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政治权利（3）

敦促列昂内尔在政治上更积极一些的不只是他自己的家族。1841年，爱尔兰领导人丹尼尔•奥康奈尔的一个政治协会邀请他“作为贵民族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代表”，出席一个公共集会（在安客客栈），他提议讨论“犹太人的政治地位”。两年后，基于他自己希望参与伦敦市大选的假设，有人主动提出为他助选。

列昂内尔仍然很勉强。当其他人——其中包括他的弟弟梅耶，他在2月份时当上了白金汉郡的高级行政长官他马上在怀特•哈特酒店在摆了一个星期的盛宴，由法国厨师按照以他的乡下邻居的饭量计算的需求临时制作菜品。当地的报纸抄录了菜谱，以崇敬的口吻称赞“所上菜品的味道已经到了极致”。——争先恐后地涌入萨洛蒙打开的这个缺口的时候，列昂内尔却一事无成。甚至在新任的首相约翰•罗素勋爵授予他准男爵荣誉的时候，他还很固执地拒绝接受，这让他的亲戚非常意外。他是罗素提交给女王的三人名单中的一位：按照女王的日记，另外的人是弗格森上校，还有一人，“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说明维多利亚对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在心。实际上，这个人是弗雷德里克•居里，孟加拉政府的秘书。列昂内尔可能觉得不值得为皇室的这种小恩小惠太多的精神。列昂内尔为他这样做所给出的理由充分证明了他具有意气用事的性格特点：他不情愿接受已经授予过另外两个犹太人的荣誉，如果不能获得贵族的身份，任何称号都不会让他满意。阿尔伯特王子在报告中说他这样问：“没有更高点的荣誉授予我吗？”这种率直比较符合他父亲的口味，但是他的母亲汉娜生气了：

我认为拒绝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正如你那位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据推测应该是罗素）所说的，她还能授予你什么更好的？目前还不可能不宣誓就直接给你封爵，而宣这个誓恐怕你也不会愿意。从王室得到的个人荣耀应该珍惜，它可能带来其他的利益，如果拒绝它则可能让人恼怒——而且你接受它也并不意味着你放弃了你本来的地位。这可能会光耀你的门庭。之前对其他两位绅士的封赏我想跟你这次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会使授予你的荣耀失去任何光芒——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请原谅我的直率。

他兄弟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接受这个封赏，面对现在的局面他们全都大惑不解。纳特用轻松的笔触写道：“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接受英国的准男爵爵位，这比做德国的男爵好多了——老比利认为安东尼爵士听起来非常悦耳，就算你自己不想要，你也应该为了他而接受它——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了非常漂亮的名字，门特摩尔的梅耶爵士这个称号甚至闪耀在一场罗曼史里。” 詹姆斯也加入进来了：

我祝福你，我亲爱的列昂内尔，你是如此幸运，尊贵的女王竟然这样眷顾你，真是谢天谢地。你一定得小心，你的阿尔伯特王子说不定会嫉妒你。因此，我要敦促你接受它，因为我们从来都不应该拒绝这样的荣耀，而且任何人也不应该坐失这样的机会。以前我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然而现在已经没有可能了。

但列昂内尔依然不为所动。最后，打破这个僵局的唯一办法是由安东尼来接受了这个封号。不同寻常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规定，如果安东尼没有男性子嗣，则这个封号将传给列昂内尔的长子。甚至他的最终让步——他终于同意以自由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1847年的大选——也都是在“犹犹豫豫”中做出的。

列昂内尔参加国会竞选的决定——他在1847年6月29日被自由党伦敦注册委员会接受为候选人——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他这个决定所导致的结果是，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从此与争取犹太人政治权利的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他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选战和国会论战中。为什么这个公众人物中最勉强的一位在完全可以轻易地将这个战场留给萨洛蒙——或者也可以让给梅耶（他不遵从他长兄的意愿正在为海斯做同样的事）时，会这样投入？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来自家庭的压力最终使他无法抗拒。第二种可能性是说服他参选的不是他的亲属，而是约翰•罗素爵士，他自己是在任的金融城下院议员，他希望确保自己来自犹太人的选票。第三种可能性是列昂内尔并不希望能胜出，只是以一个“著名的新闻事件”的形式收场，做出一个象征性的姿态。至少有一名与他同时代的人认为他会失败，而且他只是被辉格党人设计，拖进来为“他们承担他们所有的开销”。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的犹太人候选人无一例外地落选了：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角逐，要是托利党人不分裂，那么辉格党和改革派就只会在下院取得简单多数。

维多利亚时期，伦敦市复杂的政治选情使人们对胜利丧失了信心。向东远至哈姆雷特塔的选区是比较大的一个（1847年投出了接近50 000张选票），有4个下院议员席位。这一次，总共有9位候选人——自由党人4名，皮尔派保守党人1名，保守党人3名，自由候选人1名，竞争非常激烈，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举行了大约12场公众聚会。列昂内尔的参选纲领给人的第一印象并没有什么特别：除了显而易见的“信仰自由”的宗教纲领外，他宣布他支持自由贸易。很明显，他并没有遵从纳特的建议“走得比约翰爵士稍远一点”并“尽量地朝自由的方向走”。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所采取的立场甚至有可能伤害到他自己：他提倡降低烟草和茶叶的进口税，推行财产税，这种立场广受没有投票权的穷人欢迎，但很难想象能在有钱人的选举中胜出。尽管得到了一位名叫劳齐的富有远见的天主教牧师的明确支持——而且看起来列昂内尔接受了他的支持——但列昂内尔宣布他本人反对增加给梅努斯天主教学院的捐款（尽管他回避了政府对教会学校资助这个更为广泛的原则问题）。犹太人的选票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重要：当时还没有太多的犹太人获得投票的资格，而且去登记投票的人也不多。列昂内尔得到了至少一个犹太人保守团体的支持而且得到了他母亲的保证，“犹太人……将会组织起来，身着盛装去为你投票，”皮尔派保守党马斯特曼尽管宣称反对犹太人的解放，但他也在设法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

从另一方面看，列昂内尔具有两种优势。在伦敦，报纸所起的作用要比在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大很多，而他与新闻界人士的联系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可以肯定，当时犹太人出版事业尚在襁褓之中。1841年，他与其他人一起投资了雅各布•富兰克林的《雅各布之声》，之后不久改版为《犹太新闻》（Jewish Chronicle）。但列昂内尔对《时报》29岁的编辑约翰•萨杜•德兰来说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赞助人，而约翰•萨杜•德兰则成功地为他起草了他的竞选演讲。站在德兰的角度，他相信是他保证了列昂内尔的胜利：他发现结果公布后，夏洛特“处于一种欣喜若狂的兴奋及满心感激的状态之中”，而他被纳特和安东尼铺天盖地的感谢所淹没。《经济学人》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对犹太人的解放持反对态度的人，只是通过站在他们立场上的记者进行辩论。历史学家J•A•弗劳德回忆当他们站在匹克迪利148号前时，托马斯•卡莱尔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