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取得联系

20 12年12月1日，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跟我取得了联系，不过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联系我的人会是他。

他是通过电子邮件跟我联系的。他自称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把自己比作古罗马的卢修斯·昆克提斯·辛辛纳图斯。公元前５世纪，这位农民被推举为罗马执政官，带领大家抵御外来侵略。他最为世人所铭记的是打败敌军后的作为：立刻主动放弃政治权力，回归农耕生活。被誉为“公民道德典范”的辛辛纳图斯如今是为了公众利益发挥政治权力、为了大局限制甚至放弃个人权力的象征。

电子邮件一开始写道：“在我看来，民众的通信安全问题非常重要。”邮件的目的是劝说我通过PGP加密方式联系，以便“辛辛纳图斯”传递给我一些材料。他说他敢肯定我会对那些材料感兴趣。PGP加密方式是1991年发明的，这三个字母的意思是“更好地保护隐私”（Pretty Good Privacy）。经过改进，这种加密方式已经变成了一种成熟的工具，可以让电子邮件等网上通信方式免于监控和黑客的侵扰。

这种程序的实质，是用护盾把每一封电子邮件包裹起来。护盾是一套密码，由几百甚至几千个随机数字和区分大小写的字母组成。

世界上最高级的情报机构——其中自然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都拥有每秒能进行多达10亿次尝试的密码破解软件，但PGP加密方式的密码极为冗长，而且随机性很高，即使最先进的破解软件也要多年时间才能破解。最担心通信遭到监控的那些人，比如情报人员、间谍、人权斗士、黑客等人，都借助这种加密方式来保护他们发送的信息。

在这封邮件中，“辛辛纳图斯”说他到处搜寻我的PGP“公钥”——这种工具可以帮助人们通过加密邮件交流——但却一无所获。由此他断定我没使用这种程序。他告诉我：“这样一来，任何人跟你联系都有风险。我并不是说你每次跟别人联系都要加密，但至少你要为对方提供这种选择吧。”

“辛辛纳图斯”随后提到了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上将的性丑闻。调查人员查看他与记者葆拉·布罗德维尔（Paula Broadwell）联系的谷歌电子邮件时，发现了两人的婚外情，从而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

他写道，如果彼得雷乌斯在发送电子邮件时先加密，那么调查人员就将无法阅读那些邮件。“加密事关重大，而且对包括间谍和拈花惹草之徒在内的人来说都是这样的。”他告诉我，发送加密的邮件“对任何想跟你联系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安全措施”。

为了鼓动我听从他的建议，他又写道，“你可能愿意从有些人那里了解情况，可是如果不能确保信息传递过程中不被监控，他们绝不会联系你的。”

然后他又提出帮我安装加密程序：“这方面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请告诉我，或者通过推特求助。推特上有你许多技术熟练的粉丝，他们马上就会提供帮助。”他在邮件末尾写道：“谢谢。Ｃ。”

好久前我就打算使用加密软件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针对维基解密（WikiLeaks）、从事检举揭发、自称“匿名者”（Annoymous）的黑客组织以及相关话题撰写文章，有时候还跟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内部人士有通信往来。他们中多数人都非常关心通信安全问题，希望防范那些不必要的监控，因此我一直有使用加密软件的打算。

但这种程序一般都很复杂，对我这种编程和计算机方面都几乎一窍不通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因此这件事一直未能付诸实际。

C的邮件并没让我马上行动起来，因为报道其他媒体经常忽略的线索而在业界崭露头角后，我频频听到各色人等说要提供“轰动新闻”，最后却往往一无所获。而且我平时基本上是手头的新闻就疲于应付，因此要让我搁置当前的工作开始追踪新的线索，就必须有点具体的由头。尽管影影绰绰地提到“有些人”、“我愿意了解”，但C的邮件中却没有足够吸引人的内容。我虽然读了邮件，却没作任何回复。

三天后，我又收到了C的邮件，问我是否收到了第一封邮件。这次我迅速做了回复：“我收到了你的邮件，准备动手落实。不过我没有PGP号码，也不知道该如何操作，但我会找个能帮我的人。”

那天晚些时候，他又回复邮件，发来了一份按部就班操作的明确指南，实际上就是加密技术的傻瓜指南。由于自身对此技术的不了解，我发现那些操作指南复杂而且令人困惑。在结尾部分他写道，这些只是“最基本的内容。如果你找不到别人来帮你完成程序的安装和使用”，他补充说，“请告诉我，我可以帮你联系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加密技术人员。”

这封邮件的签名比前面两封更气派：

你加密的朋友

辛辛纳图斯

尽管我确实有此打算，但却始终无暇应对。7个星期过去了，未能将此事兑现也让我心头有些沉重。这个人会不会真有什么重要内容要爆料，结果却因为我没能安装一个计算机程序就错过了呢？我也明白，抛开其他因素，即使最后发现辛辛纳图斯没有什么让人产生兴趣的材料，加密技术将来或许会很有价值。

2013年1月28日，我给他发了邮件，说想找人帮忙熟悉加密技术，最好在随后的两三天内做完这件事。第二天他回复了邮件：“这是个好消息！如果将来需要进一步帮助或是碰到问题，欢迎随时提出。请接受我对你支持通信私密所表达的最衷心的感谢！辛辛纳图斯。”

但我却仍然没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当时我一直在忙于其他报道，而且也不相信C真会掌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当时我并非刻意不去有所作为，只是因为我的日常安排始终满满当当，听从这位陌生人的指示去安装加密软件一直排不上日程，这实在不值得让我为此而停止其他事情。

因此我和C发现双方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除非我安装加密软件，否则他就不肯告诉我爆料的任何具体内容，甚至不肯透露他的身份和工作单位。但是因为没有具体内容的吸引，我对安装加密软件这件事也始终拖拖拉拉。

面对我的无所作为状态，C加大了力度。他制作了个10分钟左右的视频短片，题为“记者使用PGP指南”。借助能生成电脑语音的软件，这个短片指导着我可以一步步地轻松安装包括图表和影像的加密软件。

尽管如此，我仍然没采取行动。据他后来讲，此时的他十分沮丧，心想，“我这边已经做好了准备，情愿牺牲自由，甚至可能会以牺牲性命为代价，交给这个家伙数千份源自美国最隐秘机构的绝密文件。纵使没有几百条新闻的话，这样的爆料会带来几十条独家新闻，可他却不肯费心去安装加密程序。”

