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东方问题（1）

正如欧维尔斯通和其他人所意识到的，运河股份的购买只是一幕英国大规模参与埃及金融事务（最根本的是参与政府事务）的序曲，它同时也发出了英国决定在东方的共性问题上重新发挥影响力的信号。早在1876年7月，柏林就到处盛传“英国政府已经用1 000万英镑购买了埃及的主权”。然而，如果将1875～1882年军事占领期间的道路描绘成一条直线的话，那就完全错了；而且如果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急不可耐地想走上这条道路，也同样是在误导。紧随苏伊士运河的这招妙棋之后，德比派出了斯蒂芬•凯伍前往埃及，作为对总督早些时候提出要求英国财政援助的回应。凯伍的首要目标是建立起对埃及经济进行某种控制的体系，至少要保证刚购买的运河股份5%的利息能够得到持续的支付。随之而来的是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帮助对埃及政府的多种债券进行清算和转换——这种观点得到了国债办公室的主审计长查尔斯•雷伍尔斯•威尔逊的支持，他当时是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委员会里的代表，而他们私人间的通信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非常勉强的帝国主义者。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他们就明确反对公开发表凯伍的报告，并且向迪斯雷利强调“让我们自己处理这种大规模金融事务所面临的困难”。他们的勉强部分原因是基于狭隘的金融考虑：尽管对于小规模投机埃及债券非常乐意，但是列昂内尔和阿尔方索仍然觉得凯伍和雷伍尔斯•威尔逊低估了在伊斯迈尔仍然留在总督的位置上的时候想稳定埃及经济所面临的那些困难。

还有就是政治上的保守。列昂内尔和阿尔方索对维持大国间——在这个案例中是法国和英国——的和谐更为关注，而对埃及的金融控制则显得热情不高。事实上，正是通过阿尔方索，英国政府第一次了解了法国总统迈克马洪的妥协性提议：由一个多国委员会来监督埃及的经济情况，委员会由包括来自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平等组成。艾尔弗雷德从巴黎转达了德卡兹对德比那种支支吾吾的态度的“愤怒”，并且警告政府不要对法国的建议“泼冷水”。列昂内尔转达了迪斯雷利的回应：“他们希望法国政府能做一个很好的计划，而不是只做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却对总督没有任何好处的事。”困难的是在那些持有含息埃及债券的人与那些——主要是法国和埃及的银行——给总督提供了短期借款的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从本质上说，债券持有人不接受那些短期借款人有与他们同等的申索权，因此否决了对所有埃及债券总体减值20%的方案，然而这个减值方案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这次否决使5月份新建立的公共债务信托局陷入了瘫痪。如果英国和法国不能达成一致，罗斯柴尔德家族只可能拒绝重组埃及债务的任务，因此只能将待清算的大约为7 600万英镑的债务留给一个调查委员会去处理（这个数字不包括1 500万用总督的土地担保的私人债务，以及一份巨额的可能高达600万英镑浮动债务）。

在1878年之前，这些困难似乎都没有办法克服。在成立了一个由各家银行的代表、勒塞普斯、雷伍尔斯•威尔逊以及一名埃及人组成的委员会后，由他们推荐，委派了一个由努巴•帕萨领导的“国际政府”，雷伍尔斯•威尔逊出任财政部长，法国人尤金•德•布利格尼尔斯出任公共工程部部长。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意筹措850万英镑的贷款，以总督领地中的大部分土地作为担保。这次贷款筹措除了带给投资人极大的信心之外，其重要意义更在于它让人们觉得英国和法国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争鸣杂志》说得更夸张，把它描绘成“相当于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结成了联盟”。这据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希望看到的局面。然而，这与投资人对埃及的信心一样，同样注定是短暂的。

英国和法国的埃及政策不应该孤立起来看，这只是土耳其债务危机这部长篇小说里的一小个章节，而这次债务危机是总督出售苏伊士运河股票的前提条件。土耳其债务危机也需要放到大国外交的背景下来看，这终归是由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省发生的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所引发的。这是俄国外交官梦寐以求的用于对外政治理由的借口，而且也是英国自由党人非常需要用于国内政治的口实。如果说罗斯柴尔德在埃及的作用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那么他们在1875～1878年的巴尔干危机中的地位也基本上是这样的。他们对迪斯雷利的同情很自然地使他们倾向于支持他那本质上支持土耳其的政策，但是，他们对俄国的金融承诺直接与此相左。

从1870年10月开始，俄国就对土耳其施行了“进攻”政策，当时沙皇驳斥了1856年《巴黎协定》的《黑海条约》。确实，海峡结束中立状态后——海峡的中立是克里米亚战争为数不多的、实实在在的成果之一——应该在伦敦的国际会议上得到其他大国的同意。俾斯麦在“三大帝国”联盟的旗帜下联合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政策，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似乎限制了俄国的巴尔干政策。然而，发生在俄国与英国之间的针对土耳其事务的冲突极有可能实现迪斯雷利打破三大帝国联盟的梦想。1875年夏天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起义一爆发，迪斯雷利马上指责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煽动分裂土耳其帝国。事实上，无论是奥地利—匈牙利外交大臣安德拉希，还是其俄国的戈尔查科夫，都会满意于一个对土耳其采取“有效的手段”的六大国协议，而德比很可能会接受这个做法（与法国和意大利一致）。但是，迪斯雷利对此没有兴趣。

1876年5月26日，列昂内尔写信给迪斯雷利：“我希望很快能就一项达成的安排向您表示祝贺，这项安排将由于一项有力而坚定的政策，可以保证之后很多年的和平。”事实上，向贝斯卡湾派出舰队的举动，寻求分裂三大帝国联盟的“有力政策”的努力，几乎把英国引向了战争。苏丹在1876年5月退位，塞尔维亚和黑山随即在6月份加入到了反土耳其起义的阵营中，而“保加利亚暴行”——其间，据称有15 000名保加利亚基督徒被巴希-巴祖克斯的土耳其准军事组织杀害——给了格莱德斯通重新复出的非常完美的机会。当6月9日迪斯雷利在列昂内尔家的一次晚宴上碰到俄国大使苏瓦罗夫的时候，他对英国孤立的外交政策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当印度部长萨利斯伯利爵士到君士坦丁堡出席由德比召集的国际大会的时候，他倾向于同意俄国特命全权大使伊格奈特耶夫提出的土耳其应该授予被分割的保加利亚自治的权力。同时迪斯雷利很鲁莽地企图收买奥地利退出三大帝国联盟——“你开价多少”是他很生硬的问题——的企图无功而返。列昂内尔在9月8日给迪斯雷利的信——给首相提供鼓励和金融界情报的一系列的信中的一封——确认他正面临“一场非常困难的山头攻坚战”。如果英国和俄国之间在1877年6月发生战争，迪斯雷利和戈尔查科夫几乎应该负有同等的责任，或许还应该更多。因为事实上，他在这个问题上与两名资深的大臣（德比和卡纳万爵士）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