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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九章 幸存者的命运
不止一位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评论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之后正义没有得到充分伸张，受害者处于凄凉的氛围之中。当许多曾肆意蹂躏南京市民的日本人享受着日本政府的全额军队养老金和其他津贴时，成千上万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却默默忍受着（并将继续遭受）贫困、屈辱的生活，或长期承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这种对正义的颠覆主要是由冷战造成的。美国原本打算通过“清洗”参与战争的日本领导人，从而在日本施行民主。但战争结束之后，苏联违反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承诺，占领了波兰和一部分德国领土。1949年，新中国成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接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随着中国、苏联和朝鲜成为战后新的敌人，美国迅速将日本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为增强对抗亚洲共产主义的力量，华盛顿当局决定维持日本政府的稳定。美国基本保留了日本战前的官僚政治体系，并容许众多战犯逍遥法外。因此，当德国纳粹政府受到彻底审查并被取而代之、众多纳粹战犯倒台并被送交审判之时，许多日本战时高官却重新掌权并飞黄腾达。1957年，日本甚至将曾身陷囹圄的甲级战犯岸信介选为首相。
幸存者和战争索赔
与此同时，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却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在冷战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岁月中，南京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处在与国际社会隔绝的状态。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不仅断绝了与西方国家的交流，而且将许多留在南京的外国人驱逐出境，甚至连拯救了数千名中国人性命的南京安全区管理者也不例外。
1995年夏天，我成为首批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头证言留下录像资料的西方人士之一。遗憾的是，如果我能提早10年来到南京的话，我原本可以看到许多保存完好的大屠杀遗址，因为当时的南京还是保存历史遗迹的典范，许多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都还保留着。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南京经历了一场疯狂的房地产开发浪潮，大部分古代景观遭到拆毁，取而代之的是笼罩在厚厚尘雾中新落成的豪华宾馆、摩天大楼和公寓楼，以及各种工厂，甚至连著名的南京城墙也消失大半，只留下几座城门作为观光景点。
如果在探访这座富足、拥挤和繁荣的城市之前不曾了解南京大屠杀的话，我甚至会怀疑它是否真的在这里发生过，因为南京市的人口已经至少比大屠杀刚结束时多出10倍有余。然而在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与历史相联的最后的人物纽带——垂垂老矣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南京的学者引领我探访了散居在全城各地的幸存者。
我所发现的情况令人震惊且沮丧。大部分幸存者住在阴暗、肮脏的房子里，里面堆满破破烂烂的废弃物，散发着潮气和霉味。我了解到，许多幸存者在大屠杀期间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以致在之后的数十年间都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大部分人都处于赤贫状态，日本人即使给予少量经济补偿，也会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哪怕100美元的战争赔款，也能买一台空调，从而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
战后，许多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曾坚定地相信本国政府会维护他们的利益，强烈要求日本支付战争赔偿，并正式道歉。然而，这一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国际人权律师卡伦·帕克认为，尽管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政府发表过和解性声明，但从未与日本签订过任何条约，以放弃就日本的战时罪行寻求赔偿的权利。而且帕克认为即使两国政府签订过这样的条约，根据国际强行法的原则，它也不能侵害中国人民作为个体就自己战时遭受的磨难寻求赔偿的权利。