就这样，我险些与美国历史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泄密事件失之交臂。

＊＊＊＊＊

我再次听到有关这件事的消息是在10周以后。4月18日，我从我的常居地里约热内卢乘飞机去了纽约。按照预先的安排，我要针对政府机密和侵犯公民权利的危险作几次报告。

刚刚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我就发现纪录片制片人劳拉·波伊特拉斯（Laura Poitras）已经给我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里面写道：“本周你会在美国吗？我想跟你商量点儿事，不过最好面谈。”

我很重视劳拉·波伊特拉斯发来的信息。在我熟识的人当中，她最专注、最独立、最无所畏惧。她冒着极大风险拍摄了一部又一部电影。她没有团队，没有新闻机构的支持，靠的只是微薄的资金投入、一部摄像机，以及她的决心。在伊拉克战争暴力的巅峰时刻，她冒险闯入逊尼派三角地带拍摄了《祖国，我的祖国》（My Country, My Country），毫不畏缩地透视了美国占领后伊拉克民众的生活，让本片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

为了拍摄下一部纪录片《誓言》（The Oath），劳拉随后去了也门。在那里，她花了数月的时间追踪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保镖和司机这两个也门人的足迹。此后波伊特拉斯一直在拍摄一部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的纪录片，由此导致她在进出美国时经常遭到政府当局的侵扰。

从劳拉身上，我总结出了一条宝贵的经验。到2010年我们初次相识时，她在进出美国时已经被国土安全部在机场拘禁过十几次：除了受过审讯和威胁，她的采访本、胶片和笔记本电脑都曾遭到扣留。尽管如此，因为担心曝光此事造成的反响会让自己无法继续工作，她却一直不肯把受到的无情侵扰公之于众。不过在纽瓦克机场遭受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虐待性审讯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劳拉实在忍无可忍。“我保持沉默，结果情况却变得越发糟糕，而不是有所改善。”她准备让我就此做些报道。

我在网络政治杂志《沙龙》（Salon）发表的文章详细描述了波伊特拉斯经常遭受的讯问。这篇文章备受关注，还有人发表声明支持她，对她所受到的侵扰行为倍加谴责。文章发表后，波伊特拉斯再次乘飞机离开美国时，就没再受到讯问，携带的材料也不再被没收。在随后的数月间，她也并未再受到侵扰。多年以来，劳拉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出行了。

这件事让我深受启发：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不喜欢被曝光。他们只会在自以为身处黑暗保护的安全环境中时才会有不法行为。我们发现保密是权力滥用的关键和推动力，唯一的真正解药则是将其公之于众。

＊＊＊＊＊

在机场读到劳拉的邮件后，我立刻作了回复：“实际上我今天上午刚到美国……你在哪里？”我们约定第二天在杨克斯我住的酒店的大堂碰头，见面后我们到餐厅找地方坐了下来。不过在劳拉的坚持下，我们先后两次调整了位置后才开始交谈，以免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随后劳拉言归正传，说有“极为重要而又敏感的事项”需要讨论，而且安全问题对此事至关重要。

由于我带着手机，劳拉要求我或是取出手机电池，或是把它放回酒店房间。“这么说貌似有些疑神疑鬼，”她说，但政府工作人员能利用遥控手段激活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窃听谈话内容。把电话和电脑关机都不能起到防范效果，只有取下电池才行。

先前我曾经从主张公开透明的激进人士和黑客那里听到过这种说法，但我往往以为这种做法过于谨慎，但这次因为此言是出自劳拉之口，我不敢怠慢。发现手机的电池不能取下来后，我就把手机送回酒店房间，才再次前往餐厅。

现在劳拉可以跟我谈及正事了。她说自己先前收到了一系列匿名邮件，发件人的态度似乎很认真诚恳。他自称能接触到一些绝密文件，可以证明美国政府正在对本国公民和其他国家实施监控。他下决心要把这些文件透露给她，而且明确要求她与我合作一同将此公之于世。当时我并没有把此事与我从辛辛纳图斯那里收到的邮件联系起来，那些邮件早已被我置之脑后。

随后劳拉从包里抽出了几页纸，那是匿名爆料者发来的两封电子邮件的部分内容，我坐在桌边从头至尾读了一遍，邮件的内容很吸引人。

第二封邮件是在第一封邮件数周之后发出的，邮件开头写的是“仍然是我”。针对劳拉最关注的那个问题——你何时能提供爆料文件？他答道：“我只能说‘很快’。”

爆料人告诫劳拉，谈论敏感问题时一定要取下手机电池，或者把手机放入冰箱，因为这样就能免于被监听，他又告诉劳拉，应该跟我一起处理那些文件。然后他谈到了自己使命的关键部分：

最初阶段引发的震撼（初次公开爆料之后）将会使得人们支持建设更平等的互联网，但除非科学的发展速度超越法律，否则这对普通民众来说并无益处。

若能明确我们的隐私是如何受到侵犯，我们就能占到上风。我们可以向所有人保证，通过普遍性立法，大家都能受到保护，但这样做的前提是技术界愿意面对威胁精心研究解决方案。最后，我们必须遵循这样一条原则：有权有势者的隐私得到保护的唯一途径，就是对普通百姓也能一视同仁。这条原则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保障，而不是通过某些人为的政策体现。

“看来确有其人，”读完邮件后我说道，“我不知该怎样准确解释，但却本能地感觉这绝非戏言，此人的身份应该名副其实。”

“我也这么想，”劳拉答道，“对此我没有多少疑问。”我和劳拉都明白，我俩对爆料人的真实性所持的信心或许毫无根据，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都不知是谁发来的邮件，任何人都有可能。这一切有可能都纯属捏造；而且这也有可能是政府方面所设的陷阱，想让我们因为爆料而涉刑；或许有可能还是有人想通过发送虚假文件来实现损害我们信誉的目的。

我们讨论了这种种可能性。我俩都知道，美国军方曾在2008年发布秘密报告，宣称维基解密是国家公敌，并提出了一些方法来“破坏乃至摧毁”这个组织。这份报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也被泄露给了维基解密）讨论了传递虚假文件的可能性，因为如果维基解密把虚假文件当作真实文件发布，其信誉就会遭受重大打击。

