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网络化的新经济

    Networking the New Economy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长期塑造着硅谷文化的同一种经济和技术力量，席卷了几乎整个工业化世界。从生产、合同制雇佣关系、全球外包到解除管制市场，网络化成了日常经济生活的共同特点。而从企业渐至家庭，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的使用也几乎无处不在。这些同时出现的新变化对当时的许多人，尤其是右翼政客和评论家来说，意味着一个“新经济”已经横空出世。在这个“新经济”中，数字技术与经济组织的网络化形式相结合，解放了作为个体的创业家。1988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罗纳德·里根总统成为首批对此进行阐述的人之一。“在新经济下，”他说，“人类发明使自然资源渐渐废弃不用。我们正突破生命的物质桎梏，来到一个人类创造自己命运的新世界。”

    这种描述很对“全球网络”成员的脾气。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和技术旋风日益迅猛，布兰德，还有稍后的凯文·凯利，开始大量吸收来自群体的知识和社会资源。他们各自创建了新的网络论坛，把以前截然不同的社区聚到一起，交换正当性，相互间乃至对外界保持透明，宛如一体。在布兰德这儿，这些社区包括MIT媒体实验室和斯坦福研究所的代表，以及荷兰皇家壳牌、沃尔沃、AT&T这些公司巨头的高管，还有前新公社主义者。20世纪80年代末，在布兰德的促成下，他们成了一个虽小却极具影响力的咨询公司“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Network）”的发起人和客户。而在凯文·凯利这儿，他把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及其分支机构圣塔菲研究所的计算机仿真专家、大草原生态学家、生物圈研究者，以及施乐PARC的程序员连在了一起。在厚达521页的《失控：新生物学意义上的文明的兴起①》（Out of Control：The Rise of Neo-Biological Civilization）一书中，这些科学家及其项目成了凯利所主张的人类进化新纪元的原型典范。

    其中许多科学家和全球商业网络的众多客户一样代表着公司机构，他们在工作中所使用的技术直接脱胎于冷战时期的军工联合体。在全球商业网络和《失控》的范围里，这些组织获得了与政治挂钩的新能力。它们成了全球协作的典范，在这种全球协作下，技术使信息系统更加夺目，物质生产过程越发无关紧要，官僚体系日益过时。组织中的高管和工程师也成了一个新兴的公司特权阶层——创业家和技术专家的明星代言人，但仍具有社会和文化保守性。与新墨西哥州和加州北部的公社成员一样，全球商业网络和《失控》中的这些科学家、未来学家和创业家构成了一个白人居多的高学历活跃精英群体。和最初的《全球概览》成员一样，他们融合了系统论的语言风格与社会性实践，以及新公社主义者对非实体亲密行为与地理上分散的情感交流的推崇。然而和公社成员一样，他们又极力排斥那些圈子背景、工作方式和收入与自己不同的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商业网络和《失控》以技术为中心的网络社会化世界，已成为新经济所预示的灵活性与个人实现的价值典范而备受瞩目。它们很快也将成为互联网和万维网的社会性标志。就这样，他们促成了对新经济的大众化理解，靠的不仅是新公社主义者的社会变革之梦，还有新公社主义者的社会隔离②实践。

    MIT——回到未来

    到了1985年，尽管享有WELL的创始人权益，斯图尔特·布兰德开始有些焦躁不安。那时他已经为《共同进化》做了十年编辑，而《全球软件概览》正迅速倒闭。“那时候我已经出了好几个版本的“全球”系列图书，最后一版是1985年的《全球软件概览》，”布兰德后来说道，“我对未来会怎样一点儿也没谱，完全是根据条件反射来做事。”鉴于凯文·凯利已接手《全球评论》的编辑工作，WELL似乎也能自负盈亏了，于是布兰德打算离开索萨利托一阵子。1984年他参加了理查德·索尔·乌尔曼③（Richard Saul Wurman）发起的第一届“技术、娱乐、设计（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即TED）”大会，聆听了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描述其MIT新媒体实验室的计划。

    布兰德听得如痴如醉。尼葛洛庞帝真是个善于做秀的知识分子，风格上颇似布兰德的早期精神导师巴克敏斯特·富勒。几个月后，布兰德给尼葛洛庞帝写信申请一份短期工作。尼葛洛庞帝给了他在MIT媒体实验室工作三个月的机会。从1986年1月开始，布兰德要给一连串项目提供支持，包括一个由他的老朋友、施乐PARC的艾伦·凯主持的项目，还要教一门他自己设计的课程。那个月他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住进凯的家里。整整一年，他都在媒体实验室教学，在那儿和各种各样的科学家交往、上课、听讲座，最后开始写一本关于媒体实验室的书。布兰德把媒体实验室视为研究团队的典范，那是一直以来他对《全球概览》团队的期望。身处于通过邮件联系在一起的计算机科学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之中，布兰德渐渐把媒体实验室看做未来技术部落的一个象征。这个未来就像新公社主义者的过去，独立的跨学科人士将拿起工具，改变他们个人的思想观念，在共享创新乐趣中创建新的集体。

    他们还将发扬MIT自己的协作研究文化传统。1987年布兰德出版了他的媒体实验室传记，畅销书《媒体实验室：在MIT创造未来》（The Media Lab: Inventing the Future at MIT），在书里他认为媒体实验室与放射性实验室是一脉相承的。他说，1952年，电气工程师和放射性实验室老兵杰罗姆·维斯纳（Jerome Wiesner）负责掌管实验室在战后特殊时期的变身——电子研究实验室（Research Laboratory of Electronics，即RLE）。在RLE和以前的放射性实验室内外，自然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电子工程师展开了多学科全方位合作，力图了解机械、电子，以及生物等各种通信方式。维斯纳从未想过自己能够实现人类大脑和计算机的互相塑造。即便如此，像放射性实验室一样，RLE奉献了一锅信息论和信息论话语风格的美味浓汤，而其中大部分思想都来自数字系统与自然系统可能互为模型的控制论直觉。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RLE继而与自己的MIT实验室（人工智能实验室）、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领导的“建筑机器小组”一道，开辟了人工智能领域。通过尼葛洛庞帝和维斯纳长达7年的筹款，建筑机器小组发展为媒体实验室，并于1985年入驻MIT核心校区一幢由贝聿铭设计的价值4500万美元的建筑里。

    在《创造未来》一书中，布兰德不仅把媒体实验室描述为联系控制论过去与数字化未来的桥梁，而且把它视为一种新型的以技术为中心的行为艺术的发源地。媒体实验室既是个功能性机构又是个象征，他如此说道。作为机构，它位于一个广泛的企业和学术网络的中心。每年预算600万美元，在布兰德访问期间媒体实验室有大约100位赞助人，每人都支付了至少20万美元的加入费。赞助人不得要求进行任何代表其自身利益的特别研究。相反，当媒体实验室的11个不同部门着手探索人机交互和多媒体融合的可能性时，他们还要买票才能观看；赞助人稍后可以就任何新出现的真知灼见采取行动。在布兰德来访的这段时间，媒体实验室聘请了大批专家，包括科学家、音乐家、视觉艺术家，还有软件工程师。他们一道研发从电子报纸、可穿戴计算机到大型全息图的各种项目。媒体实验室的职员从未被要求制造能够大规模生产或直接进入赞助人生产流水线的成品。取而代之的，他们要做的是“概念演示版”。在这些以炫目夺人而闻名的概念展示中，研究生们和工作人员总会以同样的方式展示数字技术如何改变某个特定社会实践。企业赞助人加入媒体实验室，与其说是为了当真帮点儿什么忙，不如说是为了得到观看这些概念演示版的机会。

    媒体实验室的概念演示版显示出高科技研究文化与美国反主流文化之间复杂舞蹈的最新舞步。毫无疑问，它们表现了工程师文化的传统特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段特殊时期。在放射性实验室，以及继而由系统论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这些学科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每天都在演示新技术，不仅是为了显示其直接用途，更是要展示其改变现有社会体系的综合能力。诺伯特·维纳的防空预警系统、罗斯·阿什比的恒温调节器，以及无数其他控制论机器，它们每一个都是人类生活通过人机融合而得到改善的明证。在20世纪60年代末，反主流文化的新公社主义派以自己的方式完全接受了工程领域“不展示会死（demo-or-die）”的信仰。在“迷幻之旅音乐节”所到过的街区，在海特-阿什伯里区，嬉皮士们极力地渲染LSD、立体声音响、频闪灯这类技术的能力，以放大人类的意识感受。西南部的公社也起了示范作用，它们生动地展示了新建筑形式和新同居生活方式塑造新社会的能力。这些各种各样的局部展示由一个分布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联系到一起，在这个网络里，斯图尔特·布兰德是一位关键人物。

    15年后，布兰德象征性地将媒体实验室也融入到这个网络中，他把实验室描述为一个另类社会的活样本，这个社会正建立在经由技术放大的意识体验和对该种体验的共享的基础上。他写道，媒体实验室是媒体和组织系统“更深刻演变的先兆”。反主流文化可能已悄然隐去，其网络可能已荡然无存，而一个新的超越个人情感交流的机制却正在浮现。“一个全球计算机正在形成，我们都与之相连，”布兰德阐述道，“而我们如何与它相连是媒体实验室最感兴趣的事。”像此前的《全球概览》一样，媒体实验室既是这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象征，又是进入这个世界的机制。作为MIT的实践性实验室，媒体实验室不停地创造着真实的数字化产品和网络。和布兰德在《全球概览》中谈到过的产品一样，媒体实验室的电子报纸和乐高机器人，可以说至少是公司客户愿意购买和使用的。而正如《全球概览》本身，媒体实验室也有助于把相对无关的组织——这里指的是公司、学术圈、技术圈——连接成一个统一的功能性网络。

