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人心篇
第二章 三分归一 最后的胜者
疑云白帝城：刘备托孤与蜀汉国运诸葛亮“六出祁山”是骗人的吗？蜀汉真是一个窝里斗政权吗？解读《求才令》：隐藏着曹氏灭亡的无奈军师联盟：如何操盘才能颠覆曹魏政权？是谁种下东吴政权毁灭的种子？
曹魏、蜀汉、东吴三国鼎立之后，它们真正的对手并不是彼此，而在它们的内部。
曹操、刘备、孙权，他们凭借自身的手段、才能和人格魅力，在不同的环境下聚拢起了各自的人心，最终打败了其他对手，奠定了三国的基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始终无法克服自己的局限性：三国统治者受限于出身的阶层和掌权后代表的利益阶层，始终无法完全得到天下各方面的支持。
这些局限性最终成为埋在三国内部的隐患。曹操试图打破世家豪族垄断权力的传统而发布了《求才令》，试图以一人之力挑战两汉数百年来的大势，结果人亡政息，他的继承人“背叛”了他。刘备病逝时，蜀汉政局暗流涌动，他甚至已做出最坏的打算；刘禅继位后，蜀汉又该如何打破困境，“兴复汉室”的理想又该如何实现？孙权依靠江东士族划江而治，不但北拒曹操，还打破了蜀汉集团“隆中对”的宏图壮志，但是吴国逐渐陷入内斗的泥潭。
三国最终成于人心，败于人心——司马氏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者。司马氏是如何笼络三国遗失的人心，进而攫取权力的？司马氏真的突破了三国的局限，从而完成了人心的“大一统”吗？
疑云白帝城：刘备托孤与蜀汉国运
念田
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夏四月，刘备于成都即位称帝。六月，车骑将军张飞遭部将刺杀。东吴先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20年）袭杀关羽，张飞旋被害，故而盛怒之下的刘备于次年亲自统领大军征伐东吴，次年在猇亭大败，大军节节败退，退守白帝城。
章武三年春三月，丞相诸葛亮从成都奔赴永安宫受命，刘备临终时交代：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刘备立下了政治遗嘱，抛下元气大伤、疲弱不堪的一副烂摊子溘然长逝。
在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刘备主动对总揽朝政的诸葛亮许下“君可自取”的政治诺言，出人意料，匪夷所思。历来帝王托孤，都着眼于稳固新君的法统实力，岂有传位新君又另许大臣之理？这既招致新君不满，又使大臣生窥窃神器之心，后患无穷。刘备如此安排用意何在？
白帝城托孤的政治迷雾，历来不乏后人的赞美讴歌与险恶忖度，有人认为这是君臣鱼水之情，有人认为这是权术，在奄奄一息之际立下温情脉脉的政治遗嘱的背后暗藏着刀光剑影。表面看，这是刘备父子与诸葛亮之间的对手戏，实际上，舞台的暗处还站着一个人，“君可自取”的惊天之语，其实是对他说的。他便是诸葛亮的搭档、蜀汉重臣李严，正是他和他背后的政治势力，支撑起了整个蜀汉政局，也可能成为蜀汉最大的威胁。
史书记载，李严少为郡吏，以才干见称，历事刘表、刘璋、刘备。刘备称帝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有黄龙现于武阳，而武阳正是犍为太守李严的治所，可见李严为了刘备称帝颇费心思。刘备死前，李严以犍为太守征拜尚书令，受遗诏辅佐诸葛亮辅政，以中都护统内外军事。刘备白帝城托孤，面对的不仅有诸葛亮，还有这位蜀中旧臣李严。
祸起萧墙：蜀汉的政治危局
历来最高权力的交接之所以凶险异常，关键在于权力交接时内外各种势力虎视眈眈。有人认为刘备是在吴国威胁下仓促托孤的，这并不符合实际。章武二年（222年）夏刘备战败，于次年三月托孤，四月病逝，这是一个不短的过程，三国斗争的主线已转为吴魏交战。此时的吴国山越不宁，濡须、江陵面临北方魏军的极大压力，自保不暇，实际并无余力攻取蜀汉。
《三国志·陆逊传》裴松之注引《吴录》记载，刘备对此局势洞若观火，遂致信陆逊云：“贼［即魏军］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否？”面对刘备的空言恫吓，陆逊安然回信云：“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又于当年冬，两方遣使议和，两国对立实际上已经消弭，关系有所缓和，故刘备托孤之时，外患不在吴国。
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指出，蜀汉之危，不在东吴，而在萧墙，这其实是三国政权共有的问题。三国均是博得地方大族的认可和支持而建立起来的突出的军事政治集团，曹魏之于中原，孙吴之于江东，季汉之于巴蜀，莫不如此。在蜀汉内部，长期以来潜伏着蜀汉本土势力与刘备荆州集团的对抗和摩擦，这构成了蜀汉政治的基本主题。
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已经规划了刘备集团的基本发展路线，那就是“跨有荆益”，等待变局便兵分两路，北上逐鹿中原，恢复汉室。然而，荆州丢失，关羽殒命后，刘备集团的根本就落在了益州。对于益州，刘备及其部属等“新人”是外来者，不得不尊崇益州名士法正、许靖、董和、黄权和李严等“旧人”，安定蜀地百姓、将士之心，争取一切势力的支持以图谋中原；而蜀中旧人，同为刘璋旧属，有人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刘备，更多的则是潜在暗中，等待时局变化。
刘备用人，“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刘备通过设官分职，力图糅合两大派系，使新旧之人彼此相安，这一直是蜀汉政治的中心问题。
夷陵之战前，蜀地名士法正、许靖、董和等人已经去世，黄权迫不得已选择降魏，此时真正能够代表蜀中势力的关键人物只有重臣李严。李严不是蜀地的世家大族之后，归降刘璋之后却因才干而备受蜀地臣民信任。田余庆认为，刘备托孤，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丞相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这一安排包含着尊重新旧双方利益，安蜀汉文武之心，以图共渡难关的用意，实在是高明的安排。
“君可自取”：孙策和刘备的相似安排
在托孤安排上，刘备所言与当年的孙策托孤有异曲同工之妙。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遭到刺杀，临终之前传位其弟孙权，托孤东吴名士张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因而有了孙权以张昭为长史，以周瑜为中护军的政治安排。严峻的内外形势令孙策担心孙权幼小，无力支撑江东的危局，故而允诺张昭可以自取以稳定形势。尤其是当时孙氏集团内部存在着淮泗集团与江东士族的冲突，这与刘备临终时蜀汉的政局何其相似！刘禅即位后以诸葛亮为丞相，以李严为中都护，如此文武格局，恰与孙吴相同，可见刘备的苦心安排与孙策的安排其实颇为相似。
孙策对孙权说“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而刘备给刘禅的遗诏则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这都是对新君的基本估量，还没有到让辅臣决定新君的地步。
故而所谓“君可自取”，实际上并不是真的要求辅臣未来评判新君，而是极而言之所做的最坏打算，是在内部不稳，不测事端发生之后的终极应对方案，充满了忧患意识。吕思勉先生读史至此，便不禁感慨：“势之所迫，虽圣人将奈之何哉？”
“两朝开济老臣心”：诸葛亮的心领神会
在蜀汉政权的政治结构中，以李严为代表的刘璋旧臣属占据多数，权势并不在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派系之下。刘备为了安抚两大势力，煞费苦心，第一步就是联姻。在入主成都，平定益州后，刘备为了取得益州士族集团的支持，迎娶吴懿的妹妹吴氏为妻，这位吴氏正是刘璋的嫂子，代表了蜀中本土势力。
刘璋之父益州牧刘焉与吴懿有旧交，其人早有不臣之心，听闻吴懿之妹有富贵之相，便让儿子刘瑁娶之为妻，可是刘瑁早死，吴氏寡居。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娶吴氏，立为汉中王王后，其兄吴懿也归降刘备，成为蜀汉的名将。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之后，立吴氏为皇后。
刘备称帝后，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许靖本为刘璋部属，如此任用安排正是使新旧制衡。夷陵之战后，许靖病逝，平衡被打破。故在刘备去世之前，选中了李严来代表蜀中本土势力。李严必须要用，否则不能维系旧人以辅佐刘禅，但其一旦权大，也可能凭借威望引发异动，所以又要防范，能够牵制李严的只有位高权重、威望素重的诸葛亮。故而刘备托孤安排诸葛亮和李严一正一副的辅政地位，同时还要赋予诸葛亮特别的权力，以便控制李严而不被其掣肘。
李严和诸葛亮的制衡表现在军事上尤为明显。诸葛亮辅政，李严以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永安正是蜀汉的东大门。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出兵，坐镇汉中，李严遂移镇江州（今重庆），留护军陈到为都督，驻守永安，为李严所统属。诸葛亮坐镇成都、汉中，李严则长期留镇永安，两人一东一西，镇守蜀汉。
明此背景，故知刘备所谓的“君可自取”，实际上是在并受遗命辅政的李严的面前又赋予诸葛亮以特别地位和废立大权，让诸葛亮有足够力量控制同样辅政又可能滋事的李严。刘备的计策是双重计，形成了诸葛亮和李严二人的相互牵制，更稳定了蜀汉内部荆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两大政治势力的基本关系。“君可自取”的政治许诺在虚实之间，诸葛亮与李严如果同心则是“虚”，两人相互牵制，共同辅政。一旦李严滋事，煽动蜀中旧人发难，局势一发不可收拾，这时，“君可自取”就可成为“实”，诸葛亮身为丞相无能为力，就只能走向前台，甚至可自取帝位，应对可能的一切事端。
从以后诸葛亮与李严的博弈来看，诸葛亮对刘备的安排心领神会，相当默契，证明了刘备临终安排的成功。《三国志·李严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中有记载，李严曾经劝诸葛亮加九锡，晋爵为王。自王莽篡汉以来，加九锡已经成为人臣篡位称帝的必经之路，曹操正是加九锡晋爵为王，招来了天下议论。李严对诸葛亮如此劝告乃是非常之言，是极为大胆的政治试探。对于李严的试探，诸葛亮大胆地回信说：
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
信中的意思可谓大胆，直言九锡之受不是不该，而是时机未到。
诸葛亮不顾君臣大忌和僭越之嫌，慷慨陈词，正表明了他和李严同受托孤的政治局面。正是有刘备郑重其事地做了政治托付，诸葛亮在李严的试探面前才能不拘泥于君臣名分。李严试探，基于刘备之语，诸葛亮回应，同样是基于刘备安排，两人彼此都心领神会。诸葛亮特意说“与诸子并升”，实际也是在安抚李严。
诸葛亮与李严两人合作之初，关系还比较和谐，能够同舟共济。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新旧派系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滋长，敌视旧人者嫉妒李严拥有的权势地位，不服新人者挑战诸葛亮的权威，两大派系之间的矛盾，势必要集中体现在诸葛亮与李严的冲突上。
建兴八年（230年），关中魏军有进攻汉中的态势，诸葛亮遂命李严领两万人赴汉中镇守，以李严之子李丰留守江州。李严抗命不从，还要求开府，想要获得和诸葛亮一样的开府执政大权，这是二人冲突第一次公开化。次年，李严为祁山蜀军督运军粮，要求正在北伐的诸葛亮退军，终遭罢废。诸葛亮旋即又夺李严子李丰的兵权，江州的军政权皆入其掌控，蜀汉内部新旧之争遂告一段落。
通观三国大势，汉家更命，黄天当立的政治预言已经深入人心。曹丕登基，建元黄初，孙权登基，建元黄武，只有蜀汉一直坚持着恢复汉室的政治口号，不得不通过北伐彰显自己的政治正当性，这是刘备选择诸葛亮的根本因素，也是日后诸葛亮贬斥李严的原因。李严遭到贬斥，部分蜀汉士人离心离德，其中有一人，就是日后撰写《三国志》的陈寿。
