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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六章 世人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
关于南京大屠杀，世人并非完全被蒙在鼓里；随着事态的发展，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不断传播给世界各地的民众。早在南京陷落前的几个月，众多派驻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就报道了日军对南京的空袭。1937年12月初，随着日军不断逼近这座在劫难逃的城市，记者们每天都提供最新、最真实的报道，包括战况、兵燹、中国守军最后阶段的撤退以及国际安全区的建立等。令人吃惊的是，在南京大屠杀的初始阶段，日本的报纸也刊登了大量照片，展现了日军将中国人围捕并处决，河边成堆的尸体等待处理，以及日本士兵之间进行杀人竞赛等场景，甚至还有日本记者为此深感震惊的评论。
很显然，在国际舆论介入报道之前，日本政府对大屠杀前几天的情况深感自豪。攻陷南京的消息传到国内之后，日本举国欢庆。在东京，人们特意准备了庆祝胜利的“南京面条”
，全国各地的儿童参加夜晚游行时手提球形的纸灯笼，里面点上蜡烛，象征日本旭日东升的辉煌。只是到了后来，日本将美国帕奈号炮艇击沉以及大肆屠杀南京居民的消息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之后，日本政府才匆忙粉饰其军队的所作所为，并试图用战争宣传取代真实的报道。幸有几位美国记者的努力，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很快就不得不面对丑闻带来的舆论压力。
美国记者
当时，对西方舆论影响最大的是三位美国记者：《纽约时报》的弗兰克·提尔蔓·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阿奇博尔德·司迪尔和美联社的C·耶茨·麦克丹尼尔。这三位记者都具有冒险精神。时年29岁的德丁 是一位来自休斯敦的记者，他通过为一艘货轮擦洗甲板和冲洗绞车，得以免费乘船从美国来到中国。初到上海时，他为一家英文报纸工作，不久之后转投《纽约时报》，报道中日战争的新闻。司迪尔是一位资深记者 ，曾报道过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及亚洲战事不断蔓延的新闻。麦克丹尼尔或许是三人中最勇敢的一位 ：在南京大屠杀之前，他曾驱车穿越乡间战线，在其“发现战争”的调查过程中险些被炮弹炸死。
德丁、司迪尔和麦克丹尼尔在大屠杀发生几天后就离开了南京，但就在这短短几天内，他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不仅撰写了非常精彩的报道，刊登在美国极负盛名的各大报纸的显著位置，而且加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努力拯救中国民众的生命。
南京大屠杀迫使这些记者跳出中立观察者的角色，成为这场战争悲剧的全面参与者。有时，他们因保护中国民众免遭日本侵略者的迫害而成为自己新闻报道中的主角。例如，麦克丹尼尔就曾担负起保卫美国大使馆的中国雇员的责任。南京大屠杀期间，大部分中国人都非常恐惧，以致不敢外出取水，于是麦克丹尼尔就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打满一桶桶井水，然后不辞辛劳地运回大使馆给这些中国雇员喝。 他还设法帮这些雇员寻找失踪的亲人（通常只能找回他们的尸体），并将试图闯入美国大使馆的日本士兵赶走。
