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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汉末风云 失序的平衡
曹操崛起的秘密杀戮与笼络：孙吴政权的建国之路三顾茅庐是诸葛亮在惺惺作态吗？刘备携民渡江是不是在作秀？刘备东征真是为兄弟报仇？
孟子有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反之，失民心者失天下。汉帝国在“霸王之道”中统治了中华大地四百余年，最后在内忧外患中分崩离析，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丧失了人心。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文景时期的黄老思想并没有在历史上彻底消失，它一直在社会的各阶层中流传。直到汉末，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下，黄老思想演化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击了汉王朝长久奉行的统治秩序，帝国的人心自此崩坍。乱世已至，前路何在？
汉末的各路群雄，之所以能裂土割据，权谋、武力固然必不可少，但承载这些力量的本质依旧是人心。谁能争取到帝国瓦解的人心，谁就能拥有立足之地。最后，有三个人争取到了人心，于是三国鼎立——天下的三分，这背后实际是人心的三分。
曹操是如何获得争夺天下的第一桶金的？一路坎坷的刘备在保护百姓和保存实力面前，该如何选择？“江东猛虎”孙氏的统治集团其实并不是来自江东，那么他们如何在江东立足？本篇将告诉你东汉末年群雄纷争背后的秘密——天下的人心是如何三分的。
曹操崛起的秘密
念田
曹操何许人也？“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名士许劭给曹操的评语，也是百代以来的史家评论。“奸雄”的评判对应着曹操的两副面孔，“奸”的一面是千古骂名，“雄”的一面是万载功业。然而，洗去后世涂在曹操脸上的油彩，深入历史的脉络和肌骨，我们还能看到曹操的第三副面孔：终结末日的救世主。只有看到这副面孔，才能找到曹操崛起的秘密，理解东汉末年三分天下终归一统的天命人心。
洪水灭炎汉，黄天救苍生：汉末的黄老道
世界末日和救世主的情节，普遍存在于许多宗教的教义中。根据专家的研究，犹太人在异族的征服之下企盼一位救世主降临，终结腐朽世界，进行末日审判，取而代之以永恒的天堂。犹太人等待的救世主被称为“弥赛亚”，也就是希腊语中的“基督”。耶稣正是自命为弥赛亚，但他不再是犹太民族的救世主，而在西方具有了普遍性。
季羡林先生认为，佛教中的未来佛“弥勒佛”在语言起源上与“弥赛亚”非常接近，两者当有相似的渊源。在中国历史上，以弥勒佛下生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可谓是前仆后继。有史学家认为，明朝的国号“大明”，来源于佛教中的明王，也就是弥勒佛。
虽然佛教救世主的影响非常深远，但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末日和拯救思想的是道教。先秦时期的道家思想可分为老庄和黄老两支。其中黄老道尊崇黄帝和老子，于汉初盛行一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退出朝廷，遁隐民间，发展为早期道教。汉成帝时，道经《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声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地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是为末日预言的开始。从汉成帝到灵帝的两百多年间，该经被三次献给皇帝，引发朝堂争议不断。
民间对于末日预言的恐慌和骚乱也一直不断，反映了百姓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汉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十月丁未，京师相惊，言大水至”。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春发生旱灾，“民相惊动， 哗奔走”，百姓手持一根禾秆儿或麻秆儿，名曰“行诏筹”，并以此物祭拜西王母，还传言会有“纵目之人”降世。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
官员贪残成风，社会恶性运行，人心思乱，因而末日观念才会深入人心，大批民众惊恐骚动，放弃家园出奔流浪，引发动荡。
中国在宋明以前盛行五德终始说。战国时期的五行学说将象征王朝正统性的“德运”和五行、颜色对应起来。秦为水德，汉初否定秦而自居水德，武帝时改为土德。王莽篡汉时便利用德运学说，以汉为火德，自居为黄德即土德，以证明自己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火生土）。王莽失败后，东汉恢复“火德”，黄老道则发展出水（末日洪水）克火（汉火德）、土（黄德）克水（末日拯救）的思想，形成了末日来临和黄德当立的主张。
此后黄老道势力不断上升，东汉诸帝均与其有接触往来。延熹八年（165年），桓帝梦老子而命边韶撰《老子铭》，次年又“祀黄老于北宫濯龙中”。然而汉帝没有接受道教的改元主张，于是道教转换方向，在民间制造舆论，以至于“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立”。
参与桓帝祭祀黄老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曹操的祖父曹腾。桓帝从小被宦官曹腾服侍，故而对曹腾宠信有加，撰写《老子铭》的边韶亦是曹腾所荐，可见曹腾与黄老道关系密切。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即认为：“曹腾是汉桓帝的亲信宦官，必然也参与其事，信奉了‘黄老道’。曹操早年就信奉‘黄老道’，该是出于家学渊源。曹操一直到死，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道’的信仰，在他晚年居住的洛阳宫殿里，也还有专祠黄老的‘濯龙祠’。”
曹操出生于信奉黄老道的家族，于黄老道有着家学渊源，故而早年便刻意营造自己“得天命”的舆论。何颙见曹操时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桥玄说：“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阮瑀更是声称“奕䜣奕䜣天门开，大魏应期运”。这些名士的言论都成为影响力极大的社会舆论。曹操还吸纳了众多方士为曹魏天命鼓吹，打造自己道教“救世主”的形象。
黄巾军：曹操的第一桶金
陈寅恪说，“吾国政治革命，其兴起之时往往杂有宗教神秘性质”，黄巾起义正是如此。汉末百姓“有七死而无一生”，长期处于残暴剥削和末日预言之下，心理承受力和忍耐力都已趋极限，近乎崩溃，朝廷已处在火山口上，道教民众运动应运而生。原本只有十二卷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被增补改订为一百七十卷的《太平清领书》，巨鹿人张角便以此为纲领，宣扬道教，尊“中黄太乙”为至尊天神，得徒众数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
灵帝光和七年（184年），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发动起义，各地组织纷纷响应，百姓闻风而起，战火点燃了神州大地，起义也遭到了朝廷的疯狂反扑。张角去世后，黄巾军主力失败，各地黄巾军仍前仆后继地战斗，始终没有首领称王称帝。二十余年间，黄巾军始终坚信，起义目标不是自己称王称帝，而是要迎候“黄天”到来。
初平三年（192年），曹操在攻打青州黄巾军时，收到黄巾军的来信，但这封信并非战书，反倒像是一封劝降书：
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晋世语》
黄巾军之所以会给曹操写这样一封信，是因为曹操任济南相期间（184—187年）曾禁绝齐地祭祀汉初的城阳景王刘章，大举捣毁神坛。故在黄巾军信众眼中，曹操反对神坛祭祀，那就是与道家的反对巫术思想一致，甚至和他们一样认可存思之法，尊崇“中黄太乙”。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存思之法是道教修炼之法，是后来晋代以“上丹田”脑神存思为核心的上清派道法的前身。
“道”既相同，故黄巾军劝告曹操不要与天命作对。据《魏书》记载，曹操接到信后表面上叱骂，暗地里却数次向黄巾军“开示降路”，边进攻边劝降，迫使黄巾军倒向自己。因此，历史学者姜生先生总结道：“假如曹操不是道教中人，双手沾满了农民起义之士鲜血的他又如何能得到农民起义军的信任？应当说，其共同的信仰应为此之基石。”
正是因为有共同宗教信仰作为基石，青州黄巾军选择了认可曹操的“黄天”地位，主动来投，曹操方能以万余兵力收编了兵员多达三十余万的青州黄巾军，编成“青州兵”。青州兵战力极强，成为曹操逐鹿天下的“第一桶金”。这支军队一直保持独立编制，对外宣扬曹操的宗教地位。从家族信仰到社会舆论再到青州兵的认可，曹操的宗教声名广为传播，为此后平定中原奠定了舆论基础。曹操去世后，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也证明了他们只认可曹操的“黄天”地位。
