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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帝国荣耀 时运、铁血、权谋
唐太宗为什么一定要征讨高丽？
经略西土：唐朝在西域的经营失败了吗？续命百年：唐朝如何收拾藩镇割据？北方草原权力游戏的玩法强者崇拜：被征服也是一种荣耀失去的天命：清朝如何降服蒙古？
西晋王朝统一天下不久，皇室内部就为争夺权力展开血腥的斗争。最终，西晋在五胡入华的乱潮中轰然崩塌。此后，北方陷入长期的纷争战乱，这也引出了中华帝国历史上的另一个主题——胡汉之争。在帝国的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少塞北游牧民族的身影。有日本学者将中国划分为东南地区农耕民族的“东南弦月”与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西北弦月”。两大弦月之争贯穿了中国古代历史，此消彼长，在金戈铁马中互相建立着自身的霸业，书写了一段荣耀的历史。
中原王朝更迭，历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广袤的东北亚大草原上亦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游牧部族生生不息，那是因为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权力密码”。即使中原王朝势力强盛，亦无法完全打破草原上的规则，反之亦然。
“东南弦月”极盛的代表——大唐帝国，倾尽国力征服高丽，接下来又要面对日益壮大的契丹；同时又向西与吐蕃争夺西域。最终，唐朝在开疆拓土的道路上衰落：给帝国致命打击的安史之乱，与契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为防备吐蕃，不得不依赖藩镇，最终分崩离析。
大唐之后的中原王朝荣光不再，帝国的旋律开始进入游牧民族的乐章。在草原政权的运行法则中，强大的蒙古部落横空出世，撼动欧亚，“西北弦月”占尽上风。而不可一世的蒙古竟然被同是来自塞外、代表中原王朝的清朝统治者“降服”，此后再无弦月之争，帝国真正的大一统来临。
为什么两大“弦月”的斗争千年来难解难分？草原民族权力游戏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大清帝国又是如何打破这个千年格局的？本篇将带你一览中华帝国的边疆霸业，解开这些千古谜题。
唐太宗为什么一定要征讨高丽？[1]
徐飞
唐太宗在位期间，曾两次发起征讨高丽的战争。劳师远征，广征丁夫，靡费巨大，可以说是在透支唐朝的国力。大唐虽处盛世，家大业大，却也经不起这么折腾。
唐太宗身为一代明君，吸取了很多隋朝灭亡的教训。当初隋朝覆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隋炀帝三次征讨高丽，以致出现“男丁不足，役使妇人”的可怕局面，各地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天下大乱。
那么，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唐太宗为什么会像隋炀帝一样，一定要置高丽于死地？难道他不知道前朝实际上间接亡于征高丽之役吗？
有很多历史学者对此提出了看法，其中以唐朝要维系宗藩关系，不容他国挑战自己构建的世界体系为主。此外，还有渊盖苏文弑主、高丽违诏、援救新罗、收复辽东领土、雪隋代之耻、防止后乱、平定天下等具体原因。但是，笔者想从华夏民族的心理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东北亚的小霸王
首先，简单介绍唐太宗征讨高丽的历史背景。
据《史记》记载，在朝鲜半岛最早建立国家的是商朝的遗民箕子。武王伐纣灭商时，箕子率众东走，到朝鲜半岛建国，臣服于周朝。到了秦汉时期，燕人卫满东渡 水（今朝鲜大同江），灭了箕氏朝鲜，建立卫氏朝鲜。后来汉武帝出兵灭了卫氏朝鲜，在这里设立了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将朝鲜半岛正式纳入西汉的行政管辖范围。
东汉末年，辽东太守公孙康在乐浪郡南又设置了带方郡，三国曹魏时期，魏国版图还包含这块土地；直到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陷入动荡，这片地区才脱离中原的统治，落到了长白山地区的少数民族高句丽人手里。
在中原王朝大一统的空窗期，高句丽像藤蔓一样野蛮生长。强大起来的高句丽，四面开弓，北面的夫余、挹娄、寇漫汗，西北边的契丹、库莫奚，南边的新罗和百济，都不是它的对手，这些国族还成为它的附庸。就这样，高句丽成为在东北地区称王称霸的“座山雕”，日子过得好不舒坦。
但是，中原王朝政治上的空窗期总会过去。开皇九年（589年），隋朝灭南陈，并向北收复辽东地区，将边境线稳定在营州（今辽宁朝阳），与高丽形成了军事对峙。隋文帝还给高丽王写了一封诏书：
……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
——《隋书》卷八十一《东夷传·高丽》
如此咄咄逼人的言辞，令高丽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
开皇十八年，由于契丹归附中原，不再臣服于高丽，高丽竟然想染指辽西地区，出兵攻伐营州，隋文帝大怒，中原王朝就这样与高丽结下了梁子。隋文帝即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睺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途中遭遇大风，船多漂没，最后水陆两路军队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
严格来说，这场战争，只是隋文帝对高丽的一次军事反击，并非主动征伐。
然而，隋文帝的儿子隋炀帝征伐高丽，就是主动的战争行为。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以高丽不遵臣礼为由，下诏征讨高丽。事实上，高丽早已派使臣来隋朝称臣纳贡，作为边陲国家，即使有礼仪上的不当之处，也情有可原。炀帝曾警告高丽的使者说：“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与［突厥］启民［可汗］巡彼土矣。”这完全是一个借口。
隋炀帝此次征讨高丽，全军共计113.38万，号称200万，可以说是倾举国之力，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最后因指挥失误等原因，隋军大败，上百万人的生命葬送在辽水以东。
遭受如此惨重损失的隋炀帝，没有想着让天下人休养生息，反而于大业九年（613年）、大业十年又连续两次征战高丽，结果都以失败告终。隋炀帝耗尽了国家的元气，最终将隋朝送上了不归之路。
历史的舞台让给了大唐，然而大唐也跟高丽死磕上了。唐太宗破降突厥、平定吐谷浑、灭高昌后，将目光锁定在了这个东北小霸王身上。
于是，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御驾亲征高丽，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长达千里，声势浩大，揭开了新的东北亚大战的序幕。这次出征失败之后，唐太宗并没有气馁，也没有放弃征服高丽的目标，他多次训命边关进扰高丽。直到晚年，太宗还在命蜀地伐木造船，以备征高丽之用，结果引起山民暴乱，唐朝动用了数万大军，费了几个月才将起义镇压下去。可见差一点儿，唐太宗就落得跟隋炀帝一样的可悲下场了。
历史造成的不安全感
其实，隋唐两代统治者不惜消耗国本，远征高丽这样一个边陲小国，很大程度是根源于历史的不安全感。
自西周灭亡之后，宗周的统治已经名存实亡。中原各国，由于内斗不止，力量分散，开始面临周边其他部族的生存威胁。《公羊传·僖公四年》载：“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在当时，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之间的矛盾已经演化为种族之争；而尊王攘夷的齐桓公，“以此为王者之事也”。王道，是儒家对统治者的一种美好期许。
但是，齐桓公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华夏民族的进犯与袭扰，始终延绵不绝，成为中原文明生死存亡的巨大威胁，引起中原地区人们对未来的忧虑与恐惧。自西周末年以来，与周边少数民族持续进行的战争，使得中原华夏民族的心里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
在这种危急关头，中原的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强调“华夷之辨”，并提出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激进口号——华夷之防、华夷之别、以华制夷、以夷制夷、用夏变夷等等，期望以这种激进的思想，来唤醒中原民族的危机感，使大家团结抗敌。就连温和、中庸的孔子都担心，如果中原民族无法抵御外敌的入侵，那么自己将有可能“被发左衽”，跟他眼中的“野蛮人”一样。到那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明将彻底毁灭，人类社会将倒退到原始时代。
好在孔子的期望没有幻灭，在“尊王攘夷”口号的推动下，中原各个诸侯国都开始了积极的军事变革和政治变革。军事上，最典型的是赵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政治上，各国都在从封建贵族的领主制向中央集权的君主独裁制过渡。最终，在历史的合力作用下，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扫清六合，建立了大一统的君主独裁的中央集权帝国。秦帝国和后来的汉帝国，不管是施行霸道还是王道，不管是施行暴政还是仁政，有一点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屡次大兴讨伐北方游牧民族，有效地维护了中原农耕民族稳定的生活方式。
不过，形势也有变化。就在秦汉大一统之时，北方游牧民族也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帝国，那就是匈奴帝国。它先后征服草原上的各个民族，建立起东达辽东平原、西至天山南北、北控西伯利亚的庞大帝国，与秦汉帝国不相上下，并对后者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中原帝国因而不得不以强有力的姿态，动用一切资源，倾举国之力，与北方草原帝国展开殊死搏斗。西汉大儒董仲舒曾经明确表示，“夷狄不得与中国为礼……中国不得与夷狄为礼”。这是一种极其强硬的、势不两立的对外态度，并深深地影响了汉武帝。
高丽的悲剧命运