这些记者甚至还曾试图救助显然已无生还希望的人，哪怕只是给那些即将离世的人一丝安慰。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德丁看到一名下颌已被炸掉的中国士兵躺在人行道上，身上鲜血直流。这名士兵朝他伸出一只手，他上前握住。“我不知道该把他送到哪里去，或者该做点儿什么。”德丁几年后回忆说，“茫然中，我决定为他做点儿什么。于是，我在他手中放了一张5美元的钞票。当然，这对他来说毫无用处，但不论如何，我总觉得应该为他做点儿什么。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12月15日，大部分记者离开南京去上海编发新闻稿，他们在南京度过的最后一天极为恐怖。 在去往码头的路上，他们需要开车从挹江门下几英尺厚的尸堆上碾过，当时已有野狗在啃食这些尸体。后来，他们在等船时看到日军将上千名中国男子排成一行，并强迫他们一批批跪下，然后瞄准后脑勺将他们逐个射杀。在处决这些中国人的过程中，这些日本士兵抽着烟，笑容满面，似乎非常享受整个过程。
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在乘驱逐舰前往上海之前在南京多待了一天。12月16日，即他滞留在这座被摧毁的城市的最后一天，他看到了更多的尸体，并遇到一长队双手被捆的中国男子从他身边走过。其中一人挣脱出来，跪在地上乞求麦克丹尼尔救他一命。“我无能为力。”麦克丹尼尔写道，“我对南京最后的记忆就是死去的中国人、死去的中国人、死去的中国人。”
新闻短片制作人
南京附近还有两位短片制作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拍下了日军轰炸帕奈号的情景。 当时环球公司的诺曼·艾利和福克斯公司的埃里克·莫耶尔恰好也在船上，他们拍摄到了那次轰炸行动的绝佳镜头。虽然他们在轰炸中侥幸生还（在这场空中轰炸和机关枪扫射中，艾利只是被划伤了一根手指，帽子被子弹打了个洞），但另一位记者就没那么幸运了。意大利记者山德罗·桑德瑞在跟随艾利登上帕奈号的旋梯时，被一块弹片击中后脑，几小时后去世。
艾利和帕奈号上的其他幸存者一起躲入江边的芦苇丛中，他以为日军会追到岸上来将他们全都杀掉，于是将自己和莫耶尔的胶片用帆布包起来，埋入泥中。后来胶片被完好地挖出来并送到美国，其中关于本次轰炸的一部分短片镜头曾在全美各地的影院放映。
帕奈号被炸沉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其程度远甚于对发生在南京的大规模屠杀和强奸的反应 。12月1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称，他对轰炸帕奈号事件感到“震惊”，并要求日本昭和天皇立即赔偿。 几天之后，当疲惫不堪的幸存者终于回到文明世界时，民众的反应更加激烈。这些幸存者裹着毯子或被子，或披着破衣烂衫，他们满身污秽，瑟瑟发抖，有些人依然惊魂未定，有些人已经奄奄一息。 他们的遭遇连同照片一起很快就出现在美国所有的主要报纸上，并配以“日军空袭整整一小时后的帕奈号幸存者”和“南京的烧杀抢掠”之类的标题。当艾利和莫耶尔拍摄的短片在影院放映后，进一步激起了美国民众的愤怒之情和反日情绪。
日本人的危机控制
外国记者离开南京后，日军立刻封锁了整座城市，禁绝其他记者进入。12月15日，乔治·菲奇亲眼目睹了封锁开始阶段的情况，那天他开车送几位记者出城到江边，以便他们乘坐一艘开往上海的炮艇。当菲奇驱车从下关返回南京时，一名日本哨兵在城门前将他拦住，坚决禁止他返回城内，甚至陪同菲奇的日本驻上海大使馆馆官员冈村先生也无法说服哨兵放他们进城：“在日本，大使馆根本拿军方没有办法。” 最后，冈村只好乘车到日军司令部为菲奇领取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当日本人最终允许少数外国人进入南京时，他们会严密控制外国人的行动。1938年2月，日本人允许几位美国海军军官在南京上岸，但他们必须乘坐日本大使馆的汽车，并由日本大使馆的代表陪同在侧。 直到4月，日军最高司令部仍然不允许大部分外国人自由进出南京。
为了掩盖日本军方令人作呕的暴行，日本甚至阻挠他国外交使节重返南京。但事实证明，他们最终未能成功掩盖真相，尤其是瞒不过德国人和美国人。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外国情报
希特勒政府很快就了解到日本人阻挠他国外交官重返南京的动机。“我之前所做的报告中的猜测已经得到证实，日本人拖延我们返回南京的时间，是为了防止任何官方人士目睹他们实施的种种暴行。”一名德国外交官在1938年1月给柏林的报告中写道，“根据留在南京的德国人和美国人的说法，日本了解到外国代表重返南京的意图之后，立刻在南京进行了紧张的清理工作，从而销毁大规模屠杀无辜平民和妇女儿童的证据。”