    布兰德在书中把那些人类网络及其与信息技术的关系描述为兼具控制论和新公社主义社会理想的原型。布兰德发现媒体实验室是一个开放、多元化、非等级制的社会系统，与它正在创造的媒体颇为相似。“大众媒体，”布兰德用带有隐喻性的笔调写道，是“一种文化上的单一农作物”。他引用诺伯特·维纳的话把大众媒体描述为对社会健康的威胁。与此相反，媒体实验室的科学家，则“致力于把个人变成新的信息技术的驱动器而不是驱动对象”。随着个人有了掌控权，一个新的“传播环境”正在浮现——它是多样的、互连的、复杂的，可能是健康的。媒体实验室充当了这个“环境”的绝佳蓝本。它集科学家、技术专家、人类学家等于一体的内在多样性，反映了理想化的生态系统和理想化的社会所固有的多样性。它所研发的各种数字技术也是如此。它们都反映并激发了非等级制社会的发展，富有个性，并以看不见的数字力量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布兰德眼中的媒体实验室似乎是在打造新公社主义政治理想的数字化版本，那么尼葛洛庞帝则像布兰德所描写的那样，就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布兰德把尼葛洛庞帝比做麦克卢汉，他注意到这两个人对当众表演都驾轻就熟。“事实上，”布兰德写道，“他不是不修边幅、衣着随便的冥想式学者。《财富》杂志评价他‘看起来不仅像个顶尖技术专家的活样本，更像一个受女影迷崇拜的男偶像’。尼葛洛庞帝看起来确实有点像年轻时的好莱坞影星罗伯特·瓦格纳。他总是精心打扮，穿戴时髦。”除了衣着华丽，尼葛洛庞帝还具有麦克卢汉的另一种招牌特色，即“越过验证材料直接做出预测，从而先人一步并以压倒性优势战胜反对者”。他和实验室里的人经常这么做。像麦克卢汉，或者更像巴克敏斯特，尼葛洛庞帝的演讲让布兰德见识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且，就像肯·克西，尼葛洛庞帝似乎过着他向别人宣传的那种生活方式。正如迷幻剂和一个破校车就让克西和一群朋友走遍美国大地，而今数字技术则让尼葛洛庞帝把工作变成了玩乐。“我们这些人都很享受这种特权生活方式，工作生活和闲暇生活基本上是同义词，”他告诉布兰德，“随着真正理想的私人技术的到来，我想越来越多的人都能进入这种状态。”

    在布兰德的描述中，那时的媒体实验室链接了两条链条：一条是控制论链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放射性实验室延伸到如今的媒体实验室；另一条是反主流文化大变革链条，从20世纪60年代的公社延伸到20世纪80年代的计算机实验室。布兰德的书浸透了这两条知识轨迹所共有的普适话语风格。也就是说，他把媒体实验室及其数字技术，还有尼葛洛庞帝及其工作所在的企业和研究文化，描述为一个浮现中的社会技术世界的原型。每一个元素都塑造着其他元素：媒体实验室创造了“数字-社会”混合体；其文化本身就是数字工作者与文化工作者的融合；而其研究所致力于创造的世界也将充满这样的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实验室不仅制造和销售“演示”，它本身就是一个演示。它的领导者的生活也是如此。如果说媒体实验室貌似呈现了一个“连线”的世界，那么尼葛洛庞帝则是这个世界可能具有的社会潜能的化身。灵活圆通、富有、英俊，不论从技术意义还是从政治意义上完全网络化，尼葛洛庞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人类。加上他和麦克卢汉如此相似，他又是上一代英雄转世。就像他掌管的媒体实验室，尼葛洛庞帝是控制论遗产和反主流文化实验遗产之间的活的桥梁。

    《创造未来》1987年刚一出版，几乎立刻就成了风靡美国和全世界的畅销书。媒体实验室成了许多报刊杂志的报道对象，最引人注目的是《时代》杂志的一篇长篇赞词。接下来这几年，媒体实验室和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都将成为未来技术型社会的重要标志。他们还将成为布兰德下一个商业冒险——全球商业网络——的试金石。

    创建全球商业网络

    在布兰德得到媒体实验室的工作机会前不久，他和新婚妻子帕蒂·费伦去了非洲旅行（他以在他们索萨利托的拖船上做客为交换，得到了一个在20万英亩的狩猎牧场小住的机会）。1986年，在回家的路上，他顺道去伦敦拜访一个老朋友彼得·施瓦茨（Peter Schwartz）。布兰德和施瓦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相互认识，那时施瓦茨是斯坦福研究所的一个未来学家，波图拉基金会董事会成员。从1982年初开始，施瓦茨供职于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企划集团”，最近又开始以“Szanto”的笔名为《全球评论》撰稿。“企划集团”在商业圈里享有盛誉。在20世纪60年代末这段时间，壳牌公司采用的是“统一规划法（Unified Planning Machinery）”这种高度量化的方法来规划其未来商业活动。而到1970年左右，“企划集团”的成员接受了由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发明的一种情景规划法。集团用它预测到了1973年石油危机，这让壳牌公司在其他石油公司都没有获利的情况下取得盈利。1981年他们再立奇功，壳牌公司得以在一场国际油价崩溃发生前将其石油储备全部抛售。1986年，集团负责人阿瑞·德·戈伊斯（Arie de Geus）开始重新审视公司的企划过程。深知布兰德长期以来对机构变化怀有浓厚兴趣，施瓦茨给他引见了这两个人。

    会面的结果是，戈伊斯和施瓦茨请布兰德来举办一系列称为“学习研讨会（Learning Conference）”的网络活动；这些活动反过来又催生了像媒体实验室这样将会对数字技术和新经济的公众认知产生重要影响的网络组织。和媒体实验室一样，学习研讨会和全球商业网络这些脱颖而出的组织，将把控制论和反主流文化对等级制的批判联系起来。一方面，它们可以吸收利用冷战研究机构的协作工作风格和系统论的语言风格；另一方面，它们可以为新公社主义者的转变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将社会变革的关注点从政治转向商业和日常生活。和纽约艺术圈发生的事情或随后的公社一样，学习研讨会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深刻的人际关系体验，同时又把这些体验作为一个理想化、精英式的另类生活方式呈现出来。在冷战高峰时期，反主流文化艺术家和公社成员曾希望建立一种新体制来取代官僚技术统治。而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终于结束了，布兰德、德·戈伊斯和施瓦茨把反主流文化与控制论语言风格和实践，以及社会理论融合在一起，帮助公司管理层在后福特主义④经济下塑造和管理其工作生活。

    照布兰德与德·戈伊斯的第一次讨论的计划，半年一次的学习研讨会共开了6次，涉及的主要议题是探讨群体性学习机制。布兰德把地点安排在他认为本身即是“学习型系统”的环境下。一次会议安排在亚利桑那州沙漠深处的“生物圈2号”；另一次则是去剑桥访问丹尼·希里斯（Danny Hillis）的“思维机器公司（Thinking Machines Corporation）”；第三次把与会者带到了加州大苏尔（Big Sur）的伊沙兰灵修中心（Esalen Institute）。和媒体实验室一样，这些地方既有实际意义又有象征意义。就是说，它可以让参与者同时研究或者参与一个学习型系统，同时它们还使新的人际网络得以形成。研讨会由壳牌、AT&T和沃尔沃联合赞助。每一次讨论会，布兰德都向其庞大的联系人网络发出邀请，力图把他们与赞助商代表聚到一起。定期与会者包括玛丽·凯瑟琳·贝特森（Mary Catherine Bateson，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和玛格丽特·米德的女儿）、彼得·沃肖尔（Peter Warshall，环境学家，“全球”系列出版物的长期撰稿人）、智利神经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巴雷拉（Francisco Varela）——他们都是布兰德多年的朋友，还有MIT的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人工智能实验室负责人）和西摩尔·佩珀特（Seymour Papert，媒体实验室的一个研究人员），再加上来自赞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在面对面会谈的间歇期，与会者受邀参加一个关于EIES的网络和WELL的私下讨论。

    在研讨会的模式上，布兰德仿效了梅西会议，梅西会议曾在推进控制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和那些会议的组织者一样，他希望把不同社区的代表聚到一起，并不是要创造一个正儿八经的产品，而是要形成某种真知灼见、新的语言风格和新的社会网络，来为他们提供支持。“会议不是为了创造具体产品而‘进行’的”，施瓦茨回忆说，“相反，在公司客户和参与者双方看来，会议导向了理解和协作。”就研讨会背景本身来说，这些协作和系统论式的沟通语言一起出现。从各不相同的专业和社区聚到一起，这些参与者需要一个共同语言。“在我们这些不同学科之中，我们找到的一个共同语言，那就是分布式学习的理念，”布兰德后来回忆说。分布式学习的想法，就是个人像系统的组成要素一样共同学习。它和大家的想法都情投意合，不管是对壳牌公司高管（“那几乎就是他们的管理方式”）、弗朗西斯科·巴雷拉这类控制论专家［它描述的似乎正是他的“启发系统（awakening systems）”］，还是丹尼·希里斯这类计算机工程师（它正是一个大规模并行计算的概念性要素），还是布兰德自己“‘获取工具’的生活态度”。慢慢地，布兰德后来回忆说，这个分布式学习的语言风格似乎给出了会议举办者起初希望得到的答案：“我们感觉到，你如何加强你的学习和适应能力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分布式适应或学习。这就其本身而言甚至从未被讨论过——它是在学习研讨会上才作为人们的一个共同语言而出现的。”

