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八章 审判日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前，同盟国就已经组织了战争法庭，准备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美国和中国国民党政府充分预见到了日本的失败，并为审判战犯进行了初步安排。1944年3月，联合国成立了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
并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设立了一个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日本投降之后，在远东地区建立审判法庭的计划逐步展开。驻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国民党政府密切合作，搜集日军在华所犯暴行的相关信息。对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滔天罪行，日本当局的相关人员在南京和东京两地接受审判。
南京战争罪行审判
南京大屠杀是南京这座城市一道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它深沉而痛楚，多年来一直隐藏着南京居民被压抑的恐惧和仇恨。1946年8月，对乙级和丙级战犯的审判在南京进行，这道伤口被陡然撕裂，战争期间积聚其中的国恨家仇瞬间喷薄而出。
尽管只有一小部分日本战犯在南京受审，但这仍然给南京当地民众提供了倾诉愤懑并参与集体宣泄的机会。这场审判一直持续到了1947年2月，在此期间，有1000多人为460起谋杀、强奸、纵火和抢劫案件出庭作证。 中国政府在南京的街道上贴出告示，鼓励目击者站出来作证。与此同时，有12个地区办公室负责收集南京市民的证词。证人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法庭上，聆听中国法官的警告——作伪证要被判刑五年，并在书面陈述上签名、盖章、按指印或画押，从而宣誓所有证词句句属实。出庭的目击证人中不仅有幸存的中国人，也有当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负责人，包括贝德士和刘易斯·史迈士等。
南京审判期间，那些被煞费苦心地隐藏多年的证据一一浮出水面。其中最著名的物证之一是一套包含16张照片的小相册，这些展示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是由日本人自己拍摄的。 南京大屠杀期间，当日本人将底片送到一家照相馆冲洗时，店员偷偷多冲洗了一套照片放进相册，藏在浴室的墙内，后来又藏在一尊佛像下面。这本相册几经辗转，甚至当日本人发出威胁并搜查关于其罪行的照片证据时，人们依然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照片藏起来。曾有一名男子为了这16张照片逃离南京，数年间如逃犯一般从一座城市流浪到另一座城市。（从照相馆到战争法庭，最后被安放到档案馆内，这些照片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旅程。在中国，这个故事为许多文章提供了素材和灵感，甚至还有人为此拍摄了一部大型纪录片。）
当然，并不是所有提交的证据都经历了如此轰动而曲折的过程。有些证据直接来自旧报纸的简报。《日本广知报》上的一篇报道被提交给法庭，该报道讲述了两名日本少尉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参加的臭名昭著的百人斩竞赛，本书第二章曾提到过。 在审判过程中，这两名军官当然否认各自杀害过150多人，其中一人指责这篇报道是外国记者凭空捏造的，另一人则坚称杀人竞赛是他编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回日本之后更容易娶妻。1947年12月18日，当法庭宣读两人的判决书时，旁听席上的中国听众高声欢呼，喜极而泣。这两名少尉都被执行了死刑。
南京战争犯罪审判的焦点是谷寿夫。 1937年，谷寿夫担任日军第6师团中将师团长，该师团曾在南京，尤其是中华门附近犯下众多暴行。1946年8月，谷寿夫被引渡回中国受审，到达中国后，一辆囚车把他送到南京的一座拘留所。为准备对谷寿夫的起诉，身穿白色工作服的法医专家在中华门附近挖开了五处尸体掩埋场，数千具遗骸和头骨展现在人们面前，许多头骨因枪击而断裂，被挖出时上面还带着黑色的血迹。
1946年战犯审判期间，从很多坟墓中出土的尸骨，供中国官员查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联合会亚洲分会供）
在法庭上，面对整座城市集中爆发的愤怒，谷寿夫一定非常惊恐。他身穿已被摘除肩章和绶带的黄色日本军装站在被告席上，80多名目击证人出庭作证，详述日军罄竹难书的恐怖暴行。检方的起诉书很长，列举了谷寿夫军团所犯下的数百桩刺杀、焚烧、溺毙、绞杀、强暴、盗窃和破坏案件。罪证如山，件件令人发指。中国公诉人甚至请专家在法庭的桌子上展示了一堆堆头骨，进一步增强了证据的震撼力。1947年2月6日，对谷寿夫进行公审那天，法庭无法容纳所有想来旁听的民众。法庭内挤了2 000多人，另外还有数万名南京居民聚集在外面，于是法庭利用扩音器向庭外的民众广播审判过程。
