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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权谋篇
第五章 利出一孔 帝国的金库
北宋朝廷的“良心”坑了自己形式主义毁掉了王安石变法隆庆开关，一次被忽视的改革大规模降税，朝廷不会缺钱吗？皇帝不会花钱有多可怕？
“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管子·国蓄篇》
管仲在二千七百多年前，就为后来的帝国统治者总结出了管理帝国的要义。权力必须有强大的物质支持才能长久，而强大的物质，自然就是金钱。毕竟兵马钱粮中，只要有了钱，其余三样唾手可得。
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改革，都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欲富国强兵，则必先“利出一孔”。无数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追求“权”“利”的同时，决定了帝国的命运。如此来看，如果有擅长理财的明君和能臣，那么帝国应该高枕无忧，财源滚滚。而历史却讽刺地告诉我们，许多致力于“利出一孔”的统治者，往往适得其反。
雄心壮志、能力出众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他们雷厉风行、轰轰烈烈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而看似柔弱不堪的明朝隆庆帝，他所领导的一次改革却成为张居正变法的先声，使大明帝国成为当时世界的大银库。史家们常常将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与明代的张居正变法进行对比，这一成一败的两次改革给了后人许多宝贵的经验。究竟这两次改革成败的原因为何？
大清帝国的康乾盛世是中华帝国最后的余晖，行事高调、花钱大手大脚的乾隆帝经常招人诟病，然而他“散金银”的背后，隐藏着“聚人心”的政治智慧。而仅仅几十年后，看似“勤俭节约”的道光帝，无论如何省钱，都无法挽回这个衰落的帝国。这又是为何？
利出一孔，统治者想做到这一点，难上加难，让我们进入本篇，体验帝国的理财之道，寻找帝国的财富密码。
北宋朝廷的“良心”坑了自己
鬼子六
赵匡胤：以兵养民
宋朝在制度设计上常有过人之举。
宋朝处于中国社会大转型时代，学界以“唐宋变革”来突显其变革之猛烈程度。大变革时代意味着方方面面的破旧立新，唐朝以前的权力结构由贵族主导，跨阶层流动较为困难，而宋朝以后贵族阶层被消灭，取而代之的是“科举制”引领下的士大夫阶层；唐朝以来的藩镇割据问题被解决，武人朝廷成为过去式，文官获得了对政治的绝对掌控力；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宋代彻底转向了南方，“南强北弱”的格局延续了千年；朝廷放弃了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的简单化思维，通过赋税关系的调整，容许农民流动和土地交易……
但是，大变革时代并不意味着阳光普照大地，有顺应时代浪潮破浪前行的人，也有一些跟不上脚步掉队的人。比如，在农村地区，地主不断兼并土地，农村金融在高利贷的推波助澜下十分汹涌，大量的农民像教科书中描述的那样破产，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失业农民，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在任何时代，稳增长、保就业、促经济都是政府的天然职责，宋廷也面对着“保就业”的压力：这么多无地的农民该怎么办？农民失业了、破产了该如何保证生计？
之前历朝的统治者无外乎高呼“抑兼并”的口号，打击富豪地主，让既得利益群体让一点儿利给破产边缘的农民，将自己塑造成跟农民在同一条阵线的形象。但宋朝有个特殊的治国理念——“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士大夫群体十有八九都是有田有地的地主。庙堂里的士大夫本身就是江湖里的大地主，要让士大夫制定政策去打击自己的利益，有些异想天开。
所以，宋朝就走上了一条中国历史上十分“开脑洞”的道路。宋廷以一种史无前例的魄力，把这些破产、流离失所的百姓，纳入国家编制，让他们去参军，从此吃上财政饭、端起铁饭碗。朝廷没有把失业百姓推给社会自己消化，也没有故意激化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而是选择自己“硬扛”下来，如此有“良心”，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太祖赵匡胤似乎对于这个募兵政策十分得意，在与开国元勋们吹牛的时候，将它吹捧为“当今之大事可以为百代利者”，想着自己可以流芳百世。赵匡胤打的算盘是，灾荒年份，老百姓会起来反叛，而军队中端着铁饭碗的将士不会反叛；太平岁月里万一发生兵变，老百姓过着安稳日子肯定不会支持——世间安得两全法，唯有宋代搞募兵。
只是赵匡胤没想到这个“百代利”的养兵政策，却让北宋朝廷下了血本。据统计，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全国军队总额37.8万余人，其中禁军马步19.3万余人；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全国军队总额125.9万余人，其中禁军马步82.6万余人。也就是说，从968—1041年这短短的73年中，北宋军队增长了约3.3倍，其中归北宋中央直接掌握的禁军增长了约4.2倍。
说白了，北宋朝廷是在拿着天下百姓的赋税做一件事，既不去得罪士大夫群体让他们退还侵占农民的土地，又不去得罪破产百姓断了他们的生路，到头来朝廷只有打碎牙往肚子里咽，把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供养起来。
不管后代的人怎么批评北宋的冗兵政策，北宋的失业农民都是举双手赞成这项政策的，因为他们体会到朝廷无微不至的关怀。
宋代冗兵政策的弊端后世评论已多，机构臃肿、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等等。但批评者往往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宋人设计的军事制度不仅仅着眼于军事层面。
南宋官员朱弁曾吹捧说：
艺祖［即太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束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也。
——《曲洧旧闻》卷九
宋人自己都指出了这套制度设计“别出心裁”，宋朝的军事制度其实是为了控制“无赖不逞之人”，哪些人是无赖不逞之人？无恒产者无恒心，大多数还是缺乏稳定生计的破产农民，有的流落到城市，有的被迫落草为寇。
于是，宋朝的军队就相当于一个社会的蓄水池，把不稳定因素都汇聚到军事系统里，通过军事系统强大的管控能力，来降低这些破产农民的危险，谁又能说这不是一套精妙的设计呢？
冗兵：财“费”军“废”
然而，宋朝如此慷慨地“以养兵来救助破产民众”，代价就是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刑部郎中王禹偁上奏，建议“简锐卒，去冗兵”。到了宋仁宗时，冗兵问题更加突出。据学者统计，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军费开支每年约3257万贯，比真宗时岁增约2000万贯，给北宋朝廷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宋仁宗时，蔡襄曾一度掌管中央财政，抱怨财政被军费绑架，“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北宋中期的军费开支占到了财政开支的60%以上，所以虽然后世常常吹捧宋朝经济发达，但经济发达并不等于财政宽裕。蔡襄对宋朝财政困局的总结可谓一针见血：
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国朝诸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八《上英宗国论要目十二事》
养兵简直成了财政“黑洞”，大量的财政资源被耗在军队里，民困财乏，国事维艰。
这种情况下，自然有不少人建议裁兵。仁宗时宋夏爆发战争，宋朝军队扩编到了125万，朝廷不堪重负，枢密使庞籍奏称：“世养兵务多而不精，请与中书议拣汰之法”，并建议“汰其罢老者”。嘉祐七年（1062年），宰相韩琦又上言建议：“诏枢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陕西、河东及三司榷货务，岁入金帛之数，约可赡京师及三路兵马几何，然后以可赡之数立为定额，额外罢募，缺即增补，额外数已尽而营数畸零，则省并之。”
在群臣纷纷呼吁下，宋仁宗对兵额有所裁减，但每次裁军不过“数万人”。实际上，在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余年里，冗兵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这套募兵制的制度设计始终有一个明显的缺陷。毕竟“养兵”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打仗，而不是解决就业问题，北宋的军队战斗力弱是不争的事实，面对契丹、西夏屡战屡败的尴尬局面，绝不是几句漂亮话能遮盖过去的。
北宋朝廷养了80万禁军，为何在对辽、对西夏的战争中打不了胜仗？宋人自己也在总结经验教训。知谏院范镇在所上《论益兵困民》的奏章中承认，朝廷养的兵多半是老弱怯懦之辈，本来当兵就是为了拿个编制、混口饭吃，怎么会有心思去打仗？老兵油子一多，还会带坏风气，劣币驱逐良币，本来骁勇善战的“愣头青”也会跟着油滑起来。宋朝这个养兵策略既宅心仁厚又花费巨大，到头来却养了一帮酒囊饭袋，根本起不到保家卫国的作用。
再者，宋朝军事制度的顶层设计也有问题。为了防止地方军队尾大不掉，朝廷发明了一套“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更戍制，各地禁军每三年左右变更一次驻防地，最大限度防范将帅拥兵自重，预防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悲剧重演。只是这套逻辑预设的前提是天下太平。一旦打起仗来，如果兵将彼此不熟悉，就会出现指挥不畅、号令不行的情况。
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北宋与西夏进入了长期军事相持状态。在这次长达数年的大战役中，总以宋军吃败仗为多。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亲历前线的战况，生动地吐槽了宋军与西夏军的战斗情况：