秦汉第一帝国灭亡之后三百多年，中原迎来了隋唐第二帝国，在此之间，中原大地已经历了长期的分裂动乱。国家刚刚重新统一，中原民族处于百废待兴、养精蓄锐的关键时刻。然而，隋唐两朝的统治者都迫不及待地发动对高丽的大战，其中的原因当然不简单。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对左右大臣讲：
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传·高丽》
唐太宗说的“天下大定”，既是指国内统一，也是指北方草原民族的没落。自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后，对中原王朝构成主要威胁的北方势力已被分割瓦解，自秦汉以来的草原民族侵扰中原的问题，此时已不再发生，北方少数民族已被中华文化同化。唯有东北地区还保有特色文化，在此地区建立牢固统治的国家，成为此时中原王朝边境最主要的威胁。至此注定了高丽逃不掉的悲剧命运。
尽管高丽一再俯首称臣，但是对于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而言，它的存在就是一种威胁。这不取决于高丽是否有进犯中原的意志，而取决于它的自身实力是否对后者构成威胁。当时的高丽在东北已经成为第一强国，如果放任不管，假以时日，它定有实力窥伺中原。
更何况，高丽在朝鲜半岛上的一系列小动作表明，它绝非一个安分守己的国家。武德九年（626年），高丽阻塞百济、新罗前往唐朝朝贡的道路，三国间互相侵扰。贞观十五年（641年），半岛局势大变，百济国王更迭，挑起与新罗的战争，后与高丽结盟，破坏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均势政策。贞观十六年，高丽强硬派渊盖苏文杀荣留王，另立新主，无视唐朝的宗主国地位。这一切虽然没有侵犯唐朝的边境，却让唐朝看到了高丽蠢蠢欲动的小心思。唐朝的确担心自己构建的世界体系遭到挑战，但更担心的是这个区域强国的野心。
另外，虽然在隋炀帝时期，北方突厥民族已经分为东西两部，不成什么气候，但是突厥跟匈奴一样都是骁勇善战的马背民族，隋唐两朝统治者都担心东突厥会与高丽联合起来。论单打独斗，隋唐帝国不怕任何一个，但是如果两个小弟沆瀣一气，那么大哥恐怕也招架不住，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所以，唐太宗为了杜绝“丧乱方始”，必须先发制人，对高丽进行毁灭性打击。这不是因为唐太宗好大喜功，也不是因为唐太宗喜好侵略，而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强烈的不安全感，让唐朝统治者必须消除一切可能的边境威胁。
事实也证明，高丽这个国家的确有窥伺中原的军事潜力，这可以从它屡次击退隋朝大军看出来。隋朝在平陈的时候只动用了50余万的兵力，而面对远比陈国弱小的高丽，却先后共计出兵200余万。唐太宗对高丽的多次征伐中虽然有一些取得了胜利，也占领了一些城池和土地，但是高丽政权依然苦苦支撑，拒不投降，可见这个民族的彪悍和韧劲。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驾崩，依照太宗遗愿，攻打高丽的计划被取消。不过，一向暗弱的唐高宗继位后，竟然也视高丽为自身的威胁，必须要除之而后快；而此时高丽爆发内乱，乾封元年（666年），掌权的渊男生、渊男建、渊男产三兄弟（渊盖苏文之子）受人挑拨相互猜疑，大哥离开平壤城视察，有人进谗言离间，对两个弟弟说：“哥哥十分厌恶你们逼迫他，计划铲除你们。”但是，弟弟们并不相信。又有人对哥哥说：“两个弟弟打算把你驱逐出去。”于是，哥哥派间谍前往平壤探听消息，弟弟捕获该名间谍，立即假传国王高藏王诏令，哥哥心生畏惧，不敢回到平壤，没办法只能请求唐朝出兵平叛，这给唐朝提供了可乘之机。唐高宗借此机会，以李 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丽。总章元年（668年）九月，各路唐军推进至鸭绿江畔，高丽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九月十二日，高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擒高藏王及渊男建，高丽亡国。
谁都想不到，这块硬骨头，隋炀帝、唐太宗两代雄主都没有啃下，却被后世眼里软弱无能的唐高宗李治啃了下来，这真是历史的奇妙之处。
【编者按】
为了推进中原王朝的霸业，唐太宗甚至冒着隋炀帝亡国之失的风险，征伐高丽。不过这一次，大唐帝国大获全胜。北定突厥、东平高丽，盛唐就如当年灭卫满朝鲜、出击匈奴的强汉一样，成为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巅峰时代的象征。
如同汉帝国一样，唐帝国接下来将目光锁定在了西域。不同的是，这次大唐帝国经略西域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以往中原王朝没有面对过的对手，它对唐朝经略西域的霸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唐朝在西域的霸业究竟能否成功？请看下篇。
参考文献：
史料：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
专著：
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朱立熙：《韩国史——悲剧的循环与宿命》，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
杨雨蕾、魏志江、蔡健：《韩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
经略西土：唐朝在西域的经营失败了吗？
王满损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强盛王朝。唐朝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使它成为亚洲强权时代的支配性力量之一，而唐朝与其他支配性力量如吐蕃和大食，最直接的交流和冲突就发生在一片各种势力缠绕的土地上。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西域。
唐朝对西域进行了自己的探索与经营。一直以来，唐朝在西部边陲的武功被后代赞颂宣扬不绝。但是，近来也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如认为唐朝在与不同强权势力的斗争当中，对西域的经营是完全失败的。问题是，他们经营的西域究竟指哪里？他们在西域的经营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
断其“右臂”：唐朝早期经营西域的历史
唐朝早期对西域的经营是从摧毁突厥的霸权开始的。
突厥汗国是原先在柔然统治下的阿史那氏部族于552年在今蒙古国地区建立的古代帝国，一度控制漠北、中亚等柔然故地。全盛时，其疆域东至辽海，西抵西海（今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至阿姆河以南。突厥汗国建立了官制，有律法，有文字，与一般的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截然不同。立于和硕-柴达木湖畔的《阙特勤碑》，以史诗般的词句赞扬了东突厥汗国名将阙特勤的事迹，追溯了突厥汗国的历史：
当上面蓝天、下面褐色大地造成时，在二者之间［也］创造了人类之子。在人类之子上面，坐在我祖先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他们即位后，创建了突厥人民的国家和法制。
［这时］四方皆是敌人。他们率军征战，取得了所有四方的人民，全部征服了［他们］。使有头的顿首臣服，有膝的屈膝投降，并使他们住在东方直到兴安岭，西方直到铁门［关］的地方。
他们统治着二者之间的没有君长的蓝突厥。他们是英明的可汗、勇敢的可汗。他们的梅录也是英明、勇敢的；他们的诸官和人民也是忠义的［直译：正直的］。因此，他们这样统治了国家，他们统治了国家并创建了法制。
——译文参照林幹：《突厥与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
然而，曾经东西绵延万里的突厥帝国，在唐朝建立前（隋开皇二年，582年）就已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大部，实力严重削弱。从隋唐王朝东北部边境到阿尔泰山以东，为东突厥；从阿尔泰山以西一直延伸到咸海和波斯，为西突厥。阿姆河南岸以及阿姆河与莫夫河之间的边境地区把西突厥与波斯分开。兴都库什山以北的整个吐火罗地区都囊括在西突厥的疆域之内。
唐朝建立不久之后，原本在西域绿洲诸国建立了霸权的西突厥汗国也渐渐衰落了。这时唐朝乘虚而入，唐太宗与唐高宗在位的几十年时间里，唐朝逐次消灭了突厥在西域的残余势力，将西域的高昌、龟兹等国纳入版图。此举与当年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以断匈奴“右臂”一样。在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强权的争夺中，西域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
征服西域的前期，在唐太宗的坚持下，唐廷在刚征服的天山南麓的高昌设立了伊州、西州、庭州等，建立了与中原汉地相同的州县制度。后来在征服天山北部的西突厥残余势力和天山南麓的焉耆、龟兹等国时，唐朝在龟兹设立安西都护府，又在新招抚地区设立羁縻州府制度。所谓“羁縻州府”，即册封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为王公，仍旧由他们统治当地，但是羁縻州府负有纳贡并为西域唐军提供兵源、资粮等义务。事实上，中央王朝已经将这些具有一定自主权的羁縻州府视为本国疆土的一部分。
著名的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就是这时设立的军事重镇，隶属安西都护府，镇抚着归入大唐疆土的天山南麓的土地。此时，大唐王朝直接统辖的政治区域已经伸延到帕米尔地区。唐太宗自豪地说：
曩之一天下，克胜四夷，惟秦皇、汉武耳。朕提三尺剑定四海，远夷率服。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疏勒》
即使在突厥人中，唐太宗的威信也非常高——草原民族多崇拜强者。唐太宗也利用了这一点，他采取突厥对个人表示效忠的传统，把他们笼络在身边，他们也都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然而，唐太宗并没有掉以轻心，他了解突厥对于大唐边陲始终是个威胁。这时西域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突厥的复兴，而被设立羁縻州府、分而治之的突厥部落，也并不甘心就这样臣服于唐王朝，这为后来兴起的吐蕃王朝联合突厥介入西域事务提供了契机。
百年宿敌：唐、蕃激烈争夺安西四镇
唐朝接替突厥掌控了整个西域局势之后，随着吐蕃王朝的兴起，青藏高原孕育的部族开始向四周扩张，与大唐的冲突不可避免。从此，西域地区的主旋律演变为唐朝与吐蕃对西域统治权的激烈争夺。