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结尾，陈寿感慨道：
［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这位出身蜀汉的史官，给了诸葛亮这样的评价，指出了白帝城托孤的无奈和蜀汉国运的衰败，令后人生出无限遐思。
【编者按】
东征的失败，彻底打破了诸葛亮当初在《隆中对》里为刘备规划的道路。刘备临终前，霸业未竟的悔恨之余，更多的是对于蜀汉政权前路何在的忧虑。
从三顾茅庐以来，君臣二人一路创业，虽然屡有分歧，但是刘备最后还是选择相信诸葛亮——白帝托“孤”，先主是将蜀汉的国运和他一生奉行的理想交付给了诸葛亮。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诸葛亮在扫清了蜀汉内部的斗争后，大权独揽，接着就扛起了“兴复汉室”的大旗。在这过程中，“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和蜀汉内部的权力纷争结合在了一起，进而引发了两个问题：诸葛亮不顾益州的“疲弊”六次北伐曹魏，除了继承刘备的政治理想外，是否还涉及蜀汉内部的权力斗争？蜀汉亡国真的是因为“窝里斗”，甚至是因为诸葛亮大权独揽，以至于蜀汉内部“离心离德”？
此外，陈寿评价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认为其不知变通，这算是对诸葛亮的不满吗？这样的评价是否公允？在后两篇文章中，我们先来通过诸葛亮的北伐——小说中“六出祁山”的故事，来看看如何公正地评价诸葛亮；然后再来揭示蜀汉亡国的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
史料：
［晋］陈寿：《三国志》。
专著：
吕思勉：《三国史话》，中华书局，2009年。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2015年。
论文：
姜生：《曹操与原始道教》，《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诸葛亮“六出祁山”是骗人的吗？
任逸飞
自蜀汉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吴黄武七年，228年）起，为实现刘备“兴复汉室”的遗愿，诸葛亮连续与魏国展开了六次战事，其中五次为主动进攻魏国，还有一次是防御魏国对蜀汉的进攻。经由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六次战事被形象地概括为“六出祁山”，成了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而“六出祁山”中发生的马谡失街亭、空城计、发明木牛流马、火熄上方谷、秋风五丈原、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等故事，更作为经久不衰的桥段深深印刻在普罗大众的记忆中。而电视剧《虎啸龙吟》同样将诸葛亮与司马懿斗智斗勇的故事呈现得活灵活现，可见诸葛亮北伐的历史直到近一千八百年后的今天，依然被大众津津乐道。
可是历史上真实的“六出祁山”真的是我们熟知的那样吗？诸葛亮每一次北伐都经过了祁山吗？演义、电视剧里的“六出祁山”与真实的历史有哪些不同？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又何在呢？
“蹈涉中原”“震荡宇内”：《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北伐
假如翻看陈寿的《三国志》，很多人或许会发觉，其中有关诸葛亮北伐的记载与印象里的“六出祁山”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最明显的不同莫过于，按照《三国志》的叙述，诸葛亮与魏国间的战事，虽然确实发生过六次，但并非每回都出了祁山。实际上，除了第一次（建兴六年，228年）和第五次（建兴九年）作战，诸葛亮曾率军越过祁山以外，其余四次要么只是在祁山作战不久即告撤兵，要么行军路线就根本没有经过祁山，譬如最后一次（建兴十二年）在五丈原与司马懿展开对峙的军事行动。
当然，“六出祁山”这样的说法既然能约定俗成地流传下来，一定有其理由，也间接说明了祁山（在今甘肃礼县东）这处地方对诸葛亮北伐的重要性。若打开地图，仔细观察一下魏蜀双方的主战场——陇右至关中平原的地理形势，就大体能够觉察到这一点。
诸葛亮北伐是以汉中作为前进基地的，其目标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也就是占领洛阳，而要攻占洛阳，就必须先行克复长安、潼关等地。可是从汉中出兵拿下长安并不容易。魏、蜀两国之间在国力与军力上的悬殊自不待言，而战场的地理形势也决定了诸葛亮的行动要遭遇不小的阻碍。
“八百里秦川”将汉中与渭水隔绝，如果蜀军要出秦川，就必须想方设法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对诸葛亮来说，看似最直接的方法是通过秦岭山脉中的各条谷道，当时主要的几条谷道，自东向西，情形如下：[1]
三国时期秦岭地区交通路线
根据上表可知，这几条谷道都存在着环境复杂、路途艰险、运粮不便、缺乏资源、易受抄击等不利因素，不适合大军作战。相反，若选择出祁山，沿秦岭西麓经过陇右，情况就不同了。
从地形上看，出兵陇右，地势平坦，不仅利于作战，而且更便于转运粮草；从资源上看，魏国的陇右六郡天水、南安、陇西、广魏、武都、阴平，地方广大、人口稠密、资源丰富，祁山之西还出产马匹，皆可为蜀军所用；最后，从战略上看，恰如宋代名臣虞允文所言：“关中天下之上游，陇右关中之上游。”一旦控制了这个区域便能取得“高屋建瓴”之势，掌握与魏国作战的主动权。
因此，祁山成为诸葛亮北伐势所必争而魏国势所必守的地方。这同时也解释了另一个千古以来聚讼纷纭的问题：为什么诸葛亮始终不愿意采纳魏延分兵子午谷、奇袭长安之谋，认为此乃“悬危”之举，而坚持要“安从坦道”，出兵祁山？这显然与他认为只有进军陇右，才能确保蜀军多方面的战略优势有关。那么，在正史记载中，诸葛亮历次北伐的作战经过到底如何呢？
诸葛亮北伐前陇右及关中地理形势图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开始于蜀汉建兴六年（228年），他为此次作战进行了多年准备。更为有利的是，魏国方面对蜀汉的突然进攻没有防范。
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一时间，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全部叛魏附蜀。
为了尽快堵塞陇坻西方隘口，确保后方粮道畅通，诸葛亮又急令蜀军赶赴街亭和柳城，以阻止魏将张郃的军队，但由于先锋马谡的指挥失误，蜀军在街亭之战中大败，诸葛亮不得已下令全军撤退，返回汉中。另一路由赵云、邓芝率领在箕谷与曹真对战的蜀军也同时撤退。天水等三郡得而复失，诸葛亮检讨战败的责任，处斩了马谡，并上书自贬三级。
诸葛亮的第二次与第三次北伐实际上构成一场连续性的机动作战。街亭战败后的同年冬，诸葛亮乘魏国大举攻吴的机会，遣师由故道出散关，围攻陈仓（今陕西宝鸡西），但由于魏方守将郝昭智勇双全，蜀军顿兵坚城，连攻陈仓二十余日不克，诸葛亮见状只得退军，并乘机斩杀了前来追击的魏将王双。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作战路线图
诸葛亮第二、第三次北伐作战路线图
在回军途中，诸葛亮派部将陈式攻取武都（郡治下辨县，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郡治阴平县，今甘肃文县西）二郡。武都、阴平扼守入川孔道，既能屏卫汉中，又能作为兵出陇右的前进基地，军事位置十分重要。建兴七年（229年）春，陈式在围攻下辨时，遭魏将雍州刺史郭淮截击，诸葛亮于是亲自率军在建威迎击郭淮，将其击败，一路追赶至祁山。乘此机会，陈式顺利攻占武都、阴平。此次作战后，诸葛亮因功官复原职，再度被后主拜为丞相。
诸葛亮以上几次攻魏之战，魏方的主帅一直是大将军曹真，从曹真的应对方略看，其着力强化关中各主要据点的防御能力，以静制动，阻遏蜀军进犯，虽然魏军在野战中迭遭失败，但毕竟确保了长安不失。魏太和四年（230年），明帝曹叡特加封曹真为大司马，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为了在朝中树立威信，曹真急谋伐蜀。七月，魏军转守为攻，兵分三路进犯汉中。其中主力曹真军自长安入子午谷，司马懿军自南阳溯汉江西上，张郃军则自斜谷南下。诸葛亮的第四次北伐是以防御战的形式开场的。
然而曹真此次发起的军事行动没有收获期待的战果，相反，其主力在行军中途“会大霖雨三十余日”，各处山洪暴发，道路阻绝，战士多有伤亡，军械辎重损失严重。朝中元老重臣杨阜、王肃、华歆等连番向明帝进谏，要求其尽快终止战役。到了九月，明帝下诏令诸军班师。随着魏军撤退，战场主动权又回到了诸葛亮手里，他命魏延、吴懿率轻骑一万，西入羌中，联络羌人，并扰乱魏国后方，二人率军与魏将郭淮、费曜遭遇于阳溪（今甘肃礼县北木树关一带），大破之，得胜而返。
曹真伐蜀与诸葛亮第四次北伐作战路线图
诸葛亮的第五次北伐开始于建兴九年（231年）春二月，此时由于曹真病重，经其举荐，由大将军司马懿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西入长安，全面负责与蜀汉的战事。可见，真实历史中，诸葛亮与司马懿的“龙虎斗”只发生在建兴九年与建兴十二年这两次的北伐。
第五次北伐诸葛亮循着第一次的路线，进围祁山，且开始试验其新发明的“木牛”，用于后方运输粮草。司马懿在闻知祁山被围后立即率魏军主力前往救援，诸葛亮却避实击虚分兵三万北攻上邽（今甘肃天水），连败上邽守将费曜与前来支援的郭淮。司马懿甫至祁山，惊闻诸葛亮军已往上邽，便又急忙回援，依上邽以东下寨，与诸葛亮军对峙。
由于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在收割上邽之麦后，回军南返。司马懿率魏军尾随其后，当蜀军到达卤城（今甘肃天水与甘谷之间）时，魏军发起进攻，但被诸葛亮击破。此后两军再次陷入对峙，到了秋天，由于后方李严“运粮不继”，诸葛亮被迫撤军，蜀军在木门道设伏，射杀了追击而来的张郃。
自建兴六年至建兴九年，诸葛亮连年攻魏，却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三年他“休士息民”进行长时间的准备。建兴十二年二月，诸葛亮开始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北伐，此次作战对于蜀汉来说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军事行动。清代学者王鸣盛说：“一蜀之大，兵多不过十二万，孔明所用八万，常留四万以为更代。”而这次北伐，诸葛亮是“悉众”而出，也就是说把过去用来防守汉中的预备兵都调出来了，有学者估算总兵力不会低于十万。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作战路线图
诸葛亮在战前又遣使联络东吴，约吴主孙权一同攻魏，使魏国腹背受敌。当年五月，孙权依约分三路伐魏。此次北伐，诸葛亮在行军路线上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谨慎，全军直接出斜谷攻入郿县（今陕西眉县东北），并以“流马”运粮。从上述种种迹象可以看出，诸葛亮这次北伐摆出了“不成功，便成仁”的架势。
司马懿对此次诸葛亮的军事行动有准确预判，据《晋书·宣帝纪》记载，他在上邽之战结束后便认为：
亮再出祁山，一攻陈仓，皆挫败而还。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亮每以粮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
于是司马懿便在关中招徕移民、垦殖荒地、兴修水利，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充分的准备。
蜀军在突入渭水南岸后，司马懿力排众议，连夜率军自渭北渡河至渭南，“背水为垒”，阻断了诸葛亮东进长安之路，诸葛亮于是率军西上武功五丈原结营，与司马懿二十万大军对峙，战局复陷于胶着。自二月至六月，诸葛亮数次挑战，但司马懿始终坚守不出。