宁为魏公奴：张鲁的归降
《剑桥中国秦汉史》指出，东汉末年的道教运动分为两支，其领袖都姓张。东支是以张角、张宝、张梁兄弟三人为领袖的道教太平道，掀起了旷日持久的黄巾军起义。西支则是张道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一脉相承的正一盟威道，又称天师道，因信徒入教需支付五斗米的费用，故时人多称“五斗米教”。天师道首领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虽然在汉中大战中曹操败于刘备，丧失对汉中地区的控制，但天师道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降曹操。
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大军西击汉中。张鲁欲举汉中降曹，但其弟张卫坚决反对，率领数万人据关坚守。关破后张鲁又想投降，虽在部下的劝说下逃入巴中，但还是说：“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此后张鲁落魄巴中，断然拒绝刘备招抚，声称“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这背后就有宗教因素。
“西三张”系汉初张良后裔，祖孙三代是天师道始祖天师张道陵、嗣师张衡、系师张鲁。张鲁之母与益州牧刘焉关系密切，因此张鲁获得刘焉信任，与别部司马张修率军夺取汉中。后张鲁袭杀张修，自行割据汉中，建立天师道政教合一政权。张鲁自称“师君”，下设“祭酒”，各领部众，创立义舍，雄踞汉中三十年。有历史学家怀疑，张修才是天师道始祖，张鲁是剽窃其法而捏造了父祖历史，历史上其实并无张道陵其人，张道陵著作《老子想尔注》应为张鲁手笔。
张鲁的天师道与黄巾军一样，都承载了汉末的黄老思想。因此，张鲁同样相信汉家的末日即将到来，自己要带领信众寻找“黄天”的庇佑。所以，同黄巾军一样，即使有人劝说张鲁称帝，张鲁也断然拒绝。曹操家族有着深厚的黄老信仰背景，加上他招降青州兵为自己打造多年的“人设”，都成了张鲁对曹操抱有好感的理由。故而，即使在被曹操打败后，张鲁依旧声称自己没有“恶意”，甚至将自己的“宝货仓库”尽数封藏，留给曹操。
最终，在乱世之中，张鲁拒绝刘备而选择曹操。 这一系列举动都是出于其宗教信仰的考虑。
投降后，曹操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万户，与其结为姻亲，封其五子为列侯。张鲁得以“位尊上将，体及人臣，五子十室，荣并爵均”，曹操还将原巴蜀、汉中地区的大批教民迁往中原，希望通过笼络张鲁彰显自己的宗教地位，可谓用心深远。魏晋以后，官僚大族信奉天师道者极多，可见曹魏支持下的天师道在中原传播之广。
天命所归：曹魏代汉背后的天命人心
终结乱世归根结底得用武力，却也要重视天命人心的归属。
曹操以武力平定中原，道教中的“黄天”“黄德”归属于曹操，实际上是曹操在现实政治中实力的体现。曹操的高明之处在于特别善于利用和控制道教为自己宣扬“天命”，收拢人心。汉末道教形成了以“东三张”（张角、张宝、张梁）为领袖的太平道教团和以“西三张”（张道陵、张衡、张鲁）为领袖的天师道政教合一政权。伴随着青州黄巾军被收编和张鲁率教民归降，道教东西两支教团势力已经同归曹操麾下。
除东西教团外，道教还有若干方士，或是“游于太学”，干预政治，或是散布民间，“妖言惑众”。曹操在削平群雄的过程中，每攻下一地，即网罗人才，尤其是在平定袁绍后大规模召集各地方士到邺城[1]，一方面采纳其方术养生，一方面规范、引导他们为曹氏天命鼓吹。至此，曹操已经掌握了汉末代表“天命”的两种四派势力：奉旧“天命”的汉家天子和预示新天命的黄巾军、天师道、术士三派势力。
曹操去世前，有部下主张其称帝，被曹操断然拒绝。在曹操的构想中，要等待时机，“遵舜、禹之轨”实现禅让，使汉“赤德”生“黄（土）德”的德运逻辑成为魏国代汉的政治现实。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去世，曹氏的“天命”相应转移到曹丕身上。延康元年（220年）十月，[2]汉献帝禅位于魏王曹丕，曹丕称皇帝，定都洛阳，建元“黄初”，正意味着曹魏作为得“土德”之运的“黄家”，继“天命”正统而立国。
曹魏建国牢牢掌握控制了汉家“天命”，利用了汉末渴望“黄家”的宗教氛围，通过道教的一番鼓吹，把“黄德”这一虚无缥缈的观念转化为赢得人心、夺取政权的关键，实现了魏国代汉。刘备于曹丕受禅后标榜“黄气”“黄龙”等祥瑞称帝，亦是“黄德”，奈何晚矣，更与蜀汉兴复汉室的战略相矛盾；而孙吴先后建元“黄武”“黄龙”也有类似考量，却也是东施效颦，三国归一的命运已经注定。
【编者按】
曹操巧妙地利用黄老道宗教思想，为自己笼络住了一批下层百姓和道教方士。这种自下而上地争取民心的方法，与他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自上而下掌控帝国士族之心的方法相配合，为曹魏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而在“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方面，曹操的表现丝毫不次于刘备和孙氏父子。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就是：青州兵和张鲁的黄老道势力誓死追随曹操，而江东的黄老道代表于吉却惨遭孙策的屠戮。孙策为何要这么做？难道孙策不知道人心的重要吗？下篇文章将揭示江东孙氏家族与曹操不同的争取人心之路。
参考文献：
史料：
［晋］陈寿：《三国志》。
专著：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郭沫若、翦伯赞等：《曹操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
吕思勉：《三国史话》，中华书局，2009年。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
王仲荦：《曹操》，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
［英］崔瑞德、［英］鲁唯一等：《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论文：
姜生：《原始道教之兴起与两汉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姜生：《曹操与原始道教》，《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熊德基：《〈太平经〉的作者和思想及其与黄巾和天师道的关系》，《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
杀戮与笼络：孙吴政权的建国之路
王满损
东汉末年纷乱的政局，很大程度上是黄巾起义造成的。黄巾起义的爆发，除了东汉末年的暴政，和道教自身的发展也不无关系。孱弱的东汉朝廷无法独自镇压如此大规模的起义，只能依靠地方望族，让他们组织乡曲武装来保护自己。当黄巾军被镇压下去后，各个地方的武装力量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并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东汉近两百年的大一统局面也终于在林立的地方割据势力中走向崩溃。
三国的历史就是由几个有实力的割据政权主导，各自凝聚一片人心，将无序的社会秩序重新拉回有序轨道的过程。地处江东的孙吴政权就是如此。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芟夷群雄、立足江东的呢？
江“西”猛虎：孙氏集团的淮泗地方属性
考察一个政权集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其地方属性，以及这种地方属性的转移。
东汉初平四年（193年），人称“江东猛虎”的孙坚奉袁术之命讨伐荆州太守刘表，不料途中遭到刘表部将吕公的袭击。吕公在两边山峡设下伏兵，孙坚被抛出的落石击中头部，脑浆迸裂而死。[3]罗贯中曾赞扬孙坚：“谁道江南少将才？明星夜夜照文台。”而这样一代将星，还未能逞其雄才野心，便陡然中道身亡。丧乱之中，其子孙策带领旧部回到了守备相对虚弱的江东，寻求自身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孙坚是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人，本是土生土长的江东人氏。事实上，这个籍贯并没有让孙氏家族获得当地大族的认可。原因有二：
首先，孙坚军队的主力不是江东籍士兵。孙坚自征讨会稽“妖贼”有功，就被封为盐渎丞，此后又历任盱眙丞、下邳丞。孙坚任官的区域处于淮水和泗水流域（包括山东西南、江苏北部及安徽北部地区），这里成为孙坚早期部属将领的主要来源。自孙坚招募江东子弟兵北去，奉袁术之命争夺中原以来，已过去了近二十年，最早的江东部卒早已经零落殆尽。这期间孙坚自然只能就近补充兵力，导致江东兵的比例越来越低，孙氏部曲的乡土中心也就渐渐转移到了中原地区，而不再具有江东特色。回到江东之后，孙氏政权已经没有了本地化的地缘优势，在江东人眼中俨然成为一个外来统治集团。
其次，孙坚所在的家族本非江东望族，在当地大族间不受重视。有零散记载称，孙坚的祖父曾遭遇荒年，只能以卖瓜为业。孙权称帝之后，没有按惯例设祖宗七庙，仅仅为孙坚、孙策设立了祠庙。一方面这可能与孙权称帝后不“郊祀”一样，出于对孙吴政权正统性的不自信；另一方面更有可能是祖先无可称述，以此略去不表，遮掩隐情。陈寿在《三国志》中，虽没有具体提及孙坚家世，但也评价孙坚“孤微发迹”，可见孙坚家族的出身确实卑微。要知道，在世家豪族当道的东汉末年，连“阉宦之后”的曹操都一直被人鄙视，祖上卖瓜的孙坚，自然很难被江东的望族接受。