事实上，吐蕃王朝是唐朝西南地区的主要边患，而唐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吐蕃连年进取，在吐谷浑多次打败唐军，并北连突厥侵入西域之时，唐朝仍然将王朝的主要精力放在东北进攻高丽。高宗咸亨年间（670—674年），安西四镇已经渐次易手，安西都护府也不得不退至碎叶。
到了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唐朝多次从吐谷浑进军，甚至打出了直捣吐蕃都城逻些的旗号，但均告失败。《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唐朝在四镇失守之后又开始谋求反击。仪凤四年（679年），天山地区的西突厥十姓部落联合吐蕃，意欲脱离唐朝控制。于是，西州都督崔知辩率军出击吐蕃，打败了多次在青海大败唐军的吐蕃将领，一举收复天山以南，重设安西四镇。这时安西四镇已经不止于过去镇抚地方之用，还不得不承担起隔断吐蕃、突厥两番，防范入侵的重要军事作用，之后武周于天山以北新置北庭都护府，吐蕃、突厥南北互通的渠道就此切断。
此时，就在唐朝与吐蕃战况胶着之际，东突厥势力又趁着唐朝边防相对空虚之际重新兴起；中原王朝内部也不安宁，平定徐敬业事变同样牵扯着唐王朝的精力。一些唐朝士大夫曾幻想不费大唐一兵一卒、单凭一项羁縻政策就能安抚西域，加之武则天在平定徐敬业事变之后，为了笼络人心，宣扬自己将“行乎三皇五帝之事”，于是主动弃置四镇，只留下当地部落贵族军队负责镇守。唐朝主动弃置安西四镇的后果，就是垂拱二年（686年）吐蕃乘虚而入，掌制了天山南麓的西域，也攻占了没有中央唐军驻扎的四镇。
武则天在处理了李唐内部问题后，已少后顾之忧；这时的武后好大喜功，四镇落入吐蕃之手，也给了她炫耀武功的机会。长寿元年（692年），武周重新发兵进军西域，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率军征战四年，终于收复四镇。这时吐蕃在西域诸国的统治已历六年之久。武后已经不再相信羁縻政策能有效掌控西域，重新在西域驻扎重兵。自此，中原王朝紧紧地将四镇握在自己手中，结束了吐蕃控制西域的局面。随后的几十年内，吐蕃数次试图进攻西域，都以失败告终。
在此之后，大食，也就是阿拉伯帝国，渐渐登上了中亚历史舞台，并且渐渐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之后的几十年里，吐蕃在与唐朝争斗时，又与大食渐渐发生矛盾，在三方的纠纷当中疲于奔命。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唐朝国势趋于极盛。天宝六载，唐军在高仙芝的率领下，平大小勃律，在西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胜利，扬威西土，拂菻（拜占庭帝国）、大食等国都来与大唐相通。天宝十载，高仙芝率军与大食战于怛罗斯，大败而归，安西精兵元气大伤。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不得不调西域之兵回到中原，任由吐蕃接管整个西域。至此，唐朝国势走向衰颓，再也没有能力经营曾经的西部国土了。
“张我右掖”：唐朝在西域的经营难言失败
唐朝在西域开疆拓土，功绩直追两汉，是历史上少有的扬兵威于西域的王朝之一。但是，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国运也走上了下坡路，无暇在西域耀武扬威、再逞军功了。但是，我们能否因为唐朝经营西域有过几次反复，最终失掉西域，就认为唐朝在西域的经营失败了呢？
事实上，总体来看，唐朝前期在西域的统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比较成功的。
首先，唐朝退出西域主要是战略性撤退而非经营失败。西域作为唐朝边陲，族属构成纷乱，多方关系复杂，不在汉人传统农耕文明的范畴之内，因此中央只能采用羁縻州府制度进行控制，很难在这里建立与帝国彻底融合的有效统治。吐蕃地处青藏高原，土地贫瘠，对外扩张则是民族发展的必然之计。在唐朝与吐蕃的长期竞争当中，西域是吐蕃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必争之地，而中原地区是唐朝立国之本，是战略上的重中之重；唐朝后期由于内乱没有能力再次经营西域，对此地进行战略放弃也是被迫之举，而非在西域统治竞争中彻底失败。
其次，对西域的经营，降低了唐朝受到西南边患直接威胁的可能性。在唐太宗开始出兵西域、整肃突厥残余势力之前，敦煌一直是国家西部边陲的桥头堡，直到唐军占领高昌国、设立西州之后，西部桥头堡的位置才真正发生改变。垂拱二年（686年），在唐朝弃置安西四镇之后，吐蕃联合突厥侵占了整个西域，军队直抵敦煌；至于安史之乱后，西域失守，更有吐蕃军队趁着唐朝内乱之际东进长安，大唐都会惨遭劫难。可见，如果没有西域作为缓冲，华夏腹地将会更容易地暴露在外族的威胁之下，西域的战略地位可见一斑；而唐朝前期成功地遏制了吐蕃东进的势头，也防止了突厥与吐蕃联合形成对大唐更大的威胁，可见，唐朝在西域的统治达到了其设定的战略目的。
事实上，吐蕃管辖西域之后，不得不面对阿拉伯帝国东扩的局面；两大亚洲强权的碰撞是一场耗时长久的竞争。唐朝后期，吐蕃为防范和抵御阿拉伯帝国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较少对汉地构成直接威胁了。
再次，大唐通过招抚并统治西域诸国，重现了大汉荣光，提高了唐人的自豪感。唐人对汉朝有着极其强烈的向往之情，试图在西域和东北重新建立大汉王朝的功业。唐人在诗文当中不自觉地流露出在西域建功立业的想望，这与唐朝科举制重视《史记》《汉书》等汉代史书不无关系。相比汉朝，唐朝在西域的疆土更为广袤，虽然东北版图尚无法覆盖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置的乐浪郡，但是，国家在西域的接连胜利也已经满足了这种想望，在唐人的头脑中重现了辉煌的大汉荣光。例如，唐代诗人“汉皇重色思倾国”“武皇开边意未已”等著名诗句，都以汉家故事比拟本朝，此类语言表达习惯正是这种心理状态的自然流露。
因此，尽管唐朝随着国势的倾颓退出了西域统治权的争夺战，但唐朝在这个强权时代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不容抹杀，经营西域的功业也不容否定。
大历七年（772年），因河西走廊被吐蕃攻陷，已与中原联系断绝多年的北庭都护府遣使来到长安。唐廷君臣得知孤悬西域的唐军仍在坚守，莫不垂泪，唐代宗为此下诏：
以威以怀，张我右掖，稜振于绝域，烈切于昔贤。微三臣之力，则度隍踰陇，不复汉有矣！
——《喻安西北庭诸将制》
无论如何，唐朝军人在西域乃至更远的中亚地区构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都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几笔之一。正像唐人向往汉朝荣光那样，后人也长久沉浸在唐朝张扬的凛凛威风的想望之中。
【编者按】
安史之乱彻底打破了大唐帝国的盛世，对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大唐帝国荣光不再，内部藩镇林立，为了维护统治，唐廷只得专注国内，再无力开疆拓土，稳固边陲；另一方面，一些曾经臣服于中原的草原民族，开始慢慢发展起来，成为日后中原王朝的劲敌。让我们先来看看，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该何去何从。
参考文献：
史料：
［宋］李昉：《文苑英华》。
［清］董诰等辑：《全唐文》。
专著：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论文：
荣新江、文欣：《“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海滨：《试论唐人的汉代情结在西域的现实对应》，《昌吉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续命百年：唐朝如何收拾藩镇割据？
流惜子
我们日常能接触的历史信息都在告诉我们：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进入藩镇割据的时代。更有甚者，在一般人眼里，唐朝到安史之乱好像就忽然打住了，不想之后居然还存在了一百多年。至于发生了什么事，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大家只喜欢盛世，那种节度使混战的衰亡时代，有什么必要关心？
藩镇真的都是割据吗？节度使真的都是拥兵抗上的军阀吗？
历史上并非如此。唐后期的藩镇事实上变成了普遍的一级行政区，相当于今天的省。把藩镇与割据不加分辨地混为一谈的看法，没有什么道理。
藩镇是怎么形成的？
在了解一团乱麻的藩镇史前，先得说说藩镇是怎么形成的。藩镇源于唐玄宗时代的节度使与采访使的权力合一。在唐朝前期，行政区划只分两级：州和县。中央直管各州，州下辖各县。但是大唐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国家直接管着三百多个州，难免力不从心，又怕在州上再设置一级行政机构后，会引起东汉末年的割据局面，于是采取了折中办法，派中央大员到地方去，作为只有监察权但没有行政权的采访使，后改称观察使。观察使有固定的监察区，就被称为道——在玄宗时代，一共有十五个道。
实际上，这还是汉朝的老路子。东汉时，地方行政机构分为三级：州、郡、县。此“州”非彼“州”，唐代的州相当于东汉的郡。有意思的是，东汉的州是怎么来的呢？在西汉武帝时，为了监察地方，武帝下令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每州派遣一名刺史——同样是只有监察权而没有行政权——来监察各郡、县的官吏。
可是后来刺史的权力越来越大，到了东汉后期，州成为正式的行政建制，在郡之上，而刺史也相应地获得了州的行政权；再后来，刺史不但获得了行政权，还开始掌握军权，并拥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州牧。《后汉书》如是记载：
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
——《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传》
于是，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成为东汉末的第一个“州牧”。此后各地的州牧纷纷设立，割据一方，拉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
说到这里，读者恐怕就能想到，唐朝设立的观察使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剧本早就写好了。
唐朝玄宗时期，战争规模巨大、次数繁多，原有的府兵制向募兵制转化，在边境上形成了新的大军区，由节度使总管辖区内的一切军事事务。节度使和观察使二者权力都很大，但如果权力不合二为一，不同时拥有军、政权是无法形成割据的。节度使、观察使分立这一点，与东汉时还是不同的。
