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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出一门 帝王的铁腕
大明王朝的困境
清朝如何统一台湾？
党争闹起来，乾隆帝也头疼乾隆帝：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在王朝的更迭中，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们意识到了，帝国真正的敌人，不在边疆塞外，而在宫廷朝堂。
宫廷朝堂，是整个帝国权力汇集的焦点。那么，权力该如何分配，就成了君臣永恒的议题。两千多年来，权谋诡计、党争倾轧、兵谏政变……激烈的斗争，形成了帝国内部的一个战场，这个战场的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边疆。
在内部权力争夺的过程中，帝国的政治家们意识到了一点，权力的分散，势必导致政局动乱：“政出多门，权去公家”“政出多门，不合众心”“政出多门，纪纲紊乱”……政出多门的弊端在史书中一次次地被提及，成为崇尚儒法霸王之道的统治者眼中最大的敌人。所以帝王和权臣们用尽手段，都要“政出一门”，如此方能成为帝国的主宰。
帝王该如何在这场斗争中立足？如何掌控和运用帝国的钥匙——权力？康熙帝玄烨、乾隆帝弘历，这些强势的帝王如何展现自己的政治手腕？朝堂之上的权臣也不会无动于衷：李东阳和江彬、姚启圣和施琅、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些权臣的争斗又会对帝国的命运造成怎样的影响？
大明王朝的困境
营三千
正德七年（1512年）十一月，对于大明帝国而言，岁月并不静好，因为蒙古铁骑依然威胁着京师。
自打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的北部边防就以收缩防御为主。虽然在成化朝有过几次主动出击，夺回了河套地区，但从弘治朝开始，随着蒙古小王子崛起并逐渐统一漠南，蒙古铁骑又一次成为威胁明朝九边的军事力量。整个弘治朝，小王子屡次入境劫掠，掳走大量人口、牲畜，骚扰边防，搅得大同、固原等地的守军不得安宁，而明朝方面却一直对其无可奈何。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了正德朝。
为了打理父亲弘治帝朱祐樘留下来的烂摊子，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时任皇帝朱厚照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然后派太监去问内阁的意见。万万没想到，一向温文尔雅、跟和事佬差不多的内阁首辅李东阳这回反应却异常激烈，死活不肯奉诏。他直接把正德帝的命令顶了回去，并且告诉传话的太监：
某等职在论思，预闻国计。知其不可，若勉强曲从，即有后患，献司者不知何在而执笔者固存，国事一坏，虽死何赎？
——《李东阳集·年谱》
李东阳深知，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却很难折断。于是他发动六部、科道官等一批大臣集体反对，一时之间，搞得正德帝很是下不来台。
这条激起强烈反对声浪的旨意，就是“京、边官军兑调操习”。这八个字解释起来很简单：把京营的官军调到边关，再把边军调到京城。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京军下基层锻炼，基层军队到京城充实队伍。那么，皇帝他老人家的这个想法到底好不好呢？
日益衰弱的京军
顾名思义，京军就是京城的军队，边军就是驻扎于明朝北部九边，如宣府、大同等地的军队，二者向来各安其位。上一次让边军进京，已经是近一百年前永乐年间的事了；而让边军和京军定期换防，在明朝更是前所未有。后来有人评价说：“祖宗时，只有调士兵赴各省杀贼之例，未有调边兵入内地者。”换言之，正德帝这么干，完全是不把祖宗的规矩放在眼里。
朱厚照为啥要大费周章地推动这一举措？主要还是因为正德朝京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了。
曾经的京军，可以说是整个明朝最精锐、最骁勇的部队，当年明成祖朱棣屡次北征，率领的可都是京军人马。但自宣德朝之后，京军的战斗力便日益衰弱，不复当年之勇。后来土木堡之变，正统帝朱祁镇御驾亲征，兵败被俘，从征的京军几乎全军覆没，经此一役，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京军，虽然架子依然在，但早已没有当年的精气神。
到弘治年间，承平日久，没有战争的锤炼，京军已相当孱弱，无论兵士还是将领，都弥漫着颓靡之气。弘治十三年（1500年），弘治帝满怀期待地派遣平江伯陈锐操练京军兵马，主动出击，抵御蒙古侵袭。陈锐是将门之后，世袭伯爵之位，而他的对手火筛，则是小王子的得力干将。陈锐听说火筛“赤面颀伟，骁勇善战”，畏惧不前，不敢承担重任。临行之时，弘治帝举行仪式，亲自赐给他军印，他竟当着皇帝的面跌了一跤，把军印直接摔在地上，让弘治帝很是尴尬。不敢上也得上，陈锐并非将才，赶鸭子上架，自然干不好。刚开始他不敢主动出击，龟缩不出，还忽悠弘治帝，说这叫作“坚壁清野”。时间长了，弘治帝渐渐失望，眼见并无成效，只得把他撤了回来，陈锐也就成了京城的笑柄。
对于这种局面，弘治帝自己也很焦虑，弘治十七年的一次召对中，他问李东阳和刘大夏：为什么当年老祖宗朱棣能够亲率京军北征蒙古，现在却不行了呢？关起门来聊天，也不怕丢人，刘大夏便说了大实话：
太宗［即成祖］之时何时也？有粮有草，有兵有马，又有好将官，所以得利。今粮草缺乏，军马疲弊，将官鲜得其人，军士玩于法令……
——《李东阳集·续集·文遗补·燕对录》
想当年永乐朝，粮草充足，兵强马壮，将领能征善战，现在却什么都没有……总之一句话：皇上，时代变了。
其实，更直接的话，刘大夏和李东阳没敢说：京军战斗力之下降，不能只怪时代变了、祖宗们没留下好东西，弘治帝自己也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弘治六年（1493年），京城里有几场大工程要忙，首先是去年弘治帝的妹妹仙游公主去世，她的坟还没修好，紧接着是修弘治帝的老丈人，也就是张皇后亲爹的坟，再加上玄武门以及护城河的修缮，这么多事，人手不足，弘治帝便下令，让京营的官军去干活。兵部尚书马文升觉得不妥，极力反对，弘治帝不仅不听，还命令这几项工程都要加快进度，早日完成。
之后，弘治帝屡次从京军中调拨人马，修宫殿、盖房子，每次都是万余人应役，搞得京军疲于奔命。兵部尚书马文升再次上疏，说如今“民困于征求，军困于工役”，工程方面的事应该停一停了。那么皇帝什么反应呢？“嘉纳之”，意思就是：你讲的很有道理，但下次再说吧。
这就是困扰明朝京军百余年的“役占”问题。搞点儿军事工程建设，还属于军队的分内之事，可是弘治朝连京师的城隍庙、东岳庙都要京军负责修葺，这就实在过分了。而且，因为都是重体力活，每次被挑选去盖房子的，都是京军中身强体壮者，也就是京军中相对比较精锐的部队。大明帝国捍卫京城的精锐部队，就这样成了施工大队。如此沉重的劳役负担下，指望本来就久疏战阵的京军一面搞土木建设，一面还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岂不是天方夜谭？
光靠边军抵御蒙古，自然是不够的，必须得有京军的配合，然而京军一直烂泥扶不上墙。所以，弘治十七年（1504年），当蒙古铁骑再次犯边时，弘治帝面对的，就是一个无兵可用的尴尬局面。
新皇帝锐意改革
一年后，弘治帝去世，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了他的儿子，出了名的“顽童天子”正德帝朱厚照。朱厚照特别热心军事，他看着皇城脚下无能的京军，越看越不顺眼。