孙策回江东路线图
孙策向袁术讨回孙坚余部、准备过江时，手下的将领多是出于淮泗地区的“江西人”[4]。如孙策的堂弟孙瑜开始率领兵众时，“宾客诸将多江西人，［孙］瑜虚心绥附，得其欢心”，也就是说，孙策的部曲主力仍然长期保有淮泗色彩。尽管有的谋士或将领和孙坚一样出自江东，但经过多年的征战已经融入了淮泗集团，不能再被视为江东人物了。孙策在江东征战所收的本地“离散”，也多是“乌集之众”“散附之士”，很难成为孙氏的主要作战部队。
孙策出自“篡汉逆贼”袁术手下，此番对江东用兵，在相对偏僻隔绝的江东的士大夫看来，无疑是对东汉法统的蔑视和挑战。
当时，流寓江表的名士许靖在给曹操的信中，描述孙策平定江东的过程说：“正礼［即当时的扬州刺史刘繇］师退，术兵前进；会稽倾覆，景兴［即会稽太守王朗，也就是后来的‘王司徒’］失据。”许靖直接描述孙策为“术兵”，便可看出从东汉法统的角度而言，士大夫对孙家的排斥抗拒不言而喻。这种局面预示的就是，孙氏家族试图在江东地区建立稳固政权的过程注定很不轻松，充满曲折。再加上贯穿孙吴建国始终的地方山越、宗伍问题，孙氏政权辖境内的基层社会一直都不是铁板一块。
江东小霸王：孙策与江东大族矛盾的爆发
江西“外来者”，外加“逆贼爪牙”——这样的人设让孙策很难在江东立足。因此，孙策一开始想要依靠时任扬州刺史、尊奉东汉的宗室刘繇，来博得江东望族的好感。可孙策进攻江北的庐江，围城长达两年，太守陆康病死城中，其宗族百余人饿死近半。陆氏是吴郡大族，因孙策而落得如此下场，这让整个江东感到震恐。驻守曲阿的刘繇也感到震惊，将孙家手下的部曲遣回了江北，设兵防备。孙策从此才过江作战，开始了对江东的征服。
《后出师表》有言：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
刘繇和王朗并非将才，在用兵作战上根本不是孙策的对手。事实上，刘繇和王朗作为外来者来到江东，只能作为东汉王朝的象征，本来就没有什么坚固的根基，这一点同孙策一样。孙策消除了代表东汉的力量，却无法获得当地大族的支持，这种或明或暗的冲突和对抗，几乎延续了整个东吴时代。
孙氏诛戮江东英豪，在吴国的史书中并不彰显。有的说孙策“斗转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史家经过寻绎，找到了孙策所诛的多个江东大族，如许贡，盛宪，周昕、周昂、周喁三兄弟，以及王晟等。除了许贡本是中原人士，来吴郡做太守外，其余数姓皆是江东本地望族，他们几乎都不再见于其后的江东政权当中，其家湮没草莽，良足嗟叹。与此同时，江东地区的黄老道领袖于吉，也在孙策整肃江东的过程中被杀害。
这场整肃，首先成为曹操对江东发动战争的借口。江东士人与中原交流紧密，互通声气。江东的盛宪“有天下大名”，当时大名鼎鼎的中原名士如孔融，都是其晚辈，以能与盛宪结交为荣，一直写信给曹操，希望能以汉帝的名义征盛宪入朝；因此他受到孙策的深深忌恨，终为其所害，不仅家人罹难，连门生故吏也都惨遭波及。这些事件都给了曹操征伐的口实。
其次，长期困扰孙氏的山越问题也与此不无关系。山越，正如名字所显示的，是流窜山间的越人；虽然名之为“越”，但实际上又不仅仅限于越人。一方面，北迁的越人经过两汉数百年的浸染，已经很大程度上汉化，和汉人没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江东汉人回避孙策，往往一同流入山林，组成了乡野武装，长期进行游击战争。其中在州郡的大族英豪，本来就有自己的宗族武装，加上收留流民，与山越沟通消息、相互配合，在南方丛林之间阻挠孙吴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占有。
更可怕的是，孙策还要面对淮泗集团内部出现的离心倾向——东汉末年政局多变，有谁能保证孙家真能长久立足江东呢？《江表传》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道士于吉来到吴会，正逢孙策在郡城门楼上集合宾客将领。三分之二的将领宾客都走下城楼，迎接于吉，置孙策于不顾。孙策登时大怒：“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于是不顾众人劝阻，怒杀于吉。从此事便可看出，孙策很大程度上并不被淮泗集团的部下所尊重。北方稳定之后，曹操发布的征发流寓各地士人的诏令对南来的宾客有很大的震动。孙策几乎不放自己手下的北士应召，这才得以保持住淮泗集团没有瓦解。
建安五年（200年），被孙策所杀的许贡的门客埋伏山林，击伤孙策，致其死亡。而《三国演义》中，孙策之死则更加戏谑：孙策遭到刺杀受伤后，数次遇到于吉的鬼魂索命，最终在惊恐中“金疮迸裂，昏绝于地”，不久死去。不得不说这是孙策实行残酷政策的直接写照。
猛虎归山：孙权政权与江东大族的结合及其江东化
孙策临死之前，对孙权说了一段著名的话：
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
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破虏讨逆传》
作为兄长，孙策很了解自己的这个弟弟。在他眼中，孙权的性格并不适宜延续孙策的强势手腕。“杀戮”和“笼络”同为统治江东的手段，二者缺一不可，更应保持平衡。孙策锐意进取，以铁腕统治江东，“诛其英豪，威行邻国”，但只重“杀戮”，以致得罪江东大族、吴地的黄老道势力；还未等顾及“笼络”时，便遭杀身之祸。因此，孙策的这段遗言也可视为孙策对孙权提出的政策转向要求。
于是，孙权掌权后，更加注重选贤纳士。孙策去世前托命张昭和周瑜，他们作为北士，共同营造了尊重贤能、优礼士人的政治环境。淮泗人士，诸如鲁肃、诸葛瑾等后来在东吴发挥重要作用的将军谋士，本不亲附孙策，但在新的环境下都进入幕府，成为孙权的得力干将。淮泗人只有在江东立足，有所依靠，才能保证淮泗集团内部的稳定，这是孙氏家族进入江东建立政权的政治基础。随后，出于长远考虑，吸收江东人士进入政权，乃至最后彻底江东化，是孙吴的必然选择。
在开始的时候，孙权一方面需要江东士族来补充统治力量，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对这些大族有所防备。因而相应地，江东大族一方面看到自己的前途只能依靠孙氏，在等待孙氏政权更有分量的政策，另一方面也不肯真正倾心辅佐，不肯相信孙吴政权。
这种复杂的心态直接体现在孙权对江东大族的态度上。会稽的魏、虞诸族在孙权的虚与委蛇中贬徙他乡，但他们比之前盛、周家族的命运要好一些。而到了中期，吴会望族，比如陆氏、顾氏，就比会稽望族命运要好很多。
陆绩是吴郡大族陆康之子，出于身家仇恨，对孙权有着比较抗拒的情绪；但到了陆绩之侄陆逊，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陆逊不是吴郡望族陆氏嫡传，在侍奉孙氏政权的道路上更加隐忍。他从平定山越起家，逐渐发展自己的军事势力；直到主持夷陵之战时，仍然不被淮泗旧贵族尊重接纳，但是，夷陵之战的巨大成功，奠定了他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自此，荆湘上游诸军事无不由陆家子弟把持，孙氏政权在军事上完成了江东化的进程。
同时，孙权也主动寻求与陆家和解。为此，孙权将自己的侄女，也就是孙策的女儿嫁给陆逊，让孙陆两家得以在表面上化仇为亲。淮泗集团与江东士族之间的政治运势也就此逐渐逆转。随后孙权称帝，顾雍作为吴郡著姓的代表而登上宰相高位，标志着政治上的江东化也几近完成。
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完成了和解。孙吴政权在大族的支持下得以稳固，而江东大族在孙氏的包庇和纵容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各地盘踞，不可动摇。例如陆逊食邑只有一县，却拥有上万的部曲；而当初显贵如周瑜者，食邑四县，私兵部曲也不过数千而已。军将实力显著增强，也可以作为江东士族势力后期发展的一个侧面。
孙氏集团在入主江东的过程中，可谓历经坎坷。在这个过程中，领袖的个人性格和素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人晁补之评价说：
吴人轻而无谋，自古记之矣。孙坚、孙策皆无王霸器。坚轻骑从敌，策暂出遇仇，俱以轻败。虽赖周瑜、鲁肃辈辅权嗣立，亦权稍持重，故卒建吴国也。
——《济北晁先生鸡肋集》
孙坚、孙策父子性格缺乏持重谨慎，好逞匹夫之勇，以致二人盛年之时陡然死于非命。这在当时江东复杂的情势之下，无疑增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不确定性。孙权才具足够，稍能持重，保证了统治集团核心的稳定，这也是稳固江东地区统治的内部保障。
从孙策到孙权，孙氏集团政策的调整，是为了在“杀戮”与“笼络”之间寻找不易的平衡，这体现出的是江东局势的复杂性。为此，孙氏集团历经二代三主，通过一段独特而困难的内部整合的过程，终于完全获得了江东的人心。这也是孙吴在江东地区建立统治最早、称帝却是三国中最晚的原因之一。
猛虎须居山林，才可为百兽之王；若脱离了山林，便会虎落平阳。对于孙氏政权来说，他们标榜的故乡江东，就是他们立足的“山林”。因此他们不得不走江东化的路子。这是孙吴在面对错综复杂的扬州地区政治形势时，出于最直接的政治利益，做出的必然选择。当然，政权江东化同样限制着孙吴政权的发展。政权性质发生转变，孙吴又从何处觅得统治全国的法统？地方士族也难有动力去追逐远在中原的遥不可及的法统，而越发呈现出保守的政治面貌。孙氏政权渐渐失去了逐鹿中原的机会，自甘地处江南一隅，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政权，成为中原王朝的前声和映象。最后，“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孙权死后不到三十年，孙吴也随之走向灭亡。
