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犹太主义（1）

20世纪中叶出现的事件经常会诱使我们夸大19世纪晚期出现的反犹太人浪潮的重要性。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记忆也总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最先引向德国去寻找反犹太人主义的种种证据。当然，那些地方确实存在一些这种类型的问题（奥地利要比德国更严重，在那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影响力日渐衰落）；英国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迹象，而俄国则是唯一从制度上歧视犹太人的大国。法国虽然是比所有地方都更能让犹太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出版反犹太人书刊最多的国家。

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事实是，把反犹太人主义这个特别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词介绍给德国政治家的威尔海尔姆•马尔，年轻的时候曾经为威特姆斯坦家族工作过，而这个家族与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非常密切。根据一份未公开的备忘录的说法，马尔回忆了他是怎样在1841年被解雇的，尽管他在公司工作得比大多数犹太雇员更努力。他非常痛苦地说道：“应该承担经济危机后果的是犹太鬼。”这种看法似乎得到了很多在1873年经济崩溃后面临经济困难的德国人的共鸣。由马尔这样的作家煽动起来的反罗斯柴尔德声浪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法兰克福犹太人与对人民福利的掠夺》，该书于1880年由“日耳曼尼克斯”出版，书名就很说明问题。作者从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选帝侯的财富故事断章取义的版本入手，书中将德国在大繁荣时期及之后的经济困难与深受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豢养的金融与传媒界的走狗鼓励的资本输出（特别是输出到俄国）联系在一起。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消化这些指控的时候，黑森-德意志帝国议会代表奥托•波克尔在1890年又提出了一项指控，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用石油把世界市场逼上了绝路——这项指控5年后又在柏林被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再次引用（说明这套说辞随时都可以被左派随意使用）。弗雷德里克•冯•谢尔布1893年的《罗斯柴尔德商号历史》一书进一步把这个观点进行了细化，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巧取豪夺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控制国家贷款，然后是铁路建设，现在他们开始寻求建立全球原材料的垄断。

到1911年，当维尔纳•桑巴特发表带有很强烈的倾向性但很有影响的《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一书的时候，这样的声讨得到了来自知识界的一定程度的认同。对于桑巴特来说，“罗斯柴尔德的名字”所代表的“远远大于使用这个名字的那些公司”；也就是说，意思是指“所有那些活跃在交易所里的犹太人”：

因为只有在他们的帮助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才能够取得这种超级权势的地位——事实上，人们可以公正地说他们是债券市场上唯一的掌控人——这种地位我们已经看着他们拥有了半个世纪。过去有人说，一个财政部长如果疏远了这家世界性的企业，而且拒绝跟它合作的话，那么他就得考虑走人了，其实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夸张……无论是从数量上考虑还是从质量上考虑，现代的交易所是罗斯柴尔德式的，而且因此也是犹太人式的。

但是也没有必要就此把反犹太人主义的根源确立在这类伪社会学的基础上，犹太人与日耳曼人的人种差异可以很容易地说明问题。马克斯•鲍尔的小册子《俾斯麦与罗斯柴尔德》（1891年）将俾斯麦这位日耳曼人的代表、拥有着农民美德的人与罗斯柴尔德这个俾斯麦的世界性对立面进行了对比：

他生存的原则不是建设性力量的稳定增长，而是大量被分割的资金急速而令人担忧的聚集……但是（俾斯麦认为）就让犹太人去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快乐；一旦50亿马克完全付清，那么就该轮到德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高兴了……俾斯麦的物质和精神的形式所有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实实在在……但是这个世界对于罗斯柴尔德的物质看法是什么样的呢？他们从来都是隐形的，就像绦虫一样永远附在你的身体里，但又无影无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是没有结构的、像寄生虫似的，形式上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从法兰克福和巴黎再到伦敦，遍布整个地球，就像一团缠在一起的电话线。它既没有结构也没有生命，是一种不在地球上生长的东西，一种不会朝向上帝的东西。俾斯麦的精神像一座歌德似的建筑……这是在我们现在的政治文化中两种完全相互敌对的力量：贪得无厌的犹太人，他们摧毁生命；亲和的德国精神，它创造生命。

在奥地利也有类似的出版物，但是在那里，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力量，因此，与德国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反犹太人主义更多的是以政治影响的方式出现。在1873年维也纳股票市场崩溃后，卡尔•鲁伊格策划了“基督徒社会”运动，来反对犹太人的金融势力。这次运动出现的一个转折点是鲁伊格在1884年呼吁对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凯萨•费迪南德•北方公司进行国有化，而当时政府正好提出重新延续1836年授予萨罗曼的特许权。鲁伊格提出的要政府“倾听一次人民的声音，而不要只听罗斯柴尔德家族一面之词”的要求，得到了乔治•施尼勒领导的日耳曼人全国理事会的积极响应，而当阿尔伯特由于在奥地利—匈牙利货币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于1893年被授予铁十字勋章时，更像是往他们的怒火上又浇了一盆油。然而，当鲁伊格在1897年坐上了维也纳市长的宝座时，他马上发现想要抛开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多么困难。到19世纪90年代末，保守派批评家像卡尔•克劳斯（他自己本来是犹太人出身）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劳动新闻报》，都谴责鲁伊格“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好”，甚至“与犹太人罗斯柴尔德携手工作”。与此同时，通过采用传统的哈斯堡方式，《犹太人杂志》又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雇用反犹太人主义人士多于雇用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势力依旧，甚至在那些没有把握政治之斧的人中也有足够的影响力。例如，泰罗尔诗人、地质学教授阿道尔夫•皮奇勒在1882年的评论中，说起“罗斯柴尔德”怎样使“奥地利政府债券的奥林匹亚山摇摇欲坠”。他嘲讽地补充道，这完全是“一次庄严的投机”。

但是法国才是反犹太人主义最为明确而且最广为泛滥的地区。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如潮水般涌现的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出版物的那种壮观景象，恐怕在整个19世纪的历史上很难再找出什么可以与之类比，甚至1846年北方铁路事故后出现的大规模的书籍大战所导致的巨大伤害也无法与之比肩。这一次，导致灾难的“事故”是有教会背景的大众联合银行（Union G＇en＇erale Bank）在1882年的倒闭。大众联合银行刚宣布清盘，它的创始人保罗•尤金•本图克斯就开始指责“犹太金融”及其“狼狈为奸的政府同盟”。这篇指责性的文章由报纸进行了连载，《里昂观察报》宣称是“由来自德国的犹太银行家集体主导的一次阴谋”，是一场“德国犹太人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