不久，事实再次证明了京军战斗力低下。正德五年（1510年），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在河北爆发，规模迅速壮大，在河北、河南、山东一带都有活动，直逼京师。为了平乱，明廷多次派京军出战，没想到京军一触即溃，屡战屡败，指挥张英等人被杀。最后，明廷不得不从宣府、大同、辽东等边防前线调来久经沙场的边军，才扑灭了这场起义。
刘六、刘七逃亡过程中，在真定碰上了伏羌伯毛锐率领的京军，没想到一万多人的京军竟然连这支败军都打不过，全赖许泰率领的边军出手，才救了毛锐一命。
京军磨了半天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边军一来就搞定了，二者战斗力形成鲜明对比，让正德帝印象深刻。于是，他一拍脑袋，想出了主意：京军与边军对调操练，参与调换的将士，每人赏银一两。正德帝的思路很直接：京军的战斗力差，是因为练得少，那就把京军送到边关去，在边关实战演练，等练好了再回来；再把一部分战斗力较强的边军调到京城，让孱弱的京军见识见识，仗该怎么打。这等于是把刘六、刘七起义那会儿临时应变的措施，改成了常态。
当然，对于这种完全将“祖宗成法”置之不理的行为，正德帝一开始心里也有点儿发怵。他担心内阁老臣们不答应，就先让太监去探探内阁的口风，结果首辅李东阳坚决反对，并上疏皇帝，一口气列出了十条反对理由。
李东阳明白，正德帝向来标新立异，跟他掰扯祖宗成法是没用的。所以在奏疏中，他并未纠缠于“旧制”，而是从可执行性方面，指出了对调操练的种种问题。他认为，以边军的人数，防御蒙古本来就捉襟见肘，如果再抽调大量边军进京，会使边防守备空虚，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另一方面，京军长途出动，有扰民之嫌。最要紧的是，这样距离远、规模大的换防，靡费军饷，加重了财政负担，明朝未必能付得起这么大一笔开支。
这几个理由，讲得条分缕析，头头是道。但朱厚照可不是一般的皇帝，只要他想做，你怎么反对都无济于事。为了通过这项旨意，朱厚照先是派太监去和李东阳辩论，理所当然地被饱读诗书的李东阳一一驳倒。如此“往返再日”，打了好几天的拉锯战。最后，眼见李东阳没有答应的意思，朱厚照使出了绝招——坐乾清宫门口！
堂堂一国之君，竟一屁股坐在乾清宫的门口，跟李东阳耗上了。他让小太监带去口信，非要李东阳当天晚上拟好旨意不可。但即使皇帝做到这个份儿上，李东阳依然不为所动，绝不松口。眼见李东阳软硬不吃，朱厚照也就不再给他机会了。几个月后，李东阳半是被迫、半是自愿地致仕退休，回家休养，而朱厚照则绕过不听话的内阁，通过“内旨”，直接下达了调换京军、边军的命令。
正如李东阳所料，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换防开始后，辽东、宣府、大同、延绥这四大重镇的边军来到京城，号称“外四家”，规模高达数万人。因为是“奉旨轮换”，他们在京城作威作福，有恃无恐，把京城搞得乌烟瘴气。而京军的人马到了边关，天高皇帝远，更加没人管，战斗力也没怎么进步。原本的一箭双雕之计，却两头都没落到好。
不仅如此，对调操练还给京城带来了另一个不稳定因素——正德朝官员们最头疼的“佞幸”问题越发严重了。之前，朝官们好不容易诛杀了大太监刘瑾，震慑了其他宦官，可边军一进京，又给正德帝带来了新的“佞幸”。边军将领江彬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宠臣，他骄横不法，贪污受贿，把京城搞得乌烟瘴气，甚至忽悠皇帝，要他把关中的田地改成牧场，用于养马，幸好杨廷和等大臣据理力争，此事才没有办成。
李东阳的担忧是对的，再好的想法，也需要严谨的制度设计和执行，而正德帝及其亲信，是没有能力把这么大规模的事情办好的。管理不善，反而给某些人提供了新的从中牟利的空间。
可是，“变”未必好，“不变”却必然更糟。京军战斗力差，是动摇明朝基石的大问题，如果再不解决，只会贻害更深。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大臣们，虽看出了对调操练的弊病，却并没有提出更切合实际的方针，又如何能指望正德帝回心转意呢？
这就是明朝最大的问题：人人都知道体制有问题，需要改革，但是当皇帝冒天下之大不韪下决心改变体制时，朝臣却不配合，就算有好的政策，落到下面也会荒腔走板，变成一些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于是越改越乱，越改越麻烦，人人心中咒骂体制不行，却没有人敢打破僵局。就连李东阳这样的内阁首辅，虽学富五车，却也提不出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只能消极地反对皇帝的改革措施。
这么玩儿，迟早得玩儿完。
随着正德帝去世，对调操练也没了下文，京军的战斗力并没有实际改善，而吃空饷、虚报人数的现象越发严重。正德帝的继任者嘉靖帝，为了“革除正德弊政”，将进京的边军尽数遣返九边，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罢了：虽然边军不能继续在京城作威作福，可京军孱弱这一根本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三十年后，随着边防形势日趋严峻，嘉靖朝爆发了庚戌之变，俺答从古北口长驱直入，驻军通州，包围京师。十几天中，京军从头到尾不敢出战，眼睁睁看着俺答在京城周围大肆掳掠后扬长而去。嘉靖帝曾经致力于扫除正德帝留下的“弊政”，如今也不得不重新恢复正德帝的安排，顶着沉重的财政负担，让边军进京入卫。终明一朝，京军的战斗力再无起色，终于使明朝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编者按】
正德帝在史书中“恶名”颇多，边军为乱京师，边将江彬更是借此进入帝国权力中枢，兴风作浪，让二人在历史上留下了“昏君奸佞”的名声。但正如文中所述，大明帝国体制积弊严重，以至于改革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滋生新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改革失败、滋生乱象的责任，不能由正德帝一人承担——以李东阳为首的官僚也难辞其咎。即使正德帝以自己手中的帝王权力罢免李东阳，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场君臣矛盾、争夺权力的背后，是一个王朝的没落和失败。
同样是军事战略的决策，康熙帝的手段就明显要高于正德帝。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能看出一个英明成熟的帝王是如何制定国策、驾驭朝臣的。
参考文献：
史料：
《明实录》。
［明］李东阳：《李东阳集》，岳麓书社，1985年。
［清］禇人获：《坚瓠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论文：
刘志刚：《明正嘉年间边军内调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8年。
王宝全：《明代前中期京军役占问题研究》，黑龙江大学，2016年。
清朝如何统一台湾？
赵佳文
台湾，七省藩篱，东南屏障，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自康熙元年（1662年）以来，台湾被郑氏家族收复后，一直奉明朝为正朔，不剃发不易服，成为大清王朝的一块心病。时间在慢慢过去，康熙帝经历过诛鳌拜、平三藩、雅克萨抗俄后，已经成为一个稳健的帝国掌舵人。卧榻之侧的郑氏台湾政权如何平定，只是时间问题。
