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风暴”（3）

现在不清楚列昂内尔是否违背了他兄弟的意见。我们知道阿尔伯特在纳特写了这封信10天之后，以20 000英镑买下了巴尔莫罗城堡及其10 000英亩的土地，不过我们在皇家档案中没有发现罗斯柴尔德卷入这次交易的任何迹象。另一方面，列昂内尔确实在1849年1月到温莎拜会了阿尔伯特和斯托克玛。可以让人产生联想的是在1850年7月——列昂内尔为获取席位用修改后的誓言起誓的有名的努力之前11天——他捐出了50 000英镑用于补贴阿尔伯特的最爱，一个资金长期处于匮乏状态的“万国工业博览会”项目。3年后，很明显受到来自于“宫廷”的压力——也就是阿尔伯特和斯托克玛——导致阿伯丁爵士放弃了对解放犹太人的反对立场，形成了皮尔派和辉格党人的联合。相关的证据非常丰富，但似乎并没有理由去推断列昂内尔确实做了些什么事情去“让阿尔伯特使用了他的影响力”。

然而，无论列昂内尔在这个方面做了多少努力，结果证明还是远远不够的：想象一下，上院议员的反对可以通过给“宫中人物”意思一下后就得以化解，是一点都不现实的想法。正如罗素十分无奈地说：“你有一个如此令人讨厌的习惯，把任何事情都赋予一个货币价值，你好像认为甚至原则都可以买到。现在全国上下反对你的提案的是以高教会派（High Church Party）和低教会派(Low Church Party)中的大多数人对一个人的方式。现在，如果你能做到，你就让他们中的一个机构来为你出战，因为他们的反对是最有原则性的。”罗素认为，说服而不是行贿才是唯一可以推进整个事件的办法。尽管罗素在1849年夏天又提出了另一个提案，并在下院获得通过，但同样（跟他事前预计的一模一样）在上院以95票对25票被否决。

这激励列昂内尔最终“接受奇尔特恩英皇直属领地总管的职务”——强行在金融城里进行一次递补选举——这是他发表在《时报》上声明中宣布的“致伦敦市的选举人”行动：“现在是一场在上院议员与你们之间的战争。他们试图维护最后残留的宗教歧视，而你们希望推翻它……我相信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发动一场摆在你们面前的维护《宪法》的斗争。” 实际上，他的那些更为激进朋友——比较著名的有下院议员J•阿贝尔•史密斯和约翰•路巴克——在一年前罗素的提案第一次被否决后就要求他进行一次强制补选，因此，这次运动本身并不令人意外。是列昂内尔讲话中的那些火暴语言挑起了夏洛特描述的那些批判“风暴”。

要想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心里牢记当时在更广大的欧洲范围内的历史背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在那样的环境状况下产生的。1848年1月1日，阿尔方索给列昂内尔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在新年的时候见证“超越迷信和偏见原则的宗教平等的胜利”的期待。毋庸讳言，最后他所见证的远远超过了这个期待。然而，虽然1848年的革命确实在某些欧洲国家给予了犹太人政治平等（尽管只是暂时性的），但是这场革命对于解放运动在英国的净效应基本上是负的。正如来自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信中所表达的，突如其来的革命对大规模反犹太人暴力行动产生了隔离作用，而且也发出了可能爆发这种问题的警告，例如在德国的农村地区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然而，与此同时，很多自认为是革命领袖的更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自己本身就是犹太人——就像梅耶•卡尔所认为的“犹太人自己挑起了反犹浪潮”。犹太人的解放思潮与欧洲大陆的革命胶合在一起，因此也就具有双倍的破坏性。列昂内尔的讲话向很多支持他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加入到他们的激进主义阵营——甚至宪章运动——而当时这些激进分子正在谴责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镇压匈牙利革命提供金融支持。