但是，我采访的大部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都不了解国际法错综复杂的相关规定，而且对他们来说，任何有关中日两国政府友好关系的新闻在感情上都是难以接受的。一位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差点儿被日军活活烤死的男子告诉我，当听到传言说中国政府已经宽恕了日本曾经犯下的战争罪行时，他忍不住失声痛哭。 还有一位妇女告诉我，她的父亲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日军处决，当她的母亲从收音机中得知日本首相访华的消息后，不禁晕倒在地。
安全区领导人后来的遭遇
同样发人深省的是许多曾组建南京安全区的外国人的命运。尽管他们为帮助在南京的中国人付出了精力、牺牲了健康，但生活和后人从未给予他们应得的回报。关于这些被遗忘的“二战”英雄，迄今没有任何出色的专著，当然更没有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引起举世关注的电影。他们的精神主要存在于从柏林到森尼韦尔的少数档案馆和藏书楼里，活在少数中国幸存者的心中，这些幸存者把他们视为拯救南京的活菩萨。
大部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都知道安全区负责人的事迹，但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最终的命运。安全区的一些负责人蒙受羞辱并被驱逐出中国，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又受到审讯和排挤，遭受了无可弥补的身体和精神伤害，甚至有人自杀。当了解到这些情况时，许多接受我采访的中国幸存者都非常难过。在这些外国英雄中，有几个人应该被视为南京大屠杀后续的受害者。
迈纳·瑟尔·贝茨和刘易斯·斯迈思的经历可以说明，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英雄主义行为是怎样因为政治目的而遭到扭曲的。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国报纸的文章把南京的美国人当成帮助日本人作孽的恶棍。刘易斯·斯迈思在一家地方报纸还看到一篇文章, 该文指责安全区的外国人把南京城拱手交给日本人，还让数千妇女任由日寇奸淫。无独有偶，另一篇文章还指责说，1937年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不仅积极响应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还用中国人民的血肉去保护他们的公司、教堂、学校和住宅” 该文作者还坚持认为，这个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是一个与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的帝国主义组织，他还引用了一个幸存者的话：“美国鬼子点完名后，便由日本鬼子进行处决”。关于日本暴行的照片旁还印着标语：“记住南京大屠杀，防止美国人让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这样的宣传使斯迈思感到震惊和害怕。他的中文老师安慰他说：“斯迈恩博士，这个城市里有10万人知道你们所做的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他在南京呆不长了。1951年，他离开了金陵大学，第二年成为肯塔墓州来克星顿神学院的教员。 贝茨也离开了南京，但却是在被拘留审查之后。 斯迈思和贝茨的遭遇与他们的一些同事比起来不算什么。大屠杀使几位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牧师约翰·马吉的儿子戴维·马吉确信， 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压力使他父亲过早地撒手人寰。其他安全区领导人也忍受了多年精神上的折磨。基督教青年会秘书乔治·菲奇的女儿伊迪思·菲奇·斯瓦甫说， 父亲由于目睹日本在南京的暴行，心理受到很大伤害，以致在进行关于大屠杀的演讲时经常记忆缺失。当乔治·菲奇在美国面对大群听众讲述中日战争时，这种情况至少出现了两次。
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也为其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他的遗孀 回忆说，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其他医生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工作节奏，每周至少去一次上海以补充睡眠，但威尔逊却不顾一切地持续工作。手术消耗了他白天的大部分精力，到了晚上，日本士兵又会打扰他休息，他不时被从家里叫出来，去阻止正在发生的强暴事件。如此看来，威尔逊那时完全是靠肾上腺素维持每天的工作。最后，他的身体不听使唤了。1940年，突然发作的癫痫甚至精神崩溃迫使威尔逊返回美国，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休息了一年。他再也没能回到中国，也没有从紧张状态中完全恢复过来。在美国，威尔逊不仅长期遭受癫痫和噩梦的折磨，还出现了早上视力模糊的麻烦。
