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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七章 《连线》 Wired
在《连线》杂志1993年3月的创刊号上，其创始人兼总编辑路易斯·罗塞托（Louis Rossetto）明确地表示，一场文化转型正在发生。“数字革命”正像孟加拉台风一般袭进我们的生活，他说，随之而来的是“如此深刻的社会变革，唯一能与其相提并论的也许只有火的发现”。杂志本身似乎也在阐释着他的观点。装饰得并不协调的字体，令人眩晕的亮橙与黄绿的色彩海洋，《连线》的设计对多媒体数字融合的可能性进行了毫不含糊地畅想。对于早已习惯于主流计算机报刊的传统美学与消费定位的首期读者们来说，《连线》的目的不仅预示一个计算机新纪元，更预示一个社会生活新纪元的到来。“市面上满是技术杂志，”罗塞托说，“《连线》却独树一帜。《连线》关乎于今日这个星球上最为强大的一类人——‘数字一代’。这类人不仅只是预见到了计算机、电信技术与媒体的融合正改变着千禧之交人们的生活，他们正在将其变为现实。”
几乎就在一瞬间，读者们开始相信，《连线》及它所描述的那些公司高管与工程师，可能真的就是未来的先驱。在接下来的5年多的时间里，这本杂志成为了CEO、政客，甚至其他新闻从业者的试金石。它两获“国家杂志奖”，读者数在一个月内就飙升至30万，后来衍生出了一个图书出版机构（HardWired）和多个在线企业（HotWired，Suck），又帮助孕育出了一大批关注互联网和新经济的杂志，包括《快公司》（Fast Company）、《商业2.0》（Business 2.0）、《产业标准》（Industry Standard）、《红鲱鱼》（Red Herring）。这部分要归功于惊人的经济、技术与政治潮流的融合，《连线》以技术为中心的乐观主义，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股市泡沫的核心特征。它坚信，互联网构成了一场人事革命，这使得解除电信监管①和废除其他地方的政府公共福利计划的主张有了正当性。每个月，它绚丽多彩的页面内容，不管是介绍小玩意儿还是权威大师，都充满对新经济信息专家的热切期盼。
但是，尽管其目光高远，《连线》对于数字未来的愿景也背负着特定形式的反主流文化的历史。在它的字里行间，桌面计算机与互联网成了个人与集体解放的工具，带有鲜明的“全球”风格。“20世纪60年代这一代人很有能力，却缺少工具”，简·梅特卡夫（Jane Metcalfe）解释说。她是《连线》杂志的联合创始人兼总裁，同时又是罗塞托的妻子。“在许多方面，他们的意见无力给我们的社会以长远且彻底的改变。而我们则有这样的工具。互联网的兴起以及网络中人们日渐喧沸的政治呼声，就是明证”。在《连线》的文章里，互联网，通常还有数字通信，就是一个由统一的和谐网络中看不见的碎片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分散化、非等级制的社会原型。《连线》认为，计算机和通信网络的缔造者们——比如有线电视巨头TCI的约翰·马龙（John Malone）、维亚康姆（Viacom）的弗兰克·比昂迪（Frank Biondi）和艾德·霍洛维茨（Ed Horowitz），以及微软的比尔·盖茨——都在努力为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构建高科技的基础架构。自由主义的学者和政客也是如此。在《连线》的逻辑中，他们只是社会工程师，而非技术工程师。另一方面，如同他们的硅谷兄弟，保守主义作家和媒体分析师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与众议院共和党发言人纽特·金里奇，则致力于个人解放和通过契约与法规治理政府。《连线》似乎在暗示，这两类人已在着手把美国同全世界从20世纪刻板压抑的公司与政府官僚体系中解放出来。
1998年，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和安迪·卡梅隆（Andy Cameron），把《连线》独有的自由主义政治、反主流文化美学、技术乌托邦世界观的融合称为“加州意识形态”（Californian Ideology）。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到这个十年结束时，它的原则已经成了硅谷内外技术专家的金科玉律。但是这一套人尽皆知的信仰，实际上并非如巴布鲁克和卡梅隆所认为的，来自“新左派”的历史遗产。相反，对《连线》的第一个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五年来一次近距离审视便可看出，这本杂志的数字界限的见解，很大程度上来自凯文·凯利和“全球”网络的知识分子和人际圈子。更进一步说，来源于新公社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信仰。
尽管路易斯·罗塞托和简·梅特卡夫创办了《连线》，尽管罗塞托的自由主义政见对杂志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罗塞托和梅特卡夫在资金及随后的主题和作家来源方面还是严重依赖于“全球”圈子。1992年，当凯文·凯利快要写完《失控》时，罗塞托请他担任杂志的执行主编。凯利同时带来了“全球”出版的控制论、新公社主义社会观，以及网络化的编辑风格。与罗塞托和执行编辑约翰·巴特尔一起，凯文·凯利把《连线》变成了一个网络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作者运用计算机的隐喻和普遍的控制论语言风格，把新右派政客、电信公司CEO、信息权威、GBN成员、WELL，以及其他与“全球”有关联的组织，描述成不折不扣的反主流文化革命的先锋。同时《连线》又指出，这个数字一代将继续新公社主义者未竟的事业：他们会推翻等级制，削弱曾经滋生它们的那种企业和政府，建立一个由看不见的能量与信息洪流连接起来的对等、和谐的社会。
到这个十年结束时，他们这个社会将成为互联网、股市和新经济风头正劲的管理神话。
创办《连线》
虽然杂志具有反主流文化的语言风格，路易·罗塞托还是把数字革命视为长期以来（即便不是广泛接受）的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延伸。罗塞托自幼在长岛郊区长大，1967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那时，越南战争近于白热化，反战抗议活动和国内暴力也接近顶峰。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后不到3个星期，一群学生占领了哥伦比②亚大学多栋建筑，以抗议学校参与军事研究和对本地黑人社群的关系处置不当。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以在午夜召集1000名警察为回应。他们逮捕了692名罢课学生，并对这些建筑进行清场。正如托德·吉特林所指出的，一般来说，占领哥伦比亚大学标志着“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和新左派的一个转折点。在之后几年里，随着年轻左翼分子的炸弹袭击和警察对和平请愿者的攻击日益频繁，反战抗议活动变得越发暴力。
在路易·罗塞托看来，这个转变表明斗争政治都是徒劳无益的。罗塞托时任哥伦比亚大学“青年共和党人”主席，为尼克松竞选活动效力，并与其他共和党人一起在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酒店庆祝1968年尼克松当选总统。然而从大三时起，他就已经开始自视为一名自由派无政府主义者。那一年，他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个他们称之为“共谋自由集团（Freedom Conspiracy）”的松散联盟。他读心理学家威廉·莱克（Wilhelm Reich）呼吁性解放和马歇尔·麦克卢汉论述多媒体拼贴画效应的著作，同时还发现了艾因·兰德③（Ayn Rand）。大四那年，他写了一篇关于美国人思维中的自由主义趋向的长篇论文，在论文中他记载了一些尘封已久的人物事迹，比如本杰明·塔克（Benjamin Tucker），世纪之初的《自由》杂志编辑，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赫伯特·斯潘塞（Herbert Spencer）的坚定追随者，还有莱桑德·斯普纳（Lysander Spooner），废奴主义者和一个私人邮政服务的经营者，他创办这个服务的目的是反对政府对邮件服务的垄断。1971年罗塞托和他的朋友斯坦·莱尔（Stan Lehr）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右派的信条——自由主义”的长篇文章。在文中他们主张“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左派激进主义都是破产的哲学理念。他们的追随者所争执的唯一问题是该由骗子还是江湖混混来统治社会，并假以何种高尚之名”。就像罗塞托30年后所回忆的，“让我上当的不是巴克利④派保守主义——而是个人主义、反中央集权的保守主义。”大约与此同时，肯·克西和“快活的恶作剧者”正抛弃新左派政见，而海特街嬉皮士们正一头扎向田园生活，罗塞托也正趋向一个类似的反传统政治立场。他后来回忆说，在他为“青年共和党人”工作时，他渐渐相信，“想要影响（政治世界），你必须成为它。改变事情最好的办法是离开……你必须从自己开始。”