据《魏氏春秋》记载，在此期间，诸葛亮为了激怒司马懿，使之出战，给他送去女装；司马懿在接见诸葛亮的使者时，听使者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已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过数升”，便感叹道：“亮体毙矣，其能久乎？”而《晋书·宣帝纪》还提及“会有长星坠亮之垒”，这样的不祥之兆似乎预示着诸葛亮的悲剧。八月，诸葛亮于五丈原病逝，赍志以殁，终年五十四岁，遗令杨仪、姜维秘不发丧，整军后撤。
诸葛亮对第六次北伐的设想其实是打一场长期战争，与司马懿在渭水相持，等于将蜀魏两军的作战前线大范围北移，包括祁山、天水在内的陇西诸地瞬间皆被蜀军所囊括，假以时日皆可成为后方的交通枢纽，这样一来，一直困扰诸葛亮的粮草问题便会无形消弭。同时，在五丈原前线，诸葛亮又“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可以想象，如果诸葛亮没有这么早去世，那么魏国是否能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依然在未定之天。
“纶巾羽扇、道袍鹤氅”：《三国演义》中的六出祁山
相比于上述《三国志》等史书中的记载，罗贯中《三国演义》中“六出祁山”的故事就流行得多了，从第九十一回“祭泸水汉相班师 伐中原武侯上表”到第一百零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 见木像魏都督丧胆”，《三国演义》共一百二十回，用了足足十四回来讲诸葛亮的“六出祁山”，篇幅已足够长。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三国演义》对这段历史少不了各种添油加醋地虚构与改编，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改编中自然有杰出的文学创作，却也有不足甚至拙劣之处。尽管与正史相比，《三国演义》的“六出祁山”更为人津津乐道，但故事本身混乱与不协调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弱点。
诸葛亮第六次北伐作战路线图
《三国演义》首先便“不辞辛劳”地把这六场仗该怎么打重新规划了一番。譬如，诸葛亮一出祁山，当时分明驻屯于宛的司马懿，却神奇地“空降”在了陇右战场，还与诸葛亮在西城合演了一出“空城计”，“空城计”的子虚乌有是个已经被谈过很多次的话题，这里便不再赘述。不过对于热衷“加戏”的《三国演义》来说，区区一个“空城计”尚属牛刀小试。
到诸葛亮攻陈仓时，《三国演义》自然不希望丞相打了二十天不克而悻悻撤兵，一定要有战果，于是诸葛亮“运筹帷幄”，由新降蜀汉的姜维巧施诈降计，让魏国大将费曜替曹真“领了便当”，这之后蜀军还火烧了曹真的大寨。然而问题是，根据正史记载，费曜明明活得好好的，几年之后诸葛亮攻打上邽时还会再遇见他。
在《三国演义》里，就不存在“智商爆表”的诸葛亮拿不下的城池，于是诸葛亮的第三次北伐变成了一场乘着郝昭病重发起的“陈仓复仇战”，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在千辛万苦夺取陈仓后并没有一鼓作气东下长安，反而匪夷所思地调头往南走，向祁山方向攻打武都、阴平去了。正像之前提到的，在真实历史中，诸葛亮回军南返，并派陈式取武都、阴平正是由于攻陈仓不克的结果，可见《三国演义》把这些军事据点的地理位置完全搞混了。
《三国演义》涌现出这么多摸不着头脑的“胜仗”，与全书“尊刘抑曹”的主题思想是脱不开干系的，因为蜀汉与曹魏间的对立被描绘成了一场“正邪之争”，尽管街亭失利与饮恨五丈原的事实无法改变，但除此之外，诸葛丞相的胜仗理应多多益善。
除了给诸葛亮增添战绩，《三国演义》在人物刻画上也开足了脑筋，着力去表现诸葛亮“无所不能”的形象。第九十三回，他在两军阵前骂死了王朗；第一百回，他又如法炮制，修书一封气死了曹真；第一百零一回，诸葛亮与司马懿在上邽对战时，甚至亲自开始“作法”：
孔明见魏兵赶来，便教回车，遥望蜀营缓缓而行。魏兵皆骤马追赶，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尽力赶了一程，追之不上。各人大惊，都勒住马言：“奇怪！我等急急赶了三十里，只见在前，追之不上。如之奈何？”……后面司马懿自引一军到，传令曰：“孔明善会八门遁甲，能驱六丁六甲之神。此乃六甲天书内‘缩地’之法也。众军不可追之。”
足见《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简直掌握了超能力，至第一百零三回，他又试图自行“续命”：
我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
上述神化诸葛亮的桥段，不仅没有达成拔高形象的目的，反而令其显得怪异而滑稽，鲁迅先生“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批评是恰如其分的。
在将诸葛亮神化的同时，《三国演义》中那些代表着“邪恶势力”的人物却遭到不同程度的丑化，以至于和历史上的本来面目大相径庭。譬如，曹真被塑造成一个庸懦无能，离开司马懿就不知道如何打仗的人物，实际上历史上的曹真在对抗诸葛亮的过程中，表现可圈可点，至于其最后的病逝，与伐蜀染病有关，而与被诸葛亮气死没有一点儿关系。
最不被《三国演义》善待的人要数魏延。在书中魏延被描绘成一个“脑有反骨”的恶棍，甚至最后诸葛亮“续命”失败也与魏延进帐时带来的脚风扑灭了长明灯有关。为了显示诸葛亮对这个“反贼”早已“洞烛其奸”，《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时不时就要和下属表态，说他留着魏延不杀，只是“惜其勇而用之”，以后会处理的，这简直是要让蜀军上下都知道他们的统军大将是个反贼，思路可谓十分清奇。
事实上，魏延是当时蜀汉屈指可数的将才，他在刘备征汉中的时候便已崭露头角，此后更是长期负责汉中防务，诸葛亮在北伐过程中的多次军事行动也必须仰赖魏延完成，尤其是第四次北伐，更是让魏延作为先锋，出击羌中地区，开辟“敌后战场”。的确，二人在攻魏的战略规划上有分歧，魏延也时常抱怨自己的“子午谷奇谋”没有被采纳，但这不能够被视为“敌我矛盾”。至于魏延在诸葛亮死后不遵调度、兵败被杀，与他和杨仪间的个人恩怨有关，无法作为其“脑有反骨”的证明，这也是已经得到历史学家澄清的。
由于《三国演义》在情节设计和人物刻画上缺乏章法，诸葛亮在六出祁山过程里的计谋运用也暴露出很多逻辑硬伤。
举例来说，第九十一回，诸葛亮在一出祁山之前即料定此时总督雍凉兵马的司马懿会对其北伐构成重大阻碍，于是诸葛亮施反间计，令明帝怀疑司马懿要谋反，削其兵权，调其赴宛屯守。可是根据此后的情节发展，司马懿不仅攻新城，诛孟达，还星夜驰援陇右，迫使诸葛亮动用“空城计”，其对蜀军的妨害没有丝毫减损，可以说诸葛亮的反间计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根据正史记载，司马懿在曹真病重之前根本未统率雍凉兵马，而他在诛孟达后也压根儿不曾到过陇右，所以严格说来这场“反间计”是无的放矢的。《三国演义》既想要显示诸葛亮“未卜先知”的能力，又不能让司马懿在“空城计”的故事中缺席，直接导致了“反间计”故事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类似的问题在《三国演义》的其他回目里还有许多。
尽管有如此多的缺憾，但不可否认的是，《三国演义》中“六出祁山”的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尤其像“空城计”“火熄上方谷”这些经典桥段，早已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囿于时代和思想的局限，《三国演义》中的许多错误在所难免。对这部文学巨著的批评，自然不是要苛责古人，而是想站在今人的立场上，对《三国演义》中什么是实、什么是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如果非要一口咬定诸葛亮北伐就是按照《三国演义》里那样打法，未免就有些憨直可爱了。
“依依东望，是人心”：连续剧《虎啸龙吟》中的双雄对决
至于电视剧《虎啸龙吟》里呈现出的诸葛亮北伐，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新”。
可以看到，从上部《军师联盟》再到下部《虎啸龙吟》，《大军师司马懿》这部剧始终试图在既有的“演义”与史实之间，开辟出一条崭新的“三国叙事”。在这种叙事里，《三国演义》中的虚构故事依然得到采纳，所以我们仍能看到空城计、气死曹真或是火熄上方谷这些剧情，但这些故事具体放置在哪里，其蕴含的意义怎样，《虎啸龙吟》自有打算。
电视剧中的蜀魏对决开始于第五集，结束于第二十三集，恰好构成了全剧的前半部分。它没有试图面面俱到地讲诸葛亮的六次北伐，而只讲了四次，大体上对应到第一次的街亭之战、第三次的陈仓之战、第五次的上邽之战和第六次的五丈原之战。
第一次北伐的过程与《三国演义》的描写大体一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虎啸龙吟》对“空城计”有了新的解释。过去人们对司马懿坚决不入城十分疑惑，这部剧却告诉我们，司马懿不入城并不是感觉城里有埋伏，而恰恰是识破了诸葛亮手头没有兵马，如果他现在就一举剿灭诸葛亮，便要遭遇“鸟尽弓藏”的厄运，不如借一个由头纵其归去。司马懿的上述行为可用一个成语描述，那就是“养寇自重”。
紧接着“空城计”的剧情，电视剧的第十集出现了“郭照事件”，魏明帝由于甄后被逼自尽之事忌恨于郭太后，将其下狱，预备处死。为了挽救郭照的性命，司马懿将兵权交给曹真，换取了曹真以宗室身份说情，明帝不得不释放了郭照。此时司马懿料定手握重兵的曹真绝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于是给诸葛亮去信，怂恿其再度发动北伐。在这次与诸葛亮的对决中，主帅曹真损兵折将、大败亏输，最后在痛失爱将王双后被诸葛亮活活气死。兵权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司马懿的手里。这可谓是“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曹真死后，司马懿开始全面负责对蜀汉的战事。诸葛亮与司马懿在上邽打得不分胜负，由于司马懿在战前暗地委派柏夫人游说李严，导致蜀汉后方不稳，诸葛亮在无奈之中班师。另一方面，明帝与司马懿的关系则随着曹真的故去空前恶化，司马懿开始在军中有意识地培植私党，郭淮、孙礼都成了其亲信，相比之下不那么“听话”的大将张郃则被司马懿借诸葛亮之手除掉了。
诸葛亮班师后肃清了李严势力，于第十七集卷土重来，此时司马懿在关中战场也成为最高统帅，双方了无牵挂、放手一搏，诸葛亮耗尽心智筹划了上方谷一役，却功亏一篑，最后在司马懿的坚守不出中，于第二十二集病逝。
经过电视剧编剧的一番巧妙安排，《三国演义》里那些老桥段在《虎啸龙吟》里实现了“旧瓶装新酒”。剧中的四次蜀魏对决，环环相扣，并被放置到了司马家权势崛起的大图景里面。
虽然我们无从知道，历史上的司马懿是否真像电视剧中那样料事如神，但正如学者仇鹿鸣所指出的，司马懿借着对抗诸葛亮的机会掌握魏国军权的确是曹魏政治的一大变局，也是司马懿个人权势扩张的一个重要机遇：“司马懿总陕西之任多年，关中诸将多是其旧部或受其提携，其在关中的人际网络是日后支持司马氏代魏重要的政治筹码。”
关中军队对于司马懿维持权力的重要性，在电视剧里同样有所表露。在全剧的后半段，郭淮和孙礼两人的兵权成了曹爽与司马懿权力斗争的焦点。因此，电视剧还是从一定角度体现出历史上司马懿是如何攫取曹魏权力的。
很有意思的是，虽然《虎啸龙吟》在情节处理上的创新获得了好评，却也遭遇到了一些非议，特别是剧里司马懿在五丈原对峙时，穿上女装当着病入膏肓的诸葛亮的面，语带戏谑地背诵《出师表》的情节，被一些观众认为有故意贬低诸葛亮的嫌疑。
平心静气来看，虽然我们不必把一部电视剧上升到事关民族精神的高度，但这件事本身确实能引发一点思考，那就是作为晋朝事实上的开创者，千百年来司马懿的历史评价为什么从来无法达到像对诸葛亮的评价那样的高度？
以后事观之，西晋统一局面的转瞬即逝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诸葛亮身上凝结了更多值得仁人志士追慕效法的优良品质。其行为操守的高洁、待人处事的平允、勉力国事的辛劳，乃至于其对先帝知遇的忠诚、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这些品质才是“六出祁山”无法替换的精神底色，它们令诸葛武侯流芳百世、光耀千古。因此无论是在正史、演义还是今日的艺术化的影视作品中，这段故事都被人津津乐道。