    这个共同语言同时结束了一个普遍性的循环。对学习研讨会的参与者来说，共同语言既是群体如何取得最佳学习效果这一问题的答案，又是使其特有的新兴网络有效运转的工具。“在一连串几乎全是同一群人参加的会议后，他们成了朋友，”布兰德说，“渐渐地，他们的职业生活产生了交集，他们相互拜访对方的家庭……各自的事变成了同一家里的事。接着它影响了他们下一步的工作。”在学习研讨会模式下，一个新生的跨学科网络的成员其实就是地理上分散的合作者。慢慢地，他们不仅会理解共有的思想主体，而且彼此也能相互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体验造就了一种分布式学习的语言，它回答了研讨会的所要分析的问题，而且模拟出了这种体验。也就是说，正是社会化的网络本身成了其成员关于群体学习的本质和效果问题的答案。如果群体学习的未来是“分布式适应”，那么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在冰冷的斯堪的纳维亚海上挤在一起的学习研讨会成员们就是先驱者。他们是一个人类“系统”，是他们交流所依赖的数字化网络和每年两次的地理上分散的“学习系统”网络的生物镜像。当然，他们还成为的那种“学习系统”的范例，这正是资助会议的公司所希望看到的。

    1987年，学习研讨会的网络及控制论思想风格成了全球商业网络（简称GBN）的基础。彼得·施瓦茨，还有被他招进斯坦福研究所的，而今已是研究所“价值与生活方式计划（一个营销调研团队）”研究主任的杰伊·奥格威（Jay Ogilvy），打算开办一个能够利用在学习研讨会上出现的网络和网络化思维方式的咨询公司。他们吸收了布兰德、壳牌老臣纳皮尔·柯林斯、湾区金融家兼媒体制片人劳伦斯·威尔金森（他还是“Colossal Pictures”影视制作公司的主席）作为联合创始人。正如施瓦茨所说，创始人希望GBN能为他们的客户做三件事：“使其跻身于卓越人士的网络中，将其纳入一个备受关注层层筛选的信息流中，并且……通过情景规划法重组其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

    和学习讨论会一样，GBN的目的是覆盖多重网络的人群、事件和信息媒介。首先，咨询公司汇聚来自各领域的个人网络，这些人来自的领域包括计算机、生态学、人类学、生物学、新闻业等。接着它创建各种论坛，企业客户能够在此与这个网络互动。有些是面对面的，其他的是在线进行的，还有一些包括定期发送的简报和成员推荐的书目。其次，公司提供定位精准的咨询服务，主要是围绕情景规划进行分类。通过这种方式，GBN利用了冷战时期研究文化的组织架构和预测工具，把它们与反主流文化的社会变革关注点向商业和社会网络的转移相结合。GBN本身成了公司管理层和政府官员理解后福特主义经济活动形式的象征和语言风格来源。在其会议、出版物和讲座里，GBN为那些个人提供了一个作为网络实体的新经济愿景，它面向精英社会群体和有魅力的领导人的管理活动由人际和信息网络连接而成，实体的规则通过一整套系统论、协作性社会实践和神秘洞见而显现。

    反主流文化和技术文化组织风格在GBN身上的特殊融合，有赖于它的两个组织根基——斯坦福研究所和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斯坦福研究所和壳牌公司代表着军工产业的最高水平。斯坦福研究所成立于1947年，目的是为石油产业提供商业咨询，然而它很快就和兰德公司成为服务于美国军方的两大美国顶尖智库。荷兰皇家壳牌公司是一个专注于石油提炼与精炼的跨国巨头。而这两个组织的骨干成员都信奉反主流文化。就拿GBN联合创始人杰·奥格威和彼得·施瓦茨来说，他俩在斯坦福研究所工作时，正是这个军工咨询机构自己与反主流文化交战正酣的时候。正如阿特·克莱纳所指出的，斯坦福研究所是首个为商业、军事和科研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并且在过程中结合了运筹学、经济学和政治预测的大学研究机构。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在门洛帕克与斯坦福大学隔街相望的斯坦福研究所里，弥漫着一种信仰，克莱纳描述道，“这种对整体的信仰是纯粹的、实用主义的、以系统为中心的、拥有令人兴奋的功能的。”这个信仰大部分形成于冷战研究机构的心脏地带，形成于MIT杰·弗瑞斯特的系统动力学研究中。但是也有一部分来自旧金山湾区的迷幻场景。1967年斯坦福研究所聘请了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联合创始人威利斯·哈曼（Willis Harman），斯图尔特·布兰德在那儿第一次吸食了迷幻剂。哈曼确信，白领阶层与公司圈子的心理和社会屏障需要被打破，这样管理层和工程师才有可能不光是把真知灼见放在自己脑子里，而是放到他们周围真实的物质世界里。现在不合法的迷幻剂，曾经是实现那种目标的一个工具；他想，也许，对未来的研究可能是另一种工具。

    一直到1972年哈曼都主管着斯坦福研究所的“未来小组”；1973年他聘用了彼得·施瓦茨。虽然大学毕业没几年，但施瓦茨很快就吃透了规划方法和反主流文化政治学。在斯坦福研究所他有机会同时处理公司和政府客户的合同。他很快就认识到，两者相比，公司部门更为灵活，面对变革更加开放，尤其是，企业可以分散运营，而政府部门不能。这种印象在他参与旧金山湾区反主流文化的商业场合时得到增强。施瓦茨碰巧住在保罗·霍肯家附近，霍肯是有机食品连锁店厄文贸易公司（Erewhon Trading Company）创始人，后来成为园艺工具公司“史密斯和霍肯”的联合创始人。他们一起参与了“全球卡车商店”项目，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加入了《全球概览》根据地波图拉研究所的董事会。施瓦茨继而成了“史密斯和霍肯”的早期投资者。置身于政府和公司机构体系之外，这些企业的运作方式与反主流文化对官僚主义的批判非常搭调。他们都力图支持个人化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团队成员相信这将在总体上导致集体性变化；他们同时反对等级化的组织，以及在他们看来大型美国工业所特有的心理分裂。

    奥格威和施瓦茨把他们在斯坦福研究所的工作和与霍肯和“全球”群体联系中形成的深刻观念带到了全球商业网络，即商业是社会变革的发生地，是一种非正式的网络化的工作习惯。他们还带来了情景规划方面的丰富经验。和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一样，情景规划方法也能追根溯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美国军方决策者试图对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建立模型。保罗·爱德华指出，在早期尝试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运筹学研究收集并量化了大量不同类型的敌方行动观测数据，以便对敌方未来行动进行预测。系统分析师当时的目的是将运筹学的量化方法用在对潜在任务的成本收益分析上。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分析师们面对的是大量显然毫无战争数据的核武器。正如沙伦·贾马里-塔布里奇（Sharon Ghamari-Tabrizi）所指出的，“原子武器导致惊人的权力转移。它们使高级指挥官基于战斗经验的个人智慧不再有用武之地，在实验室反复进行的未来战争模拟实验所带来的直观印象受到青睐。”在核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分析师不得不为以前的战争形式研发的数学公式、博弈理论和计算机技术而“假想”战争数据。一句话，他们必须模拟未来。

    当时大概最有名的分析师赫尔曼·卡恩，先后在兰德公司和自己的哈德逊研究所里，开始通过对可能的未来的剧本描述，来展现他的情景模拟过程。其中包括他臭名昭著的核大战情景。他试图说服决策者相信核战争是一个真实的可能，他们应当为此做好准备。同样有名的是他对美国的2000年展望。另一方面，卡恩关于核战争的言行，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美国技术专家傲慢自大的一个缩影。即使在今天，许多人仍倾向于把卡恩看做斯坦利·库布里克电影里“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的原型。与其说承认核战争的毫无意义，卡恩似乎更醉心于战后的规划。他曾对一个记者说，“我们（剧本作者）用的是上帝的视野，总统的视野。名人大亨、空中、全球、星系、太空、宇宙空间……全都在内。自大狂是标准的职业病。”然而与此同时，尤其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卡恩接受了美国的反主流文化。“我喜欢嬉皮士，”他在1968年向一个记者说，“我去过伊莎伦灵修中心。我也用过几次LSD。某种程度上我喜欢他们。”“全球”社区也回敬了他。1976年，在担任加州州长杰里·布朗顾问的简短任期里，斯图尔特·布兰德把赫尔曼·卡恩带到布朗的办公室，与州长和能源保护主义者艾默里·洛文斯（Amory Lovins）进行了会谈。他在《共同进化季刊》里刊载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以及卡恩的其他作品。