最终法庭判决谷寿夫有罪，没有人对此感到意外。1947年3月10日，法庭做出判决，谷寿夫的部队违反了《海牙公约》中关于“陆战法规和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的相关规定，并参与了夺走大约30万人生命的南京大屠杀。法庭判处谷寿夫死刑。谷寿夫被处决那天，南京万人空巷。4月26日，人们聚集在街道和人行道两旁，观看警卫将双手反绑的谷寿夫押往城南的雨花台刑场，谷寿夫在那里被执行枪决。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认为，他的结局比大多数死在他手上的受害者要人道得多。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称东京审判，于1946年5月3日在日本首都东京开庭。东京审判的规模之大令人震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吸引了20多万名旁听者和419名证人。庭审记录多达49 000页、1 000万字，包括779份书面陈述和口供，以及4336件法庭证物。这场被称为“世纪审判”的东京审判持续时间长达2年半——是纽伦堡审判时间的3倍。事实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是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罪行审讯。
尽管只有28位日本军事和政治官员受到起诉，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然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法律人士的关注。包括法官、律师、外国记者、新闻摄影师、法律工作者、军警、速记员和翻译在内，审判期间每天都有1 000多人涌进法庭。媒体席左边的高台上坐着来自11个盟国的法官，媒体席右边是被告方。观众坐在位置较高的楼厅里，律师、助理和职员则站在下面的较低处。每个人都戴着耳机，因为诉讼程序采用英语和日语两种语言。
阿诺德·布雷克曼在其著作《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讲述的故事》中写道：“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各种野蛮残酷的暴行堪比1 000起美莱村屠杀。” 在审判过程中，随着大量新闻报道、调查报告、统计数据和证人证言的出现，日军在整个亚洲所犯无数恐怖暴行的细节得以曝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仅建立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永久性口述历史记录，而且证明南京大屠杀不过是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犯滔天罪行的一小部分。在审判过程中，检方了解到日军还犯下了其他众多暴行：在俘虏身上进行医学实验；强迫俘虏行军，导致病重和饥饿的俘虏精疲力竭而死（如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强迫劳工和战俘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修建泰缅死亡铁路；日军残酷的“水刑”，即通过口鼻将水或煤油注入受害者体内，直至其内脏爆裂而亡；勾住战俘的手腕、手臂或是腿部，将他们悬挂起来，直至其关节完全脱臼；强迫受害者跪在锋利的器具上；残忍地将受害者的手指甲拔掉；对受害者实施电击折磨；强迫妇女裸体坐在炭炉上；实施各种超乎想象的殴打和鞭笞（日本士兵喜欢的一种折磨方法是，将俘虏捆在树上，围在四周将他们踢死。日军委婉地称这种折磨方法为“三重攻击”或“三方汇合”）；日军还对人进行活体解剖，甚至吃人肉。 后来法庭认定，在对待战俘的残忍程度方面，日军甚至超过了纳粹。囚禁在纳粹集中营的美国战俘死亡率为1∶25，相比之下，遭日军囚禁的美国战俘死亡率则高达1∶3。
南京大屠杀（也许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整个战争期间日军行为的一个象征。当年合众社一位报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年轻记者布雷克曼指出：“南京大屠杀不是与整个战争脱节的孤立事件，而是日本军队蓄意为之，是日本的一项政策。日本政府对此也心知肚明。正因如此，它成为世界媒体的头版新闻。这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全部结论。” 审判过程中，检方提供的证据完全击败了日方的抗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数位成员飞到东京，在法庭上宣读他们的日记，并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回答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问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毫不含糊地谴责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并援引一位观察家的话指出，日本士兵“就像一群被放出来的野蛮人，肆无忌惮地蹂躏了南京这座城市”。 法庭还得出结论，认为日本政府完全了解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暴行。毕竟，这些罪行是在日本大使馆眼皮底下发生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都去拜访日本外交办事处和日本大使馆的代表，报告南京暴行的最新情况，甚至在南京陷落后的前6个星期，每天向他们递交两份抗议书。美国驻东京的大使约瑟夫·格鲁曾亲自会见了包括广田弘毅在内的日本高级官员，向他们通报了日军的暴行。另外，1937年和1938年在中国担任无任所公使的伊藤也曾向广田弘毅转寄过有关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报告。