兵者国之大事，即使是当时国力强大的清帝国想进军台湾，也绝非一蹴而就的事。
对于是否要统一台湾，清朝高层还有诸多不同声音。对台用兵什么样的时机才算好？谁来负责前线的指挥调度？是否需要遥控指挥？台湾平定之后人员如何安置？台湾岛是弃是留……
一系列事关历史走向的问题需要一一考量……
战前形势
割据台湾的是郑成功、郑经家族，又称“明郑”。明末清初兴起的郑氏海商集团，表现出了东南海商商业文化的鲜明特征。当年郑氏海商集团在商业上采取了“海陆十大商”分工合作的经营方式。“海五商”是设在厦门及附近各地的“仁、义、礼、智、信”海商机构；“陆五商”是设在浙南地区的“金、木、水、火、土”陆上采购团队，对外贸易的范围遍布东南亚各地。这些构成了郑氏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使得郑成功、郑经父子能够打破清廷迁界令的限制，获得养军的军费来源。
强盛时期的郑成功集团拥有2000余艘各式战船，有雄兵10万余人，并且拥有大量的海上贸易船只作为支撑其抗清的补充，吨位接近8万吨。这样的实力自然可以称得上东亚第一海军，郑成功正是凭借这些力量方能击败荷兰人收复台湾，并继续抗清事业。
而到了康熙十九年（1680年），割据台湾的郑经与清朝作战失利，放弃厦门、金门，退往台湾。福建总督姚启圣打算乘势进攻台湾，却遭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反对，加上一些大臣支持万正色的看法，康熙帝也顾虑盘踞在西南的吴三桂之孙吴世璠尚未解决，决定暂缓进攻。
康熙二十年，郑经中风而死。郑氏集团内部发生政变，年仅十二岁的郑克塽继任延平王，大权实际上为冯锡范、刘国轩掌握，不少郑氏官员开始动摇，负责与清朝谈和的傅为霖甚至愿当内应。总的来说，台湾岛内政局不稳，对岸的姚启圣等人觉得有机可乘，决定动手，但郑氏集团毕竟树大根深，海上力量强大，想要轻取台湾绝非易事。事实上在开战之前，清廷一直试图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安抚郑经集团，但并未成功。
当时清朝的主战派是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前水师提督施琅，但与其有意见分歧的另一大员万正色并不主张攻讨台湾郑氏。康熙帝为了做好进攻台湾的准备，便重组了人事格局，同意施琅复任水师提督，万正色调任福建陆路提督。
内部纷争
按理说，万正色调任陆路提督，攻台事务应该进展得比较顺利，但二人犯了窝里斗的毛病。施琅心里的算盘是自己包揽攻台一切大权，但姚启圣可不想被架空，于是双方的矛盾集中在出兵日期上。
姚启圣主张利用冬季的北风，这样水军舰船可顺风而行，分兵多路，直取台湾岛——当年“国姓爷”郑成功收复台湾时，依靠的也是三月的北风。但施琅认为，“北风刚硬，骤发骤息，靡常不准，难以逆料”，不但不利于航行，变幻莫测且强度较高的冬季风还会导致士兵晕船，战力丧失；而夏季“南风成信”，届时“风轻浪平，将士无晕眩之患”，可先乘南风攻取澎湖，“上风上流，势如破竹”，再图台湾。双方的分歧，导致清军无法顺利出兵，攻台计划也一再迁延不行。
姚、施二人激烈争论，并各自将意见向朝廷反映。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七月十三日，施琅上疏：
倘荷皇上信臣愚忠，独任臣以讨贼，令督、抚二臣催趱粮饷接应，俾臣整搠官兵，时常在海操演，勿限时日，风利可行，臣即督发进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何难一鼓而下。事若不致，治臣之罪。
——《靖海纪事·决计进剿疏》
同年十月初六日，康熙帝征询诸大臣意见，权臣武英殿大学士明珠认为：
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照议政王所请，不必令姚启圣同往，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
康熙帝遂决定由施琅统一指挥。
十月二十日，姚、施接到兵部密札：“……总督姚启圣停其进剿，提督施琅如无机会，仍操演兵丁，若有可进机会，统伊所派船兵，相机进取台湾可也。”至此，施琅终于争得统一指挥权。
康熙帝得知了前线纷争的情况，为了统筹全局、加速决战，再次调整了人事格局。此次作战事务全部归施琅负责，后勤供应则委托给姚启圣。
同年十一月初三，施琅率领约21000人，238艘军舰前往福建兴化府训练军队，为接下来的渡海作战做好准备。兴化的这次训练军容甚盛，可谓集结了清朝水师的精锐，看上去台湾唾手可得。
然而，被架空了去搞后勤的姚启圣心里岂能乐意，自然不会安心配合施琅。于是，他转而与台湾郑氏谈判，以免战功被施琅独占。不过，巧合的是，台湾郑氏执掌军事的刘国轩不接受清朝剃发易服的要求，因此，由姚启圣操刀的海峡两岸谈判最终破裂，一切又回到了原点，还是要靠施琅解决郑氏问题。
施琅先前立场摇摆不定，曾两度降清，而今态度坚决，上《边患宜靖疏》，强调不能容许郑经等人顽抗，盘踞台湾，而把五省边海地区划为界外，使得东南地区人民愈加贫困，赋税缺减；必须速讨平台湾，由是可裁减江、浙、闽、粤的水陆军队，恢复地方经济，赋税得以增添，民生得以安宁，边疆得以安定。
施琅熟谙东南沿海地理、军事，屡次提出台湾不能轻易抛弃，应该尽早收复。当然，这样做的原因也不排除施琅本人对郑氏集团的私人仇恨。在施琅降清以后，他的父亲、弟弟等亲属被郑氏杀害，可谓是不共戴天之仇。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上旬，施琅调集各种战船300余艘，官兵21000余人，在福建漳州府铜山岛（今东山岛，与澎湖隔海相望）集结，迅速完成战前编组工作，十三日祭江，十四日辰时（上午七时）乘南风向澎湖出航。
澎湖防御
就在施琅练兵精武，意在报仇扬威之时，另一边的郑氏名将刘国轩也没有闲着。他在谈判破裂后积极部署澎湖防御，准备打击敢于进攻的清军。
当时澎湖的军事防备如何呢？学者张菼在《郑经郑克塽纪事》中，对于刘国轩如何部署澎湖防御有记述如下：
到娘妈宫，乘快哨巡三十六屿既［毕］，城娘妈宫，外设女墙、壕堑，多置大炮，风柜尾、四角山、鸡笼屿、牛心湾、虎井、桶盘屿各设炮台一，东屿、西屿、内外堑各设炮台二，八窧屿、水埯澳等有礁石、沙线，无须设守。
可见，刘国轩在澎湖列岛建立了严密的岛屿联防体系，依托大炮群、女墙、壕堑，构筑了立体纵深的防线，想要从澎湖正面突破似乎并不容易。何况外围还有无数的礁石、沙线，战船更容易触礁翻覆。
刘国轩的能攻善守也得到了施琅的认可，施琅在战后捷报中曾概述如下：
今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五月，知臣乘南风决计进剿，就台湾贼伙，选拔精壮敢死者及抽调草地佃丁民兵，将洋船改为战舰，凡各伪文武等官所有私船，尽行修整，调集来澎湖。大小炮船、鸟船、赶缯、洋船、双帆、艍船合计两百余号，贼伙二万余众。仍将伪镇营等官兵各眷口，监羁台湾红毛、赤嵌二城，坚其死战。
刘国轩亲统倾巢，复来澎湖。将娘妈宫屿头上下添筑炮城二座，风柜尾炮城一座，四角山炮城一座，鸡笼山炮城一座，东西屿内一列炮台四座，西面内外堑，西屿头一列炮台四座，牛心湾山头顶炮台一座。凡沿海之处，小船可以登岸者，尽行筑造短墙，安置腰铳，环绕二十余里，分遣贼众死守。星罗棋布，坚如铁桶。
——《靖海纪事·飞报大捷疏》
金汤一般的防御，施琅如何突破是个大问题，且看双方决战。
澎湖海战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683年7月8日），施琅从铜山岛出发，姚启圣也拨3000人同施琅出征。清军共24000人，大鸟船70艘、赶缯船103艘、双帆艍船65艘。十五日，郑军哨船发现清军已到花屿、猫屿一带，赶紧回报刘国轩，当晚清军在八窧岛过夜。