    1971年，两位未来学家泰德·纽兰和皮埃尔·瓦克开始在伦敦的壳牌公司集团企划办公室采用卡恩的分析技术。当这些仍以量化模型为主的方法显示油价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初飙升时，壳牌公司管理层没把它当回事。瓦克的反应是带领纽兰和企划团队改变了其语言风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学时代，瓦克常常参加神秘主义哲学教授乔治·伊万诺维奇·古尔杰耶夫（Georges Ivanovitch Gurdjieff）在巴黎家中举办的周末沙龙。在那段时间里，瓦克开始通过“看”——也就是说，通过感知事物背后的秩序和个人的内在气质——进入一种深度入神状态。也是在这个时候，古尔杰耶夫正在写一本书，出版时的书名叫《与奇人相遇》（Meetings with Remarkable Men）。照古尔杰耶夫的说法，“奇人”是指那些“凭借睿智头脑从众人中脱颖而出”和“以宽容有度的行为举止面对别人缺点”的人。终其一生，瓦克都在寻觅“奇人”，比如拜入一位印度大师和一位日本禅宗园丁门下，一心只为增长自己对人性和世事结构的了解。

    在壳牌公司，瓦克用古尔杰耶夫的神秘主义观点来重新定位企业规划流程。举个例子，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没有采用图表数据展示方法，而是采用古尔杰耶夫的叙事风格，讲起关于未来的故事来。他的故事颇有说服力，事实上壳牌公司管理层确实为发生在1973年的油价飙升做了准备。这次经历让瓦克深信，要让企业的未来清晰可见，他必须改变决策者心中的世界地图。在瓦克看来，经理人的心智是外面世界的缩影。要改变这个世界，他就必须首先改变这个缩影。瓦克求助于情景剧本，把它作为改变决策者思维定式和企业方向的工具。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的情景剧本已经融合了战时运筹学研究的量化模型和冷战核预测的虚幻未来观，以及深受嬉皮士青睐的神秘主义者和精神导师基于洞见的经验性做法。情景剧本成为一门企业里的行为表演艺术；在瓦克的情景规划中，企业与反主流文化这两个传统也融为一体。

    20世纪70年代，彼得·施瓦茨吸收了这种规划方式。1982年，他接替了即将退休的瓦克在壳牌公司的职位。在全球商业网络，情景规划保持了其反主流文化和系统论的内涵。“本质上说，”施瓦茨后来回忆道，“我们要创造一种新型公司，它能够为许多客户做皮埃尔·瓦克为壳牌公司所做的事情。”全球商业网络就像学习研讨会乃至斯坦福研究所、兰德公司和壳牌公司规划集团一样，一刻不停地把人际网络形式与网络系统模型编织在一起。在它1987年正式成立时，GBN向客户收取每年2.5万美元的会费。作为回报，客户每年都会有两到四次参加“世界观大会（WorldView Meetings）”的机会；他们享有一系列内部报告的订阅权；每月会收到一本由斯图尔特亲自挑选的新书，并被授予WELL会员资格和参加GBN为其安排的私下会晤。再付额外一笔费用，他们还可以雇请GBN与其内部组织一起合作创造特定情景。GBN创始人把他们的报酬限定在一个行政研究助理的现行薪资水平上，承诺以集体的方式，传递更多任何单个研究人员难以独自提供的信息和精辟见解。与《全球概览》颇为相似的是，GBN的目的在于赋予其成员改变他们的社会化世界的“工具使用权”，而与《全球概览》一样，GBN的那些工具不仅包括了信息和技术，还有新的社交网络。

    创始人很快就扩展了GBN网络，并将冷战时的军工联合体纳入其中。在接下来的10年里，位列GBN客户名单的不仅有施乐、IBM、南方贝尔、AT&T、Arco和Texaco这样的跨国公司，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在“全球”社区的部分成员看来，GBN接受这样的客户似乎表明，他们已经战略性遗忘了对地方经济和小规模技术的早先承诺。比如保罗·霍肯，尽管仍是GBN会员，他还是指出《全球概览》里不乏“小规模管用大规模不灵”的例子。当布兰德和GBN决定接受大公司和政府客户时，他争论道：“规模问题被理性化了：‘好吧，是的，但是他们是可恶的好人，他们卑鄙得很体面。’”此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在“全球”圈子里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他们（指大公司）来这里的话，我们得好好谈谈了。”在霍肯和许多20世纪70年代反对斯图尔特·布兰德支持太空站的人看来，这与其说是朝与商业企业甚至讨厌的政府合作进行转变，不如说正在向大型机构转变。这样的机构缺乏责任心，霍肯说，其决策者对那些挑战其公司使命或利润的真理缺乏宽容。然而，他又认为全球商业网络创始人的发现意义重大：“在非常保守的规划伪装下，你可以谈论激进的思想。”

    彼得·施瓦茨后来回忆说，创始人希望客户能在一个感觉上“欢乐的，如同一个人人都能加入的俱乐部一般的”网络里探索那些思想。为此他们把行政人员保持在最低数量。比如在1994年，GBN有大约有30名雇员，却服务于55家公司和政府客户，年收入为450万美元。但是包括5位创始人和全体员工，GBN的宣传材料上还提醒潜在客户，公司还有大约90位称做“网络成员”的松散型员工。通过由各位创始人，尤其是斯图尔特·布兰德带来的“结构洞”创业搭桥机会，这些成员已经聚在一起好些年了。早期成员如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玛丽·凯瑟琳·贝特森、生物学家琳·马古利斯⑤，和生态学家彼得·沃肖尔，代表了布兰德在《全球概览》和《共同进化》的那些日子和他在斯坦福研究所与施乐PARC的经历。其他如计算机科学家丹尼·希里斯和社会学家雪莉·特尔蔻⑥，则显示了布兰德和MIT之间的联系。这些网络成员一起代表了这么一小些群体：计算机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和财务分析师、企业高管、自然科学家、新闻记者和面向技术的艺术家。正如新闻记者乔·加罗的老道文笔所述，他们还有一个明显全是男性的“英裔美国人阵容”。在1994年加入的90位网络成员中仅有15位女性，只有3位非白种人。

    尽管一些网络成员暗地里抱怨GBN缺乏多样性，布兰德后来表示，这既是一个产品，又是网络化组织形式的一个生产特点。在创始人寻找网络成员时，布兰德回忆说，他们是在寻找“我们知道、喜爱并且尊重的人”，他们“既能传递信息，又能刺激兴趣”。另一方面，和新公社主义者颇为相似，布兰德和其他创始人希望能找到一种非等级制、协作性的制度来替代主流的垂直官僚主义。为此，他们拒绝采用主流公司所特有的严苛的招聘惯例和清晰的就业范围，转而将联网创业家视为一个组织力量。另一方面，和“返土归田”运动的成员一样，他们最后都从自己原来的社会和文化社区吸引到新成员。在GBN内部，这种共有的文化相似性，取代了其他管理形式。像“快活的恶作剧者”一样，GBN的网络成员是一个松散群体，来去随性。然而他们也受到布兰德所说的“二阶问责制”的制约。就像布兰德所写的，“只要系统不堕落，裙带关系就行得通。你的堂兄弟总归会讲得更好听或更愿意倾听些。”

    GBN的社会文化同一性和开放精神共同发挥了作用，它使GBN客户和成员能同时参与人际和盈利性交流互动。就像WELL，GBN也是一个异质分层结构，其成员或客户所做的贡献具有多领域的价值。以网络成员的加入标准为例，乔·加罗后来是这么说的：“成员资格在GBN是个微妙的词；这儿没有入会仪式。你只不过是越来越深地陷入它的云遮雾罩之中。我一开始被邀请参加一个（WELL上的）关于网络隐私的私人BBS讨论。接着我开始收到成员认为我可能会感兴趣的书。然后我受邀参加在迷人的地方举行的聚会，从阿斯彭⑦到阿姆斯特丹。最后我被要求帮助GBN设计我所擅长的未来相关主题。直到那时，网络看上去很自然。”正如加罗的经历所显示，个人的社交风格和他对新的信息方式的获取能力和掌控力，使一个成员显得“有吸引力”。网络成员从未仅因位列网络成员名单而获得报酬。然而，一旦被公认为一个“成功人士”，这个成员可能就会受到聘请参加特定的咨询项目。他同时获准进入一个精心挑选的、半社会化的成功人士和机构的网络。一个成员可以尽可能多地参与其中，并因此而做出贡献并获取盈利。同样，企业成员渐渐可以不再把自己视为信息的付费用户，而是一个精英社会群体的成员。在重新定义了与GBN的关系、看到其社会性和经济性之后，客户反过来可以成为彼此的价值制造者。彼得·施瓦茨后来写道：“在我们的开放氛围下，客户渐渐不再是信息用户，而是信息源了。”和网络成员一样，客户可以只是倾听，可以贡献信息，或者可以通过同时提高集体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声望做出贡献。久而久之，它们就能而且已经开始创造新的职业和人际知识网络。通过GBN的聚会，许多公司客户不仅遇到了网络成员，还邂逅了其他付费消费者，这样一来，它们就能在GBN之外建立起职业联系。