【编者按】
孙氏在江东的创业经历，突显出一点：想要在东汉末年裂土割据并长治久安，就必须获得士人阶层的支持。孙氏初在江西创业，无疑要倚仗当地的淮泗士人，而后来在江东立足，同样也需江东士族的认可。为了平衡各方势力，获得人心，孙策、孙权软硬兼施，付出了诸多代价，才获得成功。
那么，相比孙氏，创业过程中更加“颠沛流离”的刘备又是如何获得士人之心，奠定蜀汉基业的呢？就让我们从那段广为人知的千古佳话“三顾茅庐”讲起，看看“卧龙”之心如何为刘备所收。
参考文献：
史料：
［晋］陈寿：《三国志》。
［宋］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
论文：
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
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
田余庆：《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
三顾茅庐是诸葛亮在惺惺作态吗？
不识字
历来说君臣关系融洽都会提到刘备和诸葛亮，尤其是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那是多少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事情。让我们仔细回味下小说《三国演义》里的经典描述——刘备听了徐庶和水镜先生的推荐，开始对诸葛亮日思夜想。第一次去访隆中，与诸葛亮擦肩而过（童子曰：“先生今早少出。”）；第二次去，只见到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和一帮闲散野人；第三次终于见到诸葛亮本人，一番恳求后，刘备把他请下了山。
刘备百折不挠，求贤若渴，经受住了诸葛亮的考验；而诸葛亮从此委身侍奉，至死不渝。这便是“三顾茅庐”的佳话，令人神往。
三顾疑点
但小说毕竟是虚构的，在正史里，情节并没那么丰富。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对此事的记载很简单，只有一句话：“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意思是刘备主动去往隆中拜访诸葛亮，一共去了三次（“凡三往”中“三”为虚数，意为多次，为叙述方便，本文姑且认作三次）才见到。这和演义里的整体情节基本一致，只是具体细节没有罗贯中描绘得那样一波三折，吊人胃口。
而《魏略》的说法大有不同。根据《魏略》的记载，是诸葛亮主动去樊城拜见刘备的，开始时他只被当作一般宾客对待，后来刘备知道诸葛亮“有英略”，才将其奉为上宾。
在两家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南朝宋人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指出，诸葛亮曾在《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证据确凿，确实是刘备主动去访隆中，三次才请出了诸葛亮的。
现在大多数人执此观点，笔者也不例外。但这种观点存在两处疑点：一、诸葛亮既有出仕之心，为什么自己不主动投奔刘备？二、当刘备亲自去请诸葛亮出山时，为何会有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的情况？
先说疑点一。从君臣关系来看，刘备虽穷困新野却为“君”，而诸葛亮虽未出仕也为“臣”，以君主的身份去拜见臣下的情况，自古少之又少，距当时最近的还是几百年前齐桓公见小臣稷的传说。况且那是春秋时代，而经历过两汉大一统的三国时期，已不流行这种君臣风度。与诸葛亮同时代的谋臣，如荀彧、郭嘉、贾诩、陈宫、张昭、法正等，哪个不是主动择木而栖，偏偏只有诸葛亮“搞特殊”，要刘备亲自来请，不奇怪吗？
再说疑点二。关于去草庐的频率问题，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提出了一个“偶然说”，即刘备前两次无功而返只是一种遗憾的错过。很显然，这不过是小说家笔下的一种美好假想。事实上，以诸葛亮后来展现的缜密心思，若他真想早点儿见到刘备，很难想象这种“偶然”会连续发生两次。可以说，这只可能是诸葛亮故意为之，是他刻意制造了前两次的“偶然”。
至此，两个疑点合为一：诸葛亮为何要刘备主动、多次前来拜访？当下最为流行的解释是，这是一种考验——诸葛亮想要测试刘备的诚意。其一，诸葛亮掌握主动性。谋臣最高的追求是什么？莫过于君主对其言听计从。诸葛亮如此行事，等于在告诉刘备：是你主动来请我的，日后相随时若对我所言半理不睬，我尽可一走了之。其二，频率反映地位。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很露骨地表明了野心——不出仕则罢，要出仕则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达此目的，必须突显自己的重要性。一两次的来访是不够的，重要的事情尚且要说三遍，确认过眼神又很重要的人，让他来访三次怎么了？
刘备的性格
不得不说，这个解释确实合乎情理，也为大众所接受。只是，对于一件事情，只从动机和利益的角度来揣测是远远不够的；事在人为，对当事人自身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这之中又以对当事人性格的分析最重要。诸葛亮且先不论，只说刘备一人，只要了解他的性格，便会发觉事情并不是那么回事。
刘备给人留下的印象，主要是仁义、感性（哭得挺多的）、坚韧等，但从一些经典的片段还可以窥得其性格的另一面。以许汜为例。
有一次，许汜来到荆州，见了刘备。二人在荆州牧刘表那里，议论天下人物。谈到曾在徐州牧陶谦手下担任典农校尉的陈登，许汜说：“陈登这个人，虽然很有名望，但是性情粗野，不能礼贤下士。”
刘备曾在徐州多年，素与陈登相熟，便说：“你说陈登性情粗野，不能礼贤下士，可有什么根据吗？”
许汜回答：“以前我遭受祸乱，四处奔走，有一次路过下邳，便去拜见陈登。他见到我很不热情，没有一点儿主客之礼，很长时间不与我说话。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自己睡大床，让我睡下床，真是有些傲慢。”
刘备当即表示：“许先生虽有国士的名望，但如今天下大乱，你本应在此国难之时忧国忘家，济世救民，可你却只顾置买田舍，把国家大事抛在脑后，这正是元龙（陈登字元龙）所厌恶的，他和你还有什么话说呢？”
说罢，留下许汜在那里独自一脸尴尬。
这个片段出自《三国志·陈登传》，史称“求田问舍”。这里的刘备，好像和那个说话温柔、与人为善的“大耳朵”判若两人？没错！辛弃疾说“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就是打心底里佩服这个屡败屡战、胸怀天下的刘玄德。刘备虽为政治家，骨子里却是个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东汉末年分三国，说不清对与错，但刘备是实实在在想为这乱世做些事情的。在自己价值观的引导下，他讨厌故作清高的隐士，这一点在他的性格里不容忽视。
再回到三顾茅庐。不出意外地，现下任何人都能发现，躬耕南阳不问世事、两次躲避刘备造访的诸葛亮，他的做法岂无求田问舍之嫌？而且，这时候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一个讨厌隐士的主公，一个故作姿态的谋士，这样的两个人居然最后走到了一起！
这是一对显而易见的矛盾，如果硬要解释的话，那么真相只有一个：两者中有一个是不实的。
求田问舍的典故载自正史《三国志》，很难有假；而“诸葛亮故作姿态”则是后人的揣测和解读，会不会是这里出现了误解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关于三顾茅庐中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后人总是单一地用过多的利益关系去解读，而很少从性格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三顾茅庐”是为名为利的一场作秀吗？绝非如此。依笔者之言，在诸葛亮一次次反常的自比中，我们或许能看出一些端倪。
乐毅的影响
一切要从诸葛亮的偶像乐毅说起。
在南阳躬耕的日子里，诸葛亮最爱干两件事，一是吟诵《梁父吟》，二是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仲自不用多说，他相齐期间，在内以法治国、发展商业，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最终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是一个令无数人仰慕的千古名相。诸葛亮不顾旁人闲语而敢自比于管仲，可以说是一种超级自信的表现。而与此同时，诸葛亮又把自己比作另一位战国名将乐毅，这其中的意味就有些深远了。
