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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章 南京安全区
历史上的每次战争中，总会出现某些值得尊敬的人物，对遭受战争迫害的人而言，他们如同光明的灯塔。在美国，贵格会教徒释放了自己的奴隶，并帮助他们建立了“地下铁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纳粹党人辛德勒散尽家财，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救出了1 200名犹太人；瑞典外交官拉乌尔·瓦伦贝里以发放假护照的方式解救了至少10万犹太人；更没有人会忘记奥地利妇女米厄斯·吉普，她曾与其他人一起，将小安妮·弗兰克一家藏在阿姆斯特丹一座房屋的阁楼上，以帮助他们躲避德国人的追捕。
在黑暗年代，大部分人变得麻木不仁，随波逐流，但总有极少数人挺身而出，置所有警告于不顾，做出一些在正常年代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壮举，其中的原因我们大多数人永远都无法理解。在南京大屠杀的恐怖中，实在很难找到令人欣慰的亮点，但如果一定要谈的话，我们必须把焦点集中在一些欧美人士身上，他们甘冒生命危险反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拯救了数十万中国难民，使其免遭日军杀戮。这些勇敢的仁人志士创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本章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在上海陷落后的几周内，1937年11月，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建立了一个中立区，保护了45万名在日军侵略中家园被毁、流离失所的中国难民。
几乎与此同时，南京的一批欧美人士决定在南京建立一个安全区。当长老会传教士W·普卢默·米尔斯了解到饶家驹的义举后，便向朋友们建议也在南京成立类似的安全区。 米尔斯和其他20多人（大多数为美国人，但也有德国人、丹麦人、苏联人和中国人）最终选定南京市中心稍微偏西的一块区域作为安全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以及许多中国政府机构都在这里。委员会建立这个安全区的目的在于，在中日两国交战的背景下，为受困于战火的中国平民提供一个避难的场所。这些外国人原本打算等南京平安过渡到日本人手中之后，就在几天或几周内关闭安全区。
法国神父饶家驹
这个想法最初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其中日本人就断然拒绝建立安全区的建议。随着日军日益迫近南京，不仅亲友极力劝说，甚至许多中国人、日本人和西方官员也紧急呼吁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立即放弃该计划，逃命要紧。12月初，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坚决要求安全区负责人同他们一起登上美国帕奈号炮艇。当时该炮艇上已经挤满了外交官、记者、西方人和中国难民，他们正准备溯江而上，逃离南京。但安全区的筹建者婉言谢绝了这一邀请。1937年12月9日，外交官们最后一次向他们发出警告后乘坐帕奈号离开南京，留下的外国人只能听天由命了。
出人意料的是，帕奈号后来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和机关枪扫射。 12月12日下午，日军飞行员在没有事先预警的情况下炸沉帕奈号，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之后日本飞机还在炮艇残骸上空反复盘旋，似乎还打算消灭躲在江边芦苇丛中的幸存者。日军此次轰炸的原因不明。日本人曾在事后辩称，飞行员在激烈的战斗中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再加上烟雾弥漫，他们没有看清帕奈号上的美国国旗，但这一说法后来被证明完全是诡辩之词。（轰炸当天不仅天气晴朗无云，而且日军飞行员还接到了轰炸帕奈号的明确指令，甚至在强烈抗议和争辩后才勉强执行该命令）。今天，有人怀疑此次轰炸是日军的一次试探性进攻，想以此测试美国的反应；还有人认为这是日军高层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但不论这次轰炸背后的原因如何，对留在中国的外国人而言，南京城反而比帕奈号更为安全。
1937年12月12日，日本海军在南京附近的长江上炸沉了美国帕奈号炮艇，尽管上面的乘客都是外交官、记者、商人和西方国家的难民。（合众社的科尔维斯–贝特曼供）
第一批进入南京安全区的难民是那些在日军空袭中失去家园，或住在南京市郊、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不得不弃家而逃的人。第一批难民涌入之后，安全区很快人满为患，据说许多难民连续多日只能站着，无法睡觉，直到新的难民营开放。南京陷落之后，难民营收容人数远远超出预计的数千人，达到数十万人。在接下来的6周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不得不想方设法为这些难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食物、住处和医疗照顾。委员会成员还要保护他们免遭人身伤害，这通常需要他们当场干预，才能阻止日本士兵实施各种威胁性活动。另外，尽管无人要求，他们还全程记录了整个事件，并将日军的暴行公之于世。这样，他们将自己亲眼见证的历史付诸文字，留给后世。
回顾历史，面对5万日军对南京城的蹂躏，安全区20多个外国人却竭尽全力保护这么多中国难民，这不啻一个奇迹。要知道，他们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前的职业是传教士、医生、教授和企业主管，而不是身经百战的军官。他们曾经衣食无忧，生活平静而安逸。一位女士回忆说：“我们并不富有，但当时在中国，有一点儿外汇就能办很多事情。” 许多人坐拥豪宅，佣仆成群。
奇怪的是，1927年发生在南京的事件使大多数外国人以为中国人比日本人更难对付。1927年在南京的外国人还记得，国民革命军攻入南京后曾对外国人大开杀戒，并将一群外国人围在美孚公司住宅和英国领事馆附近的一座房子里，其中包括美国领事和他的妻子。（一位妇女记录了那段恐怖时期：“他们会杀死我们吗？他们会不会像义和团那样虐待我们？他们会不会更残忍？会不会在我们眼皮底下折磨我们的孩子？我不敢想象他们会对我们女人做出什么事来。” ）确实，一位目睹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外国人坦承：“我们更担心撤退的中国士兵会做出什么暴行……但做梦也没有想到日军会如此残暴。相反，我们原本期望随着日本人的到来，和平、安宁和繁荣将得以恢复。”
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英雄事迹不胜枚举（他们的日记长达数千页），无法在此一一详述。因此，在记述整个安全区委员会的功绩之前，我决定先着力介绍三位杰出个人的事迹——一名德国商人、一名美国外科医生和一名美国传教士。表面看来，他们三人并无任何共同之处。
中国的辛德勒
约翰·拉贝
也许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上，最有吸引力的人物就属德国商人约翰·拉贝了。对留在南京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是一位英雄，是“南京的活菩萨”，作为国际安全区的传奇领袖，他拯救了数十万中国人的生命。但对日本人来说，拉贝不太可能成为救星，他不仅是德国人——日本盟国的公民，而且是纳粹党在南京的领袖。
我从1996年开始调查约翰·拉贝的生平，最终发现了拉贝和其他纳粹党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下的数千页日记。通过这些日记，我得出一个结论：约翰·拉贝是“中国的辛德勒”。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与同事们一起站在宁海路5号的安全区总部门前（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供）
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拉贝过着游历广泛而又相对平静的生活。他于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是一位船长的儿子。在汉堡结束学徒生活之后，他到非洲工作了几年，后于1908年来到中国，成为西门子中国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职员。1931年，他被调到西门子南京办事处，向中国政府销售电话和电器设备。拉贝已经秃顶，戴着眼镜，穿着保守的西装，打着蝶形领结，一副典型的西方中年商人形象。他很快成为南京城内德国人社区的核心人物，管理着自己创办的德国学校中的中小学生。
几年后，拉贝成为纳粹主义的忠实拥趸，并担任纳粹党在南京的区域负责人。1938年，他常常告诉德国同胞：“作为党的一名组织成员，我不仅相信我们的政治制度是正确的，并且百分百地支持这一制度。”
几十年之后，拉贝的外孙女赖因哈特坚称，拉贝主要是把纳粹党看作一个社会主义组织，他并不支持对犹太人和其他德国少数民族的迫害。这完全有可能是真的。拉贝在拜访南京政府的各个部委时，一再用社会主义术语概括他的纳粹哲学：“我们是工人的军队，工人的政府，也是工人的朋友，我们在危急关头绝不会抛弃工人。”
他的大多数德国同胞都听从朋友和使馆官员的忠告，早在日军兵临城下之前就已离开中国，但拉贝却选择留在南京，并在不久之后当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事实上，甚至连日本大使馆官员也曾会见拉贝，更强烈地建议他离开，但他还是留了下来。南京陷落后，奉上级之命前来保护拉贝的日军少佐冈曾经问他：“你究竟为什么要留下来？你为什么要卷入我们的军事事务？这些事和你有什么关系？你离开这里不会有任何损失！”
拉贝停顿片刻后回答冈说：“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我的儿孙都在这里出生，我在这里生活幸福、事业成功。中国人一直对我很好，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一样。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了30年，而日本人民同样对我很好的话，我向你保证，在危急时刻，正如中国目前面临的境遇时，我也不会离开日本人民。”
日军少佐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他十分敬仰这种忠贞赤诚的理念。“他向后退一步，嘴里喃喃着一些武士义务之类的词句，并向我深鞠一躬。”拉贝在日记中写道。
