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网络模式的胜利

The Triumph of the Network Mode

今天我们回头看“dot-com”泡沫的破裂，很容易会认为，20世纪90年代人们关于互联网的新千年预言都不过是那些希望建宽带网络、卖计算机，以及兜售网络公司股份的人的甜言蜜语。但假如你这么认为的话就错了。虽然凯文·凯利、彼得·施瓦茨，以及《连线》杂志都的确推动了这一时期乐观主义的盛行，但实际上他们技术乌托邦式的社会愿景却反映了美国社会当时正在经历的两种深层次变革的交融。首先是技术上的变革。在过去的40年里，冷战时期那些巨大无比、单一的计算机器现在已经变成了台式计算机，并且相互连接，几乎遍布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这样的技术变革实际上是与美国社会所经历的文化变革同步发生的。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布兰德及同龄人都开始长大成人，他们担心自己成年后会被那个毫无感情、只懂得计算和机械化操作的官僚架构吸进去，毕竟正是在那样的架构里诞生了可能把人类推向灭绝边缘的原子弹。在其后40年里，他们不断地开拓除此之外的其他可能性，最后，他们为公共生活，也为多样化的自我表达和协作组织赢回了空间——这些在冷战时期的美国的大多数时候都还是禁忌。

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布兰德及其“全球”网络的同僚们已经多次地将技术革新与社会革新联系在一起。而在此过程中，他们那代人的追寻，则变成了现今美国民众理解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的社会意义的重要参考。正是因为有了布兰德在《全球概览》及《滚石》杂志上对计算机的介绍，计算机才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的技术。与新公社主义者关于工具使用的理念一样，他们希望通过计算机来改变人的意识及整个社会。也正因为WELL社区的成员的努力，基于计算机的交流被重新看做去实体化的、公社般和谐的，并被重命名为“虚拟社区”。而赛博空间本身也被重新定位成电子边疆。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围绕着全球商业网络及《连线》而结成的一些社交及专业网络似乎预示着一种新的基于网络的经济形态的形成。而且正是因为有了计算机技术，我们终于在传统的官僚架构之外找到了另一种度过一生的可能，那就是生活在更灵活的、临时的、基于共同信念的部落群体里。

在所有这些情景下，“全球”网络的成员都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得信息及信息技术的政治含义发生了变化，并且把计算机变成了反主流文化革命的象征。与此同时，当年他们曾致力于推翻的军工学联合体的核心文化风格也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过程，并迅速地扩展开来。他们为这种改变提供了正当性的依据。对于年轻的布兰德及他的同龄人来说，甚至是对于今天大众来说，那些掌管着冷战时期的各个公司、大学，以及政府部门的中年男人发现他们被僵硬的角色锁死。他们的双手因为长年在企业晋升的梯子上爬行已经变得疼痛不已，此外，在亮丽的制服背后，他们的灵魂也开始消解。但是就在那样的年月里，在目的是开发国防技术的军工学联合体里，就出现了一种倾向于协作的工作方式。这种新的工作方式更强调跨界合作、更有创业的精神，按照项目去实现目标，这不仅仅出现在政府资助的项目里，而且也出现在信息论和系统论的语言风格中。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学术圈里的这种高度灵活和网络化的文化，以及它对信息论式的隐喻的依赖，从武器实验室和冷战防御计划部门里走到了更远的领域中。就如计算机本身一样，冷战时期的这种协作文化和语言风格后来成为了企业和政府的日常行为，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兰德及他创建的“全球”网络不仅仅重新定义了信息及信息技术的文化意义，并将它们从政府资助的军工研究领域带到更广泛的社会里，同时他们也为这个领域同期发生的变化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他们正是通过信息的控制论和普适的语言风格技巧，以及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跨界协作的灵活的社会方法使其正当化。就像武器研究实验室里的设计师，布兰德和他的同事们为不同社会和技术群体的人创建了一系列论坛，让他们能在论坛里聚集、合作，并且在此过程中寻找到彼此共同的价值。通过本地化的沟通语言表达出来的共同价值被一次次地输出到论坛之外，或是通过论坛上的成员传递出去，又或是通过参与其中的专业记者们报道出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武器实验室里诞生了控制论，而在布兰德创造的这些网络论坛里不仅产生了一些新的控制论语言风格，还诞生了新的社交网络。甚至在布兰德看来，这里诞生了新的信息系统，例如目录、会议，以及在线集会。而这些系统后来承载或催生了更多新的社交网络和专业网络，而且它们都贯穿着这些信息系统所创立的管理理念。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上面提到的每一个元素在创建新的话语体系及社会框架的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20世纪90年代的那种技术乌托邦理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框架之上。同时，这些框架也代表了新的网络化的组织形态，物品的生产、信息的流动，以及社会结构本身都刻上了这样的组织形态印迹。50年前，不管是在军事领域、工业领域还是学术界，大家都是按照官僚的方式来组织自己的工作。无论是大学、军队还是公司，还是他们的研究实验室和或指定的智库，都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指挥链的方式来管理。他们的雇员也多在其中工作一辈子，人们彼此之间和彼此的工作之间有着巨大的分别，组织内部与外部世界更是界限清晰，奖励机制更多是基于业绩和资历。到20世纪末的时候，这些官僚化的机构逐渐开始变形。今天，在工业界的很多领域，还有军事及学术领域的部分领域，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取代了层级制度，雇佣制从长期转向短期，更多是基于项目合同制，而专业岗位的要求更倾向于综合的、网络化的社会交际能力。

20世纪60年代初期，布兰德和“全球”网络的成员看到了计算机光明的一面，而不仅仅是计算机与官僚架构结合的一面。他们不仅把计算机转变成新公社主义的象征，还将其转变成一种网络化的通过技术来管理组织的模式，而且这一转变一直延续至今。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不仅仅帮助改变了信息及信息技术本身的文化意义，而且也改变了技术统治的含义。

未曾发生的反主流文化运动

结合这些历史，让我们一起来重新思考一下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以及它与后工业化的生产和文化兴起之间的关系吧。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者和记者往往把新公社主义与新左派兴起混为一谈。评论家通常会认为，这两个运动都讲究时尚、音乐，以及药物使用，因此两者实际上同一种运动的两种模式。也有学者指出，新左派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开始接受新文化，而正是这样的行为摧毁了他们自身的政治理想。另外也有学者则干脆说新左派不过是“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将其忽略。不管是哪家之言，历史学家也好，社会学家也好，尤其是那些对反主流文化运动与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的学者，都倾向于通过年轻人当时嘴里说的那些愿望去看待这场青年运动，并且认为他们展示的正是一种跟军工学联合体很不一样的文化。