美国政府也知道日本试图掩盖的事实。日本人曾用一套机械密码保护外务省的高层外交电文，但美国陆军信号情报处的密码专家1936年破译了这套密码，并为其取了“RED”这一代号。 因此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情报部门得以截获并破译日本的东京领导人及其驻华盛顿代表之间的秘密通信。1937年12月26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给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发去一封电报，强调了拖延美国外交人员重返南京的必要性。该电报写道：“如果他们真的返回南京，从本国侨民那里得到关于我国军队行为的负面报告，并将这些控诉传回他们国内的话，我们将会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因此，我们认为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拖延他们返回南京的时间不失为最好的策略。即使这样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但也比引发现场冲突要好得多。”
然而，当时美国政府并没有向民众披露他们所知道的一切，甚至还为日本试图掩盖真相的新闻审查提供了帮助。例如，环球公司的诺曼·艾利拍摄了53卷关于日军飞机轰炸帕奈号的百尺胶卷，但在影片被送到电影院放映之前，罗斯福总统要求他将大约30英尺的内容剪辑掉，剪掉的这段影片拍下了好几架日军轰炸机几乎贴着帕奈号甲板对其进行扫射的画面。尽管剪掉的部分可能是整部影片中最精彩的镜头，而且无疑也是对日本政府最有力的谴责，但艾利最终还是同意删剪。 《帕奈号事件》（The Panay Incident）一书的作者汉密尔顿·达比·佩里认为，罗斯福此举意在接受日本的借口，即相信对帕奈号的轰炸纯属误会，而非故意为之。毫无疑问，美国政府急于就这次轰炸与日本达成经济赔偿和外交和解等方面的协定，而剪掉的30英尺影片如果播出将使这种努力成为泡影。
日方的宣传
日本试图影响舆论的做法是其惯用伎俩。早在南京大屠杀之前，美国情报机构就曾获取过标有“绝密”字样的日本宣传计划，试图在美国进行有利于日本的宣传。 日本政府还拥有一笔巨额预算资金，用于收买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在美国的主流报纸和电台做有利于日本的宣传，以及制作印有亲日内容的手册和传单等。
然而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公共关系灾难时却仍然试图掩盖真相，这在今天看来简直荒唐可笑。日本人非但没有采取措施整肃军队纪律，反而调动一切资源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企图在某种程度上掩盖这场世界历史上最血腥的大屠杀。
首先，日本媒体宣称南京城内一切安好。1937年12月30日，罗伯特·威尔逊医生听说，日本新闻机构同盟通讯社报道称，南京居民已经开始返回家中，城内一切正常。威尔逊写道：“如果这就是有关南京的全部报道的话，当真实情况得以披露后，必将引起轩然大波。”
接下来，日本政府批准了为日本游客精心安排的南京之旅。同盟通讯社的报道发表一周以后，一艘载满日本观光客的商船从上海抵达南京。乔治·菲奇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观光：“他们被人小心翼翼地引领着，穿过少数几条刚刚清理掉尸体的街道，优雅地将糖果分给中国儿童，甚至还拍拍这些惊魂未定的孩子的头。” 一些妇女陪同日本的商务代表游览了南京，而菲奇注意到，他们看起来“极度自满，同时也为日本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不过他们当然对真实的情况一无所知——我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不知道实情”。