对于南京暴行的责任，松井石根承受了最猛烈的谴责。作为当时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是最明显的谴责目标：在侵占南京前一个月，松井曾鼓吹说他的使命就是“严惩南京政府和粗鲁的中国人”。 1937年12月17日的入城式上，他骑着栗色高头大马，在士兵的夹道欢呼声中，以盛大的排场进入南京。但有些历史学家曾经提出，松井石根或许充当了南京大屠杀的替罪羊。他体弱多病，当时正患肺结核，甚至南京陷落时他都不在城内。
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缺乏相关资料，松井石根对南京大屠杀应负的责任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但有证据显示，这位身患肺结核的将军对整个事件深怀负罪之心，这很可能是因为在朝香宫鸠彦接掌兵权之后，松井无力维持日本军队的秩序。为弥补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松井石根在距离东京50英里的海滨胜地，即他的家乡热海的一座小山上，修建了一座忏悔神社。神社内供奉着一尊佛教慈悲女神观音菩萨的塑像，它是将从长江沿岸运去的几袋泥土和日本当地的泥土混合在一起，经雕刻、烘焙和上釉后制作而成的。松井一家请来一位尼姑，在佛像前诵经祈祷，哀悼在战争中死去的中国亡灵。
然而，在公众面前表达自责是一回事，愿意为无辜的遇难者讨回公道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时至今日，当年松井石根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举措仍然令人费解。为避免日本皇室遭到牵连，他在出庭作证时没有透露发生在南京的全部情况，相反，他以喋喋不休的谎言和偶尔的自责应付法庭的审判。他有时努力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寻找借口，有时又完全否认南京大屠杀，他顾左右而言他，含糊地讨论佛教教义和所谓日中亲善的性质，让检方大为恼火。他从未指责过天皇，反而责怪自己没能为天皇和朝香宫鸠彦提供恰当的指导，并告诉检察官为皇室而死是他的责任。松井石根说：“我很高兴能以这种方式了解，我真的渴望随时赴死。”
他的愿望实现了。法庭得出结论，认为南京大屠杀“若非秘密受命，便是蓄意为之” ，并判处松井石根死刑。他并非唯一被判处死刑的战犯，包括外相广田弘毅在内的共7名日本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有罪，后来在东京的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
遗憾的是，许多南京大屠杀的主要罪犯，或者说那些原本可以运用皇家权威制止大屠杀的人，却从未出庭受审。
中岛今朝吾的部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犯下了许多极其恶劣的罪行，但这位中将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即1945年10月28日）就去世了，他似乎是死于尿毒症和肝硬化。曾有传言说，中岛是个酒鬼，他是自杀身亡的。但据他的长子说，中岛的病是他从事化学武器研究和教育工作时吸入有毒气体所致。巧合的是，一名美国军警到中岛家中询问有关战争罪行的问题，刚到他家门口时，正遇到医生在通知其家属，中岛已经死亡。中岛的传记作家木村久迩典（他认为中岛在南京奉行了“不留俘虏”的政策）援引中岛之子的话说：“如果我父亲还健在的话，他大概也逃脱不了被处决的命运。”
柳川平助将军也在1945年死亡，但他在死于心脏病之前曾多次接受其友人菅原丰的采访，后来菅原根据他们会谈的七本记录出版过一本书。尽管该书大部分内容都是赞扬柳川的军事成就（菅原称“他是一个杰出的人，一位伟大的天才”），但书中也提到了南京大屠杀的话题。柳川对整个事件不屑一顾，他向菅原保证，有关他的部队所犯暴行的报道都是“毫无根据的谣言”。相反，他吹嘘他的士兵在南京严格遵守军事纪律，他们在中国人家里住宿时甚至会小心地换上拖鞋。
裕仁在日本投降之后又活了很长时间，但对他在战争期间的行为从来没有进行彻底的道德清算。作为日本投降的交换条件，美国政府给予日本天皇免受审讯的特权，因此他不仅没有作为被告出庭，甚至也没有作为证人受到传唤。由于投降条款免除了所有皇室成员的责任，裕仁的叔父朝香宫鸠彦（其部下伪造了“杀掉所有俘虏”的命令）也逃脱了审判，根本无须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出现。
豁免裕仁战争责任的规定，以及更糟的是保留其皇位的决定，后来妨碍了日本人民对其“二战”罪责的历史认知。裕仁的传记作者，同时也是杰出的日本学者赫伯特·比克斯认为：“对许多日本人来说，既然他们忠诚侍奉的天皇从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行承担任何责任，那么实在很难接受自己会是一场几乎造成种族灭绝的侵略和大屠杀的帮凶……麦克阿瑟否认昭和天皇曾经掌握过实权，这为日本人对战后君主制的保守解释提供了依据。”
