快感。”

    尽管一些成员仍然住在那里，正如麦克鲁尔、寇特和费加罗所知，“农场”公社于1983年归于瓦解。债务缠身加之对斯蒂芬·加斯金的特别权威日益不满，其成员在那一年投票决定，停止公社内的一切资源共享，重组为一个由个人成员缴纳会费的合作性团体。“农场”终止其公社架构后不到两年，其虚拟社区的理想在WELL上找到了归宿。与“农场”和《全球概览》一样，WELL也是个由对话交流聚集而成的社区，一个在物理上分散的部落的文本镜像，这个部落自我感觉是被一个看不见的共有精神连接起来的。正如费加罗所说：“我们（这些‘农场’公社的老兵）已经习惯于服从“社区规则”——即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并保护这些关系的支持架构的需要。我还逐渐意识到……这些关系是我们可以出售的唯一‘产品’。”

    与此同时，即便在前“农场”成员看来，WELL也成了一个在一整套控制论原则下进行管理的系统。人与科技系统同时存在于WELL上，又相互影响，至少在理论层面上看，就像彼此的一面镜子。像第一代控制论实验的科学家一样，管理员要做的就是为系统设定边界条件，然后站在一旁观察其运行。而在由格雷戈里·贝特森引入《全球概览》的第二代控制论框架里，观察者总是被观察系统的一部分。在WELL里，麦克鲁尔、费加罗和寇特在两种传统之间保持平衡，既扮演设计者、观察者，同时又是参与者，在管理实践中既借鉴控制论又借鉴社区模式。克里夫·费加罗说：“兼收并蓄，资源公平分配、职责分摊、榜样感化式管理、扁平化组织层次、协作式政策制定，以及接受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精神等，这些原则，都是我们的公社生活经历的历史遗产。”而这些原则同时也是仿拟生物系统管理的关键要素。在费加罗看来，WELL“就像一个均衡的小社会生态”，一方“池塘”，“不管各种技术的和人际关系的困难如何纷至沓来，它似乎总能自我更新。”管理员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设定“环境”状况。“我的主要重点，”费加罗回忆说：“就是通过提供开放的交互论坛，来保护和支持WELL用户的自由与创意实践。”麦克鲁尔也深有同感：“我认为我们对它将变成什么样子并没有先见之明，但我们对它的潜能及如何发挥其潜能很有想法。许多管理的实现，靠的都是适时地袖手旁观。WELL不是真的在进化，它的进化是我们的设计使然。”

    不管在其原始商业计划书里还是在其日常管理中，WELL都对《全球概览》的遗产及其对新公社主义和控制论思想的整合心怀极大的感激。正如凯利、麦克鲁尔、费加罗和寇特所述，WELL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其管理员和科学家一样是所谓“神的存在”——设计世界，用对话引导脱离肉体的“精神”，创造环境，使个人既能建造自己的新社区又能自我改造，方法是使用一套WELL授权的全新数字“工具”。他们和WELL贯彻了《全球概览》对等级制政府的反主流文化批评，以及对控制论形态的协作组织的推崇。它正由反主流文化迅速演变为由计算机网络连接起来的个人和组织世界——“赛博文化”。

    新的科技与经济网络

    赛博文化取决于一套新的经济和技术配置，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主流经济生活由按照等级体系组织起来的企业支配；这是新公社主义运动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到WELL创立时，世界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正如各种经济社会学家所指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行业的等级制企业和若干政府组织自我重组为以项目为导向的网络。它们解雇了工人，把公司组成要素分解成半独立的项目团队，分散其管理架构。这个过程中涌现出沃尔特·鲍威尔④（Walter Powell）所描述的新的生产组织网络化逻辑，这种逻辑以就业基础从长期工作向短期项目转变、企业层级扁平化，以及跨行业整合为主要特征。在这个逻辑下，公司和工作的原有边界变得松动灵活。在其组成单位寻找并加入跨越公司、行业和组织传统边界的网络时，公司就成了内部网络的集合。对越来越多的工人来说，就业不仅意味着在公司内部执行特定任务，还要帮助建立和维护公司之间的网络。某种程度上，这种网络有助于为自己的公司建立同盟关系。而对某些雇员来说，它还有助于减轻对工作的不安全感。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接受时任AT&T人力资源副总裁的詹姆斯·梅多斯（James Meadows）于1996年所发表的观点：“人们需要将自己视为自我雇佣者——就像街头小贩一样，到公司来出售他们的技能。在AT&T，我们必须推广整个劳动大军皆临时性的理念，尽管我们的大多数临时员工都在我们的围墙之内。职业正在被项目和事业所取代，由此将出现一个日益‘失业但并非无事可做’的社会。”

    这种情形对WELL早期用户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指出的，电子行业及其地理中心，包括旧金山湾区，在所有行业和地区中最依赖网络化的组织模式。在硅谷，这些网络已经出现好几十年了。把网络组织的兴起归功于网络通信技术的兴起很有诱惑力，但至少从硅谷这个情况来看，这么做是错误的：在那里，网络化的商业形式的增加走在了前面，并且实际上推动了WELL这类系统所依赖的技术的研发。从20世纪初开始，硅谷就已成为一个电子行业研究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研究中有许多得到国防部的支持。例如，基本上每一块20世纪60年代硅谷制造的集成电路，都被安装到“北极星”或“民兵”导弹系统中；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硅谷最大的雇主是“洛克希德导弹与空间公司”（现在的洛克希德-马丁）。尽管如此，该地区的许多技术创新却是由当地技术公司和斯坦福大学合作推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坦福大学未来的工程系主任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掌管着无线电研究实验室（Radio Research Laboratory），MIT放射性实验室的一个副产品。他曾在剑桥一瞥其军事、工业和学术合作的潜在价值，当他回到斯坦福时，就产生了这个设想。在整个20世纪40和50年代，特曼致力于将该地区的工程文化与大学的学术目标进行整合，为配合国防部的战略目标而相互协作。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特曼式协作已经成了全硅谷的标准规范。正如安纳里·萨克森尼恩所指出的，那时硅谷的技术产业享受着一个独一无二的整合文化。在其他地区很常见的社会差别和机构上的等级划分，在硅谷生活里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而在那些将要改写硅谷计算机产业的公司里尤其如此。举个例子，1957年，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首任CEO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废除了更具等级制风格的公司才有的许多特权。他和他的副经理们下令，停车场要先到先停，着装规范不包括外套和领带，应鼓励工程师在与他们的直接上司交谈时畅所欲言。接下来，来自仙童的工程师在硅谷建立了超过五十个公司，它们大都保留了诺伊斯反等级制的社会风格。多亏了这种差异性的消失，社会和职业网络才得以跨地区、跨机构、跨行业、跨企业延伸开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随着个人计算机行业的增长，以及军方赞助在电子产业中地位的下降，这些网络变得日益重要。到1984年，硅谷已成为美国增长最快和最富有的地区。在1986年到1990年期间，该地区电子行业公司的价值增长了250亿美元；相比之下，具有相似产业但更具等级制风格的马萨诸塞州128号公路地区，仅增长了10亿美元。

    湾区计算机行业的快速增长，伴随着这一时期对技术工作持续变化的需求，极大地推动了职业流动性。20世纪80年代硅谷工程师和经理人的工作任期平均为两到三年；体力劳动者的流动速度更快。在这样一个流动就业的环境下，个人培养职业和人际关系网络，以此作为未来就业的重要资源。“公司只是你的工作手段”，一个工程师这么说。即使单个雇主来了又走，强大的网络仍可以使硅谷工程师和经理人保持长期的工作稳定。在WELL的整个早期年月里，其成员有许多来自新兴计算机产业。他们大多数来自旧金山湾区和硅谷地区。此外，它的投稿人有大批来自其他行业的专家，他们长期依靠学术圈、新闻界和咨询业网络来工作。WELL为这些用户提供了一个借此结识朋友、交易信息、建立名声和相互协作的电子论坛。