但是布兰德及“全球”网络社区的历史却告诉我们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虽然言论自由运动及新左派曾正面跟军事、工业以及学术界进行对抗，但是冷战时期在曼哈顿及旧金山活跃的一些波希米亚艺术家，以及后来在海特-阿什伯里区出来的嬉皮士，还有再后来参加返土归田运动的年轻人，他们实际上都接受了技术乐观主义、信息论，以及冷战时期在研究领域兴起的跨界合作的文化。和那个时代的科学精神相仿，反主流文化运动浪潮当中的新公社主义运动参与者与很多新左派人士，当时都将自己看做一个散布在各个地方的、覆盖整整一代人的、庞大的实验的一部分。整个世界就是他们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们同时扮演着科学家和实验对象这两个角色。他们通过这个巨大的实验来探索自身的心灵和肉体，人际间的关系，政治的本义，还有商业、社区，以及国家的意义。一些小型的技术就可以帮助他们完成这些事情。那时候，立体声设备、幻灯片投影仪、闪光灯，以及LSD都能改变个人的心智，并且通过一些看不见的“场”将人和人联系在一起。而一旦这些年轻人经历了这样的改变，他们就有可能去实现拯救世界的行动，然而这本该是当年人们对军事研究的领导们的期待。假如说20世纪的官僚体制把人类带到了毁灭的边缘，那些在公社里阅读《全球概览》的年轻人则希望他们可以将他们本身作为一个范例，把人类带向一种全新的融合——心灵、技术化的社会，以及自然的融合。

新公社运动拥抱信息、技术，以及实验，这本身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后工业化社会的起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反主流文化运动对于传播计算机文化以及网络化的生产方式所起的作用。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很多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就描绘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知识的经济生产模式。是哪些因素主导了这样的改变，以及这样的改变会带来什么后果，对于这些，专家的描述各有差别，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跟当时的技术和经济发展程度有关系。但是，除了这些差别以外，他们都倾向于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的时候开始，后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慢慢的成为了美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就如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的《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里所说的，“理论知识”将会成为生产的“主导原则”。在工业化的年代，诸如电报、飞机等技术革新主要是来自个体的探索和发明。但是在后工业化社会里，诸如化学合成等新兴技术将会来自系统的科学研究。他指出，未来这样的模式只会加速。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将会通过合作，运用系统知识去解决复杂的问题。他们将会生产出新的东西及新的知识。而他们这么做也会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当科学家的社会地位提升之后，贝尔认为，在研究领域，传统的官僚体制将会走向瓦解，被平等的社会结构所取代。

很多分析家认为，在贝尔写作那本书的时候，美国社会正在走向基于知识的生产方式以及扁平化的组织架构，或是在那个时期开始迅速发展。很多后工业社会及其可分析性典型的原型实际上出现得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及冷战时期的军工学研究协作中就已经出现了。就如科学史家所指出的，由政府出资的那些研究项目开始是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同时它也让系统认知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之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修补匠们设计不出雷达技术和核武器，这些技术都是在科学家、工程师，以及行政管理者的多次碰面之后碰出来的。虽然资金和场地都靠大规模的官僚机构支助，但是参与研发的团队却没有地位和职务之分，他们是在一个扁平化的架构里协作式地工作。一方面，当时军队里的研发人员需要使用综合性、系统性的方式来研发武器，在这样的系统里，人和机器才会被看成是一个整体。扁平化的架构就是在这样的需求下应运而生。另一方面，这样一种非常灵活而且跨界的混合就催生了一套关于系统知识的话语（控制论），以及一套帮助人们去模拟并且管理这些知识的工具（计算机）。

换言之，在丹尼尔·贝尔写《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的时候，理论知识已经成为了军事研究和军工业实践了30多年的生产核心准则。也许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贝尔在书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决定性的社会变革就是使经济听从政治指挥。”后来一些学者，例如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及曼努埃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就曾有力地指出，贝尔的这个说法是错的。理论知识、强调合作的工作风格、科学，以及和政府支助的研究相关的信息技术确实都变成了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元素。而它们的重要性最初，也最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上。哈维和卡斯特他们各自都认为，广义上的知识已经成为新商品和新服务生产中的核心要素。学者发现，当计算机及计算机的网络被联接之后，知识和信息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所起的作用被大大地扩大和加速了。很多社会学家也赞同贝尔的另一个说法，即随着知识及信息在生产过程中日益成为关键的因素，原有的公司官僚体系也会相应地瓦解。在很多工业领域里，从上至下的、需要有明确报告机制的指挥链架构已经被更为平等的论坛所取代。官僚体系显然依然存在，但是网络而不是官僚体系正在成为组织生产的最主要形态，特别是在那些知识高度密集以及技术高度密集的领域。

在过去50年里，基于知识的生产、组织形态，以及军事实验室研发的信息化技术事实上是大大增加了。并且现在这些技术已经摆脱了与军事甚至政府的根源，而成为了一种经济和文化的力量，甚至是一种自然的力量（至少凯文·凯利及《连线》的一群人是这么看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反主流文化运动对后工业化社会的崛起的影响才重新走进我们的视野。当年布兰德和他的同龄人走进大学校园的时候，他们发现大学依然还是为了防备美国的敌人而做科研，布兰德当年写的日记提到，那些致力于研发武器的机构有可能通过两种途径结束自己的生命。其一，发动核战争，并且毁灭整个世界；其二，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除了去这样的机构工作外别无选择，而这些官僚机构的工作只会摧毁人的精神。他们还发现，这两种威胁其实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例如当年进攻史布罗大楼的言论自由运动的勇士就把大学想象成为一个巨大的工厂及巨大的计算机。他们认为，就像这个军事化的国家的其他机构一样，大学就是为了生产知识和知识劳动者而存在的，而且生产这些的目的是保护这个国家。而在此过程中，学生也会被摧毁，他们会被变成信息碎片。他们将军工学联合体视为一种机制、一架机器、一台用于技术统治的设备，它将摧毁这个世界，也将摧毁人类的灵魂。这样一种批判一直响彻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青年社会运动中间。

虽然他们当时反对冷战科研及支撑这种科研的信息技术，但是布兰德那个年代的学生都深深迷恋上了军事协作研究的知识产物。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上大学的美国学生接触了所有这些：系统导向的社会理论、信息技术导向的生物学及心理学，还有控制论，这种以信息为基础的理论似乎与所有这些领域都产生联系。对于布兰德，对于他毕业后遇到的一些艺术家及多年之后《全球概览》的新公社主义读者来说，系统论给他们指示出一条新的道路，可以摆脱他们年轻的时候所遇到的困境。另一方面，诺伯特·维纳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就论述过这样的观点：控制论和相关的系统论展现了一个所有组成元素都彼此相连，又彼此是每一个其他元素的映像的世界。人、自然、技术系统，以及各种社会机构，这些都是印证这一理论的例子，同时他们还在格雷戈里·贝特森所指的“相互连结的模型”中彼此联结。假如说原子弹给人带来了一种噩梦式的的印象（所有人被割裂在看不到的铁幕之内，在一阵原子弹爆炸之后，所有人类踪迹都走向消失），那么控制论或者说系统论则给人们描绘了一个彼此相连、统一的，以及至少在维纳看来是趋向于平稳宁静的世界。在斯坦福大学“贾斯珀山脊（Jasper Ridge）”生物保护区的的蝴蝶群中，斯图尔特·布兰德首次遇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自然世界是由一系列趋向于稳定的共同进化的恒定复杂模型组成的。这个观点也启发了USCO的艺术家，以及自由公社和农场公社的创始人们，与此同时，他们聚在一起组建了一个个另类社区。

