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美國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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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片大王

傑克．辛普洛（Jack Simplot）以前常說，美光（Micron）製造「全世界最棒的小玩意兒」。這位愛達荷州的億萬富豪不太懂自家公司的主要產品——DRAM晶片的實際運作原理。晶片業放眼望去到處都是博士，但辛普洛連八年級都沒讀完。他的專業是馬鈴薯，從他平常在波夕市（Boise）駕駛的白色林肯轎車的車牌就看得出來，車牌上寫著：¹馬鈴薯先生（Mr. Spud）。然而，辛普洛瞭解商業，而且比矽谷那些最聰明的科學家都懂。當美國晶片業疲於因應日本的挑戰之際，像他那樣的牛仔企業家扮演了關鍵要角，扭轉了諾伊斯所謂的「死亡螺旋」，甚至出乎意料地逆轉頹勢。

矽谷的復興是靠鬥志旺盛的新創企業及痛苦的企業轉型推動的。美國超越日本的DRAM巨擘，不是靠模仿，而是靠創新來甩開它們。矽谷並未抽離這個產業，而是把更多的生產轉移到台灣與南韓，重新獲得競爭優勢。與此同時，隨著美國晶片業的復甦，國防部押在微電子上的賭注也開始出現回報，美國開始部署其他國家所無法匹敵的新武器系統。1990年代與2000年代的美國之所以所向無敵，是因為美國在電腦晶片方面重新掌握了主導地位。電腦晶片可說是那個年代的核心技術。

在所有協助重振美國晶片業的人中，辛普洛是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人物。他最早是靠馬鈴薯致富，率先使用機器來分類、脫水、冷凍馬鈴薯再做成薯條。這不是矽谷式的創新，但那讓他拿下了銷售馬鈴薯給麥當勞的龐大合約。麥當勞用來製作薯條的馬鈴薯中，有一半曾是他供應的。

辛普洛資助的美光公司，本來似乎註定會倒閉。1978年，雙胞胎兄弟喬．帕金森（Joe Parkinson）與沃德．帕金森（Ward Parkinson）在波夕市一家牙科的地下室創立了美光，當時可能是創立記憶體晶片公司最糟的時機。日本公司正大量產出高品質又低價的記憶體晶片。美光的第一份合約是為德州的莫斯泰克公司（Mostek）設計64K的DRAM晶片。但美光就像其他的美國DRAM廠商一樣，在市場上根本不是富士通的對手。不久，美光晶片設計的唯一客戶莫斯泰克破產了。在日本競爭的衝擊下，AMD、國家半導體、英特爾與其他的業界領先者也放棄了DRAM生產。面對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損失與倒閉，整個矽谷似乎都要破產了。美國最聰明的工程師可能都要失業，轉行去煎漢堡。至少，這個國家仍有大量的薯條。

隨著日本公司搶奪市占率，美國各大晶片公司的執行長花在華盛頓的時間愈來愈多，他們積極地遊說國會與國防部。當日本的競爭加劇時，他們擱下了自由市場的信念，聲稱競爭根本不公平。矽谷憤怒地駁斥「薯片與晶片沒什麼區別」這種說法。他們堅稱，他們的晶片應當獲得政府的協助，因為晶片有戰略意義，馬鈴薯沒有。

辛普洛覺得馬鈴薯沒什麼不好，但「矽谷應當獲得特殊幫助」這種說法，在愛達荷州根本說不通，畢竟那裡的科技公司少之又少。美光一開始吃盡了苦頭才募得創業資金。共同創辦人沃德為了在灌溉系統中找到故障的電子元件，穿著西裝走過波夕市商人艾倫．諾保（Allen Noble）那片泥濘的馬鈴薯田，因此結識了諾保。帕金森兄弟利用這層關係，從諾保和他在波夕市的幾個有錢朋友那裡獲得了10萬美元的種子資金。當美光失去了為莫斯泰克設計晶片的合約，決定自己製造晶片時，帕金森兄弟需要更多的資金。於是他們找上了²該州的首富：馬鈴薯先生。