陈寿作为晋朝的史官，在撰写《三国志》时奉曹魏为正统，因此在立场之上，他只能评价诸葛亮北伐失败是“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然而，陈寿依旧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诸葛亮的钦佩和赞美。诸葛亮“兴复汉室”的理想虽然有悖“天命”大势，但是陈寿仍称之为“大义”。诸葛亮“诋毁”曹魏的文字，陈寿只字未改，收录于史书之中，并评价道：
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虎啸龙吟》的结尾，年老的司马懿最终体悟到的哲理是：
“依依东望，是人心。”[2]
诸葛亮虽然没能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但是，他赢得了千百年的“人心”。
【编者按】
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最后看来，亦算公允。《三国演义》电视剧中，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的镜头，至今看来仍使人垂泪。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更是感动并激励了无数后人。
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兴复汉室”的理想是否还能继续下去？诸葛亮和李严斗争的背后，究竟反映了蜀汉内部什么样的人心冲突？前文所提及的蜀汉内斗，究竟是不是致使蜀汉灭亡的元凶？下篇文章将揭晓答案。
参考文献：
史料：
［晋］陈寿：《三国志》。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
专著：
［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
陈玉屏：《魏晋南北朝兵户制度研究》，巴蜀书社，1988年。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论文：
康世荣：《“六出祁山”辨疑》，《陇南文史》第八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
蜀汉真是一个窝里斗政权吗？
不识字
从章武三年（223年）刘备临终前的人事布局，人们似乎能感到蜀汉政权内存在着微妙的态势和不安的隐患。到了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罢免李严似乎更加印证了这种感觉。
在史学界，一直存在着“蜀汉内部矛盾论”的观点，大体指的是蜀汉荆州、益州、东州三个派系争斗严重，其中荆州派联合东州派一起打压本土益州派，以维持自身统治。这样的观点曾颇为流行，给人们一个这样的印象：蜀汉内斗严重，是一个“窝里斗”政权，而蜀汉的灭亡，似乎跟内斗有密切的联系。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蜀汉果真亡于内斗？
益州人不被重用？
蜀汉内斗严重的“表象”先体现在益州人的地位上。晋朝时，巴西人龚壮曾言：“豫州入蜀，荆楚人贵。”也就是说，在那时就有不少人认为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人占据了蜀汉政权的主导地位，而益州本土人则备受打压、不被重用，官职不居显位。
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从《三国志》及各种史料的记载看，不管是在刘备入蜀还是诸葛亮治蜀时期，蜀汉政权实施的用人政策都是广纳贤才，大力招揽包括益州本土人在内的四方有志之士，不存在刻意打压本土势力的行为。
有学者统计，《三国志》中记载的蜀汉官员有籍可考者189人，其中荆州人士66人，而益州籍的官员92人，很明显，后者在整个蜀汉集团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了数据统计，具体到个人，更能反映益州人士不但没被轻视，反而被刘备和诸葛亮两位创业不易的当家人极尽拉拢和团结。比如：
黄权，巴西阆中人，刘璋帐下大将，曾竭力劝阻刘璋邀请刘备入蜀，甚至后来在大多数人都已归属刘备时，独自“闭城坚守”。但刘备入主成都后不仅没怪罪他，反倒拜他为偏将军，后来他官至镇北将军，成了刘备军事上的一大帮手。
李邈，益州广汉人，为蜀中名士，对刘备强占益州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当面嘲讽刘备背信弃义，“有司将杀之，诸葛亮为请，得免”，后来历任犍为太守、丞相参军、安汉将军。
其他人，诸如：犍为人杨洪为蜀郡太守；犍为人张翼为车骑将军；犍为人费诗为牂牁郡太守；梓潼人李福为巴西太守、尚书仆射；广汉人秦宓为大司农；成都人张裔为巴郡太守；巴郡人张嶷为荡寇将军；巴西人王平为镇北大将军、汉中都督，还统领蜀汉一支精锐部队“无当飞军”；巴西人马忠为镇南大将军、庲降都督，一度“平尚书事”……这些都是处于蜀汉权力中枢的益州人士，其比例和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大家眼中的特权集团“荆楚人士”。
所以，只凭一句“豫州入蜀，荆楚人贵”而不做具体分析，便得出益州人士在蜀汉政权中遭受打压的结论，其实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真正的情况是，益州人正是蜀汉政权的中坚力量，而且被刘备和诸葛亮等最高领导人重视和重用。
益州人敌视蜀汉政权？
在蜀汉建国初期，确实存在部分益州人敌视蜀汉政权的现象。
前面提到的广汉人李邈，他作为蜀中名士，曾当面嘲讽刘备强占益州：“振威［即刘璋］[3]以将军宗室肺腑，委以讨贼，元功未效，先寇而灭。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刘备反问：“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谁知张邈又补了一刀：“匪不敢也，力不足耳。”就是这句话，给他带来杀身之祸，险些丧命。蜀郡人张裕在刘备得蜀后，凭借自身影响力，四处散布“刘氏祚尽”的消极言论。秦宓、费诗、来敏等人也都表达过不满。
但这都只是一时的愤慨。从根本上看，他们的不满只是作为刘璋旧臣，出于道义对刘备背信弃义的谴责，而非发自内心地敌视整个蜀汉政权。
事实上，当刘备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对整个益州人士群体采取怀柔政策之后，除了个别特例（张裕）外，绝大多数益州人士投入蜀汉政权的怀抱，并为后来蜀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是刘备与曹操在汉中会战的最艰难时刻，蜀汉军力不支，刘备发急信回成都请求支援。诸葛亮收到信后，询问蜀部从事杨洪如何回应，杨洪果断回答：“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支持诸葛亮尽发蜀地兵士为国征战。最终刘备成功夺下汉中。
蜀汉章武二年（222年），刘备因夷陵大败，溯江而走，蜀将巴西人程畿断后。吴军追杀而至，有人劝程畿弃大船乘轻舟而逃，他断然拒绝：“吾在军，未曾为敌走，况从天子而见危哉！”他与吴军搏斗，英勇战死。后来杨戏作《季汉辅臣赞》，称其“立节明君”。
最感人的例子当属黄权。章武元年，刘备为关羽败亡之事东征吴国，曾经尤为敌视刘备的蜀中大将黄权主动请战，希望为大军先锋试探敌军虚实。刘备没有答应，让黄权驻扎江北，防备曹魏。后来蜀汉战败，黄权被断归路而被迫北投魏国。初到魏国时，曹丕问他是不是想像陈平、韩信背弃项羽投奔刘邦那样“舍逆效顺”，黄权答道：
臣过受刘主殊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
——《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
黄权的忠诚让曹丕极为感动，于是给予他优待：“拜为镇南将军，封育阳侯，加侍中，使之陪乘。”随后，又有传闻说，蜀汉要诛杀黄权的家人，曹丕建议黄权发丧，黄权却认定那是“虚言”，说：
臣与刘、葛［即诸葛亮］推诚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实，请须后问。
——《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注引《汉魏春秋》
事实上，蜀中确有人提议刘备降罪于黄权的家人，但刘备并未采纳，对待黄权的家人一切如初，还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
刘备病逝的消息传到魏国后，君臣幸灾乐祸，而黄权面无喜色。曹丕素来了解黄权对刘备的忠心，因而“察权有局量，欲试惊之”，数次遣使者传唤黄权，“累催相属”“交错于道”，黄权府上之人“莫不碎魄”，但黄权“颜色自若”。
就这样，一个原本敌视刘备的蜀中旧臣，却上演了一番真实的“身在曹营心在汉”。
除此几人外，最典型的当属益州大学士秦宓。他原本是对蜀汉政权怀有偏见的代表人物，但经过诸葛亮的真诚相待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从敌视到发自内心地认同并拥护蜀汉政权。在后来三国史上闻名后世的那场辩论赛上，秦宓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
那时正是蜀汉和吴国重修于好之时。东吴名士张温出使蜀汉，诸葛亮与百官设宴相待，而秦宓姗姗来迟。张温认为秦宓有失礼节，便有意刁难，因此发起了辩论：
温问曰：“君学乎？”
宓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
温复问曰：“天有头乎？”
宓曰：“有之。”
温曰：“在何方也？”
宓曰：“在西方。《诗》曰：‘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
温曰：“天有耳乎？”
宓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
温曰：“天有足乎？”
宓曰：“有。《诗》云：‘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其无足，何以步之？”
这些对话看似只是对于“天”的无害争论，实际上却是对东（吴国）与西（蜀汉）谁为正统政权的犀利交锋。张温自诩饱学之士，发难于秦宓，结果没占到半点儿便宜。他随即提出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
温曰：“天有姓乎？”
宓曰：“有。”
温曰：“何姓？”
宓曰：“姓刘。”
温曰：“何以知之？”
秦宓朗声回答：
“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
——《三国志》卷三十八《秦宓传》
面对张温咄咄逼人的攻势，秦宓淡定自若，“答问如响，应声而出！”最终张温败下阵来，“大敬服”。
由此可见，不管是杨洪、程畿、黄权还是秦宓，他们都代表了益州中高层人物对蜀汉政权的认同和拥护。而所谓益州本土人士始终排斥、敌视蜀汉政权的观点，只不过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反面教材，不足为信。
蜀汉政权内部从来没有发生过荆、益两派内斗的事实。除了这两个群体外，蜀汉内部还存在另一个特殊的“派系”——东州人。所谓东州人，指的是刘焉时期有“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其中包括不少名士，成为刘焉、刘璋帐下大臣。后来，东州人泛指在刘备集团入蜀前，就在益州立足的荆州等地人士。但是，并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些东州人在后来蜀汉政权时期有过结党成派的行为。而刘备对这些东州人也委以重任，甚至不计前嫌。最典型的例子要属刘巴。