不论列昂内尔在他的支持者中唤醒了什么样的意识，他的策略只是选举的开局。他战胜了他的托利党对手约翰•玛耐斯，最后得票是6 017票对2 814票。由于把自己放到了激进分子阵营中，列昂内尔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听从他们的下一步战术安排：现身下院去主张自己的席位。这基本上是在学天主教的欧•科奈尔和贵格教友会的皮斯，然而也代表着列昂内尔走出了最咄咄逼人的一步；皮尔很直率地提醒过列昂内尔不要接受。列昂内尔略显踌躇，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试图说服罗素提出另一个提案。但是在1850年7月在伦敦客栈举行的一次狂躁喧闹的金融城自由党人聚会上，他公开攻击政府“没有拿出什么改革和发展的措施”，也没有提出“进一步推进社会和宗教自由进程”的办法。第二天的12点20，根据会上一致通过的决议，他出现在喧闹的下院会议桌旁，而且在回答工作人员关于他是希望选择新教还是天主教的誓词时，他回答道：“我要凭着《旧约》宣誓。” 由于托利党人中的顽固分子罗伯特•?吉利斯爵士站起来反对，会议主席命令列昂内尔退出，随后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一开始关注的焦点是程序。过了一个周末后，大家决定直接去问列昂内尔为什么他希望凭着《旧约》宣誓，对于这个问题，列昂内尔的回答是：“因为那是一种对我的道德最有约束力的起誓方式。”他再一次被要求退出，然后，在激烈的辩论之后，最终（113票对59票）列昂内尔被允许按照他的要求宣誓。第二天（7月30日），列昂内尔再次出现在议会，有人适时交给了他一本《旧约》。誓词中的效忠和至高无上的内容已经进行了处理。但当工作人员读到“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仰”的字句时：

男爵停了下来，过了一两秒后说：“我省略这些词句，因为这些对我的道德没有约束力。”然后他把帽子戴到头上，亲吻了《旧约》，加上了“请帮助我吧，上帝”。这个举动获得了议院内自由党人的喝彩。他取出了钢笔，在反对声中——我们猜想——准备在国会的测试卷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但弗雷德里克•特西格爵士迅速站起来，激动的情绪开始在所有的党派中蔓延，其中夹杂着会议主席呼吁他放弃。（有人大喊“反对，反对”；有人大喊“坐下”；还有人喊“主持人”，“秩序”。）男爵（列昂内尔）最终放弃了。

尽管与当时的气氛不相称，但这也许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僵持下去，结果只会导致失败。当8月5日辩论重新恢复的时候，会议通过了一个行政决定，如果列昂内尔不完整地宣誓誓词，就不能取得他的席位，而政府如果要通过一个能达到要求的经过修改的誓词提案，为时需一年左右。当戴维•萨洛蒙赢得格林尼治补选的胜利后，曾经试图加快这个进程，但并没取得更多的进展，只是留下了一个更有失身份的形象。萨洛蒙没有完整地起完那三段誓言就坐到了他的席位上， 被会议主席命令退出，但他予以拒绝；当要求他退出的动议通过后，他还是拒绝，并且又是发言，又是投票，反对这个动议；当主席要求议会警卫驱逐他后，他最终还是离开了下院。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经过新一轮的投票确认，无论是他还是列昂内尔，在起完誓言之前都不能获得自己的席位。萨洛蒙唯一的成果是1852年6月的一次举动废除了一个古老的刑罚，从理论上说，由于议会成功通过了针对他的议案，而他做出了不合法的反应，他应该接受这个刑罚。选区对他的这些做法进行了判决，他在1852年的大选中被彻底打败；相反，列昂内尔再次赢得了胜利。守株待兔的游戏重新开始，因为没过多久事情就变得明朗起来，跟以前一样，犹太人解放运动在下院仍是争执不下，而在上院则明显不受欢迎。事实上，列昂内尔就像是没有席位的议员，国会有与犹太人有关的事项时（比如1851～1852年政府资助犹太人学校和1857年免除民事离婚法院对按犹太法典离婚的司法管辖权），他在室外对议员进行游说。但从法理上看，这还是一个僵局。然而，又一个提案在上院遭到了否决；在185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对手托马斯•邓库姆（Thomas Duncombe）甚至非常有创意地试图促成另一次金融城补选，理由是由于为政府的克里米亚战争提供金融服务，列昂内尔已经“获得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