但拉贝没有离开南京以求自保更多是出于个人的原因——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其中国员工的安全，他们是西门子公司的机械师，负责维护南京市主要电厂的涡轮机，各政府部门的电话和时钟，警察局和银行的报警器以及中央医院的大型X光机。“当时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拉贝写道，“现在我知道了——如果我当时将他们弃之不顾，他们全都会被杀掉或者受到严重伤害。”
南京大屠杀前，拉贝在南京就经历了无数次空袭，每次都只能躲在类似散兵坑的防空洞里，洞口盖几块木板作掩护。拉贝的衣服也不够穿，尤其是他在9月底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将所有衣物都寄存在运送德国公民离开南京的“库特沃”号轮船上，轮船到达汉口后，拉贝的行李因无人认领被丢掉了。因此，拉贝只剩下两套衣服，他又将其中一套送给一位中国难民，只因他觉得这个难民比自己更需要衣服。
但拉贝最关心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安危和舒适程度，而是建立安全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希望整个区域内都没有任何军事活动，但是日军拒绝承认该区域为中立区，而且安全区委员会还发现，让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的部队撤出安全区几乎是不可能的——唐生智自己的别墅就坐落在安全区内。中国军队不仅拒绝撤离安全区，还在区内街道上架设炮塔，这对拉贝而言无异于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拉贝忍无可忍，于是威胁唐生智如果不立即将军队撤离安全区，他就辞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将其中原委公之于世。拉贝说：“他们承诺会尊重我的意见，但他们履行诺言所花的时间太长了。”
此时拉贝意识到，需要向更高当局寻求帮助。1937年11月25日，他给希特勒发了一份电报，请求元首“从中调停，促使日本政府批准为南京的非战斗人员设立中立区”。与此同时，他还给自己的朋友克里拜尔将军发了一封电报：“诚挚地恳请您支持我向元首提出的请求……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场恐怖的大屠杀。希特勒万岁！西门子公司代表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
希特勒和克里拜尔都没有回复他，但拉贝很快就注意到日本对南京的轰炸方式发生了变化。在他发电报之前，日军飞机对南京各区域恣意狂轰滥炸；而在他发电报之后，日军飞机只攻击军事目标，如军事学校、飞机跑道、兵工厂。拉贝写道：“这些改变正是我发电报的目的，这给我的美国同事留下了持久而深刻的印象。”
但是拉贝的胜利非常短暂，各种危机很快就接踵而至。起初，拉贝及其同事希望将安全区内空置的建筑留给南京城内最贫困的居民。为避免人潮大量涌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还在全市到处张贴海报，力劝难民向朋友租借房屋。但随着大量人流涌入这片只有2.5平方英里的区域，拉贝很快发现，安全区所需容纳的人数比当初估计的最糟情况还要多出5万人。安全区内不仅所有建筑都已人满为患，甚至草坪、壕沟和防空洞中也挤满了人。全家露宿街头的情况随处可见，美国大使馆附近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数百个芦席窝棚。截至南京陷落时，安全区内已经涌入了25万难民。边界插有白旗和红圈环绕的红十字标记的安全区看起来像个巨大的“人体蜂窝”。
卫生问题很快就成为另一个噩梦。难民营内脏乱不堪，尤其是厕所问题更让拉贝怒不可遏，他为此发表了一番言辞激烈的讲话，西门子难民营的秩序才略有改善，恢复到可接受的水平。后来，拉贝在视察西门子难民营时发现，不仅厕所状况有所改善，而且整座院落的围墙都已得到整修。“没人告诉我那些漂亮的新砖块是从哪里弄来的。”拉贝写道，“后来我才发现安全区内的许多新建筑比以前矮了很多。”
粮食短缺是最令安全区负责人头疼的问题。12月初，南京市市长曾送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3万石（约2 000吨）大米和1万袋面粉，作为难民的口粮。 但这些粮食储存在南京城外，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缺少必要的卡车将其运到安全区。由于中国军队早已征用了本地区的大部分交通工具，用来运送2万人和5 000箱珍宝离开南京；绝望中的平民和个别士兵铤而走险，几乎将其余车辆全都偷走。拉贝和其他外国人别无选择，只好驾驶着自己的汽车疯狂地往返于两地之间，尽可能将更多粮食运到安全区。即使当日军轰炸南京时，这些勇敢的外国人仍继续运送粮食；事实上，曾有一位司机被流弹片炸瞎了一只眼睛。 最后，安全区负责人只运回所获粮食的一少部分——1万石大米和1 000袋面粉，但正是这些粮食使安全区内的许多难民免遭了饥饿之苦。
12月9日，由于意识到恐怖局势迫在眉睫，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试图调停中日双方实现为期3天的停火，在此期间日军可以维持其现有的阵地，中国军队则可以和平地撤出南京城。然而，蒋介石反对停火，这促使日军第二天开始对南京进行更猛烈的轰炸。12月12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再次在中国军队的请求下就中方向日本投降事宜进行调停，但该计划同样未能实现。
从那时起，除了观望和坐等不可避免的灾难降临，拉贝已经无能为力。事态逐步恶化，他逐一记录下来。12月12日下午6点30分，拉贝写道：“紫金山上的大炮持续开火，四周全是火光和轰鸣声。突然，整座山都陷入烈火中——有些房屋和弹药库着火了。”那时，拉贝想起一句预示南京命运的中国古谚：“紫金焚，则金陵灭。”
晚上8点，拉贝看见城南方向的天空被火光映得通红。接着，他听到疯狂的敲门声：许多中国妇女和儿童哀求拉贝放他们进来，男人们则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越花园围墙进来。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花园中的散兵坑，甚至还有人藏到一面巨幅德国国旗底下，这面国旗是拉贝用来警告日军飞行员的，提醒他们不要轰炸自己的房屋。哭喊声和敲门声越来越响，拉贝心烦意乱，忍无可忍。他猛地打开大门，把人群放了进来。但随着夜色渐深，人群的喧闹声有增无减。拉贝被激怒了，他戴上一顶钢盔，来到花园，大声怒吼着让众人闭嘴。
晚上11点30分，拉贝接待了一名意外的访客。来者叫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他也是纳粹党员，看起来三十来岁，为德国礼和洋行工作。他是一位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工程师，原本被派到中国来监督一家大型炼钢厂的建设，此时却同拉贝一样身陷南京的狂乱之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指定他负责财务工作。
克勒格尔路过这里，顺便来告诉拉贝，中山路上满是中国军队撤退时丢弃的武器和各种军需品，甚至有人要以20美元的价格抛售一辆公共汽车。
克勒格尔问：“你觉得会有人买吗？”
“克勒格尔，逃难者怎么可能买这辆车呢？”拉贝说。
“是不可能。我已经让那个人明天一早去我办公室。”
最后，他家周围的喧闹声逐渐平息下来。精疲力竭的拉贝已经整整两天无暇换衣服了，他躺回床上，试着让自己放松，而周围他所熟知和热爱的社会正在走向崩溃。他知道交通部大楼已遭焚毁，这座城市随时都会陷落。拉贝安慰自己，从现在起，事情不可能变得更糟了。拉贝的中国同事曾经对他说：“你不用害怕日本人，一旦他们接管南京，和平与秩序就会恢复：通往上海的铁路很快就会重建，商店也将恢复正常营业。”入睡之前，拉贝想：“感谢上帝，最糟糕的难关已经渡过了！”
第二天一早，拉贝被另一次空袭吵醒。他想，显然并非所有的中国军队都已被迫撤离南京。当时刚刚5点，于是他又躺下了。与南京的大部分居民一样，拉贝早已被空袭搞得疲惫不堪，爆炸的巨响已不能打扰他了。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拉贝到城里四处检查南京的受损情况。大街上到处是中国人的尸体，其中许多是从背后遭到射杀的平民。他看到一群日本士兵闯进了一家德国咖啡馆。当拉贝指着屋顶悬挂的德国国旗斥责他们的盗窃行为时，一个会说英语的日本士兵大声吼道：“我们饿了！你想抱怨的话，去找日本大使馆，他们会付账的！”这些日本士兵还告诉拉贝，他们的军需供应队还未到达，即使到了，也不能指望他们提供足够的食物。后来拉贝了解到，这些日本士兵洗劫了咖啡馆，然后将它付之一炬。
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拉贝远远望见日本士兵正从城南向北挺进，从而占领整座城市。为避开他们，拉贝立即驱车向北行驶，来到南京市的主干道中山路，停在外交部的红十字医院外。中国的医护人员早已逃离，医院里到处都是尸体，阻塞了房间、走廊甚至医院的出口。
那天，拉贝还遇到了尚未撤走的中国军队，这群又累又饿的掉队溃兵没能渡过长江、脱离险境。驱车驶过山西路环岛时，拉贝遇见400名尚未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正朝日军推进的方向前进。这时拉贝突然产生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冲动”，这种冲动后来一直纠缠着他的良知，其持续时间即使没有数年，也达数月之久。拉贝警告他们日军正从南面过来，并建议这些中国士兵扔掉机关枪，混入安全区的难民中。简短的讨论过后，士兵们接受了拉贝的建议，并跟他去了安全区。
同样，当数百名中国士兵被困在城市北郊无法安全渡江时，许多人闯入安全区，请求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否该向他们伸出援手。毕竟，设立安全区的目的是为平民而非军人提供避难场所。委员会试图与日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以解决这个两难处境，但是他们只在汉中路上遇见了一名日军上尉，没能联系上更高级别的军官。
由于被中国士兵的困境所触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最终对他们的请求做出让步。同拉贝一样，他们告诉这些士兵，如果放下手中的武器，日本人或许会善待他们。之后，委员会成员帮助这些士兵解除了武装，并把他们安置到安全区的各幢建筑物中。在混乱中，许多士兵脱掉军装，与安全区的平民混合到一起。
第二天，拉贝给一位日军指挥官写了封长信，说明了这一情况。他恳请日本人对这些过去的士兵施以同情，并根据公认的战争法人道地对待他们。让拉贝大感宽慰的是，一位日本军官向他承诺他们会饶恕这些中国士兵的性命。
但是，当日军违背诺言将这些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拉去处决时，这种宽慰变成了恐惧。如果拉贝曾经奢望日军无法从数十万平民中辨别出士兵的话，他就大错特错了。通过检查每个人的双手，日军几乎将所有中国士兵都找了出来，因为他们知道当过兵的人每天用枪，会在手指的特定部位留下老茧。他们还检查每人的肩膀上是否有背包的压痕，前额和头发是否有戴过军帽的痕迹，甚至还检查脚掌上是否有连续数月行军磨出的水泡。