但是玄宗末年，出现了第一个利用皇帝宠信而实现二者合一的节度使——安禄山，这样，他就相当于把他管辖的河北道变成了自己的地盘，所以才有同中央叫板的实力。天宝十四载（755年），他终于掀起了安史之乱——唐朝历史的转折点。
这次叛乱规模太大，唐廷猝不及防，为了方便兼顾各条战线，必须分配各战区，而观察使与节度使并行的二元体制显然无法适应战局，于是唐廷为平叛而设置的一系列节度使，已经实现了二者权力的合流：一级行政区节度使也兼观察使，拥有辖区内的军政监察权力，管辖属下州县。唐朝的行政体制至此由二级变为三级。
非常时期，当然要赋予非常权力。
安史之乱时期的各节度使权力极大，比如平叛的头号功臣郭子仪、李光弼，都是大节度使。但是，权力一旦放出去，就不好收回来了。于是河南、江淮地区的不少藩镇就这样实际脱离了朝廷的掌控；再加上唐廷无力彻底平叛，对于河北地区投降的那些安史降将，只能保留他们的原始地盘，让他们继续当节度使，著名的割据“大佬”河朔三镇——范阳、成德、魏博节度使就是这么形成的。
唐代宗收权
于是在宝应二年（763年）安史之乱刚刚平息后，登基不久的唐代宗发现他面对的局势是：整个帝国的北部，自己已经无力掌控，权力被十几个兵强马壮的节度使瓜分殆尽。可是国家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朝廷无力也不敢轻动藩镇，对安史系统的河北藩镇只能姑息容忍；而对京西北[2]、河南、巴蜀等地区的那些翅膀硬了不听话的藩镇，则动用各种手段，翻云覆雨，试图把它们重新纳入朝廷的轨道。
在暗中调配藩镇权力的同时，唐廷还在明面上积极培养新的禁军——神策军。广德二年（764年），吐蕃人乘虚而入打入长安，代宗仓皇跑到陕州避难的时候，各镇军队居然没有及时赶来勤王，只有宦官鱼朝恩率领的一支边军——神策军火速救驾。
此事对代宗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由此明白拥有一支强大中央军的重要性。拥有一支能够掌握的军队，不但能保护中央，在讨伐不听话的藩镇时也不至于无兵可调，只能靠藩镇互相攻击。同时，在这个时候，藩镇已经在全国广泛设立起来，只不过在北方重兵云集的地方多为节度使，南方财赋之地多为观察使，而唐廷始终未失去对南方广大地区的控制。
不得不说，唐代宗是一位尚可称道的政治家，稳住了国家百废后缓慢兴复的大局，局势确实大有可观，河南、江淮地区的很多藩镇重新归朝廷控制，河朔藩镇也比较恭顺，没有挑起战端。
“中二少年”与四镇之乱
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登基后，情况骤变。德宗是个血气方刚的“中二少年”，做梦都想着在自己手里中兴高祖、太宗创立的辉煌基业，上台以后立马彻底改革唐朝的税制——变租庸调制为两税法。搞完经济后就该搞军事了，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不听话的藩镇全部干掉。
恰逢建中二年，河北割据藩镇成德镇的节度使李宝臣死了，该镇要求遵循割据藩镇的习惯，自立李宝臣之子李惟岳继位，请朝廷批准。德宗觉得：“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这不是撞上门的机会吗？于是大笔一挥，发动各镇军队，猛打成德藩镇。
李惟岳兵败，为部下所杀。唐廷想趁机一鼓作气消灭藩镇之患，于是用尽各种手段挑拨河北诸镇自相残杀，没想到玩过了火，平定成德的河北诸镇对唐廷积怨颇深，四大割据藩镇节度使范阳朱滔、魏博田悦、淄青李纳和淮西李希烈又联合起来造反，还自封为王，史称“四镇之乱”。
四镇之中，尤以身居唐朝腹心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对唐廷威胁为大，这个丧心病狂的疯子最后居然称帝，杀戮遍及河南。唐廷有马燧、浑瑊、李抱真等猛将，军队虽然尚可一战，但毕竟还没从安史之乱中恢复过来，财政非常紧张，在各个战场只能与割据藩镇形成拉锯局面。为了打破僵局，唐廷只能不断从京西北藩镇抽调边军增援河北战场，最后又激起了泾原兵的叛乱，叛军攻入长安，拥立范阳节度使朱滔之兄朱泚为帝，史称“泾原兵变”。德宗抱头鼠窜，逃到奉天县（今陕西乾县）和梁州（今汉中），唐廷险遭灭顶之灾。
贞元元年（785年），朱泚之乱被平定。唐廷为了平定这场叛乱，只能承认河北藩镇割据的既成事实，在整个贞元年间（共二十一年）都采取姑息政策。“中二少年”德宗在朱泚之乱中受惊过度，刚登基时经略天下的锐气就此磨平。
但是，不能说德宗一无是处——毕竟割据的只是小部分地区，二十年的长期和平使得国家大部分地区恢复了元气，积攒下了丰厚的经济储备，为日后宪宗大展宏图奠定了基础。
同时，因为四镇之乱的影响，唐朝在本来铁板一块的河北安插进了两个亲朝廷的桥头堡——义武节度使管辖的义武军和横海节度使管辖的横海军，再加上朝廷重镇昭义军在太行山东麓还拥有磁、邢、洛三州，从此河北也是朝廷与割据势力犬牙交错的态势了。
中兴皇帝唐宪宗
贞元二十一年，德宗的孙子宪宗，在把他病重的爸爸顺宗赶下台后，[3]成功登基——有唐一代最伟大的中兴皇帝出现了。大概是觉得少年皇帝好欺负，德宗在位那么多年，在藩镇面前一直都是个忍气吞声的“小媳妇”，唐朝廷的两大后花园——向来稳固的剑南西川和浙西两镇，居然也想效仿河朔藩镇搞割据。宪宗力排众议，坚决平叛，大刀阔斧地解决了螳臂当车的两镇，天下为之震动。
宪宗的宏伟目标是实现真正的全国统一，在全面清理国家积弊，整顿内政的同时，元和四年（809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后其子王承宗“自为留后”，宪宗派大军讨伐成德，虽无功而返，却发现河朔三镇中的弱点竟然出现在素来最嚣张的魏博镇。
元和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后，军中擅立其堂叔大将田弘正接任。此人是坚定的亲朝廷派，上台后立刻全面倒向朝廷，上户籍，纳赋税，交出人事任免权，自此，在以后平叛战争中，魏博始终冲在第一线。这一下可乱了割据藩镇的阵脚，范阳、成德再也不敢造次，河北一片宁静，唐宪宗也终于能腾出手来收拾头号心腹大患——淮西镇。
占据今河南南部申、光、蔡等州的淮西节度使，虽然身处大唐的心腹之地，被中央势力包围，却是铁杆割据势力，安史之乱后半个世纪都没有归过“王化”。元和九年继任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更是四处煽阴风点鬼火，还想直接派兵威胁漕运，宪宗于是打算拿它开刀，立天下之威，由此进行了四镇之乱后唐朝规模最大的战争——淮西之役。但是战役初期，因指挥不统一，唐军虽具有压倒性的兵力优势，但仍然被主场作战的淮西军各个击破，战局极为不利。
同时，又有更加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与淮西勾结的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居然暗中派出刺客，于长安大街上刺杀了主战派宰相武元衡，一时朝中人心惶惶，皆主张退军。勃然大怒的宪宗力排众议，倾全力支持平叛，派遣同样遇刺受伤的宰相裴度亲自到前线指挥。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神策军大将李愬发动“斩首行动”，在一个雪夜奇袭蔡州，俘获吴元济，淮西平定。
至此，还在抗上的只剩占据山东地区的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了。宪宗也不客气，元和十三年，大军三面合围淄青，次年淄青兵杀李师道，投降朝廷。淮西、淄青相继覆灭，范阳、成德两镇恐惧异常，主动向朝廷交出节度使之位。中原藩镇中不那么听话的宣武镇等，也立即遣使入朝，服从朝廷号令。唐朝至此在安史之乱后第一次实现真正统一。
唐廷认识到，彻底削平藩镇不可能实现，不如尽最大可能使藩镇体制适应唐朝的统治需求。从这时到唐末僖宗时期，是藩镇局势的稳定期，全国大致有五十个藩镇左右。
唐朝的藩镇结构也终于在元和时期成形，可以分为四类：
一、河朔割据型：主要分布在河北地区，半割据状态，不向朝廷上户口赋税，完全自任僚属。
二、中原防遏型：主要分布在山西、河南、山东河朔周边地区，负责重兵防范河北藩镇。
三、边疆御边型：主要分布在京西北、陕甘等地，负责防备吐蕃、回纥等。
四、江南财源型：主要分布在南方，负责向朝廷提供财政支持，兵力薄弱。
值得一提的是，宪宗年间对藩镇体制进行了改革，取消了节度使对下辖各州军队的指挥权，同时赋予各州自行支配财赋的权力。这一改革在当时作用不甚明显，却是后周北宋时期肢解节度使权力的滥觞。
在河朔三镇外的其他藩镇，基本上是朝廷的普通政区，朝廷握有包括人事调动权在内的正常权力；哪怕是河朔三镇，也只能保持半独立状态，不仅节度使在名义上要受朝廷任命，而且朝廷一有战事，这些藩镇照样要派兵援助。也就是说，割据的藩镇事实上只占唐朝藩镇中极小的部分罢了。因此，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并不像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唐王朝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支撑了近百年，而不是像东汉那样很快就走向了灭亡。
安史之乱后的国策
唐朝能在安史之乱后维系上百年，依靠的国策就是：保持藩镇之间的势力平衡，使得中央神策军对一个藩镇和几个藩镇的联合势力能保持绝对优势，并主要利用藩镇来制衡藩镇。
这样的稳定局面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在这期间，除了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年）的李同捷沧景之乱和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的刘稹泽潞之叛外，基本没有发生过较大规模的藩镇战争。这一稳固体制从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庞勋起义开始动摇，到黄巢起兵后国家大乱，唐廷再次远走成都，各地藩镇剧烈变动，拥兵自重，彻底变成军阀，那是唐末最后一二十年的事了。
到昭宗年间，唐廷彻底受制于京西北藩镇的控制，中原则变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宣武节度使朱温两大强藩的对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朱温最后推翻了大唐王朝，建立后梁，为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唐朝藩镇史画上了句号。
藩镇本身的历史，还要延续至五代和宋初半个多世纪。正如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所说：“唐朝政权从763年一直苟延残喘到874年……唐政权对755—763年灾难反应的各种改革，却未能阻止其最终崩溃。唐王朝于907年灭亡，宋王朝，统一中国的下一个统治王朝，直到960年才建立。事实上，统一政权的空白期从874年一直延续到979年，而且，中华帝国并没有完整地重新统一，它在四面八方都丧失了边缘领土。”
【编者按】
安史之乱打破了大唐帝国的格局。在中原，唐廷与各地藩镇斗智斗勇；在帝国的边疆，一个原本不起眼的草原部落正在慢慢积蓄力量。有趣的是，安禄山之所以能够坐大，也与这个草原部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草原部落就是曾经臣服于高丽的契丹。