我和劳拉都很清楚各种机关陷阱，但我们抛开了这一切，纯粹依靠自己的直觉行事。那些邮件虽然没有什么具体信息，但却确凿无疑地表明其作者的真实存在。他之所以写下这些邮件，是因为他非常坚定地认识到政府秘密行动和监控无处不在的危险性；我本能地体会到了他在政治方面的激情，由此对他、他的世界观以及让他感到焦灼的紧迫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

过去7年间，在信念驱使下，我几乎每天都在写文章，探讨美国政府在秘密行动、极端行政权力、军国主义、民权监控和侵扰等方面的危险动向。有一种特殊的语气和态度把记者、激进人士和我的读者联合起来，因为大家一致对这些动向感到警惕。在我看来，若非感同身受，那么他人不会轻而易举地如此言之凿凿地纷纷表示赞同。

在劳拉收到的最后一批邮件中，对方提到他在为提供文件而做着最后的准备，还需要4到6周的时间，让我们静候他的消息，并保证我们会收到相关文件。

三天后，我和劳拉再次见面，这次的位置选在曼哈顿，因为她收到了匿名爆料者的另一封邮件。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愿意以自由为代价，冒着长期入狱的危险披露这些文件。到如今我已经确信无疑……我们的知情人此言绝对无虚，但在我们乘飞机返回巴西的途中，我告诉合作伙伴戴维·米兰达（David Miranda）说，我决心把一切置诸脑后。“此事也许会无疾而终，他可能会改变主意，或者会被捕。”戴维的直觉很强烈，他对此事抱有不知从何而来的确信感。“这事应该不假，肯定有这么个人，他会把这件事捅出来的，”他对我说道，“而且这将是轰动性的新闻。”

＊＊＊＊＊

回里约热内卢后，在3周时间内我没收到任何消息。我基本上也没有对知情人一事考虑太多，因为我很清楚能做的只有等待。5月11日，我收到了我和劳拉先前合作过的一位技术专家发来的电子邮件，邮件内容言简意赅：“你好格林，我来指导你学习使用PGP软件。你有没有联系方式，以便我发给你一些东西，帮助你下周开始使用这种软件？”

我敢肯定，他所说的“一些东西”就是我处理爆料者提供文件所需的要件。这也意味着劳拉已经收到那位匿名人士发送的邮件，收到了我们期待已久的文件。

那位技术专家随后通过联邦快递给我寄来一个包裹，预计两天后到达。我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是程序呢，还是那些文件？在随后的48个小时内，我完全没法专心做事。可是等到了预定的派送日期，到下午5点半钟我仍未收到任何东西。我给联邦快递打电话咨询得知，包裹因为“未知的原因”被海关扣留了。

两天过去了，接着五天又过去了，整整一周都过去了。每天联邦快递都是同样的解释：因为某些未知原因，包裹被海关扣留。

一段时间之内，我曾怀疑某国政府造成了这次宝贵的延误，比如美国、巴西或别国政府，因为他们也许掌握了些情况，不过我还是坚持去相信另一种可能性更高的解释：这不过碰巧是官僚作风造成的麻烦。

到这个时候，劳拉已经很不情愿通过电话或网络谈及这方面的任何问题了，因此我根本不晓得包裹里面究竟有什么。劳拉又补充说道，我们可能要立刻到香港跟知情人见面。

我非常不解，能接触到美国绝密文件的这个人在香港干什么？香港与此事有什么关系？我本以为这位匿名知情人身处马里兰州或北弗吉尼亚，怎么他偏偏要在香港呢？当然，我愿意前往任何地方与他见面，不过我想要事先明确究竟缘何成行，但因为劳拉无法跟我自由联系，这次刨根问底只能推迟进行。

到最后，包裹寄出约10天后，联邦快递把它送到了我的手中。撕开信封，我发现里面有两个U盘，还有一封用打字机打出的信件，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各种网络安全方面的计算机软件，信中还有诸多加密邮件账户的密码和我闻所未闻的另一些程序。

我一头雾水。尽管我也对密码短语（passphrase）有所听闻，知道那基本上就是些冗长的密码，由包括区分大小写的字母和标点符号组成的句子随机构成，目的在于增大破解难度，但我却从没听说过这些程序。由于劳拉非常不情愿跟我通过电话或网络跟我沟通，我仍然分外沮丧，因为虽然最终拿到了期待已久的东西，但却不知这会具体派上什么用场。

不过我很快就会对此有所了解，而且是从能提供指导的高人那里得到指点。

收到包裹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0日那周，劳拉告诉我说需要立刻交流一下，但只能通过OTR聊天的方式。OTR是可以让我们在网上安全交流的一种加密程序，先前我曾经使用过。借助谷歌的帮助，我安装了这种聊天软件，注册了账户，把劳拉的用户名加入了我的“好友名单”，她立刻就上线了。

我问她那些绝密文件在哪里。她告诉我，知情人将会提供那些文件，她那里没有。她问我愿不愿意过几天陪她一起去香港。我问她能否确定值得这样去做，也就是说她是否已确定了知情人的真实身份。她用加密方式回答说：“当然已经确定，否则我怎么会让你陪我同去香港呢，”由此推断，她肯定从知情人那里拿到了些有价值的文件。

不过她还告诉我，有个问题正变得越发严重。知情人情绪很低落，因为事态进展不畅，而且还有新的转折，即《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也可能掺和进来。劳拉说我必须立刻跟他直接交流，向他做出保证，并安抚他日益不耐烦的情绪。

没出1小时，知情人就给我发来了邮件。尽管当时我并不清楚，但实际上邮件是辛辛纳图斯发来的。这是自1月间关于我缺少加密软件的那场谈话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联系。

发送邮件的电子信箱是：Verax@×××.×××。在拉丁语中，“Verax”意指“说出真相的人”。邮件的主题是“需要谈谈”。“我在跟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做一个项目”，邮件写道，暗示是他这位匿名知情人在跟劳拉联络。

“近期你必须抛开所有短程旅行安排来与我见面，你需要参与到其中，”他写道，“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尽快谈一谈吗？照我看，你使用的通信设备安全性并不怎么样，不过我会针对你现有的条件想办法的。”他建议我们通过OTR方式交流，并给了我他的用户名。