由于缺乏可供参考的原始资料，裕仁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所起作用的详情仍然是颇有争议的话题。纳粹德国战败后，其政府记录被盟国没收，并制作成缩微胶卷，后来成为战争犯罪审判的证据；日本的情况则与之不同，早在麦克阿瑟将军到来之前，日本就已蓄意销毁、藏匿和篡改了大部分战时秘密文件。美国占领军于1945年缴获的大部分日本高层军事记录——一位教授称之为“无价的历史宝藏”，也在十多年后，尚未将其制作成缩微胶卷之前，由美国政府不负责任地交还给日本，这实在令人费解。 由于这些原因，如今我们几乎无从证明裕仁是否计划、批准或仅仅是了解过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戴维·伯格米尼的《天皇的阴谋》一书或许是唯一一部试图阐明裕仁与南京大屠杀有牵连的英文专著。伯格米尼在该书中断言，日本制定了一份征服世界的精密蓝图，而决定侵略南京的正是裕仁本人。伯格米尼的叙述引人入胜（很完整，而且显然引用了日本的绝密资料），一系列事件环环相扣，最终导致了南京的悲剧。遗憾的是，伯格米尼的书受到很多著名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伯格米尼所引用的资料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来自未署名的消息源，这些神秘人士所提供的信息虽然令人惊异却无从证实。
使问题更加扑朔迷离的是，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弄不清日本帝国征服世界的阴谋是否存在过。多年来，许多人相信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曾在1927年的远东会议上向天皇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据说这份被称为“田中奏折”的报告概述了当时日本的野心。据称，该报告是这样说的：“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倘中国完全被我征服，则其他亚洲国家与南洋诸国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则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为明治大帝之遗策，亦我大日本帝国存立之根本。”
今天，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份报告是伪造的，其最初来源可能是俄国。但1929年9月，这份报告首次出现在北京时，它使许多人相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其征服世界这一精密计划的组成部分。《田中奏折》的英文版后来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它甚至激发好莱坞拍摄了一部经典大片《太阳之血》，在这部电影中，詹姆斯·卡格尼为拯救世界而试图窃取日本的总计划。时至今日，《田中奏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世人的想象空间：许多中国历史学家相信《田中奏折》是真的，中国的许多百科全书、词典、英文报纸和通讯社文章依然将其当作史实引用。
目前，没有一位有名望的日本历史学家相信日本曾有征服世界的预谋。 仔细考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国家行政机构的混乱状况，就可发现他们不太可能有这样的阴谋：日本陆军与海军不和；东京最高司令部不知道关东军在中国东三省的所作所为，等了解情况时为时已晚；日本外务省与军队的关系冷淡，几乎到了互不交流、各自为政的地步。
然而，许多学者相信，裕仁一定知道南京大屠杀。（赫伯特·比克斯个人认为，如果裕仁不知道，简直“难以置信”。 ）首先，南京大屠杀是当时世界媒体的头版新闻。其次，裕仁的弟弟也会告诉他这场血腥屠杀的详情。早在1943年，裕仁最小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曾在日本皇军中国远征军的南京司令部当过一年参谋，在那里他听一个年轻军官提到过，日军为训练新兵，用中国俘虏作为练习刺刀的活靶。 “这能帮他们提高胆量。”这名军官告诉亲王说。 三笠宫大为震惊，他认为这种练习“极尽恐怖，只能称之为大屠杀”。出于“促使战争结束的强烈愿望”，三笠宫向年轻的参谋人员发放问卷，询问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并准备进行一场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演讲；他还写了一份报告，题为“一个日本人对中日战争的反思”。这篇文章被认为极具争议和危险，但由于三笠宫是皇族成员，没有受到惩罚。事后日本军方没收并销毁了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副本，但有一份得以留存，后来在国会档案馆收藏的缩微胶卷中被发现。
如果这一情况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期间被公之于世，日本皇室和军队高层可能都会受到牵连，因为当他们得知军队的不端行为后，并没有采取严厉措施制止战争犯罪。（三笠宫承认，他曾“东鳞西爪”地向其兄长裕仁汇报过中国的情况，甚至曾与他一起观看了一部关于日军在中国暴行的新闻短片。 ）但三笠宫的坦白直到1994年才得以披露——此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之久。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确切得知，当南京大屠杀发生时，裕仁究竟得到了什么消息，但有记录显示南京战报令他异常兴奋。南京陷落后的第二天，天皇便向皇后的叔祖兼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表示他对此“极为满意” ，接着闲院宫亲王又给松井石根发了贺电：“有史以来从未有过如此卓著的战绩。” 裕仁甚至邀请松井、朝香宫和柳川到他的夏宫，并御赐他们带有皇室菊花浮雕的银质花瓶。