另一方面，极具技术色彩的控制论及信息论的传播，还有像巴克敏斯特·富勒这样的气质有点怪异的技术专家的出现，则为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提供了一条走出另一个困境的出路。虽然他们是在原子弹的阴影之下成长的，但布兰德和他的同龄人也是在一个物质非常富足的社会环境下成长的。言论自由运动的参与者去攻击美国工业界的工厂的时候，这些工厂却正在生产满足年轻人各种需要的东西。这就让美国大学生走进一个两难的困境：他们怎么才能在反对这些美国社会的主流机构的同时，又可以获得这些机构的产品和它们所带来快乐呢？

为走出这困境，新公社主义者将技术中心主义、冷战研究领域的知识和实验和他们自身对建设另类社区的追求融合在了一起。他们远离新左派的政治斗争，而走进了一个想象中由无形的系统彼此联结的世界。正如信息系统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可视化和管理，USCO的艺术家及返土归田运动的社员们都相信，那些看不见的社会网络及自然本身，可以通过一些小型的技术而接触到。假如就像布兰德所说的，是军工学联合体把人类带到了人类掌握了足以毁灭自身的技术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人类本身就真的“就像上帝”一样，那么军工学联合体的产品也可以让年轻人成为富勒所说的综合设计师。正如富勒所说，和布兰德及《全球概览》所展示的一样，年轻人们可以拿工业化社会的产品作为工具，去改变自己和集体。

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新公社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做出了两个尤其重要的集体决定。首先，他们决定远离政治争执，走向社会和经济领域，并且希望可以以此作为平台发起社会改变的运动。其次，他们还借来了军事研究领域里的核心信念：对技术和实验的正确使用可以拯救世界。在军事领域，当时计算机成为了最为关键的一项技术。一定程度上，计算机把全球各地的地形都转变成可以监测的信息对象，它们将敌方的动静转换成可视化的模型，因此，至少理论上说，可以阻止潜在的侵略攻击。同样的，新公社主义者发现，那些小型的技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展示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有些技术，例如《全球概览》，是很讲究信息性的。另外一些技术，如幻灯片投影仪还有电吉他等，则更多是偏重于交流功能。还有一些，如网格穹顶和LSD，似乎不包含“信息”的成分。但是，所有这些技术实际上都是从美国的工业界出来的，人们可以用这些技术将人的各种能力展现出来，和美国冷战的敌人的目的一样，这些技术设计可以起作用，可以推动人类演化向前迈进。

因此，新公社主义运动中返土归田的人们才会离开军事化的官僚主义国家，去拥抱系统论，以技术为导向，注重心灵的解放，以及注重合作和交流。在此过程中，他们把许多军工业研究文化的核心原则再次带入美国社会。但这一次，这些核心原则形成的是一种反主流文化分支的知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分析，新公社主义者并是不代表了另一种不同于主流冷战文化的文化，而是冷战主流文化的一个迅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种文化的延伸。那时候，反主流文化运动与军事研究之间的关联还很少人会提及，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人承认这一事实。丹尼尔·贝尔当时就坐在哈佛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反战声音一浪接一浪，还有后来的新时代运动。贝尔对这些运动的解读跟当年很多人一样，他认为这样的抗争是为了击垮冷战时期美国的中产阶层的堡垒。他曾掷地有声地说，反主流文化运动是“反道德律法的”、“反制度化的”，并且还是“彻底的反中产阶级的”。我们今天回过头看，会发现，布兰德及“全球”网络的例子证明，带着反道德律法、反制度血统，新公社主义运动同样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后工业时代里更具灵活性，以意识为中心的工作实践。

到《全球概览》成为新公社主义运动和那个时代的指南的时候，新公社主义者促进了在自我和社区的理念中职业的概念向文化范畴的转变。同时也促进了信息和技术理想关系的形成，尽管这种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文化中早已现形。在那些参与返土归田的人群和《全球概览》的文章里，出现了一群流动的、充满创业精神的科学家，他们希望通过科学研究，拯救世界于末日。后来他们就变成了“长期猎人”、综合设计师，以及具有创业精神的嬉皮士（他们希望通过在意识及社区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来拯救这个世界）。而公社本身则成为了一个社会实验室，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实验本身。于是社会界限和知识界限都消失了，每一个人都成为了跨界研究者，大家都希望创建出一个完整的自我和完整的世界。在此过程中，信息及信息技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就像在军事研究所里（特别是后来成为控制论诞生地的那些研究所）信息技术所起到的作用一样。翻看《全球概览》，可以看到在这本杂志里，“信息”将各个公社拯救地球的努力联系在一起，并且促进了这一过程。而《全球概览》本身作为一种信息技术和网络化的论坛，它让潜在的新公社主义者的社会结构得以彰显。就像计算机使得科学家及士兵可以监测到遥远的地平线一样，《全球概览》上所列举的一些信息工具使得其读者变成了有远见的人，他们现在可以环视彼此及整个地球，去寻找“宝瓶座”革命（新时代运动）的信号。

这些文化层面的东西在当年的抗争之后还能存活下来，并且还影响了其后出现的计算机浪潮。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时候，返土归田运动的公社组织基本上都瓦解了。但是，当时人们理解的人之整体性，技术作为工具可以帮助人们实现整体性的愿景，以及一个由无形的信号联结起来的平等、和谐的社区的理想还是保留了下来。对于布兰德和“全球”网络的成员来说，一系列社交网络、一些他们所获得的名声，以及在聚合不同社群和吸引社员兴趣时使用的语言技巧，都保留了下来。之后20年里，布兰德凭借在文化圈子的名声和他自身的社交能力，把新公社运动残存的那些理想注入到计算机技术及软件行业当中，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硅谷。

而这一过程也是伴随着计算机领域的两个重要的转变而发生的，分别是小型化和网络化。20世纪70年代初期，计算机开始从大型机变成了桌面计算机。此时的这些机器已经“个人化”了，原因有两个：其一，键盘及电视机大小的显示器都被开发出来了，而这正是计算机走向个人化的前提；其二，通过在现有的大型计算机上使用分时技术，个人用户体验到了一种对计算机的完全控制，这也激发了他们对这种体验的进一步需求。《全球概览》通过将新公社主义者的“工具为个人所用”的鲜明主张和计算机技术联系起来，为施乐PARC、人民计算机公司，以及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提供了计算机制造的参考。当计算机科学家李·费尔森斯坦和拉里·特斯勒阅读《全球概览》时，他们看到了计算机技术有可能会改变人的意识甚至整个世界的观点。从《全球概览》及来的由《全球概览》催生的施乐PARC图书馆中，艾伦·凯也受到了同样的启发。当这些计算机科学家设计他们的电脑的时候，不管是为公司设计还是为兴趣而设计，或者像艾伦·凯那样二者兼有（他后来就到了苹果电脑公司工作），他们都会把自己的工作想象成新公社主义运动的延伸。布兰德1972年发表在《滚石》杂志上的文章更是强化了这样的印象。PARC虽然在冷战研究的知识、组织和技术遗产中产生，但是在布兰德的笔下，在那里工作的计算机科学家就像是“一资源”的反战抗议者，他们代表了一种前卫的文化。他们都是“黑客”，都是《全球概览》所描述的长期猎人，都是公社社员们那种实验和探索精神的象征。