我不清楚他说的“抛开短程旅行”是什么意思：先前我曾告诉他自己不明白他为什么在香港，但绝无拒绝前往之意。我以为这是沟通不畅的原因，于是立刻做出回复，“为介入其中，我愿意想尽一切方法。”并建议即刻通过OTR方式联络。把他的用户名加入我的OTR好友名单后，我开始等待。

不到15分钟，我的电脑就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显示他已经上线。带着一丝紧张，我点击了一下他的名字，输入了“你好”两字。他回应了我的问候，然后开始了彼此的交流。此时我感觉到，这位知情人手头掌握有美国监控情况方面相当数量的秘密文件，而他至少还想要再透露其中的部分内容。

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自己定会参与其中，尽管对这位知情人的名字、就职单位、年龄等信息仍一无所知，我仍表示“愿尽我所能报道此事”。随后知情人又问我能否前往香港与他见面。因为不想让他感觉我在借故套取信息，所以我并未询问他在香港的具体原因。

确实，从一开始我就决定把双方交谈的主动权交给他。如果想让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香港，他自会做出解释。如果想让我知道他手头有什么要爆料，他也会如实相告。对我来说，采取这种被动的姿态绝非易事。我曾从事过律师行业，现在的身份是记者，有问题时已经习惯了咄咄逼人的质询，而我心中有数百个问题想要找出答案，但我深知此时他的处境微妙。

抛开其他方面的真实性暂且不说，我很清楚此人已经下定决心，要做在美国政府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事情。从他对安全通信的极度重视可以看出，我们必须谨小慎微。由于对他的身份、动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顾虑都所知甚少，显然我必须保持克制，谨慎行事。因为我不想让他生疑，所以就迫使自己接受他所提供的全部信息，而不是主动挖掘信息。

尽管我不清楚为什么他偏偏会出现在香港，也不知缘何他希望我也能前往那里，我还是答复他，“我当然会去香港。”

那天我们在网上聊了两个小时。他首先关注的是劳拉已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巴顿·格尔曼（Barton Gellman）说起过先前给她的一些国安局文件。那些文件与“棱镜”计划这一具体方案有关。按照“棱镜”计划的部署，国安局可以从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雅虎（Yahoo）、Skype这类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收集私人通信信息。《华盛顿邮报》并未就此立刻大肆报道，而是召集一批律师进行咨询，可律师们提出了诸多要求，并发出危言耸听的种种警告。在知情人看来，这意味着他将提供一个前无古人的新闻机会，《华盛顿邮报》却因恐惧而不敢有所作为，而他也担心《华盛顿邮报》涉及的圈子可能会走漏风声，从而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

“我对事态的发展很不满意，”他告诉我，“我本想让其他人来报道‘棱镜’计划，而让你专注于揭露更宽泛的内容，特别是美国国内的大规模监听内容；但现在我更倾向让你来报道此事。我读你的文章已颇有时日，”他说道，“深知你做此事定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我很愿意，”我告诉他，“现在具体商量一下需要我做些什么。”

“你的首要任务是亲赴香港，”他说，这话他后来又重复了多次：“马上前往香港。”

尤其让他感到不快的是，格尔曼拒绝赴港与他见面，称《华盛顿邮报》的律师认为从法律层面来看此举并不理智，存在风险，尽管C认为如此顾虑尚属多余。我做出承诺，说自己绝不会受到这种影响。

那次网上交流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他爆料的目的何在。从劳拉展示的那些电子邮件来看，貌似他感觉有责任向世人公开表明，美国政府正在秘密打造庞大的监控体系。但他此举究竟有何用意？

他的回答是：“我想激起一次全球性的辩论，探讨隐私问题、互联网自由和国家监控的危险性等问题。我对由此会带来什么后果完全无所畏惧。我很清楚这样做可能会牺牲自己，但对此我心甘情愿，因为我清楚这属于正义之举。”然后他又一语惊人：“我想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我相信自己有义务解释一下这样做的原因及目的。”他告诉我他已完成一份文件，在公布自己的知情人身份后，他准备在互联网发布这份文件。这是一份支持隐私保护、反对监控的宣言，要向全世界征集签名，以展现隐私保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的支持。

公布身份的代价几乎毋庸置疑：至少也要身处囹圄，即便不会更糟。尽管如此，这位知情人却还是一再强调，称自己“心甘情愿地”承担后果。

他表示“做这一切我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民众看到这些文件后，只是耸耸肩，‘我们知道这件事，但我们并不在乎。’我唯一担心的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最后一无所获。”

我向他保证，“不会这样的，你多虑了”，可我其实也并无多大把握。多年来，我一直在撰写关于国安局滥用权力的文章，但我的体会是很难让公众关注国家机关秘密开展的监控行动：大家觉得侵犯隐私和滥用权力往往属于抽象的概念，难以引起公众发自内心的关注。更重要的是，这个话题往往十分复杂，因此更难吸引公众的注意。

但这次的感觉不同，绝密文件一旦公开，就会引起媒体的注意。另外，爆料者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内部人士，而不是民权联盟的律师或民权倡导者，这无疑也会增加爆料的分量。

当晚，我对戴维讲了去香港的事。我还是不大甘心就此放下手头的各种工作，乘飞机赶到地球另一端去见一个连姓甚名谁都毫不知晓的人，特别是我根本没有证据能证实他的真实身份。这可能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抑或其中有诈或是其他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呢？

戴维的建议是：“你应该告诉他，自己首先要看到部分第一手文件，才能确认他确实言之有物，这件事才值得你去付诸实际。”

一如既往，我接受了他的建议。第二天登录OTR聊天程序时，我告诉他准备在几天后去香港，但首先我需要看到部分文件，以便对他的爆料内容能事先有所了解。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让我安装各种各样的程序软件。随后我花了几天时间，通过网络让对方指点着我一步步地安装使用各种程序，包括最后的PGP加密技术。得知我是初学者后，他表现得极为耐心，几乎就是手把手地教会我每一步的内容，“点击蓝色按钮，然后按确定，然后进入下一步。”

我不停地跟他道歉，说自己水平太低，浪费了他数小时的宝贵时间来教我这些安全通信的基础知识。“不用担心，”他说道，“这大都无关紧要，而且我现在空闲时间多得很。”