刘巴，字子初，原为荆州零陵人，因出身名门而看不起出身低微的刘备，还侮辱了他眼中的“兵子”张飞，惹怒了刘备。刘表病逝，荆州士人大多追随刘备，唯独刘巴北上投曹；刘备夺取荆南三郡后，时在零陵的刘巴特意辗转到益州为刘璋效力，其间还曾力劝刘璋不要邀请刘备入蜀，可见对刘备怨念之深。刘备攻破成都后，帐下人想替他出气杀了刘巴，刘备却下令：“有害巴者，诛其三族。”刘备对刘巴甚是礼遇，拜他为左将军，后来刘巴官至尚书令。
还有不少东州人甚至进入了刘备集团的核心圈子，如之前文章提到的法正和李严。法正本是三辅地区的扶风郿人，东汉建安年间为躲避战乱而入蜀投靠刘璋，是典型的“东州人”。顺便一提，法正还有个同乡和他一起入蜀，此人就是孟达。而身为与诸葛亮一样的托孤重臣，李严原是南阳人，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入荆州时赴蜀，被刘璋任命为成都令。
真正的“内斗”是什么？
三个集团内斗的事实虽不存在，但蜀汉政权确实有过其他的内斗。
比如，托孤大臣诸葛亮与李严，魏延与杨仪，以及后来姜维与诸葛瞻、黄皓等的内斗，这都是切切实实发生过的。然而，这种内斗并非蜀汉在三国之中最先灭亡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上的“内斗”——兴复汉室的理想主义与偏安一隅的现实主义的冲突。
这一切可以从一名叫谯周的蜀汉老臣的转变说起。
在蜀汉政权建立之初，作为巴西人的谯周，同大多数益州本土人一样，都在刘备与诸葛亮的怀柔政策下对蜀汉事业怀有极高的热情。刘备称帝时，谯周与大批益州人士苦心孤诣地为刘备提供祥瑞和箴言等天命依据为其造势。诸葛亮病逝于北伐前线时，谯周不顾一切地在朝廷禁丧令下达之前，赶到五丈原奔丧：
亮卒于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
——《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传》
谯周对诸葛亮的崇敬与真挚之情，跃然纸上。
到了蜀汉后期，谯周却一反前态，不仅作《仇国论》批驳蜀汉政权苟延残喘，最后还亲自劝说刘禅降魏。正因如此，谯周成了后人眼中益州人敌视蜀汉政权的代表人物。
为何谯周从蜀汉政权的拥护者变成了彻底的敌视派，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的态度有了如此大的转变？
其实发生改变的并非谯周，而是蜀汉政权。
在刘备与诸葛亮时代，蜀汉政权的目标非常明确，那便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为此，从刘备入蜀之始，发动汉中会战为继，再到诸葛亮北伐中原，都是奉行了“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和“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纲领。
这些富有激情的口号，使益州人士前仆后继地为之奋斗，原本出身不同派系的士人，在这一口号和政治理想下团结起来，人心凝聚。因而才有了杨洪“男战女运”的坚定，程畿舍命护天子的忠诚；有了黄权请做先锋，身在曹魏不忘旧主的臣节，秦宓“天命在刘”的笃定；又有了谯周本人带头为刘备称帝造势，不顾一切奔赴前线吊唁诸葛亮的真诚……
然而，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政权很快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蒋琬主政时，虽然和姜维进行了“偏军西入”的数次北伐，但已远远不及诸葛亮时期的规模；费祎成为蜀汉大将军后，更是以“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的理由彻底放弃了对魏作战；姜维掌政后，尽管他继承了诸葛遗志，重新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提上日程，但碍于能力有限，多次进行的北伐均徒耗国力而没能取得实质性战果。
可见，诸葛亮去世后，日益艰难的北伐形势严重打击了蜀汉的士人，他们对蜀汉政权的定位从自诩尚可与中原魏国争锋的正统政权，逐渐沦为承认偏安一隅的割据势力。换句话说，当初益州士人对刘备、诸葛亮时代蜀汉政权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期望，彻底落空了。而更要命的是，连年北伐已使原本“疲弊”的益州不堪重负，后主刘禅亲政后，又开始贪图享乐，大修宫室，宠信黄皓、陈祗等奸佞，这进一步激化了蜀汉内部的矛盾。
因此，在蜀汉政治理想与现实社会发生严重脱节之后，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士人不由得对蜀汉政权是否为正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从《上谏后主疏》到《仇国论》，从试图劝谏天子重振先帝遗志未果，到对蜀汉政权彻底死心，谯周的心路历程在《三国志》中展现得极为清晰。而谯周个人心态和思想的变化，正是蜀汉政权逐渐丧失人心的缩影。
一个国家精神信念崩塌的影响，永远比任何派系斗争带来的危害更为深刻。炎兴元年（263年）十一月，邓艾大军兵临成都之时，这位曾经如此爱戴蜀汉的老臣的劝降，便成了压倒蜀汉帝国的最后一棵稻草。
黄权和秦宓的故事体现了蜀汉人心凝聚和信念的统一，而谯周的故事又表明蜀汉人心离散和信念的崩塌，诚可叹矣！
【编者按】
随着诸葛亮的病逝，蜀汉的政治理想就此落空，随之而来的是人心的丧失和溃散。人没有梦想，就会变成咸鱼；国家失去了理想，就会如蜀汉一样，转瞬覆灭。从汉末乱世到三国鼎立，刘备创业之艰辛甚于曹操和孙权，而蜀汉却是三国中最先灭亡的，不得不说是一段历史的悲歌。
三国中灭亡的下一个，不是孙吴，而是实力最强的曹魏。曹魏的人心又是如何丧失的？这就要从它的奠基者曹操讲起了——曹操在创业之初，就埋下了曹魏覆灭的种子，虽然情况与蜀汉不同，但同样也是一段可叹的悲剧。
参考文献：
史料：
［晋］陈寿：《三国志》。
论文：
安剑华：《“东州士”与蜀汉政权》，《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雷近芳：《试论蜀汉统治集团的地域构成及其矛盾》，《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王魂：《论荆州士人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8年3月。
张东：《功过分明议谯周》，《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解读《求才令》：隐藏着曹氏灭亡的无奈
羊菓
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
——陈寅恪
2017年热播的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一经播出即引发不少争议。电视剧中离奇错乱的时间线索，把一拨三国铁粉整得晕头转向。最使人感觉荒诞的是，第一集的时间背景设置在官渡大战（建安四年，199年）之前，然而，编剧们却安排曹操把原本在建安二十二年写成的《求才令》挪到此时公诸天下。殊不知，历史上这道《求才令》颁布之时，曹操已经从魏公晋爵为魏王，赤壁之战也已打完近十年，哪里还能再口口声声自称“曹司空”呢？[4]
按照电视编剧们的设想，《求才令》引来了各路贤能之士，主角配角们应邀登场，可以为后来的剧情发展做铺垫。殊不知此剧情设置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并且无意间抹杀了《求才令》的真正意义。那么，历史上曹操的《求才令》是在什么时候颁布的？曹操三次求才，真的招揽了大批贤才吗？颁布《求才令》，曹操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陈平的“铁杆粉”：流氓也能当丞相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曹操三次颁布《求才令》的时间分别是建安十五年（210年）、建安十九年和建安二十二年。最早的一次求才发生在赤壁之战（208年）两年之后。综观三份文本，均提及一个著名历史人物，即西汉王朝开国功臣之一的陈平。陈平是协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治天下的重要谋臣之一，《史记》称之为陈丞相。
“求才三令”的第一份文本中说道：“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其中提到两个著名历史人物：前一句说的是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后一句所谓“盗嫂受金者”便是陈平。陈平在飞黄腾达之前，声名不佳。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周勃、灌婴等人曾经向刘邦汇报陈平的“前科”：
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
按这段“小报告”里的说法，陈平曾经对嫂子行为不端，而且收受将领的贿赂，在政治道路上三次改换门庭，可谓是不忠不义的“反覆乱臣”。
在第二份《求才令》中，曹操说道：“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这里又将陈平与苏秦并举，指出陈、苏二人都不是笃行、守信的人。所谓“笃行”，是指行为纯正、踏实。曹操指出陈平的“不老实”，颇耐人寻味。
在第三份《求才令》中，曹操再次拿陈平举例，说道：“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曹操承认陈平生前的名声和社会评价不太好。但是，偏偏是这么一个不被当时主流价值观认可的陈平，得到曹操的三次赞赏，甚至被视为全天下选拔人才的标准。这是何故呢？内中原因，值得深究。
我们不知道曹操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也不知道这是否为曹操赞赏陈平的原因，那就是他本人的经历与陈平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第一，陈平通过个人奋斗最终做了汉朝丞相，曹操也做了汉朝丞相。第二，陈平曾被人骂作“反覆乱臣”，曹操则被骂作“乱臣贼子”，总之，两人都是“不安分”的人臣。第三，陈平被当时的人认为行为不端，曹操早年的口碑也不佳。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年少时曾被其嫂批评“不视家生产”，还被后人评价为有才无德。至于曹操，《三国志·武帝纪》上说，他年轻时“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因此多次被其叔父告状。第四，两人在男女关系上都受外界讥评。陈平有“盗嫂”绯闻，曹操亦有酷爱人妻的恶名。据《世说新语》中所叙，曹操年轻时外出游玩，参观民间婚礼后潜入主人园中，“抽刃劫新妇”后逃出。此外，曹操的多名妻妾都是从前夫家改嫁来的。众所周知，他收纳张绣伯母入侧室，又迎娶了秦宜禄的前妻杜夫人。曹操好娶人妻的作风，不仅给他造成不少麻烦，比如张绣兵变导致其子侄、爱将殒命，也影响了曹操身后的风评。
此外，曹操更有“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名言传世。此种言行不被儒家正统的道德评价体系认可。更何况曹操的父亲曹嵩被宦官曹腾收养，宦官养子的身份人所共知，因此曹操的家庭出身不受士人尊重。曹操在《求才令》中反复鼓吹陈平的“劣迹”，不仅是为了寻求同路人，更重要的是想以“盗嫂受金”的陈平为典型，扭转自己早年的不光彩形象，向世人昭示：只要有才能，流氓一样能当丞相。“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的陈平能当丞相，我老曹为何不能呢？既然我老曹也当了丞相，你们吃瓜群众就不必再喋喋不休地数落我的过去了。
曹操的矛盾：说的不做，做的不说
曹操自称用人重才不重德，但在实际选拔过程中，他说的和做的并不一样。首先，曹操用人并非“不重德”，据《三国志》和《后汉书》记载，曹操听闻某人有高名至德，常前往遣征。《三国志·郑浑传》记载，郑浑的“高祖父众，众父兴，皆为名儒”，曹操“闻其笃行，召为掾”。再如《后汉书·王烈传》记载，曹操征召“以义行称”的王烈。有时候，曹操用人不仅重视德行人品，甚至重视德行胜过重视才能。《三国志·崔琰传》中讲到，崔琰这个人“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曹操称赞他“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仍然“礼辟之”。显然，对道德品质高尚但才能不足的君子，曹操并没有弃置不用。