1973年罗塞托获得哥伦比亚大学MBA学位。而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却没有固定职业。他写过一本名为《收购》（Takeover）的小说，讲的是一位美国总统为避免被弹劾，伪造了一场国家安全危机的故事；小说在理查德·尼克松辞职一周前问世，但却乏人问津。几年以后，他孤身一人来到罗马，从事电影《暴帝卡里古拉⑤》的设定工作。他决定将他在设定中所见到的纵欲狂欢用做性解放运动的隐喻，并写了一本叫做《终极色情》（Ultimate Porno）的书。同《收购》一样，它也很快便销声匿迹了。终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塞托辗转来到“墨水”公司（Ink），一家位于阿姆斯特丹的为高科技公司提供服务的翻译公司。他为他们办了一本杂志，公司可以在杂志上刊登它的翻译软件广告。他渐渐将业务扩展到其他技术上，包括桌面出版系统、CD-ROM光盘驱动器等。1986年，这本杂志被改名为《语言技术》（Language Technology）；而到了1988年，它再度被改名，成了《电子世界》（Electric Word）。他几年前在巴黎工作期间认识的女人简·梅特卡夫，成为了他的夫人及杂志的营销总监。
对于罗塞托与梅特卡夫来说，杂志为建立起《连线》日后足以依靠的网络提供了载体。1988年，罗塞托读到《时代》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媒体实验室”的报道，好不容易找到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做了一次专访。他后来又几经辗转找到超文本权威专家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和理查德·索尔·沃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后者是计算机行业最重要的联网活动、不久后改为每年一次的“技术、娱乐与设计（TED）大会”的发起人。1988年，凯文·凯利在《信号》杂志上对《电子世界》大加称赞，由此使许多旧金山湾区的技术新闻记者注意到它的存在。
大约在《信号》的评论刚发表时，罗塞托就开始访问美国，希望将杂志引入到那里。只是出于帮朋友的一个忙，纽约市的新闻记者迈克尔·沃尔夫与罗塞托见了面。“我打开门，只见一个头发蓬松、背着一个帆布背包、耶稣基督一般的人物站在我面前，”沃尔夫回忆说，“他有水汪汪的眼睛，‘我也受过伤’般亲和的嗓音，以及超凡脱俗的气质……我以为他是个误入凡尘的精灵。”大约还是在这个时间，罗塞托和梅特卡夫进行了一次加州之旅，又去见了凯文·凯利。凯利对他没有沃尔夫对他那么感兴趣，至少第一次是这样。1991年，《电子世界》关门歇业，罗塞托和梅特卡夫也搬到了纽约。随同他们一道的，是一个关于生活方式与技术的新杂志创意，起初被称为《千禧年》（Millennium），即后来的《连线》。1992年2月，他们出席了沃尔曼的TED大会，并为大会带去了一本他们新杂志的样刊，他们将样刊展示给其中一位大会发言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不同于沃尔夫与凯利，罗塞托夫妇给尼葛洛庞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他们安排了一连串与媒体大亨的会面，其中包括亨利·克拉维茨、S·I·小纽豪斯、迈克尔·艾斯纳、泰德·特纳、鲁珀特·默多克和克里斯蒂·赫夫纳，但这些人全都拒绝了他们的资助请求。那年的晚些时候，尼葛洛庞帝自己成为了杂志的首位投资人，他投入了7.5万美元，获取了10％的杂志股份；与此同时，他还承诺为杂志撰写一个每月专栏。他同时也说服了硅谷海滩软件公司（Silicon Beach Software）的CEO查尔斯·杰克逊给杂志投了另外的15万美元。
有了这些投资，罗塞托和梅特卡夫，加上杂志设计师约翰·普朗凯特和芭芭拉·库尔，一起搬到了旧金山，在WELL上开了一个讨论组，并且开始为杂志寻找员工。在财务方面，他们制定了一系列商业计划，并将其展示给潜在的捐助人。当他们遇到WELL的负责人布鲁斯·卡茨时，卡茨让他们去找彼得·施瓦茨。施瓦茨接着又把他们引荐给“全球商业网络”联合创始人劳伦斯·威尔金森。威尔金森同时用“全球商业网络”的钱和自己的钱向杂志投资入股，并且把罗塞托和梅特卡夫介绍给斯特林·帕约（Sterling Payot）公司的银行家们，他们最终也提供了几十万美元资金。威尔金森继而成为杂志的首席财务战略专家。而对于杂志本身，罗塞托和梅特卡夫制作了一份更加完善的杂志样刊，样刊的质感完美顺滑，饰以华丽的配图，真实的故事。直至看到这本样刊之前，凯文·凯利一直都在远远地旁观着罗塞托和梅特卡夫，预计着他们行将失败。但是，凯文·凯利说，“当我看到（新）样刊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能行。”在凯利看来，《连线》具有某种他一直以来在《全球评论》和其他人在《Mondo 2000》所从事工作的逻辑延伸性。这两本刊物都已开始将生活方式问题和技术融合在一起，但其制作水准粗劣，形同地下刊物。最后，凯利想，这本杂志将会得到《全球评论》和《Mondo 2000》才配得上的那种关注。凯利签约成为杂志执行主编，1992年6月，他加入罗塞托、梅特卡夫和威尔金森，成为新成立的“连线创投”（Wired Ventures）的董事会成员。
新技术，新经济，新权利
甚至，早在他们的创刊号出版之前，罗塞托和梅特卡夫就已经把《连线》缝进了“全球”世界的社交架构里。他们在“全球商业网络”中找到他们的财务战略专家，在《全球评论》里找到一个核心编辑；随着杂志销量的上升，他们就能在WELL上自己的讨论组里找到许多撰稿人和新闻创意。假以时日，这些联系将把罗塞托自己长期以来的反中央集权主义思想与新公社主义的理想社会秩序观连在一起，而后者来自意识形态的转变。
他们还将把知识界的传统与一系列发生在计算机技术、美国经济和美国政治生活的非凡变革联系起来。到1993年3月，《连线》创刊号问世之时，桌面计算机已成为美国家庭与办公室中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计算成本正急剧下降。根据某位经济学家的测算，从1987年到1995年，计算能力的价格平均每年下降14.7％；而从1996年到1999年，每年下降31.2％。凭借其授权许可业务，微软和英特尔分别供应软件和硬件给大量迅速扩张的计算机制造商，包括戴尔、康柏和捷威（Gateway）。到1995年，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已成为全球标准。
功能强大的小型计算机日益普及之际，恰逢互联网骨干网私有化、商业网络遍地开花和公共计算机联网急剧增加之时。在20世纪80年代初，互联网骨干网是政府的财产。由国防部下属的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负责管理，它接入了一系列应用与研究网络，而它们大多都与军队和政府支持的网络互联互通，促进了整个系统的盈利性使用和非盈利性使用的融合。20世纪80年代末，学术用户的数量增加了；1990年，ARPA把骨干网的控制权移交给“全国科学基金会”（NSF）。ARPANET与NSFNET禁止商业流量；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商业与可替代网络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已有数百万的美国人在互发电子邮件、参与在线讨论，以及发布信息。终于，在1995年4月，NSF放弃了对互联网骨干网的控制权，从而促进了商业性网络、可替代网络与政府支持网络的互联互通，促进了整个系统的盈利性使用和非盈利性使用的融合。
那时，另一个奇迹在互联网上诞生：万维网。由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和他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同事们创造，万维网利用互联网信息传输协议创建了一个信息交换的新系统。由于有了嵌入文档的超链接和新的统一资源定位符（URL）系统，用户可以用新的复杂方式浏览信息。对许多人来说，它成了一种发布信息、合并多种媒体格式和快捷方便地把以前不相关联的信息串联系起来的方式。
起初，CERN主要是在科学圈内部派发它的万维网软件，万维网的使用增长得非常缓慢。之后，1993年，一支由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NCSA）雇员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en）领导的团队，开发了一个新的万维网浏览器——“Mosaic”，它首次使用户能够在图片里嵌入超链接，且向自己的万维网页面上传彩色图片。1993年11月，NCSA将Mosaic向公众开放，恰逢《连线》第五期上架销售。开放的第一个月里，用户就下载了4万份的Mosaic拷贝，到了1994年春天，下载量已超过了100万份。Mosaic的快速分发反过来又推动了万维网自身的发展。1993年4月，万维网只有62台服务器；而到了1994年5月，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1248台。1994年安德森离开NCSA，创办了一个商业浏览器制造公司——网景（Netscape）。网景浏览器更快、更安全、使用更方便，大大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兴起；1995年8月，网景公司公开上市。其股价在第一个交易日就翻了一倍。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互联网和万维网的使用量将增至天文数字，也正因为如此，投机商会将互联网相关股票的股价哄抬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高价位。在1995年和1999年之间，实际利润有限（如果真有利润）的公司坐看股价飙升3000％。直到这个十年结束时，股东们将目睹美国经济有史以来最大的投机泡沫越变越大。当这个泡沫刚出现时，美国人的确有理由对经济持乐观主义态度。就当互联网和万维网联网之时，美国经济正享受着一个大规模扩张期。从1993年到2000年，美国人在制造业产出、投资、劳动者生产力等方面增长迅速，同时失业率和通货膨胀降低到与繁荣的20世纪50年代接近的水平。