各种程序安装就绪后，我收到一个文件夹，其中约有25个文件：“这只是让你略微看看，算是冰山一角的一个侧面吧。”他此言似乎是在勾起我的兴趣。

我把文件夹解压缩，看到了文件名单，然后随便点开了一份。文件的顶部用红色字体标着一个代码：“绝密/通信情报/禁止向外方成员展示/”。从这些代码可以看出，这份文件被官方界定为绝密等级，涉及的是通信情报，而且不能向包括国际组织和联盟伙伴在内的外方成员展示。此时此刻，事实已经一清二楚，源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神秘的机构之一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机密通信文件。在国安局60多年的历史上，如此重要的文件从未泄露过，可我手头此时却掌握了几十份这样的文件，而前两天花了几个小时跟我在网上聊天的那位知情人，却还要给我更多这样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国安局官员的训练手册，详细为分析人员讲解最新监控手段。它泛泛地介绍了分析人员可以查询的信息类型（电子邮件地址、IP定位器数据、电话号码等）以及他们能够接收到的数据类型（邮件内容、电话“元数据”、聊天记录等）。实际上，我看到的这部分就是国安局官员为分析人员讲解如何窃听目标通信时所讲的内容。

我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为了消化读到的内容，让自己平静下来继续阅读，我不得不停下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了几次。回到笔记本电脑前，我随手点开了下一个文件。那是一份绝密的PPT演示材料，标题是：“棱镜计划/美国——984N综述。”每一页上都带着规模最大的9家互联网公司的标识，具体包括谷歌、脸书、Skype、雅虎等。第一张幻灯片介绍了这个方案的详细内容：“国安局从微软、雅虎、谷歌、脸书、Paltalk、美国在线、Skype、Youtube、苹果等美国服务商的服务器直接收集信息。”有张图表列举了这些公司参加这一计划的具体日期。

我再次因为情绪激动而停止了阅读。

知情人还说，当时机合适时他会发给我大批文件。我决定暂且搁置这些虽然意义重大但却颇显神秘的说明部分，而是由他决定给我文件的时间顺序，继续按照我既定的思路采取行动，这也是因为面前的资料太令我激动了。

从第一眼看到这几份文件开始，我就明白了两件事：我要立刻赶赴香港，而且报道此事必须得到就职单位的大力支持。这意味着尽管作为每日专栏文章的作者，我加盟《卫报》（The Guardian）只有9个月的时间，但这次也要让它参与进来，无论是报纸还是其在线新闻网站均是如此。我很清楚，这将是重磅新闻，也的确该让他们参与进来了。

我通过Skype网络电话与美国版《卫报》的英籍主编简宁·吉布森（Janine Gibson）取得了联系。我跟《卫报》达成的协议是：我享有完全的编辑自主权，这意味着我的文章发表前任何人都不得对之进行编辑或评论。我写好文章，然后通过网络直接发表即可。唯一的例外在于，如果我发布的内容可能给报纸带来法律方面的后续问题，需要事先给他们提个醒。在先前的9个月里，这类事件只发生过一两次，也就是说我跟《卫报》的主编来往很少。显而易见，如果有什么报道需要他们留心一下的话，这次就应属其中一例。另外，我知道自己也需要《卫报》的各种资源和支持。

“简宁，我有重磅新闻，”我脱口而出，“我有个知情人，他好像能接触到很多国安局的绝密文件。他已经提供了几份文件，内容让我非常吃惊，但他说还有很多类似文件。出于某种原因，他现在身处香港。我虽不清楚具体原因，但他很希望我能亲自前往去与他见面，获取其他文件。就他已经提供的部分来看，即我刚刚看过的那些文件，似乎很令人震惊——”

吉布森登时打断了我的话：“你是在用什么方式与我联系？”

“通过Skype。”

“我觉得我们不应在电话上讨论这类问题，尤其不能通过Skype来谈。”她明智地说，然后建议我即刻乘机前往纽约面谈此事。

我计划飞往纽约，给《卫报》相关人员看手头的这些文件，来引起他们的兴趣，然后由他们安排我去香港与知情人见面。经过与劳拉商量后，她同意和我在纽约会合，然后一起前往香港。

第二天，我连夜乘机从里约热内卢赶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在第二天上午9点钟，也就是5月31日周五那天，我在入住曼哈顿的一家酒店后见到了劳拉。我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台笔记本电脑，用这台从没接入过互联网的电脑作为我的“无网”工具。监控这种不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难度要大得多。如果想要这样做，国安局这样的情报机构就必须借助更有难度的方法，比如物理上直接接触到电脑本身，在硬盘上安装监控装置等才能落实。把电脑随时放在身边，就可以防范这种侵扰。我会用这台电脑来处理不想遭到监控的那些材料，比如秘密的国安局文件，因为这样就不必担心会受到监视。

我把新电脑塞进背包，跟劳拉一起，在曼哈顿走过5个街区，来到《卫报》的办事处。

到达时，吉布森已经恭候多时了。我和她直接走进了她的办公室，在那里见到了她的副手斯图尔特·米拉尔（Stuart Millar）。劳拉坐在外面等我，因为吉布森和劳拉彼此并不相识，而我希望这样安排便于我们间的自由交谈。我不清楚《卫报》的主编会做出何种反应，也不知道他们会心存顾虑还是会兴奋激动。先前我跟他们没合作过，更未曾谈及如此重要的问题。

我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知情人提供的文件后，吉布森和米拉尔一起坐在桌边读了起来，两人偶尔会发出“哇”、“天哪”这样的感叹声。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阅读文件，观察他们领会其中内容后脸上的震惊神情。每次他们看完一份文件后，我就给他们展示另一份文件，而他们的表情也变得越来越惊奇。

除知情人提供的那二十几份国安局文件外，其中还有他准备发布的个人声明，希望征集民众签名以支持保护隐私、反对监控这项事业。这份声明措辞严厉、令人震撼，不过如果考虑到他令人震惊的郑重选择，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这样的选择将会终结他的正常生活。我也很理解：像他这样一个人，目睹了庞大的国家监控体系的秘密搭建过程，而且这一体系并未受到任何监管或制约，那么他定会对由此带来的危险极为警觉。他的口吻的确非常极端：正因他非常担忧，才做出这种不同寻常的决定，大胆采取如此极端的做法。尽管我很理解他这样做的缘由，可我还是担心吉布森和米拉尔读到声明后会怎样反应。我不想让他们以为在和一个疯子打交道，尤其是在我跟他交谈几个小时后，我发现此人极为理性而且认真考虑过此事的前后因果。