其后十年，新公社主义的文化逻辑成为了为计算机营销的话语，也使得计算机成为一种文化上可以接受的东西。像苹果电脑，在他们的广告里，就彰显了他们的设备可以帮助破除官僚壁垒、提升个人意识、创建新型合作型社会的特征。新公社主义者的影响不仅仅可以在计算机公司的董事会及软件厂商身上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布兰德继续将技术领域的代表及早些年的新公社主义者聚到一起，继续将计算机联系到《全球概览》对工具使用的解释上面。他的这一做法就逐渐消解了人们关于计算机和计算机科学家与军工学联合体的联系，尽管这两者都最早出现于此。他不断地把台式计算机描述成一种新公社主义式的“个人化”技术，并且把破解计算机的行为和新公社主义者为实现“综合设计”的努力联系到一起。这样，布兰德将计算机进入社会这一正在进行的转变和新公社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之后还有另一波计算机浪潮，那就是计算机联网，布兰德上述的努力也帮助人们理解了这一过程。他创办了WELL，而正是这一社会化的技术网络让人们看到，借由计算机网络，公众可以在虚拟社区里交流。通过这样的网络，赛博空间则开始被重新视做电子边疆。而在后来BBS让位给了公开的互联网和万维网的时候，这些术语（互联网、万维网）成为了计算机网络的社会影响力的代名词。不管是学界还是民间，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计算机浪潮，他们的描述都将使用计算机视为一种全新的、全面的、具有探索性的理解个人用户自身的方法，同时也是一个通向更为和谐和亲密的社会的途径。对于很多处在沉重的、组织化的物质世界中的人来说，虚拟社区（其中以WELL为主要代表）带给了他们一种官僚体系外的新的选择。当越来越多的数据在世界各地流动，当海底电缆铺设得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们正在成为当年新边疆的开拓者的化身，他们即将走向一个被彻底改造的世界，过上一种可作为典范的生活。而这个过程不是通过对抗性的政治抗争，而是通过技术。

但是，假如我们更近一步地了解WELL，就会发现，新的计算机网络不仅仅创造了新的交流领域，而且创造了一种社会和经济基础架构，以及一种日益普及的网络化生产模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大多数网民要不在科技领域工作，要不就在媒体工作，WELL则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和社交平台。而这一平台的力量部分来自它自身关联起来的社会网络：那些想找工作的人（当时旧金山湾区的科技公司的员工平均工作任期为三年）就来到WELL这里与很多人保持宽松的关系，以助于他们找到工作。而那些通过交换信息来谋生的人，如记者，可以将WELL视为一座数据金矿，在此搜集和发布新闻事实，并从很多WELL的专家身上获取观点。此外，WELL的任何一位成员都可以在这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名望，去建立或扮演一种新的身份，或判断其他的成员是否可信。WELL强调一种从新公社主义运动继承而来的分享、亲密和平等的层级体系——这样的体系很多WELL的成员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虚拟社区语言风格也为WELL多层级的经济关系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持。一定程度上，他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电子边疆的居民，他们可以将这些延续至今的思想重新写入灵活的经济中，看做他们年少时候的重建官僚化世界梦想的延续。他们甚至还可以认为，正在崛起中的技术官僚正在取代当年他们致力于反对的机构官僚。

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包括互联网在内的计算机网络，和“全球”社区的社交网络都成为了当时人们所说的新经济、新政治格局的代表。正是有了全球商业网络，凯文·凯利、彼得·施瓦茨等人的文章，还有整个《连线》杂志，很多人才开始设想当年新公社主义者所梦想的没有层级、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社会有可能成为现实。抛开他们的个人自由主义的倾向，艾斯特·戴森、约翰·佩里·巴罗，以及凯文·凯利这段时期的写作都有一种极度渴望回到平等社会的色彩。对于他们及受他们影响的作者来说，早期的公共互联网似乎在塑造和促成一个人人皆可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行事的世界，同时互联网还能产生一个统一的社会领域，一个所有人“都是一个人（all one）”的世界。这样的一个领域不由斗争式的政治所管治，恰恰相反，它远离政治，倾向于通过技术赋权给个体和由人与人平等连接组成的机构。而对于互联网的预言家来说，也对于三十年前返土归田的人们来说，正是政府这个官僚巨兽在一步步地威胁着要摧毁个人，而逃生方法则藏在信息、技术，以及市场里。

联网模式下的文化创业精神

从1968年《全球概览》建刊到大约30年后路易斯·罗塞托、简·梅特卡夫，以及凯文·凯利离开《连线》杂志，布兰德和其他跟《全球概览》相关的一些撰稿人、编辑和创业者彻底颠覆了信息及信息技术的政治内涵。计算机曾经代表着即将终结个人生命甚至是毁灭世界的社会力量，而到了布兰德和他那一代人快走完中年的时候，这些机器却成为了实现他们年轻时候的平等乌托邦的梦想的工具——至少全球商业网络的关键成员及《连线》的编辑们是这么认为的。与新公社主义者的愿景相结合，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为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个人自由主义和互联网泡沫提供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持，后者也恰是在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的环境里滋长。实际上它们还做了更多其他事情。布兰德和“全球”网络的成员不仅仅重新定义了计算机的文化内涵，而且还把当年军事领域里盛行的以技术、知识为核心，强调合作的社会实践带入主流社会。在探索改变技术统治官僚模式的过程中，布兰德和当年的新公社主义运动的返土归田者们都已经上了年纪。30多年过去了，他们仍在持续地改变这种模式，让冷战技术统治所依赖的信息论及信息技术变成了日用技术，成为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一部分。

此外，他们达到这个目的所使用的方法，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国防工程师用以组织工作并使他们的工作正当化的社交和语言策略。跟诺伯特·维纳和其他在放射性实验室的科学家一样，布兰德就是在不断地跨越专业和职业的边界。布兰德也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创建和资助武器研究实验室的那些人一样，创建了一系列网络化的论坛，有些是在现实中发生的（如黑客大会），有些是基于网络的（如WELL），还有的是在纸上发生的（如《全球概览》）。就像放射性实验室一样，这些论坛使得来自不同社群的人可以相互认识，交换信息，并且创造新的语言工具。同样，他们也促成和传播了一些技术社会原型，有时候，如《全球概览》或WELL，这些“全球”产物本身就模拟了这种网络成员们所偏爱的技术、信息、个人和社区之间的关系。还有些时候，如虚拟社区或者是电子边疆等术语，“全球”论坛就会被使用到一些话语的构建当中。