1938年1月，日本的新闻记者来拍摄南京的相关画面，以便在日本及世界其他国家发行。元旦前夜，日本大使馆召集各个难民营的中国管理人员开会，告诉他们第二天要在城里举行“自发的”庆祝活动。 他们勒令中国人制作数以千计的日本国旗并带着上街游行，借以展示南京居民欢呼雀跃迎接日本军队的画面，并拍成影像。日本摄影师还在南京拍摄了中国儿童接受日本军医救治，以及从日本士兵手中接过糖果的镜头。刘易斯·史迈士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照相机在场，这种场景根本不可能出现。”
日本虚假宣传最无耻的案例是1938年1月8日刊登在由日本人控制的上海《新生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标题为“南京气氛和谐，形势进展喜人”，声称“皇军进城后，将刀剑入鞘，伸出仁爱之手检查和治愈病人，为饥饿者送上食物，为生病者提供医疗服务”。
男女老少纷纷向皇军跪拜，以表达敬仰之情……大批群众围拢着太阳旗和红十字旗下的日本士兵，高呼“万岁”，表达着他们的感激之情……日本士兵和中国儿童相处融洽，正愉快地玩着溜滑梯。南京成为举世瞩目的首善之地，到处洋溢着和平共处、安居乐业的气息。
日本企图以弄虚作假的方式掩盖南京大屠杀，更引发了传教士的怀疑，这从他们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詹姆斯·麦卡伦在1938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
现在，日本人正试图诋毁我们在安全区所做的努力。他们恐吓和威胁可怜的中国人，使他们拒绝相信我们的话……有些中国人甚至愿意证明所有的劫掠、强奸和焚烧都是由自己的同胞干的，与日本人无关。有时我觉得我们在同疯子和白痴打交道，而令我惊讶的是，我们所有的外国人都经受住了这场磨难，活了下来。
乔治·菲奇在1938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看了几份在上海发行的日本报纸和两份《东京日日新闻》。这些报纸告诉人们：早在12月28日，南京的商店就已迅速开门，恢复正常营业；日本人同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合作，共同赈济贫苦的难民；在城里打劫的中国人已经肃清；南京已经恢复和平与秩序！如果不是因为整个事件的悲剧性质，这些谎言简直让人忍俊不禁。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日本人一直向外界散布的典型谎言。
《读者文摘》转载了乔治·菲奇的另一篇日记：
1938年3月，东京的一家政府电台向世界发布了这条消息：“在南京造成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暴徒已被抓获并处决，他们是蒋介石部队中胸怀不满的中国士兵。现在一切都已恢复正常，日军正在赈济30万难民。
刘易斯·史迈士在1938年3月8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
日本报纸最新的消息称，他们已经发现了11名中国武装强盗，他们是南京一切坏事的元凶！唉，如果他们每人都能够在两星期内、每天都日夜不停地强奸100~200名妇女，并携带报道所称的5万美元逃逸，那这些中国人也未免太强悍了……
散发传单是日本人实施虚假宣传的另一种方式。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飞机向南京民众空投了不计其数的传单。例如，上面写着：“所有返回自己家中的中国良民都会得到食物和衣服。那些未被蒋介石军队的魔鬼所愚弄的中国人，日本愿意做你们的好邻居。” 这些传单上还印有彩色图画：一名英俊的日本士兵怀抱着一个中国儿童（一位观察家评论说“犹如基督一般”），孩子的母亲跪拜在他脚下，感谢他送来的几袋大米。根据乔治·菲奇的说法，日本人撒下这些传单的当天，确实有数千名中国人离开难民营，返回已成废墟的家中。
日军还在自己曾经酿成惨剧的房屋外墙或附近张贴色彩鲜艳的海报。其中一幅海报上画着一个日本士兵将一个中国小孩抱起来，同时把一桶米递给孩子的母亲，把糖和其他食品递给孩子的父亲。一位德国外交官在报告中描述这幅海报：“一位英俊而富有爱心的日本士兵手拿厨具，肩上扛着一个中国小孩，孩子贫穷老实的农民父母满怀感激地望着士兵，一家人其乐融融，多亏了这位好叔叔。”海报的右上角写道：“回家去吧！我们会给你们饭吃！信赖日军，可得救助！”