我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吉布森断言道：“对有些人来说，这事听起来很疯狂呀。”“有些人，尤其是支持国安局的媒体，可能会说这事有点儿像恐怖分子泰德·卡辛斯基^[1]（Ted Kaczynski）的风格，”我表示赞同道，“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文件内容，而不是此人本身或其爆料的动机。另外，任何人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情肯定会有极端的想法，这些都在所难免。”

除了声明之外，斯诺登还给准备帮助自己爆料的记者写了封信，解释他此举的动机和目标，信中还预见自己可能会遭到妖魔化的攻击：

我的唯一目的是告诉公众有哪些事情是以他们的名义做的，以及他们受到了哪些伤害。美国政府及其附庸国勾结在一起，让全世界都遭受着无所不在的秘密监控的困扰，无人可以幸免。借助信息分类处理的技术能力和对谎言的掩盖，他们保护本国的体制不受公民监督，而且通过过度强调给被管理者有限保护，使得即便出现泄密的情况也能免于众怒。

邮件内附的各个文件都货真价实，旨在让我们了解覆盖全球的监控系统在如何运作，从而可以研究防范之道。就在发送邮件的当天，该系统能收集整理的全部通信记录都准备留存数年，而且世界各地都在部署设置最新的“海量数据存储库”（或者用委婉的说法是“任务”数据存储库），而最大的数据存储库则位于犹他州的新数据中心。虽然我也企盼公众的觉醒和辩论会带来变革，但我很清楚：政策会随时间而发生改变，如果当权者利欲熏心，即使宪法有明文规定，政策也会遭到歪曲。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要谈对人类的信任，而应该借助加密技术让他们不能为非作歹。

我立刻发现，最后一句话是源自一部1798年关于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戏剧中的台词，也是我在写作中经常引用的：“我们不要谈如何信任行使权力的人们，而应该借助宪法的力量不让他们为非作歹。”

阅读了这些文件和斯诺登的信后，吉布森和米拉尔被我说服了。那天上午我抵达之后还不到两个小时，吉布森就做出了结论：“这么看来，你需要尽快去香港，你看明天出发怎么样？”

《卫报》决定参与进来。我去纽约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我明白了，吉布森的意思是抓紧时间跟进此事，至少在当前是如此。

当天下午，我和劳拉一起与《卫报》负责安排差旅的员工一起研究如何尽快赶赴香港。最好的选择是乘坐国泰航空航程16小时的飞机，于第二天离开肯尼迪机场。但就在我们准备庆祝很快会见到知情人本尊时，又出现了新的困难。

那天晚上接近午夜时分，吉布森说她想安排在《卫报》效力20年的资深记者埃文·麦卡斯基尔（Ewen MacAskill）参与进来，并说“他是个了不起的记者”。

考虑到此事的重要程度，我知道自己肯定会需要《卫报》其他记者的帮助，因此从常理上看这么安排无可厚非。但是我并不认识麦卡斯基尔，而且对于在最后时刻把他强加给我们感到有些不爽。

“我想让埃文跟你一起去香港。”她补充说。我和麦卡斯基尔并不相识。更重要的是，知情人也不认识他，他以为只有我和劳拉要去香港。我非常担心，计划安排周到严谨的劳拉肯定会对这种突然变化大发脾气，这又被我不幸言中。

“不行，绝对不行，”她答道，“我们不能在最后时刻增加新面孔，而且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谁了解他的情况？”

我尽量给她解释吉布森的良苦用心。我和《卫报》并不真正熟悉和彼此信赖，尤其面对的是这样重大的事件，而且我想对方对我可能也是这种感受。考虑到《卫报》在这件事中所冒的风险，我猜测他们是想派个自己熟悉的老员工一同前往，以了解事态进展，确保这件事的确值得冒此风险。另外，吉布森需要伦敦方面《卫报》主编的批准和全力支持，那些人对我的了解还不如她。她可能是想安排进来一个人让伦敦那边放心，而埃文刚好满足这样的要求。

“我不管，”劳拉说道，“跟一个陌生人一同前往可能会引来监视，或者会让知情人心生顾虑。”作为妥协，她建议《卫报》方面安排埃文过几天再去，等我们在香港联系上对方先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再去不迟。“这事你占据主动。和他们讲，如果我们没准备好，就不能派埃文过去。”

我又过去找吉布森，端出这个貌似聪明的妥协方法，可她却似乎心意已决。“埃文与你们一起赴港，但在你们做好准备前，他不必和知情人见面。”

毫无疑问，埃文与我们同去香港至关重要。吉布森需要对那里出现的情况有充分把握，需要减轻她在伦敦的老板可能怀有的担忧，但劳拉却同样固执，坚持说我们不能跟他一起走。

“如果知情人在机场监视我们，看到不认识的第三者出现，就会因为紧张而放弃与我们接触，这绝对不行。”

就像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在中东的敌对双方之间往来穿梭，尽管徒劳却希望牵线促成交易一样，我又回去找吉布森，她含含糊糊地回答暗示埃文可以几天后过去，也有可能这是我期望得到的答复。不管怎样，那天夜间晚些时候，我从安排差旅的员工那里了解到，埃文的机票已经出票，是第二天的同一航班。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安排他一起成行。

第二天上午去机场的汽车上，我和劳拉之间发生了唯一的一次争吵。一离开酒店，我就把埃文无论如何都要同去的消息告诉了她，结果她勃然大怒，坚持说这样做会搞糟了整个安排。在这个阶段让陌生人参与进来是不合情理的。参入如此敏感事情却没有接受过资格审查，她不相信埃文，而且认为是我的原因造成《卫报》让我们的计划冒上了风险。

我没法让劳拉相信她的担心实属多虑，不过我还是尽量想说服她并让她认识到：《卫报》方面很坚决，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且等我们做好准备后埃文才会跟知情人见面。

