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Acknowledgments

    假如说过去七年里我学有所成，那么，学到的这些东西来自个人头脑中想法的较少，更多的来自不同群体之间的思维互动。和本书观点一样，它们的起源可追溯到一个分布极广的网络，他们是一群特别慷慨的老师、同事、朋友和受访者。对所有这些人，我深表感谢。

    当我还在加州大学圣迪哥分校传播系攻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关于“全球网络”及信息技术的政治学问题。系里的教授们既为我提供了方向上的指导，也给予了我自由研究的空间，这可谓完美的组合。他们总是督促我跨越学科边界，去探索困难的问题，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我将早期兴趣凝聚成博士论文的过程中，Michael Schudson、Robert Horwitz、Chandra Mukerji、Geoffrey Bowker、Lev Manovich、Philip Agre和Steven Epstein这几位教授都让我接触到了新的文献资料，并阅读了多个章节的草稿，不厌其烦地帮助我用分析性措辞将我对《全球概览》的强烈兴趣表达出来。他们给我展现的正是一种投入的、向公众负责的学者风范，以及全神贯注的教学作风。我也想在此感谢当年我的研究生同学，他们是Lonny Brooks、Cynthia Chris、Carol Christopher、Tarleton Gillespie、Mary Gray、Steve Jackson、Sujeong Kim、Barbara Osborn、Mauro Porto、Matt Ratto和Jennifer Rayman，我要感谢他们的鼓励和友情。

    当我在加州大学圣迪哥分校的研究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我搬到了波士顿，开始在MIT的斯隆管理学院教书。MIT是这样一个地方：你本被聘请来在这个沙盘里和一群知识分子玩，可突然间你会发觉，你已经跳到其他的沙盘里去了。很荣幸，这事就发生在我身上。更为幸运的是，我在这里遇到了三位新的良师，他们是JoAnne Yates教授、Pablo Boczkowski教授，以及Joe Dumit教授。他们使我接触到了组织社会学及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大部分文献，这正是本书的信息来源。我在斯隆管理学院有机会跟一班富有经验又讨人喜欢的同事一起教书，他们是Lori Breslow、Neal Hartman、Leigh Hafrey，以及Melissa Raffoni，他们让上班成了一件乐事。与此同时，我又进入了MIT的比较媒体研究项目，在那里我遇到了Henry Jenkins、William Uricchio，以及David Thorburn教授，他们在数字媒体动态和当代文化方面给予我大量指导。还有那时候和我一起工作的三位研究生，也给予了我很多帮助，他们是David Spitz，Anita Chan及Zhan Li。我还要感谢MIT杜威图书馆当时的馆长Catherine Friedman，以及杜威图书馆的馆员们，感谢他们为维持我的书架图书的充足而做出的努力。

    从2003年开始，我开始在斯坦福大学的传播系工作，而在斯坦福写这本书本身就是一大乐事，原因是：一，本书提到的很多事件就发生在离我的办公室不远的地方，于是我可以享受到研究历史的人特有的乐趣：穿行其中，看着它的今天，想象着它的昨天。不仅如此，我也非常感谢系里的同事，他们是Jeremy Bailenson、Jim Bettinger、Henry Breitrose、Jim Fishkin、Dawn Garcia、Ted Glasser、Shanto Iyengar、Jan Krawitz、Jon Krosnick、Marion Lewenstein、Marcyliena Morgan、Cliff Nass、Byron Reeves、Don Roberts、Kris Samuelson，以及Bill Woo。他们与我分享洞见，给予支持，使本书得以付梓。此外，我们学院的行政和技术支持也始终如一的细致周到。我希望可以在此里感谢Susie Ementon、Joan Ferguson、Michael Forte、Joyce Ichinose、Barbara Kataoka、Kathleen Magner、Mark Urbanek，以及Mark DeZutti。感谢他们为项目所付出的艰苦努力。还要感谢两位本科生研究助理，他们是Adam Maenhout和Joel Lewenstein，感谢他们不知疲倦的工作。

    在传播系之外，我还得到了斯坦福其他教职员工的支持。他们包括斯坦福工作、技术与组织中心的联合主任Steve Barley、教育学教授兼斯堪的纳维亚组织研究协会主任Woody Powell，他们都力促我重新思考媒体技术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们还给予了我大量机会在他们各自的研究团队内部验证我的想法。还有艺术系的Scott Bukatman教授、古典系的Michael Shanks教授和历史系的Tim Lenoir教授，以及新媒体研讨会批判研究专题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他们都促使我专注于思考新兴媒体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未来。