唐灭高丽后，东北亚草原上形势的变化，给了契丹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契丹民族把握住了天赐良机，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最后成为一个能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的草原强权。那么，契丹是如何一步步登上历史巅峰的呢？这背后又蕴藏了怎样的历史规律？下篇将揭晓契丹的创业史和草原上的秘密。
参考文献：
史料：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
专著：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北方草原权力游戏的玩法
钊君
熟悉古代历史的人都知道，从秦汉建立统一大帝国开始，北方蒙古高原上不断兴起的草原部落，对于中原王朝一直构成强大威胁。中原王朝只要一势弱，北方的草原民族就会对汉族的生存空间进行压迫式进攻。所谓的“统一”与“分裂”，多数情况下包含着草原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对峙。
为什么北方蒙古高原一直不断出现游牧政权，并持续几千年对中原王朝构成战略威胁？为什么在历史的进程跨过唐宋变革的门槛后，屡次出现草原民族成功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逆袭”？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北亚草原地带，有一套“草原民族权力游戏”的密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背后，是一套迥异于汉族政权的生存法则。我们就以契丹族为例，来尝试解释这套“草原民族权力游戏”的密码。
小部落大智慧
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并非如孙悟空般横空出世于“塞北草原”之上，而是遵循着北亚游牧政权更迭的基本法则，经历了百余年的筚路蓝缕，更凭借着一丁点儿的“运气”，最终才由一个蕞尔小邦发展成历史上和《天龙八部》中那个人人耳熟能详的北方强权。
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有这样一则传说。契丹的祖先是一个被称为奇首可汗的人，他居住在“松漠之间”[4]，生的八个儿子分别组建了八个部落，契丹族人便是这八子的后代。当然这只是一则传说，不是事实，但传说也非空穴来风，往往包含了部分史实。根据现在的人类学研究，契丹族很有可能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分为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八个部族，自北魏起至唐初，世代居于辽水之畔、松漠之间。不过，契丹八部落并非各自分散，而是组成了一个部落联盟，每三年选举一次联盟最高统治者。
目前，史书上所知最早的契丹部落联盟酋长名为大贺咄罗，他大概生活在隋末唐初之时。当时的契丹，尚不过是东北亚众多小部族中的一支。在契丹的东北方是强大的高丽，西北为彪悍的突厥汗国，南方则是国势日隆的大唐王朝。为了生存，处于诸多东亚强权包围下的契丹，必须做出它的政治选择。
最初，契丹主要在突厥与唐朝两大势力间摇摆不定。大贺咄罗在唐初曾屡次侵扰大唐的边境，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又曾向大唐进贡。之后的酋长大贺摩会于贞观二年（628年）决定不再依附于突厥，率部降唐。突厥曾向唐朝提议，愿意用依附于其的梁师都换取对契丹部落的控制权，但遭到了唐太宗的拒绝。
契丹在突厥与大唐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被部落联盟的下一任酋长大贺窟哥改变。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大贺窟哥做出了一个决定契丹民族未来命运的选择——他将契丹的命运押注于大唐王朝之上，举族内属大唐。
大贺窟哥的举族内属，使契丹成为第一个主动归顺大唐的东北亚民族。这令唐太宗龙颜大悦，更令其对契丹高看一眼。他不仅敕封大贺窟哥为归顺郡王，官拜松漠都督，还赐国姓李。一看唐太宗高兴了，大唐上下自然对契丹这个“小老弟”照顾有加，而契丹搭上大唐这部极有潜力的“顺风车”后，在大唐的“羽翼”庇护下自然一步步走向强大。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部族在老大哥大唐（此时应该叫大周）的庇护与支持下，已历近百年的休养发展。相较早期聚族而居、松散分离的部落联盟，契丹政权已有长足进步。此时契丹领袖是大贺窟哥的孙子，大唐为了表彰契丹的忠诚给他赐名李尽忠。然而讽刺的是，这个李尽忠却一点都不向中原王朝尽忠，相反他认为契丹羽翼已丰，不再甘于成为中原王朝附庸。于是，契丹族人在李尽忠的带领下，联合归州刺史孙万荣发动了反抗中原的行动。
武则天听闻契丹反叛，十分震惊，不仅将李尽忠改名为李尽灭，还亲命侄子武三思为帅，三度兴师讨伐，意图一举平灭契丹。不料契丹人的战斗力极为强悍，大周讨伐契丹的军队屡战屡败，战局毫无进展，甚至当年为大唐扬威西域，打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的一代名将王孝杰也在战争中坠谷殒命。无奈之下，武则天只得找来后突厥默啜可汗充当外援，南北夹攻，加之李尽忠因病身亡，契丹群龙无首，中原王朝方才平定契丹叛乱。
契丹的这场叛乱虽然最终被中原王朝镇压，但它深居塞北草原，中原王朝在平定叛乱后，也无法通过武力强行控制契丹各部，只能眼睁睁看着契丹独立自主、逆风高飞。
安禄山与吐蕃人民的神助攻
李尽忠的举兵反叛，尽管宣告着契丹民族的独立，但为契丹带来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大唐帝国。李尽忠事件后，大唐意识到契丹的威胁，便于东北边境（今河北北部、北京一带）设范阳节度使，领河北劲卒，专门防备契丹。此时的契丹虽然摆脱了唐朝控制，不再对李唐王朝称臣纳贡，但契丹政权内部尚处稚嫩的部落联盟阶段，又受大唐与后突厥围困，势力日衰。
不过，上天可谓十分眷顾这支弱小的民族。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上天为契丹送来一份大礼。唐王朝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举兵叛乱，二十万本用于防备契丹与奚的河北劲旅，兵锋向内，直指洛阳、长安，拉开了“安史之乱”的大幕。为平定安史叛军，李唐王朝不得不紧急抽调驻守西域的军队，回师勤王，最终在经历了八年的苦战之后，才大体平定安史叛军。安史之乱绝非一次普通的叛乱，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标志着李唐王朝由强盛转向衰弱，进入藩镇割据的时代，更彻底改变了整个8世纪至9世纪的东亚局势，也为日后契丹民族的腾飞，埋下伏笔。
正如前文提到的，李唐王朝为平灭安史之乱，不得不命驻守西域与河西走廊的唐军回调救援，这给吐蕃以可乘之机。吐蕃趁大唐西陲空虚之际攻陷河西走廊，将势力扩展至河湟、陇西一带。自此，李唐王朝的西部防线悉数陷落，不但丢失对河西走廊与西域的控制权，甚至连都城长安的防卫都显得力不从心。每当吐蕃大军兵临无险可守的长安城下，大唐的帝王们只能望城兴叹，不知如何是好，守不住时更是脚底抹油，逃之夭夭。毕竟祖宗社稷“好说好说”，还是先保命要紧。
可是，皇帝总是逃跑不仅有失颜面，更不是长久的办法，李唐王朝不得已在安史之乱后调整全国战略部署，将重心放在西部（今甘肃、陕西西部）防御上，同吐蕃“刚正面”。唐朝同吐蕃百年战争的帷幕就此拉开。
唐朝同吐蕃在西部打了起来，位于东北方的契丹同这事本应八竿子打不着，又怎会因此获利呢？其实不然。唐朝与吐蕃的冲突看似只是唐、蕃两国间的战争，但由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却如“蝴蝶效应”般遍及整个东亚地区。安禄山的叛乱虽直接削弱了唐朝正面守备契丹的力量，但只要叛乱一停，李唐就能腾出手解决契丹问题。吐蕃这时来找唐朝“搞事情”，成功牵制了唐朝的有生力量，使其无力东顾。唐朝在吐蕃的折腾下，对关东的诸多藩镇都失去了控制，自然也就无暇对付契丹了。
再看看原本用于攻击与防御契丹的范阳节度使（或称幽州节度使）。它作为安史元凶，名义上虽被李唐政权收复，但早已不受中央控制，加之中原王朝经此大乱，军力式微，已无力大规模征伐契丹，这直接减缓了契丹南部的压力，为契丹谋取了喘息之机。可以说，在安史之乱与吐蕃人民高涨的“战斗热情”的帮助下，契丹才得以转危为安，继续闷声发大财。
东亚各国连环套下的“胜利者”
如果说安史之乱是契丹转危为安的转折点，那么，唐开成五年（840年）至后梁贞明二年（916年）便是契丹民族崛起的关键期。这七十余年的时间，简直是上天给契丹的恩赐。
安史之乱后，东亚局势由李唐王朝一家独大变为李唐、回纥、吐蕃三家争雄。此时的契丹依旧偏居东北一隅，不过因李唐的衰弱，契丹南部的范阳节度使带来的威胁已被解除，然而大唐西北的草原腹地，自突厥后又兴起了另一强权——回纥。
万幸的是，此时的回纥，致力于联合李唐同吐蕃争夺西域霸权，三者僵持在西域近一个世纪，偏居东北的契丹则无人理会，继续泰然发育。当时间来到开成五年时，契丹民族又迎来了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中心的契机。这一年回纥政权爆发内乱，回纥将领叛变，引着回纥的世仇黠戛斯的军队直扑回纥可汗牙帐，回纥被彻底击破，部族分裂逃亡，一代草原强权就此轰然瓦解。
就在回纥败亡的同时，三强中的吐蕃也陷入“麻烦”。因赞普朗达玛（又称达磨）的禁佛行动，吐蕃内部的宗教冲突上升为政治斗争，从而酿成内乱。唐会昌二年（842年），朗达玛被杀，吐蕃王朝旋即崩溃，开始陷入长期的内乱。随着回纥、吐蕃的败亡，东北亚草原也就此陷入了权力“真空期”，按理说，下一个崛起于草原的民族本不该是契丹，而应是攻灭回纥的黠戛斯，可“保守”的黠戛斯在攻灭回纥后，竟然放弃了广袤的草原，退回自己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的“老巢”。
这成为契丹的天赐良机，因为安史之乱，位于契丹南部的唐王朝势力衰弱，契丹南部威胁解除，如今随着回纥与吐蕃的败亡，契丹西北方的压力也彻底消失，呈现在契丹民族面前的是广阔无比、出现权力真空的北方大草原。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