自司马迁著《史记》把管仲、晏婴合为一传以来，“管晏”就成了后世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理想之一。西汉的公孙弘在奏对中“管晏”并称，谷永在上书中说“执管晏之操”；在东汉，班固则有“伊、吕、管、晏之任”的说法……总之，大家一般都习惯把管仲、晏婴放在一起，叫作“管晏”，这是一种时代潮流，而创造性地把管仲、乐毅放在一起并作“管乐”的，诸葛亮是自古以来第一人。再者，在三国时代，与诸葛亮同样傲视天下者、自比管仲者有之，自比乐毅者则无。因为在时人看来，乐毅与管仲不在一个级别，他只是吕布、孟达之流的选择，[5]像诸葛亮这样“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的人，乐毅根本不能与之相匹配。故而，西晋人张辅对此表示不解：“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从春秋至两汉，不乏绝世名将，诸葛亮却如此热衷于不太“入流”的乐毅，这颇有些傲娇的“逆潮流”操作，会不会有其深意呢？
其实，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乐毅的生平，就会发现他身上隐然存在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而这股独特的气质，正是年轻的诸葛亮钟爱他的理由。
乐毅，中山灵寿人，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他受燕昭王信任，率领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七十余城，几乎灭齐。后来遭继任的燕惠王猜忌并临阵换将，功败垂成，而他本人也不得不出走赵国。
这个故事一般人都耳熟能详，而他出走赵国后发生的事，却鲜有人知：
燕惠王使骑劫代乐毅为将，骑劫骄傲自大，不久便败于齐人田单的火牛阵，燕国占领的齐土在一夜之间得而复失。遭到如此大败，燕惠王很没面子，于是放下架子给乐毅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
——《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
不愧是做君王的，燕惠王人狠话不多，主要意思有两层：一、我临阵换将并不是猜忌而是出于一番好意，是你乐毅误会了我；二、你乐毅出走赵国，对不起先王（燕昭王）的知遇之恩。
按理说，人家是一国之君，能主动给你写信请你回来，已经是君恩浩荡，换一般人，早就惶恐万端，感激涕零，被彻底“拿下”了。可乐毅偏偏没有，他在看完燕惠王的一通狡辩后，立刻提笔回了一封信。在回信里，乐毅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地数落了燕惠王的种种不是，也从容坦荡、情真意切地感激了先王对他的知遇之恩。全信比较长，但读起来一气呵成，颇有气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报遗燕惠王书》。
这封书信，可以说是自古以来第一次正面阐释君臣二元对立关系的杰作。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说：
燕国有乐毅……其《报燕昭王书》［即《报遗燕惠王书》］，乃战国时数一数二享高名受传诵的大文章。不单因其文章好，乃因在其文章中所透露的君臣知遇，出处去就，功名恩怨，他个人所抱持的高风亮节，大义凛然，为千古莫能及的人格表现。
重点就在“人格”二字。君臣本是二元关系，双方都有独立的人格。但在中央集权的大趋势下，臣子慢慢演化成了君王的附属品。古今中外，有多少朝堂冤案仅仅是因为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造成的呢？可是，乐毅偏偏不，他坚持的是作为臣子的独立人格。燕昭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便下齐七十余城相报；燕惠王猜忌他并临阵换将，他就远走赵国，不复愚忠。
这种思想在古代有多可贵呢？司马迁写《史记》说，蒯通和主父偃读到乐毅的这篇《报遗燕惠王书》，“未尝不废书泣也”——一不小心把两个大男人读哭了。
作为乐毅的“脑残粉”，诸葛亮应该是读过这封书信的，他能没有感触吗？他舍弃了孙武、白起、李牧、王翦等名将而选择乐毅，追求的不正是独立的人格吗？
两个人的成全
说到这里，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晰了。三顾茅庐，看似是年轻气盛的诸葛亮在故作姿态、自命不凡，其实何尝不是他对偶像的某种致敬和对“主公”刘备的暗示：你是否有燕昭王筑黄金台的那份诚心呢？
历史给了我们答案，刘备有。
是的，胸怀天下的刘备很讨厌毫无作为的隐士。当年徐庶向他推荐诸葛亮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君与俱来”：你和他一起来我这儿吧，言语中甚有不屑之意。但最后还是他去访隆中，“凡三往，乃见”，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又或者说，刘备可能读懂了诸葛亮的暗示？
关于后来的白帝托孤，陈寿评价刘备说：“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其实不仅如此，早在隆中那会儿，当二十七岁的诸葛亮在草庐欣喜地望见刘备第三次上山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秋风五丈原的结局。
【编者按】
“卧龙”归心，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话。此后，诸葛亮更是用一段段传唱千古的故事，构建了他与主公刘备的君臣传奇。而对于刘备来说，求田问舍和三顾茅庐的故事，反映出他人格的两面性：既拥有温文尔雅的仁义之心，又有冷静理性的洞察力。这两个特点影响了刘备未来的道路和命运。
事实上，刘备对诸葛亮的话也并非完全言听计从。建安十三年（208年），当曹操军队的铁蹄南下荆州时，刘备和诸葛亮在襄阳城下的抉择就暴露了君臣间的第一次分歧。这次分歧的原因是什么？面对十余万追随刘备的百姓，他又该如何决断？
参考文献：
史料：
［汉］司马迁：《史记》。
［晋］陈寿：《三国志》。
专著：
钱穆：《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论文：
王刚、刘清：《诸葛亮早年心志及行迹的历史考察》，《史学月刊》，2017年第11期。
刘备携民渡江是不是在作秀？
不识字
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
——《三国志》卷三十九《刘巴传》
曹操来了，刘备跑了
《三国演义》中，最让人“受不了”的主公，肯定是刘备。
携民渡江一节，明明曹军已经攻下荆州，刘备落荒而逃，他却非要携带樊城几万百姓，拖家带口一起走，日行十余里，看着真是急人。电视剧一味歌颂刘备仁义，不忍舍弃百姓，但这种行为总让人觉得有点儿匪夷所思，曹操要灭的是刘备，又不是樊城百姓，何必带着老百姓互相拖累？这哪有带兵打仗的样子？
本以为这是文学性的演绎，不料史书中还确有此事。关于历史上刘备“携民渡江”之事，得从其发生的背景说起。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操听从谋士荀彧的建议，率大军“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趁着刘表病重，大举南征荆州，正式拉开了统一南北战争的序幕。荀彧的策略立竿见影。在曹军的兵锋直指下，荆州的格局很快发生了巨变。
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刘表。七月的时候他还重病在身，八月便背疽发作而亡。随后，小儿子刘琮继之为荆州牧，在蔡瑁、蒯越等亲曹派的半建议半裹挟下，他选择直接向曹操投降。
这个决定让不知情的刘备瞬间成了倒霉蛋。自建安六年（201年）起，刘备就投奔到了刘表麾下当“打工仔”，此刻的他还驻扎在荆州北部重镇樊城。当刘备得知刘琮不战而降的消息时，曹操大军已经逼近距其仅二百五十里的南阳。原本他还希望能联合荆州的一切力量共抗曹操，但现在已经孤立无援，情况危急，他只能往南跑路。
就在这时，樊城及周边各郡县出现了这样一幕：百姓也跟着刘备一起跑了。
“民之于徙，甚于伏法”
刨去《三国演义》里百姓感念刘使君仁德、甘愿舍家追随的虚构情节，从一般观念看，荆州人士这种“从之如云”的行为，其实是极为反常的。
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老百姓只要饱食暖衣、安居乐业，谁来管你们争天夺地的事情？”曹操征伐荆州，他要攻击的目标只是刘备这些“反动分子”，关百姓什么事，他们为什么要跑？
有人说，老百姓是怕曹操屠城，这不对。曹操确实有过多次屠城的恶行，比如屠徐州“泗水为之不流”、屠柳城、屠雍丘……可那些多出于报复或示威的心理，而现在刘琮没有丝毫抵抗便举城而降，他哪来的理由对荆州进行一场屠杀呢？所以怕屠城这个猜测并不属实。
真正的情况可能是：百姓怕的不是屠城，而是迁徙。
作为三国第一“迁徙狂魔”，曹操在这方面的履历不可谓不丰富：
太祖问济曰：“昔孤与袁本初对官渡，徙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钞。今欲徙淮南民，何如？”
——《三国志》卷十四《蒋济传》
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扰扰不安。
——《三国志》卷十五《张既传》
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
——《三国志》卷二十三《杜袭传》
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