    这些邂逅许多都发生在世界观大会和与其相关的“学习之旅”上。与布兰德及其同事为学习研讨会所做的一样，世界观大会的组织者力图将会议主题与会议举办地之间的联系最大化。在其最初10年，GBN举办了超过30场会议。一些会议的主题，比如“环保科技”（为在蒙特利湾水族馆举行的聚会而定）或者“商业与社会责任”（为1977年在海牙的一次会议而定），反映了对反主流文化的长期关注。其他比如说“作为基础设施的环境”（1990年在“生物圈2号”举办）和“复杂适应性系统”（1991年在圣塔菲研究所），反映了GBN对控制论遗产的持续关注。而大多数主题则使那些传统要素与经济变革问题建立了关系。“网络公司”、“信息服务的未来”、“组织的内部与外部风险”，以及“重组全球经济”，不过是20世纪90年代初所办会议的主题中的几个。对GBN的公司客户来说，世界观大会成了以反主流文化和控制论实践与理想相结合的方式探究新兴经济形式动态的黄金地点。同样的道理，对有那些传统背景的网络成员来说，这些会议成了他们将自己的社会与技术抱负重新定位到企业的资源和需求上的绝佳场所。

    对这些会议的近距离审视表明，无论是对新网络还是新网络语言风格的建构来说，它们都扮演了重要的论坛角色。它们还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机会，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行事灵通的精英群体的成员，能够随机应变，窥见自然和经济系统中的隐秘法则。比如说在1993年7月，生态学家彼得·沃肖尔率少数GBN网络成员在新墨西哥州陶斯镇附近完成了一个为期数日的漂流之旅。参与者代表了GBN的各种不同阵营，包括玛丽·凯瑟琳·贝特森、布兰德的妻子帕蒂·费伦、前感恩而死乐队经理乔恩·麦金泰尔、人类学家和网络理论⑧家卡伦·斯蒂芬森、神经生物学家威廉·卡尔文、未来学家唐·迈克尔、消费者分析师史蒂夫·巴内特，还有来自巴黎的欧莱雅副总裁罗伯特·萨尔蒙。在沃肖尔的带领下，他们沿着格兰德河的一条支流查马河顺流而下，考察了当地动植物群落，还顺道访问了村民、养羊户和一个当地鱼类养殖场。

    后来沃肖尔就此事为GBN内部季刊《网络视点》（Netview）写道，“我很难说其他人从这次旅行中得到了什么。我的目的是打开‘自然之书’，训练对水流和地形的解读能力。”然而就像沃肖尔的报道所揭示的，在许多参与者看来，河流本身与沿河而居的人就是一种象征性资源，大伙儿因为它而在旅途中相聚，又试图借此在日后理解社会，尤其是经济世界。旅行一开始，斯图尔特·布兰德就要求大家用便携日记本做笔记。乔恩·麦金泰尔在日记里记下了下面这段话：“新词儿……来自船夫布鲁斯……洄流（keeper hole）：来自干流的激流，它截住水并让它做快速圆周运动。比漩涡（keeper eddy）更危险。据船夫说，从洄流中划桨脱身几乎不可能；外界的干预几乎总是有必要的。”和控制论研究者一样，麦金泰尔把水理解为社会过程的象征，不经意间就重复了诺伯特·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的话：“我们不过是一条不断流动的河水中的许多漩涡。我们不是固步自封的废物，而是自我永续的典范。”同样，沃肖尔说唐·迈克尔把当地花的生存策略转换为企业生存战略。迈克尔写道：“流星花模仿钓钟柳，却从不费事去生产花蜜。它哄骗蜂鸟为它授粉，让它以为这儿有蜜可采。许多广告也干着同样的勾当。”

    对GBN的旅行者和25年前也曾来此的公社成员来说，西部是个不错的地方，可以在这里冥想，在技术与社会日益融合的当下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拿1993年这件事来说，沿途两个小镇杜鲁查斯（Las Truchas）和奥霍斯（Los Ojos）的当地居民角色扮演了印第安人在反主流文化中扮演过的角色。一方面，他们似乎具有一种令人羡慕的真实性。正如沃肖尔所写，“这与大多数GBN成员的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就像一面奇特的镜子：四海一家的雄心、亲近自然的假日、环球旅行、远离家庭生活的工作场所。咨询顾问或周游列国游历四方的人能给村民什么实用建议？”而另一方面，村民们似乎陷入了停滞状态，不愿改变，也不愿承认他们这个世界的新的技术与社会现实。“GBN成员大都怀有‘后现代主义’的怀疑态度，”沃肖尔写道，“村民们的许多决定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他们只能提前预判一两步。”在这些GBN的旅行者看来，当地的人和风景一样，与其说本身是个活物，倒不如说是个有待解读的文本；以此为线索，GBN的人们应该如何根据生活中的各种技术和社会“系统”来掌控自己的生活。

    尽管河流、泥土和船舶具有实体性，和“返土归田”运动的集体迁徙一样，查马河之旅把参与者带进了一个带有深刻符号烙印的地方。在这里每日的生活现实呈现出一种信息形态，从外面得到信息和以控制论的方式进行思考，没有什么差别。这种范式也成了GBN情景创建过程的特点。像学习研讨会和世界观大会一样，情景创建讨论会旨在让参与者隐蔽的信息系统显露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正如施瓦茨和布兰德1989年所说的，GBN承诺将使公司及其决策层“（通过探索可选择的未来）接受不确定性和（借助讲故事的条理性）驾驭复杂性”。为了创建情景，GBN咨询顾问要扮演其客户公司的网络创业家的角色。他们选择有关人员，把他们聚到一起，让他们参与一系列有导向的讨论会。和GBN的各种会议一样，这些会议的目的是形成对集团战略形势的共同理解和一个表达这些理解的共有语言风格，以及新的社会和（通过像WELL这样的计算机系统和内部公司系统形成的）技术网络，来传播和保存这些真知灼见。每个讨论会都会讲一系列故事（通常是3个），来描述手头问题的未来发展轨迹。有时候这些故事能带来清晰的市场机会。比如在AT&T看来，GBN的几个早期情景显示出移动通信如手机将很快进入快速增长。而更多的时候，情景规划过程本身形成了共有的语言和社交过程，经理人能够围绕它继续进行未来规划。就情景创建本身来说，它与其他GBN项目一样，同时构建符号资源和社交网络，塑造并赋予了GBN客户网络化的工作风格。

    能揭示真相的力量使网络化的风格赢得了客户。1995年，布拉德·霍伊特（Brad Hoyt），辛辛那提工具制造商Senco公司的一个高级项目经理，回忆起和斯图尔特·布兰德一同参加一个情景创建会议的场景时说：“他改变了我的一生，就在这个情景创建会议上。他问我们是否听说过复杂理论……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竟然是圣塔菲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过了一年，霍伊特汇报说又读了12本关于复杂理论的书，并且开始以复杂理论为指导来“思考房地产业和影响Senco的其他生态系统。”在像霍伊特这样的高管眼中，以系统为导向的复杂理论语言风格，在斯图尔特·布兰德的文化正当性的支撑下，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框架，来了解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混乱无序的经济状况。甚至在那些更持怀疑态度的高管的公司里，GBN也给其内部世界悄悄塞进促进并塑造网络意识的人和出版物。比如说在施乐，布兰德向高管们推荐理查德·诺曼（Richard Normann）作品，他是《交互策略设计》（Designing Interactive Strategy）一书的作者，也是“个人公司不是独立的行业竞争者，而是经济关系网络的要素”这一观点的倡导者。1995年，施乐公司的战略发展与交流主管罗伯特·莫切利告诉《财富》杂志的一名记者说：“我们对诺曼大为倾倒，并请他这个夏天来对我们的500名高管做了个演讲。我们已经在工作中采用他的东西了。现在我们想的是他什么时候能再来。”安达信咨询公司（Andersen Consulting）技术评估组联合创始人汤姆·波坦（Tom Portante）也对这位记者说：“真的很有趣……有时候当你看着这些斯图尔特寄来的书时你会想：‘我到底该拿这些书怎么办呢？’但是它们不见了，我们却在每天的圆桌讨论会上谈起它们来。”

    在莫切利、霍伊特和波坦这样的高管来看，GBN相互重叠的人际网络、机构间网络和信息网络，充当着一个渠道。通过这个渠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的协作性技术研究中出现并帮助它进行管理的系统语言风格，能够再次进入企业的视野。然而这一次和它一同到来的，还有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反主流文化的正当性。为了与新公社主义者的去政府化立场保持一致，GBN把企业提升为革命性社会变革的发生现场，把人际网络和信息网络（包括EIES和WELL的计算机网络）宣传为社会变革的工具和象征。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2001年它被卖给一家战略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Monitor Group）并延续至今，GBN的活动与其对工业和军事的反主流文化式的反感态度是背道而驰的。在它的咨询工作中，一直备受新公社主义者和新左派责难的公司和军事机构，成了另一种心境下的思想发源地和反主流文化活动家一直梦寐以求的扁平化政府机构。

    作为联网创业家的凯文·凯利

    对GBN的创始人来说，计算机网络不过是WELL上一连串相互重叠的系统中的一个，WELL上还包括会员网络、系列会议、新闻通讯订阅和读书俱乐部，还有持续对话。计算机帮助维持了GBN，从这个意义上说，计算机使其成员有机会一窥计算机网络在新经济里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GBN内部网络的象征指的是数字技术，不如说是一系列相互交叉的社会和信息系统。在GBN的创始人看来，计算机不过是推动政府机构扁平化和组织模式网络化的几种力量之一。