    这样的交易在“全球”网络中并不稀奇，《全球概览》早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社区成员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不论是写文章还是评论产品，通过这种方式为社区贡献内容，在反主流文化主义者地理分散的网络中证明自己的会员身份。《全球概览》一年也就出两期，不过每年在间歇期会出两期增刊。作为一个纸墨出版物，它在制作和分销上花费了太多时间、人力和金钱。与此相反，WELL的数字论坛就允许即时信息发布。如果说《全球概览》代表了一种印刷版的社区，WELL的数字技术则让它变成一个实时交互的集体。这一事实塑造了个人在系统中的角色。在《全球概览》上，个人能够评论产品，撰写文章，也许还能加入编辑队伍。但是由于牵涉到的制作技术的原因，他们一次只能担任一种角色，一种永远固定在《全球概览》书页中的角色。在WELL，个人可以在一个讨论组充当一个角色，在别处扮演另一个角色。他们能够在不同地方发贴子，充当一个讨论组的主持人，开始一个新话题——统统在一个小时内完成。这样WELL往往和用户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这是任何纸质出版物无法做到的。WELL的早期明星会员玛丽亚·辛迪库斯说：“我会在办公室一边工作，一边在讨论组发贴，发邮件，在‘Sends’（WELL一个早期的即时消息功能）上和别人交谈。我会在家一边做饭一边登录上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关系进展得又快又猛，观点传播像野火一样。我从未笑得如此大声，争论得如此投入，吮吸到如此多的新观点。WELL让我有如腾云驾雾一般。”

    正如辛迪库斯文中所述，WELL的数字网络也为女性带来了无论是在反主流文化还是在《全球概览》中几乎从未有过的声望。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乡村社区，女性往往被限定为配角：洗衣做饭，照顾孩子。在WELL上，她们能够并且实际上跨越了这条性别的鸿沟。在20世纪80年代末，40％左右的WELL用户为女性。尽管早期的系统高管都是男性，公共论坛最频繁的用户是男性，但女性也扮演了强有力的领导角色，建立讨论组、开始话题、广泛参与各种讨论。

    女性的角色扩展反映了贯穿美国文化的女权运动的兴起，自当如此。而这同时也标志着女性在WELL上所感受到被赋予权力。举个例子，学者苏珊·赫林（Susan Herring）在1933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在文中她认为男性和女性表现出不同的在线交流风格，而这些差异往往使女性在在线活动中处于劣势。当这篇论文辗转来到WELL时，立刻引起了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关于女性在线体验的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女人提到她们在WELL上不时收到男人发来的骚扰邮件和讨厌的性搭讪。但就整体而言，她们不赞同赫林关于女性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帖风格的论点，也不同意她就此所做的推断，即女性在网上承受着她们在别处碰到的同样的压力。许多人认为，赫林归咎于男性的那种攻击性语言风格，会给所有WELL用户带来麻烦，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有些人还指出，WELL的许多讨论组和系统的信息过滤能力，加上管理员和讨论组主持人的监控能力和敏感性，不仅能避免骚扰，也能使得找到适宜的交流环境变得相对容易。

    在WELL上最大的几个论坛中，有一个只接受女性成员的讨论组“WELL女人（WOW）”。在WELL创立不久即建立的这个讨论组，要求其潜在贡献者需直接与其任何一位主持人面谈，从而在她们获准加入前就确认其女性身份。一旦加入讨论组，女人们可以就广泛议题进行讨论。伊丽莎白·蕾芭·威瑟在《连线的女人》（Wired Women），一本早期颇具影响的关于女性在线角色的散文集的序言中回忆道，她在找到一份与世隔绝的三班倒编辑工作后不久加入“WELL女人”。当她在午夜时分登录时，讨论组的各种讨论已经在等着她，“就像放在餐桌上的一封信”：

    我抽泣着来到社区，孤独而无助，这些素未谋面的女人坐在我身旁，给我安慰，告诉我她们自己生离死别的往事，以及在一个新城市打拼的故事，或者开始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活的故事……在WELL的熬更守夜让我受益匪浅。没有多少异性朋友的我碰到许多婚姻幸福的女人。我听着与我经历大不相同的女人讨论重组家庭、税法、在酒店该给多少小费、在60年代迎来成年意味着什么，以及父母死亡时如何处理……某种程度上WELL尤其是WOW，就像一个大家庭给我的礼物。

    WELL——经济上的异质分层结构

    媒介技术的变化与WELL用户所处经济环境的变化一道，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与基于信息的人际关系的本质和价值。在20世纪60年代末这段时间，《全球概览》刚刚问世，美国经济走势强劲，长期就业前景良好，对《全球概览》的大多数上层中产阶级并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读者群来说更是如此。许多1968年的森林开辟者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深知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有一些值得回忆的经历，如果必须回忆的话。此外，尽管其推荐确实对读者有价值，尽管其评论员某种程度上靠为它写评论就可以扬名立万，但是《全球概览》的出版频率着实太慢，作为快速信息交易的消息来源代价又太大。评论者发一篇稿件得10美元报酬，但是由贡献给《全球概览》的信息所带来的财务价值，却几乎都回到了《全球概览》出版商手里。

    相比之下，在WELL，却有可能对更小的时效性强的信息片段进行交易，从尚未宣布的技术数据，到关于计算机或杂志行业的一点小道消息。这种信息对WELL的众多信息专业人士可能具有极大的价值。而且由于WELL带动了众多的迅捷互动——与《全球概览》形式单一、用词考究的印刷品形成对比——它还使个人逐渐互相理解对方的思维风格，这种方式在纸墨论坛下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个特点又为论坛提高用户声望的手段增加了一个新维度。而在《全球概览》，特约撰稿人凭借专有技术甚至某种程度上平庸的技术与品位建立声望。WELL的投稿者也能靠这些出名，而且还远不止此，能够依靠的还有魅力、个性和风格。《全球概览》把反主流文化的经验财富浓缩进一本付费出版物上，书款返回到出版商。WELL则倾向于将价值推向用户，在整个系统内扩散和提升价值。

    在WELL，公共与私人的边界极具变动性。结果，任何为一个WELL讨论组而写的稿件，可能同时具有多个范畴的价值——集体范畴、人际范畴和经济范畴。对许多用户来说，这些范畴在信息交易中相遇。和《全球概览》一样，WELL让有趣的事实以及提供这些事实的专家网络成为了一笔财富。而通过让趣闻和专家都实时可得，WELL让两者的价值都显著提升。前图书馆员蕾瓦·巴斯，时为专职自由职业研究者，她在1991年阐述自己使用WELL的方式时，提出了这样一个价值观：

    尽管它并不拥有我的研究要用到的任何一个正式数据库，不可思议的是，WELL却是一大批专家上网的首选之地：多媒体艺术家、音乐家、报纸专栏作家、神经生物学家、电台节目制作人、未来学家、计算机迷。我可以通过邮件直接联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在公共讨论组发贴求助，各种真知灼见多半就纷至沓来了。最有说服力的是，专为非工作问题和搞笑八卦而设的讨论组，让我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这些人，反过来也是一样。

    在巴斯和WELL的许多其他信息专业人士看来，系统提供了一个信息和专业知识的入口，这在其他地方也许早就被换成收入了。比如说霍华德·莱茵戈德，他在加入WELL前做了六年自由记者和作家。他发现WELL扩大了他的社交网络圈子，发挥了他查找信息快的能力。“一个编辑、制造商或客户可能会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精通《宪法》或者光纤、知识产权方面的东西，”莱茵戈德1992年这样写道，“‘我20分钟后打给你，’我一边说一边打开调制解调器。”这些快速多样的联系增加了莱茵戈德的收入。在一个专注于提高WELL用户职业价值的WELL话题“De WELL Been Beddy，Beddy Goot to Me”里，莱茵戈德说WELL给他提供了重要信息和关键合作伙伴。结果，“我通过WELL和WELL社区的帮助挣到的钱，可能比以往所有的收入来源还要多”。

    信息交易绝非早期WELL唯一的经济价值来源。对其他成员账号的二次访问至少显示了两种其他形式的价值来源：成就展示价值和声望价值。举个例子，卡门·埃莫西约，笔名“哼哼狗”，为WELL撰稿了好些年，像其他成员一样，参加过好几次激烈的辩论。她后来写道，在即将告别系统的日子里，她开始觉得，一直以来，她与其说是在交谈，不如说是在自我展示：“我看到许多人在网上泄露了自己的秘密，我自己也这么做来着，直到最后我才意识到我自己出卖了自己……我创造了自己的内心想法，它却成了某种公司产品，而这个公司对我发表文章的公告栏拥有所有权，这件商品正以娱乐之名卖给其他商品/消费者实体。”即使WELL从未赚到多大利润，虽然实际上其高管绞尽脑汁想让系统盈利，埃莫西约的观点还是得到了普遍共鸣。约翰·寇特把在WELL上的写作体验描述为“并非纯粹说或写，而是说和写的混合体。它就是边说边写，连说带写”。尽管是基于文字的，WELL上的投稿构成了某种声音展示———许多人成为系统用户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参与这场展示。