与此同时，日本还在南京和上海举办招待会和媒体活动，以此转移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注意。1938年2月初，一位日军将领曾邀请他国外交代表出席日本大使馆在南京举办的茶话会。这位将领在茶话会上吹嘘说，日本军队以纪律严明闻名于世，在日俄战争和九一八事变期间，军队没有发生过一起违纪事件。他说，即使日军出于某种原因在南京犯下暴行，那也只能是因为中国人在某些外国公民的煽动下对日军进行抵抗的结果。这显然是暗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但奇怪的是，这位将领的话与其在同一场演讲中的言论相矛盾，他之前曾承认，在向南京挺进的途中，日军曾因找不到任何可吃或可用的东西，而将愤怒发泄在中国人身上。
然而，他国外交使团并未被日本媒体的伎俩愚弄，他们对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纵火、强奸和屠杀等暴行并非一无所知。1938年2月中旬，日本在上海举办了一场军队音乐会，参加的还有艺妓和摄影记者。但一位德国外交官注意到，就在这一欢庆活动进行的同时，一位11岁女孩的母亲为保护自己的女儿免遭日本士兵强奸，而被烧死在屋内，住房也遭焚毁。
安全区负责人的反击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竭尽所能地对日本密集的宣传攻势进行反击。在大屠杀开始的最初几天里，安全区负责人借助弗兰克·提尔蔓·德丁、阿奇博尔德·司迪尔和C·耶茨·麦克丹尼尔等美国记者的帮助。但当这些记者们离开南京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就只能自食其力了。此后日本政府开始禁止其他记者进入南京，如《芝加哥论坛报》的马克斯·科佩宁就曾被挡在南京城外。当意识到他们的行为不再受世界媒体监督之后，日军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暴行。
但是，日本政府低估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开展宣传活动的能力。安全区负责人的一大共同特质是他们在文字表达方面都接受过出色的训练 ，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能言善辩的作家和演说家。各位传教士都曾在美国和欧洲最好的大学接受教育，成年后将其大部分岁月都奉献给了布道、撰写文章和基督教的巡回演讲；国际委员会的许多教授还曾出版过自己的著作。此外，作为一个团体，他们非常善于同媒体合作。早在南京陷落之前，他们就通过南京的电台广播发表演讲，或在通俗报刊上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最后，传教士们还拥有另一个日本人始料未及的优势：他们终其一生都在追索“地狱”的真正含义。于是在南京发现了真正的地狱之后，他们便毫不犹豫地为世界民众描述这一地狱。他们的文章笔锋犀利、证据充分，令人信服地再现了他们亲眼目睹的恐怖景象。
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已经持续了10天——这里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我们在一旁眼睁睁看着日军抢走赤贫者的最后一点儿财产——他们的最后一枚硬币、最后一床被褥（时值隆冬）以及黄包车夫的车子，却无能为力；数千名曾与你一起寻找避难所的解除武装的士兵，连同数百名无辜平民一起，从你眼前被带走，他们或遭枪杀，或者成为日本士兵练习刺刀的活靶，而你却只能听到他们被射杀的枪声；上千名妇女跪在你面前歇斯底里地哭喊，请求你解救她们免遭日本禽兽的追捕和蹂躏；眼睁睁看着本国国旗屡遭撕扯和侮辱，自己家园横遭洗劫，自己深爱的城市和打算为之奉献终身的机构遭到有计划的蓄意焚毁——这是我做梦都不曾想象过的人间地狱。