    相反，在凯文·凯利看来，计算机成了人类发展的一个新纪元的信号标志。20世纪80年代末，凯利扩展了布兰德首先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和机构网络，深入到湾区及湾区之外的技术社区。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把那些网络变成了他所认为的某种新社会秩序的原型：新生物文明。

    凯利于1984年签约成为《共同进化》的编辑，那会儿布兰德正在开办《全球软件概览》。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凯利一直沉浸在《共同进化》和富有原创性的《全球概览》之中（“我到现在都还全记得。”他后来回忆说）。而当他到索萨利托时，各种《全球》出版物已经开始大规模背离其“返土归田”运动的田园式理想根基，转而拥抱数字技术。在他到来的一年里，凯利协助举办了第一届黑客大会，加入了WELL，见证了《共同进化》与《全球软件评论》合并为《全球评论》。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他一边编辑《全球评论》一边撰写他1994年出版的风格紧凑的大部头《失控：新生物文明的兴起》，凯利试图通过布兰德早先在《全球概览》中建立起来的创业家网络和编辑策略，来领悟身边的技术和文化变迁。这些手段使凯利不仅把新的计算方式和商业形式，与“全球”社区控制论理论和反主流文化政见的长期融合结合在一起，而且将数字技术和新经济变成了新公社主义理想的达尔文主义的变体。

    当《共同进化》在1984年变成《全球评论》时，凯利得到了一个还在增长中的潜在作家和资源网络，这个网络逐渐遍及反主流文化社区和技术社区。凯利很快就开始为最早在WELL上出现或与黑客大会和《全球软件概览》都有联系的撰稿人出版文章，比如斯蒂文·莱维和霍华德·莱茵戈德。当凯利开始与湾区的数字圈交游，尤其是当他和《全球》的铁杆粉丝对新兴的虚拟现实技术产生兴趣时，他偶然结识了新的撰稿人。比如在1989年，他刊登了一篇对小说家威廉·吉布森的专访和一篇“赛博朋克101（Cyberpunk 101）”书目。他还刊登了一篇对虚拟现实创业家杰伦·拉尼尔的长篇专访、一篇计算机专家艾斯特·戴森写的文章，还有斯图尔特·布兰德对其第一次虚拟现实洗礼的描述，“一头扎进网络空间”。在1990年秋天，他刊登了WELL评述“犯罪与困惑”，在这篇文章里约翰·佩里·巴罗第一次用“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个词来描述数字边疆。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凯利靠的是一种在职业新闻记者的规范和风格中混入《全球概览》的网络构建准则的编辑模式。凯利偶尔把目标定在就某一个问题做出表面上客观中立的报道，这使它更像一本传统杂志。但总的来说，他把《全球评论》办成了某种湾区网络的论坛，而他在其中日益受人瞩目。凯利把前反主流文化运动活跃分子、当代计算机技术专家和泡在WELL上的作家，与“全球”社区的长期成员包括生态学家、小商人和前公社成员聚到了一起。《评论》与其说像《全球概览》，不如说更像一本主流杂志：它既有新闻特写又有短篇评论，是一种标准的杂志版式，虽然成本明显偏低。而且，不同于《全球概览》，《评论》在其成员中发挥的不是沟通机制的作用。如果你想见一见《评论》里讲到的或为《评论》做出过贡献的网络，你不用来信，只要登录WELL即可。然而《评论》毕竟还是继承了《全球概览》对人际网络的依赖，以及“这些网络的成员即是新生先锋派人士”的自信。与《全球概览》和后来的《连线》杂志一样，《评论》反映了一系列社区关注问题，这些社区起初正是由它的编辑通过网络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评论》并不是唯一一个“全球”规则和出版模式与数字世界激情碰撞的论坛。1988年，《软件概览》倒闭四年后，凯利又担任《信号》（Signal）杂志的编辑。由要点基金会出版，大部分由“全球”资深用户组成，几乎全部由简短的产品评论和书评构成的《信号》杂志，看上去与《全球概览》非常相似。在第二页读者还能看到以前的宗旨陈述（“我们就像神一样，并且可能做得很好……”）在第三页上，他们能找到一张斯图尔特·布兰德的照片，他放松地坐在他办公室的椅子上，桌上有一台麦金塔计算机。麦金塔是一个暗示。以前《全球概览》在反主流文化革命的“返土归田”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信号》将在新兴的信息革命天地中继续扮演。在他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斯图尔特说他办公桌上的那台计算机只不过是早期公社成员的柴炉和太阳能系统的后辈小生。二十年前那些长发披肩、行为叛逆的嬉皮牛仔形象如今已被黑客所取代。以前《全球概览》封面上的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照片所显示的那种天下一家已不再仅仅是一张图片。多亏了信息“无所不包的全球性”，布兰德写道，人们现在能够体验到以前的《全球概览》读者只能想象的集体归属感。

    和《全球软件概览》一样，《信号》是把新兴数字技术嵌入“全球”社区的设计框架和人际网络中的一次尝试。像最初的《全球概览》一样，《信号》被设计成互为原型的多个类别。共有10大类，每一个下面都包括了平均40个子项。第一类是“首要信息”，扮演了以前“全系统”部分的角色。它以控制论书籍、信息理论为特色，甚至像以前一样还有“全系统”这一项。但是它也包括网络活动评论，比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和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的《混沌》（Chaos）。同样，“网络社会”类的特色既包括网络交流的最新消息——公告牌系统、WELL、电话会议——又包括电台与电影制作设备评论，与20年前《全球概览》上的内容安排颇为相似。在这本书的末尾，凯利刊载了项目说明，描述了读者可见的整个项目编辑与财务系统，就像一直以来布兰德·斯图尔特所做的那样。

    凯利一直有意让《信号》成为一本“新型杂志的典范”。然而和《软件概览》一样，《信号》在商业上也是失败的。在这两个例子中，以前的《全球概览》不管从外观和感觉还是编辑机制上看，都与新的社会和技术环境不太相符。在20世纪60年代末，《全球概览》曾经建立起一个社区积极分子的地下网络，他们互相熟知，也同时为美国主流社会所熟知；到了1988年，旧金山湾区的计算机文化已经是全国性新闻。对公社成员和公社崇拜者来说，《全球概览》提供了很多独一无二的联系人和信息资源。然而到了1988年，对信息技术感兴趣的人有一大把可以查阅的资源。而20世纪80年代末的《信号》和其他“全球”出版物为读者提供的，是将新的信息技术当做旧的反主流文化革命延伸的一种视角。

    在接下来的6年里，凯利进而把那场革命与一种新型的带有冷战时期特色的军事研究行业联系起来：计算机仿真。凯利出版《信号》杂志时，桌面计算机越来越普及，性能也不断提高，这使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采用一度仅限于兰德公司和斯坦福研究所这些大腕的算法方式。就像赫尔曼·卡恩及其同僚曾模拟地球生命的终结，许多总部设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及其周围的小型科学家团体，开始模拟生物生命的诞生。同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和评论界权威，包括全球商业网络成员，开始将生物学隐喻应用到经济过程中。迈克尔·罗斯柴尔德，1990年著有《生物经济学：资本主义的必然性》（Bionomics: The Inevitability of Capitalism）一书，试图将这些隐喻变成一种思想流派，在书中他代表许多人说了这番话：“在生物环境下，由书本、图纸、科技期刊、数据库和成百万个人所掌握的知识秘诀所保存的技术信息，是所有经济生活的终极来源。”对许多，尽管不是所有的持生物经济学观点的人来说，经济环境从定义上看是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正如罗斯柴尔德所写的，“资本主义是人类经济事务的必然天性。对一个自然现象评头论足无异于浪费时间和精力。”

    斯蒂芬·海姆来希（Stefan Helmreich）曾经指出，在圣塔菲研究院，生物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基于桌面的计算机仿真结合得如此之深，这是任何其他地方都比不上的。这个研究院由一群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在1984年创建，他们逐渐相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起，生物学、物理学和社会科学就已经开始趋向一致。他们认为计算机在两个方向上使这种趋同成为可能：第一，它们发挥着考察和塑造世界的工具的作用；第二，它们统筹信息所采用的算法，通过类似DNA这样的生物“技术”模拟了生物本身的算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主张复兴了冷战时期的控制论思想。而当时它们又处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文化时刻，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体系正迅速让位于后福特主义时代全球化的、灵活的、临时性工作居多的新体系。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的决策者都忙着将他们的公司计算机化，许多人至今一直把计算机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对这些决策者来说，圣塔菲研究院这个新的控制论愿景有极大的吸引力。在其成立两年内，圣塔菲研究院吸引了大批公司赞助者，最著名的是花旗银行和花旗集团。1986年，花旗集团CEO约翰·里德请斯坦福研究所发起主办了一个名为“国际金融：复杂系统”的研讨会和1987年另一个叫做“全球化经济的演化途径”的研讨会。