12月14日晚，在一次全体成员大会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了解到日军从委员会总部附近的一所难民营中逮捕了1 300人，并将他们枪决。“我们知道这些人中曾有人当过兵，但那天下午曾有一位日本军官向拉贝许诺会饶恕他们的性命。”基督教青年会代表乔治·菲奇在日记中记录了该事件，“现在看来，日本人要做什么已经很明显了。带着刺刀的日本士兵将这些人排成队，以100人为一组捆在一起；对于那些戴着帽子的人，日本士兵粗暴地将他们的帽子扯掉，扔在地上。借着汽车前灯的亮光，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日本士兵押走，一步步走向死亡。”
乔治•费奇
“我有权利那样做吗？”拉贝后来提到他在安全区收容中国士兵的决定时这样写道，“我这样处理到底对不对？”
接下来的几天，拉贝无助地看着日军将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从安全区拖走并处决。日军还杀害了数千名碰巧手指、额头或脚掌上有结茧、印痕或水泡的无辜人士——拉黄包车的苦力、体力劳动者和警察。拉贝后来看到，城内的佛教慈善机构红字会仅从一个池塘中就打捞出120多具尸体。（拉贝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事实上南京有好几个池塘因为被尸体填满而消失了。）
身兼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和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之职，拉贝的这一身份对日本当局来说是有一定分量的，于是他一封接一封地给日本大使馆写信。最初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愤怒情绪，非常客气地与日方沟通，因为他觉得自己作为德国公民和纳粹党领导人有义务维持两国大使馆之间的良好关系。他还要求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美国成员将写给日本大使馆的信先给他看一下，以便帮他们在信中“增添些甜言蜜语”。他个人拜访日本大使馆时也一直保持风度，语调客气。
反过来，日本外交官也以优雅的微笑和官方礼节回敬拉贝的信件和拜访，但拉贝每次得到的最终答复都是一样的：“我们会通知军方。”日复一日，每天都有持续不断的新暴行发生，拉贝与日本人之间的文字交流中充满越来越多的敌意，字里行间不时闪现愤怒的谴责之辞：
当时南京城内的27名西方人士和所有中国民众都对贵国部队12月24日所实施的抢劫、强奸和屠杀感到无比震惊！
无论在安全区内还是入口处，我们连一支日本巡逻队都没有看到！
昨天，光天化日之下，神学院的几位妇女居然在一间挤满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大房间里遭到强奸！
如果目前这种恐怖局面持续下去的话，就不可能找到工人恢复基本的生活服务！
后来，拉贝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逐渐理解了日本外交官所做答复的真正含义——掌握决定权的是日本军方，而不是大使馆。日本大使馆秘书福田笃泰曾这样告诉拉贝：“日本军方要破坏这座城市，但我们大使馆将尽力阻止他们。”事实上，南京大屠杀期间，有些日本大使馆官员曾建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直接向日本民众公开真相，舆论会迫使日本政府采取相应行动。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位日本大使馆官员要求拉贝保持沉默，并警告他：“如果你敢向报纸记者透露任何一点儿负面消息，整个日本军方都会与你为敌。”
最后，日本盟国官员的身份成了拉贝唯一的护身符，他做了现在看来难以想象的事情：他在南京城里四处巡视，试图以一己之力阻止暴行。
无论拉贝何时开车行驶在南京城内，总会有人跳出来拦住他的车，哀求他去阻止正在发生的强暴事件——通常是日本士兵正强暴当事人的姐妹、妻子或女儿。拉贝通常让这人上车，直接带他赶到强暴现场。一到出事地点，拉贝就将日本士兵从受害者身边赶跑。有一次，他甚至亲自将压在一名年轻女孩身上的日本士兵拖开。 虽然他知道这样做非常危险（拉贝在他写给希特勒的报告中说：“日军有手枪和刺刀，而我只有党的标志和字臂章。”），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止他这样做——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
拉贝在1938年1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型案件：“有位漂亮女孩的母亲朝我大喊，并跪在我面前，哭着求我帮帮她，救救她的女儿。她带着我刚一进屋，就看到一个日本士兵完全赤裸地压在一名年轻女孩身上，那女孩歇斯底里地哭喊着。我朝那个畜生大吼，用任何他能听懂的语言说：‘新年快乐！’他拿起裤子，赤着身子逃离现场。”
拉贝对南京城内发生的暴行感到无比震惊。他在街头见到许多被强奸后惨遭杀害的女性尸体，横陈在受害者已被烧成废墟的住宅附近。“日本士兵开始以3~10人为一伙，在城里四处游逛，掳掠任何能被偷走的东西。”拉贝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写道：
他们不停地奸淫妇女和女孩，随心所欲地杀死任何反抗或试图逃跑的人，甚至连那些碰巧在不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出现的人都不放过。下至不满8岁的幼女，上至年过七旬的老妪，在遭日军强奸以后，往往还会遭到最残酷的痛打和折磨。我们发现许多妇女尸体中被塞入啤酒杯，有些女尸则被插入竹竿。我亲眼见过这些受害者——我甚至曾同一些奄奄一息的人说过话，并把她们的尸体送到鼓楼医院的太平间，因此我个人相信所有相关报道都有事实依据。
拉贝走过这座他深爱的城市，满目疮痍，却几乎在每个街角都能看到亮丽的日军海报：“请相信日本军队——他们会保护你并给你食物。”
拉贝下定决心要拯救中国人的生命，竭尽所能为更多中国人提供避难之处，将自己的住处和办公室变成收容西门子雇员及其家属的避难所。拉贝还在自己家里收容了数百名中国妇女，允许她们住在自家后院的茅草棚里。为保护这些妇女免遭日本士兵强奸，拉贝还为她们开发出一套警报系统。
每当日本士兵翻越围墙进入后院时，妇女们就吹响哨子，拉贝闻声立刻冲到院内将入侵者赶走。由于此类事件经常发生，拉贝担心日本士兵会趁他不在时来强奸妇女，所以他晚上几乎不出家门。他曾向日本军官抱怨过这种情况，但他们根本不当回事。 当拉贝在后院的一间草棚中抓到一名正在强奸妇女的日本士兵时，一位日本军官只是打了那个禽兽一记耳光，并没有对他进行其他惩罚。
拉贝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其他20多位成员要保护几十万中国平民免受5万多名日军的伤害，这无异于蚍蜉撼大树，他们所能做的极为有限，但即使拉贝为此深感沮丧，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他深知需要在日本人面前隐藏自己的软弱，并用“盛气凌人的气势和力量”打击对方嚣张的气焰。
幸运的是，拉贝的纳粹党员身份使一些日本士兵在实施进一步犯罪之前有所顾忌——至少拉贝在场时如此。当地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乔治·菲奇写道：“每当有日本士兵不买账时，拉贝就会愤怒地把自己的纳粹臂章伸到他们面前，指着象征德国最高荣誉的纳粹标志，质问他们是否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一招总能奏效！” 日本士兵似乎很尊重（有时甚至很害怕）在南京的纳粹党人。尽管日本士兵会毫不犹豫地痛打美国人，拿刺刀威胁他们，甚至曾将一名美国传教士推下楼梯，但他们对拉贝及其德国同胞却表现出相当的克制。有一次，正在实施强奸和抢劫的四名日本士兵看到爱德华·施佩林的字臂章后，立即惊叫：“德国人！德国人！”然后落荒而逃。 还有一次，可能正是字臂章救了拉贝一命。一天晚上，一群日本士兵闯入他的住处，拉贝打开手电筒照向他们。其中一名日本士兵掏出了手枪，作势要向拉贝开枪，但当他意识到“向德国人开枪可能会惹来麻烦”时，就停了下来。
如果说日本人尊重拉贝，那么中国难民则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对他们而言，拉贝是拯救女儿免于沦为性奴隶、拯救儿子免遭机关枪射杀的大救星。有时拉贝的出现甚至可以在安全区引起轰动。有一次，拉贝到安全区巡视，数千名妇女扑倒在他面前，哭着恳求保护，声称他们宁愿当场自杀，也不愿离开安全区遭受日本士兵的强暴和折磨。
在恐怖的气氛中，拉贝努力让安全区的难民保持对未来的希望。住在他后院的难民妇女生产后，他会为新生儿举办小型的庆生会。每位新生儿都会得到一份礼金：男孩10元，女孩9.5元。（拉贝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解释说：“在中国，男孩比女孩更受重视。”）通常情况下，新出生的男孩会取名为“拉贝”，新出生的女孩则取名为“多拉”——拉贝夫人的名字。
拉贝的勇气和慷慨最终赢得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尊敬，甚至那些从根本上反对纳粹主义的人也很尊敬他。乔治·菲奇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为了与拉贝和在南京的其他德国人保持友谊，他“几乎也想佩戴一枚纳粹臂章了”。 连对纳粹主义深恶痛绝的罗伯特·威尔逊医生也在写给家人的信中为拉贝高唱赞歌：“他是纳粹圈里的一位杰出人物，通过过去几周与他的密切接触，我们发现他宅心仁厚，出类拔萃，实在很难将他的崇高人格与他对‘元首’希特勒的推崇联系在一起。”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左上），德国工程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纳粹成员，1937~1938年管理安全区的财务。（彼得·克勒格尔供）
约翰·马吉（右上），圣公会牧师，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作为业余电影摄制者，马吉录下了金陵大学医院的很多重要影像。（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供）
刘易斯·史迈士（左上），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他还是《南京“战争损害”研究》的作者。
欧内斯特·福斯特（右上），圣公会牧师，国际委员会的秘书之一。（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供）
詹姆斯·麦卡伦（中），美国基督教传教会成员，也是安全区的重要人物，开着救护车穿行在南京城中把病人从家中接到医院。（基督门徒历史学会供）
威尔逊·普卢默·米尔斯（左下），长老会传教士，第一个提出创立南京安全区的人。（安吉·米尔斯供）
乔治·菲奇（右下），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行政主任，曾把他本人和约翰·马吉的南京大屠杀影片送出了南京城。（伊迪丝·菲奇·斯瓦普供）
南京唯一的外科医生
罗伯特·威尔逊——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城内唯一的外科医生。（约翰·拉贝的资料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供）