刘国轩阵营这边却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部将邱辉与黄良骥建议，趁清军立足未定，夜晚落潮时，派精兵冲杀敌阵，必能取胜。刘国轩不以为然，认为施琅徒有虚名，在“日日飓报之期”渡海作战，简直是自寻死路。因此他仅下令严防海岸，使敌军不能登陆，施琅必将自败。或许正是刘国轩的大意轻敌，使他没有在将军澳、南大屿等岛设防，给了施琅可乘之机。
刘国轩认为，将兵力集中在娘妈宫前的平静水域，阻止清军登陆，即可稳操胜券，时间拖得愈久，对施琅愈不利。沙场宿将刘国轩的主要战略意图是以逸待劳，只要能阻止清军舟师登陆，就可以打消耗战。（“此以逸待劳之势，不必战而可竟全功。”）这个作战思想的核心，是澎湖一带的“风信”变幻莫测，清军水师极容易触礁沉没。（“风信无常，旦夕发台，虏将无所述命。”）
刘手下的副将邱辉则反问，万一没有台风又将如何？刘国轩用民间俗语回答：“六月三十日，有暴三十六，焉有无风之理？”刘国轩在台湾大概经历了无数次台风，对台湾海峡内部台风的脾气了如指掌，他压根儿不相信六月会没有台风。反过来说，作为郑军主帅的刘国轩把战役的关键寄托在自然力量，也就是台风的到来上。
等到听说施琅把军队转移到八窧，刘国轩就更加得意了。他扬扬自得地嘲笑施琅是个土包子，压根儿不晓得水文规律：“不明天时，不知地利，谁谓施贼知兵？诸君但饮酒以俟其败矣！”
从水文学的角度来看，刘国轩的说法并没有错，因为八窧“湍最急，其下有老古石，坚如铁，利如刃，偶风动，船底触之立破，而澎湖又不可三日无风也”。按照今天航海的术语来说，这里是湍流区，航船经此极其危险，这里绝不是排兵布阵的佳地。
可是，不知天是否要亡刘国轩和明郑朝廷，双方交战的时候竟没有台风，“虽数有风，闻雷皆止”，于是最后刘国轩不得不慨叹：“天亡我也！”真是天时不在啊！十六日晨，施琅舟师一帆风顺，直抵澎南海域，刘国轩匆忙迎战，在娘妈宫前澳内布阵。施琅令蓝理等人率七艘鸟船为先锋，随后又派出第二批船只。双方开炮对击，战斗正式打响。时值潮起，清军前锋数艘船被海潮逼向炮台，被郑军船队包围。施琅见状，急令其座船直冲敌阵，亲自解围。开战第一天，双方你来我往，互有伤亡。
十八日至二十一日，清军进取虎井、桶盘屿。二十二日上午七时，施琅决定发起总攻，舰队分三路进攻，剩下约80艘作为后援部队。而就在天亮前，海上开始刮起台风。七时至九时受台风影响，海上吹起西北风，郑军顺着风势进攻，一时处于优势，清将朱天贵遭炮击阵亡。到了中午，台风受到赤道锋面带的影响，海上开始吹南风，风向转而对清军有利。
施琅命令全军反攻，顺着风势发射各种火器，并且以数船围攻郑军一船，郑军全面崩溃，江胜战死、邱辉自焚，清军共毙伤郑军12000人。刘国轩眼见大势已去，率领残余部队从北面吼门逃离澎湖，澎湖各岛郑军向施琅投降。清军阵亡329人，伤1800余人，船只无一损失。
该来不来的台风，在最后不但没有按照刘国轩设想的作战计划让施琅“无所述命”，反倒助施琅一臂之力，这真可谓是风向难测。
余波
郑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台湾岛内，人心开始不安。为了延续政权，有将领提出远征吕宋，得到冯锡范同意，但远征吕宋的军队不过是去抢掠了一番，并无大的建树，最终为刘国轩阻止。
施琅随后统兵登陆台湾，接受了郑克塽的投降，清廷正式统一台湾。后来，清廷就是否把台湾并入清朝版图的问题产生争论，不少大臣认为，台湾孤悬海上，治理和防守花费不小，主张弃守。施琅则认为台湾战略地位重要，为七省藩篱，不可不守，说服清廷将台湾并入了清朝版图。
著名明清史专家傅衣凌先生曾指出：“郑成功的复台和施琅的复台虽各有具体原因，但是都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大义。”“两人的处境不同，征台的出发点不同，但是他们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则有同样的认识，都坚定地主张保卫台湾。从他们两人对台湾的认识来说，我们说施琅不是郑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继承者。”
在施琅的故乡福建省晋江市施琅纪念馆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这是对郑成功和施琅功绩客观、完美的写照。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台风不足惧，海峡不足畏，为了海峡两岸人民的福祉计，仍然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来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编者按】
施琅复台的过程，确实充满戏剧性。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天意，在关键时刻，台风“相助”，让清军赢得收复台湾的关键之战。但总体看来，清朝统一台湾的过程中，康熙帝的决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大臣们的分歧，康熙帝果断裁决、用人不疑，坚定了清廷复台的态度，敲定了具体战略，最后获得成功。
很难想象，如果康熙帝没有那么果断，施琅的战略出现了失误，台风就像往年一样而不是有利于清军……只要有一环失误，台湾还能否被清朝统一？其实，统一台湾，是大势所趋。毕竟两岸同为中华民族，统一为人心所向。尤其是平台后，康熙帝再一次反对有些大臣将台湾视为“蛮荒”之地，应当弃守的主张，将台湾正式纳入清帝国的版图，这一举措更是功在千秋。
可见，康熙帝的决断，对于历史的进程确实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在面对朝臣分歧时的处理方式，也尽显一个英主的政治智慧。而几十年后，面对朝堂上的纷争，乾隆帝又能否像他爷爷一样处理得当？下篇我们将从清代的党争讲起。
［附录］明末清初郑氏家族与明清政权大事年表：
1612年
郑芝龙前往日本，时年八岁。
1623年
郑芝龙与平户田川氏结婚。
1624年
郑森（郑成功）出生。荷兰人侵占台湾。
1660年
清兵大举进攻金门、厦门，被郑成功击退。郑成功稳住形势。
1661年
郑成功率军攻台。四月登陆，包围热兰遮城。清顺治帝病逝，康熙帝即位，时年八岁。清处决郑芝龙，命沿海迁界。
1662年
荷兰在台长官揆一投降，荷兰结束在台三十八年统治。吴三桂令人绞杀南明永历帝和太子。郑成功改台湾为东都。五月初八，郑成功病逝，享年三十九岁。郑经嗣为廷平王。
1663年
清与荷兰合兵攻金门、厦门，清军占领金门、厦门，大肆掳掠，百姓伤亡惨重。郑经撤往铜山。
1664年
郑经撤军回台，暂无西征之意，委政于陈永华，息兵养生。
1665年
清水师提督施琅疏请攻台，拜靖海将军；船至外洋，遭飓风，折返。清主招施琅回京，其余归降将遣驻各省。
1669年
清主命招谕郑经，双方文书往返。郑经无意攻大陆，而清主亦厌兵，无意征台。
1673年
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叛变，据云南、四川、贵州抗清，揭开三藩之乱的序幕。
1674年
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建叛变抗清，东联郑经。郑经率军入闽，与耿精忠内讧，在福建开战，争夺地盘。清廷停止迁界政策，允许闽人返回沿海故乡。
1675年
郑经与耿精忠和解。以枫亭为界，各不侵犯。郑经攻陷漳州。
1676年
刘国轩攻陷惠州。耿精忠势蹙，降清。
1677年
清军入泉州，郑军失利，郑经退守金门、厦门两岛。
1678年
吴三桂暴毙。清闽浙总督遣使入厦门招抚郑经，郑经拒绝。清廷再度实施迁界。