    1987年圣塔菲研究院加入苹果电脑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非线性研究中心，发起了第一届人工智能研讨会。会议在洛斯阿拉莫斯进行，由克里斯托弗·朗顿主持，接着由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研究员主持，会议聚集了160位生物学家、物理学家、人类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放射性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一样，第一届人工智能大会的捐助者很快就建立起了一个知识产权“贸易区”。机器人专家提交了关于文化演变问题的论文；计算机科学家用新算法为有点儿像那么回事儿的生物进化模式建模；生物信息学专家将他们所认为的自然生态法则应用到社会结构的设计中。在这些科学家、前放射性实验室成员和随后的冷战研究机构看来，系统论发挥了沟通语言的作用，计算机则对系统的跨学科工作的定位起着关键支持作用。此外，计算机给了研讨会参与者一个熟悉的上帝之眼的观察角度。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防分析师和未来学家看来，计算机把全球变成了一个信息系统，它能够一天24小时监控核攻击和全人类毁灭的可能性。对第一届人工智能大会的参与者来说，计算机就是观察生命本身的窗口。从他们的桌面屏幕向里窥视，观察图像在由他们自己设定的算法生成的模式下改变和进化，这些科学家能够而且做到了自我想象，这与《全球概览》的早期读者没有什么不同，“就像神一样”。

    对凯文·凯利来说，1987年的人工智能大会引发了一连串顿悟。首先，它证明了“全球”对系统论的长期信仰是正确的。如果说反主流文化已渐渐消退，由看不见的模式连起来的世界观则没有。像LSD这样的小型技术已经向嬉皮士专家显示了这些模式的存在，但是这里有150位科学家，采用的是最新数字技术，他们似乎要得出同样的结论。更有甚者，像迷幻剂一样，这些计算机似乎有可能让我们把生命本身视为一个整体。如果新公社主义者感觉到他们是“一个整体”，人工智能计算机则似乎证明了这个观点：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实际上都是内部不断进行信息交换的一个系统。这种奇异的见解反过来又让凯利把他的宗教向往与冷战研究领域和反主流文化的新公社主义派所共有的特殊社会形式联系到一起：那就是协作性网络。一方面，大会中程序员上帝之眼的共同观点让凯利产生了一个念头，也许上帝自己用一套算法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让生命形式的全盛时期从中涌现出来。另一方面，它表明，大会上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聚集在一个论坛里，忙着构建新的社会网络，他们自己就是未来的先锋。计算机、协作的科学家、看不见的信息互连模式——对凯利来说，他仿佛沉浸在“全球”社区所共有的控制论与新公社主义理想，以及他自己所特有的基督教信仰这三者融合之中，这些元素中的每一个都好像反映着其他元素，都有点造物主的意味。

    原子代表过去，网络代表未来

    在接下来的5年里，凯利把他在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体验变成了一本书的基础，那就是《失控》。它将人际网络和“全球”出版物的信仰变成企业高管和其他力图看懂后福特主义经济的人可以利用的符号资源。和25年前的斯图尔特·布兰德一样，凯利想要呈现一种新的存在方式，那是他在不同社会、机构和技术网络边界的穿越中自己发现的。在他的报告中，他汇集了四种代表性社区：冷战研究领域（包括洛斯阿拉莫斯、MIT的媒体实验室和施乐PARC）的嫡传子弟、“全球”（生态学家，来自WELL的作家）的附属成员、新型计算（人工智能、多用户网络游戏、虚拟地球）的设计师和理论家，还有公司（贝纳通、皮克斯、迪斯尼）。除了公司领域之外，所有这些群体长期以来都在“全球”出版物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失控》一书中，凯利把他的主题一个接一个展示出来，仿佛它们是一个商品目录里的样品。在20世纪60年代末，在《全球概览》的书页中，逃向森林的人的鹿皮靴和背包“撞”上了湾区工程师的计算器和技术手册。现在，在20世纪90年代初，计算机科学家碰上了大草原生态学家、在线游戏设计师和企业高管。

    这本书目录一样的结构与其控制论主题形成呼应。二十四章里的每一章都展开一个主题，每个主题在某种程度上都清楚地说明了生物、技术与社会的交集。有些章节，如“共同进化”和“受控变化”，反映了“全球”的长期关注。其他如“人工进化”和“后达尔文主义”，论述的则是生物学与信息科学交叉时产生的问题。还有一些，如“网络经济学”和“电子货币”，则指出了新的网络化的企业形式和计算机在这类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据凯利所言，任何一章都能作为其他章的镜子。正如他在书的开篇所说的：“自然之物与人造之物之间的面罩已经消弭，这揭示我们，两者实际上是，而且一直都是同一种存在。”加入它俩的是信息，尤其是像圣塔菲研究所这样的地方的计算机科学家们所做的工作。他解释说，技术专家已经开始“从生命和机器中提取逻辑法则，把它们每一个都应用在创建极其复杂的系统的任务中”。作为对人工智能研究者的主张的呼应，凯利主张这些系统“既是造物也是活物”：“在我们当做有机体和生态系统的有机物群落，和与它们对应的人造物比如机器人、公司、经济、计算机电路之间，有一个共同灵魂，我们应该如何称呼它呢？我把这些实例，不管是人造的还是天生的，称为‘活系统’，因为这些系统都具有的生动逼真性。”

    一方面，凯利“活系统”的说法要极大地归功于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凯利甚至于表示“一个《失控》的简要提纲可能说是对控制论研究现有状态的一个更新”。另一方面，为了与凯利的“全球”背景保持一致，这本书把这项研究同新公社主义者的社会理想联系起来。比如说，凯利在前面花了整整一章来讨论他称之为“蜂巢思维”的现象。这一章以一个关于蜜蜂和养蜂业的讨论开始，凯利描述了他当做唯一的集体性有机体——养在他家外面的蜂巢。很快场景就转到凯利的朋友和合伙养蜂人马克·汤普森的后院。一天，汤普森看到一个蜂群成形了：“马克毫不犹豫立刻放下工具溜进蜂群，他的光头立马进了蜜蜂飓风的风眼。当蜂群渐渐远去时，他紧跟着它们快步穿过院子。顶着个蜜蜂光环，马克跳过一个又一个篱笆。他跑起来了，想要跟上这庞大无比的动物，像是漂浮在它的内部。”最后，没有被蛰的汤普森自己绊了一跤，蜂群则继续往前飞，没有等他。在凯利看来，蜂群象征着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他指出，尽管蜂巢有蜂后，它却是按照多数成员的规则驱动行为来进行管理的。在蜂巢中你可以看到“民主的真实本质和所有的分布式管理”。你还能看到已经模糊的新公社主义印象。扁平化，协作化，由看不见的信号和共有的感觉联系在一起，凯利的蜂巢就是某种自然的公社。他写道：“这是由群氓形成的统一整体。”

    正如他朋友的蜂群经历所显示，蜂巢也是一个社会系统，通过信息交换而聚集成群，大到人类也能插足其中。刚描述完蜜蜂蜂巢，凯利的脑海里立刻又浮现出拉斯维加斯的一个会议室。他描述了一个软件开发者洛伦·卡朋特启动一个老的乒乓游戏的情形。他给每位观众一支发光棒，然后用专门定制的软件让他们参与到一个过程中，让一个球在一个反射到屋子前面的计算机屏幕上来回移动。当这群人完全掌握这个练习之后，卡朋特让他们用同样的发光棒在屏幕上写下数字，最后又操控一个飞机飞行模拟器。在几次危险的颠簸翻滚之后，这群人还是成功地摆正了飞机并转到一个新的方向。“没有人发号施令，”凯利写道，而这群人的行动却有如“万众一心”一般。

    让这群人的整体性显现出来的正是集体计算的力量。计算机揭示了集体行动的隐性规则，同时又帮助创建了一个协作性社会群体。凯利用这种方式阐明，计算机促进了新公社主义理想的产生。它们改变了屋子里的个人的意识，由此就可能摧毁政治等级制度，消除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心理屏障，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整体。此外，凯利把这个故事放在他邻居的蜜蜂故事之后，而紧随其后又对另一种“蜂巢”进行了评论，那就是蚁穴。这个规则还表明，尽管技术先进，计算机实际上与自然法则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就像受新公社主义者喜爱的穹顶和野营装备一样，计算机事实上已经帮助其用户与自然“法则”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新的蜂巢思维象征着许多新公社主义者一直希望激发的那种拯救世界的社会革命。据凯利所说，乒乓游戏、蜜蜂蜂群和蚁穴都是“并行运行的整体”的实例。这些整体可以被称为“网络、复杂适应性系统、蜂群系统、活系统，或者集体系统”。不管叫什么，它们都将一起颠覆旧原子时代僵化刻板的等级制逻辑：“原子是20世纪科学的象征……原子自旋是单一性的典型。它是个体的象征：原子。它是不可分割的力量单位。原子代表能量、信息和确定性。它像一个圆一样可靠，要多圆有多圆。”而现在，由于它们所激活和塑造的新的计算形式和新的协作性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原子已经被赶下了神坛：

    又一个禅宗思想：原子已成为过去。下一个世纪的科学象征是不断变化的“网络”。

    “网络”这幅图景没有中心——它是许许多多与其他节点相连的节点——彼此指向的箭头符号构成的蜘蛛网，像一窝蛇一样一起蠕动，运动不息的画面直到模糊的边缘才慢慢消褪。“网络”是个完美的典型——总是显示着同一幅图片——描绘了所有的回路、所有的信息、所有的互相依赖关系、所有的民主、所有的群体和所有的大型系统。