最后，在联网创业和创造和传播各种原型的同时，布兰德和全球群体还借助控制论的话语来维持反主流文化社群和技术群体之间复杂而长期的正当性交换。在《全球概览》里、黑客大会上，以及在WELL和一些全球商业网络的会议上，社会、技术和生物系统实际上都是彼此的镜像的观点提供了一种话语模式，依据这个模式，一个社群里的成员可以认为自己也是另一个群体的成员，也受益于另一群体的正当性。当年阅读《全球概览》的新公社主义者并不认为他们是被社会抛弃的一群人，恰恰相反，他们会认为自己是新的科技先行者，他们所做的实验将会决定世界的命运。还有当年跟布兰德一起睡帐篷的第一届黑客大会的程序员，以及后来参加全球商业网络学习研讨会的主管们，他们都不会把自己看成是普通的商人或制造者，而是把自己看成反主流文化的精英。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这样的一些正当性交换的方法，使得信息论及其他系统导向的理论（特别是迷幻神秘主义及其他一些从佛学和东方哲学传统里派生出来的理论）互相交融。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这些方法也使一些企业主管的经济抱负、当时的生态理想，以及新公社主义运动的部落文化情感相融合。通过将世界想象成是一系列互相重叠的信息系统，以及通过在一些特别的组织和媒体形式里将这样的想象实现出来，布兰德和他的“全球”网络的同事最终还是将他们的一些理想保存了下来，即使新公社主义运动已经消逝了很久。具体来说，他们创建了一系列的论坛和社会网络来承载这些理想，并且将其与新兴的技术和经济中心关联在一起。

这样的关联的其中一个影响就是加强了布兰德自身在技术、经济，以及文化领域的权威。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布兰德只是一个默默无闻四处奔波的摄影师。但是仅仅五年后，因为《全球概览》的出版，他成为了一位受到国际瞩目的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发言人。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时候，因为黑客大会、WELL和一本关于MIT媒体实验室的书，他成为了关于计算机的社会意义的文章里最常被引用的人物之一。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对于全球商业网络的客户和《连线》杂志的读者来说，布兰德就是网络化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代言人。虽然这些都证明了布兰德的创业能力，但是这些转变也见证了网络化的文化创业模式的力量。在布兰德的例子中，网络化的模式重塑了公众对计算机的认识，也创造了一些更细致的文化范畴。这些文化范畴有助于厘清对个体及社群与信息技术的关系的讨论。这种创造新文化范畴的方式使新公社主义运动的社会理念在剧烈的技术和社会变化中得以保存。而与此同时，它也让新兴技术、新型工作方式，以及新的社交形态能够跟过去有一种对接，如此就为公众提供了一套熟悉的概念工具去面对新事物。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布兰德和“全球”网络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析技术成为象征意义的过程，另外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评判联网创业精神在塑造公共话题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现今，研究新技术进入所代表的系统的社会过程的学者趋向于将研究对象分为三个社会圈层：第一是最靠近技术的人群，特别是发明家和设计师；第二是稍远一点的人群，包括用户及相关的专业、技术和法律群体；第三则是媒体。在每一个案例中，学者都展示了不同的角色是如何通过技术的实体功用，以及技术在符号意义上对现行话语体系的匹配，使不同技术被广泛使用和彻底地融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里。但对布兰德来说，这里提到的分类没有一个能充分地描述他的创业努力或这些努力对信息技术的文化意义的影响。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他曾参与设计过信息技术，他用过这些技术，并且为主流刊物（也包括自己的）报道过这些技术。在这些年头里，他创办了一系列网络化的论坛，使得来自这三个圈层的人士可以走到一起，并通力合作，开发出本地化的沟通语言，后来的人们正是通过这些沟通语言理解了信息技术。

拉里·特斯勒是施乐PARC和苹果电脑公司的老员工，他这样回忆布兰德的创业经历：“我们这些人就是在埋头做事……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想过把事情放在别的背景下去描述。后来布兰德来了，他就像人类学家或记者那样去观察。他还创办新的机构……他的机构抓住了这一动态并且向全世界汇报这一动态，这是以往没有人做过的。他看到一个东西，就会看到其欠缺的商业部分或者是媒体报道。对于我们来说，还真的没有这么想过。”而布兰德所创建的论坛也给那些他关联起来的社区带来了多种好处，当然能首先获得好处的是他自己的文化形象。特斯勒解释道，他“足够专注于某个项目并在成员里获得了正当性”，布兰德也会“将他在之前项目里获得的正当性搬过来”。持有着这种正当性，布兰德带来了一群联系较松散的人群。他们有些是技术圈的，有些是参加过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还有些是媒体朋友。“很多的研究者知道如何将不同领域连接起来”，特斯勒回忆道，“但是斯图尔特还拥有罕见的能力，他知道如何让公众了解到研究者们在做什么，以及如何让普通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并让媒体去报道它。”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布兰德做论坛的时候会把自己的那种拯救世界的理想融入了进来，而这样的理想又跟他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核恐惧有关系。丹尼斯·埃里森（Dennis Allison）是《人民计算机公司报》的创始董事会成员，他说，“布兰德是一个很有道德感的人，我跟他的每一次接触都感觉他希望把人们带到更好的地方。这正是布兰德的秘密。”

就如特斯勒和埃里森所说的，布兰德不仅仅是不同的网络之间的传输纽带。事实上，一定程度上正基于他年轻的时的那股拯救世界的激情，他会和不同的社群去合作，去吸收和整合不同的标准和做法。之后他会以这些标准和做法为基础，建立和维护起可以让所有这些社群成员得以相会的论坛。跟费尼尔司·泰勒·巴纳姆一样，他会从各式各样的的传统领域里搜罗出表演者，把他们放到一个多环马戏场里表演。在《全球概览》里，在之后的黑客大会和WELL上，这些表演者包括技术专家、反主流文化人士、商人，以及记者。正如巴纳姆，布兰德不仅仅将这些人组织到马戏场里演出，而且还赋予了整个马戏团以意义。专业的记者，像约翰·马科夫和凯蒂·哈芙纳会把马戏团的点点滴滴转化成文字发表在传统的报纸上或杂志故事里。而布兰德则是创建一些新的论坛，使得这些演员可以彼此合作。当布兰德组织这些演员的时候，他也迅速学会了在演员之间形成的的沟通语言。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和其他和他一样的人，如最突出的凯文·凯利及《连线》杂志的作者，都为这些融合在一起的思想和行为发出了声音，而它们最初就诞生于新公社主义和高科技研究领域里。通过促进这些融合在不同社群的个人合作间发展，并促成这种融合与计算机技术产生连接。布兰德、凯文·凯利、彼得·施瓦茨等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上，通过“新闻”的方式来“报道”这种融合，而且整个世界都在倾听。