1679年
姚启圣开第于漳州，曰“修来馆”，以高官厚爵重赏鼓励郑军官兵归顺。
1680年
清派大军攻金门、厦门。郑经放弃金门、厦门，撤军回台。康熙帝令尚之信自杀。
1681年
正月，郑经病逝，享年四十。九月，清军入云南，杀吴世璠，三藩之乱彻底平定。
1683年
施琅率军攻台，澎湖一役，郑军失败。郑克塽投降，结束明郑在台二十二年的统治。
1700年
康熙帝下令，郑成功和郑经遗骸归葬故乡福建南安。
参考文献：
史料：
［清］江日昇：《台湾外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清］施琅：《靖海纪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专著：
陈在正：《台湾海疆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
钮先钟：《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
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中信出版社，2013年。
［日］冈田英弘、［日］神田信夫、［日］松村润：《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王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论文：
李鸿彬：《施琅与吴英——兼论澎湖海战》，《高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225—230。
赵雅丹：《郑成功水师与荷兰海军装备、作战方式差异之探析——以台江之战为例》，《军事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
党争闹起来，乾隆帝也头疼
张一弛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斗争。
中国历史上被党争折腾的朝代很多，唐代有牛李党争、宋代有新旧党争、明代有东林党与阉党之争、晚清则有帝党与后党之争……
深入每一个王朝的历史，我们几乎都能发现党争的影子。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厌恶党争，也都在内心深处凝视着党争。在权力的游戏中，党争就像是一枚嵌入棋盘的棋子，没有人能摆脱，只能小心驾驭。
党争并非只是王朝衰败的产物，在所谓“盛世”，尽管大家都在极力回避党争，但坊间和庙堂之上总有人能捕捉到党争的踪迹。
譬如，清宫剧《延禧攻略》反复提及乾隆帝与重臣鄂尔泰、张廷玉之间的矛盾。鄂尔泰与张廷玉在朝中互相敌对，乾隆帝对如何使用这两位“先帝遗臣”大伤脑筋。剧中的乾隆帝最后以“雷霆之势”清算了鄂、张二人，鄂尔泰遭到训斥，而张廷玉也受尽斥责。
不过这场让“乾小四”如此闹心的“党争”是否真的存在？鄂、张交恶的原因何在？这场党争背后又隐藏着乾隆帝哪些不可告人的“御下之术”呢？
鄂张党争真实存在吗？
主张鄂张党争真实存在的主要依据，是乾隆初年关于臣工结党问题的若干上谕。特别是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初四因田文镜入祀贤良祠一事而宣布的上谕，其中提及：
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即如李卫身后，无一人奏请入贤良祠，惟孙嘉淦素与鄂尔泰、张廷玉不合，故能直摅己意，如此陈奏耳。
——《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五年四月初四日
这一上谕被收录进了《清实录》，成为人们认定“鄂张党争”存在的最重要的证据。不过，有不少人对这条上谕的内容产生了怀疑。这条上谕也确实有明显的不严谨之处，特别是其中的论断句“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早有学者指出，追随鄂尔泰的汉人也为数不少，因此不能简化为满汉之争，“满洲”“汉人”两个词不是指趋附者的族群身份，而是指趋附对象（即鄂、张二人）。但这么解释过于牵强，和清代上谕语意很明晰的常态不符。
这并不是说这条上谕是面壁虚构的，而是想提示一种很复杂的语境：虽同为经由文本还原出来的“历史”，“鄂张党争”与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典型朋党事件如牛李党争、北宋中后期党争及明季党争等不太一样。
广为人知的朋党事件，往往由相对正式的史书（不一定是所谓“正史”，但总归是比较经典的史书）记载，这些记载常常含有定性的论断，争议性弱得多。比如，一般不会有史书怀疑东林党、阉党是否相互攻讦；一些文献甚至能够明确出现类似“党争”的字眼，例如，宋代有元祐党人碑，读史者不需要知道这块碑上刻着哪些人的名字，仅需知道存在这样一块碑，就等于知道当时确实有一些人同属一“党”（至少在当时的人看来）。
然而，有关“鄂张党争”的叙事就不像其他党争那样毫无争议了。史书里的相关论点并不严谨，史家依据部分史实（官员履历等），像“倒放电影”一般归纳出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相关要素，而该事件参与者却是面目不清的。这样的背景对“鄂张党争”的叙述产生了很大影响，几乎所有关于“鄂张党争”的史实都是碎片式的、零散的、没有因果联系的。几乎每一位清代政治史研究者都会经常遭遇这样的困境。
我们可以把这些基础性的争议放一放，暂且认定鄂张党争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使用的“党争”一词，也采用比较朴素和宽泛的内涵，不去套用晚唐、北宋和明季的那些定义，以免徒增混乱。
鄂尔泰与鄂党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故事的两位主角：鄂尔泰和张廷玉。
先说鄂尔泰。此人乃满洲镶蓝旗人，康熙后期担任内务府员外郎，一般猜测他因此而与胤禛（后来的雍正帝）结交。雍正前期鄂尔泰一路高升，雍正三年（1725年）擢云南巡抚，直到雍正十年，一直在西南边疆主持改土归流、征剿有叛迹的少数民族等军务。雍正帝对鄂尔泰非常信任，认为他是外省督抚的表率，朱批奏折里有不少君臣对治体的讨论。
雍正十年，清军征讨准部，雍正帝调鄂尔泰前往西北，经办西北两路军务。雍正十三年，西南苗疆爆发大规模起义，此事与鄂尔泰主持改土归流时处置失当大有关系，不过雍正帝并未为难他，仅削其爵位。雍正帝去世时，鄂尔泰受顾命之任，此后长年在京担任总理事务大臣和军机大臣等职务。乾隆十年（1745年）去世。
鄂尔泰乃一好名之人，追求虚誉，喜欢交结名士。所谓“鄂党”，主要由一些内务府旗人官员（盖因鄂由内务府员外郎起家），以及康熙中后期到乾隆前期科举出身的汉族精英组成，知名人物有史贻直、尹继善、张广泗、仲永檀、胡中藻等。
张廷玉与张党
张廷玉是康熙帝倚重的文臣张英的次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馆选翰林（庶吉士），康熙五十九年官至刑部侍郎。雍正帝即位后，以张廷玉乃“张师傅”之子而对其稍加信任。随后，张廷玉表现出了辅臣应具备的过人才能：为人谨慎、强记，撰写谕旨能准确表达皇帝意旨，而且守口如瓶。张廷玉凭此才能在雍正朝的中枢决策事务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成为皇帝最为倚重的军机大臣。他也是雍正帝去世时的顾命之臣之一。乾隆帝即位后，张廷玉继续在军机处发挥作用，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乞休归里。乾隆帝对这位老臣起先加以优礼，未久因张身后陪祀太庙一事爆发冲突，[1]屡诏切责。乾隆二十年去世。