    个人的成就展示对于别人的价值未必取决于其声望。和今天许多新兴媒体形式如真人秀或万维网的用户一样，许多WELL用户观看其他人在网上展示自己的生活，并为这个特权向WELL的所有者付费。而一个漂亮的展示也能提高展示者的声望（尽管并不一定）。正如寇特所说，“自由记者、承包商、创业家还有其他什么人，总是在提前考虑下一个工作，他们就需要把自己的执业招牌挂出来……而又有那么多人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这样一来，在线公共论坛就是一个好地方，没准儿你能在这儿碰到给你带来下一个工作机会的人”。一个在与其专业特长无关的讨论组里展示写作才华的新闻记者，也可能被注意到并获得其他工作邀约。蕾瓦·巴斯还记得，《旧金山纪事报》专栏作家乔恩·卡罗尔就是在WELL上发现她的作品的。在他度假时，他建议编辑让巴斯和其他几个WELL成员暂时顶替他。巴斯在《纪事报》上对她的苹果PowerBook的深情描述，吸引了Ziff-Davis出版集团，她在其旗下的《计算机生活》杂志开了一个稿酬颇高的专栏。

    这种模式在WELL上很常见。在社交和特殊兴趣讨论组的在线投稿，为霍华德·莱茵戈德和他在WELL上同样鼎鼎大名的同事约翰·佩里·巴洛，以及之后若干年的其他许多人带来工作机会。以前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得到过这种好处。一个为WELL实现某个软件功能的程序员就能使他的技术在小组内得到认可，以后在别的地方获得认可也就没问题了。据寇特说，这种声望转移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常发生。这种能够积累声望的工作最终引领了若干对公共互联网早期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协作——包括“电子前沿基金会”、《沙龙》杂志，甚至《连线》的创办。

    这并不是说妙语连珠的新闻记者或者创造新工具的程序员这么做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正好相反，许多人似乎都明显是在混合动机和混合社会背景下行事的。社会学家戴维·斯塔克（David Stark）已经阐明，这种混合是新兴的后工业经济活动形式的主要特征。在一项颇具影响的研究中，斯塔克对后苏联时代的东欧公司进行了考察，他把这种混合命名为“异质分层结构”。在一个异质分层结构中，他阐述道，一个人要面对许多时时相互竞争的价值系统、组织原则，以及绩效考核机制：“异质分层结构通过征求一个以上的价值评估方式而创造财富。”比如说在后苏联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如果某个公司单位同时具有“公有”资源特征和刚解除管制的公司的“私有”属性特征，它就能吸引到来自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两方面的资金，还能与它们共担财务风险。

    在WELL上，用户能够为它们的稿件同时赋予社会与经济记录器的价值，这既依赖于WELL的计算机技术，也仰仗于新公社主义运动的文化遗产。通过让用户实时通信交流，并且近乎随意地开始和终止主题，WELL的技术使个人通信交流能够具有《全球概览》的投稿所永远无法企及的记录器的意义和价值，单从制作一个装订本纸质文档所牵涉到的工序流程就能明白这一点。然而，和这些技术保障一道令WELL可以依靠的，是一整套继承了美国反主流文化，特别是传承自《全球概览》的文化工具。《全球概览》的读者投稿和发表评论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支持并且希望能为在书中所见的地理分散的新兴另类文化做贡献。为《全球概览》撰稿不能成为主要的谋生手段，更别说完全以此为生。读者把投稿当做礼物送给因《全球概览》，《全球概览》再把这些礼物（尽管单位价值低）出售给读者。

    由于技术的转变和旧金山湾区经济的转变，在WELL上交易的信息，其特性与价值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而WELL成员自《全球概览》时代就保有用以解释其在线互动的两个概念框架：“礼品经济（gift ecomomy）”和“集智型”社区理念。正如霍华德·莱茵戈德所阐述的，WELL的礼品经济由具有潜在价值而不求即时回报的信息的持续交易组成。莱茵戈德写道，个人愿意向这样的系统贡献内容，因为这么做的话，久而久之，他们自己也将得到信息的奖励。这种不求即时回报的给予模式，与旧金山湾区的反主流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在莱茵戈德等人看来，正是这种模式，把发生在WELL这类地方的信息交易，与普通现金交易市场的信息交易区别开来。而正如几代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指出的，礼品经济不仅是有价值商品的交易系统，它还是社会秩序的构建系统。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前工业社会交易关系的经典研究著作《礼品经济》（The Gift）中写道，没有所谓的“纯礼品”。礼品必定伴随着义务，形成有助于建立和维持给予者与接受者结构性关系的交易周期。再进一步说，莫斯表示，礼品本身从未置身于社会与经济关系之外。礼品对多重社会和经济涵义进行编码。皮埃尔·布尔迪厄⑤（Pierre Bourdieu）则认为，这些多重涵义对系统参与者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就礼品本身和给予-接受周期而言，多重涵义发挥了把物质财富转变为社会资本的作用。

    它们的力量取决于“礼品”把开展中的经济业务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互动联系起来的能力。在WELL，是社区的语言风格成就了这样的联系。莱茵戈德断言，WELL的信息礼品经济的成功，不仅依靠最终回报的期望，而且依靠一种致力于构建新型社会集体的无形意识。在礼品经济中，“人们相互帮助，是出于在彼此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精神，而不是依据电子表格计算出来的报偿。唯其精神存在，每个人才能从更加现实的交易中得到一点额外的东西，一点智慧之光；当这种心态渗透到每个人心中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相反，当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或者心怀敌意的时代精神支配着在线社区时，那些本可以为群体添砖加瓦的怀璧之人就会倾向于低头噤声、独善其身”。用莱茵戈德的话来说，社区的存在感使个人在交易信息时不用担心他们的礼品可能一无所获。但是正如戴维·斯塔克所看到的，信息给予者赋予其“礼品”的（经济记录器中的）信息价值、（人际交往记录器中的）个人风格展示、（社交记录器中的）助益社区建设的能力，在最初推动了信息交易。这样一来，社区语言风格就为此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意识形态外壳，从而将可能是完全单一的市场交易行为变成了复杂的多维行为。WELL成员如果接受在社区内信息礼品的给予者和接受者这一点，那么，对于在新的信息经济中，在多大程度上交易具有财务价值的商品，他们既可以认可也可以无视。最终他们能增加自身的社会资本和信息与社会资源获取的能力，这是他们的离线工作所依赖的。

    WELL上这种信息工作的异质分层结构形式与人际和谐体验一起出现。在精神社区的新公社主义观的指引下，情感上的互连与信息工作融为一体，由此产生了迄今为止我们理解的互联网最有影响力的框架之一——虚拟社区。通过PicoSpan黑底白字的纯文本界面，WELL的早期用户讲笑话，为生活中的事情彼此祝贺，长篇累牍地讲述自己的个人经历。很快这种谈话演变为面对面聚会，叫做WELL办公室聚会（WOPs）。首届WOP在WELL的索萨利托办公室举行，就在运行着交谈服务的主机旁边。后续活动都安排在湾区47号对面。面对面聚会使早期在线活动中形成的情感纽带确定下来。最终通过这么多WELL用户所共有的这段经历，牢固的人际纽带进一步得到加强。WELL成员对这段经历毫不避讳，建立了诸如“1967：晨星（公社）回忆录”或者就是“公社”之类的讨论主题，在这里回忆自己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历。甚至在转到更具当代感的主题时，WELL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用户，也表现出与其他WELL用户差不多共有的一些经历和兴趣。感恩而死乐队、性、信息工作、为人父母——这都是许多在线讨论组的热门话题，反映了早期WELL用户一代人的共有经历。