劳拉却是不管不顾。为了抚平她的怒气，我甚至说我自己可以不去香港，然而这一提议却被她立刻拒绝了。去肯尼迪机场的路上遇到了堵车，有10分钟的时间我俩在车上气冲冲地一言不发，气氛十分尴尬。

我知道劳拉是正确的，事态不该如此进展，于是我打断沉闷的僵局告诉了她这一点。然后我建议我们都不理埃文，把他逼走，假装他跟我们不是一起的。“我们是站在一边的，”我恳求劳拉，“我们不要再吵了，考虑到所冒的风险，这将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我们难以掌控的局势。”我劝说劳拉专心一起和我努力克服困难。没多久，我们两人又恢复了平静。

快到机场时，劳拉从双肩包里拿出一个U盘，表情严肃地发问：“猜猜这是什么？”

“什么？”

“那些文件，全部都在这里。”她答道。

＊＊＊

到达机场时，埃文已在门口等我们了。我和劳拉对他都很诚恳，但却有些冷淡，希望让他能有受到排斥的感觉，想让他知道如果我们不同意就没他什么事。作为当前我们痛恨的唯一目标，我们把他当成了别人硬塞给我们的额外行李。这样做不怎么公平，但我满脑子想的只是劳拉U盘里存储的宝贵信息，以及我们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意义，根本没有过多考虑埃文的问题。

来机场的路上，劳拉曾经在车上花5分钟的时间给我介绍过计算机的安全系统，她说准备在飞机上睡觉。她递给我那个U盘，建议我开始看那些文件。等到了香港，她说，知情人就会把我那一份文件交给我。

飞机起飞后，我拿出自己那台没有联网的电脑，插入劳拉给我的U盘，按照她教的方法装载了那些文件。在随后的16个小时里，尽管非常疲惫，我却在一边一份份地阅读那些文件，一边兴奋地做着笔记。许多文件跟我最初在里约热内卢看到的那份“棱镜”计划一样影响重大、令人震惊，其中还有许多文件涉及的内容问题性质更为严重。

最早读到的文件中，有一份是《海外情报监控法案》（FISA）的秘密法庭发出的指令。《海外情报监控法案》是在丘奇委员会发现政府进行了几十年的监听行为后国会在1978年通过的法案。这一立法背后的理念在于，政府可以继续进行电子监控，但为防止类似的权力滥用，它首先必须得到该法庭的许可。此前我从没见过《海外情报监控法案》法庭的指令，而且几乎任何人都没见过。这类特别法庭是政府机构中最神秘的。它们发出的全部指令都自动被纳入绝密等级，只有很少人能得到授权查看。

我在去香港的飞机上读到的那份法庭指令很令人吃惊，原因是多方面的。它要求威瑞森电信公司（Verizon Business）提交“美国与外国以及美国内部所有当地电话联络”的“全部通话信息记录”。这意味着国安局又在不加区别地秘密收集至少数千万美国人的电话通信记录。几乎任何人都没想到过奥巴马政府在做这种事。如今有了这条指令，我不仅知道了此事，而且有法庭的指令可以作为证据。

更重要的是，按照法庭指令的说明，对美国电话记录的大规模收集是依照《爱国者法案》 （The Patriot Act）第215条的相关规定进行。跟法令本身相比，这种对《爱国者法案》的这种激进解释更令人瞠目。

“9·11”事件之后颁布的《爱国者法案》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第215条降低了政府获取“业务记录”时的门槛，从“合理依据”调整为“相关依据”。这意味着为了获取极度敏感、侵犯隐私的文件，比如病历、金融交易记录或电话记录，联邦调查局只需要证明这些文件与即将开展的调查存在“相关依据”即可。

但是没人想到这条法规赋予了美国政府权力收集所有人的记录，数量庞大而且不加任何选择，就连2001年推出《爱国者法案》的鹰派共和党人，乃至极端反对这项法案的最坚定的民权卫士们也没有想到。然而在我飞赴香港途中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的这份秘密法庭指令在指示威瑞森电信公司把所有美国用户的电话记录交给国安局，这一事实体现出来的正是这一点。

两年来，俄勒冈州的罗恩·怀登（Ron Wyden）和新墨西哥州的马克·尤德尔（Mark Udall）两位民主党参议员一直在全国各地宣讲警告美国民众，如果大家得知奥巴马政府通过“秘密的法律解读”赋予自身庞大而又不为人所知的间谍力量，将会“大吃一惊”。但因为这些间谍活动和“秘密解读”都属于机密，作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这两位参议员虽然发现事态令人担心，尽管作为国会成员他们受到豁免权的保护，但却无法将其公之于众。

一看到《海外情报监控法案》的法庭指令我就明白了，这至少也是怀登和尤德尔谈到的那种滥用权力疯狂监控方案的部分内容。我立刻就判断出了这份《海外情报监控法案》指令的意义，迫不及待地想要将其发表，因为我敢肯定将其公开后会引起地震般的反应，导致民众呼吁政府采取公开透明措施并追究责任。这只是我在去香港途中阅读的数百份绝密文件之一。

我对知情人所作所为的看法再次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先前已经有过三次：最早是我看到劳拉收到的邮件时，然后是我开始跟知情人进行交流时，再就是我读到他发送的包括二十几份文件的邮件时。只不过现在我感觉自己真正开始领悟到这次爆料的重大意义。

飞行途中每隔一会儿，劳拉就会到我坐的那一排前。我那一排正对着飞机的舱壁。一看到她，我就从座位上起身，和她一起站在舱壁前的空地，我们两人都是深受震撼，难以自持，一言不发。

多年来，劳拉一直在调查国安局监控问题，而且她本人也频频遭到国家安全局滥用权力的侵扰。早在2006年，我就已开始撰文探讨不受制约的国内监控造成的威胁。那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提醒民众注意国安局目无法纪的过激行为。我俩都在与庇护政府间谍行为的强大而又神秘的铜墙铁壁做斗争：怎样描述行事高度保密的这家机构所做的工作呢？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把这堵墙打开了缺口。

在这架飞机上，我们拥有政府竭尽全力想要隐藏的数千份文件。我们有无可置疑的证据，可以证明美国政府为侵犯美国和世界人民的隐私所做的一切。在我继续阅读的过程中，这些文件有两方面内容为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首先是文件整理得井井有条。这位知情人创建了无数的文件夹、子文件夹、子文件夹中再有文件夹，且将每个文件都准确归位。我从未发现有任何文件存在位置错误。