通过他们的联网创业手段，布兰德和同事们不仅仅建立了新的话语和符号资源，还在他们的各自的人生中模拟了反主流文化和研究文化的融合。正因如此，布兰德和“全球”网络也许是一个重要的窗口，借此我们可以看到和思考文化创业家在公共话语体系里的角色，特别是在传媒领域。由于布兰德和同事们所做的事情涉及多个领域，很难认为他们就是记者。但即便是从一个严格的专业角度来看，他们都有资格被认做记者。多年来，他们创办和编辑了多本具有影响力的杂志，写过引领潮流的书，并且为《滚石》、《时代》周刊这样的主流杂志做过报道。他们做到了，虽然使用了一些超越大多数专业新闻职业规范或道德的策略。

跟记者一样，研究新闻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记者所报道的新闻要和他们所做的事情分离，因此，记者塑造大众舆论的力量主要来自他们在媒体上描述社会的能力。在传统的报道中，记者的任务就是收集信息，通过一系列专业化和工业化的常规方法来处理信息，最终将完成的作品散布给第三方，即受众。一些记者达到了这样的标准，他们展示了一种新闻学的规范，即基于事实材料的历史建构。记者通常借由事件来树立他们的专业正当性。这些学者均偏向持一种基本观点，即记者就是“夹杂在受众和事件之间”的专业角色。与这观点类似的，不少人指出，记者通过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从而塑造公众对现实的看法。具有争论性的是，记者可以决定报道什么和如何描述所看到的事情，从而限制公众对事件的了解程度，通常他们的做法都倾向于支持掌权者。而这样的约束最终也会产生意识形态上的影响。例如，正如托德·吉特林在《整个世界都在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这份关于媒体报道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的影响的研究里展示的，报道由SDS领导的反战抗议并强调这是SDS的活动，反倒削减了SDS所做工作的重要性。与此同时，通过简单地报道抗议本身，媒体就使得整个美国的年轻人都意识到SDS，并导致了SDS的队伍突然而大规模地膨胀。

这样的描述对高度专业化的新闻集团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却很难用来描述布兰德及其同事们所做的事情。跟全职的专业记者不一样的是，布兰德和其他“全球”网络的相关人员频繁地和他们的“新闻制造者”们一起协作，去构建他们的话语风格、符号以及故事。以黑客大会为例，布兰德创建了一个新的论坛，把之前的新公社主义人士以及黑客们邀请到一起，并让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个人项目都分担着分享文化的部分使命。这样的努力从三个方面影响了公众对黑客的看法：通过与会的专业记者的报道，通过布兰德、凯文·凯利，以及其他“全球”网络成员的文字，通过布兰德本身作为一名前数字时代的黑客的原型的推广。而“信息想要免费”这句话就是从这次大会中出来的，这句话显示了一种对信息的展望，一直存在于其后几年的公众话语里。但实际上，当时布兰德说出这句话之前，他还说过：“信息想要昂贵，因为它太有价值了。”不过这已经无关紧要。对于在场的参加者及后来才知道这句话的公众来说，“信息想要免费”这句话包含了不可抗拒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它代表了诞生了计算机的研究领域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代表了试图让世界“自由”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群体。

在这个例子里，以及在布兰德的整个职业生涯中，这样的框架都是在与各方的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然而，记者报道新闻时会将框架联系到他们所看到的事件，并且通过媒体将这些框架报道出来。实际上也就是说，布兰德和“全球”网络创造了能够自己构建框架的论坛。一旦这样的框架构建起来，就能够也常被向外推广，包括记者及“全球”网络的成员对其的推广。而且在整个构建和推广的过程中，像布兰德这样的创业家通常同时担任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创办人、召集人，也是记者、出版人。按照传统的新闻视角来看，这种多样性将会导致利益的冲突。但是对于布兰德及“全球”网络的成员来说，布兰德所同时扮演的不同角色支撑并放大了布兰德自身的权威。布兰德等通过创建这些网络并且谨慎挑选可以进入这些网络的个人和群体，实际上就让他有机会接触各种新闻人物。通过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布兰德和同事们自身也会被视为这些网络里重要的人物。最后，当他们开始也使用论坛嘉宾的语言，甚至还成为嘉宾用来分享的原型，布兰德他们就不再仅仅是召集人了，他们还成为了被召集起来的这个群体的代言人。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策略最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研究领域里便出现了，它实际上是使用的是系统导向的、控制论的信息隐喻。布兰德这种文化创业形式的成功，代表着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的文化风格如今已经转变为社会主流。而这种转变作为一种文化影响力延续至今，但是在现今的新闻报道或者是公众舆论里却几乎没有被提及。假如说职业记者是通过描述某一事件来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布兰德等文化创业家们是通过把自己变成他们所记录的社会力量的象征来获得影响力。这样，他们在两种时间维度上向美国民众介绍了信息技术，一个是短期的，一个是长期的。短期来讲，他们把技术乌托邦主义和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所需要的条件都汇集起来并传播开来。长期来讲，他们使来自科学研究领域的技术、理论和工作方式能被公众自然地接受，变成一种文化而非仅是一种专业风格。其中就包括对某些信息技术本身进行包装。但是更多的是建立论坛和社交网络。在“全球”系列出版物和相关项目下建设的网络化论坛里，布兰德和他的群体塑造了一些我们今天用于理解数字技术的社会影响的框架，同时，他们还建立了一些社会结构去支撑和传播这样的框架。

乌托邦的暗面

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末这三十几年间，布兰德和“全球”网络做了一系列的事情，使得研究领域的传统和新公社主义的传统得以对接起来。在此过程中，他们对自我、社区的解读，以及对工作与技术之间关系的解读，成为了一个标杆，他们同时代的其他人就是看着这样的标杆生活的。而这样的见解则是源自于他们对冷战时期的政府和商业的严重不信任，或者更广一点说，是对当时理性化的社会结构的不信任。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时候，很多学生从海特-阿什伯里跑到了新墨西哥州，希望在那里找到社会的新可能，并且摆脱被社会支配的命运。而在20世纪70年代及20世纪80年代，随着返土归田运动中的公社瓦解并消失，布兰德和“全球”网络的创业家们则通过计算机技术和快速出现的后工业经济中灵活的组织实践把这些人的希望保留了下来。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经济所依赖的数字网络，似乎可以帮助他们实现新公社主义的梦想——打破机构权力的束缚，个体自由追求他们的全部生活。

即便是今天，每当人们谈论起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的时候，都会提到当年新公社主义运动时候人们的理想。但是运动留下来的遗产却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布兰德和当年《全球概览》的读者拥抱的控制论理念的世界是一个信息系统（30年后力挺互联网的自由主义人士也是如此），他们幻想着如果一切都是同样的信息模式，那么现实世界所包含的各种变化的差异都会消解。对于曾害怕自己会被机械化的军队或者是苏联的大规模导弹摧毁的一代来说，这样的愿景是很有吸引力的。假如地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看做一个信息模式，而且躯体本身也可以被看做“模式复杂的功能”（这是巴克敏斯特·富勒的说法）的话，那么个体就不再需要目前还在招惹事端的正式的政府体系，并且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和谐，因为所有的工具都很容易获得。这些工具包括直觉、情感、小型的技术，以及共享的集体意识的直觉。