“天予不取，反受其咎。”面对这样难得的历史机遇，契丹人自然不会放过。自回纥败亡后，契丹民族经过五十余年的努力，蚕食了北方草原，为日后大辽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契丹民族扩张领土的同时，契丹政权的建立也提上了议程。契丹民族自大贺窟哥、李尽忠起，一直到9世纪，其政治形态都停留在原始的部落联盟。部落首领原本由大贺氏担任，但由于遥辇氏与世里氏的崛起，大贺氏被迫放弃了酋长之位。遥辇氏与世里氏掌权后，创立契丹可汗与掌握军权的“夷里堇”分立的制度，两个职位分别由两大氏族担任。这种顶层分权的做法，虽然可以平衡各部族间的权力，但对创建一个帝国而言还远远不够，改革制度迫在眉睫。正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契丹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耶律阿保机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
耶律阿保机出自世里氏，本为掌管军事的夷里堇，但因其彪炳的战功，他在907年被推选为契丹可汗。随后，阿保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取消了可汗选举制度，改为世袭制度。同时，为加强集权，他又取消契丹顶层分权的做法，将政治权力与军事权力正式合二为一，使契丹可汗的酋长权力向皇权转变。
有改革，必然就会有反对。915年，契丹各部旧贵族与既得利益者趁耶律阿保机征伐室韦之时，群起反对耶律阿保机的统治。耶律阿保机迫于各部压力被迫交出了汗位，但这并不能阻止阿保机改革的步伐。此时的阿保机早已是契丹部族中的最强者，他设计于盐池城（今河北张家口沽源县一带）伏杀反对他的契丹各部首领，并一举兼并了契丹各部，彻底打破了契丹部落的共同体治理结构，加强了君权，史称“盐池之变”，至此，契丹完成了由部落联盟向帝制国家的转变。
结语
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元神册，契丹正式建国。称帝后的耶律阿保机并未停止进取的步伐，二十年间先后吞并渤海国，取得幽云十六州，使契丹国由一个单纯的游牧政权演变为兼具游牧与农耕的复合政权。同时，耶律阿保机积极吸收汉族文化，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创建了“投下军州”“南北面官”等制度，为契丹帝国建立起一套完整而高效的行政体系。在耶律阿保机的领导下，契丹民族可以说完成了由游牧政权向大帝国转变的“临门一脚”。
自此，在历经两百余年的筚路蓝缕之后，契丹民族正如其族名之意“镔铁”一般，依靠着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最终成功地由一支弱不起眼的东北亚民族，成长为翱翔草原的塞北雄鹰。
契丹民族固然有着强旺的运气，但运气的加持只是表面现象，背后真正的本质是中国北方游牧政权的一个循环规律，或者说是“草原民族权力游戏”的密码——一个东北亚强权的崛起往往基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当一个雄踞北方多年的游牧政权在被中原同化或击破后，东北亚地区常常会出现权力真空，继而会为新兴北方部族的崛起创造机会，创造新的草原强权继续同中原王朝抗衡。契丹民族的兴起，乃至早先的匈奴、鲜卑与日后的蒙古，无不是这种草原“连环套”下的典型。
【编者按】
草原上“连环套”的游戏规则，孕育了能与中原王朝争霸的草原帝国。在草原各部族与中原王朝征伐及互相取代的过程中，“崇拜强者”成为他们的至高法则，正如前文所提，大唐帝国强盛之时，草原民族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安史之乱后，回纥、契丹便又遵循自身的法则，与中原争锋。
在这种“崇拜强者”的思维下，东亚草原最终诞生了一个无比强大的游牧民族——蒙古，它以独有的强者姿态，撼动欧亚。让我们进入下篇文章，感受草原帝国的巅峰时代。
参考文献：
史料：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
［元］脱脱等撰：《辽史》。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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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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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崇拜：被征服也是一种荣耀
鬼子六
“强者定律”：从大唐、日本到蒙古
我们厮杀吧，胜者为汗！
——《史集·成吉思汗纪》
人类有个很诡异的心态：强者崇拜。这种心态不认“理”，只认“力”。当对手的实力只比你高出一点儿的时候，你被他打败时会愤愤不平；当对手的实力碾压你的时候，你被打败时反倒会产生一种强者崇拜。
以历史为例，盛唐之时，中国不但在文化上领先世界，而且在军事上也极为强大。白江口海战中，唐朝水军几乎全歼日本（倭国）水军，日本由此更加崇拜中国，自觉地向中国学习。到了19世纪末，中国的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被日本海军打败后，全国一片哗然，许多士大夫哭爹喊娘，不服气，我们泱泱天朝怎么会被一个蕞尔小国打败？很多中国人自此便开始崇拜日本，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中国学习的榜样。
时间再往前推五十年，鸦片战争初期，虽然清廷对于连战连败很不爽，但是当满朝文武知道洋人的船真坚、炮真利，我们真的跟人家不在一个等级上时，心里也就平衡了。头一低，一窝蜂开始“师夷长技”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嘴瘾还是要过的，但内心是真服了。
再比如，自诩已“脱亚入欧”，成为列强的日本，“二战”时打美国是真费了狠劲，但美国人在广岛、长崎丢了两颗原子弹，日本人没脾气了，拥有原子弹的美国，日本根本打不过，膝盖一屈，夹道欢迎美国大兵进入日本。从不共戴天的仇敌到谦卑恭顺的小弟，这转变也太快了吧，连美国人都感到震惊。
为什么当年蒙古以区区十几万骑兵就能横扫欧亚大陆？按理说，当时汉人眼中的塞外“蛮族”还是“茹毛饮血”的状态，怎么可能懂得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然而，代表落后生产力的蒙古征服汉人后，妥妥当了近一百年汉人的皇帝，最让人意外的是明朝初年，一大拨士大夫竟然还偷偷思念元朝的统治。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怎样对待世界历史》一书中说：“蒙古人在战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的是严谨的纪律、制度和可行的组织。也可以说，那些辉煌的成就来自成吉思汗的指挥艺术。”但是，蒙古人的成功真的就只有这些表面上的原因吗？
为什么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部族，能在13世纪击溃欧亚大陆几乎所有不可一世的大国，在世界历史上建立起一段蒙古秩序的时期？为什么汉人甘愿被统治近百年？有些事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的。
草原大乱斗：强者的舞台
在蒙古高原的自然地理区域里，可以看到草原、戈壁、沙漠和森林四种自然景观。草原面积最大，蒙古高原四分之三的区域都被青草所覆盖。高原的南部和北部都是水草丰美之地，中间则是一片草木稀疏的戈壁，被称为“漠”。于是，广袤的蒙古高地就有了漠南与漠北之分。
这片草原孕育过许多堪称伟大的游牧部落，他们常常让南方的汉族政权承受巨大的压力，甚至能够深入中华文明的腹地，开疆扩土。
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在蒙古兴起之前，草原上的这些游牧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着草原上的“权力游戏”，构成了中国历史叙述中一条隐蔽的主线。草原上的兴衰荣辱，犹如今天的沙尘暴席卷华北平原，常常会影响到千里之外的中原帝国政治格局。
唐朝末年，草原上的霸主回纥人的统治瓦解，他们迁移出了这片水草丰美之地，权力的真空很快由来自大兴安岭的室韦部落填补，室韦与鲜卑、契丹、女真等东胡族系关系更近，不同于之前操着突厥语族语言的草原霸主。漠北的草原开始一轮蒙古力量与突厥力量的融合，游牧世界的新秩序，也在两股力量的融合中渐渐开启。
11世纪时，蒙古部落开始强盛起来。其中势力最大的氏族有两个，一个是泰赤乌部，一个是乞颜部。成吉思汗就是乞颜部的贵族成员。
除了蒙古部落以外，当时的蒙古高原还有塔塔尔、蔑儿乞惕、乃蛮、汪古等大的部落集团，他们将草原分而据之。各部落之间常年征战，逐鹿草原，在看似动荡不安的斗争中形成了一种均衡。那么，有谁能打破这种均衡，完成草原上的“大一统”呢？
逆流而上：成吉思汗崛起的逻辑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难以像南方的农耕民族一样形成稳固的地域性组织。列土封疆，开府任官，管束一地的居民，在蒙古高原是行不通的。
游牧社会的纽带只能是血缘氏族关系。每一个氏族部落都共同认可自己为某个祖先的后裔，而这些祖先又能够相互联系，接续到蒙古最原始的传说中，构成一个想象的血缘共同体。这个传说世界中的“想象的共同体”，进而又为当时蒙古高原上各部落的统合提供了心理依据。
1162年，铁木真出生在斡难河畔的蒙古乞颜部的贵族家庭里。铁木真出生时，正值他的父亲也速该打败了塔塔尔部，俘虏了他们的首领铁木真兀格，因此就给刚刚出生的儿子取名铁木真，以此来纪念他们的胜利。这种以敌人的名字给亲儿子命名的操作，实在不是我们这些现代人能够理解的。但是，这次胜利为后来铁木真的父亲埋下了祸根。
九岁那年，铁木真被带到另一个部落去定亲，定亲后他留在岳父家里，而父亲在回程时被世仇塔塔尔人毒死了。
乞颜部的宿敌泰赤乌部乘此机会夺走了也速该的部众。父亲留下的家底全没了，年轻的铁木真瞬间沦落为草原上被狼狗追逐的绵羊，连妻子孛儿帖都被一个叫蔑儿乞惕部的强大部落抢走了。铁木真母子二人只好在不儿罕山周围以采摘野果和捕食鱼鼠为生，一夜间从贵族沦落到居无定所，可以说是命运跟铁木真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他该如何在绝处求生，完成一场惊世骇俗的人生大逆转呢？
艰苦的环境，母亲的教诲，以及肩负的部落复兴大业，使铁木真在小小年纪就已经心智成熟。他意识到凭借自己单薄的势力很难与泰赤乌部抗衡，必须借力打力，才能有一线生机。
因此，铁木真首先借用了他父亲在世的时候留下的关系：也速该和克烈部首领王汗互为安答（拜把兄弟）。当时的克烈部正是漠北势力最大、牧地最辽阔的部落，父亲虽然离他而去，却也给他留下了这样一个天大的契机。铁木真带着妻子嫁妆中最珍贵的宝物“黑貂皮”来到克烈部，敬献给自己的“义父”王汗，寻求他的庇护。此后，当铁木真再次遭到攻击时，王汗就派出军队来帮助他完成反击。
这样，有了漠北最强大的部落作为支持，本就具有领袖魅力的铁木真很快吸引了一群年轻的勇士效忠于他。这些勇士成为他日后征战四方的核心力量，如“四杰”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四狗”哲别、者勒蔑、速不台、忽必来。有趣的是，这八个人都来自乞颜部之外的部落，而被泰赤乌部掳走的乞颜旧部，似乎从人间蒸发，并没有积极联络他们的“少主”铁木真。