帕金森兄弟第一次會見辛普洛，是在波夕市中心的皇家咖啡館。他們向愛達荷州的馬鈴薯富豪推銷時，講到汗流浹背。電晶體與電容器對辛普洛來說沒多大的意義，他與矽谷的創投業者幾乎是完全相反。後來他成為美光的董事後，每週一的清晨5點45分在當地的平價鬆餅店Elmer’s主持美光的董事會³（Elmer’s的鬆餅一份6.99美元）。不過，當矽谷所有的科技巨擘在日本的衝擊下紛紛抽離DRAM晶片事業時，辛普洛憑直覺就知道，帕金森兄弟這時進入記憶體市場正是時候。像他這種馬鈴薯農清楚地看到，日本的競爭已經把DRAM晶片變成一種大宗商品市場。他接觸大宗商品的經驗非常豐富，知道收購大宗商品企業的最佳時機是在價格低迷、其他人都破產的時候。辛普洛決定投資美光100萬美元，⁴後來又追加了數百萬美元。

美國的科技巨擘都認為愛達荷州這些鄉巴佬對晶片業一竅不通。賽文（L. J. Sevin）曾是德儀的工程師，如今是頗具影響力的創投業者，他指出：「我實在很不想說記憶體晶片已經玩完了，但這個領域確實已經沒戲唱了。」在英特爾，葛洛夫與摩爾也得出同樣的結論。德儀與國家半導體都宣布其⁵DRAM部門虧損並進行裁員。《紐約時報》宣稱美國晶片業的未來「很嚴峻」。而辛普洛就在此時進入了這個產業。

帕金森兄弟會刻意渲染他們的鄉巴佬形象，用略帶鄉下口音的慢速度來講述漫長曲折的故事。事實上，他們和矽谷任何新創企業的創辦人一樣精明幹練。兩人都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畢業後，喬擔任過企業律師，沃德則是在莫斯泰克公司設計晶片。但他們欣然接受了⁶「愛達荷州的局外人」這種形象。他們的商業模式是大舉進軍一個被美國各大晶片公司拋棄的市場，所以他們想當然也不可能在矽谷交到很多朋友。當時的矽谷仍在舔著美日DRAM大戰所留下的傷口。

起初，美光取笑矽谷積極爭取政府的協助以對抗日本企業的做法。他們假裝拒絕加入美國半導體協會（該協會是由諾伊斯、桑德斯、斯波克創立的遊說團體）。喬．帕金森表示：「我很清楚他們有不同的行動計畫。他們的策略是，不管日本人進入什麼市場，我們都離開。那些主導半導體協會的人並不想跟日本人正面對決，但我覺得那是⁷一種自扯後腿的策略。」

美光決定直接投入日本DRAM廠商所在的市場，挑戰他們，但做法是大幅削減成本。不久，美光發現，關稅可能會有幫助，於是他們改弦易轍，積極遊說政府對進口的日本DRAM晶片徵收關稅。他們指責日本廠商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在美國傾銷晶片，損害美國廠商的利益。辛普洛對於日本的貿易政策破壞了他的馬鈴薯銷售與記憶體晶片，感到非常憤怒。他抱怨道：「他們對馬鈴薯徵收很高的關稅，害我們付出很大的代價。我們可以在技術上超越他們，在生產上超越他們，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但他們簡直是以半買半相送的價格賣晶片。」因此他要求政府徵收關稅。「你問我們為什麼要去找政府？⁸因為法律規定他們不能那樣做。」