明妮·魏特琳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南京大屠杀给她造成的心理创伤远远超出了其他安全区负责人或难民当时的预料。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在成为神话的传奇背后，是一个脆弱而精疲力竭的女子，她再也没有从每天接触日军暴行所带来的情感和身体创伤中恢复过来。写于1940年4月14日的最后一篇日记透露了她当时的心理状态：“我的精力即将枯竭，再也无法推进并制订工作计划，眼前需要处理的每件事似乎都有障碍。我多希望能马上休假，可是谁来为实验课程操心呢？”
两周以后，她精神失常。在她日记最后一页的底部有一句话，无疑是其他人写的：“1940年5月，魏特琳小姐身体垮掉，她必须回到美国。” 她的侄女回忆说，魏特琳的同事送她回美国接受治疗，但在跨越太平洋的旅途中，她多次试图自杀。一位陪同她的朋友差点儿没能阻止她投海自尽。一到美国，魏特琳就被送到艾奥瓦州的一家精神病院，在那里接受了痛苦的电击治疗。出院后，魏特琳继续为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基督教联合传教会工作。她在密歇根谢泼德的家人想去看望她，但她却写信阻止，说她很快就会回去看他们。两周之后，魏特琳去世。1941年5月14日，即她离开南京一年之后，魏特琳在家中用胶带封住门窗的缝隙，打开煤气自杀。
离开南京的拉贝
接下来是约翰·拉贝的命运，多年来，他的生活对历史学家来说一直是个谜。在被召回德国之前 ，拉贝曾答应在南京的中国人，他回国后会将日本人的暴行公之于众，并争取与赫尔曼·戈林甚至希特勒会面。南京民众祈祷拉贝的报告能够促使纳粹领导人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从而阻止这场大屠杀。拉贝离开之前，一位中国医生请拉贝转告德国人，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希望与其他国家和谐相处。1938年2月，一连串挥泪饯行会之后，拉贝带着一套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拷贝，启程返回德国。此后，拉贝便音信全无，几十年来，学者们对他的下落困惑不已。
我之所以追根究底寻求拉贝的下落，有两个原因：其一，这个仁慈的纳粹分子与美国传教士一起，从日军的铁蹄下解救中国难民，这一具有反讽意味的现象强烈吸引着我，使我无法置之不理；其二，我确信拉贝回到德国后一定遇到了某些可怕的事情。毕竟，拉贝没有跟他在南京时的同事一起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恐怖的南京大屠杀作证。另外，对拉贝某位朋友的口述历史采访表明，拉贝回国后不知何故与希特勒政府发生了冲突。 但他的这位朋友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当我偶然发现这份采访记录时，他已不在人世，无法向我讲述故事的来龙去脉。
问题时时处处困扰着我。拉贝是否真的曾将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和报告呈递给希特勒？或者他（但愿不会）深深卷入了德国的纳粹机器，参与了灭绝犹太人的罪行？（鉴于他在南京的英雄行为，我强烈怀疑这一点，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也许他战后被投进了监狱。也许他音信全无的原因是，他成为被通缉的逃犯，在某个无人知晓的拉美国家了却余生。我还想知道拉贝是否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下过个人日记。但即使他确实写过日记，这些日记也有可能早已毁于战火，或许在一次空袭中化为灰烬，否则这些日记现在应该保存在档案馆里，供世人查阅。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往德国写几封信，看能否有所发现。
我有一条拉贝的重要线索：20世纪初他曾在汉堡当过学徒。也许他是在那里出生的，现在仍有家人在这座城市。我必须想办法与汉堡的某位关键人物取得联系。于是我向老友约翰·泰勒寻求帮助，他在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几乎对世界上每位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有所了解，学者们称其为“国宝”。如果这个星球上有某位研究过“二战”期间在华德国人社区的专家，泰勒很可能知道他是谁。泰勒建议我联系加州芬代尔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伯迪克，伯迪克又建议我写信给汉堡的城市历史学家，他还将一位朋友玛莎·贝基曼的地址给我，并向我保证这是一位“可爱的女士”，她不仅在汉堡有着良好的人缘，而且乐于助人。随后，我就给贝基曼写信，向她打听拉贝的情况。我还写信给汉堡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编辑，希望他能为我的研究刊登一份寻人启事。我原以为他们不会立刻回信，于是先忙其他事情了。
令我惊讶的是，贝基曼立刻就给我回信了。经过一连串的巧合之后，她已经找到了拉贝的家人。“我很高兴能够帮助你，这并非难事。”她于1996年4月26日在给我的信中写道，“首先，我写信给巴伐利亚的帕斯特·穆勒牧师，他收集了所有曾居住在中国的德国人的下落。前几天，他打电话告诉我拉贝之子奥托·拉贝博士和拉贝之女玛格丽塔的名字。”贝基曼还在信中附了拉贝在柏林的外孙女赖因哈特写给我的一张便条。