主将用兵，非素抚而威临之，则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适值贼至，麾下队兵逐急差拨，诸军将校都不识面，势不得不陷覆。
而西夏军队的组织程度和纪律性，与宋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贼首领，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少长服习，盖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举手掩口，然后敢食，虑酋长遥见，疑其语言，其整肃如此。
——《国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二《上仁宗兵策十四事》
还有，就是军队的训练问题。《水浒传》里勤勤恳恳工作的80万禁军教头林冲，业务能力虽强，却还是被“官二代”略施手腕给挤对走了。这虽是小说情节，但确实反映了宋朝军队缺乏良将练兵的情况。骑兵作为军中精锐，本来应该经过充分的训练，可根据田况的描述，与西夏作战的北宋骑兵有的不能披甲上马，有的骑马时挽弓不过五六斗，[1]有的射箭只会放空箭，有的骑马走一二十步就坠马……这样水平的骑兵去跟西夏精悍且号令如一的骑兵对抗，安能不败！
苏辙也很不客气地指出朝廷募兵制的诡异处境：
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边用兵，禁军不堪其役，死者不可胜计，羌人［即西夏人］每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
——《国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上神宗乞去三冗》
朝廷用高官厚禄养活的禁军都是酒囊饭袋，西夏兵一听是北宋的“正规军”来了，都高兴地“举手相贺”，简直活生生地打脸宋朝的募兵制。
王安石：制度的挑战者
这样的制度，若再不改革，必会造成危局。
于是，宋神宗时，铁腕宰相王安石极力主张裁减冗兵。在王安石看来，致使国库靡费、战力颓废的宋朝兵制非常不合理。
要搞改革就不能怕得罪人。所谓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就是要表明不怕得罪人的气魄，不管是老百姓、官僚集团、祖宗之法，一切不利于建立朝廷高效理性管理的政策都要被废除。
譬如，按照北宋初年的兵制，凡民应募为兵之后，终生“仰食于官”，老百姓一旦当了兵就算有了一份安逸稳定的工作，久而久之老弱之兵充斥兵营。王安石不怕得罪人，规定四十五岁以上体弱者和五十岁以上者一律裁掉。未裁撤的士兵也要考试，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不用说，那些被裁汰的士兵必然对王安石充满了怨恨。
再者，编制问题也是军队的痼疾之一，历朝历代皆是如此，只要有编制的地方，就难免出现人浮于事、吃空饷的问题。北宋初年，每军每营都有固定编制，其后编制松弛，每营人数多少不一，朝廷只能根据军营里报上来的人数发军饷、发补给，实际上底下到底有多少官兵，需要多少粮马、器械，这是一笔糊涂账。底数不清，编制混乱，就给了许多人浑水摸鱼的机会，大量冒领军饷的现象发生，只有数十人的营可能偷领着数百人的军饷。一打起仗来，朝廷才发现，账面上养着几十万的“大军”，实际可能只有几万人，花冤枉钱、吃哑巴亏，能怪谁呢？为此，王安石对军队的编制进行了整顿，核心就是定编定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下令将中央到地方的军队编制重新厘定一遍，按新的编制要求来定人数、发军饷。
以上两项措施只是在既有军事制度框架下的“合理化调整”，并未有根本性的制度变革，而王安石变法的要义之一，就是希望改变朝廷对于军队的“无限供给”状态，减轻财政压力，这无疑需要更为根本性的变革。
王安石认为财政被军事绑架的原因在于“募兵制”，抬高门槛、裁汰老弱、定编定岗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举措，一旦进入战时状态，禁军的规模又可能滚雪球式地扩充，而这些负担最终又会落在财政上。
熟读经典的王安石从古代寻找“制度资源”，他希望利用保甲法来建立军民合一的体系。保甲法规定，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男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接受训练，战时征召入伍。“五五制”的保甲体系在基层能否整齐划一另说，这套制度的精髓其实是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进而打破北宋初年设定的“财政养兵”模式，寓兵于农、兵农合一，节省国家的军费。
王安石搞改革颇有“壮士断腕”的魄力，据《文献通考》记载，当时仅陕西马、步军就裁减掉100多营，按照宋代马军一营400人、步兵一营500人的兵制，裁减人数在4万～5万，放大到全国规模，就是一场人数近百万的大裁军了，全国范围内节省的费用应该十分可观。
但我们实在不宜夸大王安石在裁减军队方面的成效。因为历朝历代的“裁军”都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领导，大裁军就容易停留在纸面上，硬推下去则可能引发军事系统的动荡，进而给整个国家的安全带来风险。这些王安石自然心中有数，他所作的《省兵》诗中云：“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骄惰习已久，归去岂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
王安石自己就明白，军事改革永远不能把“裁军”作为最迫切的项目来做，这些被体制长期豢养的士兵，本来就是无法自行解决就业问题而被吸收进入军队的，如果强行推给社会来消化吸收，农不农、商不商，就业无着落，生计无保障，岂不成了引发危机的炸药？
不仅如此，北宋高层对于王安石破除“冗兵”的举措也有分歧，在契丹、西夏大兵压境的前提下，军事系统的一点点变化，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裁汰禁军的行为，会不会降低正规军的实力？
王安石如此强调保甲法的作用，难道民兵真的比正规军更值得依靠？“保甲”的民兵一旦遇到征战，朝廷到底要不要出钱来供给军需粮草？会不会在百万正规军之外，又增添了百万非正规军的财政负担？
改革家可以拿江山社稷来冒险，皇帝可不敢。无论宋神宗怎么支持王安石变法，无论后世如何强调君臣一心，当改革触动江山社稷的安稳之时，帝王都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支持下去。所以，当王安石希望通过“保甲制”将农民在农闲时集中起来操练军事时，宋神宗担心农民聚集起来引发暴乱，否了；王安石希望使用民兵去替换禁军从事战守时，宋神宗觉得没编制的民兵更难管，否了；王安石希望用民兵来代替部分禁军守卫京城时，宋神宗内心的怒火可想而知：保护皇帝的军队竟然要靠民兵，这是拿帝国的安危开玩笑，堂堂大宋帝国颜面何存？
赵匡胤估计怎么都想不到，自己志得意满的募兵制会成为悬在宋朝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北宋人人喊打的“冗兵”问题根植于宋朝的制度设计逻辑，王安石的种种努力一旦深入下去，就会在根本上违背宋朝政治“强干弱枝”的顶层制度逻辑，而“强干弱枝”是北宋建国时的精英基于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基于北宋长期在国防上受到契丹的压力，基于北宋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关系而形成的根本政治制度。任何人要去解决“冗兵”问题，本质上都是在挑战北宋立国的根基，推翻开国以来确立的基本政治逻辑，因此王安石几乎没有任何胜算可言。
谁都知道“冗兵”对于北宋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可谁都没有办法去突破更上一层的国家制度逻辑，当所有人发现王安石在军事方面的变法最终导致“强干弱枝”的国本动摇之时，当所有人发现再往前一步可能是康庄大道，更可能是万丈深渊时，两害相权取其轻，不由得停住了跃跃欲试的步伐。
【编者按】
说起宋朝，人们往往会想到一个繁荣、富庶的时代。的确，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朝代，但是其诸多制度的缺陷，让朝廷不能把钱用在正确的地方，以至于宋代虽然经济繁荣却落得“积贫积弱”的下场。王安石本着富国强兵的目的，对北宋兵制进行的改革，只是他对北宋制度挑战的冰山一角，这一点的失败也昭示出其变法的悲剧命运。下篇文章将进一步探讨王安石变法失败和宋朝“积贫积弱”的原因。
参考文献：
史料：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
［宋］赵汝愚：《国朝诸臣奏议》。
专著：
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刘德成：《中国财税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梁启超：《王安石传》，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5年。
张邦炜：《恍惚斋两宋史随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论文：
马玉臣、杨高凡：《“易进难退”的兵制与北宋前期之冗兵》，《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4月。
形式主义毁掉了王安石变法
徐飞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颗粒无收。一个叫郑侠的忧国忧民的小官员，眼见一些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便找人画了幅《流民图》秘密呈送宋神宗。图中所描绘的老百姓质妻卖儿、流离逃散、斩桑伐枣的悲惨景象使神宗大受震动。郑侠还附送了一篇《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中心思想就是——“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也就是说，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让天下大乱，民怨沸腾，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郑侠斩钉截铁地说：“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宋神宗的祖母曹太皇太后和母亲高太后看了《流民图》中老百姓吃草啃树皮的画面，也大受刺激，跑到神宗面前悲号恸哭，说王安石变法搞得天怒人怨。