其次，曹操很多时候也做不到“重才”，他对文武百官中才能卓越同时又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人物防备心深重，必欲除之。杀死杨修，逼死荀彧，都是例子：受到荀彧推荐而走上仕途的贤才很多，他们围在荀彧周围，逐渐形成权力网络，被曹操视为心腹之患；而“以名公子有才能”的杨修，就是在曹操第三次颁布《求才令》后不久被杀死的，有才反而成为杨修被杀的诱因。
现在，我们再看看，三次颁布《求才令》是否真的为曹操招揽了大批人才。真实结论可能会使人们倍感惊讶：没有！
山西大学卫广来教授根据三十卷《魏书》分析，自《诸夏侯曹传》以下，所立魏臣九十一位传主都是赤壁之战以前已被曹操收揽录用的。卫广来教授指出：“事实显示，曹操集团最终形成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平荆州，《魏略》所述曹操‘拔出细微’的佐命人物，赤壁之战前夕已然全部到位。”也就是说，曹操大张旗鼓颁布“唯才是举”令，实际上并没有吸收什么新的重要人才。
“求才三令”的真相：为代汉做舆论准备
汉朝皇帝以孝治天下，自惠帝以后，汉朝皇帝谥号都有“孝”字，曹操偏偏声称“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可以被举荐为官，这不明摆着拆汉家的台吗？东汉以儒生立国，曹操为“阉宦之后”，出身低微，不能代表儒学士族的利益，甚至被后者轻视。曹操要改变东汉以来的国家意识形态，首先要攻破的一处要害就是掌握在儒士手中的道德评判权。东汉王朝能摇而不坠，就是因为王朝的儒学色彩浓厚，能依靠儒家正统观念维持表面的统治。各路枭雄虽然野心勃勃，然而除了“妄人”袁术胆敢称帝以外，稍微明智一些的人，都不敢动摇纲常。像曹操这样的聪明人，自然选择先从意识形态领域进攻，逐步瓦解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
对此，史学大师陈寅恪一针见血地指出：“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曹操的“求才三令”，以重才不重德的主旨，明白宣告“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为其子曹丕称帝代汉扫清了社会思想上的障碍。
但是，曹操的统治之术与东汉以来儒家士族的发展趋势并不相符，其统治的稳定较大程度上依赖其个人的非凡权术。假若人亡，则难免政息。曹操在东汉末年一手创建的魏王国孕育了后来的曹魏帝国，其子曹丕进行的汉魏禅让，是在曹操建立的基业之上摘取胜利果实。待曹操死后，子孙所做事功无法与其父祖相比，很快被司马家族夺取了江山。
曹操的三道《求才令》，其实是想打破士大夫阶级的精神堡垒，打破他们对选官任官的垄断。只可惜曹操与曹丕死后，曹魏家族的权力逐步被代表豪族利益的司马家族接管了。曹操的真正对手或许不是刘备、孙权，而是帮助他治理天下的世家大族。
曹操的个人形象与《求才令》中赞颂的价值观、人才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儒家正统观念被士大夫奉为圭臬的时代，曹操身后也只能作为“正统”的反面存在。尤其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流行，刘备代表的蜀汉被视为正统，曹操父子则以篡汉奸臣的形象流传后世。
近代以后，随着儒家道统的瓦解，史家对曹操的历史评价逐步上升。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其中指出：“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做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郭沫若认为，把曹操当成坏人和奸臣，是受到宋以后所谓正统观念的影响，曹操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后来，郭沫若又写《替曹操翻案》一文为其正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也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中指出，曹操的负面形象与正统主义之间有重要关联，“他们是带着正统主义的有色眼镜看曹操，在这种有色眼镜中，曹操只能是一个奸臣”。
对曹操给予特殊评价的还有史学大家陈寅恪。陈寅恪在研究魏晋思想的一篇文章（《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说：“读史者于曹孟德之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此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这段文字也明辨了私德与事功之间的区分，认为曹操的个人作风对“转移数百年世局”起了重要作用，其间的历史关联自然不可小觑。
【编者按】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如同利用黄老道为自己打造“救世主”的人设一样，曹操颁布《求才令》也是为曹魏代汉做舆论铺垫。但不同的是，宣传道教“黄德”，为曹操聚拢了一部分下层百姓的人心，而颁布《求才令》则是曹操对另一部分“人心”——两汉以来垄断仕途和社会道德价值评判话语权的豪族儒士——的一次挑战。
然而，一个人的才能难以扭转数百年来的历史大势。曹操改变天下的雄图最终人亡政息，代表豪族利益的司马家篡夺了曹魏的权力，而在后世豪族儒士的笔下，曹操成了篡汉奸臣。不得不说，这又是一个悲剧。
那么，在《求才令》的背后，曹操与豪族究竟进行了怎样的激烈斗争？曹操的继承者曹丕为什么没能坚持曹操的信念呢？司马家又是如何篡夺了曹氏基业的呢？下篇文章将揭晓答案。
参考文献：
史料：
［晋］陈寿：《三国志》。
专著：
柳春藩：《三国史话》，北京出版社，1981年。
论文：
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
柳春新、董惠贤：《〈求才令〉释证》，《襄樊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卫广来：《求才令与汉魏嬗代》，《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许春在：《曹操“唯才是举”是乱世揽才的权宜之计》，《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军师联盟：如何操盘才能颠覆曹魏政权？
任逸飞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呢？
天下归心：曹操与豪族的生死战
在讨论司马氏代魏之前，我们需要对东汉以来的时代背景有比较充分的认识。这个时代的主基调便是豪族势力的兴起。
什么是“豪族”？简单来说便是“豪强地主”“有钱人家”，依照日本学者川本芳昭的观点，豪族阶层的出现是秦汉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经济持续繁荣，财富的累积达到空前规模，广泛的贫富差距势必出现，从而产生阶层分化的新局面，而豪族正是上述阶层分化的结果。
表面上，一个社会里有一批相当有钱的人看上去不该是件坏事，但我们应当意识到秦汉时期的中国是农业社会，在“一君万民”的体制下，国家需要依赖数量庞大的农业人口收取赋税、征用劳役，而豪族的出现恰恰成了一股破坏这一稳定体制的力量。
豪族依靠其巨额的财富，在地方上兼并土地，导致大量农民破产，这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不得不依附于豪族门下，成为其佃户、徒附乃至奴婢，上述被豪族隐匿了的人口也就此脱离了国家的掌控，不再向朝廷缴纳赋税了。随着国家掌握的人口不断减少，财政陷入紊乱。西汉覆亡便肇因于失控的土地兼并问题。
东汉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地方豪族的胜利，光武帝刘秀正是倚仗着南阳地区的一批豪强势力的支持统一全国的。因此，与西汉相比，东汉豪族的势力更为强大，并且具有新的特点。
历史学家杨联陞先生在《东汉的豪族》一书中，将东汉时的豪族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凭借中央势力而突然得意的，即宗室、外戚与宦官。一类是自己渐渐发展起来的，即一般高官及地方豪族。”这其中，前者是皇亲国戚，大富大贵，自无可说；而后者的所谓“渐渐发展”就大有玄机了。
所谓玄机，指的是东汉的地方豪族借着控制选举制度来巩固自身力量。众所周知，东汉实行的是征辟察举制：一方面，朝廷每年会要求州郡官以“乡举里选”的方式举荐若干人才（多为“举孝廉”）[5]以备中央选拔；另一方面，州郡亦可自行“辟除”，选拔人才，登用为地方官吏“掾属”，处理地方事务。
随着地方豪族介入选举，大量豪族成员被输送到各级官府，他们开始逐渐左右仕进门路，只推荐和选拔自己的亲信担任官职。如此一来，被选举者自然对选举之人感恩戴德，全心全意地团结在几个强有力的豪族周围，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
更有甚者，东汉选官制度上“任子”的规定又给予地方豪族扩充政治影响的机会。“任子”是一种荫袭的特权，汉安帝时曾下诏“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在如此“特别优惠”下，到了东汉晚期，朝廷中累世为官的豪族已不罕见。
比方说，在电视剧《军师联盟》中与司马懿“针尖对麦芒”的杨修，其家族——弘农杨氏，自太尉杨震以来，已是“四世三公”（家族四代中皆有人担任司徒、司空、太尉三项官职），是名副其实的显宦大族；无独有偶，袁绍的家族——汝南袁氏，自司徒袁安以来，也同样是“四世三公”，政治力量大得惊人。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袁家是“势倾天下”，裴松之又引《魏书》补充，说袁氏“自［袁］安以下，皆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可见，一个人无论才能如何，只要能进得了袁家的“门”，就能飞黄腾达。
像袁氏这样的豪族，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备优势，一旦在军事上也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很容易发展成强大的割据势力。东汉自黄巾起义之后，朝廷统治分崩离析，各地豪强开始拥兵自重，互相杀伐，这其中有许多主要的割据力量脱胎于旧有的豪族集团，如河北的袁绍、淮南的袁术、荆州的刘表等等。
然而，一个人的出现粉碎了豪强领袖们称王称霸的美梦，这个人便是曹操。曹操并非豪族中人，他的父亲太尉曹嵩虽然位居三公，却是靠给宦官中常侍曹腾做养子得到的官职，鄙夷曹操的人便说他是“赘阉遗丑”。微贱的出身让曹操一直很自卑，建安十五年（210年），他在有名的《己亥令》里还念叨着：“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
不过，曹操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寻求到了新的力量——如之前讲到的，他利用家族的黄老道信仰背景，获得了社会下层百姓的支持。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曹操不必像其他政治势力那样要依靠豪族的支持了，他有了属于自己的“民心”。于是，曹操便义无反顾地站到了豪族的对立面。官渡一战，他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庙堂之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他也不手软，孔融、杨修等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一个个做了他的刀下鬼，其中甚至包括一路与他创业的肱股之臣荀彧——如上篇文章所讲，荀彧本身就是颍川荀氏的豪族代表人物，而他又举荐了大批人才，这与两汉豪族逐渐掌握仕途的手段如出一辙，因此荀彧也就注定难逃一劫。曹操视豪族势力为阻碍其统一进程的敌手，他厉行法家的治理手段，去浮华、抑豪宗、清吏治，所谓“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傅玄语）、“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文心雕龙·论说》）。这种统治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压得豪族喘不过气来。