从那时起，事情的进展非常顺利。我了解到赖因哈特出生在中国，她小时候甚至在南京陷落前几个月还去过这座城市，她是拉贝最喜爱的外孙女。令我感激的是，赖因哈特对我的研究助益良多，她给我写了许多长信。通过许多手稿、照片和新闻报道，赖因哈特提供了拉贝生平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拉贝信守对中国人的承诺，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军在南京的恐怖暴行。 1938年4月15日，拉贝和妻子返回德国，并因自己的突出成就多次受到表彰。在柏林，德国国务秘书公开赞扬拉贝在中国的工作成就；拉贝还荣获红十字服务勋章。在斯图加特，拉贝获得进一步表彰，得到一枚德国银质服务勋章，中国政府还授予他一枚带有红白蓝三色绶带的钻石勋章。5月，拉贝在柏林各地演讲并放映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向德国民众揭露了日军发动的南京大屠杀，他还在西门子公司、外交部、远东协会和陆军部的大批听众面前发表演讲，介绍南京大屠杀的情况。拉贝没有获得当面向希特勒汇报的机会，于是他于6月8日给元首寄去一封信，内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拷贝和一份打印报告。
约翰·拉贝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中的一页。（约翰·拉贝的资料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供）
约翰·拉贝写给希特勒的信。拉贝将这封信连同一份报告和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呈递给希特勒。几天后，拉贝就遭到逮捕并在柏林受到盖世太保的审讯。（约翰·拉贝的资料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供）
如果拉贝曾指望获得希特勒支持他的回复，那就大错特错了。几天之后，两名盖世太保来到拉贝家中将他逮捕。当时赖因哈特也在场。那年她7岁，当时正在门口试穿一双新旱冰鞋，她看到两名官方模样的人身穿带有白色翻领的黑制服，将拉贝带上车。“外祖父看起来非常窘迫，而且那两名男子表情严峻而冷漠，所以我都没敢上前同外祖父拥抱告别。”
拉贝在盖世太保总部被审问了好几个小时。直到他的雇主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蒙对其品行进行担保，并保证他不会再公开地谈论日本后，拉贝才被释放。盖世太保警告拉贝，不得再就南京大屠杀这一主题进行演讲、讨论或写作，尤其是不得再向任何人放映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拉贝获释后，西门子公司或许出于保护他的考虑，迅速将拉贝派往国外。接下来的几个月，拉贝在阿富汗工作，负责帮助滞留该国的德国公民经由土耳其撤离。10月，德国政府退还了拉贝的报告，但没收了约翰·马吉所拍影片的拷贝。（拉贝始终不知道希特勒是否看过那篇报告或影片，但今天他的家人确信希特勒看过。）德国政府告知拉贝，他的报告被送到了经济部，政府最高层官员已经读过，但他别指望德国会因此改变对日本的政策。
接下来的几年对拉贝来说犹如噩梦，他的公寓被炸毁，苏联对柏林的占领又使他们全家陷入贫困。赖因哈特确信，他们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柏林的英占区而非苏占区。拉贝仍然零零星星地为西门子公司工作，将一些信件翻译成英文，但微薄的收入几乎难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
战争结束之初，拉贝想必遭受了一连串愤怒的指控。先是苏联人将他逮捕，他们在刺眼的弧光灯下对他审讯了三天三夜。接着他又遭英国人逮捕，他们对他严加拷问了一整天，但后来给了他一张工作许可证。（然而，该许可证对拉贝来说几乎没什么用，因为西门子公司依旧没有为他提供固定职位。）拉贝遭受的最后羞辱来自他的一位德国熟人，他告发拉贝曾加入纳粹，从而将拉贝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去纳粹化”诉讼程序；拉贝必须自己支付辩护费用，在此过程中他失去了工作许可证，并耗尽了所有的积蓄和精力。拉贝全家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饥寒交迫，为购买大豆、面包和肥皂，拉贝不得不将他心爱的中国艺术品一件件卖给美军。营养不良导致拉贝患了皮肤病，而心理和精神上的折磨则几乎毁了他的健康。在南京他曾是一个传奇人物，而在德国他却挣扎在死亡线上。
以下几段摘自拉贝的日记，透露了他1945~1946年的心理状态：
西门子公司没有工作岗位提供给我——我失业了……根据军政府的规定，我必须持标准生活保险单去斯潘道区（柏林西北部的一个区）的斯达康特银行登记。保险单上有1 027.19英镑（原本有5 000英镑），这是我多年工作的积蓄，都在宾德的格蕾特尔（即玛格丽塔，拉贝的女儿）那里。据我判断，这笔钱现在已经没有了！
上周日，我和多拉（拉贝的妻子）去了桑腾纳大街（那里有拉贝被炸毁的公寓）。有人砸开地下室的门，偷走了我的打字机、我们的收音机和其他很多东西！