但是当他们尝试在这样的理想下生活时，公社社员们发现，拥抱社会体系的信息和意识系统只会放大他们的社会和物质体系的压力，而不能使他们逃脱。当像“空降城”这样的公社社员摆脱政府的正式体系之后，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去满足公社的物质需求，也无法在公社社员之间达成共同的目标。而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根源就是他们拒绝政治。而一旦没有了正式的管治体系，很多公社就出现了领导力问题，权力就落入了那些有人格魅力的人手中。结果，很多人受到了不同意见者的敌视，甚至出现了独裁者。新公社主义者选择远离政治，但他们还是把在主流社会的一种特别的控制力带到了公社里。男性和女性的关系由于缺乏机构管理，大多又回到了旧的习俗。例如，以社会实验为借口，很多农村的社区中的女性和孩童被剥夺了选举权。和那些他们不认同的郊区男性一样，新公社的很多男性把煮饭、清扫和照顾小孩的活都扔给了女性来做。

遵循同样的文化逻辑，很多公社居民根本就无视他们所居住的当地社区。他们以为所有人都有着共同的想法，或是都受到了像《全球概览》这样的出版物的支持，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地理上分散的，却被看不见的一些信号聚集在一起的精英。这些返土归田的人士大都是来自同样的社会背景，他们受过类似的教育，有同样的肤色并且都有着改变世界的野心。但是，当他们用意识和信息网络来描述自己的阶级身份时，他们发现，他们无法对彼此产生认同感，特别是那些和他们来自不同阶级的人。他们也忽视了他们的生活同样需要来自远方的父母和朋友的物质支撑这个事实；他们就像在种族隔离区的居民一样，他们实际上切断了与那些就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有色人群和穷人的联系。

假如说后工业化社会的信息工人相信计算机和网络经济可以带来一种建立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乌托邦（很多人今天依然对此深信不疑），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会重复当年新公社主义者持续的苦难和被排挤的遭遇。艾伦·乌尔曼（Ellen Ullman）于1997年写了一本广受欢迎的回忆录《靠近机器》（Close to the Machine）。这本回忆录以一种警诫式的笔法描述了当年新公社主义运动带来的潜在后果。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已经46岁了，是一位程序员，她从1971年开始就一直在写程序。早些年她曾在一个公司工作，后来公司被收购了。她写道，“我的客户雇我做一件工作，做完了我就不再有工作了。于是我要去找下一位客户，然后再抛弃他们。”为了赶得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宏观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技术和经济快速变化带来的压力，乌尔曼不得不适应网络化的工作模式。她说，她的客户希望像她这样的咨询师可以帮他们找到可以做事情的人，把事情做好，而后就解散。客户不会培养他们，也不会培养他们技能，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工作所需的技能变化得比人快，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换别的人来做这个工作。

而在她们这样一个基于工作而建立起来的网络里，乌尔曼和她的同事彼此有一种高压力的情感联系，但工作一旦完成了，这样的情感紧密的团体就解散了。而这样的断裂是很痛苦的，但是这比起被社会淘汰来说已经是很好了。因为她工作所需的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假如她要继续做这样的工作，就必须要不断学习。她写道，从1971年开始，“我自学了六门高级程序语言、三种汇编程序、两种数据提取语言、八种程序处理语言、十七种脚本语言、十种宏、两种对象定义语言、六十八种程序库接口、五种不同的网络形态、八种操作环境，或者准确的说是十五种，假如你把不同的操作系统和网络环境进行组合的话。但我不认为我是很特别的。正因为计算机变得很快，任何一位从事这行的人都可以列出类似这样的清单。”在她还年轻的时候，学习这些语言要更容易些。现在到了中年，她的身体也变得疲惫了。“时间告诉我不要追逐最新的东西了。生物并不是要像芯片那样永远追求最新的，每年更新换代”。

乌尔曼这样的困境充分表明了当年新公社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力量及杀伤力，对于任何一位在网络经济中技术密集领域里工作的人都是如此。虽然有各种的压力，乌尔曼的生活似乎实现了当年这一运动风潮所提出的主要元素。她的生活很灵活很自由，她只需要找到对一个信念有共同追求的部落，并且通过信息技术将他们联系起来就可以。乌尔曼也想要改变世界，她按照巴克敏斯特·富勒可能会建议的那样做了：你要设计新的技术，去管理你的信息，并且将社会的资源变成其他人可以依此行动的知识。乌尔曼向技术、社会和经济网络靠拢，但这样做并没有带给她一个她所追寻的社群。相反，就像三十年前那些返土归田的年轻人一样，她发现自己还是一个人在茫茫荒野上。她已经远离稳定的公司和城市的社区成员带来的那种文明效应，她要经常忙于寻找下一位客户，像是一个被雇佣的杀手，上演一出现实版的午夜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风情电影^①。她具有的关于技术系统的知识，其次是职业网络中的朋友，决定了她在职场上能够走多远。而她私人层面跟同事的关系则是紧张而且短暂的。她是孤独的。并且情况不会立刻好转。乌尔曼的例子告诉我们，将自己的生活与技术绑定在一起并不一定能帮助人在智力上或者在情感上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自我。甚至恰恰相反，它有可能需要个体去违背他们的躯体的意愿和生活的节律，以此来迎合远在天边的同事的要求，不论日夜。实际上，这会带来一个结果——一个人可能高度融入到经济体里，就像四十年前的年轻人曾害怕他们会被军工学的官僚架构所吸收一样。

更重要的是，这可能让普通的个人远离他们生活的社区，虽然也许正是这些社区才有能力去抵消那些影响。像乌尔曼这样的工人要维持他们的生计，就要在计算机和软件的生产和使用领域四处折腾，才能获得工作，而且他们还必须与同事保持联系。因此，程序员往往发现无论是在社会领域里还是物理层面上，他们只会跟其他的程序员打交道。而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他们必须忽视当地的、物质性的事物，例如市镇委员会、PTA会议或参与其他社区生活。他们必须对他们的工作网络、网站、技术保持高度虔诚，并且遵循乌尔曼用略微讽刺的语调描述的那些规则：“按照你的思维来生活吧，同时期望其他人也这么做。不要死气沉沉的，要么自由地活，要么死去。是的，你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你自己。”

对于像乌尔曼这样的接受过教育，有专业技能，并且不受地理社区之局限的灵活又自由的人来说，一些自由主义神棍可以把个人的损失（没有时间陪伴家人，没有时间和邻居聊天，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生活的社区）转化成一种舒适的叙事风格，使得他们对与自己选择受限的说辞合理化。就如理查德·巴布鲁克和安迪·卡梅隆所指出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这种不受约束的冲动确实可以让乌尔曼这样的工人看到市场的力量并且依然保存他们自身的独立。但是，自我信赖的自由主义隐喻却又包含了新公社主义这种强调意识为中心的、以信息为导向的精英生活；同时，它也从根本上否定了，长期向生产的网络模式和无所不在的计算的转变而带来的精神和物质成本。