尽管后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时也有过徙民止损的举措——“围天水，拔冀城，虏姜维，驱略士女数千人还蜀”，但像曹操这样高频率、大规模地强制徙民，放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其罕见的。
徙民对百姓的伤害有多大呢？东汉思想家王符在他的著作《潜夫论》中提及：
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
在古代交通、卫生条件极其不发达的情况下，强制徙民对百姓的伤害比杀人还重，甚于灭门。所以，当荆州百姓得知曹操南下的时候，不管他是否有荆州徙民的打算，只要说一下曹操的“前科”，他们内心的恐惧便可想而知。
何况，以诸葛亮、糜竺等为代表的徐州籍人士还曾亲历曹操当年在徐州制造的大屠杀，他们对曹军“恶贯满盈”形象的宣传也势必会造成不容小视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这并非我们的无端揣测或欲加之罪，事实上曹操后来果真对荆州来了一次徙民，被迁徙的百姓中就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邓艾：
邓艾字士载，义阳棘阳人也。少孤，太祖破荆州，徙汝南。[6]
——《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
曹操来了，无异于死神来了。死神来了，当然要跑。这是百姓很简单的想法，也是“携民渡江”的“民”之所来。
“背信自济，吾所不为！”
百姓跑路当然不是乱跑。他们拖家带口，又远离故土，人生地不熟，最好找个人带一带，顺便还能提供保护。
没错，这个人就是刘备。
曹操南征前，刘备奉刘表之命驻扎新野长达七年，其间治政有方、厚树恩德，“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可见早就有民心所向的趋势，百姓逃难跟着他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对刘备来说，带着百姓跑并不是最好选择，甚至本不应该成为他的选项之一。在南撤的路上，当时刘备身边已经有人表达了对带着百姓撤退的不解：“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而刘备给出的理由则是：
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
刘备南撤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保江陵”。作为南郡的治所，江陵地处江汉平原中心，水陆交通发达，物产丰富，人口密集，刘表在世时囤积了大量军需、粮草和战船在此，无疑是一座不可多得的战略要城。刘备只要率军快速占据江陵，依靠地理优势和充足的军备，与东边刘表长子刘琦驻扎的江夏形成掎角之势，便足以与曹操周旋，以待时变。
如果带着百姓走，刘备的行军速度将立刻被严重拖累，“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你刘备每天携老扶幼地走十多里路，人家曹操的虎豹骑可在后面马不停蹄地日行三百里追着，你能先一步赶到江陵吗？
从后面发生的事实看，显然不能。到不了江陵，那就只能转向与刘琦会合，一起守着江夏这座孤城。掎角之势不再，江夏当然守不住。到了这步田地，如果后来没有孙权决心与之联盟（当时江东很多主降派都持“杀刘备、奉曹操”的意见），跑了大半辈子的刘备也许就在此终结了。
所以，能在自身难保的最危急时刻，做出带着百姓跑路这种决定，刘备怎么看也不像是一名合格的趋利避害的政治家，也正因如此，直到现在还有人怀疑刘备是在作秀——如果是的话，用最后的生命和前途作秀，老刘也真够拼的。
当然，即使刘备不是合格的政治家，诸葛亮也是。除了要不要带着百姓跑，其实刘备此前还面临着另一个抉择——要不要拿下襄阳，而拿下襄阳这个建议由诸葛亮率先提出：
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
襄阳，是刘表在世时治理荆州的首府，更是自古以来的“天下之腹”，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刘备此次南撤，只要从樊城渡过汉水，襄阳便在眼前。当年诸葛亮在《隆中对》里说“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其中就暗含了襄阳非取不可的意味。这次刘表去世、刘琮请降失去民心是大好机会，诸葛亮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于是他当机立断，建议刘备抢在曹操到来之前攻下襄阳。事实上，刘琮当时不但不得人心，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惧怕刘备。刘备在襄阳“驻马呼琮”，而刘琮竟然怕得“不能起”，而“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如果得手，刘备只需一面据守襄阳，一面遣大将（关羽）守住樊城，再用水军封锁汉水，任凭曹操大军再多，短时间内没有一定规模战船的曹军也只能望江兴叹。
从风险收益分析看，诸葛亮的“攻襄阳”建议，确实冒了不小的风险。首先，襄阳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如若刘备强攻，刘琮、蔡瑁无论如何都会拼死抵抗；其次，吕思勉先生认为，襄阳城即使攻得下也未必守得住，因此这也并非万全之策。但比起刘备只是一味“带着百姓跑”的这种做法，攻占襄阳的策略已经可以说是瑕不掩瑜了。
攻打襄阳还是继续往江陵撤退，全在刘备一念之间。
很不幸的是，虽然史书上说刘备和诸葛亮这对君臣的关系“如鱼得水”，但在一开始，刘备其实并没有对这位军师言听计从。他放弃攻打襄阳，理由是：“吾不忍也。”《汉魏春秋》里则有更详细的描述：
备答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
不是强调兵力是否充足、襄阳是否城固、曹操大军是否逼近等攻城必须要考虑的条件，刘备放弃襄阳的原因与不肯抛下百姓时给出的“吾何忍弃去”理由一样，无关任何利益，只是一句简单的“不忍心”——刘表庇护了他七年，现在他不想背信弃义攻打他儿子的荆州。
经过刘表墓地时，他还专门前去祭拜了一番。
备过辞表墓，遂涕泣而去。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典略》
随后，刘备率军离开了襄阳，做出了这个可能会让他后悔一辈子的决定，因为后来即使拼上关羽的性命，刘备集团也没能拿下襄阳这个《隆中对》相中的北伐据点。
保存水军，留住青山
“不攻襄阳”外加“带着百姓跑路”，实际上就构成了历史上刘备“携民渡江”的全部内容。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添加的刘备号啕大哭、欲投江自尽等无比做作的情节，其实不仅没让人感受到刘备丝毫的“仁义”，反而把他推向了“伪君子”之列。在这一点上，《三国演义》的改编可以说是失败的，即使它在整体上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经典。
刘备南撤路线图
当年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就曾坦言刘备是能与他并论的天下唯二“英雄”，所以真正的刘备也绝不会像罗贯中笔下的那样只会哭哭啼啼、矫揉造作。
恰恰相反，刘备是一个争夺天下的枭雄，而枭雄的“仁义”必须是有限度的。
从樊城撤军时，刘备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分兵，就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
——《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
当时的情况，刘备的南撤大军虽然人数达到十万之众，但真正有战斗力的“被甲者”只占少数，如果受到曹军的攻击，这支军民混杂的队伍势必一触即溃，陷于险境。
因此，秉持经济学里“风险分散化”的原则，刘备的做法是与关羽分兵，命他率领主力一万水军乘船沿汉水而下，而他自己率领剩下的少数步兵，同诸葛亮、张飞、徐庶等人一起，与十多万荆州百姓尽量赶路，二者最终会于江陵。
说得简单点儿，就是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后来刘备自己虽然在当阳败得一塌糊涂：老婆丢了，辎重丢了，阿斗差点儿没了，重要谋士徐庶也因母亲被抓转投曹营……但是，关羽的一万水军好歹保住了。
这一万水军有多重要呢？同东吴联盟谈判时，诸葛亮挂在嘴边最多的是“关羽水军精甲万人”；赤壁之战后，刘备收荆南三郡，靠的是那一万水军；协助周瑜取南郡时，著名的“绝北道”之战也是出于关羽之手……可以说，刘备集团后来绝地逢生、时来运转迎来了春天，倚靠的从来不是什么仁义道德，而是扎扎实实杵在那儿的一万水军。
没有那一万水军，东吴凭什么跟你结盟，你怎么打下三郡，怎么“绝北道”？
乱世之中，军队才是王道。在诸侯混战中摸爬滚打了大半生的刘备，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面，就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刘备确实“仁义”，但他的“仁义”是有限度的。他没有像罗贯中笔下那样拼尽全力轰轰烈烈誓死护卫百姓，而是早早调离并保存了主力军队。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携民渡江”这场戏中，刘备扮演的只是一个带着百姓跑的“领路人”角色，而不是大家心目中的“保护神”。甚至，当面临曹军虎豹骑的猛烈攻击时，刘备连“领路人”这个身份也只好丢弃：