现在多拉只有44公斤重了——我们已变得非常虚弱。夏天结束了——冬天会带来什么呢？我们从哪里才能获得燃料、食物和工作？我现在正在翻译田伯烈的《战争意味着什么？》（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但现在还拿不到钱，但我或许能得到一张好一点儿的食品配给卡……所有德国人都遭受着和我们一样的痛苦。
我们一直忍饥挨饿——我没什么可说的，所以也不再写什么了。除了那点儿可怜的食物之外，我们喝橡子面粥。多拉在秋天偷偷收集了一些橡子。现在，由于定量供应的食物没有了，我们只能天天吃带刺的荨麻，它的嫩叶吃起来有点儿像菠菜。
昨天，我要求去纳粹化的申请遭到拒绝。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我曾拯救过25万中国人的生命，我的申请遭到拒绝的原因是我曾短暂地担任过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以我的智力水平原本不该寻求加入该党的。我打算上诉……如果他们不给我在西门子公司工作的机会，我不知道该如何维生。因此我必须继续斗争——但我实在太累了。现在，我每天都要接受警察的讯问。
如果我曾在中国听说过纳粹的任何暴行的话，我是不会加入纳粹党的；如果作为一个德国人，我的主张与在南京的英国人、美国人、丹麦人等外国人有所不同的话，他们是不会选举我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在南京，对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来说我是活菩萨，而在德国我却成了一个“贱民”，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啊，多希望能治愈我的乡愁！
6月3日，夏洛滕堡的英占区去纳粹化委员会终于使我洗脱了纳粹的罪名。
判决如下：“虽然你曾担任纳粹党在南京地区的负责人，而且你返回德国后并没有退出纳粹组织（赖因哈特指出，这样做无异于自寻死路），但鉴于你在中国出色的人道主义工作，委员会决定支持你的请求。”
有了这个判决，精神的折磨才最终结束。很多朋友和西门子公司的负责人都祝贺我，西门子公司还让我休假，以便从压力中恢复。
今天，多拉带着我们的一个中国木偶去拜访克雷布斯博士，他时常接济我们食物，而且非常喜欢这个木偶。我们把孔先生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地毯送给了特普费尔夫人，她曾送给我们300斤土豆……
1948年，拉贝的困境传到中国。当南京市政府向市民宣布拉贝需要帮助时，引起了强烈反响，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弗兰克·卡普拉的经典电影《风云人物》的结尾。几天之内，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就为拉贝募集了1亿元，相当于2 000美元——这在1948年可不是小数目。 同年3月，南京市市长抵达瑞士，在那里购买了大量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装了四大包寄给拉贝。从1948年6月，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南京，南京市民每月都会为拉贝寄去一包食物，以表达对拉贝领导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衷心感谢。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甚至表示，如果拉贝选择回中国的话，会为他提供免费住房和终身养老金。
对拉贝及其家人来说，这些包裹无异于雪中送炭。1948年6月，南京民众收到拉贝的数封衷心感谢信，从而了解到拉贝有多么需要他们的援助，这些信件至今保存在中国的档案馆中。 拉贝收到这些包裹之前，他们全家只能采集野草做成汤给孩子们吃，大人则仅靠一点儿干面包维生。但当拉贝给南京回信时，柏林市场上甚至连面包也没有了，在此背景下，这些包裹对拉贝一家就越发珍贵。拉贝全家都非常感激南京市民提供的帮助，拉贝本人写道：这使他重建生活的信念。
《拉贝日记》的面世
1950年，拉贝死于中风。 在他去世之前，拉贝留下了他在中国工作经历的书面遗产——2000多页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材料，拉贝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精心打印、排序和装订，甚至配有插图和其他说明；这些文献包括他和其他外国人的目击报告、报纸文章、广播报道、电报和各种暴行的照片。毫无疑问，拉贝意识到了这些记录的历史价值，或许他已预计到这些资料未来将会被公之于世。拉贝去世10年后，赖因哈特的母亲在拉贝的文件中发现了这些日记，并提出把它交给赖因哈特。但时不凑巧，赖因哈特当时正怀有身孕并忙于学校的考试，更重要的是她不敢阅读日记中的恐怖内容。 赖因哈特婉拒了这一提议，于是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继承了这些文件。半个世纪以来，这些文件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甚至是德国历史学家也无从了解。