宋神宗的变法决心崩塌了，想想也是，王安石自诩“天变不足畏”，可他王安石不是天子啊，自己才是，作为天子，天降大灾，岂能视而不见。况且，皇帝作为农业社会利益的最高代表者，他必须要站在农民的一边——虽然这天灾实际上跟王安石变法没什么关系。
一夜未眠之后，宋神宗终于想通了，他第二天便宣布废除新法，并下令开仓放粮赈济流民。说来也巧，三天后，十个月都没下一滴雨的天空突然大雨瓢泼，看来郑侠也用不着被斩首了。至于王安石，他被神宗安排回老家出任知江宁府去了。
宋神宗的选择
北宋中叶以来，国势日渐衰落。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曾经将北宋朝廷面临的困局总结为“三冗”，即冗兵、冗官、冗费。这“三冗”掏空了国库，榨干了朝廷。如果北宋朝廷再不改弦更张，还是一切照旧，那就有可能面临关停乃至崩溃的风险，比如军队很可能因为粮饷长期拖欠而哗变，官员也很可能因为俸禄拖欠而加大贪腐力度从而引发民变等。
治平四年（1067年），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接班人皇太子赵顼继位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宋神宗当时才二十岁，如果放在现在，也就是大二的学生。年轻人甫一上位，就想有所作为，改变当时财政赤字的严峻形势。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
当时摆在宋神宗面前的有三个选项。第一个是元老重臣富弼提出的“布德行惠”，他建议神宗二十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这话就跟成功学大师告诉你要想致富就必须努力奋斗一样，完全是正确的废话。第二个是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即通过一整套富国强兵的措施，来增加朝廷的收入。第三个是司马光反对变法的主张，他认为一国财富的总量是固定的，财富在官府与百姓之间分配，此消彼长——如果国库占的份额增长，则百姓所占份额必然下降。
王安石反驳司马光，认为制定的变法方案要多科学就有多科学，即使不增加百姓的赋税，也能把国库塞得满满当当。司马光、欧阳修、苏轼、文彦博、韩琦、范纯仁等人还想反驳，王安石大手一挥——这个问题不需要商量，都听我的。最终，还是王安石大刀阔斧的方案、斩钉截铁的态度更符合血气方刚的皇帝的胃口。于是，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开始了，当然，我们更习惯叫它“王安石变法”。
熙宁变法内容相当广泛，涉及经济、军事和科举三大领域。王安石先后颁布过十余部变法法令，计有均输法、市易法、募役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太学三舍法等，以及设军器监，改革科举制度等措施。
在这诸多的变法条例中，执行时间最长、为“祸”最大的法令就是青苗法。青苗法同时也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手里最有力的武器，他们最终用这把利器扳倒了王安石。
青苗法的先天缺陷
根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
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
原本在民间，就存在一些借贷机构，这些机构在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靠收放贷款牟利。当然，这种私人贷款的利息都很高，不亚于现在的某些网贷平台。因此，一旦农民收成不好，无法按时偿还，那么利滚利就能让农民倾家荡产。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就是由官府来承担此项贷款业务，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放贷，利率为20%，等秋收后再连本带利收回。按理说，官方的贷款利息比富人定得低，这样做应该既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一举两得，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是，王安石的良法美意，最终祸国殃民。
王安石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政坛老手，而不是康有为那种毫无从政经验的知识分子，在推行改革时不会异想天开。事实上，王安石早在任鄞县地方官时就试行过这一法律，效果很好。此后，为慎重起见，在正式实施这项法律前，王安石又特意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再次试点，效果都还不错。试验成功之后，王安石才正式将青苗法推向全国。
但是，王安石忽略了一点：并不是每一个地方官都有他那样的雄才大略和高尚人格。正如黄仁宇所言，“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官员，以道德指导行政，但是并不懂得如何处理具体的技术问题。
王安石青苗法的实施可以视作一项金融活动，因此若想保证青苗法能够理想化地运作，就需要相当程度的金融知识。现代的金融从业者，多数曾在高等院校系统地学习过经济学、金融学、商学等课程，而在实际操作中还需要借助现代化的技术和设备，但即便这样，现代很多银行每年也会有大量的坏账。以欧洲为例，2018年10月，据欧洲银行管理局保守估计，欧洲银行系统坏账已达8130亿欧元，一些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巨额银行坏账拖累了整个欧元区的银行系统。
王安石在推行青苗法时，既没有设立专门的放贷机构，也没有设立统管全国放贷业务的中央银行——这个名词虽然过于现代化，但是我们找不出其他合适的古代词汇来代替它。王安石把放贷的任务交给了地方官，且不说只懂圣贤之道和诗词韵律的地方官们有没有能力来负责这项金融活动，就算他们有能力，估计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认真负责这项业务，毕竟他们除了要负责地方行政事务，还要负责审理地方的民事、刑事案件。此外，民间的贷款之所以利率高，是因为放贷的风险太高。古代社会，农民的收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风调雨顺，毕竟古人既无法在干旱时人工降雨，也无法在遇到洪涝时使用抽水机械。当农民颗粒无收、没法还贷时，民间的放贷者就只能找个墙角去哭了——如果他们敢去暴力催收，激起“民变”，地方官们肯定会拿他们是问。王安石让地方官府给农民放贷，其实就是将民间放贷者的风险转嫁到了官府的头上。然而，地方官们是可以强迫颗粒无收的农民还贷的，农民走投无路之下，要么选择逃亡他乡，要么选择聚众造反，要么只能交出最后一口口粮，然后活活饿死。总之，这些后果都不是宋神宗乐意看到的。
虽然北宋的经济、文化、科技已经相当发达，可是要在全国推行技术难度极高的青苗法，依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时代的局限性摆在那里。
变了味儿的青苗法
王安石是一个能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人，他身上具有革命家那种睥睨一切、傲视四方、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气质。这样的王安石，与当时朝廷上那些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大臣们比起来，简直就是另一个次元的存在。正是因为王安石这种立志改变现状的魄力和不顾一切的决心，让同样热血沸腾的宋神宗对他相见恨晚。但是，这种性格用在革命上还好，若要用在改革上，就很不适宜。革命需要激进，需要霹雳手段，但是改革需要渐进，需要春风化雨，步步为营，慢慢推进。司马光曾对宋神宗说：“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然而，王安石显然是等不了慢慢推进的，他需要的是一步到位、立竿见影的效果。
王安石将青苗法在地方上推行的效果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但是由于技术上的限制，他也只能根据青苗钱发放了多少、收回了多少以及赚了多少利钱之类的数字来判断青苗法的推行效果。他向下级官员下达贷款指标，全然忘了这与他自己制定的百姓“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的原则相冲突。
在这种将青苗法推行情况列入官员考核的思想指导下，纸面数据漂亮，王安石则认为该官员积极推行新法，给予提拔和重用；纸面数据难看，王安石则认为该官员消极推行新法，给予降级或罢黜。如此一来，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为了登上更高的阶梯，必然会刻意迎合王安石。于是，形式主义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并且愈演愈烈。
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很多地方官员只能强迫农民兄弟贷款。如果农民兄弟说咱今年收成好，不需要贷款，那么官员们就“诱以便利，督以威刑”。除此之外，有些地方还强迫富人为穷人做担保。一旦穷人无力归还贷款，那么富人的财产就将被地方官府剥夺，这想想都可怕。韩琦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说：
故自敕下以来，一路州县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上户不愿请领，只据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愿请者支俵，则实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
——《忠献韩魏王家传》卷八《乞罢河北四路安抚使》
人家韩琦还真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实话实说。尽管王安石还规定青苗法的利息只能是二分，但是地方官为了保证贷款本利的回收，让上交给朝廷的账面数据好看，私自提高了贷款利率。有的地方贷款利率甚至超过了民间机构的高利贷，可谓是丧心病狂。
为了收到足够多的本利，地方官员对无力还贷的借贷者“行刑督索”，“或举县追呼，或排门抄札”，“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所作所为跟敲寡妇门、挖绝户坟差不多一样缺德。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至七年三月，天大旱，一时间民不聊生：“东北流民，每风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糁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在这种情况下，流民们还要“身被锁械，而负瓦楬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