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
老婆孩子都丢了，百姓当然就更管不着了。
生死关头，刘备的确还是那个珍惜生命的枭雄。然而，如果我们以此站在道德的高地指责刘备假仁假义、惺惺作态，那就大错特错了。不攻襄阳，这是刘备的义；带百姓跑，这是刘备的仁。从逻辑上说，“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一个人做了好事，但没有做尽好事，他还是个好人。同理，刘备虽然没有仁至义尽，但确实有仁有义。
对此，当我们还在以各种阴谋论视角解读这段历史并试图抠出某些所谓的惊天真相时，距其一百多年的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早已做了非常公正客观的总结：
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汉晋春秋论·先主到当阳》
只此一点，刘备就无愧于仁君之名。
【编者按】
在生死攸关的局势下，刘备既以冷静的头脑，下令调离军队，保住了最后的军事实力，为日后争霸天下保留了火种，又用仁义之举赢得了荆州百姓的人心。“德不孤，必有邻”——十万百姓用他们的行动，证明了刘备的仁德，“携民渡江”也成为后人敬仰刘备的传奇故事。
于是，人们都认为刘备之所以能成就季汉霸业，正是因为他用仁行义举凝聚了人心。诚然，“仁义”确实是刘备在汉末纷争中争取人心的秘密武器，但正如携民渡江一事，刘备仁义之余不失理性，保留的军事实力才是他日后翻盘的关键。那么，当十余年后，刘备听闻关羽被害，不顾诸葛亮等人的反对而愤然东征，这又是为何？这次，刘备真的是因为“兄弟义气”而忽略了天下大势，不顾“联孙抗曹”的大计吗？从三顾茅庐到携民渡江，我们已然很清楚地意识到，刘备绝非一个感性大于理性的人。那么，他东征吴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下篇文章将揭示刘备的内心和他身后的人心向背。
参考文献：
史料：
［晋］陈寿：《三国志》。
［清］严可均辑：《全晋文》。
专著：
易中天：《品三国》，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
刘备东征真是为兄弟报仇？
不识字
夷陵之战，刘备败得真可惜！
蜀汉章武二年（222年）八月，随着“陆议大破先主军于猇亭”，历经一年之久的夷陵之战终于落下帷幕，刘备战败。
遭闻败绩，远在成都的丞相诸葛亮痛心地叹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诸葛亮仿佛从一开始就在否定刘备东征。
而早在出兵之前，翊军将军赵云也曾以“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为由，劝阻其伐吴。那么，刘备为何不顾反对，执意兴兵东征？
荆州人的主张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蜀汉众臣对东征的态度。
关于反对的声音，除了以上诸葛亮的“事后诸葛亮”和赵云的大段讲道理，有记载的还有益州从事祭酒秦宓曾阻以“天时不当”，此外便是《三国志·法正传》里的一句总括：“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
刘备的反应则是“一不从”：一概不听从。既不听诸葛亮和赵云的，又完全忽视其他人的，难道刘玄德当了皇帝就变得刚愎自用了吗？很多史学家都是这样认为的，但笔者以为，事实并非如此。
一封来自江东诸葛瑾的书信就能说明问题。吴、蜀交兵前，孙权曾遣诸葛瑾向蜀汉求和。于是诸葛瑾写了一封信给刘备，主要内容自然是一些希望两国和平的套话，但其中有一句很值得注意：
陛下若抑威损忿，暂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
——《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
他说：“陛下（刘备）如果能收回怒气，听从我的建议，就马上决断东征之事，而不要再和你的大臣们商议了。”这话有些奇怪。
按照《三国志·法正传》里的内容，蜀汉众臣几乎都在反对东征，而诸葛瑾有着相同的目的，他难道不应该劝刘备多听谏言吗？怎么会反倒希望刘备一个人专断此事呢？
伴随这个疑问，我们再回过头来探寻先前《三国志·法正传》里的那句“群臣多谏”，却发现翻遍史书，除了诸葛亮、赵云、秦宓三人外，所谓的“群臣”再无一人可查。由此可见，刘备绝非很多人想象之中的独裁者——他的身后至少站着一群支持东征的人。从诸葛瑾的书信里，我们甚至可以窥见正在极力要求出兵的群臣身影，而诸葛瑾如此急切地要求刘备立决此事，无非在担心他们会左右刘备的想法。
那么，这些劝刘备东征的“群臣”都是谁？张飞、黄忠、魏延、马良、廖立、霍峻、董和……在史书中，这一长串名单里的人，本该具有发言权却选择了沉默，这无疑是荆州人士（张飞除外）最好的表态。
当年刘备以穷困入荆州，正是得到了以诸葛亮、庞统为代表的荆州人士的效力，才有了三分天下的资本。后来入蜀时，他带出的兵是在荆州招募的青壮勇士，为他出谋划策的是庞统、马良等荆州俊才，关羽留镇荆州的兵士也是在本地培养起来的……可以想象，这二十年来，荆州人早已成了蜀汉政权的支柱。如今荆州失守，在蜀地的荆州人士刚刚经历了父兄战死、妻儿离散、故土沦陷，作为哀兵的他们，又怎么会无动于衷呢？同样地，处在“沦陷区”的荆州人也并未真正臣服于东吴的统治：
遣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蛮夷渠帅皆受印号，咸如意指。
——《三国志》卷三十九《马良传》
事实证明，在东征之始，刘备派出的荆州人士代表马良一入武陵，那些平日里没有动静的“蛮夷渠帅”便纷纷起兵响应，扰乱荆州后方。甚至在刘备兵败后，零陵、桂阳郡等地依然还有人在顽强地反抗东吴的统治：
备既败绩，而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
——《三国志》卷五十二《步骘传》
因此，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出于稳定军心的需要，素以“仁义”著称的刘备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坐视荆州人士的激愤而不顾的——这正是刘备执意东征的先决条件。
诸葛亮的想法
刘备是哀兵中的一员，但他更是一国之君。因此，刘备不能只考虑荆州人士的复仇需要便决断东征，他还得兼顾各方面的想法。比如，诸葛亮的想法。
在很多人眼中，这对曾经心无嫌隙的模范君臣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在这一次终于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不妨再回头来看看诸葛亮事后的那句叹息：“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诸葛亮说，要是法正还在就好了，他肯定能阻止刘备东征。然而，请注意时间，法正是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去世的：
先主立为汉中王，以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明年卒，时年四十五。
——《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关羽败走麦城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也就是说法正目睹了整个荆州事变。很难想象，作为刘备信任的谋主，法正会不就此事与刘备进行必要的商讨。在局势大变的情况下，未来与东吴是战是和，法正必然会给出自己的建议。如果按照诸葛亮所言，法正若还健在，一定能阻止刘备东征，那么，为什么刘备最后还是执意东征呢？
这说明，法正在很大程度上也支持东征。
因此，诸葛亮的那句事后叹息，重点其实并非前面的制主东行，而是后半句“就复东行，必不倾危”——他更强烈反对的是东征惨败。而在东征惨败的事实已然发生的情况下，他自然会有一种或侥幸或悔恨的复杂心理：要是法正还在就好了，他肯定可以阻止主上；就算去了，肯定也不会败得这么惨。
这无非类似平常人赌博输光家当后，发出“要是没上赌桌就好了”的感慨，何至于被人反复提及，当作诸葛亮反对东征的依据呢？
况且，先不论现下的情形如何，当年诸葛亮在草庐为刘备献上的千古《隆中对》，其中最基本的规划便是“跨有荆益”，而今荆州已失，东征之举何尝不是一种补救？诸葛亮为何要反对这个决策呢？这是明摆着的道理。
东吴的野心
只是，安抚荆州人士的需要和诸葛亮个人不反对，并不意味着必须进行东征。一个国家的决策从不单单出于个人意愿，关键在于政治形势的需要。
破除东吴图蜀的野心正是刘备东征的政治形势需要。在很多人看来，刘备东征是主动攻击，而东吴则是被动防守。但是，换个角度讲，刚刚取得荆州大胜的孙权难道没想过主动入侵虚弱的蜀地吗？
后权破关羽，欲进图蜀……
——《三国志》卷五十五《周泰传》
之前是曹操感慨得陇望蜀，如今却是孙权得荆望蜀了。又或者说，得荆望蜀本就是东吴的国策。
想当年周瑜还在时，他就有过与刘备共取蜀地的想法。后来鲁肃继为大都督，也是力图贯彻其早就规划好的“榻上对”，只不过动作轻而缓，属于鸽派作风。等到吕蒙掌军后，鹰派再次抬头，东吴军屡次与关羽产生摩擦，最后以白衣渡江的方式袭取了荆州。这样看来，下一步不是图蜀又是什么呢？