威尔逊工作的金陵大学医院内的场景。日本士兵在这个十几岁的男孩身上浇上汽油，然后点火，将他的脸烧焦了。（约翰·马吉供）
威尔逊医生检查一位遭到轮奸的受害者，她的头被日军严重砍伤。在一座废弃的校舍里，两名日本士兵砍了她10刀，其中手腕上1刀、脸上1刀、背上4刀、脖子上4刀，致使肌肉上的伤痕深至脊柱。（约翰·马吉供）
这个14岁的男孩被日本士兵囚禁起来，不给饭吃。当他乞求回家时，日本士兵用铁条对其进行猛烈抽打。（约翰·马吉供）
南京是罗伯特·威尔逊的出生地和童年成长的地方，所以一直在他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当几乎所有外科医生都离开南京时，威尔逊选择留下来并不令人吃惊。威尔逊生于1904年，从小生长在一个卫理公会传教士家庭，他的家人曾在南京创立过许多教育机构。他的舅舅约翰·福开森是金陵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父亲是一名牧师，并在南京的一所中学任教；她的母亲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希腊学者，精通好几种语言，在南京经营一所教会子弟学校。少年时代，威尔逊甚至曾跟着赛珍珠学习几何学，赛珍珠后来因其中国题材的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威尔逊在良好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并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他17岁就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大学毕业后，他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高中教了两年拉丁文和数学，后来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毕业后在纽约的圣卢克医院做见习医生，并同医院的一位护士长恋爱并结婚。但是，威尔逊没有选择在美国发展事业，而是认定他的未来在自己的故乡南京。1935年，威尔逊带着新婚妻子回到南京，在金陵大学医院悬壶济世。
对于威尔逊而言，初回南京的两年或许是他们一生中最富田园风情的美好时光。那时，他们的生活节奏舒缓而迷人——与其他传教士夫妇共进晚餐，去外国大使馆参加高雅的茶话会和招待会，去配有私人厨师和佣人的乡间别墅聚会。每天晚上，威尔逊阅读中国古文，并在私人家教的指导下扩展中文知识。他还在每个周三下午打网球。有时，他会和妻子一起去湖边，在小船上进餐，泛舟湖上，穿行于红莲盛开的水巷之间，呼吸着沁人心脾的芬芳。
然而，战争粉碎了威尔逊一家在南京安宁闲适的幸福生活。七七事变之后，为了防范日军发动毒气攻击，南京市民开始戴着防毒面具上街，并随身携带着化学溶剂和层层纱布。 1937年8月，日军开始轰炸南京，威尔逊的妻子马乔里带着襁褓中的女儿伊丽莎白登上一艘炮舰，并安全抵达了江西庐山的牯岭镇。但是威尔逊还是担心，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的话，他的妻子和爱女会被饿死，于是坚持要她俩回到美国。威尔逊太太遵从丈夫的意愿，回到纽约的圣卢克医院工作，将孩子交由她的母亲照顾。毫无疑问，威尔逊医生本人则会继续留在南京。60年后威尔逊太太回忆说：“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中国人是他的同胞。”
1937年秋天，为了排遣寂寞，威尔逊搬到赛珍珠前夫洛辛·卜凯家中，很快卜凯家中就高朋满座：外科医生理查德·布雷迪、基督教联合会的传教士詹姆斯·麦卡伦以及后来加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其他人。同威尔逊一样，他们大多已送妻儿离开南京。
当病患较少时，威尔逊经常给家人写信。他在大部分信件中描述了遭日军轰炸后南京市民的惨状，比如炸弹在一个女孩身后爆炸，结果把她的臀部炸掉了。 他从战争受伤者身上取下成堆的炸弹碎片和子弹，他讥讽地写道，这足够在战争结束之前开“一家相当规模的博物馆了”。
尽管知道日军会无所顾忌地轰炸医院，威尔逊仍然坚持上班。9月25日，南京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次空袭。尽管楼顶涂着巨大而醒目的红十字标志，中央医院和卫生部还是难逃厄运。 日军向它们投掷了两枚重达1 000磅的炸弹，这些炸弹在距离100名医生和护士藏身的防空洞仅50英尺的地方爆炸。
威尔逊尽一切可能减少医院引起日军飞机注意的危险，他在医院的窗户上挂上厚厚的黑色窗帘，以防日军飞行员发现房间内的灯光。 但南京城内谣言满天，说有间谍在夜间用红色和绿色的信号灯为日军飞行员标示重要的轰炸目标。在一次空袭中，有一个陌生人潜入医院，手持一个带有红色灯罩而非普通的绿色或黑色灯罩的手电筒，当他试图打开一扇为防止毒气渗入而一直紧闭的窗户时，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当这个陌生人向一位中国飞行员病人询问关于中国轰炸机的飞行高度与轰炸范围等一系列不同寻常的问题时，进一步引起人们的不满。
秋天即将结束，威尔逊发现自己的工作负荷过于沉重。需要医治的病人数量骤增，不仅有在日军空袭中受伤的平民，还有来自上海前线的中国伤兵。在上海和芜湖之间的医院里，住着大约10万名中国伤兵。 一列列满载伤兵的火车将他们丢在南京北郊的下关车站。有些人躺在车站的地板上奄奄一息，有些人则漫无目的地在南京街头踉跄而行。从伤病中康复的士兵又返回前线，而那些因伤致残的士兵只领到2美元的抚恤金，就被打发回家。 大多数士兵回家的路途都非常遥远，极少有人拥有足够的财力和体力返回家乡。上千名中国伤兵被上级抛弃后，在上海——南京一带陷入困顿不堪的境地，他们无依无靠，或瞎或跛，伤口因感染而不断溃烂，最终只能沦为乞丐。
随着局势日益恶化，医院的职员越来越少。中国医生和护士都已逃离南京，加入了数十万南京居民向西迁移的洪流。 威尔逊尽力劝说他的同事们不要离开，坚称南京陷落后在军法管制下没什么可害怕的。然而，他最终没能说服他们留下来。 到了12月的第一个周末，金陵大学医院里仅剩下三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C·S·特里默和一名中国医生。 当另一名外科医生理查德·布雷迪因其小女儿在牯岭镇病重而离开后，威尔逊成为南京城内唯一一位随时都要做截肢手术的外科医生。 威尔逊在1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这简直是特大新闻，在这座遭战火蹂躏的城市中，我竟然是唯一的外科医生。”
一周以后，威尔逊险些丢掉性命。12月13日的下午，威尔逊打算给一位在爆炸中眼睛严重受伤的患者做一个精密的手术。为了保住另一只眼睛，威尔逊必须把受伤眼睛的残余部分清除干净。手术进行到一半，威尔逊正在摘除眼球时，一发炮弹在离他只有50码的地方爆炸，震碎了玻璃窗，弹片洒得满屋都是。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威尔逊注意到护士们都吓得“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并且想知道是否要继续手术。“当时我们显然别无选择。”威尔逊写道，“任何眼球摘除手术都没那么快完成。”
到12月13日傍晚，日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古都南京。威尔逊看到日本国旗在城内四处飘扬。 第二天，日军开始接管南京的医院。日军闯进收容中国军队的主要医院——位于外交部内、由已成立红十字会地方分会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管理，并将几百名中国士兵困在里面。 日军严禁医生进入医院，也不允许提供食物给伤兵们。后来这些伤兵被押出医院，遭到日军有计划的射杀。日军以这种方式控制了四所红十字医院中的三所之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只能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金陵大学医院。
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几天，威尔逊目睹了日本士兵在南京城内四处放火，大肆劫掠。他看到日军洗劫了金陵大学医院，并为无力阻止这些盗窃行为而深感沮丧，真想对那个试图抢夺护士相机的日本士兵“飞起一脚”。 威尔逊还看到日本士兵在大街上焚烧一堆乐器，心中暗想他们大肆破坏中国人的财物，可能是打算以后强迫南京人购买日货。
威尔逊甚至还目睹了日本士兵对他自己家的洗劫。当他冒险回家查看受损情况时，当场抓获三名正在他家抢劫的日本士兵。他们已经闯进阁楼，砸开一只大箱子，并把里面所有东西都倒在地板上。威尔逊进来时，其中一人正盯着一只显微镜查看。这三名士兵一看到威尔逊，立即冲下楼梯，窜出房门逃走了。威尔逊写道：“最大的侮辱发生在二楼，一名日本士兵在离马桶不到一英尺的地面上排下一堆粪便，并拿了一条挂在房间里的干净毛巾盖在上面。”
但是，与他在城内目睹的强奸和屠杀相比，这些抢劫实在不值一提。威尔逊作为战时外科医生，对各种战争暴行已经司空见惯，但日军残暴和野蛮的程度却让他无比震惊。
12月15日：对平民的屠杀骇人听闻。我可以一口气写上好几页，记述日军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奸和暴虐行为。
12月18日：今天的南京是但丁《神曲》中地狱篇的现代版，鲜血与强暴是这一篇章的关键词。今天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数以千计的强暴案，暴行、淫欲和各种野蛮行径似乎永无休止。起初，我尽力对日本人表示友好，以避免惹怒他们，但后来我的笑容逐渐消失了，眼神变得同他们一样冷漠无情。
12月19日：穷人的所有食物都被偷走了，他们饱受惊吓，处于歇斯底里的恐慌状态。这种局面何时才能结束！
12月24日：日本人告诉我们现在还有2万名中国士兵留在安全区（没人知道他们从哪里得来的这些数据），他们要把这些人都找出来杀掉。那意味着城内所有18~25岁的健壮男子都是他们的怀疑对象。难道他们一点儿都不为自己的残忍感到羞愧吗？
到1937年年底，威尔逊给家人的信中开始有了宿命论的味道。“唯一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情况不可能更糟了。”他在12月30日写道，“城中已经被他们杀得没有那么多人可供继续屠杀了。”
威尔逊和其他人经常看到日军把中国士兵围拢在一起，将他们射杀后，把尸体填到躲避空袭的地洞里，使之成为集体坟墓。 但威尔逊听说，许多中国人被杀并非因为他们对日军构成威胁，而是因为他们的尸体有某种实际用途。南京陷落之后，中国军队先前修建的用来阻挡日军坦克的大壕沟都被日军用中国士兵的尸体填满了。当日军找不到足够的士兵尸体填塞壕沟以使坦克通过时，他们便枪杀附近的居民，并把他们的尸体也扔进壕沟。 告诉威尔逊这一事件的目击者用借来的相机拍摄了照片，以证实自己的说法。
要阻止屠杀，威尔逊所能做的非常有限。他遇到的日本士兵通常会明目张胆地摆弄他们的武器——将子弹上膛或退出，以恐吓他和其他外国人。 威尔逊充分意识到，日本人随时都有可能在背后向他开枪。