非但如此，我们甚至发现铁木真的家族对他的支持有限，虽然他能够获得哈萨尔、别勒古台两个弟弟的支持，但他的叔父答里台、堂兄弟们都曾站在敌对阵营攻击他，也就是说，铁木真并没有获得家族的支持，而是依靠个人魅力凝聚起一批跨越氏族部落的效忠者。
这样的局面虽然在争霸创业之初步履维艰，但是也为日后铁木真能够掌握超然的权力奠定了基础。铁木真并未太多依靠自己的家族，因此也就摆脱了草原民族常有的“宗室贵族”血缘纽带的制约，能够更加方便地将征服世界的权力，不受约束地握在自己手中。
1185年，铁木真在克烈部的帮助下，一举消灭了蔑儿乞惕部，夺回了被蔑儿乞惕部抢走的妻子孛儿帖，终于出了一口恶气。这场战争，是铁木真一生当中的第一次战争，它的胜利，不仅增强了铁木真复兴蒙古的信心，而且为铁木真在蒙古诸部中赢得了威望，铁木真及他所率领的部众从此登上了蒙古高原的政治舞台。
草原上的“天命”：强者崇拜与草原之神
消灭蔑儿乞惕部后，铁木真成为草原上的潜力股。当时就有二十余部人马归顺了他。
蒙古部落有一种天然的强者崇拜的心理，单纯而强烈。所有人都希望成为强者或能追随强者，他们崇拜着力量和果敢，仰望着胆魄和铁腕，甘愿受到绝对权威的驱使。
随着铁木真的军事才华渐渐展露，许多蒙古牧民纷纷自愿投靠他，他被看作“能为地方操心、为军队操心、将兀鲁斯好好地掌管起来的人”。
那些被铁木真征服的部落，并不会觉得耻辱。相反，他们会为被纳入强者铁木真的麾下而感到荣幸。在四方征战的过程中，铁木真能够不断收编俘获的部落民众，几乎实现了无缝对接，化零为整，不断将雪球越滚越大。
草原社会有着比农耕社会更为深厚的“人身依附”关系。君臣关系就是主奴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不仅适用于君臣之间，也适用于君民之间。在法理上，谁都没有人身自由，所有人从属于大汗。蒙古君主的权力能够伸展到的边界，比汉族帝王的遥远很多，其对臣民的控制力也绝非汉族帝王可比。这也就是铁木真能够轻易调动蒙古高原的力量进行世界性征伐的原因所在。
草原民族崇拜强者的心态，在人世间体现为服从一个强大的首领，在精神上体现为他们一向对自然敬畏有加。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蒙古人信奉万物有灵论，他们崇拜的万事万物的主宰是“腾格里”（长生天），崇拜日、月、山、川、土、地、雨、雪、火和电。在蒙古人眼中，这些就是自然世界中的“强者”。在蒙古游牧社会，有名为“孛额”的萨满巫师，负责与神鬼沟通。
铁木真利用蒙古人的这种心理，借助萨满教的力量，宣称“天地商量着，国土主人教铁木真做”。有孛额还向铁木真传达长生天的旨意：“我已经把整个地面赐给铁木真及其子孙，名他为成吉思汗。”
在1202年的一次战役中，乃蛮、蔑儿乞惕等部的联军想与铁木真乞颜部和克烈部的联盟决一死战，还不惜使用巫术招来风雪。没想到天不遂人愿，天地陡然晦暗下来，而风雪竟然逆着方向，朝着草原联军的方向袭来。大自然的强者竟然选择了帮助这个人！迷信天威的草原军队，很快就将之视为上天庇佑铁木真的证据，军队不击自溃。
经过几年的征战，在1206年的大会上，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意为“海内之主”，建立大蒙古国。蒙古诸部落的贵族在此发誓，无条件效忠成吉思汗。在誓词中，蒙古诸部称：
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但掳得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如厮杀时违了你号令，并无事时坏了你事呵，将我离了妻子家财，废撇在无人烟地面里者！
——《蒙古秘史》卷四
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后，更如天神般行使权力，普通的臣民根本无法制约其权力。出使蒙古的欧洲传教士加宾尼说：
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不管他们想得到多少，他们都取自他们臣民的财产；不但如此，甚至对于他们臣民的人身，他们也在各方面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
——《出使蒙古记》
这就是铁木真赖以强大的无形力量。
为了实行有效的统治，成吉思汗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密、完备的统治体制，使蒙古国完全由大汗及宗亲、功臣直接控制。蒙古各族的政局从此更为稳定和团结，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在稳定内部之后，成吉思汗即将带领他的十万蒙古勇士，开始谱写另一部改写历史的征服者史诗。
【编者按】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对全世界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蒙古帝国更是将中原王朝和草原强权的争霸推至顶点，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民族的大一统王朝——大元。元朝灭亡后，明朝和北元同样也进行了二百多年的斗争，难分胜负，中华帝国边疆争霸的主线仍未改变。
但是到了清朝，这场两千年持续不止的斗争，终于画上了句号。草原上的天命究竟如何臣服于中原王朝？下篇将揭秘，大清帝国边疆统治的艺术。
参考文献：
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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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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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天命：清朝如何降服蒙古？
任逸飞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正当大清帝国与雄踞漠北的噶尔丹准备一决雌雄的关键时刻，古北口总兵蔡元向康熙帝报告：“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甚多，请行修筑。”
没想到，这个在过去为巩固边防再平常不过的举措，却遭到康熙帝的严厉驳斥：
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源，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
——《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
“修德安民”固然不假，但像康熙帝这样的雄主是不会真以为只靠儒家的德政就能确保边境平安的，那么，他不需要修长城的自信又从何而来呢？康熙的回答是：
昔秦兴土石之工，修建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
等到二十多年后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帝又一次提及这个问题：
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
——《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丙子
原来，在康熙帝眼中，蒙古就是他的“长城”。依靠对蒙古的有效控制，曾经困扰中原王朝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问题，在清代可以说彻底解决了。可是，曾经兵强马壮、剽悍善战的蒙古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清代统治者，与其共同打造一个“满蒙一家”的新帝国？从成吉思汗时代到康乾之世，蒙古人的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一代天骄”的伟岸身影又会在其生活于清代的子孙中间激起什么样的回响呢？
没有第二个成吉思汗
1206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上游召开“忽里台”（集会之意），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并以蒙古作为“兀鲁斯”（集团、人民之意）之名，称“也客忙豁勒兀鲁斯”，即“大蒙古国”。自此，一个统一的游牧民族联合体在亚洲腹地诞生了，过去草原上部族割据、各自为战的局面一去不返。在成吉思汗的麾下，每一名蒙古战士都获得了崭新的身份，分享着相同的荣耀。凭借着这股强大的凝聚力，配合高效的军事组织，蒙古铁骑席卷欧亚，所向披靡。
可以说，成吉思汗既是蒙古国家的创立者，又是蒙古民族的缔造者，通过他的征服事业，蒙古人的族群认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在往后的漫长岁月里亦罕有其匹。不仅如此，对于蒙古人来说，成吉思汗更是一代圣主。他创制了蒙古文字，颁布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大扎撒》，为蒙古民族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再伟大的征服者也毕竟是肉体凡胎，成吉思汗于1227年离世，而他开创的世界帝国也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分崩离析，消解于无形。蒙古民族重新回到了内亚草原，重新以部落为单位过起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再没有谁能具备成吉思汗般的才智和勇力把他们重新统合起来了。
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指出，大清帝国的前身——女真人努尔哈赤所缔造的后金，于白山黑水间崛起，成了断送蒙古在漠北草原“天命”的决定性事件。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承继父业的后金大汗皇太极挥师平定察哈尔，而此时蒙古的末代大汗林丹汗已在一年前病死于逃亡青海的途中。面对声势浩大的八旗铁骑，林丹汗之子额哲无力抵挡，不得不与母亲苏泰献上元朝传国玉玺向皇太极投降。
皇太极获取元朝皇帝的玉玺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这意味着他可以借此宣示自己一手接过了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历代大汗统治中原以北地区的正统。就在获取元代玉玺的第二年，皇太极于盛京（今沈阳）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凭借草原天命的转移，清代在建国伊始，便拥有了统治蒙古的坚实“法理依据”，这无疑为此后清廷制定行之有效的对蒙政策提供了巨大便利。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以旋风般的速度崛起于内亚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汗噶尔丹，率三万铁骑在昭莫多与康熙亲统之十万清军展开决战，最终兵败身死。至此，蒙古人独自恢复成吉思汗遗业的希望完全破灭，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随着土尔扈特部的内属，蒙古各部全数并入大清帝国的版图。