然而，这个增长并非来自计算机与计算机网络在商业领域中的应用增加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绝大多数增长集中在占美国经济12％的耐用品（包括计算机硬件与其周边外设）的制造业上。尽管计算机硬件制造业的增长的确带动了整个经济，但计算机应用本身却没有。到了2000年，商业领域76.6％的计算机都被用在了零售及服务类型的公司上。虽然这类公司占据了所有面向企业的计算机中的75％，但这个经济产业却对提高生产力少有解术。反过来，这一时期的制造业，几乎独担了整个经济增长的重任，计算机的应用——有别于计算机硬件制造业——几乎没有对提高生产力产生什么影响。
尽管如此，在这个十年结束之时，公众的想象力已经完全与计算机、电信，尤其是互联网交织在了一起。有些人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切发生地是如此的自然，这是个人用户与互联网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正如奈杰尔·斯里夫特（Nigel Thrift）⑥所说的那样，股票分析师、新闻记者、时事评论员和各种权威专家也冒了出来。他们编造了一连串自圆其说的预测，就如同他们所做的那样，分析师和投资者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计算机正引领着新经济，甚至也许会带来长期的经济繁荣。更具创业精神的新型企业组织、高科技领域的快速投资，以及占有员工无形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似乎都是拜马上就无处不在的计算机和通信网络所赐——正在改变着美国，也许说不定甚至还会终结商业周期本身。1999年，就连头脑异常清醒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也上了贼船。他以惯有的独特语言风格向芝加哥的一群银行家听众阐述说，“技术创新所到之处节奏明显加快，这支持了这样一个假设，即最近劳动力效率的加速提高不只是一个周期性现象或统计偏差，而是至少部分反映了我们经济格局中一个更深层次的、仍在发展的变化。”
与这种新经济的观点相伴的是美国公司与政治生活的不断右倾。尽管比尔·克林顿是一位中间派民主党人，但在其把控白宫的1993年至2001年期间，却延续了里根时代削减政府津贴和取消行业监管的规定，基督教右派的活动也开始甚嚣尘上。1994年大选，（美国）四十年来首次出现共和党在议会两院同时占据多数席位的情况。在纽特·金里奇的领导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众议院力推精简政府与放松监管——尤其是在电信业。与阿尔温·托夫勒、乔治·吉尔德和技术新闻记者兼创业家艾斯特·戴森一道，金里奇坚信，美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技术将破除对于市场与政治进行繁缛监管的必要。如金里奇和其他这些人所见，解除监管将会解放市场，并使其成为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引擎，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
托马斯·弗兰克把这种观点称为“市场民粹主义”，而且正像他所指出的，在20世纪90年代，它依靠的是对互联网的一个特殊解读。如果市场将对政治交流和经济交流采取解除监管的机制，那么最近才私有化的互联网行业圈，由于其商业和非商业信息的自由流动，就成了市场民粹主义理想的完美风格典范。到这个十年结束时，对互联网的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式的、民粹主义的描述，在国会大厅、财富500强公司董事会会议室、网络聊天室，以及美国投资者个人的厨房和客厅，都能找到共鸣。弗兰克认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种始终存在的意识靠的是对信息的控制论认识。他写道，到这个十年结束时，许多美国人已经赞同：“生活其实就是一台计算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被理解为一台巨型计算机其中的一部分……‘新经济’、‘微芯片’的工作方式，都被写进了生命独一无二的DNA之中。”
《连线》中的“全球”
弗兰克等人把计算机应用、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融合，以及这一融合与政治解放的语言风格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看做20世纪90年代的典型现象。然而，仔细看一下《连线》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这种语言风格的群星荟萃不只伴随着新的通信技术，也不只存在于那些制造和销售这些技术的人身上，甚至也不只在20世纪90年代。相反，这种凯文·凯利称为“计算机隐喻”的特殊融合已经出现有几十年了。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斯图尔特·布兰德和其他与“全球”出版物有关的人一直在把信息技术与个人和集体解放的新公社主义政治相关联。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公社，在20世纪80年代的WELL，甚至在“全球商业网络”的休闲聚会，信息网络和社会网络，生物系统和经济系统，似乎都互为镜像。可以说它们一段时间内都曾是“一个整体”。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连线》的编辑和记者们把“全球”对控制论和新公社主义社会理论的长期融合，变成了一种接近吉尔德和金里奇这样的大人物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使解除公司监管、精简政府机构、从政府管制转向灵活工厂、全球化市场的呼吁具有了正当性，并将这些举措视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方面。而他们做到这些，依靠的是协作性编辑手段、统一的语言风格和“全球”的人际网络。
从编辑方面来看，《连线》没有装模作样地在观点和资源上追求平衡。从某种程度上说，罗塞托只是想把杂志与其竞争对手区别开。正如他1997年对一名《Upside》杂志记者说的，“主流媒体让我们不明白今天事实上正在发生什么，因为它沉湎于告诉你‘哦，一方面’、‘另一方面’”；罗塞托相信，在数字革命的条件下，一本杂志仅凭其“非客观性”也能说实话，并且成就卓越。而另一方面，《连线》的编辑实践源自它与“全球”世界的融合。杂志的执行编辑约翰·巴特勒曾经在《MacWeek》工作过两年，在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后加入《连线》。由此他在回忆起在《连线》杂志的这段编辑经历时说：“（这段经历）整个就是关于网络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网络。我在WELL，凯文在WELL。我在专业杂志领域，所以我带来了与我有关的整个世界，所有的撰稿人，所有人，所有的知识和我在这个世界里认识的所有资深玩家。凯文认识‘全球’世界和WELL里的所有人。路易则带来欧洲和全球视野，把它们整合到一起。”
凯文·凯利对此也表示赞同。他后来说，当他在《连线》时，他自认为是一名“非记者”。凯利意图把《连线》变成一个他可以自由穿梭其间的各种网络的论坛，就像曾经的《全球评论》。他把自己当做“一个有趣创意的召集人”——颇有点像WELL里一个讨论组的主持人。他认为他的工作就是引发对话并把它们刊印出来。由于这个原因，凯利常常打破传统的专业界限。比如说，在编辑过程中，他总会定期让撰稿人将他们文章草稿与他们的消息来源共享。而当杂志刊载由编辑的个人网络和职业网络成员撰写的文章，或是有关这些人的文章时，这种关系往往又不被承认。举个例子来说，尽管彼得·施瓦茨定期向《连线》供稿，尽管“全球商业网络”常常是专题报道的主题，但是事实上，“全球商业网络”曾帮助杂志融资的这件事却从未被其报道过。
就在他们努力打破传统新闻业里撰稿人与消息来源之间的那堵墙的同时，《连线》的编辑们也在利用WELL拆掉杂志与读者和潜在撰稿人之间的屏障。从罗塞托和梅特卡夫在WELL上建立《连线》讨论组时起，他们就用它来培养读者对杂志的兴趣，对WELL资深用户则培养他们对它的主人翁意识，最终以此为杂志找到合适的撰稿人。当杂志的纸质期刊上市时，WELL就发起讨论《连线》文章的定期论坛和《连线》撰稿人论坛。不久《连线》又在其他服务网站上举办论坛，包括Mindvox、Onenet和AOL。杂志还开始在线上免费发布其他文章。尤其是最初几年，这些在线论坛撰稿人常常感觉自己似乎也成了杂志的一部分。事实上许多人的确是这样。几乎是立刻，斯图尔特·布兰德，霍华德·莱茵戈德，还有约翰·佩里·巴罗等一些WELL上最杰出的成员们，都开始为《连线》撰稿。
在罗塞托和梅特卡夫看来，这一切顺理成章，因为他们明白，WELL的用户们过的就是他们杂志所推崇的那种前瞻性的、以技术为中心的生活。罗塞托喜欢拿《连线》与《滚石》做比较。“《滚石》拥有一扇直抵这群人（摇滚音乐家）的窗户，它让全世界都看到这群人是多么有创意，多么聪明，多么强大”，罗塞托说。然而，“它又是这群人自己的一面镜子。”他说，《连线》要与WELL公民和其他像他们这样的人一起做同样的事。然而，罗塞托就此所下的断言掩盖了多少有些复杂的过程。在1992年的商业计划书里，罗塞托和梅特卡夫在向潜在投资者描述其目标受众时，称他们为“数字梦想家”，人均年收入7.5万美元，代表了“排名前10％的计算机业、商业、设计、娱乐、传媒、教育领域的创造者、经理人和专业人员。”在未来几年里，《连线》让这群人达到了非凡的成功。有例为证，第一期问世后不到三年，《连线》每月销售30万册，读者87.9％为男性，平均年龄37周岁，平均家庭年收入超过12.2万美元。在一次读者调查里，超过90％的订阅者把自己归为“专家/管理层”或“高管”。