威尔逊在南京看到的极恶劣的情景之一是，日本士兵在街上对十几岁的少女实施的大规模轮奸，这一幕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日本士兵让一群15~18岁的少女排成一排，整个团的日本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在泥地上强暴她们。一些少女因大量出血而死，另一些则事后不久便自杀身亡。
医院里的情景甚至比大街上还要触目惊心。威尔逊看到的景象令他痛彻心扉：肚破肠流的妇女被送进急诊室；有的男子被烧得焦黑，面目严重损毁，日军原本打算将他们活活烧死；还有无数威尔逊无暇付诸笔墨的恐怖景象。威尔逊告诉妻子，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头部几乎被砍掉的妇女，脑袋挂在脖子上摇摇欲坠的样子。 “今天早上来了另一位处境悲惨的妇女，她讲述了自己的恐怖经历。”一位医院的志愿者在1938年1月3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这名妇女的受害情况：
她是被日本士兵抓到一家日本医疗机构的五名妇女之一，她们白天为日军洗衣服，晚上则被他们强奸。其中两位妇女每天晚上被迫满足15~20个日本士兵的兽欲，最漂亮的那个妇女每晚要遭受40个日本士兵的蹂躏。到我们这里来就医的这位妇女先前被3名日本士兵带到偏僻无人的地方，他们企图将她的头砍掉。日本暴徒已经把她脖子上的肌肉全都切断，但没能砍断她的颈椎。她假装死去，后来才挣扎着来到医院，成为又一位日军暴行的见证人。
威尔逊对病患遭受的痛苦与磨难感同身受，同时他也被一些病人顽强的意志所震撼。他在1938年新年写给家人的信中讲述了一位幸存者难以置信的经历，一位29岁的妇女住在南京城南的一个小村庄里，当中国士兵将她的房子烧毁后，她被迫带着5个孩子徒步向南京逃亡。黄昏时，一架日军飞机俯冲下来，用机关枪朝他们扫射，一颗子弹击中了这位妇女的右眼并从颈部钻出来。她当场昏死过去，第二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血泊中，孩子们正在她身边哭泣。她身体太虚弱，抱不动最小的孩子，只好将这个只有3个月大的婴儿留在一座空房子里。然后，她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竟然带上另外4个孩子，挣扎着向南京走去，最终成功到达了医院。
威尔逊和其他留在医院工作的志愿者坚守岗位，直到身体几近崩溃才肯休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本来可以利用来自城外的医疗援助，但日军不允许医生和其他医疗志愿者进入南京。因此，仅由20多名受困南京的外国人组成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需要承担起照顾病人和管理安全区的重担。为保护医院免遭日军破坏，他们轮流值班，确保每天24小时至少有1名外国人值守。其中一些人因劳累过度而病倒，身受伤风、感冒和其他疾病的折磨。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城仅有的另一位西方医生特里默曾发高烧达39摄氏度。
金陵大学医院很快就成为另一处难民营，因为威尔逊拒绝让无处可去的病人出院。确实可以出院的病人则由外国人护送，以确保他们能够平安返家。詹姆斯·麦卡伦充当起医院的司机，开着一辆没有上漆、仓促拼装的救护车，在南京城内四处运送病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还记得，在开车送病人回家时，疲惫不堪的麦卡伦为保持清醒常常拿冷毛巾擦脸。但是，当冷毛巾也无法提神时，麦卡伦就咬舌头以保持清醒，一直咬到舌头出血。
当时南京城里几乎没有人像威尔逊那样忘我地在医院拼命工作。当大规模屠杀和强暴案件逐渐减少时，其他几位医生每个周末都会去上海度假，以缓解压力。但威尔逊仍然不知疲倦、夜以继日地为病人做手术，一刻也不停歇。 近60年后，幸存者仍然记得他无私的奉献精神，提及威尔逊，他们都会满怀崇敬之情。有人详细描述了威尔逊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以及成功为他实施手术的过程。威尔逊的手术是免费的，因为极少有患者付得起医疗费用，然而这些手术却使威尔逊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他的家人相信，到最后他完全是靠着卫理公会教徒的虔诚信念和对中国的热爱，才有勇气挺过了南京大屠杀的煎熬。
南京的活菩萨
明妮·魏特琳——“南京的活菩萨”。（艾玛·莱昂供）
威廉明娜·魏特琳，大多数人称她为明妮·魏特琳，当时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的主任和院长，是南京大屠杀开始后的几周里留在南京城内屈指可数的西方女性之一。多年以后人们仍然怀念她，不仅因为她曾奋勇保护数千名中国妇女免遭日军蹂躏，还因为她保存的日记非常珍贵。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日记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描绘了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位目击者的精神世界，因而会像《安妮日记》一样为世人认可。
魏特琳是一位铁匠的女儿，1937年时，她已经51岁。魏特琳在伊利诺伊州西科尔镇的一个小农场长大，母亲去世6年后，她被送给邻居抚养。魏特琳在邻居家受到的待遇并不比仆人或农场工人好，甚至在数九寒天也要出去照看牲畜。尽管幼时贫苦，但魏特琳还是设法完成了学业，并于191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魏特琳年轻时身材高挑、美丽端庄，有一头深色长发。她开朗大方，吸引了众多追求者。但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时，她就决定终身不嫁。她加入了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来到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在那里的一所女子中学当了7年校长，并学会了中文。后来魏特琳来到南京，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职。
显然，魏特琳在南京生活得非常愉快。回到伊利诺伊的家乡时，她会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中国的文化、人民和历史。她送给家人蚕茧，教他们烹饪并享用中国美食。她在日记里对南京的美景赞赏不已。 魏特琳热心园艺，不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处种植玫瑰和菊花，还去参观中山陵的花房，到明孝陵附近弥漫着桃李芬芳的小路上漫步。
1937年夏天，魏特琳与朋友们去海滨避暑胜地青岛度假时，听说有个日本士兵在北京城南几英里的地方失踪了。这一事件引发了中日两国军队在该地区的几次战斗。魏特琳的一位朋友有感而发，悲观地评论说，1914年在萨拉热窝只有两个人被暗杀，却最终引发了造成1 100多万人死亡的战争。
但南京陷落前，魏特琳仍然拒绝随其他美国人一起撤离南京，于是美国大使馆借给她一面长达9英尺的崭新的美国国旗，将其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绿草如茵的院落中央，以保护学校免遭日军轰炸。 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还给了魏特琳和其他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一些长绳，以便在危急时刻结成绳梯使用，并告诉他们一旦载着大使馆官员的帕奈号离去，中国守军关闭城门后，他们逃走的唯一希望就是利用绳梯翻越城墙了。
然而，魏特琳根本没有时间考虑逃跑。当学院的大多数教员都逃离南京后（大部分人抛弃家园，逃到上海、成都等城市），魏特琳成了学院的代理院长。她不辞辛劳，将校园改造成收容女性难民的避难所，并帮助中国伤兵撤离该地区。 为掩盖伤兵们的军人身份，魏特琳利用学校的焚化炉将他们的军事文件和军装全都烧掉。她指挥众人将学校的家具搬到阁楼，清空保险柜，打扫干净宿舍，并将贵重物品用油纸包好藏起来。与此同时，她组织人员制作了安全区的标志、袖章和海报，并分发给志愿者。魏特琳还找裁缝又制作了一面美国国旗，这面国旗更大，长达21英尺，但裁缝却无意中犯了个错误，将带有星星的蓝底布料误缝在了国旗左下角，而非左上角。
12月的第二个星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向妇女和儿童开放。 成千上万人涌入，每天都有上千名难民穿越南京城来到学院。 许多人疲惫不堪，精神恍惚，饥肠辘辘，到达安全区难民营时只带着随身衣物。 “从早上8点半一直到晚上6点，除午饭时间外，我都站在学校大门口看难民们不停地涌进来。”她写道，“许多妇女脸上都带着惊恐的神情，因为昨晚南京城经历了恐怖的一夜，很多年轻女性被日本士兵从家中抓走了。”
魏特琳允许年轻女性和儿童自由进入校园，但她恳请年老的妇女留在家里，以便为更多年轻妇女留出地方。 但几乎没有人听从她的建议，大多数人向她哀求说自己只需在草地上占有一席之地。截至12月15日夜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中的难民人数已经膨胀到3 000多人。
12月16日，日本士兵袭击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午10点，100多名日本士兵闯入校园，在各幢建筑中搜查藏匿的中国士兵。他们要求将每扇门都打开，如果不立即交出钥匙，手持斧头的日本士兵随时准备将门劈开。一想到日本士兵可能发现藏在楼上地理系办公室的几百件棉军服，魏特琳的心立即沉了下来，但幸好有间挤满了200多名中国妇女和儿童的阁楼转移了日本士兵的注意力。（后来魏特琳将这些军服全都埋了起来，以防被日军发现。）
那天，日军两度到校园里抓捕校工，并打算将他们拖走。魏特琳大喊：“他们不是士兵！是苦力！”这才将他们救下，否则他们必死无疑。 后来魏特琳才知道，那天日军至少在校园里架起6挺机关枪，还安排了更多日本士兵在校外把守，他们随时准备向任何试图逃走的人开枪。
那天晚上，魏特琳在街上看见许多妇女被日军用卡车拉走，并听到她们绝望的呼救声。一辆卡车载着8~10名女孩从她身边经过时，魏特琳听到她们尖声叫着：“救命！救命！”
1937年12月17日，情况变得更糟了。随着日本士兵潮水般涌入南京城，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的妇女越来越多。“这景象太令人心碎了！”魏特琳写道，“筋疲力尽的妇女和惊恐万状的姑娘们，拖儿带女，长途跋涉，带着被褥和少量衣服来到这里。” 她想，如果有人能有时间把每个进入校园的难民的故事（尤其是那些将面孔涂黑、头发剪短的姑娘们的遭遇）都写下来就好了。妇女们源源不断地赶来，一个个眼中满是惊恐，在安置她们的过程中，魏特琳听说日本士兵强奸下至12岁的幼女、上至60岁的老妪，甚至还以刺刀威胁，强奸孕妇。她为此苦恼不堪，从早到晚忙碌不停：为难民安排食物，指引男性难民到安全区的其他难民营，并随时准备将出现在校园任何地方的日本士兵赶走。
