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网络（2）

我现在要触及一个不成熟的主题，这就是我自己。我一直写信跟你说我对那不勒斯是如何厌恶，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种厌恶与日俱增；我也可以向你保证，无论我多么试图不要在意那些感觉，但是我害怕在这里做不好事，如果我留在伦敦做事的话，我肯定学习做生意的时间会是这里的二十分之一，而且要比这里好20倍……让最敬爱的拉比给爸爸写信，告诉他让我们回家。

最终，詹姆斯再次接管了这件事，让纳特接受了一整年的训练，“就像其他任何一个学徒一样，确保他学到如何做好账目的本领。”詹姆斯向内森保证说，纳特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这点我可以担保，如果他能够听进去，他会成为所有兄弟中技术最好的一个”。实际上，纳特似乎成为了詹姆斯最喜欢的侄子：他很快就谈论“把我知道的一切都教给这个好样的年轻人”。到1833年，詹姆斯感到这个“被保护人”做好了承担国外任务的准备，尽管目的地——君士坦丁堡，在希腊贷款问题的争吵期间——的选择可能并不明智。最终，纳特注定要在詹姆斯的阴影下生活以及工作大半生，他失落的心情也一直没有停息过，在巴黎，他就像是一个被流放的英国绅士，经常被法国的政治动乱弄得沮丧不已，以及经常要在“让人恶心的账房”里埋头待呆上数小时。

为何内森和他的兄弟们有如此多的儿子——一共有12个，他们却没有按照父亲的做法，至少让其中的一些孩子在新的金融中心开辟天地？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在他们的儿子还年轻时，五兄弟似乎考虑过在马德里或圣彼得堡设立新的分行。后来，他们断断续续地还提到了派一个年轻的成员前往美国。但是在大西洋彼岸开设“第六分行”的计划最多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对于这点，最好的解释就是他们认为其中的5个年轻人——安塞尔姆、列昂内尔、迈耶•卡尔、阿道夫和阿方斯——作为他们的继承人，足够让五家分行继续繁荣下去，但其余的几个的能力还不足以承担设立新分行的重大职责。因为，如果安东尼和纳特被叔叔们认为缺乏对金融的热情以及奉献精神，但他们相对于内森希望当乡绅的小儿子迈耶以及痴迷正统犹太教的威廉•卡尔来说，至少还有一点优势。另一个阻碍似乎是内森的遗孀汉娜，她坚决反对将年轻的儿子派到国外。

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能依靠少数付薪的代理人。当然，自犹太街时期起，他们就雇用了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担任办事员。我们对这些影像朦胧的信件书写员以及簿记员知之甚少，这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倾向于将他们排除在执行活动之外：他们被看做工蜂，辛勤地工作，得到良好的待遇——但也被牢牢地监控着。一些人的地位只比仆人好一点，就如雅各布，他的马车在1814年运送黄金前往华沙的途中遭遇事故，他受了伤但仍然十分高兴（“弄伤腿比损失黄金要好”，他开玩笑地说）。其他一些人是技术性的语言学家和会计师。1818年，法兰克福分行至少有9个办事员：拉迪乌斯和克雷姆，负责记账；贝伦茨，负责管理通讯和法兰克福所有交易的总账；盖格尔，同时处理法兰克福与息票有关的业务；盖格尔的父亲，负责现金账；汉堡，负责处理有头衔顾客的通讯；汉堡的兄弟处理外国信件；海斯勒，处理汇票；还有凯泽，负责处理国内事务。此外，在会计室还有一个办公室人员以及一个信件备份学徒。在卡尔那里，办事员“全部是年轻人”，当他计算办公室运营成本时（每年15万古尔登，约合14万英镑），他怀疑他们“欺诈”——毫无疑问，他想起了父亲在希尔舍•利布曼偷钱一事中的经历。巴黎分行的办公室规模更小（费用也更少）：差不多同一时期，詹姆斯估计每年支付给8个办事员，一个门房，一个信使，两个仆人以及一个车夫的所有费用为34万法郎（1 700英镑）。

通常，办事员都是从类似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分支中招募。在维也纳，一个关键的角色就由戈尔德施密特家族担当，这包括萨洛蒙的首席秘书莫里茨•戈尔德施密特，他在1803年与萨洛蒙一起从法兰克福搬到了维也纳；他的儿子尤利乌斯、雅各布和亚历山大分别在维也纳、法兰克福和巴黎工作。戈尔德施密特家族的亲属也被认为是值得信任的人选：莫里茨的一个侄子在阿姆斯特丹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工作，可惜早逝。另一个侄子（莫里茨）在伦敦分行工作了18年，另一个侄子（伊格纳茨•鲍尔）被派往西班牙协助威斯维勒。

不可避免地，为了跟上业务量的步伐，职员的数量必须增加，因此截至19世纪30年代，仅纽考特一个地方就雇用了30～40人，每年的薪酬从50～500英镑不等。但是合伙人“家长式”的态度流传了下来。“但愿让办事员们享用一顿好的晚餐，”列昂内尔在1836年的婚礼期间写道，“不醉不归，或者，如果他们喜欢的话……我想他们可以去格林尼治（内森的乡下别墅?举办一个舞会；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不够尽兴的话，让他们办两次，让他们带上自己的另一半。”最接近鼓励的一个做法是“我们即将成为英国和国外两笔贷款的签约者，这使得办事员们能够享受到一些好处，这些应在近几年我们一直给他们的圣诞节赏钱之外另给。”当纳特和安东尼很明显将离开伦敦和巴黎前往法兰克福，照应临终前的父亲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浮出水面：第一次需要让两家分行的资深办事员担当起负责人的角色，这一职责之前一直由家族内部的人把持着。在伦敦，对于选择谁来临时接管产生了一些疑问，这反映了办公室里缺少一个正式的接班人。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内森在执行决策方面的垄断地位，让他的雇员产生了惰性，他们无须作出艰难的抉择，获得几乎是确定的收入。

这也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历的一个难题的原因所在，他们难以将遥远的城市，比如马德里、圣彼得堡的商业利益交给那些从办事员起步的人料理。因为，这些代理人不能仅仅被当成办公室职员对待，只听从合伙人每天发来的命令，不用承担任何真正的责任。不管纽考特寄去多少封信，代理人肯定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有时，他们需要快速地作出决定，因此咨询伦敦或巴黎只会延误时机。此外，无论他们如何频繁地强调自己只是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也很自然地会在当地获得有利于他们的地位。所有这一切，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现都难以忍受。他们总是怀疑最有价值的代理人对自己不忠诚——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户头进行交易——并一再抱怨代理人的无礼、独立和不能胜任工作。“我注意到加塞尔（圣彼得堡代理人）对我们的生意毫无兴趣。”詹姆斯在1829年写信给内森，谈到了加塞尔对一大批白银要运往俄罗斯的反应：

换成另外一个人，意识到如此多的白银将要到达，肯定会说：“我会给你汇款。”但是没有，他什么都没说。他写信给我，询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建立一个为期3个月的联合账户，这样让他有更多的勇气运作生意。如此一来，我们将被迫要从这里派一个人过去，一个对我们公司非常忠诚的人。感谢上帝，你的儿子们很快就成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