多封众建：清代控制蒙古的政治手腕
为了消弭来自蒙古的不安定因素，清廷动用了一整套严密的制度来管理蒙古。漠北蒙古地区的最高统治者是只有满族、蒙古族旗人才可充任的乌里雅苏台将军，数量可观的清军驻扎在蒙古地区各地，保持军事上的高压态势。
而在政治领域，清代蒙古实行盟旗制。漠北蒙古地区和漠南蒙古地区总共被划分为十个“盟”（漠北蒙古地区四盟、漠南蒙古地区六盟），盟每三年举行一次，并非行政单位。“旗”（和硕）作为游牧民的基本行政单位，旗下划分“苏木”（箭），六苏木设一“札兰”（参领）。旗的疆界是固定不变的，除非遇到重大灾害，旗下属民（阿勒巴图）不能越界放牧或自由迁徙。在漠南蒙古地区，各旗由朝廷任命的官员统治，在漠北蒙古地区，旗的统治权则交给札萨克世袭王公，可是，由于清廷的多封众建，札萨克的权力已经大为缩水，无法对中央构成威胁。
出于笼络蒙古上层集团的需要，清廷对蒙古王公优礼有加。所有札萨克都获封贵族爵位，自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到四等台吉共有十等。为了展现对清廷的臣服，蒙古王公每年照例要前往位于承德的热河行宫，向皇帝进贡，贡品一般是一定数量的畜产，譬如蒙古诸王公会进贡有名的“九白”之贡，即包括八匹白马和一匹白骆驼在内的丰厚贡品。相应地，大清皇帝会赐予绸缎、瓷器和金银作为回礼。通过上述仪式，“满蒙一家”的概念在制度上得到了反复确认。
清代在蒙古推行的各项政治制度，有效地弱化了蒙古民族曾引以为傲的军事能力。譬如，严格执行的分旗制度切断了蒙古诸部之间传统上的联系；各旗的牧场都被限制在有限的地域，自由放牧被禁止，进一步压缩了各旗经济上的发展空间；曾经归属同一首领的部落，如今被分割成了许多旗，没有哪一个旗的王公可以再获得凌驾于其他部族之上的权力。
而那些往昔统治着广袤土地的大汗，像车臣汗、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赛音诺颜汗的后裔，尽管如今依然在清廷享受着崇高的地位，但他们手中的领地早就被剥夺殆尽。清廷利用受到严密监管的盟来处理草原上的事务，定期举办的盟除了调解旗民的纠纷，不具备什么实际权力。在这样的政治高压环境下，蒙古王公们的斗志日益消磨，他们每天除了想着怎样靠役使农牧奴或是勒索较为富裕的苏木属民来维持挥金如土的生活外，已经不再有别的追求。
精神引导：清代羁縻蒙古的宗教手段
除了政治制度上的规定，清代对蒙古的统驭还渗透到了精神领域。尽管蒙古人的宗教信仰由原始萨满教向藏传佛教转变肇始于元代的帝师八思巴，但藏传佛教（格鲁派）真正植根于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并建立起完整的寺庙系统还是在清代。
仿照藏地达赖、班禅“两大活佛”并立的形式，清廷于漠南蒙古地区和漠北蒙古地区分别设置了章嘉和哲布尊丹巴两大活佛世系，同为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最高宗教领袖。与此同时，清廷又全力强化蒙、藏之间的传统宗教纽带，通过“金瓶掣签”等一系列的仪式仪轨将两地的活佛世系与专制皇权勾连起来，借以宣示清代皇帝在处理蒙藏事务中最后仲裁者的地位。
譬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为庆贺次年乾隆帝七十寿辰，六世班禅罗桑华丹益希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启程，长途跋涉二万余里至承德参加乾隆帝的祝寿庆典。途中，六世班禅特意抵达多伦诺尔（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与三世章嘉若贝多吉会面。
班禅在多伦诺尔停留了八天，引发了轰动，据史书记载，有十多万蒙古僧俗信众拥向多伦诺尔，聆听班禅讲经说法，向他捐献“供养”，接受“洗礼恩典”。此后章嘉又一路陪同班禅前往承德觐见乾隆帝。这件事很生动地反映出格鲁派藏传佛教在清代蒙古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以及蒙、藏活佛与清廷之间的密切关系。
对于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抚绥蒙古的工具，清代皇帝向来是不讳言的。乾隆帝亲笔书写的《喇嘛说》石碑如今依然矗立在北京雍和宫的大殿前院，其中写道：“兴黄教［即格鲁派］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在乾隆帝眼里，蒙古地区的安定局面正是“兴黄教”的最大成果。
格鲁派藏传佛教在清代蒙古地域的流行，其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活佛的寺庙系统受到朝廷庇护，喇嘛可以免役免税，还享有各种特权，于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为躲避赋役，出家当喇嘛。到了19世纪，喇嘛人数一度占蒙古成年男子人口的一半，传统畜牧经济由此遭到极大破坏。为供养不断增加的喇嘛，普通蒙古牧民的负担变得越发沉重，失去土地卖身为奴的情况屡有发生，而寺庙却以各种形式从牧民手中榨取财富，高级僧侣成了腰缠万贯的特权阶层，社会矛盾因之也不断积累。
随着喇嘛这一特权寄生阶级的人数越来越多，一个最严重的后果便是蒙古社会人口锐减。喇嘛作为僧侣，按教规不会结婚生子，蒙古社会的生育率因而降低；而由于蒙古社会男丁越来越少，女性不得不从事更加繁重的体力劳作，身体状况下降，生育能力更是严重滑坡，这就进一步降低了生育率。
清代统治的近三百年间，全中国的人口达到了创纪录的四亿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蒙古的人口非但没有增长，反而持续减少。人口基数的大幅降低，使得蒙古人再也没有能力掀起一点点波澜。蒙古的喇嘛们在晨钟暮鼓中享受着岁月静好，却意识不到这正是清代统治者求之不得的事。
清代蒙古的衰落
凭借盟旗制与藏传佛教的“双管齐下”，清代蒙古确实实现了“长治久安”，甚而在格鲁派藏传佛教的巨大影响下，一小部分蒙古人还树立起了身为大清臣民的崭新认同。然而，这些变化无法掩盖清代蒙古社会全面衰败的现实。
死气沉沉的寺庙、汉商的高利贷、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肆虐的传染疾病，一同将昔日生气勃勃的蒙古草原引向贫穷残破的绝境。到了清末，蒙古各部合计人口仅剩171万余，较清初人口减少了45万余。
在如此处境下，蒙古人又开始寻求他们失去已久的“天命”。成吉思汗的伟岸形象再度被很多蒙古人追忆起来。在他们心中，成吉思汗的时代是蒙古民族最强盛和光辉的岁月，远去的英雄一定能再度护佑他的子民渡过眼前的苦难。于是，成吉思汗崇拜慢慢在清代蒙古人中兴起，成吉思汗开始被视为天神，一些蒙古牧民会按季来到高山之上为其供奉祭品，这种仪式往往混杂着浓烈的萨满教和佛教元素。
由于格鲁派藏传佛教在蒙古的兼容并包特性，类似成吉思汗崇拜这样会被视为“异端”的信仰常常能够巧妙融合进佛教仪式里，因此清代统治者对其也没有过多干涉。不过，正像美国学者罗茂锐（Morris Rossabi）所言，成吉思汗形象在清代蒙古的“苏醒”，标志着草原上的蒙古人开启了新一轮凝聚自我认同的过程，“满蒙一家”的神话正在逐渐丧失效力。
对清廷来说，尽管它能靠着削弱蒙古的方式一劳永逸地根绝战乱，但是彻底收服蒙古的民心是其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
【编者按】
大清“降服”蒙古，两千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争斗终于尘埃落定。清朝统治者来自塞外，但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成为一个正统的中原王朝。自此之后，再无汉夷，四海之内，皆为中华——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就此奠定。
但是，清朝统治蒙古的方式，不是一味地武力征伐，基层治理和宗教手段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两千年的争霸战竟以如此方式分出胜负，确实有些出人意料，但是仔细想来，在中华帝国历史上，政治智慧永远比武力手段更为有效。下一章，我们将一览帝国的统治之道。
参考文献：
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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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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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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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高丽”在中国历史上的称谓有“高句丽”“高句骊”“句丽”等。有学者认为“句丽”在高句丽民族的语言中是“城”的意思，“高句丽”即为“高城”。大体上，在南北朝之前，中国史籍多称其为“高句丽”，而南北朝之后的史籍中，则多称之为“高丽”。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高句丽从南北朝开始向中原王朝朝贡，由于建立了册封关系，南朝、北朝均以“高丽”为国名称之，以标榜其朝贡国的地位，隋唐以后则只称“高丽”而不见其他称谓。本文根据不同时期选取称谓。——编者注
[2] 京西北是指唐代的都城长安西、北的地区，主要包括凤翔、泾原、灵盐等地，约为今陕西西部、北部以及宁夏一带。安史之乱时，吐蕃趁机攻占河西走廊，因此京西北成为唐廷防御吐蕃的前线地区。——编者注
[3]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德宗死，顺宗继位。而在此之前一年，顺宗已患“风病”，口不能言，卧病在床。顺宗即位后，锐意改革，意欲外抑藩镇，内抑宦官。八月，宦官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拥立宪宗，改元永贞，顺宗被迫退位为太上皇，史称“永贞内禅”。——编者注
[4] “松漠之间”指的是松林平地与沙漠之间，具体位置学界尚有争议，学者普遍认为其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与辽宁省交界处的努鲁儿虎山一带。——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