    然而，在《失控》里，凯利不惜笔墨地向我们展示了“网络”何以是后福特主义经济秩序的首要象征。一方面，凯利暗示，网络化系统，尤其是计算机系统，将带领人类回到与自然的重新融合——比方说与蜜蜂比肩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又表示，这种重新融合将发生在公司世界的中心。和30年前的新公社主义者一样，凯利摒弃一切政治斗争观念，把商业领域视为社会变革的发生地。他认为这个领域自身已经是一个自然世界模型。和蜜蜂蜂巢或蚁穴又或是计算机应用一样，经济也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操控着。像自然的活系统一样，理想化的公司应该是“分布式、分散化、协作化而有适应性的”。他接着阐述说，公司已经成为一个有机体，通过适当的技术部署，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部署，它就能使工人和机器都回到一个更加自然的存在方式：

    工业生态必须成为一个网络化的即时制系统，对原材料的流动实现动态平衡，从而使局部的过剩和短缺在各处得到调剂，以保持最小库存量。网络驱动程度更高的“柔性工厂”，通过采用适应性机器或生产数量更少而品种更多的产品，将能够驾驭更具不规律特性的资源。

    适应性技术，比如分布式智能、柔性时间核算、利基经济学和受控演化，全都唤起了机器身上的有机体性质。

    在《失控》一书的字里行间，凯利把新公社主义者的乡村伊甸园之梦和与自然重新融合的反技术权威统治之梦，变成了对信息科技、后福特主义生产实践和对相互监督的富有创业精神的工程师、决策者和科学家的赞美。与斯图尔特·布兰德及其GBN同僚（凯利现在也是其会员）一样，凯利也构建了一系列相互重叠的网络：社会、技术、信息和自然网络。为了与控制论的普遍修辞原则保持一致，每种网络又赋予其他网络以正当性。在凯利看来，计算机在其屏幕上显示分形效果的能力是一个有力证据，说明自然世界的分形结构早就由嵌入基因和DNA的信息算法创造了出来。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存在及其为寻求支配地位而进行的努力，似乎为正迅速全球化的经济世界中日益不稳定的关系及其内部的权力争夺找到了自然依据。商业的网络化和信息技术的融入，很快就看上去像是自然进步、而非社会技术进步的阶段。突然之间人类就进入了一个进化的新阶段：人工智能运动的科学家们，凯利写道，已经证明“进化不是一个生物过程。它是一个集技术、数学、信息和生物过程于一身的历史过程”。

    这本书出版不久就成了企业高管理解周围技术与经济环境符号资源的重要源泉。评论家反复提及凯利的蜂巢思维比喻，并将其应用到新经济中。比如在1994年，《哈佛商业评论》秋季刊的一个评论员就认为，凯利的“5000名乘客共同驾驶一架飞机的画面巧妙地抓拍到了新经济下的工作和组织机构前景。在卡朋特所创造的这个‘公司’里，人人都自己做决策，人人都有乐趣——而企业并不会因此而轰然倒塌。这是围绕网络化计算机、移动通信和自我管理团队发展公司的终极目标：将商业的竞争性需求和个人实现与民主参与结合在一起，从而在没有自上而下控制的情况下实现富有成效的协作”。在《失控》的文字里，《全球概览》的长期猎人也成了创业家。新闻记者也持这种观点。“想法叛逆的竞争者，”《哈佛商业评论》写道，“整日与笔记本电脑、调制解调器和富有灵感的创意相伴的孤独的知识工作者——这是我们的英雄，变革的使者，他们正再造产业，重塑经济，创造巨大的财富。”差不多30年前，成千上万年轻的、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美国人，迈着坚定的步伐来到原野中，试图创造一个人人平等、自得其乐的世界。而今天，凯利暗示，他们应当在技术和经济中寻求自我实现。

    他认为他们应当这么做，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信息系统。在他看来，操纵计算机和从事信息工作不仅仅是保住一个饭碗，而是找到通往一个隐秘世界的入口，依照它的法则而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为自己命运的全面设计师。凯利的愿景与新公社主义者对意识的赞美形成呼应。它也复兴了公社居民淡薄名利物欲的精神。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动身来到美国乡村的人，他们对创造新社会所需要的具体劳动毫无判断，对和他们一同定居于此的人所做的工作也没什么感觉。20世纪90年代，正如一些批评家所言，凯利的网络进化论学说给决策层寻求劳动力外包、自动化工业流程的努力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精神激励，而降低了其员工就业的稳定性。纵观全书，凯利对具体劳动工作轻描淡写，而对智力和与智力机构有关的协作风格大为推崇，由此提出了一个完全由自由派精英构成的世界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和20世纪60年代一样，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帮助确定了信息和信息系统掌控者的权威性，而其他人则默默无闻。

    与此同时，以非物质的信息网络方式思考世界的趋势转变，有助于决策者消除自身与日俱增的无助感。一方面，像半个世纪以前放射性实验室的科学家一样，决策者能够借助控制论的语言风格来证明其职业目标追求的正当性。和那些很久以前就在计算机屏幕上搜索来袭轰炸机的冷战专家一样，他们可以把世界想象成一个信息系统，而自己则是系统的监控者。多亏了这些如此迅速就安装到他们办公室里的计算机，他们能够看得更远，更有效地进行规划，也许“像神一样”管理自己的公司。另一方面，他们也能够逐渐接受，他们恰恰缺乏斯图尔特·布兰德和他那一代人所认为的属于公司领袖的那种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尽管高管收入暴涨，以位居社会顶层者为榜样的财富运动基础广泛，许多公司高管却陷于某种被超过自己掌控力的力量给包围的感觉。在书中论及控制论的部分，凯文·凯利暗示，诚然，实际上，他们会感到一片茫然。但这没什么关系，甚至很自然。

    针对《哈佛商业评论》对《失控》所做分析的末尾部分，作者专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生物学所缺失的成分要素，”作者写道：“是价值。”他认为，最成功的公司之所以运转良好，不仅仅是由于它们组织有效，而在于它们共享一套核心信仰。而在凯利书中提到的例子和全球商业网络这个例子中，生物学大受推崇所反映的并不是某种价值舍弃和对巧取豪夺的资本主义的简单接受。恰恰相反，它标志着，新公社主义者人人平等的协作理想和精神上的相互联系，与对跨学科工作和统一理论的科学推崇之间的融合。它还指出了网络化的精英和社会规范与日俱增的力量，这与正式组织结构对这些精英的驾驭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全球商业网络中，社会亲和力成为网络相关性的关键要素；在凯利的书中，它不过是把各种科技创业者连在一起的难以言表的基本要素。在各自的例子中，凯利和布兰德提出了自己的英裔美国男性创业家网络，把它当做出现于他们周围的技术和经济网络的象征。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布兰德继续参与全球商业网络和电子前沿基金会的活动，但偶尔也转向其他项目。比如在1994年，他出版了一本论述建筑物的长期演变方式的书《建筑物如何学习》（How Building Learn），1995年他帮助成立了“恒今基金会（Long Now Foundation）”，一个致力于打造能够计时一万年的钟的社团，以鼓励人们专注于他们的行为活动的长线结果。凯文·凯利则成为《连线》杂志的执行主编。在这个职位上，在他的推动下，由他和布兰德帮助创造的这个社会网络，成为新的网络化社会秩序兴起的标志，为互联网和万维网反主流文化潜力提供了有力证据。

    注释

    ①　本书字节社有售：http://tangcha.tc/books/429

    ②　社会隔离（Social Segregation）：又称社会分隔、社会区隔，城市社会学概念，主要是指基于出生、身份、职业、收入、个人需求等方面的同质性，由特定人群聚居而成相对封闭的社区，其主要特征是”同质聚居、异质隔离”。

    ③　理查德·索尔·沃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1935—）：建筑师，平面设计师，信息架构（information architecture）术语的创造者，信息易读实践的先驱，1984年创立TED会议，并担任主席和创意总监。1990年出版畅销书《信息焦虑》（information anxiety）。

    ④　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相对于“福特主义”提出的经济学术语，后福特主义是以精益生产、柔性专业化等非大规模生产方式为核心的新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其主要特征是灵活的劳动过程、网络化的生产组织、多技能的劳动力及新的劳资关系、个性化消费等。

    ⑤　琳·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1938—2011）：也译做林恩·马古利斯，美国生物学家，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第一任妻子。以有关真核生物起源的理论而闻名，也是现今生物学所普遍接受的内共生学说的主要建构者，此学说解释了细胞中某些胞器，如粒线体的由来。（来源：维基百科）

    ⑥　雪莉·特尔蔻（Sherry Turkle）：哈佛大学社会学与人格心理学博士，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社会学教授，也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研究电脑与人之间的关系。著有《屏幕上的生活：互联网时代的身份证明》（Life on the Screen：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1995）、《另一半：计算机与人类精神》（The Second Half：Computers and Human Spirit，1984）及《心理分析政治学》（Psychoanalytic Politics，1978）等著作。新书为《一起孤独》（Alone Together）。

    ⑦　阿斯彭（Aspen）：美国滑雪胜地。

    ⑧　卡伦·斯蒂芬森（Karen Stephenson）：社会网络分析领域中的专家，在“关于信任的量子理论”中，她借用量子理论来解释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