    这些共有的兴趣、经历和情感联系，有助于传播这一理念——即WELL构建了一个虚拟社区。尽管一些用户坚持认为，WELL至多也就算个“酒吧”或者“虚拟咖啡馆”，同一时期的报道和在线档案都显示，“社区”理念是WELL用户最常用的隐喻，他们试图用它来定义他们在WELL系统上的全部体验。在一个层面上，社区语言风格让人想起了返土归田运动，以它来描述许多人在网上体验到的情感上的亲密无间。在另一个层面上，将WELL视为共享精神社区的观念，也接受了成员身处的新网络经济的变化无常。约翰．寇特一语道明：在WELL上“职业互动与个人互动是重叠的。”由于这个原因，他写道，WELL就好比一个村子，“因为村子就是这个样子：白天你去找屠夫或铁匠做生意，晚上在本地酒馆或周五晚舞会上碰到的还是这群邻居。”

    WELL成员里没有屠夫也没有铁匠。然而通过把WELL描述成一个村子，WELL用户能够回顾他们共有的反主流文化经历，展示他们紧密的在线人际联系，把它们都变成放大社会和物质资本的资源。成员们可以把WELL想象成一个社区，他们可以同时在多个讨论组里发言，建立声望、友谊和生意。这么做不但没有背叛自己年轻时对另类社区的追求，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安慰。20世纪60年代的公社大部分已经烟消云散，而在约翰·寇特对前工业时代的村子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听到“农场”公社所向往的那种社区和《全球概览》想与之交谈的那种社区的不绝回声。只不过这一次，新公社主义思想不再是主流经济生活的一个选择。相反，它给我们一个视野，通过它可以在日趋主流的网络经济洪流中乘风破浪。

    虚拟社区框架的输出

    这个设想在WELL刚一出现，霍华德·莱茵戈德就把它传播到更广阔的公共话语空间。1987年，在时已倒闭的《共同进化》的后续出版物《全球评论》上发表的一篇短文里，他使用了虚拟社区这个术语，几乎可以肯定是这个新词首次见诸印刷出版物。紧接着，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和1993年出版的《虚拟社区: 电子边疆的家园》（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一书中，他描述了计算机所实现的新的交互形式：聚在网上，却限于文本界面，个人可以相互联系，而不会遭遇基于外貌的偏见。他们不必采取带有现实世界特征的随机互动，而是可以围绕共同兴趣进行选择。在这个空间里，他们可以参与一个新的社交互动形式，既亲密无间又互相帮助。借用反主流文化协作理念和“人类＋计算机”协作信息系统的控制论观念，莱茵戈德在1987年阐述道，他的“虚拟社区”成员互相扮演“软件代理”的角色，成了“高效的过滤器，用以筛选我们作为个人感兴趣并对我们有用的关键数据。”

    而在他们互相帮助进行以信息为主导的工作时，WELL成员也在努力恢复新公社主义者的梦想，一个由志趣相投的灵魂组成的乡村社区，莱茵戈德说，“我们需要计算机网络来重拾协作精神，当我们拥有现在这些技术时，太多人似乎已经失去了这种精神。”他在1993年这样写道。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信的无形范畴里，人们能够“重新发现协作的力量，把合作变成一种游戏，一种生活——知识资本、社会资本融合交流。”莱茵戈德协作式社区的梦想，不仅重现了20世纪60年代末社区缔造者的目标，而且象征着对技术统治论的反主流文化式的批评发生了转变。和20世纪60年代初对冷战时期军工联合体的批评一样，莱茵戈德批评协作精神的丧失，并且暗示正是技术自己造成了这种损失。与《全球概览》复古的技术狂热者没什么不同，莱茵戈德坚信工具能够恢复协作精神，并使协作再次回到社会生活的中心。他相信计算机是一件能够改变用户意识的工具，使用户和其他人一起进入新的、另类的、典范式的社区。但是与锤子和《全球概览》不同，WELL的计算机网络不单是手工工具，它还是一个系统，尽管需要由一台独立计算机授权访问。为了与斯图尔特·布兰德对太空移民的憧憬保持一致，并且支持格雷戈里·贝特森“世界是无所不包的信息系统”的观点，莱茵戈德把WELL的信息网络描绘成一个由情感与物质共同维系的包罗万象的协作世界。

    1993年他的书刚一出版，和互联网开始得到公众普遍关注一样，学者、新闻记者和商业人士几乎立刻就接受了莱茵戈德的观点，把它变成一种思考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新型社交方式的模型。沿着他的线索，学者们讨论在线人际关系的真实性，探索自我表达虚拟化的影响。尽管有许多人批评虚拟社区的观点，但大多数批评还是纠缠于概念本身的措辞上。就像“迷幻之旅音乐节”的舞者认为LSD能让他们摆脱肉体、享受一种新形式的情感交融一样，学者和记者把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描述为一种让肉体都可有可无的互动形式。在许多人看来，莱茵戈德的描述在经济方面完全跑了题。对早期通信技术的回忆也是如此，比如电话甚至书信。他们认为，这个新型通信方式与众不同的是：它使虚拟的亲密关系更加便利。

    WELL上虚拟社区的语言风格，使具有经济价值的信息变成礼品成为可能。部分原因在于，它模糊了某些交易的经济本质，以及由此确定的权力关系。随着虚拟社区这个词慢慢进入公共传播渠道，它对意识形态的化合力使其对企业界尤其具有吸引力。如果一个公司能够发起一个在线“社区”，如果它能使消费者确信，他们是在参与社会活动而非经济活动（或者使他们确信，在任何“真实”社区，社会与经济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那么它就能提高顾客忠诚度、增加利润。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公司包括微软网络（Microsoft Networks）和美国在线（AOL）都盯着WELL，想弄明白如何实现这一点。出于刻意与莱茵戈德对社区虚拟性的强调保持一致，这些公司的高管们倾向于认为，是数字技术，而非强大的离线人际网络或共有的反主流文化理念，造就了在线社区。如果说寇特和莱茵戈德认为，计算机网络将使孤立的后工业时代工人回到前工业时代的情感交融状态，企业领域的成员则认为，这种网络可能把孤立的后工业时代消费者带入后现代经济的情感交融状态。

    正如包括霍华德·莱茵戈德在内的几个作家所指出的，在线社区一直在苦苦挣扎，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缺乏本土根基和早期WELL盘根错节的网络圈子。莱茵戈德自己最终停止使用“虚拟社区”这个称呼，代之以“在线社交网络”一词。尽管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计算机网络正好出现在公众视野内，虚拟社区的理念帮助把《全球概览》的新公社主义思潮翻译成一个现成语言，以便理解这些网络和新的、多重价值形式的网络化工作的社会可能性。它以WELL的沟通语言的形式出现，帮助协调WELL的活动，再由莱茵戈德和其他网络成员输出，直到它能够成为协调学者、商人和记者之间活动的语言。

    变赛博空间为电子边疆

    1990年，WELL的技术和管理风格，以及围绕它和其他《全球》相关组织聚集起来的网络一道，成为重新定义赛博空间的手段。在那一年，“赛博空间”第一次被用来描述刚刚出现的电信与计算机网络的交叉路口的概念，计算机评论家约翰·佩里·巴罗成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使用这一名词的第一人。主要是基于他在WELL上的经历，他把这个新的基于计算机网络的赛博空间具象为一个“电子边疆”。在这个过程中，他把一个原本有些可怕的网络计算机幻象变成一个想象的空间，在这里个人能够以新公社主义的理想方式改造自身和他们的社区。和20世纪60年代的乡村大地一样，巴罗的赛博空间也将置身政府治外。就像一个偶发艺术或“迷幻剂试验”，它提供了一套设置和工具，个人通过它能够建立无形的亲密联系。通过电子边疆的构想，巴罗把WELL的本地规范，包括它源自“全球”的集体协作精神，它对反等级制控制的忠诚，它的控制论语言风格，变成了联网计算的通用象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无论对新型计算机网络通信，还是对扁平化社会组织和解除管制的商业模式而言，巴罗版本的赛博空间大概都成了独一无二的普遍象征。

