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图为狂喜的日本人在城墙上欢呼雀跃庆祝的情景。（出自《中日战争图片史》）

1937年12月13日清晨，日军坦克轰鸣着穿行在南京的街道上。（新华社供）

1937年12月12日，日本海军在南京附近的长江上炸沉了美国帕奈号炮艇，尽管上面的乘客都是外交官、记者、商人和西方国家的难民。（合众社的科尔维斯–贝特曼供）

松井石根将军进入南京城后向获胜的日军敬礼。（合众社的科尔维斯–贝特曼供）

这是日本人进行宣传的一个例子。日本人将这幅肖像画张贴在南京的各个角落——一个抱着中国儿童的和善可亲的日本士兵正给孩子感恩戴德的父母发放食品。这个张贴画鼓励南京市民：“回到家乡来！给你饭吃！信赖日本军！可得救助！”很多宣传画就张贴在刚刚发生过暴行的住宅附近。日军还用飞机散发传单，承诺“所有返回自己家中的中国良民都会得到食物和衣服。那些未被蒋介石军队的魔鬼所愚弄的中国人，日本愿意做你们的好邻居”。收到这些传单之后，数以千计的南京市民离开了南京安全区，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约翰·拉贝的资料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供）

随着日军在中国战事的推进，他们抓走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她们中的很多人遭到轮奸，或者被强行送到军方的妓院。（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局供，中国台北）

日军捆住年轻男子的手腕，用卡车将他们运到南京郊外集中处决。（日本报纸《每日新闻》）

1937年12月16日，17个日本宪兵军官正在检查一大群南京城的中国平民，这些平民被日军的大屠杀吓坏了，没有人敢进行任何反抗。（台北新闻社供）

该图片展示了南京陷落之后，日本新兵以中国俘虏作为活靶进行刺刀训练。在画面中央，一位不幸的俘虏（或许我们应该说是幸运）已经受到致命一击。在画面前端，一个日本士兵正用刺刀“轻轻地”地刺着一个被捆绑的中国人，以寻找合适位置对他进行致命一击。就该照片的真实性来说——这张照片是汉口的W·A·法默送给《展望》杂志的，据他讲这张照片是一个日本士兵拍摄的。照片的胶片被送到上海冲洗，一家日本独资店的中国雇员多洗了几张，并把它们偷偷运了出来。（合众社的贝特曼供）

这个可怜的人被蒙住眼睛靠在两根棍子上，充当日军练习刺刀的活靶子。画面中的士兵正在练习刺杀动作，甚至受害者死亡后还要对其猛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局供，中国台北）

南京沦陷后，5名中国俘虏正在南京郊外被日军活埋。这是W·A·法默送给《展望》杂志的另一张照片，是由一个日本士兵拍摄的，并被冲洗店的中国雇员“违反命令多洗了一份”后私运出来。（合众社的贝特曼供）

砍头在南京司空见惯。这张照片抓拍到受害者遭斩首的一瞬间。（新华社供）

南京遇难者令人触目惊心的头颅。（新华社供）

一个中国士兵的头被挂在南京城外的铁丝防御网上，日军还在他嘴里插了根烟蒂以供取乐。（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联合会亚洲分会供）

在南京，日军以杀戮为乐。请注意后面日军脸上的微笑。（革命文献，中国台北）

日本媒体争相报道了军方在南京附近的杀人竞赛。在这一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中，两名日本陆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南京附近进行了一场砍头比赛，看谁能最先杀死100人。《日本广知报》在他们的图片下标上醒目的标题：“百人斩杀人竞赛没有决出胜负，因为他们都超过了预先确定的上限——向井杀了106人，野田毅杀了105人。”（出自《日本广知报》）

南京市民的尸体被拖到长江边，然后抛入长江。（村濑森安供）

南京北部重要港口下关码头成堆等待处理的尸体。（村濑森安供）

日本士兵时常强迫受害者摆出各种色情姿势以供拍照，并作为强奸中国妇女的纪念。（菲奇家人供）

日本士兵将这位年轻女子绑在椅子上，以供其反复施暴。（新华社供）

南京妇女不仅遭到强奸，还遭到毁尸和其他折磨。（当代中国出版社供）

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1/3的地区被大火烧成废墟。图为日本军队放火烧毁南京郊区的一所房屋。（新华社供）

日军驶过一片遭蹂躏后的南京街区。（出自尹集钧和史咏编《南京大屠杀》）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涌入南京安全区——这是一片由少数西方人保护的免战区域。这片区域关系到南京城内留守中国人的生死存亡，安全区最后收容了30多万难民。（南京市档案馆供）

外国人也在南京城外建立了农村安全区。（欧内斯特·福斯特，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供）

约翰·拉贝，南京的纳粹英雄（赖因哈特供）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与同事们一起站在宁海路5号的安全区总部门前（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供）

约翰·拉贝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中的一页。（约翰·拉贝的资料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供）

约翰·拉贝写给希特勒的信。拉贝将这封信连同一份报告和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呈递给希特勒。几天后，拉贝就遭到逮捕并在柏林受到盖世太保的审讯。（约翰·拉贝的资料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供）

罗伯特·威尔逊——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城内唯一的外科医生。（约翰·拉贝的资料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供）

威尔逊工作的金陵大学医院内的场景。日本士兵在这个十几岁的男孩身上浇上汽油，然后点火，将他的脸烧焦了。（约翰·马吉供）

威尔逊医生检查一位遭到轮奸的受害者，她的头被日军严重砍伤。在一座废弃的校舍里，两名日本士兵砍了她10刀，其中手腕上1刀、脸上1刀、背上4刀、脖子上4刀，致使肌肉上的伤痕深至脊柱。（约翰·马吉供）

这个14岁的男孩被日本士兵囚禁起来，不给饭吃。当他乞求回家时，日本士兵用铁条对其进行猛烈抽打。（约翰·马吉供）

李秀英在与3个日本士兵的搏斗中被砍了37刀，她竟不可思议地逃过日本人的强奸并活了下来。由于搏斗时已有7个月的身孕，她在医院中流产了。她花了7个月的时间才从创伤中恢复过来。（约翰·马吉供）

明妮·魏特琳——“南京的活菩萨”。（艾玛·莱昂供）

贝德士，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1939年5月之后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供）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左上），德国工程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纳粹成员，1937~1938年管理安全区的财务。（彼得·克勒格尔供）

约翰·马吉（右上），圣公会牧师，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作为业余电影摄制者，马吉录下了金陵大学医院的很多重要影像。（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供）

刘易斯·史迈士（左上），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他还是《南京“战争损害”研究》的作者。

欧内斯特·福斯特（右上），圣公会牧师，国际委员会的秘书之一。（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供）

詹姆斯·麦卡伦（中），美国基督教传教会成员，也是安全区的重要人物，开着救护车穿行在南京城中把病人从家中接到医院。（基督门徒历史学会供）

威尔逊·普卢默·米尔斯（左下），长老会传教士，第一个提出创立南京安全区的人。（安吉·米尔斯供）

乔治·菲奇（右下），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行政主任，曾把他本人和约翰·马吉的南京大屠杀影片送出了南京城。（伊迪丝·菲奇·斯瓦普供）

1946年战犯审判期间，从很多坟墓中出土的尸骨，供中国官员查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联合会亚洲分会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