全国各地官府齐心协力的结果，就是国库充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散发的青苗钱为11037772贯石匹两[2]，回收13965459贯石匹两，利息钱为2927687贯石匹两。国家财政赤字的问题是解决了，可是漂亮的账面数据背后，是全国的富人们变成了穷人，穷人们变成了卖身还债的人——估计下一步就会变成水泊梁山的人。
这种不正常的放贷、收贷模式，虽然能在地方官员的集体操作下，获得国库充盈的良好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必然无法持久。青苗法虽然在元丰六年取得“大丰收”，但在之前的元丰三、四两年间，出现了贷多收少或贷、收都下降的情况，元丰四年贷款甚至出现亏损，高达1986515贯石匹两。白纸黑字的数据表明，青苗法的实施，已经严重动摇了国本。
前面提到的郑侠本是王安石的学生，他在目睹青苗法给民间带来的危害后，曾给王安石提过“保留意见”，但是王安石没有回复他。于是，郑侠就写了一首讽刺诗：
何处难缄口，熙宁政失中。
四方三面战，十室九家空。
见佞眸如水，闻忠耳似聋。
君门深万叠，安得此言通。
——《和荆公何处难忘酒诗》
然而雄心勃勃的王安石，此时已经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包括宋神宗。对王安石的这种性格，司马光曾做过一个公允的评价：“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
此时，如果宋神宗再不令行禁止，那么大宋的江山用不着等到金兵打过来就得垮掉。于是，宋神宗在没有与王安石商量的情况下就暂罢青苗、募役、方田均税、保甲等法令，这让王安石非常失望。他向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如煮羮，下一把火，又随下一勺水，即羮何由有熟时也？”
有宋一代，想把汤煮熟确实不容易。在王安石之前就有过范仲淹的政治改革，结果一样是煮不熟的汤。范仲淹的政治改革方案解决不了“三冗”的体制问题，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方案解决不了国库的亏空问题，北宋朝廷虽然还有变法革新的动力，却没有了变法革新的空间。无论是国防上的虚弱，还是民生上的困顿，北宋朝廷都已经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矛盾愈演愈烈。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没多久，就发生了靖康之难，正所谓“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渡河”。从熙宁变法到北宋亡国，前前后后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
即便是宋神宗这样的明君和王安石这样的能臣，也无法阻止宋朝走向衰落，这一切真的是历史的悲哀。
最后以王安石的一句诗作结吧：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明妃曲二首》
【编者按】
王安石作为一名改革家，他敢于向制度挑战的勇气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值得我们敬仰；但是他在变法过程中操之过急的手段给后人留下了深刻教训。最终，受时代和制度的限制，王安石的变法还是失败了。而为了变法，北宋朝堂之上出现了激烈的党争，终至亡国。
人们经常把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对比，以总结前者失败、后者成功的原因。同样是变革经济制度，为何张居正的改革就能成功？要了解张居正改革成功的原因，就必须了解之前明代的一场改革，这场改革名气不大、范围有限，却至关重要——因为它为张居正的改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大环境，而这也是张居正改革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那么，这场为人所忽视的改革究竟是什么？下篇将见分晓。
参考文献：
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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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开关，一次被忽视的改革
大橙子
提起明清两朝的对外政策，大家都会想起《明史》中那句掷地有声的“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并将它作为“闭关锁国”政策的开端，认为它是后来中国落后于世界的主要原因。但是，鲜有人注意到的是，明朝其实在海禁与弛禁之间有过多次的反复。在这些反复的过程中，海外贸易时而非法，时而合法，时而规模较小，时而规模盛大，却与明朝的海禁与弛禁之争相伴存在，始终未曾断绝。晚明人谢杰曾在《虔台倭纂》中讽刺地写道：“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描述的便是明朝的私人海外贸易。
在明朝的几次政策变更中，明中期隆庆帝的开放海禁最为突出。在这次开海中，隆庆帝在福建漳州设置了“特区”月港，在严格的证照管理制度下，将民间一直存在并发展着的私人海外贸易合法化，使明朝的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白银大量内流，为国内白银货币化奠定了基础，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水平，使日后张居正“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有了先决条件。甚至有学者认为，正是隆庆开关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主张将其视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海禁与弛禁之争
要讲隆庆开关，还要从明朝的海禁与弛禁之争，以及隆庆帝登基时所面临的困境讲起。虽然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明朝的海禁政策似乎是铁板一块，但历史远比教科书要生动丰富得多。
自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朱元璋颁布第一条海禁诏谕“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以来，太祖和他的多位继位者都兢兢业业地恪守“海禁”命令；建文帝、永乐帝还采用迁部分沿海居民于内地、将原海船悉数改为平头船等强硬措施，以从根本上杜绝沿海居民出海。但“堵”从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朝廷政策稍有松动，沿海居民便闻风而动，伺机出海。明前期时，他们还只是偷偷摸摸进行一些小型贸易，但从16世纪开始，私人海外贸易就在地方官的默许之下蓬勃发展起来。在一些地方，甚至还有地方大族凭借经济、政治特权，勾结官府，光明正大地组织商队出海贸易。
嘉靖年间，年少继位的嘉靖帝一度想再次严申海禁，当时受命闽浙海防军务的朱纨也曾在浙江、福建一带严厉打击私人海外贸易。但嘉靖时期的海疆早已非太祖时的局面，严禁政策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走私问题，还激化了官府与当地豪强大族的矛盾，阻断了民间相当一部分贫困农民的生计，势必无法长久执行。最后，这场运动以朱纨被免职和自尽告终，此后再无人敢提严禁。
伴随嘉靖严禁政策失败的，是持续数年的嘉靖“倭乱”。这场动乱席卷了中国东南部多个省份，给东南沿海造成了极大的动荡和损失。但这场动荡也为朝廷再次反思海疆政策提供了机会，既然嘉靖帝的严禁政策失败了，帝国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倭乱”一平，福建巡抚谭纶便率先上《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以“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的理由，强调了开海对沿海居民的重要性，请求朝廷允许福建人开海通商。
几年后，嘉靖帝病逝，三子朱载垕继承皇位，是为穆宗隆庆帝。初登基的隆庆帝也雄心勃勃地想做一番大事，但他从父亲手中接过的，是一个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的朝廷。当时的国库资金已经短缺到影响皇宫用度和边关粮饷，社会也因为长时间的动乱而民怨沸腾，解决国家的财政收入问题成为他必须处理的头等大事。
时任福建巡抚的涂泽民重提他的前任谭纶于嘉靖年间提出的在福建开海的建议，上书建议“准贩东、西二洋”。不久，隆庆帝接受涂泽民的奏请，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允许在严格的证照管理制度下，由民间进行海外贸易。大明朝“隆万大改革”的时代正式开启。
明朝的“特区”——福建月港
隆庆时期的开海并非全面放开海禁，而是规定了一个“特区”，在“特区”内进行开放，而被选中的便是月港。月港是什么风水宝地，竟然有幸成为明朝的“特区”，让皇帝和福建巡抚特地选在此处开关？
说起来，月港不仅不是个风水宝地，还曾是个地瘠民刁的地方。据清代乾隆年间的《海澄县志》记载，此地“地多斥卤，平野可耕者十之二三而已”，实在不是一个适合发展农业的地方。而且，在嘉靖年间的“倭乱”中，有不少“倭寇”便来自漳州。当时东南沿海先后形成的谢老、严山、洪迪珍、张维等著名海寇集团，主要由漳州人组成。王直海寇集团中，也有不少漳州籍骨干。这些还都是次要的缺陷，最主要的问题是，月港作为马上要成为帝国门面的对外开放“特区”，居然连作为一个重要港口所必需的深水港湾都没有，其地每逢船只出海，都必须要数条小船牵引才能成行。
就这么一个既不能彰显帝国雍容气质，又不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地方，何以成为“天选之子”？实际上，地瘠、无深水港湾等缺点，月港确实都有，但要说它民贫、不适合开展对外贸易，月港人第一个不服。
月港特定的土壤环境使传统的自然经济在这里难以为继，故而月港人便早早认清现实、放弃幻想，“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选择下海去谋求一条生路。早在海禁政策还十分严格时，月港人便凭借偏僻的地理位置躲过朝廷的管理，以走私作为主要的谋生之道，发展成为著名的走私贸易港。
