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到投兵（1）

格莱德斯通在赢得了1880年春季选举的胜利之后没有浪费一秒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马上就陷入了最糟糕的境遇之中。他紧随土耳其的另一次破产声明掌握权杖，而且几乎是马上就寻求代表规模庞大而又几乎互不相关的土耳其债权人组织某种形式的经济制裁，他自己作为这个组织的成员。除了按照在柏林达成的协议，从土耳其撤出英国的军事领事，并迫使土耳其政府对希腊和黑山做出让步外，他老谋深算地占领了斯迈尔纳港口。这个做法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担忧，至少是因为像纳蒂对迪斯雷利指出的，斯迈尔纳的税收已经抵押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1855年贷款的担保。他提醒迪斯雷利，只有俄国或许还有意大利似乎会支持这个政策，纳蒂预言，格莱德斯通的“傲慢”将会导致很复杂的国际局势：“在股票交易所，人们都在说，欧洲音乐会的门票已经在广为发售。”“如果其他大国不同意，”他在10月8日告诉布雷希罗德。

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像格莱德斯通这样感情用事而又喜怒无常的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如果他继续独断专行地与俄国和意大利狼狈为奸，这将会给人造成最坏的印象，而且不会被大众所接受。只有一个人可以应付这种糟糕的局面——这个人就是俾斯麦亲王，他可以让埃及恢复秩序。因此，人们都在期待他能接手这个难题。

当格兰威尔在那天早上拜访德国大使曼斯特公爵的时候，他看到艾尔弗雷德已经在那里了。“当他和艾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看到对方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有一点尴尬。”格兰威尔这样告诉格莱德斯通，“我问罗斯柴尔德想知道什么。曼斯特说，他来告诉我，他知道那是斯迈尔纳。”纳蒂觉得很肯定“格莱德斯通会独断专行地继续走下去”，但是纳蒂也很有信心，认为他也做不到——“如果不征询其他公使（外国大使）的意见。英格兰没有德国的同意就不会行动，根本不会只跟俄国来往——我对我的看法有充分的理由。有最好的消息来源的人告诉过我，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前所未有的强硬”。

正如后来出现的情况，格莱德斯通不需要占领斯迈尔纳也能达到他的目的。1881年12月20日，苏丹颁布了《斋月敕令》，宣布削减土耳其的债务以及每年的收费，并且建立一个新的土耳其公共债务管理局，这是得到了债券持有人首肯的对防止列强以柏林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案的相关条款为口实，进行直接干预的抢占先机的正式行动。实际运作过程中，在管理局中的不同国家的代表的任命都预先得到了政府的同意，而且管理局的最高职位由英国和法国的代表轮流担任，这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埃及“双层控制”体系（尽管有例外，比如像烟草垄断分派给了一个由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商工银行和布雷希罗德等共同组成的银团）。格莱德斯通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对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无法反对。尽管阿尔方索在保持土耳其经济的稳定问题上一直都保持着克制，但他们还是在获得了新的特许权后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贷款，一次在1891年，金额是690万；另一次在3年之后，金额是900万（与土耳其银行合作）。很显著的特点是，与他们1855年的土耳其贷款一样，这两次也是用埃及的赋税作为担保。

为深刻理解《斋月敕令》，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一时段内欧洲各个大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变化。在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之后，俾斯麦曾经努力想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俄国之间恢复三大帝国联盟，这项努力以1879年10月与奥地利建立秘密共同防务联盟为起点。接下来就是俄国，他随后即鼓励俄国寻找与奥地利的某种形式的相互谅解，最终在1881年6月达成了第二次三帝国同盟。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份三国之中的任一国家与第四国交战时其他两国保持中立的协定，而它有关巴尔干地区的条款是它最为重要的方面。与土耳其的冲突不包括在联盟关系的规定里，但是奥地利—匈牙利实质上同意让俄国自由“团结”保加利亚，而与此同时，俄国接受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这个地方在柏林大会的时候就已经在它占领之下）。另外，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建立起了一个等同于保护国的体制，在1881年的时候承认了米兰国王，而在两年之后，得到了德国的承诺，保护鲁玛尼亚不受俄国的攻击。与此同时，一个十分独特的三国联盟于1881年5月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形成，部分原因是为了直接反对法国的地中海扩张战略（其信号是1881年占领了突尼斯），但是也获得了意大利在奥地利与俄国发生战争的时保持中立的承诺。在三大帝国和三国联盟之间很明显存在着矛盾，但是如果奥地利和俄国之间没有战争，这个矛盾就是隐性的，而且，三帝国同盟在1884年3月的修订也没有遇到多少困难。1878年在柏林签订的协议非常快速地解体了。

这给英国和法国留下了什么呢？答案是如果他们在埃及的关系恶化，他们之间就很有可能彼此孤立——除非是支持俄国的政策被某方或者双方所接受。英国与俄国相互谅解的机会在俄国的影响力从中亚向波斯、阿富汗和拉吉西北前线扩展的时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尽管共和制与沙皇体制存在巨大的政治差异，法国—俄国的亲善关系更有现实的可能，而且对这样一种局面的担心在很多方面是了解俾斯麦精心布局的钥匙。从本质上说，他能够让德国在殖民地争端中不仅扮演经纪人的角色，甚至可能是潜在的同盟者。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显然被这种可能性所吸引。1880年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策因此也变得越来越多地受俾斯麦的影响，布雷希罗德最终能够扮演中介的角色，而他的这种想法以前则一直遭到拒绝。俾斯麦这位曾经的经济稳定的毒药，在19世纪80年代显然成为了经济稳定的保护者。当英国大使艾姆梯尔爵士在1882年拜访过布雷希罗德后，他报告说他看到了一份来自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电报，想了解关于恺撒健康状况的最新消息。“我询问布雷希罗德，法国的金融家认为皇帝的辞世对巴黎交易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总体下跌10%～15%。’他回答道，‘因为在一个新的君主统治下，俾斯麦的任期很不确定。’”一年之后，纳蒂告诉德国驻伦敦大使，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相互谅解是“除了少数几个大臣外最有理智的英国人”所期待的。事实是在1881年之后，土耳其债务比例的上升被柏林的资本市场所吸收——由德意志银行扮演领导角色——为解释这种亲德国的浪潮的出现提供了答案。

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观点看，英国—德国的亲善关系不利的方面是，这似乎潜藏着损坏英国-法国关系的可能。事实上，当由阿拉比•帕萨领导的反对图菲格总督无能统治的爱国武装起义使埃及的“双层统治体制”陷入瘫痪后，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法国1880年在摩洛哥以及次年在突尼斯出现的威信扫地的情况，可以解释格莱德斯通政府为什么对启动英国—法国干预的政策不是太热心的原因。这与格莱德斯通式的关于对埃及事务干预本身的神经质基本没有关系，他曾经在非常短的时间范围内，命令放弃了亚利桑德利亚（1882年7月），又推翻了阿拉比（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