辛普洛指控日本公司削價太多，這說法有點好笑。畢竟，無論是馬鈴薯還是半導體，他總是說，事業要成功，就必須「以最低成本，生產最高品質的產品」。總之，美光特別擅長削減成本，矽谷與日本廠商都不是它的對手。一位早期的員工回憶道，沃德．帕金森是「組織背後的工程智囊」，他的專長是盡可能以最高效率來設計DRAM晶片。競爭對手大多把焦點放在盡量縮小每個晶片上的電晶體與電容器。但沃德發現，只要縮小晶片本身的尺寸，美光就可以讓每片矽晶圓產出更多的晶片，大幅提升製程效率。沃德開玩笑說：「那是市面上最糟的產品，⁹但也是生產成本最低的。」

接下來，沃德與助手簡化了製程。製造的步驟愈多，每個晶片的製造時間愈長，出錯的空間也愈大。到了1980年代中期，美光使用的生產步驟比競爭對手少得多，採用的設備也比較少，又進一步削減了成本。他們調整了從珀金埃爾默、ASML買來的微影成像機台，把它改得比製造商自認可達到的水準還要精確。他們也改裝爐管，使它能每次烘烤250個矽晶圓，而不是業界標準的150個。製程中的每一步，只要能處理更多的晶圓或減少生產時間，就能降低價格。一位早期的員工解釋，「我們是邊做邊摸索」，所以與其他的晶片製造商不同，「我們準備好做一些¹⁰以前沒明文寫下來的東西」。相較於任何日本或美國的競爭對手，美光員工的工程專業更專注於削減成本。

美光非常關注成本，因為它別無選擇。對一家位於愛達荷州的小型新創企業來說，它只能靠這種方法贏得客戶。波夕市的土地與電力比加州和日本便宜也有幫助（水力發電的成本較低）。不過，要在市場上生存下來依然辛苦。1981年，美光的現金餘額一度降到只夠支付兩週的薪資。美光勉強度過了那次危機，但幾年後又再次經歷低迷時，它不得不解雇一半的員工，¹¹並削減其餘員工的薪資。打從創業之初開始，喬．帕金森就讓員工清楚明白，他們的生存取決於效率。在DRAM價格下跌時，為了節省電費，他甚至會在夜間調暗走廊的燈光。員工覺得他根本是成本控制魔人，而成果有目共睹。

美光的員工別無選擇，只能想盡辦法讓公司活下去。在矽谷，萬一你的公司關門大吉，你可以沿著101號公路開車去下一家晶片公司或電腦製造商求職。相較之下，美光是在波夕市，一名員工解釋：「我們沒別的事可做，就只能製作DRAM，不做DRAM就完了。」另一位員工回憶道，公司充滿了一種「勤奮、藍領的工作氛圍」，一種類似「血汗工廠的心態」。一位早期的員工經歷過DRAM市場連串痛苦的低迷，他回憶道：「¹²記憶體晶片是個非常殘酷的產業。」

辛普洛從未失去信心。在他投入的任何事業中，他都挺過了每次低谷期。他不會因為短期的價格波動就放棄美光。雖然美光是在日本競爭達到顛峰之際進入DRAM市場，但美光不僅存活下來了，最終更蓬勃發展。其他的美國DRAM廠商大多在1980年代末期被迫退出市場。德儀持續生產DRAM晶片，但難以獲利，最終把DRAM事業賣給美光。辛普洛的第一筆投資100萬美元，最終膨脹成10億美元的股份。

在每一代DRAM晶片的儲存量方面，美光學會與東芝、富士通等日本對手競爭，並在成本上擊敗它們。就像DRAM業的其他公司一樣，美光的工程師突破物理定律的局限，開發出密度愈來愈高的DRAM晶片，為個人電腦提供需要的記憶體晶片。但是光靠先進技術，並不足以拯救美國的DRAM產業。英特爾與德儀擁有許多技術，但就是無法讓業務持續運轉。美光那些鬥志高昂的愛達荷工程師靠著創意及削減成本的技巧，擊敗了太平洋兩岸的競爭對手。美國晶片業經歷了十年的痛苦煎熬後終於反敗為勝，這一切要歸功於美國最強大的馬鈴薯農所展現的經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