    当赛博朋克⑥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1984年出版的小说《神经唤术士》（Neuromancer⑦）中首次创造赛博空间这个词时，它让我们想到的不是美国乡村边远地区，而是黑暗的、过度工业化场景的电子根基。赛博空间自身是一个发光的电子宇宙，只不过里边可能住着个性邪恶的计算机系统，并且为大公司所支配。像小说里的英雄凯斯（Case）那样强悍而精通计算机的自由职业者能“插入”这个空间——也就是说，他们能给自己通电，进入电子宇宙，而把肉身留在外边。他们的灵魂出窍和人神合一状态没什么关系。正好相反，它可能会要了你的命。凯斯在很多场合下都发现，如果你在赛博空间待得太久，你的心脏可能会停止跳动。在吉布森眼里，赛博空间是一个虚构的工具，通过它我们不仅可以探索数字技术正在显露的潜在价值，而且可以探索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社会生活深层的反乌托邦倾向。凯斯和他在“斯普罗尔”（the Sprawl）的同伴们在世界的阴暗角落挣扎求生，在那里大公司毁掉了自然环境，政府正在垮台，地方黑手党接管了权力真空，人间惨剧司空见惯。

    而对从事高科技工作的人来说，吉布森的赛博空间观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举个例子，就像阿鲁奎尔·罗萨那·斯通（Allucquère Rosanne Stone）说的，赛博空间的概念使工作在三维镜像系统——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⑧称其为“虚拟现实”——而又地理上分散的一群人，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耦合连接社区的成员，共同协作来决定其未来构架。这个社区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运作，为空军研发飞行模拟设备。其成员还开发出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技术，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建筑机器小组（Architecture Machine Group，媒体实验室的前身）贡献尤其巨大。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些人许多都把家搬到了硅谷。比如建筑机器小组的斯科特·费希尔（Scott Fisher），就加入了雅达利实验室。雅达利实验室关闭后，他又转投国家航空航天局Ames视觉实验室。那里的工程师开发出一个虚拟现实头盔，和一个装在手套里能把研究对象手的动作信息传给计算机的传感器。1985年NASA把制造这只手套的合同给了杰伦·拉尼尔在索萨利托的VPL研究公司，他们在1986年3月制造出第一只手套。另一个东海岸的工程师，埃里克·古利岑（Eric Gullichsen），大约同一时间来到这里。他最终加入了Autodesk，一个旧金山湾区的CAD系统制造商。1988年Autodesk开发出一个“赛博空间”的雏形（很快它就被命名为“赛博利亚”），只要有1.5万美元和一台386电脑，Autodesk就可以为他们建立一个“赛博空间入口”。1989年，古力岑更离谱了，他居然把赛博空间这个词注册为商标；而威廉·吉布森注册了古力岑这个商标作为回击。

    整个20世纪80年代，赛博空间都主要用于描述这些公司致力于打造的这种虚拟现实。但即便技术专家努力制造这种没有空间的空间，这个空间很快就和当地湾区的LSD故事和反主流文化变革扯到了一起。举个例子，Autodesk请迷幻剂权威蒂莫西·利里在其赛博空间原型的宣传视频中出镜。许多新闻记者和科幻小说作家也推波助澜地把虚拟现实和LSD扯到一起。到最后凯文·凯利和斯图尔特·布兰德也加入其中，但它最早也是最活跃的成员是《Mondo 2000》杂志的撰稿人和编辑，包括约翰·佩里·巴罗。1988年秋天，其发行人埃里森·肯尼迪（Alison Kennedy，又名Mu女王）和总编，肯·高夫曼（Ken Goffman，又名R.U.天狼星），分别在创刊号上宣告数字技术继承了反主流文化变革的衣钵：

    老迈的战马都已死去。生态原教旨主义过时了，阴谋论过时了，毒品不流行了。一股新的世界末日的味道正横扫这片大陆。大众普遍认为我们正身处一个物种进化的特殊时刻。

    然而享乐主义者的天真无邪和理想主义，这些六十年代的东西保留了下来，继而对今天的孩子们发挥着它的魅力。看着早期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连续镜头，你会想知道：这些眼睛睁得大大的、心醉神迷、情欲亢进、大快朵颐的孩子们去哪儿了呢？他们分散在这片土地的各个角落，像深埋于地下的多年生植物一样蛰伏着。但是他们变异的核苷酸给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的嬉皮士、变异人和超级奇才，对他们，我们必须给予信任，还有权力。

    赛博网络是个旧式的信息精英正在消亡的地方……如今是孩子当道。

    在某种层面上，认为数字文化直接源自反主流文化和LSD幻景的观点，反映了《Mondo 2000》的编辑血统。在加入《Mondo 2000》之前，高夫曼编辑了一本湾区毒品杂志《快感边界》（High Frontiers），他给它取的副标题是“迷幻剂、科学、人类潜力、不敬上帝，以及当代艺术。”《快感边界》在显著位置刊登对阿尔伯特·霍夫曼、蒂莫西·利里和特伦斯·麦肯纳这样的LSD冒险家的长篇专访。1988年高夫曼把它改名为《现实黑客》（Reality Hackers，目前两年出版一期），标志其新的关注重点放在了技术上。很快它就开始刊登计算机病毒、心灵类设计师专用食品，以及高科技异教信仰。那年晚些时候，《现实黑客》走上了赛博朋克文学之路，变身为《Mondo 2000》。它在第一期显著位置刊登了赛博朋克传奇英雄威廉·吉布森、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和约翰·谢利（John Shirley）的来稿，还有若干关于黑客、骇客⑨和网络病毒的稿件。正如蒂莫西·利里所说，《Mondo 2000》很快就成了“迷幻剂、控制论、文化、文学和艺术的完美融合”。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数字技术与致幻剂之间的关联，反映了一个脱离现实肉体的共同梦想。对这些早在大约20年前就亲身经历过“迷幻之旅音乐节”的人来说，LSD似乎为脱离身体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冒险元素，一个在人群中体验与他人灵魂合一的机会。在赛博朋克看来，数字假体为其用户提供了一个脱离肉体进入赛博空间的机会。即使赛博空间是个充满危险与威胁的地方——在《神经唤术士》里确实是这样——它也可以是美丽的、奇幻的、迷人的。从《Mondo 2000》里读者得知，这个新的空间此时此地正在建造中，而他们的信息渠道中至少有一个是具有可靠的反主流文化背景的作家：约翰·佩里·巴罗。他在1990年夏天访问了杰伦·拉尼尔的VPL研究办公室，戴了一副Eyephone头盔显示器和一只VPL数据手套。他在《Mondo 2000》里对他的使用体验进行了描述：“突然之间我就不再有身体了。通常构成有形的我的那个步履蹒跚的老家伙，剩下的所有部分就是一只金光灿灿的手，像麦克白的匕首⑩一样漂浮在我面前。我手指轻指，它就飘落到办公室墙上的书架上，在这个令人极其兴奋的新幻境里，我被缩成了一个视点。‘我’的整个主体出现了一道裂缝，这个问题很有趣。这就像认识论者眼里的迪士尼乐园。”巴罗无疑是在描述一种迷幻体验。尽管涉及数字技术，在巴罗的描述里，这种体验显然既属于20世纪60年代，又属于20世纪90年代。唯恐读者没听懂，巴罗又引用了拉尼尔的话：“我认为这是自我们登上月球以来最重大的事件。”

    巴罗本人是数字技术神力的近期皈依者，又是神秘主义和LSD的老手。他成长于一个摩门教徒和共和党人的家庭，是怀俄明州一个牧场主的儿子。直到六年级之前，他都不被允许看电视，即使看，他回忆说，多数时间他看的也是电视福音节目。到了十四岁那年，他被送进天主教学校，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宗教感情却开始消退了。当他20世纪60年代在康涅狄格州卫斯理大学上学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拜访临近的纽约米尔布鲁克的蒂莫西·利里那群人。随着他的第一次迷幻剂体验，他对宗教的模糊印象又回来了。“宇宙中的某种神圣感又回到我身上，”他后来回忆道。然而再详细的教义也涵盖不了这神圣的存在。巴罗转而开始向一个天主教牧师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神秘主义靠拢。早在大学时期他就读过他的著作，还有格雷戈里·贝特森的《走向精神的生态学》，他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已读过。在他们的著作及后来的生物学家和混沌学家的著作里，他渐渐看到一种他称之为“大自然的基础语法”的东西。物质世界在他眼里成了不断变形的形态集合，每种形态都渗透着一定能量。尽管形态自身生生灭灭，而能量不变，永恒流动，使万物生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巴罗和贝特森看来，“精神即空间”，也就是说，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是由能量循环构成和维持的系统，因此它们互为镜像。在巴罗的体验中（如果贝特森没有这种体验的话），LSD就是通向这一认识的大门。