但是，一天晚上的遭遇却让魏特琳猝不及防。当时两名日本士兵用力拉拽中央大楼的门，要求魏特琳立即把门打开。魏特琳坚称她没有钥匙，而且里面根本没有藏匿中国士兵，其中一名日本士兵不仅扇了她一记耳光，还打了站在她身边的一名中国男子。接着，又有两名日本士兵抓了学校的三名校工，并将他们捆起来带走。魏特琳跟他们来到学校门口后，发现日本士兵强迫一大群中国人跪在路旁。日本士兵要求与院长谈话，当得知魏特琳正是院长时，便要求她去辨认跪在地上的每一个人。有名男子上前说了句话，要求帮助魏特琳辨认，却遭日本士兵重掴耳光。
在这严峻的时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三位成员驱车赶来，他们分别是基督教青年会秘书乔治·菲奇、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刘易斯·史迈士和长老会传教士W·普卢默·米尔斯。日本士兵要求他们三人站成一排，并搜查他们身上是否带有枪支。突然，他们听到了妇女的尖叫和哭喊声，发现日本士兵正将一群妇女从学校的侧门拖出去。魏特琳直到这时才明白，先前的整个审问过程不过是日军声东击西之计，一部分日本士兵在大门口纠缠住学校的外国人，另一部分日本士兵则到校园中搜寻可供强暴的妇女。“我永远都不会忘掉这一幕！”她一边回忆当时的愤怒和无助一边写道，“一大群中国人跪在路旁，玛丽、陈夫人和我则站在一边，枯叶纷飞，寒风哀鸣，被抓走的妇女哭喊着远去。”
此后的几个月中，魏特琳时常发现自己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的唯一守护人。日本士兵不断前来骚扰难民营，不是将男人抓去处决，就是将妇女抓到慰安所。有时，他们招募军妓的伎俩厚颜无耻。有一次，日本士兵开着卡车到校园难民营，明目张胆地索要姑娘。 不过，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偷偷摸摸地将妇女绑架回去以供强奸。日本士兵常常趁着夜色翻过竹篱，或者砸开侧门或后门，进入校园随意抓捕妇女。
1938年1月1日，魏特琳救下了一名被日本士兵拖到图书馆北面竹林中的少女。 有好几次，魏特琳的英勇行为差点儿让她送命。许多日本士兵在她面前“既凶狠又不可理喻”，常常向她挥舞沾满鲜血的刺刀。 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极具挑衅性，常常对我怒目而视，有时甚至手持匕首盯着我。”有一次，当魏特琳试图阻止日本士兵抢劫时，其中一个士兵竟拿枪对准了她。
在与日军交涉过程中，魏特琳偶尔也会犯错。正如拉贝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被日军蒙蔽把难民交给他们处决一样，魏特琳也曾被他们欺骗，将无辜的妇女交到日军手里。12月24日，魏特琳被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与一名日本高级军官及年龄较大的中国翻译会面，他们与魏特琳讨论日本军队需要妓女之事。魏特琳后来在日记中记录了此次会面：“他们要求从1万名难民妇女中挑出妓女，并声称一共需要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能够为日本士兵开办一家正规的、有执照的慰安所，那么这些士兵就不会侵犯无辜的良家妇女了。”
不可思议的是，魏特琳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也许她在这件事上别无选择，也许她真的相信了日本人的鬼话，认为一旦日本慰安所里有了妓女，日本士兵就不会再来骚扰难民营里的小女孩和良家妇女了。无论魏特琳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可以确信她当时是在压力之下做出这种决定的。日军在校园的难民营中搜寻妓女时，魏特琳在一旁等候着。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名妇女。至于他们是如何分辨出这些妇女为妓女的，魏特琳在日记中没有说，但她却提到日军对这一结果很不满意，因为他们确信一定还有更多妓女藏在安全区的某个地方。魏特琳写道：“当一群接一群的女孩前来问我，日本人是否还会从她们这些正派女孩中挑选另外79人时，我只能告诉她们，如果我有能力阻止，是不会允许他们那样做的。”
南京陷落一周以后，日军开始有计划地对安全区的活动进行管理。日军宪兵司令发布了一份12月24日起开始生效的公告，要求所有南京市民必须从日军的发证办公室领取“良民证”。“良民证”不许代领，没有“良民证”者禁止在南京城内居住。日军在街道上张贴公告，通知市民去登记，否则将面临被处决的危险。
12月28日，男性居民的登记工作开始进行。他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排成四排，领取表格后前往校园东北角的一座房子，日本士兵在那里记录他们的姓名、年龄和职业。魏特琳注意到，前来登记的男子主要是老人和残疾人，因为大多数年轻人要么已经逃离南京，要么已被日军杀害。 在前去登记的人中，更多男子被当作前士兵抓走了，留下老人和妇女跪在安全区负责人面前，哭着请求他们救出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有几次安全区负责人成功救出一些人，但他们也注意到，日本军官对他们的干预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愤恨和不满。
日军对前来登记的男子人数非常不满，于是决定利用恐吓的办法迫使民众就范。12月30日，他们宣布，所有第二天下午2点之前仍不来登记的人将被枪毙。“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唬人。”一位传教士就这一事件写道，“但普通市民却被吓坏了。” 第二天一早，大批男子乖乖出现在登记区，许多人甚至凌晨3点就起床，以确保能排上队。日军严厉的威胁引起民众极大的恐慌，截至1938年1月14日，日本当局至少成功登记了16万人。
接下来对妇女的登记开始了。12月31日上午9点，数千名妇女聚集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楼前，听一位日本军官向她们训话。该军官讲的是日语，然后由翻译帮他译成中文。魏特琳在日记中回忆着他们的讲话：“你们必须遵守古老的婚姻习俗，你们不要学习英语，也不要去剧院。中国和日本必须合二为一。” 训话结束后，妇女们排成两列纵队，经过为卖大米而搭设的货架，并领了票。魏特琳发现，日本士兵像赶牲口一样驱赶着这些妇女，看上去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有时他们甚至将印章盖在这些妇女的脸上。 哪怕仅仅想到登记的后果，有些妇女就已被吓出病来，日本士兵还强迫她们在记者和摄影师面前强颜欢笑，显出高兴的样子。
在魏特琳看来，日军在很多情况下登记中国妇女不过是想全面搜寻最有吸引力的强暴对象罢了。就在登记妇女的第一天，他们就仔细审查了安全区的一些妇女，并试图将她们带走。他们挑选出20个女孩，说她们肯定是妓女，因为她们烫着卷发或者穿得太好了。但这些女孩后来都被释放了，魏特琳后来写道：“因为有位母亲或其他什么人能够为她们提供担保。”
登记结束后，日军便试图取缔安全区。 他们要求所有人1月底前离开安全区，回到自己家中。他们将2月4日确定为难民离开安全区的最后期限。 期限一到，日军就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检查，要求留在这里的妇女和女孩离开。
魏特琳告诉他们，她们不能离开安全区，因为她们要么来自其他城市，要么家园已遭焚毁，日本人则声称日军宪兵队会承担保护她们的责任。魏特琳对他们的承诺持怀疑态度，甚至一位跟随这些日本人前来传达信息的中国翻译也悄声告诉魏特琳，他认为年轻妇女离开后并不安全，应该继续让她们留在安全区。
然而，庞大的难民人数最终让魏特琳觉得越来越难以招架。数百名妇女涌进走廊，过道上水泄不通，还有更多妇女在外面的草坪上过夜。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科学会堂的阁楼上也住了1 000多名妇女，魏特琳的一位朋友注意到：“在寒冬腊月，这些妇女一连几星期都肩并肩地睡在水泥地面上！每一级水泥台阶就是一位妇女的容身之处——这些台阶长度不过4英尺！有些人为能够在化学实验室的桌子上拥有一块栖息之地而心满意足，水管和其他设备的妨碍对她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严重损害了魏特琳的身体健康，但她每天所承受的精神折磨远甚于身体所遭受的伤害。“啊，上帝，请控制一下今晚城内日本士兵的残忍兽行吧……”她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日本妇女知道日军的各种暴行，她们该会多么羞愧啊！”
在沉重的压力之下，魏特琳依然打起精神安慰别人，重新唤起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她如此了不起的举动令人印象深刻。当一位老妇人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红十字会的厨房取一碗米粥时，发现粥已经没有了，魏特琳立即将自己正在吃的粥送给她，并对她说：“你们中国人不用担心，日本一定会战败，中国不会灭亡。” 还有一次，她看到一个小男孩为保证自身安全，戴着象征日本的太阳袖章时，魏特琳责备他说：“你没必要佩戴这个太阳标志。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还没有灭亡。你要记住自己佩戴这玩意儿的日子，永远都不要忘记。” 魏特琳一再激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永远都不要失去对未来的信念，她对他们说：“中国还没有灭亡，而且永远都不会灭亡。日本注定要失败。”
魏特琳废寝忘食地努力工作，难民营的人都看在眼里。一位中国幸存者回忆说：“她从早到晚都无暇小憩，她时刻保持警惕，一旦有日本士兵闯入……她就竭尽全力把他们赶出去，然后去找他们的军官，请求他们不要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犯下如此邪恶的罪行。” 另一位幸存者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目击报告中写道：“据说她曾被凶残的日本士兵打过好几个耳光，我们都很为她担心。大家都努力安慰她。但自始至终，她都意志坚定，大无畏地为保护中国妇女而战斗。”
安全区的管理工作让人心力交瘁，体力透支也就罢了，精神上也饱受折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纳粹党人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说，他在街上见到了太多尸体，因而很快就遭受与此相关的梦魇折磨。 但在令人难以置信的险恶处境中，安全区最终还是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以下是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实：
· 抢劫和纵火导致食物极度匮乏，许多难民只能吃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内挖到的紫苑和秋麒麟草之类的野菜，或者靠从城内其他地方采来的蘑菇为生， 甚至安全区负责人也因食品不足而挨饿。他们不仅通过施粥场向难民提供免费食物，还直接将食物送到难民营，因为安全区的许多中国人惊恐万分，根本不敢迈出住所半步。