尽管有许多的WELL用户毫无疑问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人，但总的来说，《连线》并没有为WELL世界本身打开一扇窗户。相反，它的编辑会利用其与WELL和其他“全球”网络组织的关系，来编写出某种与众不同的社会观点，并证明它。在《连线》的文章里，诸如WELL般与“全球”有关联的组织，充当了其读者所追求的那种新的理想化网络社交的原型。在最初五年里，《连线》的长篇特写不仅有关于WELL的，还有关于电子前沿基金会、“全球商业网络”和“媒体实验室”的。报道常常关注那些同时又是《连线》定期撰稿人的个人，比如，说到电子前沿基金会就是约翰·佩里·巴罗，说到“全球商业网络”就是彼得·施瓦茨。除了授予《连线》自己的撰稿人以权威性，这些报道使这些组织看上去就像数字技术将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那种生活原型。而这种生活，反过来又象征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大变革的完成。
比如说1994年6月份，《连线》刊登了约书亚·奎特纳（Joshua Quittner）所写的电子前沿基金会述评，标题为“‘快活的恶作剧者’进军华盛顿”，一又四分之一英寸的艳粉色标题占据了整版页面。标题下方，是一个小小的虚线箭头，指引着读者翻往下一页。在接下来的两页，站的满满当当的，是基金会的8位负责人——包括米奇·卡普尔、约翰·佩里·巴罗、斯图尔特·布兰德，以及艾斯特·戴森等人。压图的一行文字摘取自内文：“电子前沿基金会做了米奇·卡普尔30年来一直想作的事——‘寻找一条传承20世纪60年代思想意识的路’。”事实上，这群人中只有布兰德一人曾身为“恶作剧者”，但这无关紧要。在奎特纳和他的编辑们看来，这个类比十分明显：“现如今，他们年轻不再但明睿更甚，他们再一次地走在路上，没有巴士和迷幻药，只有随处都是的絮语：“开机、接入、连接成功”。”奎特纳的报道大部分以巴罗和卡普尔为中心来描述，并数次采纳其建议，援引他们的话说，他们目前的工作是20世纪60年代意识革命的延续，只是更为成熟冷静。正如卡普尔所说，“约翰和我是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难民，试图在20世纪90年代长大成人，深知意识变革不那么容易。”
在新公社主义者看来，意识变革就意味着置身于党派政治之外。对20世纪90年代的卡普尔和巴罗来说，就意味着进军华盛顿。奎特纳断言基金会已搞出了一个“开放平台”方案（本质上说，是一个促进跨媒体互连的多点方案），它成了阿尔·戈尔副总统1993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核心要素。奎特纳暗示，在基金会领导人看来，创建一个高度互连、向所有人开放的数字网络是实现非主流文化理想的一个途径：扁平化的和谐社区，由看不见的信号连接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看，基金会捡起了“全球”一度丢下的事业。正如奎特纳所说，“《全球概览》是一个工具目录。基金会通过联网工具授予人们权力。”在从文中抽出来的一个长达两页的长段落里，董事会成员艾斯特·戴森阐述道，“（‘网络’的）基本要务，是战胜规模经济的优势……因此未必是大个子说了算。”关于“网络”，她认为，人们能够“临时组织起来，而不是陷入某种僵化组织里。”奎特纳这样总结了她的观点：“‘网络’，特指网络本身，仅仅是个达到目的的手段。它目的是对政府实施逆向工程，是把政治拆解成零部件，然后再重新修复它。”
“拆解”政治的这个强烈愿望，通过把管理下放到可以管理的局部层面也好，通过把社会融合建立在技术推动下的意识形式基础上也好，是新公社主义运动背后的一大强劲推动力。而现在，原有的锤子和锯子还在使用，返土归田者的自己动手（DIY）精神又与计算机程序员的技术伦理融合到一起。与斯图尔特·布兰德及其“全球”同僚们在1984年黑客大会的行为如出一辙，奎特纳和戴森把反主流文化的文化正当性与计算机产业的技术与经济的正当性结合在一起。与一个渴望精简政府的自由主义者结婚后，戴森眼里的“互联网”成了一个理想化的政治圈子，那是“快活的恶作剧者”、USCO和许多公社所梦寐以求的那种组织形态。在这样的组织形态里，权力是分散的，层级结构是扁平化的，公民由看不见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互联网既是这样一个系统的象征，又是实现它的一种手段。
在奎特纳的报道里，全球“网络”还呼吁当心本地关系网络，这网络就连基金会的领导人们也曾深陷其中。（奎特纳在这一段中间放了几幅基金会重要人物的微型肖像画。）每时每刻他都不厌其烦地强调他们不同寻常的灵活性、他们与掌权者的接触机会、他们物质上的成功。在“电子酷爱迷幻性测试”（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中，汤姆·沃尔夫使读者进入画有“快活的恶作剧者”的迷幻巴士车库。奎特纳带领读者进入旧金山的Bistro Rodi——“一个俯瞰海湾的的高档消费场所……燃木壁炉……泊车服务员……前面的美洲虎……”——基金会的季度董事会会议。就餐者包括比尔·乔伊，太阳微系统创始人；戴维·里德尔，“间隔研究公司”负责人；《连线》的简·梅特卡夫；还有一小撮硅谷名人和现任董事会成员。就像沃尔夫所描述的“快活的恶作剧者”一样，这群新精英分子要旁人保持安静：“男女侍者轻轻拿走吃剩下的虾和沙爹烤肉，低声介绍每道菜：鸡肉、牛排、还是鱼？炭炉现烤……”像“恶作剧者”一样，就餐者尽情展示着他们的声名显赫。当卡普尔介绍巴罗时，艾斯特·戴森高喊，“告诉他们你怎么旅行的，约翰！”巴罗回答说，“嗯……有时候我骑车旅行，有时候用计算机旅行，还有时候——比如前天——我乘空军二号旅行。”其他就餐者喝起彩来，他们知道是副总统请巴罗到他的专机上讨论互联网政策。
在奎特纳报道的语境中，对巴罗的介绍代表了基金会对当代政治的影响力所达到的程度，他同时描述了社会生活、技术生活和政治生活完全交织在一起的未来世界愿景。巴罗的话表明，他的有形网络与无形网络已经完全重叠。他的旅行方式是计算机和空军二号，他的这种能力塑造了扁平化社会生活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这正是艾斯特·戴森口中数字网络的未来。聚在温暖的壁炉旁，硅谷领袖和基金会领袖也塑造了某种原本据称将发生在“网络”领域的非正式政治。实际上，他们显而易见的成功和闲适从容的氛围，似乎标志着那些政治活动对全世界所具有的影响。一群极富个性、聪明睿智、风趣幽默的人聚在一个房间，就像一群俯瞰地图的规划大师，在那儿他们能观察乡村风景（或者，在这个例子里，海景）。他们是一个新的精英群体，脱胎于20世纪60年代的反等级制的社会思潮，举手投足间的气质也时刻与这思潮颇为相配。这篇报道似乎在暗示，读者只需简单地上网，便也能分享这样的世界。
“快活的‘恶作剧者’进军华盛顿”的原型人物在《连线》对“全球商业网络”、“媒体实验室”和WELL的新闻述评中再度出现。举个例子，1994年11月，身为全球商业网络成员的新闻记者乔尔·加罗（Joel Garreau），把“全球商业网络”描述为“一项事业，一个俱乐部，一个协同行动，一群以主动性结果与巨大的组织机构对撞的高能粒子”。从某种角度来看，加罗所说的全球商业网络只不过是一组专门推广群体学习的跨学科人际网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又是一个信息系统，一群人，他们本身是相互碰撞并且与“巨型组织”碰撞的信息数据包。加罗暗示，也许“全球商业网络”能像艾斯特·戴森的“互联网”那样运转，能将其客户组织转变成富有创造力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灵活组织机构。他的消息来源强化了这一理念，这篇报道的控制论比喻也是如此。比如全球商业网络雇员埃里克·贝斯特就如此描述这个组织：“它是好奇的孩子们的一个约定。他们想要那种机会和自由，与他们能找到的最聪明的人一起探索一切。当宏观变革到来时，它是一群喜鹊和蓝鸟，当大型动物闯进森林时，它们发出阵阵尖叫——因为森林需要如此。”在贝斯特看来，全球商业网络将扮演曾经由返土归田运动的公社所扮演的角色。它将成为这个世界所需要的那种组织机构的精英典范，一群在面对技术的快速变革时也许能够拯救经济和社会生态系统的喜鹊。
“全球”相关的人际网络、新兴的数字网络与广泛联系的“系统”，以及冷战时期新公社主义者拯救世界的念头的共鸣，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出现在凯蒂·哈芙纳1997年对WELL成员的描述中，以及弗雷德·哈普古德1995年对MIT“媒体实验室”的评述里。在引述了WELL资深网民对WELL的“生态”和“非实体部落”的描述后，哈芙纳自然而然地使用了隐喻。她写道，冲突，“似乎是自然的必要力量，就像一个周期性的山林火灾，通过破坏将营养物播撒进土壤中”。在线系统、非实体社区、WELL的人际网络——在哈芙纳的描述中，每一个都反映着其他系统，而凑到一起它们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类似于地球本身的自然系统。同样，在一个为“媒体实验室”10周年而作的新闻特写中，弗雷德·哈普古德认为，“实验室”的“文化多样性赋予了它一个完美社会的轮廓”，“持续不断的项目让这个地方觉得，不论它向哪个方向拓展，它都会分毫不差地到达那里”。正如哈普古德所指出的，“媒体实验室”错过了计算机网络两个最重要的发明，HTML编码和万维网浏览器。然而他又说，和WELL、“全球商业网络”，以及电子前沿基金会一样，“媒体实验室”也是一个浮现中的世界的原型：