我要讲述的是一个可怕的故事，但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也不知道该以何结束。我之前从未听闻如此野蛮的暴行。强奸！强奸！我们估计每天晚上至少会发生1 000起强奸案，甚至光天化日之下也会屡屡发生。受害者只要稍有反抗或不从，就会被刺刀捅死或遭枪杀。我们每天都可以记录数百起类似的案件。人们已经变得歇斯底里，每当有外国人出现，他们就跪下来磕头，乞求帮助。那些被怀疑为士兵的人连同其他人一起被带到城外，遭集体枪杀，每次有数百人，甚至数千人……即使难民营里那些最贫穷的难民也屡遭抢劫，直到他们最后一分钱，甚至最后一件衣服、最后一床被褥都被夺走……每天的任何时间，不论上午、下午还是晚上，都有妇女被日本士兵带走。
关于这些恐怖案件，我想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有数十万件。实在太多了，最后使人变得麻木，几乎不会再为此感到震惊。简直无法想象，现代世界居然会有如此残暴的人存在……似乎只有“开膛手”杰克这种罕见的疯子才会干出这种事。
对日军暴行的生动描述不仅出现在安全区负责人的日记中，还出现在他们的信件和报告里。这些信件和报告经多次复制和打印，以便亲朋好友、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都能收到。在寄送描述大屠杀的文件时，安全区负责人通常会恳请收件人，如果出版的话不要透露作者姓名，以免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遭到报复或被驱逐出南京。马吉牧师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请务必谨慎处理这封信，一旦将它发表，我们可能会被驱逐出南京，这对南京的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他解释说，日本人对外国人离开南京“求之不得”，但之后就不再允许他们回来。
最后，安全区负责人的坚持、勤奋和谨慎终于获得了回报。乔治·菲奇的日记最先被带出南京，并在上海引起“轰动”。
为了让读者有心理准备，安全区负责人有时会在文件的序言中加以提醒。菲奇在其日记出版之前写道：“我要讲述的绝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故事；事实上，它会令人非常不快，因此我建议胃不好的人最好不要读，因为这则故事中包含的罪恶和恐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它讲的是一伙灭绝人性、穷凶极恶的野蛮罪犯对一群和平、友好、守法的人民进行劫掠和屠杀的故事……我相信这种恶行在现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不出所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引起了美国民众的质疑。当一篇题为“南京劫难”的文章在《读者文摘》上刊出后，一位订阅者给编辑写信说：“真不可思议，你们居然相信这种东西，这明显是拙劣的宣传，让人不禁想起上次战争期间向公众灌输的虚假消息。”
所幸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不仅有文字记录，还有相关的影像资料，因此他们几乎无法抵赖。约翰·马吉当时有一台业余摄影机，他拍下了金陵大学几位卧床不起的受害者。他们的惨状令人过目难忘：几位被烧得面目焦黑、身体遭到严重损毁的男子，日军原本打算将他们活活烧死；一位搪瓷店职员的头部被日军用军刀严重砍伤，入院6天后，他脑部的脉搏跳动依然清晰可见；还有一位遭日军轮奸的受害者，她的脑袋几乎被日本士兵砍掉。
尽管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乔治·菲奇最终仍将影片胶卷偷偷运出中国。1938年1月19日，菲奇获准离开南京后，乘日本军用火车前往上海。在火车上，他和“一群臭名昭著的日本士兵”挤在同一节三等车厢。
可以想见，当这些揭露日军暴行的书面报告、照片甚至影片出现在全世界的媒体上之后，日本军方领导人该是何等恼火。因此，很多安全区负责人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他们相信，如果日本人确信自己能够逃脱罪责的话，一定会将他们统统杀掉。许多人在自己的住宅周围设置预防他人擅自闯入的障碍物，天黑后除非两三个人结伴，否则不敢贸然外出。他们中有人（乔治·菲奇）怀疑日本人已经悬赏取他的脑袋。