与政治上的“法术”相配合，曹操在选举制度上废弃了察举制中有关儒家“名教礼法”的一整套取士标准，鼓吹“唯才是举”，他多次下令求贤，声称不管过去是多么寡廉鲜耻、不仁不孝的人，只要真有“安邦定国”的本事，都能在他麾下讨碗饭吃。这样的取士标准被作为正式的官方文告发布出来，对当时人的影响，无疑是爆炸性的。
后世儒者多有痛责曹操的“唯才是举”极大败坏了社会风气，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说：“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但是应当看到，曹操的“唯才是举”与政治上的打击豪族是一体之两面，“唯才是举”削弱了东汉以来豪族人物借由干预选举而垄断仕进门路的能力，用人和行政大权自此集结于曹操之手，这在日后无疑起到了巩固曹魏政权的作用。
总之，曹操抑制豪族的一整套办法，对于其最终削平群雄，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东汉以来中原战乱的局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马同槽：“九品中正制”的出台与异化
曹操的“唯才是举”确实在一个时期内自底层拔擢了许多人才，然而它毕竟只能在戎马倥偬的战争时期有效，到了曹魏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大体稳固，社会趋于安定时，就难以再采取这种随机和弹性的用人方式。上篇文章提到，卫广来教授指出，曹操集团吸纳的人才多是在赤壁之战以前，赤壁之战以后并没有什么新的人才被任用，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曹魏代汉后需要重新引入一定的选才标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建立一套有章法可循的选举制度最终却只有利于豪族成员入仕。因为，对于一个稳定的社会来说，选官用人的标准必须把德行、品行等要素纳入考虑范围，而这些衡量标准与过去东汉时代的察举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最符合豪族人物的“脾胃”。
曹操的“法家治术”尽管极大压制和打击了豪族阶层，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豪族。相反，曹操的成功终究离不开大批豪族出身人物的支持与效忠，这些豪族就包括司马懿所代表的河内司马氏和陈群所代表的颍川陈氏。
魏文帝曹丕与这些世家大族的关系远比其父密切，就像《军师联盟》中描绘的，陈群、司马懿等人在曹丕尚未被立为世子之前，就陪伴在其左右，赞襄擘画，曹丕最终能顺利登基与上述豪族成员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曹丕登基后，面临的情况与其父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不必像其父那样在乱世中与群雄竞逐，争取人心，故而相比从下层争取人才，曹丕更需要的是得到社会中上层的支持，这样才能巩固他的地位。如此一来，一方面，初挑大梁的曹丕还需要继续获取豪族阶层的支持，借以维系其统治；另一方面，豪族势力又希望在一个标准化的选举制度中恢复其久已沦落的政治影响力，两者一拍即合的产物便是一种新的选举制度——“九品中正制”，或称“九品官人法”。
什么是“九品中正制”呢？简单来说，就是朝廷会委派一些富有声望的官员前往各郡县担任“中正官”，察访各地士人，做出“品”和“状”等方面的评判，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品”，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评出的等级。一共有九品，通常一品为虚设，二至三品为上品，可以立即授予中央官职。所谓“状”，则是对士人德行、才能的评语，一般都很简短，只有一两句话，类似“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清言明理，文义可观”等等。
魏晋史学者唐长孺先生曾指出，九品中正制并非什么凭空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东汉末年名士“清议”，品评人物风气的制度化。这项制度在一开始是很有些兼顾曹魏统治者与地方豪族两者利益的倾向的，因为尽管豪族人士有望获得更为上乘的“品”和“状”，可毕竟中正官是由中央委派的，理论上选拔之权还是操诸朝廷之手。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一旦各级中正官亦皆由“著姓氏族”充任，势必出现豪族人物“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中仅存的一丝“唯才是举”的气息也尽数消散。自此，定“品”全凭门第，“状”则成了可有可无的废纸，九品中正制继东汉察举制后，再度成为豪族阶层实现政治垄断的工具，豪族势力在东汉时代的“旧日荣光”不仅得以全盘恢复，而且“在政治上的力量比以前更为雄厚”。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九品中正制为豪族最终颠覆曹魏政权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们等待的只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来实现对曹魏的致命一击。
第三条道路：曹魏政权的内在局限和司马氏代魏的逻辑
偶然中蕴藏着必然。恰恰是司马懿，成为代表豪族势力篡夺曹魏政权的不二人选。
《军师联盟》里出现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情节，当曹魏宗室围聚在一起，为曹丕代汉和可以预想到的封王晋爵弹冠相庆的时候，座中的一位年轻人却对司马懿执意在此时上表曹丕要求实施新政（其主要内容便是“九品中正制”）的行为感到疑惑和不解，这位年轻人正是夏侯渊堂侄夏侯尚之子——夏侯玄。
作为曹魏宗室中少有的才干家，夏侯玄对九品中正制蕴藏的危险是有预见的，《三国志·夏侯尚传》里记载了他对九品中正制的负面看法：
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
他发现中正官用人职权过重，正在逐渐侵蚀朝廷权柄，导致“机权多门”的状况。
然而，如同电视剧里夏侯玄的叔伯们痛骂他“小毛孩儿胡说八道”一样，曹魏宗亲贵胄对于豪族势力的复兴和壮大缺乏忧患意识。尤有甚者，随着时间流逝，宗室成员的才能素养开始出现断崖式下跌，像夏侯惇、夏侯渊、夏侯尚、曹仁、曹洪、曹休、曹真那样文武兼资的干才已经难觅踪影，代表宗室集团活跃在曹魏晚期政坛上的人物是曹爽、曹羲这样的纨绔子弟，要他们与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较量，又怎么会成功呢？
文帝曹丕、明帝曹叡父子两代的统治进一步加快了曹魏“自毁”的速度。曹丕好大喜功，两次伐吴皆无功而返，徒耗国力；曹叡则耽于逸乐，大兴土木，招至民怨沸腾。两代帝王还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享祚不永、盛年早逝。曹丕统治魏国七年，终年四十岁，曹叡统治魏国十三年，终年三十六岁。当临终前的曹叡有气无力地把年仅八岁的齐王曹芳托付给司马懿，让他十分“荣幸”地第二回担任顾命大臣的时候，明眼人都意识到曹家气数将尽了。
与曹魏王室的日薄西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马氏家族的蒸蒸日上。通过联姻，司马懿编织起一张豪族的巨网：他的妻母来自河内山氏，是“竹林七贤”中山涛的姑祖母；长子司马师娶的泰山羊氏，是西晋名臣羊祜的姊姊；次子司马昭娶的东海王氏，即司徒王朗之女；女婿则是出身京兆杜氏的杜预。这些姻亲戚属无一不来自世家大族，司马懿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地方豪族的代表和社会精英的领袖。
司马懿崛起的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他掌握了相当的武力。身处三国乱世，军事力量在多数情况下是奠定个人权位的唯一基石，司马懿在曹真过世之后便开始全面负责针对蜀汉的战事，长期统率大量的部队，渐渐拥有了军事实权。到了曹叡统治末期的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更是亲统四万大军远征辽东，平定公孙渊之叛，足见此时司马懿在军中的威望已达到了首屈一指的程度。
就这样，司马懿成为曹魏后期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头面人物，作为豪族代表的他又得到了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故而其在正始十年（249年）的“高平陵之变”中，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诛杀曹爽，轻松攫取魏国军政大权，也就不足为奇了。
东吴的末代丞相张悌曾这样阐述他对司马氏代魏的看法：
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或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
——《三国志》卷四十八《三嗣主传》注引干宝《晋纪》
张悌认为曹操祖孙三代的统治没有获得民心，相反司马氏父子却能争取到民众的支持。张悌或许只解答了问题的一半，因为“民心向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豪族操纵的。
正如著名汉学家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所说，曹魏的固有局限在于，像曹操这样的开国者大都富有领袖魅力，凭借着军事力量南征北讨、开疆拓土，可他的继承者却难以用相同的方法维系统治，只能寻求三种途径来巩固权力：整顿军队、建立官僚体系，或者寻求地方豪族的支持。
显而易见，曹丕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可他不会料想到，豪族的支持是有代价的，经由“九品中正制”，整个官僚队伍实现了“换血”，而曹魏赖以起家的军队又旁落司马懿之手，上面提到的这三条路径皆成为权力让渡的“高速公路”。曹氏集团已慢慢被架空孤立起来，张悌所谓的“丧失民心”正源于此。魏国政局沦落到如此田地，即便没有司马懿，一定也会有别的人取而代之。如果当初笼络黄巾信徒、打压豪族的曹操，看到自己的子孙走上了这样的道路，不知会作何感想。
【编者按】
可以说，在曹操与豪族的战斗中，豪族最终获胜。故而看似强大的曹魏，早已被豪族的代表司马氏从内部蚕食。曹丕创立九品中正制，本来是想笼络豪族阶层的人心，结果适得其反，人心未获，反而基业尽失。
下一个因豪族灭亡的，就是孙吴了。这个依靠江东的豪族势力崛起，终成霸业的政权，最后也陷于同豪族争权夺利的泥潭之中。
参考文献：
史料：
［晋］陈寿：《三国志》。
专著：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杨联陞：《东汉的豪族》，商务印书馆，2011年。
［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梵、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余晓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是谁种下东吴政权毁灭的种子？