因此，当蜀汉内部还在考虑是否该出兵东征的时候，隔壁魏国的顶级军师刘晔早就扮演了预言家的角色：
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
——《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
蜀汉的出兵与其说是战略反击，倒不如说是以攻代守。在东吴取得荆州后咄咄逼人的图蜀攻势下，刘备一方只能通过高调东征进行表态：蜀汉虽失荆州，却还有一战之力，绝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这也恰好解释了后来夷陵大败，刘备退守白帝城，孙权的反应却是：
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
打赢了反倒害怕、求和，为什么？
因为刘备东征虽然失败了，但表现出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决心和“天子守国门”的气势，让孙权彻底断绝了图蜀的念头。
事实上，在北方强魏的虎视眈眈下，蜀、吴两国要想长久保持三分鼎立，便只有联盟一条出路，否则，鹬蚌相争的后果必然是渔人得利。
同样地，刘备去世后，邓芝使吴对孙权说的一段话也是同样的意思：
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三国志》卷四十五《邓芝传》
蜀、吴，唇齿之依也。经过夷陵之战，已失去鲁肃的孙权终于记起了这个道理。
必胜的把握
当然，刘备发起东征绝不仅仅是被动地以攻代守，在此基础上，他还有主动的战略目标——夺回荆州。要不是后来猛然来了一个陆逊（本名陆议），刘备对这个目标还是有必胜的把握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兵力优势。蜀汉的兵力：
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魏书》
这里的“支党”指的是刘备的先遣部队，有四万人，再加上刘备亲自统领的主力和黄权在北部防范魏国的军队，总兵力可达八万。而且，用诸葛亮的话来说，这些军队都是四方之精锐，战斗力极强。
再看东吴的兵力：
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
——《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陆逊能统领的军队大概是五万。
所以，刘备正面兵力既多于陆逊，掌军的经验和威信又远胜于陆逊（吴军中很多老将如韩当、周泰等一开始并不听服陆逊号令），只要不犯低级错误，开局的优势非常大——蜀军一开始势如破竹就是明证。
第二，魏国的“合作”。除了在军事实力上占据优势，更重要的是，刘备还有来自长江北面的“帮手”——魏国。
尽管曹丕斩了刘备派来吊唁曹操的信使，断绝了蜀、魏直接合作的可能性：
备闻曹公薨，遣掾韩冉奉书吊，并致赙赠之礼。文帝恶其因丧求好，敕荆州刺史斩冉，绝使命。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魏书》
尽管曹丕答应了孙权的请降，没有第一时间向东吴发兵，但这些都只是暂时的：
自魏文帝践阼，权使命称藩。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
刘备之所以发起东征，就是因为他很清楚，在外随着蜀、吴夷陵战局的扩大，在内有刘晔（他主张出兵联蜀灭吴）等谋士的劝谏，曹丕看穿孙权假投降，决定发兵只是时间问题。到那时，按照刘晔的设想，“蜀攻其外，魏攻其内”，为维持三国鼎立之势，东吴最好的做法无疑是向蜀割地求和，这也就意味着刘备东征将大获全胜。除此之外，即使曹丕还未发兵，魏国给东吴的震慑力也拖住了孙权的大部分兵力。（东吴全国总兵力有十五万左右，而陆逊只掌握了三分之一。）
总之，蜀、吴两方相持，随着时间的推移，胜利的天平最终将偏向刘备的一方。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谁也没想到陆逊天才般的一把火。
关羽的影响
厘清了国家层面的利害关系，最后再来谈谈争论最大的个人因素——关羽的影响。
很多人都认为，在东征这种关乎一国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面前，刘备如果还考虑和关羽的个人情感，也未免太狭隘了。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有些先入为主。
事实上，据《三国志》记载，刘备进行这次声势如此浩大的东征的唯一理由，就是为关羽复仇。
对，不是为荆州之失，不是为孙权背盟，而只是为关羽报仇：
先主……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
——《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
而诸葛瑾劝阻刘备东征的首要理由也是：
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
——《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
当然，出兵总得有个理由，于是很多人又说这不过是刘备打出的政治口号，用以掩盖其真实的意图而已。这种说法也有道理，但还是先入为主了。
据《三国志·刘晔传》载，其实早在魏黄初元年（220年），魏帝曹丕刚一登基，面对蜀、吴荆州事变，迫不及待地做起了“吃瓜”群众：“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
是的，曹丕直接问的是刘备会不会为关羽报仇而伐吴，而不是问会不会为荆州之失而伐吴。
试想，如果说为关羽复仇只是刘备东征一个假惺惺的口号，那么，作为蜀汉死对头的魏国君臣为何没有不留情面地扯下这块遮羞布，反而很认真地把它当作国事来讨论？由此可见，刘、关之情，天下共知。
因此，当魏国群臣几乎都说“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认为刘备会因蜀汉虚弱而不敢出兵的时候，还是那位顶级预言家刘晔给出了正确答案：
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
——《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
为了这“始终之分”，刘备东征势在必行。
还记得《三国演义》里的那句桃园结义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吗？世人皆以为此乃罗贯中凭空虚构之语，却不知其早有来源：
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
其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败走麦城；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刘备东征。
【编者按】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刘关张三兄弟的誓言，不仅存在于小说中，更是真真切切的历史。这段义薄云天的恩情激励了当时的蜀汉君臣，更流传千古，成为中国人精神文化的内核之一。刘备东征，并非他一意孤行，更是当时蜀汉君臣人心所向的共识——无论是感情上，还是理性上。
但是，天不遂人愿。刘备失败后，他面临的是蜀汉内部已隐隐呈现出来的矛盾和裂隙。在白帝城的病榻上，他该如何以他最后的理性面对这个危局？下一章的内容，我们会先从刘备托孤讲起，细数曹魏、蜀汉、孙吴三国是如何由兴而衰的——三国凝聚的人心，究竟有什么隐患，又是如何散失掉的。
参考文献：
史料：
［晋］陈寿：《三国志》。
专著：
［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注释】
[1] 曹操灭袁绍后，便将邺城作为自身势力的一大基地。建安十八年曹操授封魏公后，也将邺城作为自己封国的都城。——编者注
[2] 建安二十五年三月，献帝改元为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称帝代汉。——编者注
[3] 孙坚之死，史书有两种说法。据《典略》载，初平三年（192年），孙坚征讨刘表时，被刘表部将黄祖伏击，“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而据《英雄志》载，初平四年正月初七，孙坚遭吕公伏击，“公兵下石，中坚头，应时脑出物故”。——编者注
[4] 长江在流经今安徽境内时，由西南流向东北，因而划分出了“江东”与“江西”，淮泗地区在当时即被称作“江西”。——编者注
[5] 吕布、孟达均曾自比乐毅。据《英雄记》载，琅邪国相萧建驻于莒城，“保城自守，不与布通”，吕布给萧建写信，欲与其交好，信中提及：“布虽非乐毅，君亦非田单，可取布书与智者详共议之。”据《魏略》载，关羽被杀后，刘备迁怒于刘封、孟达不救，欲降罪二人，孟达惧而奔魏，临行前向刘备上表，表中曰：“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而《傅子》中也记载，当时“孟达去刘备归文帝，论者多称有乐毅之量”。——编者注
[6] 义阳郡为荆州属郡，汉末治所在安昌县，即今湖北枣阳市南；棘阳县在今河南南阳市南；汝南郡汉末郡治平舆县，即今河南驻马店市平舆县。从今南阳市到平舆县，距离约250千米，由此可见迁徙路途之远。——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