[1] 其里斯一铃木：《昭和》，第 34 页。
[2] 弗兰克·蒂尔里·德丁与作者的电话访谈。1996 年 1 月。
[3] A·T·斯蒂尔文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
[4] C·耶茨· 安克丹尼尔：《战地记者日记中描述的南京恐饰》，《芝加哥论坛报》， 1937 年 12 月 18 日。
[5] 第一位揭露大屠杀全部真相的美国记者是阿奇博尔德 · 斯蒂尔。当新闻记者登上瓦胡号，29 岁的德丁未能用无线电发出任何消息，因为发报员说这违反条例。但斯蒂尔还是设法发出了他的报告。数十年后，德丁在《蒂尔曼 · 德丁先生在新闻会议上的声明―驳斥日本传媒对其南京大屠杀的报道的歪曲》中提到：“找猜他塞给了他 50 美元或别的什么!”(《日木侵华研究杂志》，1992 年 8 月，第 66 页 ）。 “我年轻，又是新手，斯蒂尔是位老手，所以他抢在我之前发出独家新渐闻。”
[6] C·耶茨· 麦克丹尼尔：《战地记者日记中描述的南京恐怖》，《芝加哥论坛报》， 1937 年 12 月 18 日。
[7] 《蒂尔曼·德丁先生在新闻会议上的声明―驳斥日本传媒对其南京大屠杀的报道的歪曲》，(《日木侵华研究杂志》， 1992 年 8 月，第 66 页）。
[8] 德丁和斯蒂尔在南京的最后一日的详情可在他们的新间报道、菲奇的日记和《蒂尔里·德丁先生在新闻会议上的声明》中找到。
[9] 麦克丹尼尔，《战地记者日记中描述的南京恐怖》。
[10] 关于诺曼·艾利和埃里克·迈耶尔拍摄进攻情况的消息，见《摄形师拍摄了许多帕奈号的照片》，《纽约时报》1937 年 12 月 29 日。
[11] 斯蒂尔《记者描述的中国战争的恐怖》。
[12] 汉密尔顿·达比·佩里：《帕奈号事件：珍珠港事件的前奏》，第 226 页。
[13] 合众社的报道，刊于《芝加哥每日新闻》，1937 年 12 月 13 日。
[14] 见《美国船帕奈号的沉没》，引自《中日战争的几个阶段》，第11 章（1937 年 7-12 月），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 W·A·安格温根据亚洲舰队总司令的记录编写，1938 年 12 月于上海，海军作战部部长办公室，海军情报处，一般函件，1929-1942 年，美国国家档案馆。
[15] 合众社的报道，刊于《芝加哥每日新闻》，1937 年 12 月 29 日，美国国家档案馆。
[16] 摘自乔治·菲奇日记，收入 1938 年 3 月 7 日助理海洋武官 E·G·哈根呈海军作战部部长的卷宗，美国国家档案馆。
[17] 1938 年 2 月 21 日，指挥官呈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信笺标明美国船瓦胡号），1938 年 2 月 20 日结束的一周情报总结，海军作战部部长办公室，海军情报处，美国国家档案馆。
[18] “红色机器 ” ，日本外交情报，1794 号，5 月 4 日翻译，美国国家档案馆。
[19] 德国驻华大使馆第 214 号文件，德国外交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德国外交官于 1938 年 1 月 9 日返回这座城市。
[20] 关于美国红色机器的情况，见戴· 卡思：《罗斯福，魔力与极端》，收入乔治 ·肯特编：《历史学家和档案保管员》。乔治 ·梅森大学出版杜，1991。
[21] “红色机器”日本外交情报，第 1171 号，美国国家档案馆。
[22] 佩里：《帕奈号事件》，第 232 页。
[23] “红色机器”日本外交情报，美国国家档案馆。
[24] 罗伯特·威尔逊的家信，1937 年 12 月 20 日。
[25] 乔治·菲奇日记，转载于《读者文摘》，1938 年 7 月。
[26] 乔治，菲奇：《我在中国的八十年》，第115 页。
[27] 《读者文摘》， 1938 年 7 月。
[28] 斯迈思夫妇 1938 年 3 月 8 日的信，耶鲁神学院图书馆。