由于张廷玉留下的自撰史料极少，张党的面貌也要模糊得多。知名人物有汪由敦、张照、吴士功三人，但此外还有哪些人就不好说了。张廷玉是桐城人，史家一般认为桐城文人是张党的“基本盘”，例如，昭梿的《啸亭杂录》称，有人议论张廷玉“袒庇同乡，诛锄异己”。同一时期桐城张氏及其姻亲姚氏通过科考、荐举、议叙等方式入朝为官者确实很多，以至乾隆六年左都御史刘统勋曾奏请令桐城张、姚两氏官员未来三年以内一律停止升迁。不过，并无桐城人直接参与党争的记载。
笔者曾经查找哪些官员是张党，结果一头雾水。粗略而言，记载中大部分接受张廷玉庇护的是贡生之类功名较低的人，由此猜测张党无论文坛名声还是社会地位都比鄂党要低很多，参与者的出发点更偏向个人利益。清季旗籍文人杨钟羲在《雪桥诗话》里曾称“鄂党多君子”，应属事实。
“鄂张党争”的经过
“鄂张党争”主要发生在乾隆初期，即鄂尔泰、张廷玉同为总理事务大臣、军机大臣时。粗略而言，可以有以下论断：在官僚体制之中，鄂党影响力较大。鄂尔泰门生众多，鄂党官员亦多显宦。任职中央者，如史贻直为工部尚书等；任职地方者，如尹继善为两江总督，张广泗为湖广总督等；均位高权重。在宫廷政治之中，张党影响力较大——张廷玉承旨，汪由敦、张照都颇得乾隆帝宠信。
关于党争的事迹，清人笔记一般主要列举的是鄂、张二人关系不和，例如，昭梿的《啸亭杂录》记载了一则段子：
［张廷玉］与鄂文端公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公有所过失，公必以微语讥讽，使鄂公无以自容。暑日，鄂公尝脱帽乘凉，其堂宇湫隘，鄂公环视曰：“此帽置于何所？”公徐笑曰：“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鄂神色不怡者数日。
但二人在政治上短兵相接的事件，今人其实找不到多少。比较著名的争斗主要有两起：其一是乾隆初年的西南军务案，其二是仲永檀案。
鄂尔泰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时，曾命张广泗等人将古州（今贵州榕江县）、台拱（今贵州台江县）等处土司强行改为流官，并驻军镇压当地苗人，先后置古州厅、台拱厅等六厅，称“新疆六厅”。清廷特为鄂尔泰、张广泗等“功臣”加官晋爵。然而，驻军在当地滥杀无辜，驱使熟苗运粮，导致地方矛盾十分尖锐。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清廷派往“谕赏”的贵州苗疆正使吕耀曾和随同的贵州巡抚元展成等大员滥用夫役，古州厅苗人不堪骚扰，群起反抗，酿成蔓延七府的苗民大起义。贵州提督哈元生率兵进剿，对当地苗人的凌虐更甚于前，苗人益为仇恨，哈元生无功。
同年五月，雍正帝准许刑部尚书张照（张党成员）的请求，派张照前往苗疆绥抚苗人。张照抵达贵州，写信要求哈元生参劾鄂尔泰。七月，皇帝下令将鄂尔泰的爵位削去，又将元展成革职。看起来鄂党吃瘪了。
但张照也无法解决苗人起义的问题。他提出的分兵分守之策，实际上是放弃“新疆”，退回原界，将征剿作战区域分为上下游，上游由哈元生负责，用滇黔兵，下游由湖广提督董芳负责，用楚粤兵。由于张照系一词臣，全无统兵经验，诸将互相推诿责任，防区划分久不能决，军务毫无进展。八月，雍正帝去世，乾隆帝继位，不日即命张照回京，派久经沙场的张广泗专任军务。当年年底，张广泗大举进攻起义军，苗民战败，至次年初起义被镇压。至此，张照借处理苗民起义事务掀起政潮的意图并未实现。
张广泗奏报大捷之时，顺带参劾张照。乾隆帝在奏折朱批中称张照等“乖张错谬”，旋将张照革职拿问，称其“到黔以来，挟诈怀私，扰乱军务，罪过多端”，依律拟斩，后加恩释放，乾隆二年（1737年）复起为内阁学士。乾隆帝十分欣赏张照的书法，赞誉其书法“手活神全，妙得天趣”，想必不会视其为普通官员。
乾隆五年（1740年）爆发工部石匠俞君弼遗产争夺案，次年陕西道监察御史仲永檀（鄂尔泰的得意门生）参劾步军统领（九门提督）鄂善在该案中收受贿赂。皇帝在审讯后认定鄂善确系受贿，责令鄂善自尽，并将仲永檀树立为谏臣敢言的模范，超擢为左佥都御史。仲永檀同时还参劾张廷玉在该案中行为失体，不过未得证实，乾隆帝也未予追究。
仲永檀得蒙超擢，遂进一步对张党发动攻击，以张照在主持乐部事务时曾“以九卿之尊亲操戏鼓”为由加以参劾，但未能成功。乾隆七年冬，皇帝突然以漏泄机密为由，将仲永檀与鄂容安（鄂尔泰之子）一起革职审讯。笔者推测，这应是张照进谗言的结果。
在审讯时，仲永檀拒不承认自己受鄂尔泰指使，但审讯者深知鄂尔泰和仲永檀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仲永檀的辩解已属困兽犹斗。皇帝一度考虑用刑，但最终还是点到为止，将鄂容安释放，并未追究鄂尔泰。仲永檀旋死于内务府慎刑司狱中（张照时任刑部尚书，故而不能关押在刑部），时论以为系张照鸩杀。张照未久亦死，有人认为系仲永檀鬼魂作祟。此案以两败俱伤告终。
上述两案，西南苗疆善后一事尚带有政策争论的性质——张党的张照到贵州后，实际上有放弃“新疆”的打算，而鄂党的张广泗则力主对苗人采取进攻策略。不过两党的这场斗争，无论张照要求哈元生参劾鄂尔泰，还是张广泗参劾张照，更大程度上属于人事斗争；而仲永檀案则基本仅限于人事斗争范畴，完全不涉及政见分歧。
仲永檀死后两年，即乾隆十年，鄂尔泰去世，鄂张党争事实上至此告终。乾隆十四年（1749年）张广泗以金川之役无功而被处死，同年，张廷玉以陪祀太庙一事被严谴，乾隆二十年鄂尔泰门生胡中藻、鄂尔泰族人鄂昌以文字狱之故，前者被处死，后者被责令自尽。这些都是两党成员的后续下场，不属党争范畴。
乾隆帝的策略
乾隆帝是“不喜朋党”的，屡降谕旨申斥，认为枢臣交结台谏煽动政潮，此乃明季灭亡之鉴。但与此同时，乾隆帝即位之初，治国理政又不能摆脱先皇留给他的两位重臣。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在《君主与大臣》一书中，考察了乾隆初年的内廷机构——总理事务处，发现鄂尔泰、张廷玉二人在内廷决策中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
不过，皇帝也并不是只有这二人可以信用。事实上，乾隆帝即位之初，身边另有一些资历不如鄂、张的满人亲信。例如，总理事务处（乾隆二年裁撤）虽然以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为总理事务王大臣，但乾隆帝亲信的领侍卫内大臣讷亲、额驸班第、总管内务府大臣海望等人则列为“协办事务”（白彬菊书中称之为“第二梯队”），王大臣并不能垄断皇帝的耳目。汉人之中，左都御史孙嘉淦久有骨鲠之名，与鄂、张不和，乾隆帝对他甚是信任，成为牵制两党的重要力量。
学者赖惠敏考察鄂张党争时，认为乾隆帝的主要策略是利用张党打击鄂党。笔者前面对两党势力分布的分析，基本可以印证这个结论——乾隆帝性喜玩弄权术，而用个人的“恩泽”来联络近臣如张照，然后用近臣来牵制外朝，如鄂党的高官，这是很常见的权术手段。故而，当鄂尔泰去世，张廷玉及其伙伴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鄂张党争”的遗产
很难说“鄂张党争”留下了什么遗产。不过，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鄂张党争主要是人事斗争，其间当然也有一些明显与社会身份相关的文化气质（ethos）的分歧，例如，鄂党中的科举精英以君子自命，与出身或言行入不了名士“品题”的张党成员显然不同，但这种分野究竟影响有多大，还要进一步考察。
仅就目前所知的情况看，鄂、张两党之间的分歧，肯定不像牛李党争那样关乎阶级议题，也不像元祐党人、东林党那样泾渭分明。两党群体面貌模糊的一个结果就是，当鄂、张二人退出政坛以后，两党很难作为整体（如果真有整体的话）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力了。