对于布兰德及后来的《连线》杂志的作者和编辑来说，控制论成为了他们强有力支持以上观点的根据。诺伯特·维纳及他的追随者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由一系列的信息模式构成的，而且每一种模式实际上也是另外一种模式的反映。后来新公社主义者采纳了这一理论，而且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一个是强调平等的，另外一个则是崇尚精英的。一方面，假如说现实的物质世界可以想象成为一个看不见的整体的一部分，那就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平等是有可能的。不管是人、自然还是机器，都是一个整体而且会共同进化。但另一方面，在与维纳的愿景作为普遍隐喻工具保持一致的同时（冷战时期军事研究所的研究员需要这样的工具来主张他们的项目的权威性），这样一个事实浮现：社会和自然、个体和机构，以及人和机器，都可以看做是彼此的映射，那就意味着，谁能成功地与信息力量结盟，谁就可以成为这些信息力量的模型。他们甚至可以声称自己“天生”就拥有权力，虽然在表面上他们还是用系统、社区，以及信息流来掩饰自己的领导权力。

布兰德及他在全球商业网络的同事给客户展示模型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论断。《连线》杂志也通过记录像艾斯特·戴森以乔治·吉尔德这样一些行为方式很像计算机的人的事迹来支持这一论断。当年的新公社主义者曾声称自己在创建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所有人都是在共同的信仰下生活的，而20世纪90年代的这些信息咨询师则声称，互联网不仅仅可以带来一个更加平等的未来，而且它可以改变人们现在的生活。因为他们时刻都在跟信息接触，他们把自己看做“数字化一代（digital generation）”的代言人——用那个时代的词汇来说就是“网络精英^②（digerati）”。

但是，点对点信息主义这一隐喻，和孕育它的意识隐喻一样，都淡化了物质和技术基础，而这正是数字化一代的生存所依赖的。而在不间断的信息流之外，无数的塑料键盘、硅片、电脑屏幕，以及无限延伸的光纤电缆切实存在着。而所有这些技术都需要人工劳动，先是把他们生产出来，而后是拆解他们。这样的工作依然是非常的危险，不管是对于处理有毒化学物质的工厂，还是对于住在工厂附近的居民、饮用沿途水源的人，还是呼吸了泄漏出的有毒气体的人来说，都是如此。而这样的工作也往往由那些没有社会和经济资源的人来承担。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美国移民及归化局估计，硅谷地区有25％的工人——约20万——都是非法移民，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是在制造行业工作。同期，硅谷有75％的电脑组装工人是女性，她们很多都是来自第三世界。近年来，很多制造及回收业务都已经转移到国外了。但还是妇女和穷人在从事这些高危工作。而且因为无法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这些工人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而他们每个小时拿到的工资仅仅是30美分。同样的，手工拆解电脑以回收利用的工人获得的工资也是如此，不管他们是在印度、巴基斯坦还是菲律宾。

20世纪90年代，那些致力于推广人类进化新阶段的明证——互联网和网络化生产的人们都看不到这些事实。就跟当年的新公社主义者一样，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精英也否认，除了他们自己他们对任何事物存有依赖。同时他们还有他们的一套关于数字技术的说词和思维，让局外人几乎无法挑战他们的精英地位。20世纪60年代新公社主义运动期间的意识隐喻和社区几乎没有提及非平等的资源分配方式，更不用说会有这样的境况出现。信息论及控制论的普遍隐喻也是如此。二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认为人类权力归个人所有，它产生于对信息的恰当使用，并且通过获取信息来扩大人的觉悟。在20世纪90年代的《连线》杂志上，这样的权力模型及它依赖的隐喻重新出现，并且一直存在于关于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信的讨论中。凯文·凯利、艾斯特·戴森，以及约翰·佩里·巴罗等人提出了一个非实体的、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建立的乌托邦，并且暗示那样一个世界会让我们回归更自然、更亲密的生活，但他们却并没有给读者提供一种思考语言，帮助他们理解人类生活的复杂方式、生活所依赖的自然社会和基础设施，以及数字技术和网络生产模式带给生活和核心基础设施的影响。

历史终结的终结

对于这些作者来说，互联网的到来不仅仅意味着工业化时代的结束，而且意味着历史本身的结束。40年前，布兰德那一代人刚刚成年，在那个年代，他们生活的世界随时可能在数分钟内被摧毁。他们虽然远离了战争塑造的心智，远离了官僚架构，也远离了那种他们认为可能让他们的心灵产生扭曲的军工业研究设施的生活，但他们拥抱了那个年代的信息论，那种协作的、以实验为导向的方法，以及拯救世界的宏愿。就像在洛斯阿拉莫斯研究所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家一样，他们后来成为了综合设计师，这不仅仅是对他们自身的命运的设计，而且还通过他们自身的例子影响了人类。1968年的时候，很多公社社员认为：“我们就像神一样，并且可能做得很好。”——这正是布兰德说的话。

在他写于1968年的《青年叛逆者》（The Young Radicals）一书里，肯尼斯·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观察了当时的青年运动内部出现的裂痕，并且开始想象这些人最终将如何改变美国社会。“对于我来说，边缘化人士与行动主义之间的张力是否得到缓解，以及将会怎么缓解是最为关键的。”他解释说。就短期来看，他害怕反对越南战争的人士看到他们的努力无效而最终沮丧地回到学校或各自的专业工作岗位上。而“反对的声音将会落在那些边缘化的人群中”。肯尼斯顿认为，“这些人有强烈的意愿寻找个人救赎，追寻意义、创造力、启示，因而他们的公共世界观很淡，也会阻碍让他人生活更好的尝试。”近些年，肯尼斯顿的这一担忧似乎成为了现实，特别是谈及互联网和万维网的社会潜力的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技术带来了与迷幻之旅音乐节的闪光灯和LSD带给当年海特的嬉皮士同样的希望：一种进入构成世界基础模式的愿景的途径，以及借助这一愿景，一种进入将个人生活与技术融合，并开创全球性的、和谐的心灵社区的途径。随着信息技术及网络化生产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互联网被认为是个人和集体获得救赎的圣地。但是，他们此刻生活的物质世界却极少被提及，而对互联网深信不疑的人会因此而不堪一击。

不过，他们还酝酿着更大的理想。当年开往新墨西哥州及田纳西州深山的返土归田人士不仅仅是希望创建一些意识社区，还要创建一些真实存在的城镇。但是这些大多数都失败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动机，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工具，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对政治的关注。布兰德及“全球”网络成功地让这些边缘化的人走进数字技术，并且让计算机用户认识到计算机可以成为个人解放的工具。而且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样的构想也改变了计算机本身，改变了我们所处的机构，并最终改变了社会。但是，短暂的新公社主义运动给我们的启示是，信息及信息技术最终还是无法让我们摆脱我们的躯体、我们的机构，以及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我们跟当年《全球概览》的公社读者一样，还是面临着如何建设一个更为平等、更为生态健康的社区的任务。而只有帮助我们面对来自政治的挑战之后，信息技术才能实现它的反主流文化的承诺。

注释

①　注：sergio western，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由意大利人拍摄的西方电影类型。

②　注：特指计算机产业和线上社区里的精英人物。是digital和literati的合成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