这些文件一直保密可能有多种原因。根据赖因哈特及其家人的说法，约翰·拉贝本人曾警告过他的儿子，不要向外人透露这些日记的存在。他的这种谨慎可能与他在盖世太保那里的遭遇有关。但拉贝家人不愿公开这些日记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有些家人担心他曾经的纳粹身份可能带来麻烦，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出版一名纳粹分子的文件或是宣扬他的成就（不管这些成就多么值得赞扬）在政治上都是不合时宜的。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其他纳粹成员也对自己持有的记录保持沉默。发现《拉贝日记》之后不久，我得知还有另一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纳粹日记存在，题为“南京遭劫的日子”，作者是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 克里斯蒂安活了90岁，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彼得·克勒格尔在其书桌里发现了这份日记的副本。彼得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幸好我的信来得正是时候；如果我的信早到一个月的话，他原本会告诉我他父亲只有关于这一主题的一些报纸文章。直到今天，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从未告诉过他南京大屠杀或这份日记的事情。我猜想原因可能与拉贝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寄给希特勒后遭受的厄运和迫害有关。事实上，在这本日记最后一页有一行潦草的字迹，毫无疑问出自克勒格尔之手：“与希特勒政府目前的观点相左。因此我必须谨慎处理这本日记。”
赖因哈特最终将拉贝的英雄事迹公之于世。收到我的信后，她断定这些日记值得仔细研究。她从舅舅那里借来这些资料，下定决心阅读它们。日记中所载内容的暴力程度超出了她最大胆的想象，关于日本士兵公然在大街上轮奸妇女以及中国受害者在南京被活活烧死的描述令她头晕目眩。 数月之后，赖因哈特依旧对其外祖父在日记中描述的内容感到恐惧，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向一位《人民日报》的记者吐露了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真实看法，这一看法无疑会引起争议：日军对南京受害者的折磨在残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纳粹，日军比希特勒本人还要坏得多。
赖因哈特担心向世界公布这些日记可能会受到牵累，她将这些日记视作可能破坏中日关系的政治炸弹。 但在我和邵子平先生的鼓励下，她决定公布这些日记。她花了15个小时的时间影印这些日记。 邵子平担心日本右翼分子闯入她家毁掉这些日记，或者以重金买下日记原件，于是匆忙让赖因哈特及其丈夫乘飞机飞往纽约。 在纽约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赖因哈特将日记副本捐赠给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纽约时报》最先以精彩的报道宣布了这一消息。接着，1996年12月12日，即南京陷落59周年纪念日，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彼得·詹宁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其他世界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历史学家们一致认同这些日记的价值。许多历史学家将《拉贝日记》视作证明南京大屠杀确实发生过的更有力证据，另外他们发现《拉贝日记》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是从一名纳粹党党员的视角记述的。拉贝的描述使得美国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更加可信，这不仅因为拉贝作为一名纳粹党人缺乏伪造日军暴行的动机，而且因为拉贝还在记录中将美国人的日记从英文翻译成德文，他翻译的内容与英文原文一字不差。在中国，学者们告诉《人民日报》，这些文件证实并确认了中国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现存资料。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学教授柯伟林告诉《纽约时报》：“这是一份极其扣人心弦而又令人非常压抑的叙述文献，认真描述了大量细节和戏剧性事件。它以一种极其重要的方式再现了南京大屠杀，人们可以逐日阅读每天的情况，了解发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一两百个事件。”