在它开始十年之后，“媒体实验室”充当着技术研究组织和研究与行业关系的模型。它还是一个教育模型，在此，艺术与工程统一在一个以项目为中心的课程下，学生的作业由真实世界的专家来批改，而非学术专家。毫无疑问，这种模型具有局限性，但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关于这些问题的老观念正锈蚀殆尽的时代。也许，过去十年一个最大的成就，原来就是“媒体实验室”自己。
当新公社主义者遇上新右派
在这些报道中的每一篇，作者都描述了一个看似部落式反主流文化理想现实版的网络化组织，又似乎在以这种模型的方式预测20世纪90年代数字化联网技术的社会潜力。这些群体不仅是协调研究或在线谈话方式的原型，也是组织生活方式的原型。此外，他们还帮助证明解除电信监管和小政府诉求的正当性。《连线》不仅充当着“全球”相关组织的原型展示平台，而且成了提出自由化程度更高的数字技术社会影响的新右派专家、政客的论坛，它能够被整合到“全球”拯救世界的反主流文化革命的故事中去。
这个角色在《连线》与艾斯特·戴森、自由主义电信分析师乔治·吉尔德和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的复杂关系中看得最清楚。在杂志的最初两年里，这些人卷入了一个互证正当性的循环。在《连线》，吉尔德和戴森以不同方式扮演着消息来源、主题、报道者的角色，在1995年8月戴森为一篇《连线》封面文章专访了金里奇。然而在《连线》的露面与其他协作背景相悖。1994年8月，吉尔德邀请戴森到科罗拉多的阿斯彭参加一个由“进步与自由基金（Progress and Freedom Foundation）”主办的会议，这是一个与纽特·金里奇关系密切的智库。在那里，与罗纳德·里根前科学顾问乔治·基沃斯、阿尔温·托夫勒一道，吉尔德和戴森同意签名支持一份文件，这可以说是这十年解除监管政治与数字技术在措辞上最强有力的结合：“赛博空间和美国梦：知识时代的大宪章（Cyberspace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agna Carta for the Knowledge Age）”。一年以后，金里奇的肖像照片还在为《连线》的封面增辉，戴森和吉尔德重返阿斯彭会议，与他们同来的还有约翰·佩里·巴罗、凯文·凯利和斯图尔特·布兰德，加上生物经济学家迈克尔·罗斯柴尔德，以及微软、美国在线和太阳微系统的代表。
出于与“全球”的编辑传统保持一致，《连线》杂志既促成了这次碰面，又对此不吝溢美之词。作为“全球”网络与计算机产业的成员和共和党人即将亲自接见的人，他们也开始出现在杂志上。在他们自己看来，这样的露面使成员之间相互授予了正当性。《连线》还成了这样一个场所，在这些社区里的每个社区的代表，都能够把他们自己公共地位的生存环境借给其他社区的成员。技术社区可以宣称金里奇是一位“连线”政治家；经常露面的金里奇则可以宣布技术社区是国家核心利益和政治前沿。由布兰德、巴罗，某种程度上还有凯利［以及由新（20世纪）60年代风格的布局和设计生动展现的《连线》页面］，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社区，则努力证明崭露头角的技术力量和新右派政治的合法地位，并视它们为反主流文化革命即将到来的先兆。
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年，其成功有赖于首先形成于“全球”出版的编辑策略。比如说，乔治·吉尔德与《连线》的关系，开始于凯文·凯利在杂志第四期专访他时。乍一看，凯利和吉尔德似乎是一个奇特的组合。在凯利背着背包游历亚洲的同一时期，吉尔德正作为一名右翼评论家而声名鹊起。1973年他为《哈泼斯》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宣称“两性之间的差别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现实，没有之一”，“否定它们的努力——不论是以妇女解放还是以婚姻开放、性别平等、色情消费抑或同性浪漫主义的名义——必定是这个物种有史以来最不切实际的运动”。基于这篇文章而作的《性别自杀》一书［再版时更名为《男人与婚姻》（Men and Marriage）］让吉尔德在1974年被“全国妇女组织”评为年度大男子主义者。1981年，就在凯利来为斯图尔特·布兰德工作几年前，吉尔德出版了一本为供给学派经济学⑦辩护的书《财富与贫困》（Wealth and Poverty）。批评者与支持者不约而同地称这本书为“里根革命的圣经”，它很快就达到《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4位。在未来几年里，吉尔德又奉上了许多有价值的企业家评述［《企业家精神》（The Spirit of Enterprise），1984］，推崇技术小型化［《小宇宙》（Microcosm），1989］，对数字技术作为扩大个人自由的力量进行研究［《电视以后的生活》（Life after Television），1990，以及《电视宇宙》（Telecosm），2000］。到20世纪90年代末，他作为电信股票，尤其是大名鼎鼎的“环球电讯”的发起人而名噪一时。这家公司1998年以每股19美元上市交易，在短短一年内股价飙升近3倍，而仅仅4年之后，又成为美国历史上破产的最大的电信公司。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吉尔德和凯利就要进入同一个高科技圈子了。比如说，他们都曾在迈克尔·罗斯柴尔德1991年发起的生态学年度会议上担任主旨发言人。这些会议吸引了来自硅谷的公司高管和不同派别的自由主义者（包括约翰·佩里·巴罗，他曾在1992那次会议上发言）。作为一个知识框架，生态学给吉尔德这样的新右派代表和凯利这样的“全球”控制论传统代表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交汇点。在凯利看来，认为自然系统和社会形态能够互相塑造的理念，从长远来看是有道理的。在吉尔德和其他右派人士看来，认为市场具有“自然性”——不可避免又绝对正确——的理念，简直就是神奇的咒语。对他们每个人来说，将计算机与这样的类比融为一体只是一小步。
在与凯利的面谈中，吉尔德泰然自若地迈出了这一步。“互联网，”吉尔德解释说，“是一种关于自发秩序的令人兴奋的隐喻。”也就是说，互联网也许能够模拟一个生物或社会系统，但是无论在哪里，系统都将从内部进行管理，都将管理有序。根据吉尔德的观点，互联网还是致使政府自由主义重新定位的扳机。与电视电话般的“自上而下的技术”相反，数字技术“使你重获掌控权”。政府将无从染指这个过程：“政府发现一项技术之时，时机早已过去。”他抑扬顿挫地说，“如果你想做赢家，别去政府。”
在这次面谈中，吉尔德开始主张，互联网既是一个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系统的象征，又是一个系统的必然性的征兆。然后，凯利接过吉尔德的思路，将其与自己最近在人工智能方面刚刚完成的研究直接联系起来。凯利提出，那种认为互联网将“根除等级制度”的想法也许只是一个“神话，一个乌托邦的幻想”。计算机实验已经表明，那种看似对等的网络系统，实际上靠的是“嵌套层级制度”。吉尔德完善了这个观点：“数字系统的复杂性需要一个层级组织，”他阐述道，“你需要嵌套的层级……因此层级制度确实存在。但是它们呈普遍存在的分布状态，这使它们成为一个平等主义力量。”在吉尔德的评论中，计算机的层级元素成为其反等级制社会影响的证据。那些影响可能令人瞠目结舌。只需简单地取得一台工作站的访问权，即可授予一个人以“工业时代一个行业大亨才拥有的权力”。
到他们的谈话结束时，凯利和吉尔德已经共同得出了这个计算机隐喻，并利用它把几种先前各不相同的思想和社会地位联系起来。数字网络要靠各种逻辑的电子层级形式来发挥作用，理论上它已经成为理想化自由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象征。与此同时，机器的“嵌套层级制”则成为本地大亨的符号性替身。大亨们的物质权力被虚拟化了；以吉尔德的说法，控制信息即控制世界。这种表述想要说得通，只有当人们出于与控制论及其社会达尔文主义表兄——生态学的普遍语言风格保持一致的考虑，假设生物世界和社会世界不过是信息，而且，用诺伯特·维纳的话来说，人类不是“恭顺的废物而是自我永续的典范”时。从控制信息使人成为行业大亨，到信息行业大亨必然控制其他系统，这只是观念变化的很小一步。在他与凯利的面谈中，吉尔德树起一系列语言风格的镜子。生物学、经济学、数字系统相互映射；每一个系统从观念上看都应当是去中心化的、解除监管的，由一系列信息大亨来控制；每个大亨反过来都应当是他自己的本地的、临时性的嵌套层级体系的主人。
在《连线》看来，吉尔德自己就既有大亨派头又有点儿文化革命范儿。1996年3月，罗塞托和凯利以吉尔德作为杂志封面人物。到书报摊前一看，编辑们把吉尔德的脸用一种很酷的常见于舞池的绿色霓虹灯框了起来；翻开杂志内页，他们把他画成了网络时代的彼得潘，飞过一片绿色的天空，头发飘动。吉尔德时髦、年轻，还带有几分反主流文化气质，即便他还打着一条领带。他还同机器打交道。在他的述评中，波·布朗森对比了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作为数字系统的顾问，吉尔德曾在这两个系统里谋生。虽然其他《连线》记者对“电子前沿基金会”或“全球商业网络”的社会关系大加称羡，布朗森却不惜笔墨地详细叙述了吉尔德繁忙的出场日程安排，他从一个技术公司到另一个技术公司赶场，还有他2万美元的演讲费。吉尔德仿佛成了一个信息模型，穿梭在一大片精英机构的各个节点之间。唯恐读者错过精彩亮点，布朗森描述吉尔德时说他说起话来简直就是0和1一样的机器语言。当他碰到一个工程师，布朗森写道，吉尔德和工程师会“来上一连串这种语言句式，就像两台交涉中的调制解调器，试图找到他们能够掌控的最有效的对话层次”。在布朗森的对话实例中，工程师名叫史蒂夫：
乔治：嗨，很高兴认识你。嘿！那儿有个很漂亮的接入路由器哦。哇噢，都是以太网和异步端口么？
史蒂夫：是啊，看看这儿，宝贝儿——以太网端口有AUI、BNC和RJ-45连接头。
乔治：那么要过滤信息包你得用TCP、UDP和ICMP协议。
史蒂夫：那当然。要支持SLIP和PPP拨号协议。
乔治：Set user User_Name ifilter Filter _Name.