但“鄂张党争”客观上留下了一些制度阴影，即乾隆帝在利用内廷牵制外朝、利用张党打击鄂党的过程中，养成了好施小术的习惯，对近臣往往在政治上予以纵容。这固然是用人的问题（昭梿所谓“所引用者，急功近名之士；其迂缓愚诞，皆置诸闲曹冷局，终身不迁其官”即是此意），但又不仅仅是用人的问题。
回顾之前的历史，康熙帝亦好施私恩，但对大臣甚为宽容，近臣尚不能“予取予夺”；雍正帝御下刻薄，但一方面以公正宣示臣下，另一方面又勤于政事，近臣难以窥伺；而乾隆帝则不然，一方面希望近臣能替他处理琐事，不愿“事必躬亲”，另一方面又喜欢玩弄权术，不时对臣下展示自己“明辨是非”的威权，以为震慑。
这种局面造成了权力结构的不稳定，皇帝身边的官员工于揣摩、善于逢迎，得蒙上知者，往往能因此获得翻云覆雨的权力。张廷玉之后有汪由敦，汪由敦之后有于敏中，讷亲之后有傅恒及其诸子，终启和珅专权之门。
【编者按】
所谓的“鄂张党争”，不过是乾隆朝复杂政局的冰山一角。乾隆帝为了驾驭臣下，充分施展了其运用权术的手腕。而他的这种性格，在另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巡游江南。乾隆帝六下江南，并非如民间传说的那样逍遥快活，这背后隐藏了深刻的权力之争和帝王心术。下篇文章，我们将见到乾隆帝下江南的真实用意。
参考文献：
史料：
《乾隆朝上谕档》。
史松、郭成康等编：《清史编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专著：
［美］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董健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论文：
赖惠敏：《论乾隆朝初期之满党与汉党》，《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徐凯：《论雍乾枢要之臣张廷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刘文鹏：《清代科道“风闻奏事”权力的弱化及其政治影响》，《中州学刊》，2011年第4期。
张一弛：《京官社交网络与盛清政治——以乾隆初年许王猷、仲永檀系列事件为例》，《史学月刊》，2017年第6期。
乾隆帝：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鬼子六
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给人留下个印象：皇帝的工作轻松得很，出宫就跟玩儿似的，说走就走。乾隆帝带着和珅、纪晓岚两个人，走南闯北，各种历险，好不快活。
想想也是，历史上乾隆帝六下江南，可不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当然，他既不是微服私访，也没有带和珅和纪晓岚这两个活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要出门，谁还敢拦着？
还真有人敢拦着。美国学者张勉治（Michael G. Chang）的著作《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就讲了一名大臣禁止皇帝出门的事。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左副都御史孙灏上了个折子，实名反对乾隆帝到索岳尔济出巡的计划。索岳尔济西接喀尔喀车臣汗部，南与科尔沁部、乌珠穆沁部相连，东与北俱与黑龙江接壤。孙灏想不通，堂堂大清的皇帝，跑到边疆小城视察什么？莫非是要看北极光？
都御史是监察官，本来就有义务挑挑皇帝的毛病，隔靴搔搔痒。孙灏这回批评了乾隆帝的作风问题，想把皇帝留在北京城享清福，没想到，乾隆帝觉得“兹事体大”，跟孙灏杠上了。
深刻的教训
孙灏反对皇帝外出视察的一个理由是：皇帝出巡就是为了看美景，既劳民伤财，又于民生无益。这不是孙灏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历朝历代文官的普遍认识。
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皇帝就十分热衷外出视察。秦始皇自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六国，到三十七年崩于沙丘，其间有不少于五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巡游，每一次出游都带着众多的文武官僚和庞大的车马仪仗队。秦始皇甚至死在视察的路上，如此热衷视察的皇帝，可谓后无来者。
秦始皇开了个坏头。本来皇帝四处视察、纵览名山大川、体察民情，都可以说是为了稳固江山，但偏偏秦始皇死得不明不白，给了赵高、李斯和胡亥可乘之机，秦朝二世而亡。这样的视察非但没体现出好处，反倒引起了政治上的动荡。所以，后人常引以为戒。
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因有气病，于是想巡幸九成宫避暑。大臣姚思廉站出来进谏，规劝皇帝：
陛下高居紫极，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然则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
——《贞观政要》卷二《纳谏》
姚思廉这段话，是拐弯抹角骂唐太宗：你这是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学秦皇汉武好大喜功，摆谱。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想视察洛阳，魏徵也忍不住发话了，他讲得更明白：皇帝外出视察，车驾难免要经过地方，地方官如果想方设法讨好皇帝，那么，接驾就会准备得铺张奢华，如此才能显示下级官吏对上级的重视，而这些成本最终会转嫁到百姓头上，成为新的负担。
皇帝要想维护仁君爱民的名声，最好乖乖待在都城，哪儿也别去。饱读诗书的儒家士大夫，活生生用“仁君爱民”的理念，捆住了皇帝外出视察的手脚，不得不说，这是一副约束权力的枷锁。
为何到了清朝这套理念似乎不管用了？康熙帝、乾隆帝爷孙俩都六下江南，经常举行木兰秋狝大典，比赛式地搞外出视察，但也没对江山社稷产生多大的威胁。
游牧民族的突破
乾隆帝对于汉族士大夫的批评自然有所准备——身为一位皇帝，你跟我讲作风问题，我就跟你讲政治问题。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他搬出爷爷康熙帝热衷于木兰秋狝的先例，讲到巡幸狩猎乃清朝祖制，不是皇帝自己脑门儿一热的举动，康熙帝的治理水平天下信服，孙灏否定巡幸，岂不是要连大清圣祖皇帝也一起指责？
接着，乾隆帝搬出自己的政绩：不久前，大清刚刚肃清了准噶尔部分裂势力，能取得如此大胜，多亏三军用命，君臣一体，也多亏平日多有巡幸，整饬武备。孙灏难道连皇帝的功绩也要否定？
搬出两座大山来压孙灏还不过瘾。乾隆帝接着从根子上剖析孙灏观点的弊病：
朕今日适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废。如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勤苦，故能服劳。若汉人则不能矣。虽由风土之不同，亦由平日好自安逸之所致”之谕。恭读之余，凛然悚惕，岂敢一日忘之！
——《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