· 安全区的大多数负责人都是温文尔雅的读书人，没有与大批强奸犯、杀人犯和街头流氓打交道的经验。然而，当时他们在南京甚至会充当起保护警察的角色，而且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如勇士般投入战斗：将中国男人从刑场救出，将日本士兵从中国妇女身上踢开，有时甚至纵身跳到机关枪和大炮跟前，阻止日军开火。
· 在此过程中，许多安全区负责人险些被射杀，他们有的遭到日军殴打，有的被拿着军刀或刺刀的日军砍伤。例如，在试图阻止一名日本军官将误认为是中国士兵的平民带走时，金陵大学农业工程系教授查尔斯·里格斯遭到毒打。该军官恼羞成怒，“三次以刺刀威胁里格斯，最后在他心脏部位狠狠重击了两拳”。 贝德士教授也曾被持枪的日本士兵威胁过。 罗伯特·威尔逊在试图将一名爬到三位女孩床上的日本士兵赶出医院时，另一名士兵拿枪对准了他。 还有日本士兵真的向詹姆斯·麦卡伦和特里默开过枪，所幸没有打中。 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的一名学生被日本士兵绑走后，贝德士到日本宪兵司令部打听这名学生的下落时被日本人猛推下楼梯。 有时，甚至纳粹党人如佩戴护身符一般佩戴的字臂章也不管用，日军照样会袭击他们。约翰·拉贝曾经记载，1937年12月22日，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和一名叫哈茨的德国人在试图救一个被酒醉的日本士兵刺伤喉咙的中国人时遭到袭击。哈茨举起一把椅子进行自卫，而克勒格尔最后却被绑起来毒打一顿。
贝德士
· 安全区总共安置了二三十万中国难民——留在南京的中国人几乎有一半人口都在安全区。
根据后来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研究，这一统计数字令人不寒而栗。在大屠杀发生之前，约有一半原南京居民逃离南京。留下来的人中有一半惨遭屠杀。（南京陷落后，城里的难民、本地居民和中国士兵有六七十万人，其中大概35万人被杀。）
如果说有一半人口在大屠杀最猖狂时逃到了安全区，那么另一半（几乎是没有进入安全区的全部人口）很可能都死在了日军手里。
[1] 吴天威：《让全世界都知道南京大屠杀》，第 16 页。
[2] 安吉 · 米尔斯给作者的信，1997 年 2 月 16 日，在她的家族档案中，米尔斯发规一份约翰 · 拉贝在 1938年 2 月 28 日的讲话的复本，是在上海外国基督教青年会对一群西方人士讲的。在讲话中他说：“米尔斯先生是最初想到创建安全区的人，我可以说我们组织的源头会在平塘乡三号找到（据安吉·米尔斯说，这个地址是洛辛·布克的房子。在南京大学附近，此间有 9 个或 10 个美国人住在这儿）。由于我的美国朋友们的聪明才智，委员会得以建立，他们是：米尔斯先生、贝茨先生、斯迈思博士、菲奇先生、索恩先生、马吉先生、福斯特先生和里格斯先生；更是由于他们的辛勃工作，委员会才得以在我们所居住的这种恐怖环境下，如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地运作。”
[3] 《美国‘帕奈’ 号的沉没》。《中心冲突的一些片断（ 1937 年 7 月―12 月）》第 11 章，由美国海军亚洲舰队指挥官 W·A·安格文（海军陆战队）的记录编纂而成，1938 年 12 月，上海，海军作战部部长办公室，海军情报处。将军信札，1929-1942 年。美国国家档案馆，《帕奈号事件》，海军作战部部长办公室记录，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的记录，1882-1954 年，情报处―使馆海军武官的报告，1886 年-1939 年，美国国家档案馆； “美国‘帕奈’号的爆炸，出自 E·拉森先生与诺曼·阿利先生的会谈，1937 年 12 月 31 日 ，美国国家档案馆；米尔登· 詹姆斯，《乘客讲述的 ‘帕奈’ 号恐怖时刻》，《芝加哥每日新闻》， 1937 年 12月 13 日，A·T· 斯蒂尔，《记者笔下的中国战争恐怖： ‘帕奈’号遇难者在日本战火下的整整半个小时：南京的屠杀和劫掠时代》，《芝加哥每日新闻》， 1937 年 12 月 17 日。伯格米尼，第 24-28 页。
[4] 作者电话采访马乔里·威尔逊。
[5] 艾丽斯·蒂斯代尔· 霍巴将：《南京的城墙之内》，第 207-208 页，纽约，1928。
[6] “德国驻华大使馆 ” ，德国外交报告，1938 年 1 月 15 日，第 214 页起， “国家历史档案馆 ” ，台北。
[7] 约翰·拉贝早期生活的细节来自作者与拉贝孙女厄休拉·莱因哈待之间的通信。以及来自德国柏林西门子公司的档案。
[8] 拉贝关于南京暴行的记录可以在他给阿道夫 · 希特勒的报告中发现，标题为“ 南京上空的敌军飞机， ” 复本现存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和德国资料文库。本部分消息的材料和引文均来自于这份报告。
[9]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给日本大使馆的信，l937 年 12 月 27 日，所附报告标题为‘南京的局势 ” ，1938 年 1 月 25 日，情报部，使馆海军武官的报告，1886-1939 年，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的办公室记录，1852-1954 年，海军情报办公室，美国国家档案馆。
[10] 菲奇：《我在中国的八十年》，第 101 页。
[11] 《南京安全区档案》，第 56 页。
[12] 《南京安全区档案》，第 2 页。
[13] 引自约翰·拉贝给福田德康的信，1937 年 12 月 15 日，美国国家档案馆。
[14] 乔治·菲奇，1937 年 12 月 14 日的日记，《我在中国的八十年》再版本，第 106 页。最初的复本之一能在美国的中国舰队司令官 C · F · 杰夫斯致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信头上标着美国船瓦胡号的字样）的信上找到，1938 年 2 月 14 日，周未情报摘要，1938 年 2 月 13 日，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海军情报处，日常通信，1929-1942 年，第 5 页，美国国家档案馆。在日记中，菲奇写道：“不只是一声发自喉咙的呜咽。我们自己的整个心都被牵动了……一我是多么愚蠢啊!居然曾告诉他们日本人将会饶了他们的命!”
[15] 引自约翰·拉贝致日本大使馆的信，1937 年 12 月 17 日，附 8 号报告，标题为《南京的局势》，1938年 1 月 25 日，美国国家档案馆。这封信也可以在徐淑希编的《南京安全区档案》中见到。
[16] 拉贝致日本大使馆的信，1937 年 12 月 17 日；徐淑希：《南京安全区档案》，第 12 页。
[17] 拉贝致日本大使馆的信，1937 年 12 月 17 日，徐淑希：《南京安全区档案》，第 20 页。
[18] 拉贝致日本大使馆的信，1937 年 12 月 17 日，徐淑希：《南京安全区档案》，第 17 页。
[19]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美国国家档案馆，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京暴行的判决》，《日本侵华研究杂志》， 1990 年 11 月，第 75 页。
[20] 傅奎山对拉贝的警告，记录在约翰·拉贝的日记中，1938 年 2 月 10 日，第 723 页。
[21] 罗伯特·威迩逊给家人的信，1938 年 1 月 31 日，第 61 页。
[22] 甚至日本大使馆人员看起来也为日本军队的过激行为暗暗地高兴。当许传音碰到一个日本兵在浴室里强奸一名妇女时，报告了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在此种情况下，他看见福田“ 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副本，许传音的证词，记录来自于联合作战／占领总部，美国国家档案馆，华盛顿。
[23] 乔治菲奇日记的复本，附于使馆海军武官助理 E·G·哈根给海军作战部长的文卷后，海军部，华盛顿 ，1938 年 3 月 7 日，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海军情报处，正常通信，1929-1942 年。又见菲奇：《我在中国的八十年》，第 114 页。
[24] 《安全区内由日军造成的无秩序状况》，归档存卷 1938 年 1 月 4 日，见徐淑希《南京安全区档案》，第65 页。
[25] 《安全区内由日军造成的无秩序状况》，情报处，使馆海军武官的报告，1886-1938 年，海军情报办公 室 ，美国国家档案馆。
[26] 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1938 年 2 月 17 日，第 198 页。
[27] 菲奇《南京暴行》， 1938 年 1 月 10 日，菲奇信件。
[28] 罗伯特·威尔逊给家人的信，1937 年圣诞节前夕，第 6 页。
[29] 来自于马乔里·威尔逊（他的遗孀）处关于罗伯特·威尔逊的早期自传材料，作者电话采访。
[30] 同上。
[31] 罗伯特·威尔逊给家人的信，1937 年 8 月 18 日。
[32] 电话采访马乔里·威尔逊。
[33] 罗伯特·威尔逊给家人的信，1937 年 l0 月 12 日，第 15 页。
[34] 同上，1937 年 8 月 20 日，第 9 页。
[35] 同上，1937 年 12 月 9 日，第 35 页。
[36] 同上，1937 年，月 25 日和 27 日；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1937 年 9 月 26 日，第 33页 。
[37] 罗伯恃·威尔逊给家人的信，1937 年 8 月 23 日。
[38] 长江巡逻舰队指择官 E·J·马夸特致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信头上标着长江巡逻队舰队，美国旗舰吕宋号），周末情报摘要 1937 年 10 月 24 日，1937 年 10 月 25 日，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海军情报处，正常通信。1929-1942 年，美国国家档案馆。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1937 年 9 月 26 日和 11 月8 日，第 55 页，64 页（她记录曾有 10 万名士兵在上海地区受伤或被杀）。
[39] 长江巡逻舰队指择官 E·J·马夸特致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信头上标着长江巡逻队舰队，美国旗舰吕宋号），周末情报摘要 1937 年 10 月 24 日，1937 年 10 月 25 日，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海军情报处，正常通信。1929-1942 年，美国国家档案馆
[40] 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1937 年 12 月 5 日，第 96 页。歇内斯特和克拉丽莎·福斯特给父母的信，1937 年 12 月 7 日，欧内斯特和克拉丽莎·福斯特信件。
[41] 罗伯特·威尔逊（见证人），证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副本，美国国家档案馆。