日本的历史学家甚至也宣布，发现《拉贝日记》具有重要意义。宇都宫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授笠原十九司向《朝日新闻》证实说：“这份报告的重要性不只在于它出自德国人之手，而德国是日本的盟国，还在于拉贝将该报告呈递给希特勒，使之意识到发生在南京的暴行。拉贝作为纳粹党在南京地区的负责人，恳求日本盟国的最高领袖希特勒干预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之大。” 千叶大学日本现代史教授秦郁彦补充说：“该报告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作为一名德国人，其国家是日本的盟国，拉贝客观地描述了南京大屠杀。就此而言，作为历史文献，该报告比美国传教士的证词更有价值。当时德国还不确定到底应该站在日本还是中国一边。然而，里宾特洛甫就任德国外交部部长后，开始促使德国同日本结盟。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拉贝却试图让希特勒了解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的勇气令人敬佩。”
[1]据作者通过电话对卡伦·帕克的采访。关于帕克对不容否定法和日本对其战争受害者的债务问题，可参看：卡伦·帕克和林恩·贝思·内伦的《不容否定法：推动人权法规的发展》，见《黑斯廷斯国际和比较法学评论》。 1989 年冬季号，第 411 至 463 页；卡伦·帕克与珍妮弗·F·丘的《对日本对二次世界战中受害者进行的赔偿》，见《黑斯廷斯国际和比较法评论》，1994 年春季号，第 497-549 页）。在一个纪念日本侵华 58 周年的研讨会上，学者们纷纷敦促中国的受害者向日本索赔。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教授唐德刚说，这些受害者具有迫使日本赔偿的优先权―这一点早在清朝时就决定了，当时，日本伙同其他 7 个国家入侵中国，向中国索要并取得了赔款。历史学家吴天成认为，依照国际法，中国的受害者有权获得赔偿；还可参阅利利安 · 吴的《战争受害者要求日本赔偿》， “中央通讯社 ” ， 1994 年 7 月 7 日 。
[2]作者对一个幸存者的采访( 应其要求略去姓名）。
[3]赛勒斯·皮克和阿瑟·罗森堡姆 1970 年 12 月 11 日和 1971 年 3 月 16 日对刘易斯·斯迈思的口头历史采记录，耶鲁神学院图书馆。
[4]该文章题目为：《迫忆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
[5]根据塞勒斯·皮克和阿瑟·罗森堡姆对斯迈思的口头历史采访记录。
[6]同上，见采访记录中“传记大要和内容概况 ” 。
[7]贝茨给作者的信，1996 年 10 月 7 日。
[8]作者对戴维·马吉的电话采访。
[9]据作者通过电话对伊迪思·菲奇·斯瓦甫的采访，还可参阅乔治·菲奇的《我在中国的 80年》，第 125页。在该书中，乔治·菲奇描述了他的记忆缺失以及拜访一位精神病专家的情形，“医生在报告中说我的大脑没有问题，使我十分宽慰，我只是神经高度疲劳，当然，我曾经度过了一段非常紧张的日子，另外，在南京那些日子里留下的可怕记忆很可能还在起作用。”
[10]作者对梅杰里·威尔逊的电话采访。
[11]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第 526 页。
[12]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中最后一页的下面有此记录。
[13]有关沃特林返回美国的旅途，她接受的电击治疗、她最后一次同家人的通信以及自杀的情况，来自作者对埃玛·莱昂的电话采访。
[14]拉贝在南京的最后日子的情况，可参看：明妮·沃特林 1937-1940 年的日记中第 199 页，1938 年 2 月21 日的记录；乔治·罗森的报告“德国驻中国大使馆 ” 。
[15]皮克和罗森堡姆对斯迈思的口头历史采访记录。
[16]马莎·比奇曼在 l996 年 4 月 26 日给作者的信。
[17]关于拉贝努力使南京暴行公诸于众及其在德国的遭遇的描写来自于厄休拉·莱因哈特在 1996-1997 年间给作者的信中。
[18]厄休拉·莱因哈特给作者的信，1996 年 4 月 27 日。
[19]拉贝日记（1945-l946)，由厄休拉·菜因哈特在给作者的信中译出 l996 年 9 月 18 日。
[20]拉贝日记（1945-l946)
[21]同上。
[22]同上书。拉贝在 19946 年 4 月 18 日的日记。
[23]同上。
[24]同上。
[25]同上书，拉贝在 1946 年 6 月 7 日的日记。
[26]拉贝在 1946 年 6 月 7 日的日记。
[27]《人民日报》， 1996 年 12 月 25 日，第六版。
[28]莱哈特说，W·普卢默·米尔斯一家也给拉贝寄过的一些食品包裹，帮助拉贝治疗由于营养不良引发的皮肤病。
[29]厄休拉·莱因哈特给作者的信，1996 年 4 月 27 日。还可参阅《人民日报》，1996 年 12 月 27 日。
[30]《人民日报》， 1996 年 12 月 25 日。
[31]厄休拉·莱因哈特给作者的信，1996 年 4 月 27 日。
[32]《人民日报》， 1996 年 12 月 27 日。
[33]作者对厄休拉·菜因哈特的电话采访。
[34]彼得·克勒格尔给作者的信，1996 年 10 月 23 日。
[35]见克勒格尔的《南京毁灭的日子》。
[36]见《人民日报》， 1996 年 12 月 27 日。
[37]厄休拉·菜因哈特在 1996 年 12 月 12 日在纽约的讲话，以及作者通过电话对她的采访。
[38]见 1996 年 12 月 3 日莱因哈特给作者的信。
[39]邵子平同作者在电话中的谈话。
[40]《纽约时报》1995 年 12 月 12 日，戴维·陈撰写的文章《在南京暴行中：一个拯救生灵的纳粹》。
[41]《朝日新闻》， 1996 年 12 月 8 日。
[42]《朝日新闻》， 1996 年 12 月 8 日。
[43]作者于1995年7月29日在南京对刘芳华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