史蒂夫：Set filter s1.out 8permit 192.9.200.2/320.0.0.0/0tcp src eq 20.
乔治：0010110110001011100100110110000101010100011111001.
史蒂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乔治：真的吗？等一下，这儿我就搞不明白了。
从早先与凯利那次面谈的背景，加上吉尔德给《连线》以后几期频繁投稿的情况来看，布朗森把吉尔德变成了一台会说话的计算机，这说明吉尔德及其观点的权威性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当凯利和吉尔德面谈时，对话始终围绕着“计算机隐喻”来进行，它把这个隐喻和更加普遍的互联网与一个解除监管的市场联系了起来。布朗森的人物评述把吉尔德自己也置于这个计算机隐喻之中。到文章结尾时，一个连锁反应式的结论已难以避免：“网络”塑造了一个理想的社会、生物、政治和经济领域；计算机是这些领域的最后一个进化阶段；计算机还充当着某种新的、高度进化的领袖的工具和类比；吉尔德正是这些领袖中的一员。如同在电子前沿基金会的人物简介一样，《连线》为一位高调的咨询顾问提供了一种自由主义生活方式，在表面上，它将成为数字一代整体适用的独立生活方式的模型。
凯利与吉尔德的第一次会面刊载到《连线》一个月后，保莱娜·博苏克发表了一篇与之类似的有关戴森的人物述评。文章快速地掠过了戴森的生平——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的女儿，爱丽丝·毕格罗（朱利安·毕格罗的女儿，毕格罗是约翰·冯·诺依曼的工程师）的童年闺蜜，前《福布斯》记者和华尔街分析师，后来的新闻通讯《Realease 1.0》编辑，以及年度PC论坛大会主持人。然而说起戴森现在的职业，故事就转入了布朗森对吉尔德述评中曾经出现过的那种信息系统隐喻。和布朗森笔下的吉尔德一样，博苏克笔下的戴森也是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吸收新的想法再把它们转述给那些能够把它们变成财富的人”。她是信息交换这个看不见的网络中的一个人类节点。据博苏克所述，她有点儿特立独行，情感追求上有点儿机械：“她常常把人们称为‘友好的’或‘不错的’，”博苏克写道，“这意味着他们有些有趣的想法而且愿意分享它们。”戴森就像一台计算机，对她自己的经历“交叉引用（cross reference）”、“盖上时间戳（timestamp）”：“戴森做的事情，简言之，就是搞一个既不受时间也不受空间约束的沙龙。它的常客永远不会碰面，但是他们都认识她。”
博苏克所描写的戴森的这些怪念头，像交叉引用、时间戳之类，正好模糊了戴森的职业网络和新兴的互联网数字网络的差别。戴森就像一台计算机；她看不见的沙龙，即是某种赛博空间。在博苏克的报道中，戴森作为富有创意的信息工作者的生活和数字网络的出现，成为相互印证的镜子。两者都是正在进行中的数字革命的标志和产品。博苏克提醒她的读者，这次革命是30年前的反主流文化革命的延伸：“尽管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和资产阶级的身份，（戴森）在某些方面是终极嬉皮士。她构筑起一个谨遵（20世纪）60年代信条的生活，这个信条就是‘追随你的快乐，财富自然会来’”。
一直到戴森出现在《连线》上的时候，她已经很好地融入到扩展的“全球”网络中。她是“全球商业网络”最早的成员之一，1988年就加入了。布兰德是她多年的仰慕者，他后来回忆说：“她给商业带来了敏锐的分析头脑，永不枯竭的精力、智力，和一个多少有点儿自由主义的政治框架，却有着极端公共服务倾向。”通过电子前沿基金会，戴森与布兰德、巴罗、凯利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95年，她成为电子前沿基金会董事会主席，1998年，她成为ICANN（负责分配互联网域名和网址的国际非赢利公司）主席。与此同时，戴森正跻身共和党权力中心。1994年，乔治·吉尔德安排戴森受邀参加在亚特兰大举行的一个会议，会议名称为“赛博空间和美国梦”，主办方是“进步与自由基金会（PFF）”。“我对这个基金会知之不多，”戴森后来解释说，“但是他们提到，阿尔温和海蒂·托夫勒会和乔治一起来。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哦，是的。众议员纽特·金里奇也要来。”1994年夏天，戴森飞往亚特兰大。在为会议准备的策划会上，她第一次遇到了金里奇。他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稳重、他的网络知识，尤其是他看待网络的方式，与其说是把它当做一个使现行政府结构更有效率的方式，不如说是当做政治本身的一个代理。这些观点与她自己的颇为一致，但是政治领域对她来说感觉生疏而有些奇怪。“我进入了一个我不太明白的世界，”她后来回忆说，“我发现我将要帮助起草的文件将是一个宣言。”
戴森接下来要共同执笔的这个宣言扩展了目前仍在“全球”和《连线》社交世界的控制论和反主流文化的相似性，并把它们与自由主义政治议程联系起来，最终使它们成为支持解除电信行业监管这个单一目标的象征性资源。“知识时代的大宪章”体现了四位作者的通力合作：艾斯特·戴森、乔治·吉尔德、阿尔温·托夫勒和乔治·基沃斯，他是罗纳德·里根的前科学顾问和现PFF雇员。文件的序言以庄重而又华丽的词藻开篇：“20世纪的核心事件是物质的颠覆．……无论在何处，心智的力量都要比物质的蛮力更有优势。”一方面，非物质的此次胜利反映了阿尔温·托夫勒社会经济变化的“第三次浪潮”正席卷世界的论断。在第一次浪潮中，农业和体力劳动主宰经济；在第二次浪潮中，机器和大规模制造统治着大地。现在，作者呼应了丹尼尔·贝尔和其他后工业社会理论家的话语，“核心资源就是可使用的知识”。另一方面，序言把托夫勒的框架体系与30年前的反主流文化革命联系了起来。毕竟，如果不是用“心智的力量”来“摆脱物质”，迷幻药服用者又希望达到何种目的呢？这种希望同时也反映了诺伯特·维纳更早的、冷战早期的希望，即体现在计算机中的心智力量，能以某种方式克制那种当时还体现在东西方庞大军队身上的“蛮力”。
随着宣言所取得的进展，这些历史洪流中的语言风格也混合在了一起。“赛博空间”，正如其作者所阐释的，“与其说是机器不如说是生态系统”；它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生物电子环境”。系统的隐喻飞快地碰撞着：就像吉尔德在《连线》的初次会面，或者说就像凯文·凯利的《失控》，“大宪章”主张计算机系统和生态系统相互塑造和相互渗透。它们还塑造了美国土地本身：“生物电子边疆对发生在赛博空间的一切来说，是一个合适的隐喻，对心智的追求，就像对发明与发现精神的追求，正是它引领着古代的水手探索世界，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先驱者驯服了美洲大陆，并且在最近，指引着人类的首次外太空探索……赛博空间是知识的土地，对这片土地的探索能够成为一个文明最忠诚、最高尚的追求。机会就在我们面前，它将激发每一个人以他自己的方式去追随这种追求。”对“边疆”主题的这番调用，把序言的控制论和反主流文化语言风格与两类读者联系起来：华盛顿特区的立法者和30年前返土归田者。在华盛顿，边疆的隐喻曾被长期用来为整治行动辩护——尤其是军事力量的部署和新技术的研发。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范内瓦·布什自己曾为追求科学技术辩护，称其为探索“无尽边疆”的追求。当然，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现在已步入中年的立法者当年都听过约翰·F·肯尼迪的“新边疆”演讲。在前公社主义者看来，边疆这个措辞表明，计算机和电信行业象征着他们自己年轻时代的努力的延伸。30年前，以公社为基础的《全球概览》订户戴着过时的牛仔帽，穿着19世纪的及踝长礼服，一头扎进西南，建立自己的营地。今天，“大宪章”再次祭出《连线》杂志、约翰·佩里·巴罗和电子基金会的后反主流文化语言风格，他们只需启动计算机，一头扎进赛博空间。
生物隐喻、数字隐喻和边疆隐喻这种狂乱的交融，不仅标志着一个思想上甚至历史思想潮流上的冲突，而且标志着具有不同利益关系的社区的冲突。突然之间一同置身于亚特兰大，“大宪章”的这四位作者集中了他们所代表的各种社区的象征性资源，创造了一种联系语言。广义上来说，这种语言足以推动跨越它所连接的这些群体之间的协作。比如说，承认了计算是一个“新边疆”，前嬉皮士、年轻的计算机专家、政府管理者就可以得到一个共同的语言风格背景，他们在这个背景下追求他们各自的利益。