逆北
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破虏讨逆传》
孙策的遗愿：改弦更张，重振父兄霸业
建安五年（200年），江东霸主孙策遭仇人暗算，匆匆撒手人寰，临终之时，他将自己的基业，托付给了弟弟孙权，而以上这段话，既是小霸王临终时的遗言，也多少预告了自孙坚创业以来的东吴政权，即将迎来一场政治发展的转向。
东吴高层当家人的更替，到底预示着什么呢？要想理解东吴内部发生的变化，还得从孙权的父亲说起。自黄巾军起义以来，东汉帝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其中，以江东人士孙坚为首的一支武装力量，先依附于袁术，后向东南发展，渡过长江，占领了大片土地，后来参与三分天下的东吴政权雏形，即于此时期形成。
但是，由于轻敌，孙坚在进攻长江中游的江夏时被刘表手下黄祖（一说为吕公，见前文）所杀，而他的儿子孙策，则在经历了短暂的丧亲之痛后，迅速从痛苦中走出来，接过了父亲手中未竟的霸业。
孙坚一家，原为江东的寒族，所以回归家乡的朴实情感，自然成为其政治事业的推动力。可是，此时孙策接手的政权当中，大多为跟随父亲南征北战多年的江西旧人（淮泗集团），江东士族虽然控制乡里的财富和人丁，但很少被其接纳。所以双方的矛盾不小，而更重要的是，孙策一家出身卑微，江东士族仍奉东汉王朝为正朔，这也在无形中不断撕裂着新生的东吴政权。
此时，对于孙坚的儿子们来讲，最为可取的办法就是团结江东士族，利用其钱粮和威望做支撑，巩固来之不易的基业。可是，孙策并没有这么做，他崇尚武力征伐，不肯轻易向被压制的江东士族抛出合作的橄榄枝，所以对方看他缺乏合作诚意，也处处与其作对，例如许贡门客刺杀孙策，即是孙策与江东士族关系恶化的后果。
不过，创业的坎坷和艰辛，毕竟在逐渐改变着孙策的政治理念，可命运之神并没有留给他行动的余地。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当死亡向孙策袭来时，他最先想到的，也是最后想到的，就是告诫自己的兄弟，一定要改变自己以往过于刚硬的政策，注重团结江西旧人和江东士族，尤其是后者。
冲上更高峰：团结新旧势力
孙权何等聪明，他掌权后，十分重视兄长的经验，克制伤悲，卧薪尝胆，除了继续重用来自江西的旧人，如彭城张昭、庐江周瑜、临淮鲁肃，以笼络父兄留下的人才，还特意主动开放政权，积极联合江东地方势力。所以在孙权当政以后，东吴迎来了发展的高峰，不但结束了孙策死后的短暂动荡局面，还主动出击，击杀了与自己有杀父之仇的黄祖，引得荆州刘表叫苦不迭。
在取得一部分江东士族的支持后，孙权继续对南用兵，进攻南方的少数民族山越。东吴大军层层围困，后逼迫其离开山林，迁到平原丘陵从事农业生产，成为东吴政权治下的编户齐民，这又加强了孙权的实力。
日后，统一北方的曹操出动超过二十万大军南下赤壁，试图进攻长江以南地区。江东士族为保全财富，主动与孙权亲近，以抗拒曹操，维护一方安宁，免受战乱波及。
因此，在孙策遗言的影响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下，东吴内部凝聚力大大加强，此时是东吴国力的上升期，也是孙权与江东士族关系的蜜月期。
当然，政治讲究刚柔相济，孙权之所以能巩固自己的政权，除了主动向地方势力分享利益，允诺对方保留“复客制”与“世袭领兵制”等特权制度外，其长期依赖的江西旧人也起到了牵制、平衡江东本地势力的作用。
不过，这种短暂的平衡很快遭遇挑战，先是周瑜、鲁肃等旧臣离世，江西勋贵凋零殆尽，继之的则是来自江东的后起之秀，例如出自吴郡大族陆氏旁支的陆逊，因屡立战功，坐到了丞相的高位。
收服山越、奇袭荆州袭杀关羽和夷陵之战痛击刘备，这些都是陆逊的政治资本，而这也暗示着江东士族在经历了被压制的低谷后，将迎来政治局面的柳暗花明。
拥抱帝位：东吴进入难得的安定期
面对江东士族的壮大，孙权也并非无动于衷。一方面，此时汉献帝禅让帝位予曹丕，割据益州的刘备也在诸葛亮等人的支持下即位称帝。孙权得到这些消息后，也按捺不住效法对手称帝的心情。所以，为了服务于自己的这个最高目标，他还需要承认江东士族的既得利益，以换取地方势力对他称帝的认可。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本地的江东士族集团不受抑制地膨胀，这必将威胁皇权的稳定，所以在称帝后不久，他又相继设立校事、察战等官职，负责监视群臣动向。其中，依附于皇权的中书校事吕壹检举揭发臣下不轨行径，东吴内部人人自危，而这正有利于孙权展现自己身为皇帝的威严。
此一时期，东吴外部环境趋于稳定，西边的蜀汉在经历夷陵之战的惨败后，主动向孙权示好，其势力被限制在三峡以西，尚无法对东吴构成威胁。至于北边盘踞中原的曹魏，虽数次以重兵出击淮河流域，甚至在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15年）逍遥津之战差点儿俘获孙权本人，给东吴造成不小的威胁，但是，吴黄武七年（228年）东吴鄱阳太守周鲂假意投降，将魏将曹休的精锐诱骗到石亭重创，有效缓解了北部防线的压力，使得江东迎来一个难得的安定期。
颓势初现：各打五十大板，匆匆了结储位之争
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此时外部环境的安定没有激发孙权的发展雄心，反而把他引到了整肃内部、排斥异己的歧路上来。原来，此一时期，身为东吴重臣的陆逊卷入了东吴的储位之争。
孙权称帝后，长子早逝。不得已，他只能立第三子孙和为太子（第二子早亡），但是，从内心深处讲，他又更喜爱第四子孙霸，所以孙权封孙霸为鲁王，待遇上同太子几乎没有差异。很明显，如果不是舆论所迫，他将选择孙霸为自己的皇位继承人。
东吴群臣眼看孙权在立皇储的事情上举棋不定，纷纷提前站队。作为朝中重臣、江东士族出身，又曾为捍卫孙氏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陆逊，早把“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忘得一干二净，他对孙权偏爱孙霸的做法不以为然，于是联合大将军诸葛恪等支持太子孙和，而骠骑将军步骘和中书令孙弘等则以孙权喜好为指向，无论何时都力挺鲁王孙霸。
双方围绕皇储与“可能的”皇储各自站队，东吴内部政治斗争无比激烈，开国之初团结一心的景象，早已消失了踪影。
常言道，无利不起早。陆逊等认可太子孙和的地位，不仅仅是维护宗法制度伦理，还与其借助干预储位之争，以扩张江东士族势力的目的有关。孙权何等的精明，他不可能察觉不出陆逊的意图，所以在涉及储位之争的事情上，孙权批评起陆逊来毫不留情。
随着孙权与孙和关系的恶化，孙权产生废立之念。孙和为了自保，便让其亲信陆胤、吾粲、杨竺等人联系陆逊为其说情。陆逊虽上疏直言，但不被孙权采纳。杨竺、陆胤、吾粲等人先后被下狱治罪。孙权虽未惩罚陆逊，但仍“遣中使责让逊”。陆逊的外甥顾谭、顾承、姚信，也因“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在这种微妙的政治环境和饱受主公猜忌的情况下，陆逊不堪受辱，于赤乌八年（245年）“愤恚致卒”。
陆逊死后，东吴的储位之争未见降温，反而愈演愈烈，其激烈程度，简直同清朝时康熙晚年的“九龙夺嫡”不相上下。眼看局面逐渐脱离自己的控制，孙权后悔不已，连忙废掉太子孙和，又赐死鲁王霸，以平息这场内斗。至于皇位继承者，则改为小儿子孙亮。幼小的太子怎能理解复杂的宫廷政治，当孙权病逝之时，他才只有十岁。
楼塌了：无休止的内斗，谁种下的恶果？
主上年幼，正给了宫廷内部有野心者上位的良机。孙权生前光注意防备文武百官，却忘记提防宗室势力。结果，身为皇亲的武卫将军孙峻调动军队，大杀朝臣中的异己势力，以诸葛恪为首的江西旧人剩余力量和江东士族因此遭遇重创。到了孙峻堂弟孙 接盘的时候，掌握权柄的宗室势力更是膨胀到公然废立皇帝的地步，年轻的孙亮被赶下皇位，而继承者则是孙权的第六子孙休。
孙峻、孙 的倒行逆施，终于惹来了报应。孙休成人后，暗中联络反对者，将孙 解除权柄处死，暂时结束了宗室篡权的危机。孙休可能受此影响，心中也留下了无穷的阴影，那就是不择手段以确保帝位的稳定。在他任内，江东士族未能翻身，而孙休的继承人孙晧，更是把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推向了高峰。
孙晧为集权而在朝中展开残酷的杀戮，让东吴政权离心离德，曾经对孙家寄予厚望的江东士族也寒了心，主动同其保持距离。当完成篡魏自立的晋武帝挥动六路大军征伐东吴时，孙晧竟然无法组织起像样的反击，而西晋灭吴的整个过程，仅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曾经凭借长江天堑数次挫败曹魏南下的江东猛虎，如今却成了纸老虎。
回顾东吴兴衰的历程，作为整个政权统治架构的设计者，孙权理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继承父兄事业，促成三分天下之局，这是他的功业和成就，曹操曾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诚非虚语。
可是，在外部环境趋于安定后，孙权逐渐退去了开国之初的进取之心，而以维护手中帝位为统治重点。为了一己私欲，他不惜为群臣内斗推波助澜，结果不得不以“各打五十大板”草草收场，而最终折损的，是东吴的智库和精英，还有让当初江东猛虎能够立足的士人之心。陈寿评价他“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可谓是一语中的。
孙权晚年对宗室的刻意扶植和纵容，不但没能换得皇权的稳定，反而更加激化了内部的种种矛盾。而日后西晋重蹈覆辙，不知是巧合，还是司马炎与孙权的措施有相似性。不过无论如何，孙权亲手铸就了东吴的霸业，也在无意中亲手种下了毁灭它的种子。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
楼塌了，且一干二净。
【编者按】
孙权为掌控权力，丧失了进取之心。曾经的江东猛虎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被权力欲冲昏头脑，以致人心散尽的“孤家寡人”。当晋朝军队挥师南下时，长江天堑再也无法保卫江东了。
随着孙吴的灭亡，三国的时代画上句号。自秦汉以来，这段中华帝国第一次陷入分裂的历史，见证了人心的向背离合，给了后人宝贵的经验。但重塑帝国大一统的西晋王朝，并未像秦汉那样给中国带来一段长期的统一时期。此后，中华帝国开始面对一个新的主题，这个主题一直伴随帝国的历史长达千年，直到清王朝方才尘埃落定。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篇章，感受一段帝国霸业的历史。
参考文献：
史料：
［晋］陈寿：《三国志》。
专著：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注释】
[1] 表中资料数据来自《元和郡县图志》《长安志》等史料，其中的里数是唐里。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1唐里约为今466.5米。——编者注
[2] “依依东望”之语，历史上出自诸葛亮给孟达的书信。《三国志·费诗传》载，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前“欲诱达以为外援”，故写信给孟达劝其叛魏，信中有言：“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孟达阅信后“数相交通，辞欲叛魏”。电视剧的剧情中，司马懿擒杀孟达后，有可能看到了这封书信，故而会说出此语。——编者注
[3] 《三国志》卷三十一《刘二牧传》：“璋闻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遣河内阴溥㑺致敬于曹公，加璋振威将军。”——编者注
[4] 建安元年八月，曹操迎献帝至许，十一月曹操任司空一职；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为丞相；建安十八年五月，曹操授封魏公；建安二十一年四月，曹操晋号魏王。——编者注
[5] 汉代察举时，一般是从不同的角度（科目）来甄选朝廷需要的人才。比如寻求德行出众的人才，即孝悌、廉洁，是为“孝廉”科，这也是汉代察举最普遍的选拔科目。除此之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明经”“明法”等科。——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