此外，朝贡贸易体系的衰落也为月港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正德以来，明廷便开始对朝贡方物进行一种类似于进口税的“抽分”，这种抽分往往达到20%，使越来越多的番商为了逃避这笔税收，选择在海沧、月港、双屿等地沿海的私人小港偷偷与沿岸居民进行民间贸易。
在内外两种因素的交杂下，月港的海外贸易发展越发迅速。到成化、弘治之际，此地的外贸走私活动已初具规模。《海澄县志》形容此地“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骛争驰”，俨然有苏杭之类大都会的繁盛景象。
到了嘉靖年间，月港更是作为地区性的重要港口被推上了中外民间贸易汇集地的发展高峰。《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中曾写道，当时进行海外走私活动，浙江人皆从宁波定海出海，而福建人则都从漳州月港出海，足见月港在福建地区性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闷声容易发大财，但月港这样快的发展速度，就算想闷声发财，朝廷也是不会允许的。成化年间，朝廷便将浯屿（月港附近的海岛）水寨向厦门内迁，希望可以外控大小岨屿，内绝海门、月港之“奸”，却导致海门、月港等内港的船只更易躲避官府水兵的阻截，向外贸易。从正德年间开始，聚集在月港的倭寇和海商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在海沧设置安边馆；嘉靖三十年，又建靖海馆以镇压走私活动；嘉靖四十二年，改靖海馆为海防馆，下令招抚海商倭寇。但可想而知的是，随着海防机构不断升级和海防力量逐渐增强，月港的走私以及海盗和倭寇的活动非但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日益猖獗。在这样的背景下，福建官员会不停上书重复开海这一建议，月港会率先成为改革的试验田和“特区”便也理所当然了。
借着开放的东风，月港的发展也走上了快车道。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在月港原来的基础上，各取龙溪、漳浦二县部分土地置海澄县。原来被官方否认的私人海外贸易，正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月港也从被打击控制的刁悍之地变成了真正的中外贸易枢纽。
月港开放与白银内流
海禁一开，国内贸易立呈蓬勃发展之势，从月港扬帆出海的商人也骤然增多。到17世纪初，每年从月港出港的船舶多达300余艘。商船遍历东西洋的四个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也通过贸易转运港马尼拉、澳门和西爪哇的万丹与月港间接贸易，建立起以月港为中心，北起日本、南至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贸易网络。
通过这个贸易网络，中国与世界贸易体系连接起来。中国出口的商品，小到天鹅绒、锦缎、面纱、挂毡、台布、椅垫、地毯等各色生活用品，大到钢、铁、锡、铅、铜等矿产资源，甚至“会说话、会唱歌、能变无数戏法的笼鸟”都被作为出口之物。进口产品有龟筒、西洋布、玻璃瓶等工艺品，有胡椒、木香、丁香、象牙等奢侈品，还有药品原材料等。
在众多贸易路线中，通过马尼拉将阿卡普尔科与塞维利亚相连接的这条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最为瞩目。这条航线为西班牙人所开辟，连接了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与西班牙，是中国与美洲之间的主航线，也是当时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主要路线之一。
本来在明朝中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白银使用的普遍化，中国本地的银矿产出远远不够，形成了银贵物贱的局面。但随着这条航线的开辟，将美洲白银贩来中国所赚取的巨额利润很快吸引了活跃于这条航线上的西班牙商人，他们将大量白银运到菲律宾购买东方物品。同时，中国商船也为墨西哥银圆所诱，大量涌向马尼拉。
根据学者万明先生的研究，在隆庆五年（1571年）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兴起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的这七十多年里，通过马尼拉一线输入中国的白银多达7620吨。这种大规模的白银流动带动了整个东南亚贸易，使中国像一个巨大的旋涡，吸引其他贸易路线的白银向中国流动。比如当时从美洲运往欧洲的白银也辗转输入亚洲，其中大部分进入了中国。弘治六年（1493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世界银产量2.3万吨，美洲产量占了70%以上，西方著名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其中至少有一半的白银流入了中国。
隆庆开关为当时走入困境的商业经济和国家财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将明朝的经济和国力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这次开海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和深远影响远不止如此。
随着白银的大量内流，中国国内的商业资本也日趋活跃，后世鼎鼎有名的徽商便是在这一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商业的繁荣也催生了一大批商业都会和中小市镇，东南沿海一带的福州、漳州、宁波、广州逐渐发展成对外贸易的商业港口，江南的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也变得更加繁荣。
此外，明末以反矿监、反税使为标志的“市民运动”，思想文化领域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李贽的离经叛道、明末公安派“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商业领域生产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发展等，也可以说与隆庆开关带动的经济快速发展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月港的穷途和明末改革的末路
不过，依照惯例，我们还是要反思一下隆庆开关的局限性——此次开关为何没能改变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这还要从王朝自身说起。
月港开关本身只是明王朝为应对困窘局面而不得已进行的一次局部性的试验。即使是在这一试验取得较大成绩时，朝廷也没有选择扩大开放范围和减少开放限制，只有广东和福建两省地方的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身份，广东明面上始终禁止私人出海贸易，其他沿海地区也仍处于禁海状态。
此外，在实际的交易中，无处不在的贪腐为外贸的正常发展增加了不少阻碍。万历年间曾出任福建税监的高宷便是贪腐队伍中的“翘楚”。他在任期间大肆搜刮财物异宝，强行征派各种的税款，一人便使许多海商面临破产。后来高宷虽被撤职，但地方官员剥削海商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官坏而吏仍肥，饷亏而书悉饱”的局面始终限制着月港的发展。
最后，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洋人，明廷对参与对外贸易的商人从无任何保护。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大规模屠杀华人，明廷对此没有采取救助措施，反而以其为“弃民”，称“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兵之反以劳师”。
隆庆开关是明代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一次伟大的变革，虽然它随着明王朝的灭亡而为人所忽视，但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大量白银内流、明末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以及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等事件，却备受关注，为我们认识明代历史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不过，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王朝所做的一次开放尝试，原有王朝的思维和沉疴始终限制着新事物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其影响还是有限的。
【编者按】
隆庆开关是明代后期“隆（庆）万（历）大改革”的先声，虽然亦有时代限制，但是成效显著，对明清两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就明朝后期来说，隆庆开关符合统治者和百姓的利益，所以这是它相比王安石变法要成功的原因。可见，改革也要顺应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否则或是于事无补，或是过犹不及。
随着月港贸易的蓬勃发展，白银大量涌入中国，逐渐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货币，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白银时代”。而从中受惠的不只是大明帝国，日后大清帝国的康乾盛世，也是在白银货币化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若不是殷实的大清国库里堆积如山的白银，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又怎能完成他“文治武功”的成就？
或许，我们会有疑问，乾隆帝花钱如此豪爽，他荷包里的钱都是哪来的呢？真的只是依靠祖宗给他留下的家业吗？事实上，乾隆时期，朝廷不但没有增加苛捐杂税压榨百姓，反倒经常减赋减税。一面是花钱如流水，一面是蠲免钱粮恩泽百姓，乾隆帝到底是如何做到的？下篇文章将揭示乾隆帝和大清帝国的“财富密码”，也会告诉你帝国盛世之下的危机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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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降税，朝廷不会缺钱吗？