[29] 戴维 · 马吉档案。这篇文章也可在乔治 · 菲奇日记中找到，收入 1938 年 3 月 7 日海军副专员 E · G · 哈根呈海军作战部部长的卷宗，美国国家档案馆。
[30] 詹姆斯·麦卡勒姆日记，1938 年 1 月 9 日，耶鲁神学院图书馆。转藏于斯莫利：《美国传教士南京大屠杀目击记》，第 43 页。
[31] 乔治·菲奇日记复印件，1938 年 1 月 11 日，收入，1938 年 3 月 7 日助理海军武官 E·G·哈根呈海军作战部部长的卷宗。
[32] 《读者文摘》， l938 年 7 月。
[33] 刘易斯和玛格丽特·斯迈思，给“在上帝的国家里的朋友们”的信，1938 年 3 月 8 日，耶鲁神学院图书馆。
[34] 刘易斯和玛格丽特·斯迈思，给“在上帝的国家里的朋友们”的信，1938 年 3 月 8 日，耶鲁神学院图书馆。
[35] 《读者文摘》， l938 年 7 月。
[36] “德国驻华大使馆 ” ，始于第 107 页的文件，1938 年 3 月 4 日 。 “国家历史档案馆 ” ，台北。
[37] 欧内斯特·福斯特，1938 年 2 月 10 日的信，欧内斯特和克拉丽莎·福斯特文集。
[38] “德国驻华大使馆 ” ，始于第 134 页的文件，1938 年 2 月 14 日 ， “国家历史档案馆 ” ，台北。
[39] “红色机器”日本外交情报，D(7-1269》＃1129-A，美国国家档案馆。
[40] 老约翰·吉莱斯皮·马吉，小约翰·吉莱斯皮·马吉之父，曾在加拿大皇家空军服役并写了著名的二战诗《高飞》（ “‘ 啊! 我挣脱了大地阴森的镣铐像钩／插擂上欢乐银白之翅翱翔于天空……“)
[41] 乔治·菲奇日记复印件，1937 年 12 月 24 日日记（复印件），收入 1938 年 3 月 7 日助理梅海军武官E·G·哈根里呈海军作战部部长的卷宗，美国国家档案馆。转载于菲奇：《我在中国的十八年》，第19 页。
[42] 詹姆斯·麦卡勒姆，1937 年 12 月 19 日日记（复印件），耶鲁香神学院图书馆。转载于斯莫英利：《美国传教士南京大屠杀目击者》，第 21 页。
[43] 约翰·马古给妻子的信，1937 年 12 月 31 日，戴维·马吉的档案。
[44] 约翰·马吉给“比利”的信（签名为“约翰”)，1938 年 1 月 11 日，欧内斯特和克拉丽莎·福斯特文集。
[45] 菲奇：《我在中国的十八年》 p. 92.
[46] copy of George Fitch diary, diary entry for December 24, 1937, enclosed in file from Assistant Naval Attaché E. G. Hagen to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March 7, 1938, National Archives, reprinted in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pp. 97–98.
[47] 读者文摘 (October 1938).
[48] 一般认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是唯一拥有摄像机的西方人。乔治·菲奇可能是借用这部机器拍摄了中国俘虏被抓走的镜头。约翰·马吉之子戴维·马吉仍然保存着这台他父亲当年在金陵大学医院拍摄那些镜头的摄像机。该电影的拷贝资料现在乔治·菲奇的外孙女丹耶·康登的家庭档案中、约翰·马吉的儿子戴维·马吉处和罗伯特·威尔逊的遗孀马乔里·威尔逊处。有关该电影英文解说词的摘要，参见“Deutsche Botschaft China,” document starting on page 141, German diplomatic reports, National History Archives, Republic of China.
[49] 菲奇：《我在中国的十八年》p. 121.
[50] 作者于1997年3月27日对丹耶·康登的电话采访。
[51] 同上
[52] John Magee, letter to family, January 28, 1938, archives of David Mag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