乾隆帝反将一军，把孙灏对巡幸的指责，看作是汉人好逸恶劳不能吃苦的体现。如此反驳，如泰山压顶，刀刀见血，孙灏见了估计膝盖要碎。
不过，从乾隆帝的角度讲，他将皇帝巡幸的活动，上升到国家战略安全的层面，确实是迥异于汉族士大夫的一种认识。
历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原王朝很少将皇帝的巡幸视察与国家战略安全联系在一起。出去走走就出去走走嘛，跟国家战略安全有什么关系？
乾隆帝的这一认识却与中国历史上的草原政权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具有草原游牧基因的王朝，往往不仅受儒家观念的约束，还受到草原习俗的深刻影响。是否按照儒家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做事只是一方面，入主中原的草原政权更看重能否保住辛苦打下的江山社稷。草原政权的军事性，才是他们压制中原汉族士绅民众的法宝。因此，草原政权往往遵循着游牧部落的习惯，季节性地在不同都城之间迁徙。
比如，契丹旧俗是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游牧渔猎。辽建国后，皇帝四季外出游猎，朝官随行，设行帐，称“捺钵”。契丹国其实既有皇都，也有五京之制，然而契丹皇帝一年四季巡幸于四时捺钵之间，政务皆在捺钵中处理，捺钵之地实际上是契丹国的政治中心、最高统治者所在地。
元朝也是如此，蒙古贵族作为征服者，倔强地坚持着许多蒙古部族的习俗，并不甘心被汉族同化。蒙古有大都（今北京）也有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每年阴历二三月，大汗的车驾离开大都，北行到上都，避开大都的炎炎夏日，恢复骑射生活，到了秋天再从上都返回，形成了惯例。
这样诡异的制度安排，在汉族士大夫看来如同儿戏，天子是天下秩序的中心，怎么能动来动去，到处乱窜？
虽然有汉族官员提出意见，可是蒙古大汗根本不予理睬。毕竟，在元朝皇帝眼中，汉族官僚是被统治者，儒家的意识形态只是统治的工具之一，绝非唯一。
若此，顺着辽到元这条线索看下来，乾隆帝坚持巡幸就可以理解了。
乾隆皇帝的“撒手锏”
双方在这场争论中针锋相对。汉族士大夫有自己信守的理念，基于儒家的观念和王朝历史，他们强调，皇帝应该“居深宫，严宿卫，与宰臣谋治道”；而乾隆帝则从“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废”的角度，将巡幸狩猎视为清朝政权稳固的重要因素。
双方都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乾隆帝毕竟是皇帝，斗争手段老辣，总有办法让人信服。
孙灏说，索岳尔济离京城太远，害怕出意外。这话本来是关心乾隆帝的“贴心话”，没想到，气头上的乾隆帝根本不理这茬儿，劈头盖脸地问，索岳尔济难道不是大清的国土？此番出行难道不是受到蒙古王公的盛情邀请？能有什么意外？
孙灏折子里的“索岳尔济非江浙胜地可观”一句话，又戳中了乾隆帝的心窝。孙灏为什么要说索岳尔济不像江浙地区一样有风景名胜可观？难道在影射乾隆帝下江南是去旅游的吗？
乾隆帝下江南难道不是为了看风景名胜？乾隆帝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他一面强调游览江南风景名胜是奉皇太后旨意，尽孝道而已；一面强调自己下江南是为察看民情、水利，心念百姓苍生。
乾隆帝下江南到底是主要为了旅游，顺道办理政事，还是主要为了办理政事，顺便旅游，这事后人说不清，只有他自己知道。
孙灏担心“随从侍卫官员人等长途费重，生计艰难”，这本来也是实情，但乾隆帝不依不饶，又搬出了爷爷康熙帝作为挡箭牌，先说当年康熙帝每年出巡二三次，那时候的侍卫、兵丁和地方官尚且不说苦，现在又是预先借钱给地方官府，又是中央专项拨款，给予充分的经费保障，反而叫苦是什么意思？
这话其实站不住脚。康熙帝南巡时心里有“几项规定”，每次随行不过300人，甚至很多时候自己搭帐篷住宿；而乾隆帝南巡可不是一回事，随从多达2500余人，每人配单马或双马，另有骡车400辆、骆驼800匹、纤夫3600人。据统计，乾隆帝六次南巡的花费总计高达白银2000万两，而康熙帝六次南巡所用的钱财却不到乾隆帝的十分之一。
乾隆帝晚年时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他完全忘了，早已有人上奏阻止他继续出巡，但是他当时一意孤行，还跟孙灏杠上了。再说，他的逻辑也很奇怪，六次南巡，靡费千万，耗尽民力，居然还说自己“并无失德”，这就是典型的乾隆式的强词夺理。所以，地方上康熙帝南巡时不叫苦，并不代表乾隆帝南巡时也不叫苦，只是他不愿意听到罢了。
孙灏说一句，乾隆帝怼一句，简直拉开架势在打嘴仗。打嘴仗的撒手锏就是扣帽子。泼妇骂街，往往先声夺人来个定性分析，“你个……”。乾隆帝比较有涵养，到最后才进行总结式发言，即使是扣帽子也让人觉得有理有据：
［孙灏］意将使旗人尽忘淳朴服勤之旧俗，而惟渐染汉人陋习，人人颓废自安，文既不文，武亦不武。
——《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
这下完蛋了，孙灏只不过针对皇帝的作风问题提了小小的建议，结果被皇帝视为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代表着陈旧没落的汉族士大夫，要搞垮满人的立身之本。乾隆帝如此定调，真可谓“杀人诛心”！
天大的帽子扣到了孙灏的脑袋上，孙灏找谁说理去？他总不能像海瑞那样，把生死置之度外，跟皇帝硬吵下去。况且，大家也都知道，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自古以来向当权者提意见都令人头疼，本来或许只是一件小事，可人世间有一种能力叫想象力，而统治者的想象力尤其丰富。孙灏明明在劝诫皇帝不要轻易外出巡幸，而皇帝却能将之联想成对于清朝立国之本的挑战，善意的提醒到了皇帝耳边，就成了恶意批评。
若是遇到稀里糊涂的皇帝也就罢了，偏偏遇到的是爱较真儿又有理论功底的乾隆帝，激起了他“真理愈辩愈明”的兴趣。当大臣的，难道还真指望让皇帝输得心服口服？除非自己不想要这条小命了。【读书交友Q群：927746889】
【编者按】
清朝将漠北蒙古纳入版图、平定准噶尔后，原本帝国边疆的争斗，却神奇地跑到了朝堂之上。乾隆帝与孙灏的争论，表面上是清代皇帝的满族游牧特性与中原汉族士大夫思想观念的碰撞，而其中自然也有乾隆帝为了掌控权力，借南巡之争以树立权威的目的。在下一章中，我们还会看到乾隆帝南巡的另一个目的：在南巡过程中，乾隆帝经常减免所经之处的赋税，以施恩于民——除了政治权力以外，对财富的支配也是帝王权力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史料：
《清实录》
王澈：《乾隆二十二年南巡史料》，《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
专著：
［美］张勉治（Michael G. Chang）：《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董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注释】
[1] 雍正帝去世时，遗命张廷玉配享太庙。张廷玉在获准离京归里后，对身后配享太庙一 事有所疑虑，希望乾隆帝可以写一句话作为凭证，乾隆帝准其请求，并赐诗以安其心。适值大雪，张命其子代其谢恩，引起乾隆帝不悦，后乾隆帝收回配享成命。——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