坛主
蠲免钱粮，古已有之，一般是遇到水灾、旱灾、虫灾等灾荒，统治者为了照拂灾区老百姓的生计而下令减免当地的赋税，是与赈灾行为一同实行的权宜之计。而且，这种措施往往只针对受灾区域，不会在全局上影响朝廷的财政运作，但若是蠲免区域增多，则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地方官府的财政运作，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蠲免钱粮到了清代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形式，就是“普蠲”，即不因为某事由而对特定区域进行照顾、减免赋税的权宜之计。不过，由于普免天下钱粮，国家财政少了相当大一笔收入，难道这不会影响清廷的财政运作吗？
恩恤有加：清朝政权的巩固与普免天下钱粮
清朝入主中原伊始，面临着较为复杂的政治形势，对于钱粮蠲免的态度颇为审慎。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议定，某地受灾程度达到八、九、十分（损失在80%～100%），免除十分之三的赋税；受灾在五、六、七分（损失在50%～80%），免除五分之一的赋税；受灾程度在四分（损失在40%～50%），免十分之一赋税。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这一规定反而更加严苛，受灾损失在五分以下不算作“灾”；损失达六分，免除十分之一赋税；损失达七、八分，免十分之二赋税；受灾损失在九、十分，才免十分之三赋税。康熙初年的工部尚书傅维麟曾向朝廷上书表示：“然而灾至十分则全荒矣，田既全荒，赋何由办？”既然已经近乎颗粒无收，赋税谈何而来？然因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傅维麟的上书未被朝廷理睬。
清廷放宽税收减免政策是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实现的，而大规模的普免钱粮则要迟至康熙中晚期。康熙四十九年，康熙帝下达上谕，普免天下一年的钱粮，由于社会从动乱中恢复并没有很长时间，当时的财政状况还不是非常乐观，所以康熙帝采用了每年蠲免几个省份的钱粮，在三年内于全国轮转一周的办法，来达到普免钱粮的效果。本次普免钱粮共免除当年赋税2780余万两白银，历年积欠银420余万两，共计3200余万两白银。而根据《清实录》记载，当年朝廷的田赋收入总共才有2900余万两，可见减免的赋税已经相当“大方”了。
雍正朝十三年，清廷再未实行普免天下钱粮的政策。等到乾隆帝即位，清朝统治步入全盛时期。为了彰显“皇恩浩荡”，乾隆帝决定效法爷爷康熙帝，再次普免天下钱粮，他分别于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五十五年及嘉庆元年（1796年，这次普免与乾隆帝禅位同时实行，决策者与实行者仍旧是乾隆帝）五次普免天下钱粮。
除了普免天下钱粮，乾隆帝还三次全免南方漕粮。乾隆一朝，全国普免的白银高达1.1亿余两，粮米超过1200万石。要知道，当时清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不过4000万两。这就引来了一个问题，那么多次普免天下钱粮，清廷难道不会缺钱吗？
度支有道：清廷财政收入的构成
这还要从清廷财政收入的构成说起。在晚清发生巨大变革之前，清廷的财政收入大致分为几个大的项目，分别是田赋、盐课、关税和杂税，除此之外，还有捐纳和报效所得。
所谓田赋，也就是清廷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田赋包含两类，大部分需要征收银两，也就是地丁银，还有一部分征收实物，漕粮是其代表。由于清廷征收的田赋包含钱与粮两大部分，所以又被称作钱粮。关于地丁银，古代的税收往往分为田赋（对土地征收赋税）和丁税（可以理解为人头税），清廷在进入雍正朝后，普遍将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摊丁入亩）。而且，自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后，清廷实行“永不加赋”的政策，这样就把丁口的数量固定了下来，使得地丁银的应征数目保持在一个比较平均的水平。在乾隆时期，每年地丁银的收入在3000万两白银上下，这也是普免钱粮主要减免的部分。
不过，除此之外，清廷尚有别的财政来源。比如清廷实行盐的专卖制度，在乾隆朝，大约每年从盐课中获得白银500万两。关税是清廷财政来源的另一方面，在乾隆时期大约平均每年也是500万两。除此之外，其余杂税合计大约还有1000万两。以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为例，当年全国总的财政收入在4800多万两，地丁银收入为2900多万两，占比约为60%，其余的收入便来自其他税收来源。
随着经济的不断恢复，清廷岁入逐渐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高位，财政收入中非田赋收入的比例也逐渐扩大，但即便这样，仅靠正常的财政收入，其实尚不能完全承受田赋大量蠲免带来的现实压力。康熙帝曾谕令户部表示，国家常年蠲免钱粮，务必厉行节省，并说光禄寺以前用银在100万两左右，而今节省至10万两左右，康熙帝表示应推行这一做法。据学者研究，康熙中晚期的钱粮蠲免，实际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地方官府的财政短缺。乾隆朝得以大规模蠲免田赋的重要基础，一为“非正常财政收入”，另一为库存银数量上升。
隐形的荷包：清廷的“非正常”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至清中叶，清廷除每年正常财政收入外，尚有两种例外收入，也就是捐纳与报效。所谓捐纳，俗称捐官，其实也就是清廷公开卖官鬻爵。据清廷在乾隆三十九年的规定，郎中（五品官）值银9600两，主事（六品官）值银4620两，同知（五品官）值银6820两，道员（四品官）值银16400两，知府（四品官）值银13300两，知县（七品官）值银4620两，县丞（八品官）值银980两。据学者统计，自雍正二年（1724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户部捐纳司共收捐银182590986两，约相当于六年田赋总额。
报效，就是以财物奉献官府、上司。清代时的报效，可以理解为捐款的一种形式。虽名为捐款，却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某种实质意义上的“摊派”，报效种类繁多，有“军需报效”“水利报效”“赈济报效”等不同名目。有清一代，“报效”的主力无疑应属两淮盐商。据学者统计，乾隆、嘉庆两朝盐商报效达白银6500万两以上，几乎相当于清廷两三年的田赋收入。这种“非正常”收入虽然不算在清廷的正项收入中，但无疑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廷的收入来源不只是全国的“钱粮”，这是乾隆帝可以大规模普免钱粮的一个前提。
乾隆帝的信心：财政收支及库存银数量
知道了财政收入的数量与构成，那么清廷一年大约要花多少钱呢？根据史料，乾隆时期，朝廷平时一年的支出为3000余万两。不过每年情况变化很大，这个数额有比较大的波动。
库存银是每年财政收支相抵后的结余。库存银的数量也决定了乾隆帝普免天下钱粮的底气。库存银的变化比较大，康熙盛期，库存银最高达4500万两左右，然而康熙晚期吏治腐败，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到了雍正帝即位时，已经下跌到了2700万两左右。（该数目参考《雍正朝汉文朱批》与相关学者论著的说法。根据魏源的《圣武记》叙述，康熙帝驾崩后户部存银只剩800万两，应该并非实情。）经雍正帝十三年的统治后，库存银数量上涨到3400多万两。
到了乾隆帝即位时，天下开始了比较长久的承平时期。根据学者统计，自从乾隆十四年（1749年）之后，户部银库的结余几乎呈现出逐年上涨的态势。乾隆三十七年，户部存银已经上涨到了7800万两。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乾隆皇帝第三次普免钱粮的前一年，户部银库的存银已超过8000万两，创造了清代财政史上的一个纪录。
正是由于清廷豁免的钱粮不是全部的财政收入，加之朝廷在承平时期有相当的积蓄，豁免钱粮才成为可能，因此朝廷不至于入不敷出。
嘉道迷局：“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啬耶？”
道光中叶，鸦片荼毒中国，清廷痛感其弊，朝堂上进行了一场关于解决鸦片问题的大讨论。在这次讨论中，时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上了一封痛陈时弊的清代名疏，也就是《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奏疏的开头，他开门见山地指出，道光帝即位后，厉行节俭，但财政状况反而比乾隆帝时一落千丈，遥想乾隆时期，花费无数，他反问道：“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啬耶？”意思是说：“难道越奢侈就越富有，越节俭就越贫穷吗？”这场发生在乾隆朝结束半个世纪后的争论，或可作为清廷大规模蠲免钱粮的一个有趣注脚。
实际上，嘉庆、道光两朝，清廷的财政收入并未大幅度缩水，但朝廷不光无力进行普免天下钱粮这样的举措，甚至连日常用度也逐渐捉襟见肘。这其中大致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嘉庆、道光朝财政，一方面基本结构与清初相同，不过报效之类“非正常收入”因为“经济不景气”的缘故进入低迷期；其二，各种社会治理费用较之乾隆时期有了大幅度提高。大规模的民变开始频繁出现，而且黄河水患的严重程度也一日胜似一日，仅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修筑东坝[3]就用银1190万两，几乎占到清廷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嘉庆朝又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清廷为平定该起义耗银超过亿两，几乎相当于数年的田赋收入。