    20世纪70年代初，巴罗把他的神秘主义幻想用在了为旧金山迷幻舞台的室内乐队服务上，那就是感恩而死乐队。他早在上寄宿学校时便与感恩而死乐队的吉他手鲍勃·威尔（Bob Weir）相识。从1970年开始，巴罗为感恩而死乐队写了大量歌曲，包括“Hell in a Bucket”、“Picasso Moon”和“I Need a Miracle”。在这个过程中，他进入了一个奇幻世界。在这里，技术——包括电子吉他、扩音机、超大扬声器，以及彩色灯光——往往被用来制造一种集体狂欢状态。尽管其他乐队也许是在为一群观众演出，感恩而死乐队则自认为是在为一个社区演出。尤其是首席吉他手杰里·加西亚（Jerry Garcia）演奏的被称为“Captain Trips”的大段即兴重复段，乐队想给他们的粉丝“死人头”呈现和迷幻剂一样的听觉迷幻。参加感恩而死乐队的演唱会就是进入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毒品和技术只不过是达到和谐社群目标的手段而已。

    与此同时，巴罗还在怀俄明州潘代尔自家的牧场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初，他接管了牧场，并开始写一系列从未投拍的电视脚本。他买了一台计算机来帮助排版（计算机是“非常棒的涂改液”，他想），渐渐变得对计算机本身越来越感兴趣。“我有了另一个可以全身心投入的空白环境，”他后来回忆说，“我想我好歹可以躲在那里，我真这么做了。”他想逃避的是牧场正慢慢破产这个现实：

    我享受待在物质世界的乐趣（也就是在牧场工作），如果可以的话，我仍会那么做，但是在某个时间点上，我不得不在同样的必然性面前低头，正是它把世纪之初时还占美国劳动大军50％的农业劳动人口缩小到今天的不到1％。我成了那个统计数字的一部分。我卖了牧场。我不确定之后我会干嘛。但是我确实有想过，吹牛皮可能比养牛赚得多，我要进入信息领域。然后，我来了。

    巴罗从农业工作向信息工作的转行既突然又痛苦，身不由己。“我真是尽了自己最大努力拒绝信息工作者的征召，”他写道，“但文化上我又注定是一个新几内亚的塔萨代人⑪……被从19世纪拉到了现在，我发现自己……又被毫不客气地扔到了21世纪的大门口。”

    对巴罗来说，这意味着要和他旧金山的老朋友联系。1986年当他还在潘代尔时，巴罗听说一个湾区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兼感恩而死乐队的权威戴维·甘斯，和成百上千“死人头”乐迷正聚在WELL上交流。1986年11月，巴罗加入了进来。之后几年，他成了WELL的明星之一。布鲁斯·斯特林还记得，巴罗是个“星光熠熠的计算机网络达人，他有诗人言简意赅、文采华丽的天赋，有记者的精明敏锐、不守常规和自嘲的幽默，他率真的个人魅力也是有目共睹”。和霍华德·莱茵戈德一样，巴罗在同一时期在WELL做出了很多方面的贡献。他参与有关知识产权性质的激烈而有趣的辩论，讲述个人经历，定期现身于旧金山的聚会。对巴罗还有莱茵戈德来说，WELL既是职业社区又是人际社区，作为一名在职记者，巴罗和莱茵戈德一样，对WELL进行全面综合的利用。在加入后的四年里，他不光定期为《Mondo 2000》杂志撰稿，而且为服务于计算机专业人士的业务简报《ACM》的通讯专栏撰稿。不久之后，他的作品就将开始出现在《连线》杂志上。并且，由于他在WELL上展示出来的个人风采，巴罗成了许多新闻记者的信息源。作为记者、评论员和信息源，他开始把他在怀俄明州潘代尔的个人经历、由迷幻剂引起的神秘主义体验、在WELL上的体验先与虚拟现实结合起来，而后再与计算机网络通信结合起来。

    巴罗在1999年为《Mondo 2000》撰写的关于VPL公司的文章表明，他把赛博空间看做虚拟现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而与此同时，由于他对WELL的参与，他又开始思考也许它也可以适用于计算机网络。巴罗的观点转变开始于1989年11月，当时《哈泼斯》杂志的编辑保罗·塔夫（Paul Tough）和杰克·希特（Jack Hitt）在WELL上主持了一个黑客论坛。论坛是《哈泼斯》杂志的一贯风格。通常杂志方会选择六位某一特定问题的专家，请他们坐到一起来，把接下来的谈话用磁带录下来。稍后编辑会把谈话进行分类整理，确定其主题，把关键部分刊登在杂志上。1989年编辑对黑客话题产生了兴趣，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小罗伯特·莫里斯的案子，他是康奈尔的一个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研究生。1988年11月，他把一个“蠕虫”程序放到了互联网上。通过自我繁殖和自我复制，这只蠕虫使全世界数千台计算机宕机，让许多人第一次看到了计算机病毒的威力。它同时加剧了长期以来公众对恶棍计算机程序员和他们所能造成的破坏的恐惧。

    发起本次论坛的保罗·塔夫建议不采用通常的面对面聚会形式，相反，它应当是仅限受邀者参与的WELL讨论会。那时塔夫成为WELL成员已有六个月，在招募30名左右论坛参与者的过程中，塔夫对WELL的内部网络有了深刻的了解。他选择了一些像李·费尔森施泰因和约翰·德雷珀这样的投稿人，他们实际上都是资深黑客。这些参与者中间有许多人是在参加1984年克朗凯堡黑客大会之后转到WELL上来的。塔夫还选择了许多不能称之为黑客但却是WELL长期高曝光率的用户加入。这些人就包括斯图尔特·布兰德、霍华德·莱茵戈德、凯文·凯利和约翰·佩里·巴罗。塔夫后来回忆时说他选择这些参与者一部分原因是基于一个事实——他们在WELL上参与过关于黑客的讨论，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文章富有创造性。而网络的力量在这里似乎也很起作用。就像在第一次黑客大会一样，这些帮助主持某一个专题讨论的人（这里即WELL讨论组主持人）进入了主流新闻记者（这里即塔夫）的视野，并且最终自己成了整个事件的一部分。由此，WELL本土正统成员的身份确定了他们在有关黑客的广泛议题上的权威性。最终，除了WELL资深用户外，塔夫还把艾曼纽埃尔·高斯登（Emmanuel Goldstein）给拉了进来，后者是纽约一本专注于黑客入门知识的杂志《2600》的编辑，而高斯登又推荐了两个以假名“Acid Phreak”和“Phiber Optik”活动的年轻职业黑客。

    刚一加入WELL的讨论，Phreak和Optik立刻就激起了一场文化冲突。这次冲突在《哈泼斯》杂志最终出版的关于论坛情况的修订版中清晰可见。和在线论坛及其前身1984年的黑客大会一样，本次论坛从对黑客伦理的讨论开始。WELL资深用户用他们的网络同行所熟悉的控制论和反主流文化术语对伦理进行描述。李·费尔森施泰因把黑客比做艾伦·金斯堡“嚎叫（Howl）”一诗中“有着天使般心灵的垮掉派同伴”。约翰·佩里·巴罗把他们描述为孤独的发明家，通过其设计的系统，人们得以获得其他“集体性生物组织”所具有的同步协调性。Acid Phreak对此则断然拒绝。“根本没有什么黑客伦理，”他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伦理。这么说吧，我们都认为整齐划一的方式是荒谬可笑的。”费尔森施泰因和巴罗这些WELL资深用户的主要看法是，黑客是具有控制论思想的反主流文化活动家，致力于以一切必要电子技术手段创造更开放的新文化。而在Acid Phreak看来，黑客是致力于探索封闭系统尤其是公司系统弱点的实验性艺术家。

    冲突在涉及约翰·佩里·巴罗的信用记录时到了白热化程度。一段时间以来，通过把开放计算机系统比做不锁门的村子，巴罗对在线交谈的投稿重申着WELL虚拟社区的长期内在精神。在他看来，Phreak和Optik不遵守村民契约。而艾曼纽埃尔·高斯登却指出，机构性计算机系统与小城镇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它们扮演着监控数据汇集中心的角色。遭遇如此对抗，巴罗不再提他的村庄隐喻，转而向控制论寻求支持。他写道，机构是流着“数字血液”的有机体，黑客需要“在其血流中浸透人性”。出于与“全球”的网络计算机观点和WELL上的普遍思想意识保持一致，巴罗继而把相互链接的机器描述为可转换系统——小城镇、有机体、数字网络——的代表。最终Acid Phreak对巴罗失去了耐心，以一种经典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手段，利用巴罗在潘代尔的地址信息下载并公布了巴罗的个人信用记录。