然而在“大宪章”中，这种联系语言很快就用在一个更加有限的议事日程中。正如理查德·摩尔所指出的，“大宪章”认为数字技术将扩展个人自由，结果到那时又混淆了个人自由与企业解除监管的区别。赛博空间属于“人民”，戴森、托夫勒、吉尔德、基沃斯这么主张，也因此，它应当由人民来管理。然而由于赛博空间和市场的语言风格混淆，尤其是伴随着计算的赛博空间和电信产业的语言风格混淆，让赛博空间回归其所有者手中的观点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内涵。“最迫切的需要，”戴森和她的同伴们解释说，“是重新修订那些使赛博空间的创造活动放缓的政策方案……实际上，如果有一个‘数字时代的产业政策’，它应当专注于扫除竞争障碍，对快速发展中的电信产业和计算产业⑧大规模解除监管。”更重要的是，它应当有助于“有线电视产业和电话公司之间更大的合作”。出于一个与乔治·吉尔德和凯文·凯利所说的“嵌套式层级”相似的扭曲逻辑，文件进一步主张，“阻碍这种合作”——这很有可能导致近乎垄断地位——“就是一种社会精英论”。起草人傲慢自大又夸大其词地一致断言，鉴于数字技术推动了人人权力平等，遏制技术发展（以及电信和有线电视公司）就是同时与历史、自然、技术乃至美国命运的力量进行对抗。
这些主张为六年后美国电信政策的首次重大修改创造了条件。到1994年底的时候，纽特·金里奇与他的共和党分子控制了众议院；他们几乎立刻就发起了一个解除电信行业监管的运动。随着“1996年电信法案”（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的通过，他们取得了成功。在该法案的制定过程中，“大宪章”帮助表明了众议院议长自己的立场，并为解除对这个行业最大公司的监管提供了一个辩护逻辑。尽管该法案终将以多种方式帮到非企业利益相关者，比如说，保留一般业务条款，纳入支持小企业家的条款，但它也解除了对大型电信公司和有线电视公司急剧扩张业务的监管。更有甚者，正如帕特里夏·奥夫德海德所说，它从法律上明确了构成“大宪章”基础的这些思想。在“1996年电信法案”中，与“大宪章”一样，技术——尤其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被视为开放市场和开放政治环境的模型，同时又是实现它们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该法案在对待市场利益与公众利益时，似乎把它们根本就当做了同义词。
尽管在第一次进入金里奇的世界时，戴森可能感觉有些尴尬，但到了下一年，她还是回来参加了第二次会议。会议名称为“阿斯彭峰会：赛博空间和美国梦 II”，这次会议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举行，又是PFF发起主办。这一次PFF的邀请不仅包括了戴森、托夫勒和基沃斯，而且扩展到约翰·佩里·巴罗、斯图尔特·布兰德、凯文·凯利，还有来自微软、美国在线和太阳微系统的高管们。研讨会的企业赞助者须支付2.5万美元参会（其他参会者须支付895美元），许多公司都颇为不快。“如果这些人都算是意见领袖，也许我还是深陷在第二次浪潮之中。”AT&T的新兴市场部经理克里斯托弗·C·夸尔斯三世如此抱怨说。布兰德成了专门小组的一员，提醒一些发言人在数字技术研发过程中政府的核心角色，而此前他们曾声称政府应当离远点。如果“阿斯彭峰会”意在把技术行业、旧金山湾区反主流文化代表与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团结在一起，那么，它失败了。
不过，尽管这次会议没有达成什么结果，它在《连线》却找到了归宿。当峰会代表在阿斯彭开会时，《连线》在8月刊搞了一个艾斯特·戴森和纽特·金里奇之间的面对面谈话。他们在其中穿插进了许多带有“大宪章”语言风格特征的华丽词藻。他们共同将互联网描述为一个理想的、分散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去政府化的社会模型，同时也是实现这种社会的一个工具。就像戴森和她的共同起草人在“大宪章”里所做的一样，金里奇把数字革命与美国的诞生进了类比。然而在会谈中，他扩展了这个观点，加入了他自己的的社会议程，然后是他所在党派的社会议程。金里奇和众议院共和党人带着一个称为“与美国立约（Contract with America）”的多点方案上了台。“立约”提出了一揽子保守的社会政见（福利改革、反犯罪立法、鼓励婚姻的税收政策）和放任主义的商业政策（解除公司监管和减税）。在与戴森的会谈中，金里奇把互联网与两者都联系起来。“这个社会渗透着一个信仰，那就是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的使命和上帝有关，我们的权力也和上帝有关，”他这样宣告。他似乎在暗示去“生物电子边疆”去定居，是一个神圣的使命，与大约两百年前登陆美洲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共和党人自己则代表了一种新型社会的先驱——也许更懂技术，但同样更谨慎和更保守。会谈结束时，金里奇用重申共和党的“与美国立约”的方式再次强调了他的观点：
我们必须同时做九件事情，这很复杂。我们必须从核心价值层面重建美国文明。我们必须做一切要做的事情来参与世界竞争，这样我们才能经济富足。我们必须向信息时代过渡。我们必须用一套非常不同的价值和结构来取代社会福利。我们必须将华盛顿的及观念上的政府权力适度下放。我们在联邦层面上所做的一切理应是世界上最好的，否则我们宁可不做。我们需要平衡长期财政预算，从婴儿潮一代退休来说，从我们的孩子们的生活来说，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需要重建人身安全，反对毒品、暴力犯罪和外国进攻。最后我们必须领导整个地球。我们是唯一有能力领导人类的国家。我们得同时做这九件事请。生活是复杂的。
在这次会谈的引言中，戴森对金里奇的社会政见保留了意见。她说，“我喜欢他的理想——但未必是那种理想，以及那种理想所带来的社会的铁杆拥趸。”但是到会谈结束时，疑虑似乎烟消云散了。戴森和金里奇显然说着同一种语言——“大宪章”语言。而且，在《连线》的长期读者看来，他们二人的会面给一系列文章作了结，在这些文章中，他们控制论的、反主流文化的，以及解除监管主义者的语言风格笔调都合情合理。他们的谈话及谈话风格同时反映了“全球”社区、技术社区，以及公司社区之间的一系列早期碰撞。到戴森与金里奇会谈的那个时候，这些观点，比如商业是社会变革发源地的观点、数字技术是商业的工具和象征、分权制的社会理想，在《连线》的书页里和它的撰稿人网络中早已根深蒂固。同样根深蒂固的，还有数字革命象征着反主流文化革命的延伸这一思想。由此，显而易见，1994年的共和党人“革命”其实也身处“第三次浪潮”之中。
互联网即新千年
最终，纽特·金里奇出现在《连线》封面，这标志着旧金山湾区的前反主流文化活动家、计算机产业的技术自由职业者与新右派的社会保守主义者的联盟进入全盛时期。正如第二次“赛博空间和美国梦”会议的失败所表明的，相同的语言风格、共同的物质利益，在同等程度上影响着金里奇的共和党议程和戴森的后互联网政治观点在表面上的相似性。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股票市场开始向十年之末的高峰做最后的攀登，当投资商吵着要网络股股份时，那种语言风格再次出现了。1997年《连线》发表了两篇文章，把控制论思想风格和“全球”世界的反主流文化社会理想与新经济浮现的千禧年的论断联系在了一起。两篇文章都可以发展成一本书，同时也成为证明——由于互联网，20世纪经济学规律，甚至20世纪官僚体系的等级制度，都已经被抛诸脑后——这个观点而被最为广泛引用的文章。
第一篇文章出现在1997年7月。《连线》的封面宣传了这样一件作品：设计师用了一个浅黄色的背景，居中的是一张地球图片，模仿了《全球概览》的封面。在地球的绿色大陆和蓝色海洋上，他们画了一张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笑脸，咬着一支雏菊，那是1967年五角大楼大游行时长发抗议者们塞进士兵枪管里的那种雏菊。虽然封面图像回归到了反主流文化，但封面文字却又表明，一个新的革命已在酝酿当中。“长期繁荣，”它宣告说，已经启动：“我们正面对着长达25年的繁荣、自由，世界将有一个更好的环境。你对此还有疑问吗？”
这篇文章本身所断言的是未来的一个“积极情景”。由“全球商业网络”总裁彼得·施瓦茨和GBN雇员彼得·莱顿所撰写，标题为《长期繁荣：一个未来的历史，1980—2020》的文章认为：两种长期性的历史潮流已经融合。第一个就是技术潮流，20世纪90年代的计算机和电信网络仅仅是开始，很快生物科技和纳米科技将会上线；紧随其后的，是一种极受20世纪60年代的公社追捧的技术：替代能源。第二个潮流是社会化。施瓦茨和莱顿写道，一个新的“开放意识”，已经在美国内外都扎下了根。以“全球化的不懈进程、国家经济的开放和市场的融合”为主要特征，新思潮直接向20世纪90年代末的市场民粹主义说道：照施瓦茨和莱顿的看法，国际市场的解除监管体现了国际政治的开放性。而它对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也有话说。他们写道，在虚幻的2000年，“乐观主义大行其道。回想一下紧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段时期。一个繁荣兴旺的经济鼓舞着大胆、乐观的世界观：我们能把人送上月球，我们能创建一个伟大的社会、一个种族融合的世界。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能够做同样的期待。”那个时代将把新边疆的技术成就与新公社主义者的社会雄心融合在一起。在2000年，冷战时期的官僚体系将“通过广泛采用新技术而实现扁平化和网络化”。在它们的原有地盘将兴起“一个新文明，一个全球文明，与这个星球上此前出现过的文明完全不同”。这个文明的标志将来自一个非凡的认识：“我们是一个全球社会，一个人类种族。”