相比较而言，乾隆朝在承平时期普免钱粮，一次最多大约3000万两，而在嘉庆、道光时期，一方面朝廷财政收入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维持统治的成本又大大上升，乾隆帝普免的钱粮，与王朝中衰时需要应对的各种各样的统治危机要花费的钱粮相比，也许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总而言之，康熙中叶之后的海内升平，为大规模蠲免钱粮提供了基本的背景条件，清廷财政收入基本趋于稳定，非田赋的其他收入占比增加，尤其是各种“非正常收入”的开辟与繁荣，使得大规模蠲免钱粮在技术上具有可操作性。进入嘉庆、道光两朝，王朝步入多事之秋，乱象频生，使得基本财政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非正常收入”也因经济低迷而辉煌不再，大规模蠲免钱粮终不免成为明日黄花，不可复见。道光朝之后，被拖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清王朝，不得不为艰难求生而对财政变革之路上下求索，晚清财政剧变由此肇端。
【编者按】
大清帝国的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依靠一些“非常规”的来源，正是如此，乾隆帝才可以一边大手大脚地花钱，一边免除赋税、恩泽百姓。然而清朝的财政模式明显缺乏抗风险能力，到嘉道时期，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之下，财源枯竭，以致国力中衰。正如黄爵滋的疑问那样，道光帝无论如何“节俭”也无法挽回帝国的颓势。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参考文献：
专著：
陈锋：《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
陈锋：《中国财政通史：清代财政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史志宏：《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论文：
陈锋：《清代财政收入政策与收入结构的变动》，《人文论丛》，2001年卷。
陈锋：《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的田赋蠲免》，《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
何平：《论康熙时代的赋税减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刘凤云：《蠲免、捐纳与康熙朝的地方钱粮亏空》，《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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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平：《试论清朝嘉道时期的钱粮亏空》，《人文论丛》，2015年第1期。
倪玉平：《试论清代财政体系的近代转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4期。
皇帝不会花钱有多可怕？
徐飞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该来的总是会来，19世纪东西方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终于导致了一场血与火的交锋。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1840年6月28日），英国海军上将乔治·懿律率领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舰28艘以及陆军4000人，抵达中国广州海面，并下令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后，这支英国远征军在中国沿海攻城略地，战无不胜。不过，这不是最令我们尴尬的地方，最令人尴尬的是，这支英国远征军只不过是一支规模很小的军队。
“勤俭节约”的道光帝
钦差大臣林则徐曾认为英国离中国太远，所以英国“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但是考虑到英国军事力量不可小觑，他还是做了很多的战备工作。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英两国在军事上的代差，不是短期就能够消弭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曾经扬言：“据对中国有丰富知识的人说……有这样的海军力量就能完成，即双层甲板的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三艘，其中至少有一舰应是大型的；轮船两艘或三艘。”
林则徐曾上奏道光帝，希望朝廷拨款购买西洋的船炮布设海防。但是，我们都知道，道光帝是一个非常节俭，甚至可以说是抠门的皇帝：他的龙袍破了，就让宫女打补丁；他要吃晚饭了，就让太监从宫外购买便宜的烧饼，然后就着热水咽下去；他吃完晚饭就和皇后就寝，连蜡烛和煤油的钱都省了。所以，林则徐想从道光帝那里要钱，其难度可想而知。
平心而论，道光帝节俭、勤政，放在中国古代的帝王评价体系里，完全算得上是一位合格的君主，但时过境迁，道光帝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中华文明独步天下的时代。这个时候，该花的钱就得花。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掌权者，道光帝应具备的最关键的能力是会花钱，而不是会省钱。
道光帝拒不出钱，无奈之下，林则徐只好想办法从民间集资。但是从民间能筹集多少钱？林则徐划拉了一下手上的钱，发现只勉强能买到一门英国利物浦铜炮，以及一艘英国军舰“剑桥号”。而且，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查理·义律快人一步，他在默许出售“剑桥号”之前，就已经派人把船上的加农炮拆了下来，林则徐买到的只是一个空壳子。但即使是空壳子，也是一艘现代化的船只，比清朝当时的那些小船好太多，所以林则徐没有选择取消订单。只是，这艘空壳子最终没有在之后的战争中发挥任何作用——因为中国水手不知道如何操控它。
没有钱置办现代化的军事装备，那就只能用土法子。林则徐找来钢索，把它横在河道上，用以阻止英国军舰自由行动；他在几百条木筏子上装满火药，打算让它们去撞击英国军舰，引发爆炸；还有就是发动广州周边的乡勇，让他们拿着各式各样的农具以及一些火绳步枪，辅助官军与英国军队抗衡。
这种种原始落后的备战措施，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但是站在林则徐当时所处的历史情境里，他的确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而且，他的备战措施尽管很古老，但还不至于荒腔走板，且看名将杨芳的对敌策略——“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载以木筏出御”，使“溺器口向贼来路”，认为这样就可以破掉侵略者的“妖术”。是的，你没看错，堂堂大清帝国的名将，居然把坚船利炮看成是妖术。
本来林则徐心里就忐忑不安，再加上有个杨芳这样的队友，可想而知他该有多么心累。
当英国军舰北上至天津示威时，林则徐再一次上奏道光帝，称：“自道光元年［1821年］以来，粤关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必防其害。使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制夷已可裕如。”他希望朝廷动用部分关税来制造炮船，以此对抗船坚炮利的入侵者。但是道光帝还是舍不得掏出银子，为了掩饰自己的抠门，他便指责林则徐：“汝云英夷试其恫喝，是汝亦效英夷恫喝于朕也。无理！可恶！……一片胡言！”然后就摘了林则徐两广总督的乌纱帽。
碰到这样的皇上，别说林则徐，就是姜子牙、周公、诸葛亮、王阳明再世也没辙。所以他在被撤职后写诗感叹：“我无长策靖蛮氛，愧说楼船练水军。”
在这场中世纪军队与现代化军队的对抗中，中国军民吃了没有坚船利炮的大亏。奕䜣山在广州时，清军兵力是英军的数倍，但刀枪矛盾远敌不过英军船坚炮利，英军顺利登陆，并攻下广州城北郊的炮台，向广州城内俯射。此后，英军到北方攻打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及4000余将士战死，钦差大臣暨两江总督裕谦亦于战事中牺牲。这些将士，都为道光帝的抠门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然而，如此大的代价之下，道光帝也并没有省下钱：清廷花费了7000万两白银的军费，[4]加上之前交给英军的600万两广州城赎城费，以及之后《南京条约》中规定的2100万银圆赔款（当时民间大致以0.7两白银兑换1银圆），这前前后后总共耗资将近一亿两白银。
一亿两白银是什么概念？道光二十年（1840年）清廷的国库存银仅为1034万余两！估计道光帝在夜深人静之时，用算盘算一算这笔账，肯定会号啕大哭：这一亿两白银，能打多少块补丁、能买多少个烧饼？自己节衣缩食，不建亭台楼阁，不享酒池肉林，结果钱不但没有省下来，反而还亏了一大笔。
道光帝舍不得掏小钱买军舰和大炮，最后就不得不掏大钱来买和平和苟安。道光帝就此为他的因小失大付出了巨额的代价。
风轻云淡的君臣
鸦片战争之后，凡是上过战场见识过英军坚船利炮的官员，都产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林则徐意识到，中国必须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建军方案。他计划中的水师规模为“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当然，只有船不行，船只是作战平台，还需要配套的大炮。林则徐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即南宋名将岳飞、韩世忠］束手，奈何奈何！
——《致姚春木王冬寿书》
那么大炮如何才能“得用”？林则徐认为，战舰上的大炮必须“铸法练兵，皆与外洋相同”，“其大要总在腹厚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出快而不炸”。可见他对西洋大炮，尤其是滑膛炮的细节有所研究。
然而，那些没有亲身跟西洋坚船利炮打过交道的官员，很难理解中英之间的巨大军事差距，因而也不会产生向西方学习的想法。他们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产生什么焦虑，反而都有一些莫名的乐观。
《南京条约》的签约代表牛鉴等人，在呈给道光帝的签约报告中说：“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
福建巡抚刘鸿翱说：“臣莅闽四载，略识夷情，今之英吉利不同于前明倭寇。倭寇志在虏掠，英吉利志在通商。该国去中国八万余里，彼断不于八万里以外或有他图。彼亦知即有他图，亦断不能据守。”