    在Acid Phreak看来，一个真实的小城镇和一个基于机构的计算机网络的差别是泾渭分明的。小城镇可以是协作的、民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公共场所。而像公司这样维护着巴罗的信用记录的机构，则是监管机器，一心想从个人手里夺取其个人信息的控制权并集中起来以在别处获利。然而在《哈泼斯》杂志的论坛上，Acid的观点开始陷入一场更大的文化冲突。一方面，由于他们花里胡哨的假名和从头至尾的傲慢无礼，Phreak和Optik离罗伯特·莫里斯所提出的公众眼里的反面黑客形象越来越近；另一方面，费尔森施泰因、巴罗和WELL资深用户提出了一个关于“网络”的替代性观点，虽不算完美但似乎有些道理。

    在保罗·塔夫看来，正是这场文化冲突使这两种观念进入广泛的公众讨论中。一方面，他回忆说，Phreak和Optik已表明黑客行为可能是一个言论自由问题，正如《2600》杂志编辑一贯秉持的观点。而除此之外，尤其是通过巴罗的文字，论坛将WELL上流行的“网络世界的社群主义观点”曝露在更广泛的公众面前。正是在Phreak和Optik与巴罗在论坛中发生对抗的过程中，论坛自己树立了WELL这种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传播模式。在《哈泼斯》杂志里，塔夫和希特创建了一个分页版的WELL。和PicoSpan的网络世界一样，论坛提供一个虚拟的、基于文字的谈话，各路网络成员——早期黑客、《2600》受众、“全球”雇员、WELL资深用户——围绕一个特定问题聚到一起。与它的网络版或1984年黑客大会的面对面论坛一样，在《哈泼斯》杂志的文字论坛里，“全球”网络的社群主义精神不仅成为讨论黑客伦理的一个符号性手段，它还被嵌入讨论组织也就是论坛自身。投稿人都平等地参与到每一场非等级制的虚拟谈话中，在同一个计算机“空间”，被同一群黑客攻击。《哈泼斯》杂志让读者看到的，正是这种对话形式和参与其中的黑客形象。

    这次在线讨论结束后不久，在报道发表前，《哈泼斯》杂志邀请约翰·佩里·巴罗与Phreak和Optik在曼哈顿共进晚餐。“他们看上去并不危险，”他后来写道。照巴罗自己的说法，他成了他们的“童子军教练”，结果开始收到像是“六七个黑客打算破解整个纽约付费电话并搭线窃听我在怀俄明州的电话这样的‘电话会议’”。1990年1月24日，巴罗写道：“一群特勤局特工进入Acid Phreak 与他母亲和12岁的妹妹同住的公寓里。当他们拔枪破门而入时，他妹妹是唯一在家的人。特工将他的妹妹困住了半个小时，直到他们的猎物回到家中。”Acid Phreak与Philber Optik还有另一个绰号为“蝎子”的纽约骇客一道，被控于十天前造成AT&T计算机系统的大规模崩溃。特勤局没收了他们的计算机、答录机、电话笔记本和计算机磁盘。

    在巴罗和其他WELL资深用户看来，这些搜查不过是政府开始在各地协同打击黑客的最新步伐。以1989年6月为例，联邦调查局（FBI）开始调查一个自称“新普罗米修斯联盟”的组织。该“联盟”名字取自希腊神话里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他们掌握了一个软件代码的专有补丁，能够用来控制苹果麦金塔电脑的屏幕显示，并且将副本通过邮件发送给若干计算机行业的名人。在苹果公司的要求下，FBI开始调查代码的接受者。没多久，特勤局发起了“太阳魔鬼行动”。1990年5月8日，150名特工在12座城市展开行动，执行了27项搜查令，并逮捕了3个人。正如美国联邦检察官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办公室发布的一篇新闻稿所说，此次特工行动的目的是阻止“计算机黑客行为”。为打击电子欺诈行为（包括破解电话系统的行为），特工们没收了42个计算机系统，其中有25个运行着可能允许共享黑客信息的计算机公告牌系统。

    在巴罗和WELL的其他人看来，政府的一系列搜查与抓捕行动，看起来不仅是对某些形式的电子活动的侵犯，而且是对与WELL文化紧密交织的黑客文化的侵犯。比如说，Acid Phreak在WELL已经颇受欢迎。当他遭到搜查时，WELL资深用户倾向于认为他的“罪”即使确实有，也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损失。约翰·佩里·巴罗长期活跃于WELL上的“黑客”和“言论自由”讨论组，1990年他把这两个组联合而成“赛博空间”的核心部分。那年5月，作为“新普罗米修斯”调查案的一部分，一个名叫理查德·巴克斯特的FBI特工到巴罗在潘代尔的家上门调查。巴罗的名字出现在最近的黑客大会（从1984年以来到那时已成为年度大会）的出席者名单中。照巴罗的说法，巴克斯特认为黑客大会就是一个计算机犯罪分子的聚会，很可能还与“新普罗米修斯联盟”有牵连。巴克斯特还对计算机行业和计算机本身抱有太多误解。就像巴罗后来所回忆的：

    可怜的巴克斯特特工，他来的时候都分不清只读存储器（ROM）芯片和大力钳。我大把的时间都花在教他明白被偷的那些东西是什么性质，以及对实际发生的事情用“偷”来描述，是否恰当。

    你知道，如果潜在嫌犯必须向执法人员解释他们所涉罪行的性质，这事儿就有点儿欢乐了。

    巴克斯特刚一走，巴罗就在WELL上就此次调查发了一篇报道，等于是为他最后形成的“犯罪与困惑（Crime and Puzzlement）”一文预先打了个草稿。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把赛博空间描述为电子边疆。这下巴罗的报道可就在WELL上捅了马蜂窝。一些成员甚至指控巴罗为FBI线人，居然试图给身为特工的巴克斯特上课。其中一个读了巴罗报道的WELL成员是米奇·卡普尔（Mitch Kapor），他创立了Lotus开发公司，早期非常成功的软件公司，还合编了“Lotus-1-2-3”，一个极受欢迎的电子表格程序。几年前他把公司卖了几千万美元，当起了四处游历的计算机专家，在WELL和别的地方撰写有关知识产权、软件设计和公民自由的文章。除了WELL用户这个身份，卡普尔还是“全球”系列出版物的终身粉丝，有它的全套收藏。他还是从“新普罗米修斯”获得苹果代码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1990年6月初，读完巴罗发在WELL上的那篇报道没多久，卡普尔做出了一个姿态，日后这成了一个小小的赛博文化传奇。他乘私人飞机亲自飞到怀俄明州潘代尔附近，还没落地他就给巴罗打了个电话，问是否可以去他家拜访。他们以前在社交场合和职业场合都曾见过（巴罗曾经为一本计算机杂志采访过卡普尔），但不是太熟。那天下午，他们坐在巴罗的厨房里谈论政府那时正在进行的各种镇压行动。他们一致决定创办一个叫做“计算机自由基金会（Computer Liberty Foundation）”的组织。正如巴罗在后来一篇“犯罪与困惑”的草稿中所阐释的，基金会将为数字言论自由问题的游说活动和教育培养进行融资，并对资金的运用进行引导。它还将参与当时正在审理中的几个案子，力图证明特勤局对出版业进行了预先控制。此外基金会还将努力“同时向公众和决策者传达某种隐喻，阐明赛博空间自由化过程中的利害关系”。

    巴罗所指的第一个最有影响力的隐喻就是“电子边疆”。作为大师级的网络达人，卡普尔和巴罗的新机构很快就得到了新闻界的报道，并从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太阳微系统的约翰·吉尔摩（John Gilmore）那里得到投资。他们在WELL上开了一个讨论组，吸收斯图尔特·布兰德进入他们新机构的董事会。在一个初秋的晚上，巴罗在旧金山搞了一个晚餐会，参加者有布兰德、杰伦·拉尼尔、查克·布兰查德（他和拉尼尔一起在VPL工作），还有保罗·萨福（硅谷智库“未来研究所”所长）。巴罗和卡普尔想请他们帮忙给这个机构改个名字。在晚餐会上大家都赞同网络计算此时正处在巴罗所谓的“前沿状态”。“我在晚餐会时想出了电子前沿基金会这个名字，”巴罗回忆道，“大家似乎都喜欢这个名字。”

