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金融政治：埃及（3）

另外的相反说法——准确地说，是反对的说法——很让人疑惑，这种说法认为迪斯雷利最起码是欺骗了自由党人。格莱德斯通马上严阵以待。他给格兰威尔写信时说：“我找不到任何借口来为他开脱，除了有必要防止运河的关闭之外。而……关闭伦敦和西北（铁路）之间的可能性也存在。”甚至购买已经“在与其他大国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完成之后，也还被说成是“荒唐的举动，将来还会遭遇数不清的尴尬”。他所预见到的是“严重的后果”。按照格莱德斯通的看法，合理的行动过程必须经过议会的质询以及英格兰银行的参与。但是格兰威尔在11月28日给格莱德斯通的信中提到的只是一系列不很成熟的问题。“至于说我的第一印象，”他写道，“我怀疑，这看起来非常愚蠢。”但是他也不确定原因是什么。这个“没有先例……让政府成为一个私人企业的股东之一，而按通常的方式看，他们又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企业”的做法能行吗？

采用政治手段去引导并调整其他国家采取预防措施还不够有效吗？

不可能是勒塞普斯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以法国资本家可能购买相威胁，来欺骗政府去做推高苏伊士运河价值的事吗？

政府是否打算在公开市场上以已经被推高的价格购买另外的10万股股份，以便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些股东是否还会给他们惹来无尽的麻烦？

这是否将会引起各种国际麻烦和问题？

运河是否仍然受属于苏丹的那种自由意志所支配，而我们也是一直追求这个目的？

没有征得议会的同意，能否承担如此巨大的责任？

“我认为，”他在提出这些清楚明了的问题后这样总结道，“我们现在能让苏伊士运河越平静，对我们就越有利。”这种观点得到了哈亭顿爵士的附和，在格莱德斯通辞职后，他是自由党正式的领袖，而且他也意识到了迪斯雷利这招棋的深厚的群众基础。

因此，轮到前财政部长罗伯特•罗爵士来对格莱德斯通这种本能的反对寻找支持。在迪斯雷利嘲讽地预言“一场反对一个股票经纪政府的谩骂中”，罗认为罗斯柴尔德的总收入——15万英镑，对于一项三个月期的400万英镑的贷款来说，年息达到了15%，这个数字应该更适合给埃及政府，而不是英国政府（这种观点明显得到了部分财政部官员的认同，包括财政部长W•H•史密斯）。自由党批评家也拿出了格兰威尔的说法，对这些股票的购买行动引发了“对股票交易进行的赌博”——也就是那些知道内幕的人对埃及债券的投机，这些人具体说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之后迪斯雷利的律师菲利浦•罗斯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他深信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利非常丰厚”，他们“购买了大量的埃及股票”。迪斯雷利自己也听到谣传，说他们“至少赚了25万”，尽管蒙塔古•科瑞听到另外的说法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点都没有利用这个情报，因为他们把自己放在了与政府站在一起的位置上”。另一个持反对态度的说法是一个老生常谈，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国会议员，纳蒂被禁止从政府的贷款里盈利；对这个说法的驳斥更容易，论据就是纳蒂并不是银行的完全合伙人，而列昂内尔在1874年就没有在议会里任职了。

真相其实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从政治上说，认为英国就此确保了控制权，而且阻止了法国的前进的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十分准确。按照沃尔夫的说法，法国政府反对任何法国人购买，因此他们对英国出手干预埃及危机是乐见其成的。持有运河公司44%的原始股份也没有让英国就能控制整条运河（特别是这些股份一直到1895年之前都没有投票权，而且之后也只有10票的表决权）。另一方面说，总督保证支付运河股份5%的红利让英国政府在埃及财政中拥有了新的直接的利益。迪斯雷利认为运河公司可能会对英国商船关闭大门的看法是错误的，从法律上说，情况根本就不会是这样。然而另一方面法律并不能保证运河一定对所有船只开放，而且法律规定也不可能随时都被遵守。正如迪斯雷利准确地说过的，拥有这些股份能让英国拥有额外的“杠杆”——对报复行为有更强的调节能力——如对其交通出现威胁的话。这个观点得到了《时报》以及其他银行家（包括欧维尔斯通爵士）的认同，而且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似乎也是正确的。如果法国政府对购买行为完全满意，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也就没有必要在11月23～25日之间如此严守秘密。古斯塔夫在12月31日的信中指出，最初想到英国可能接管埃及的时候，在巴黎引起了“恐慌”。两周之后，他的哥哥转达了来自法国政府非公开的警告：“如果英国政府现在通过另外方式的金融行动来拯救总督，进而控制这个国家的主要税收，以这样的方式来进一步加强对埃及事务的影响力的话，法官政府的地位将受到威胁……”

从经济上看，自由党人的批评家是?不住脚的。正如迪斯雷利在下院对格莱德斯通和罗一次不留情面的反驳中所指出的，罗的说法低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筹措如此巨额的资金所花费的机会成本，尽管这笔钱的使用时间或许只有3个月，特别是法国或者俄国政府采取外交行动的可能性还不可能完全排除（罗斯柴尔德从巴黎和法兰克福发出的信完全证实了这种外交行动的可能）。当听到股票经纪人阿瑟•瓦格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免费提供这笔钱的时候，列昂内尔只能苦笑。“阿瑟•瓦格，”他反驳道，“你太年轻了，以后你会明白的。从这项交易中我赚了10万英镑，我的希望是能赚20万英镑。”正如他在2月19日向科瑞指出的，这笔交易确确实实有风险：总督有可能坚持要用黄金支付；“不可预见的事件”有可能让市场上的资金面很紧张；另外，政府“之前很习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做生意，有可能会要求公司做一笔涉及大量备用付款的交易，如果发现罗斯柴尔德的公司无法达到要求，他们就可能会考虑把业务转到他人之手”。而且，如果没有预先的接触，没人敢保证英格兰银行能够提供这笔钱。正如科瑞在他面见列昂内尔之后告诉迪斯雷利的：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只有通过全体董事会议来决定，但这又明显达不到效率和保密的要求……罗斯柴尔德男爵想象，政府很有可能压着银行去找那400万（并且会要求付很低的佣金）。这必将是一件很激烈的事，在这件事情实施之前，他们必定得采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去向各家公司筹钱。他也明确宣布，英格兰银行不把整个资金市场闹得人仰马翻，就不可能筹到所需的这个数目。

列昂内尔最后说道，“完全避开了这种对市场的干扰”这个理由对“所提出来的佣金是最好的解释”。

这些说法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狡辩。罗斯柴尔德的损益表也驳斥了格兰威尔和罗所提出的那种大规模投机埃及债券市场的说法：1875年的报表证明罗斯柴尔德出售了价值12 682英镑的1873年埃及债券，这些债券以55元的成本买进，而在11月26日以76元卖出，总利润只有3 505英镑。这次交易的财务意义应该是给了像地产信贷银行这样的法国银行以喘息之机，这些银行持有非常大量的埃及债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运河股份的购买根本就不能算是打击了法国的利益。最后，这些股份的购买最终证明是对英国纳税人非常有利的一个安排，这种有利的情况远远超出了批评家的预期。到1876年1月，股票价格就已经从22104镑上涨到了34126镑，差不多50%的涨幅。在1898年政府持有股票的市值是2 400万英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4 000万英镑，而到1935年是9 300万英镑（大约每股合528英镑）。在1875～1895年间，政府每年从开罗获得了20万英镑；这之后，按正常分红，分红的金额从1895年的69万英镑上升到了1901年的88万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