我已经花费了数年时间为心目中的英雄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2]辩护。这位士兵因为对美国政府的行为——政府的战争罪行和其他系统性的欺骗——感到震惊，毅然予以揭发，通过维基解密向世人公布了机密文件。但曼宁却曾遭受批评（我相信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批评人士（毫无证据地）认为他没有像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3]那样先阅读文件内容就将文件公开了（艾尔斯伯格是曼宁坚决的拥护者，而曼宁显然至少也浏览了文件）。这种观点经常被人拿来攻击曼宁的做法，说那并非英勇之举。

我们的国安局知情人显然不会受到任何此类指责。毫无疑问，他已经仔细阅读了提供给我们的每份文件，而且完全明白文件的内涵，然后精心将其组织归类。

这些文件的另一个惊人之处在于它们透露出的政府谎言的严重程度，知情人为各种证据都做了明确的标记。他给第一批文件夹中有一个文件夹名为“无界线人（BOUNDLESS INFORMANT）——国家安全局向国会撒谎”。这个文件夹包括几十份文件，从中可以看出国安局精心统计的他们窃听的电话和监控的邮件。其中还有证据材料表明国安局每天都在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的电话和电子邮件数据。

“无界线人”是国安局一项计划的名称，旨在准确地量化该机构每天的监控活动。文件夹中的一张图表显示，截至2013年2月，国安局的下属单位仅从美国通信系统中就收集了30多亿份通信数据。

知情人给我们提供的证据很确凿地表明，国会了解情况时，国安局官员直截了当地频频撒谎。多年来，形形色色的参议员都曾要求国安局大致估计有多少美国民众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受到监控。那些官员却一直坚称因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所以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些数据在“无界线人”那些文件中却一览无余。

意义更为深远的是，这些文件和威瑞森电信公司的那份文件都证明，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曾对国会撒谎。2013年3月12日，参议员罗恩·怀登质询他：“国安局是否在收集数百万乃至亿万美国民众的数据？”

克拉珀回答得言之凿凿，但却是信口雌黄：“没有，先生。”

＊＊＊

经过16小时几乎不间断的阅读，我仅仅读完了那些文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但在飞机降落的过程中，我对两件事确认无疑。首先，知情人极为精明，极具政治头脑，这从他对多数文件意义的判断方面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而且他极为理性。他选择、分析和描述我手头那数千份文件的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

其次，我们很难否认，他就是那种典型的检举者。针对面向国内的监控方案，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彻头彻尾地向国会撒谎，如果揭露这方面的证据还不能让爆料者成为毫无争议的检举者，那怎样做才能算呢？

我很清楚，政府及其同盟把知情人妖魔化的难度越大，他的爆料带来的影响就越深远。抹黑检举者最常用的两种说法是说他多变和幼稚，不过对我们的知情人来说这样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飞机降落前不久，我最后又读了一份文件。虽然那份文件的标题是“请先读我”，我却是在航程最后才第一次看到它。这份文件再次解释了知情人做出如此选择的原因，说明了他对后果的预期，在语气和内容上跟我给《卫报》主编们看的那份声明有些类似，但它也有些跟其他文件不同的地方：上面有知情人的真实姓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另外还非常准确地预测了如果公开身份他可能会有的遭遇。这份文件在揭露了国安局自2005年以来的斑斑劣迹后，在文件结尾处他写道：

许多人会谴责我在国家问题上不持相对主义立场，认为我不该对美国的社会问题揪住不放，而应转而去关注遥远的异国存在的邪恶；但在我看来，那些事我们既无权力也无责任去顾及。在我看来，公民的意义就在于首先要监督美国政府，然后再去纠正别国政府的错误。当前在美国国内，政府只是极不情愿地允许受到有限的监督，而且拒绝对恶行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深受其害。被边缘化的年轻人犯下轻微的罪行时，我们的社会漠然视之，任由他们在世界上最庞大的监狱系统中遭受难以忍受的折磨；而在有钱有势的电信供应商明知故犯、罪行累累时，国会却为他们的精英朋友通过了可以追溯豁免的第一部法律——不管是民事法还是刑事法，尽管犯下那些罪行的人原本应该被判处历史上最长的刑期。

这些公司的团队中有国内最好的律师，然而他们却没有受到哪怕是最轻微的法律追究。包括副总统和他的法律顾问在内，当调查发现权力高层亲自指使了这些恶行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如果你认为调查应该停止，认为调查结果应该列为超级机密由“异常控制信息”的STLW部门掌控，认为进一步的调查应该停止，因为让那些滥用权力的人承担责任有悖国家利益，认为我们必须“向前而不是向后看”，不但不去停止这些非法活动，而是授予他们更多的权限，那么你将受到美国权贵的欢迎，因为这就是真实情况，我要公布一些文件证明此事。

我知道自己会因为此举遭受惩罚，我也知道把这些信息公之于众意味着我会有怎样的下场。但即使只有瞬间，只要统治我深爱的这个世界的那个联盟能被揭露，那么我就会感到满足，因为它是由秘密法律、不公平的赦免和不可抗拒的行政权力组成的。如果你想提供帮助，请加入开源社区，共同努力保持新闻精神的活力，保持互联网的自由。我曾去过政府最黑暗的角落，他们害怕的是光明。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社会保险号：已隐匿

中央情报局（CIA）化名已隐匿，员工身份号：已隐匿

曾以公司员工身份为掩护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高级顾问

曾以外交人员身份为掩护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勤官员

曾以公司员工身份为掩护担任美国国防情报局讲师

[1]泰德·卡辛斯基：美国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通过寄送邮件炸弹的方式制造恐怖事件。 ——译者注

[2]切尔西·曼宁：原名布拉德利·曼宁，生于俄克拉何马州，曾为美国陆军上等兵，2010年因涉嫌将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外泄给维基解密网站而遭美国政府逮捕并起诉。2013年7月30日，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军事基地内一个军事法庭宣判，向维基解密网站泄露大量秘密文件的士兵布拉德利·曼宁间谍罪罪名成立。

[3]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前美国军方分析师，因1971年私自拷贝并向媒体提供五角大楼机密文件为世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