    整个20世纪90年代，电子前沿基金会对关于计算与监管的公共讨论产生了极大影响。而当巴罗的晚餐会雄心勃勃地想大干一场时，他所表达的赛博空间即电子边疆的观念也使一个漫长过程终于到了头——二十年来始终渗透于“全球”出版物中的反主流文化和控制论思想终于登上了数字舞台。举个例子，在他1990年6月8日发给WELL的“犯罪与困惑”最终文本里，巴罗把赛博空间描述为一个边疆区，而他的这种边疆区的原型就是WELL。他写道，WELL是“最新的边疆村庄”，一个“小城镇”，它的“主要街道就是一个中央小型计算机”。这个小型计算机与网络中的其他小型计算机相连，这个网络“横跨广袤无垠的电子态领域，微波、磁场、光脉冲还有心智思维，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把它称为‘赛博空间’”。这个领域，巴罗说，“与19世纪的西方世界有许多共同点。它浩瀚深邃，有太多未知尚待探索，在文化上和法律上含义模糊，语言简练……难得其真髓，却又容易入门。”

    与约翰·寇特和其他WELL用户一样，巴罗把使用PicoSpan软件的麻烦，变成WELL与“返土归田”运动所钟爱的乡村边远地区相似的证据。然而在巴罗对赛博空间的阐释中，一面对技术统治论提出反主流文化式的批评，一面又对快速网络化的经济中信息工作者所需要的流动性与独立性大加称赞。

    我是半个人类种族的一员，倾向于将人类种族划分为两种人群。我的分界线在渴望确定性的人群和相信机会的人群之间……

    大型组织和它的“雄蜂”们在天平的一端，徒劳地想为纷乱的情况强加上可预测的同一性。在另一端，自由职业者和无所事事者浑浑噩噩勉强度日。

    “自由职业者和无所事事者”，他说，已经在赛博空间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就像从前返土归田运动成员为物欲横流的美国大地开辟田园净土，只为了逃避公司那种一览无余的“雄蜂”似的生活一般。那么，按照巴罗的解释，自由职业者现在正漫步在一片无形的大地上，一个长期猎人所期待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出类拔萃者，像20世纪60年代的叛逆者一样，将致力于摧毁“雄蜂”聚集的机构组织。这就是“赛博朋克”，措辞掌舵人巴罗把他们描述为攻击所谓“机构组织”机体的“病毒”。对巴罗来说，政府对黑客的镇压唤醒了一个古老的记忆。“我飘回到（20世纪）60年代对政府的那种感觉，铁板一块，效率低下。”1990年他这样写道。在“犯罪与困惑”里，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反叛运动与生物社会系统的控制论修辞一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示技术自由职业者的活动的符号语言。在这个过程中，赛博空间观念作为一个理想化的前瞻性社会系统融入其中，而这个系统的术语早在20年前的讨论中就已设定。

    最后，巴罗指出，赛博空间给予我们LSD、基督教通灵论、控制论和反主流文化“能量”理论都承诺的一样东西：超越个人的情感交融。在巴罗的阐述中，WELL的技术局限引起了人性的神秘主义变化并成为它的证据。“在这个无声的世界，”他写道，“所有的交谈都是靠敲打键盘。要进入这个世界，你要抛弃肉体和环境，只在乎文字这一样东西。”在巴罗看来，在万维网和它的图形化浏览器出现之前，写作不仅是计算机会议技术的一个简单功能，它是一个标志：“作为（赛博空间开放的）结果，人类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革”。进入虚拟世界，我们就定居在“信息”之中。事实上，我们就成了“信息”。思想有了“形体”，而“肉体”成了“文字”。这真是怪异之极。巴罗提出，计算机网络已经达到20世纪60年代的公社和反主流文化消费（主义）所无法企及的成就。作为为计算机黑客和其他独立群体构建的无形的、非等级制的、高科技的家园，赛博空间及其原型系统——WELL，成了企业与政府“蜂巢”的合适替代品。以一个《全球概览》和《共同进化》读者所熟悉的控制论笔调，巴罗主张让赛博空间成为一个普遍话语的一部分，把多领域的体验包括其中，而他的“电子边疆”则远远扩展到联网计算机的电子边界之外。

    尽管如此，和在WELL的虚拟社区上土生土长的语言风格一样，巴罗所谓赛博空间的普遍话语既塑造又掩盖了一个新的非常个人化的经济现实。到他写作“犯罪与困惑”时，巴罗的牧场早已倒闭。他自己的美国田园梦化为泡影。和WELL的其他成员一样，巴罗成了一个独立的信息工作者。在赛博空间即电子边疆的理念中，他把对经济变革的个人体验变成了一个普遍性预见。正如巴罗在1994年所写的，他已经认识到，“我们必须在虚拟世界里寻找我们的未来，因为在物理世界中已经没有为经济留出什么空间了。”在20世纪60年代，巴罗和他那一代的其他人认为自己是被大型机构毁掉的一代，作为回应，他们试图建立替代的社区。《全球概览》就是那些社区的典型和资源。20年后，巴罗表示，他们是被传统经济毁掉的，他们不得不再次构建一个替代社区。对这个社区来说，赛博空间的边疆，尤其是WELL这个村庄，就是家园。

    注释

    ①　死人头（Dead Head）：感恩而死乐队粉丝的自称。

    ②　20世纪70年代哈里森·福特曾出演电影《Getting Straight》，借一个校园叛逆青年的眼睛，回顾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校园政治。其中的男女主角最后一致认同“Getting Straight”比对教育机构的盲从更重要，影评人认为它是一部有关信仰抉择的电影。

    ③　一种面对面的社交实践，类似“倾诉会”或“恳谈会”。就像《全民公敌》开头威尔·史密斯在监狱里时狱方组织的犯人之间的交流会，大家自我介绍，谈心鼓励。这和原文中所描述的“农场”公社的交流场景很相似。

    ④　美国社会学家，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教授。他最重要的观点是：组织乃是深深地嵌植于社会与政治环境之中的。组织的结构与实践通常要受到比组织本身更大的社会中所存在的规则、信念和惯例的影响。《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是其代表作。

    ⑤　皮埃尔·布尔迪厄是当代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现任巴黎高等研究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早在1972年布尔迪厄就已出版了经典的社会学著作《实践理论概要》，1975年布尔迪厄创办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杂志，1980年布尔迪厄出版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实践的逻辑》。（来源：百度百科）

    ⑥　赛博朋克（cyberpunk，是cybernetics与punk的结合词），又称数字朋克、计算机叛客、网络叛客，是科幻小说的一个分支。以计算机或信息技术为主题，小说中通常有社会秩序受破坏的情节。现在赛博朋克的情节通常围绕黑客、人工智能及大型企业之间的矛盾展开，背景设在不远的将来的一个反乌托邦地球，而不像早期科幻（如太空歌剧）背景多在外太空。它的出现是对科幻小说一贯忽略信息技术的一种自我修正。（来源：维基百科）

    ⑦　本书在字节社有售。http://tangcha.tc/books/585

    ⑧　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时代》周刊2010年年度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计算机科学家（虚拟现实之父）、艺术家（作曲与表演）、哲学家。代表作《你不是个玩意儿》（You are not a gadget）。

    ⑨　骇客（cracker）一词一般是指恶意（一般是非法地）试图破解或破坏某个程序、系统及网络安全的人。“cracker”不同于“hacker”。“cracker”没有“hacker”精神，也没有道德标准。“hacker”们建设，而“cracker”们破坏。

    ⑩　源自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剧情。麦克白在幻象中看见一把染血的匕首飘浮于空中，指向邓肯王的寝室（“在我面前摇晃着、它的柄对着我的手的，不是一把刀子吗？”第二幕第一场）。麦克白清楚知道此举将改变他的一生——弑君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这幻象或是女巫的超自然能力所造成的，又或只是他的幻觉。

    ⑪　塔萨代人（Tasaday）：生活在菲律宾民答那峨高地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小部落群体，在1971年被西方人类学者第一次发现，部落人数为2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