[42] E·H·福斯特夫人报告，1937 年 12 月 2 日，自欧内斯特和克拉丽莎·福斯特信件中的书信新闻。
[43] 罗伯特·威尔逊给家人的信，1937 年 12 月 2 日。A·F· 斯蒂尔，《讲述在南京的美国人的英雄气概》。《芝加哥每日新闻》， 1937 年 12 月 18 日。
[44] 罗伯特·威尔逊给家人的信。1937 年 12 月 7 日。
[45] 同上，1937 年 12 月 14 日。
[46] 罗伯特·威尔逊给家人的信。1937 年 12 月 14 日。
[47] 德丁《日本人的暴行标志着南京的陷落》；拉贝：《南京上空的敌军飞机》；从1937 年 12 月 9-15 日路透社史密斯先生关于南京事件的一次口头报告中的一份摘录，178 号文件，1938 年 l 月 1 日，引自“德国驻华大使馆 ” ，德国外交报告， “‘ 国家历史档案馆 ” ，台北。
[48] 罗伯特·威尔逊给家人的信，1937 年 12 月 18 日。
[49] 同上，1937 年 12 月 28 日。
[50] 同上，1937 年 12 月 19 日。
[51] 同上，1937 年 12 月 15 日。
[52] 罗伯特·威尔逊给家人的信，1937 年 12 月 18 日。
[53] 同上，1937 年 12 月 19 日。
[54] 同上，1937 年 12 月 24 日。
[55] 同上，1937 年 12 月 30 日。
[56] 德丁：《日本人的暴行标志着南京的陷落》。
[57] 罗伯特·威尔逊，给家人的信，l937 年 12 月 24 日。
[58] 罗伯特·威尔逊，给家人的信，1937 年 12 月 21 日，第 6 页。作者电话采访马乔里·威尔逊；约翰·马古致“比利”署名“约翰 ” ，1938 年 1 月 11 日。欧内斯特和克拉丽莎·福斯特信件。
[59] 作者电话采访马乔里·威尔逊。
[60] 同上。
[61] J·H·麦卡勒姆 1937 年 1 月 3 日的日记。再版见《美国传教士 1937-1938 南京大屠杀见闻》；马莎 ·伦德·斯莫列编，第 39 页。
[62] 罗伯特·威尔逊给家人的信，1938 年 l 月 1 日，第 11 页。
[63] 罗伯特·威尔逊给家人的信，1938 年 l 月 1 日，第 7 页。
[64] 作者电话采访尹集钧。关于麦卡勒姆的消息来源于他在中国的研究工作。
[65] 作者电话采访马乔里·威尔逊。
[66] 关于沃特林的早期生平细节来自作者电话采访埃玛·莱昂（沃特林的侄女），1996 年 10 月 28 日。
[67] 这部分的大多数材料直接来源于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尽管她使用她自己的页码标排方式(在每一页中间的顶部)，我曾使用耶鲁神学院的页码，它标在每一页日记的右上角。
[68] 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1937 年 7 月 2 日-18 日，第 2 页。
[69] 同上，1937 年 9 月 20 日，第 27 页。
[70] 同上， 1937 年 12 月 1 日和 8 日，第 91 ， 100 页； C · F · 杰夫斯致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信头上标着“美国船瓦胡号 ” ）周末情报摘要 1938 年 2 月 13 日， 1938 年 2 月 14 日（包括传教士书信摘录），由于害怕日本人的报复，此记录未敢交给新闻界，乔治·菲奇日记（报告中役有举出名字），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海军情报处，正常通信，1929-1942 年，美国国家档案馆。
[71] 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1937 年 12 月 3 日，12 月 6 日和 7 日，第 94 页，97 页，98 页。
[72] 同上，1937 年 10 月 6 日，第 41 页。
[73] 明妮·沃特林，《在一个难民营里共享“丰富人生 ” 》， 1938 年 4 月 28 日，耶鲁神学院图书馆。
[74] 给父母的信，也许来自福斯特，1937 年 1O 月 4 日，自欧内斯特·福斯特和克拉丽莎·福斯特信件。
[75] 793.94/12060，第 9114 号报告，1937 年 12 月 11 日，密报，国务院正常记录，美国国家档案馆。
[76] 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1937 年 12 月 15 日，第 111 页。
[77] 同上。
[78] 同上 1937 年 1 么 2 月 16 右日，第 112-113 页。
[79] 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1937 年 12 月 16 日，第 113 页。
[80] 同上，1937 年 12 月 16 日，第 114 页。在她的日记中，沃特林记录妇女尖叫着“Giu Ming ” ，但是对这种中国式的表达求助更精确的翻译是“救命 ” 。
[81] 同上，l937 年 12 月 17 日，第 115-116 页。
[82] 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1937 年 12 月 17 日，第 117-118 页。
[83] 同上，1937 年 12 月 27 日，第 130 页。
[84] 《关于恐怖的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来源（1985 ）》， 第9-10 页。
[85] 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1938 年 1 月 1 日，第 137 页。
[86] 同上，l937 年 12 月 18 日，第 119-120 页。
[87] 同上，1937 年 12 月 24 日，第 127 页。
[88] 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1937 年 12 月 24 日，第 127 页。
[89] “南京的局势”1938 年 l 月 25 日，情报处，使馆海军武官的报告，1886-1939 年，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办公室，1882-1950 年，海军情报办公室，美国国家档案馆；胡华玲《在南京暴行下的中国妇女》，第69页。
[90] 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1937 年 12 月 28 日，第 131 页。
[91] 菲奇：《我在中国的八十年》，第 117 页。
[92] 约翰·马吉给妻子的信。1937 年 12 月 31 日，戴维·马吉的档案。
[93] 徐淑希：《南京安全区档案》，第 84 页。
[94] 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l937 年 12 月 31 日，第 135 页。
[95] 同上，1938 年 1 月 4 日，第 141 页。
[96] 同上，1938 年 1 月 6 日，第 144 页。
[97] 同上，1937 年 12 月 31 日，第 135 页。
[98] 欧内斯特·福斯特，1938 年 1 月 21 日的信，欧内斯特和克拉丽莎·福斯特信件。
[99] （作者不明，但可能是刘易斯· 斯迈思》， 1938 年 2 月 1 日的信。
[100] 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1933 年 2 月 4 日，第 183 页。
[101] 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1937 年 12 月 18 日。
[102] （汉口路 145 号身份不明的作者）， 1939，年 2 月 12 日的信，欧内斯特和克拉丽莎·福斯特信件。
[103] 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l937 年 12 月 16 日，第 114 页。
[104] 许志庚：《非常之南京大屠杀；目击者们的证词》（台北，1993)，第 56-57 页。
[105] 同上，第 60 页。
[106] 胡华玲：《明妮 ·沃特林小姐：南京大屠杀中蒙难的中国人民的活菩萨》，《中美论坛 11 》，第 1 号（1995 年 7 月）， 20；《陷都血泪录》，引自《关于恐怖的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来源（1985 ）》。
[107] 舒璇采访电影制作人吉姆·卡尔普；吉姆·卡尔普的个人档案副本，旧金山。
[108] 《陷都血泪录》，第 16 页；胡华玲：《明妮 ·沃特林小姐：南京大屠杀中蒙难的中国人民的活菩萨》第 18 页。
[109]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南京毁灭的日子》，没有公开的报告，1938 年 1 月 13 日，彼得·克勒格尔的档案。
[110] 妮·沃特林 1937-194 咚 0 年的日记，1938 年 3 月 4 日，第 208 页；。关于落蘑茹，见作者采访刘风华，1995 肠年？7 月 29 日，中国南京。
[111] 易斯 S·c·斯迈思致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德康，附件第 l 号标题为“南京的局势 ” ，1938 年 1 月 25日，情报处，使馆海军武官的报告，1882-1939 年，海军作战都副部长办公室记录，1882-1950 年，海军情报处办公室，美国国家档案馆。
[112] 姆斯·麦卡勒姆日记，l937 年 12 月 30 日，耶鲁神学院图书馆。
[113] 淑希《南京安全区档案》，第 24 页。
[114] 安全区内由日军造成的无秩序状况》，情报处，使馆海军武官的报告，1886-1939 年，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办公室记录，1882-1954 年，海军情报办公室，美国国家档案馆。
[115] 约翰·马吉日记中给他妻子的一封长信，1937 年 12 月 19 日，戴维·马吉的档案。
[116] 安全区内由日军造成的无秩序状况》，情报处，使馆海军武官的报告，1886-1939 年，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办公室记录，1882-1954 年，海军情报处办公室。美国国家档案馆。
[117] 约翰·马吉致“比利 ” （署名“约翰”)，1938 年 l 月 11 日，欧内斯特和克拉丽莎·福斯特信件。
[118] 约翰·拉贝日记，l937 年 12 月 22 日，第 341-342 页。
[119] 《南京毁灭的日子》，克里斯蒂安 ·克勒格尔陈述其意见，认为在 12 月 12 日有 20 万-25 万难民进入安全区；迈纳·瑟尔·贝茨（关于克里斯蒂安在南京工作的最初报告，邵子平档案印证说数宇为 25 万 ）；许传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中估计有 30 万难民进入安全区，当时他负责该地区的房屋安排事宜；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副本，美国国家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