广东巡抚黄恩彤在《抚夷论》中写道：“中国之所以控制而羁縻之者，惟在通商……其国中一切经费全资商税。其所以以兵犯顺者，非谋逆也，图复其通商也。”
两广总督徐广缙也说：“驭夷之道，不外羁縻。”
这些封疆大吏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仅仅视为要求通商，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英国是要把中国纳入其全球体系，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渗透、改造中国，比如，强行打碎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和华夷观念。
鸦片战争的后果，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五口通商、割地赔款那么简单，它意味着西方现代文明试图全面压制中华文明的开始。而这些封疆大吏，都没有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以为只要能满足西方人通商的要求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而且，有些官员虽然意识到了中英之间的军事差距，但是毕竟没有真正在战场上与英国人交锋，所以他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思路，就是从传统中找方法，比如“羁縻”。问题是，羁縻对付那些文明程度落后的“蛮夷”有用，不代表就对英国等西方国家有用。
当然，清廷能不能吸取鸦片战争的教训，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最终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即道光帝的决定。但是，很遗憾，道光帝与努尔哈赤等清朝创始人不同，他久居深宫，从未亲临任何战场，包括鸦片战争的前线。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月，道光帝令福建总兵达洪阿等人审问英军俘虏：
该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是否授自国王？抑即由带兵之人派调？着达洪阿等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据实具奏，毋任讳匿。
——《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
中英已经开战两年了，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道光帝对世界的了解程度实在让人无语——他对敌人几乎一无所知。
得过且过的统治
对于要跟“夷人”签订《南京条约》，道光帝一开始是非常不爽的，他愤愤不平：
览奏忿恨之至。朕因亿万生灵所系，实关天下大局，故虽愤闷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非仅为保全江浙两省而然也。该大臣［指耆英］等所称可救燃眉，是徒知救急于目前，未计贻忧于日后。
——《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十九
那么，道光帝本人在骂完耆英等人“未计贻忧于日后”之后，是如何为日后打算的呢？他首先打算的是：自己割地赔款，无颜面对大清的列祖列宗，所以死后不再入太庙。这还算好，至少道光帝还知道自己要为战争的失败和屈辱的条约负责。不像以后的西太后，明明庚子国难是她一手造成的，结果她逃到西安后，居然厚颜无耻地从当地搜刮三千车珠宝，然后风风光光地回到北京，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去参加迎神庙会了。
不过，自责之后，道光帝似乎没有什么积极的作为。他没有选择像林则徐那样研究洋人的报刊、书籍，因此对天下大势依然一头雾水。而那些头上雾水相对少一点的官员，也都明哲保身，不置一词。比如，广东巡抚黄恩彤在《抚夷论》中提出，“该夷之船坚炮烈，断难力敌，亦无术破”，中国即使造炮制船，也是“万万不及”，“无制彼之术”。然而，他未曾建议朝廷效法西方造坚船利炮。林则徐虽然收集了外国的资料，但也只是交给了好友魏源，并没有向道光帝倡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因为他怕道光帝再说他利用洋人来恫吓皇上。最后是魏源在林则徐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写成了《海国图志》。
唯一的例外是徐继畬。道光帝让身为广东按察使的徐继畬编撰介绍海外情况的书籍，由此，徐继畬开始广泛收集海外资料，历时六年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完成《瀛环志略》一书。在《瀛环志略》中，徐继畬不仅详细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可惜，这个时候道光帝已经快到生命的终点了。这本书没有对道光帝产生任何影响——恐怕这么长时间过去了，道光帝自己都忘了。
因为不知道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有多优秀，所以根本不会产生学习别人的欲望，没有欲望，就只能得过且过。道光帝曾指示各省督抚，“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但是，可以想象，当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炮弹再次落在中国的领土上时，清廷使用的那些过时的观点和无效的政策，该是多么无裨于事和危险。
在道光帝的领导下，从鸦片战争结束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之间的十四年（后六年是咸丰帝在位，但是他继承了道光帝的无所作为），中国军队几乎没有任何变革，依然在用大刀长矛以及鸟枪抬炮，而西方英法等国的军事力量却在进一步增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普遍装备了米尼步枪、阿姆斯特朗炮和康格里夫火箭，单位投射效力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英军的数倍。
除了外来的危险，清朝内部也已经岌岌可危。为了应付由鸦片战争和赔款带来的财政拮据，道光帝开始增加农民的税赋，致使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的日子本来就过得很贫苦了，哪里交得起更多的钱？然而，州县的催逼急如星火，关押拷打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
总体而言，鸦片战争之前，道光帝因小失大，鸦片战争之后，道光帝只是对签订《南京条约》感到痛苦，却没有学习西方，以改革清军、提高清军作战效能。虽然几个沿海省份在19世纪50年代获得了一定的西洋武器，但是就连北京各旗的精锐“火器营”，对枪炮训练的重视程度也远不及弓箭训练。
制度的作用固然很关键，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国家领袖在历史进程当中的作用。
勤俭节约固然是美德，但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对于能够轻轻松松“先赚他一个亿”的家族来说，勤俭不是最重要的。想要制定游戏规则，想要选对人、用好人，在潮起潮落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的不仅仅是盯紧自己家的钱袋子。而对于一名国家领袖来说，最关键的就更不是勤俭节约，而是战略决策能力，集中力量办成大事。19世纪鸦片战争的重锤，给了道光帝睁眼看世界的机会，清朝雄厚的家底也给了道光帝跟英国“掰腕子”的资本，只可惜他没有世界性的眼光，看不到发展的趋势，让清朝活脱脱荒废了十四年，直至更加严重的灾难到来。
道光帝或许到死也在疑惑，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何我们输了……
【编者按】
道光帝的这个疑问，恐怕也是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疑问。此时，这个古老的帝国还全然不知，这场规模不大的“夷人”入侵，竟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分水岭。此后的大清王朝将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两千多年帝国的命运，将在这场变局中走向终点。本书的最后一篇，将见证大清帝国乃至中国古代帝制的终结。
参考文献：
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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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任复兴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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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据沈括《梦溪笔谈》：“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1石为10斗，宋代1斤约为今640克，则1斗约为今5.9千克。而据北宋庆历年间的考试，步射“一石五斗以上七中为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为第二，九斗以上三中为第三”；马射“弓一石以上八中为第一，九斗以上七中为第二，八斗以上五中为第三”。——编者注
[2] 宋代财政统计中，往往将官府所收到的各种货币赋税和实物赋税的数字单纯相加。《宋史·食货志》载：“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贯）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因此将各项数字相加，相应的单位就是“贯石匹两”。——编者注
[3] 东坝位于今江苏南京市高淳区东，是明清时期防止胥溪河水患、保障漕运的重要水利工程。——编者注
[4]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8页另谓“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军费开支在3000万两左右”。——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