在施瓦茨和莱顿的文章，以及由此而来的书中，互联网成了一个实现新公社主义者的文化雄心和他们寻求改变的国家的技术雄心的工具。像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计划一样，互联网显示世界是一个单一整体。就像那个时代的毒品，它把个人的心智连接成了一个新的、协作的和地理位置分散的文明。此外，他们写道，互联网和万维网的勃然兴起，与伴随着它们出现的公司生活变革和股市飙升，只不过是将要出现的新事物的开胃菜。
《连线》的“长期繁荣”出版两个月后，凯文·凯利把它的结论做了发挥，把它与他在《失控》一书中的社会网络与知识网络联系起来。在一篇题为《新经济的新规则》的文章和此后不久出版的一本同名书籍中，凯利主张数字网络和经济活动的网络化形式将开启人类生活的一个新时代。和同时代的评论家乔治·吉尔德和约翰·海格尔⑨的观点一致，凯利认为互联网的兴起将推动经济与社会生活像网络形式的转变。但是他进而又将这个转变限定在控制论语言风格里，声称它是新公社主义者梦想即将实现的证据。
差不多五十年以前，诺伯特的观点是，世界作为一个寻求自我平衡的信息系统，为冷战时期的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框架，幻想着自己能在核时代存活下来。但是，在凯文·凯利的著作中，其观点能使读者一瞥一场全新的、更为汹涌的观念复兴：
与高带宽信道相连的硅芯片是我们文化的神经元。直到这一刻，我们的经济已经身处一个多细胞的阶段。我们的公司和组织机构就像一滴滴的液体。现在通过硅与玻璃神经元的发明，一百万种新的构造形式已成为可能。轰隆隆！不计其数的新形式新规模的社会组织突然之间也成为可能。无法想象的商业形式现在能够在新经济下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将见证一个建立在关系与技术基础上的、堪比早期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实体大爆炸。
心智与计算，经济与自然，公司与个人——在凯利看来，都成为彼此的镜像，由控制论的普遍语言风格逻辑，和新公社主义的希望彼此相连，而这个希望就是，新的非等级制社会形式可能会由于意识技术的进步而出现。
在20世纪90年代末，凯利还看到了这些新形式的商业机会：“那些遵守网络逻辑、明白我们将进入一个拥有新规则的领域的人，将在新经济中占据极大的优势。”到这个十年结束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将自己的存款投向互联网公司，笃信经济乃至全人类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年轻的工程师正迫不及待地迁往数字创新的中心。在旧金山市场街以南的工业时代厂房里，在曼哈顿硅巷的狭窄通道中，二十来岁的商人们拖着他们价值600美元的赫曼·米勒椅子穿行在手工凿成的橡木与红杉木办公桌之间，谋划着某种叫做“网络战略”的东西。许多人已渐渐把自己当成了天才或者说知识经济洪流中的信息漩涡，他们自己的职业系于他们对知识经济快速变化的规则的解读能力。公司对办公室进行重新布置，为灵活工作提供便利；程序员在公司通宵开放的办公室中安营扎寨，日复一日；金融家、技术专家和普通的美国人都在财经版的字里行间，搜寻着未来形势依旧大好的信号。
然而，正当乐观主义的情绪在《连线》的文章及其读者中达到巅峰之时，杂志本身却开始踌躇不前。自1993年以来，《连线》投资人已投入了总共4000万美元。而截至1997年1月31日，《连线》及其相关创投企业已经损失了约5000万美元——尽管1996年单年的广告收入进账就足有1700万美元。这些损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路易·罗塞托的惊人野心。这本杂志才刚开始在报摊现身，罗塞托及其团队就开始扩展到在线创投、书籍出版、电视制作，以及杂志的多语种海外版等领域。这个野心反过来又致使罗塞托及其团队试图以杂志的名声实现资本化。在1996年5月，他们做了太多互联网新创公司都在做的事情：他们雇请高盛投资公司帮助他们上市。大多数杂志和出版公司通常以3倍于账面价值作为承销价。以这个股价，《连线》将可能售得600万到1000万美元。高盛上浮了首次公开募股出价，将《连线》创投估值为4.47亿美元。如果这一估值被接受，路易·罗塞托一个人就将进账7000万美元。当他们在这一价位上没有找到足够的接盘人时，高盛撤销了IPO。1996年9月，他们再次尝试。这一次他们将公司估值为2.93亿美元。即便这个修订后的股价，《连线》也比当时美国5000家公开交易公司中92％的公司股价要高。
也许高盛一直希望投资者会把《连线》杂志误认为是它所报道的那种技术“革命”。毕竟，《连线》编辑一直把他们人际网络的成功与新兴网络技术的力量混为一体。如果真是这样，他们的运气也就到了头。高盛也因丧失了兴趣而强行取消了第二次IPO。《连线》继续亏钱，到了1997年7月，正值《连线》封面文章预告“长期繁荣”的到来时，《连线》的投资者们迫使路易·罗塞托从“连线创投”首席执行官的位子上下台。五个月后，他离开了杂志全体职员；此后不久，凯文·凯利也步其后尘。
在这之后不久，股票市场的“dot-com”泡沫开始泄漏，旋即突然破裂。《连线》的技术自由派的乐观主义将继续存在，仍将存在的还有杂志本身。但是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长期繁荣”结束了。
注释
① 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信市场由AT&T一家独大，政府也以通信通讯为“国家命脉”的理由不肯放开电信产业。直到1984年，司法机构开始介入，电信产业才逐步放开，小公司开始加入。而真正致使电信垄断被打破的，是新技术的发明，无线网络、光缆技术、英特网等。随后20世纪90年代的两部法律，彻底使美国通信业进入正常竞争的市场环境当中。
② 注：1968年的哥伦比亚大学生运动。起因是哥伦比亚大学卷入军事研究问题，以及学校在黑人居住区建立体育馆。但这些都只是幌子，大多数人根本不关心体育馆和黑人有什么关系，甚至在运动中黑人与白人间为争夺教学楼来回争夺起了地盘。造反的学生高举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画像，在草地上讲起了马克思主义，甚至组织起了公社，所有事情集体表决，革命变成了一场无政府主义的狂欢。
③ 俄裔美国哲学家、小说家。她的哲学理论和小说开创了客观主义哲学运动，她同时也写下了《源头》（The Fountainhead）、《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等数本畅销的小说。她强调个人主义、理性的利己主义，以及彻底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政治理念可以被形容为小政府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其小说所要表达的目标是展示她理想中的英雄：一个因为其能力和独立性格而与社会产生冲突的人，但却依然奋斗不懈朝他的理想迈进。（来源：百度百科）
④ William F. Buckley，保守派作家、评论家。他于1955年创立的《国家评论》杂志，对催生保守派运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⑤ 注：又名为《罗马帝国艳情史》，影片中出现了大量同性、异性、群交的画面，配以悲壮的配乐与华美的场景及服饰。
⑥ 英国华威大学校长，人文地理学领域的专家。
⑦ 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而得名。（来源：MBA智库百科）
⑧ computing industry，指提供专业数据分析与计算的行业，该行业中一般使用巨型机或集群对客户数据进行处理，配有专业的算法与数据分析工具。
⑨ 约翰·海格尔（John Hagel），一名公司分析师和读者众多的《网络收益》（Net Gain）一书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