    假如没有斯坦福大学图书馆馆员的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在Michael Keller馆长的领导下，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不仅收藏了全部的《全球概览》过刊及斯图尔特·布兰德写的个人论文，还收藏有反映过去50年该地区技术及社会变革的大量文献。Henry Lowood是图书馆科学技术馆馆长，他慷慨地带我查阅这些资料。Alex Pang、Steven Mandeville-Gamble，以及Sean Quimby也是如此。Chris Bourg和Glen Worthey更是为我找出新的数字资源，还有Roberto Trujillo、Polly Armstrong、Margaret Kimball、Christy Smith、Peter Whidden和特藏馆所有的馆员都曾非常努力地帮助我找寻一些此前从未被审视过的档案资料。

    过去两年间，随着书稿逐渐成型，我有机会通过与几个趣味相投的小组一起大声讨论来琢磨思考。这里我要特别感谢Jennifer Light和西北大学传播研究系的老师和学生，还有AnnaLee Saxenian、Nancy Van House，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院，他们同意我将尚未完成的书稿呈递给他们，并为其完善提供了宝贵意见。基于同样的理由，我要感谢David Silver、Adrienne Massanari，以及福特基金会，他们在华盛顿大学组织了一场名为“赛伯文化批评研究”的小型会议。我要感谢Geoffrey Bowker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以及圣塔克拉拉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心，他们组织了为期两天的“数字文化机构及信息获取的未来”研讨会。我还要感谢互联网研究者协会、国际传播协会、科技史协会，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年度会议的资深专家小组成员和观众，他们对我的创作给予了非常有价值的反馈。

    书的初稿刚一成型，我的一小群同事和朋友就开始全力以赴反复斟酌它，他们质疑我的论点，使其更具说服力，否则结果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我要特别感谢Hsiao-Yun Chu、Sharon Ghamari-Tabrizi、Roy Rosenzweig、Jonathan Sterne以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匿名读者，感谢他们的严格和细致。还有感谢我的著作代理Geri Thoma，还有我的编辑Doug Mitchell，感谢他们的鼓励和热情。也许最需要感谢的是本书的采访对象，本书探究了他们的生活与工作。他们都极为开放和热心，用数小时甚至几天时间帮助我理解他们的经历。这里要感谢：Bob Albrecht、Dennis Allison、John Perry Barlow、Reva Basch、Keith Britton、Lois Britton、John Brockman、Michael Callahan、John Coate、Doug Engelbart、Bill English、Lee Felsenstein、Cliff Figallo、David Frohman、Asha Greer（formerly Barbara Durkee）、Katie Hafner、Paul Hawken、Alan Kay、Kevin Kelly、Art Kleiner、Butler Lampson、Liza Loop、John Markoff、Jane Metcalfe、David Millen、Nancy Murphy、Richard Raymond、Danica Remy、Howard Rheingold、Louis Rossetto、Peter Schwartz、Mark Stahlman、Gerd Stern、Shirley Streshinsky、Larry Tesler、Paul Tough、Jim Warren，以及Gail Williams。特别是要感谢Stewart Brand，他对本项目的开放态度本身就给了我极大启发。

    我还要感谢一些个人和出版社，他们允许我在书中引用其谈话和转载其以前发表的文字材料。我独自完成了所有的采访。所有对斯图尔特·布兰德个人论文的引用都获得了他及斯坦福大学特藏馆的许可。所有对《全球概览》材料数据的引用都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特藏馆的许可。“慈爱的机器照管一切（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摘自《The Pill versus The Springhill Mine Disaster》（·1968，Richard Brautigan）。该引用得到Sarah Lazin Books的许可。第二章的部分文字改编自“Buckminster Fuller：A Technocrat for the Counterculture”，摘自《in New Views on R. Buckminster Fuller》（2006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r. University，Hsiao-Yun Chuhe、Roberto Trujillo编）。第四章和第八章部分文字经过许可改编自“How Digital Technology Found Utopian Ideology：Lessons from the First Hackers' Conference”，摘自《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Current Terrains，Future Directions》（David Silver、Adrienne Massanari编，纽约大学出版社提供）第五章部分文字最早以标题“Where the Counterculture Met the New Economy：Revisiting the WELL and the Origins of Virtual Community”发表于《Technology and Culture》（46，no. 3（July 2005）: 485–512（2005，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夫人Annie Fischer和我的女儿Althea Turner。在我追随好奇心的过程中，她们也陪我走遍这个国家，满怀体谅与耐心。我爱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