最后，皇室成员不仅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查，而且继续过着悠闲的生活，受到举国尊崇。朝香宫亲王就是其中之一，他退休后与裕仁一起观看每周新闻，共同出席“皇室血亲理事会”的会议，并一起打高尔夫球，直到去世。（朝香宫不仅擅长高尔夫运动，而且对高尔夫球场的发展怀有浓厚兴趣，并成为日本东海岸旅游胜地箱根市大箱根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设计师。 ）裕仁本人也过着平静而尊贵的生活，直到1989年去世。
我们归还这些文件是最高政策。而且不许询问。”几年之后，约翰·杨听到传言说，日本政府把归还的文件用来从他们的队伍中清洗那些对战时政体不够忠诚的人。
[1]《1947 年 3 月 10 日，中国战争罪行军事法庭对谷寿夫的审判》；《日本侵华研究杂志》， 1991 年 2 月 ，第 68 期。
[2]许志庚：《南京暴行》，第 219、223、226、228 页。
[3]关于吴旋和罗瑾的电视记录片，1995 年 7 月 25 日播放，江苏电视台。
[4]许志庚：《南京暴行》，第 215-216 页。
[5]同上书，第 218-220 页。
[6]关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资料，见阿诺德 · 布雷克曼：《另一个纽伦堡；东京战争罪行审判未曾讲过的故事》，第 9、18、22 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杂志，1996 年 1 月，第 6 页。
[7]同上书，第 9 页。
[8]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字记录，
[9]肯·林格尔：《依然等待道歉：历史学家加万· 道斯要求日本为战争罪行道歉》，《华盛顿邮报》， 1995 年3 月 16 日作者与加万·道斯的电话访谈和电子邮件交流。根据道斯所说，日本人的盟军战俘的死亡率是27%：34%是美国人，33%是澳大利亚人，32%是英国人，低于 2O%是荷兰人。相比之下，德国人的所有西方前线同盟军战俘（不包括俄国人）的死亡率是 4%。更多的资料，见加万· 道斯：《日本人的囚犯：太平洋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俘》，第 360-361、437 页。
[10]布雷克曼：《另一个纽伦堡》，第 182 页。
[1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
[12]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
[13]戴维· 伯格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第 3-4 页。
[14]同上书，第 47 页。
[15]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第 1001 页。
[16]布鲁马：《罪恶的酬劳》，第 175 页；戴维· 伯格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第 45-48 页。
[17]关于中岛今朝吾的信息来自《中岛今朝吾，个人主义派的将军》。
[18]关于柳川平助的信息来自营原丰所著，《日本的精神：戴面具的将军柳川平助的高尚谈话》，第166 页 ，东京，1971。（提及他于 1945 年 1 月 22 日死于心脏病基发的是第 234 页。)
[19]赫伯特 · 比克斯：《昭和天皇的长篇大论和战争责任的问题》，《日本人研究杂志》， 1992 年夏，第 18 卷 ，第 2 号，第 330 页。
[20]作者与中国学会的约翰·杨的访谈。1957 年，杨是乔治城大学的教授，当时一群学者获准用缩徽胶卷拍摄一些由美国占领军于 1945 年夺得的日本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档案，杨是其中之一人。第二年美国政府突然决定把文件还给日本―对杨和其他人的一大打击。( 杨回忆道： “我告诉你，我不只是惊愕，我是目瞪口呆! ” ）由于这个决定， 1958 年 2 月装箱归还日本之前，只有一小部分日本军事档案用缩徽胶卷拍了下 来 。杨说，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预见到这个决定，要不然他和其他学者就会抓紧时间拍下收藏中最重要的文件。归还文件背后的情况是神秘的，至今仍使参与这个拍摄项目的历史学家感到困惑。在 1997 年 4 月的一次电话访谈中，以前在国会图书馆任职的埃德温· 比尔说： “这是我永远也不会明白的事 ”。 “他们告诉
[21]为了公平起见，一定要指出，伯格米尼书中的很多事实是精确的，而且在其研究过程中，的确为研究二次大战的历史学家发现了许多新的、重要的日语文件。因此，学者们常常发现《日本天皇的阴谋》是有价值的―即使有缺陷和混乱之处。
[22]W·莫顿：《田中义一一和日本的对华政策》，福克斯通，肯特，莫格兰·道森，1980，第 205 页 ；。《 太阳旗下的士兵》第 162-1631 石 3 页。
[23]拉纳·米特给作者的信，1997 年 7 月 17 日。
[24]关于赫伯特·比克斯的意见来自作者与比克斯的电话访谈。
[25]《皇族对暴行的谴责：裕仁的弟弟―一个目击者― 攻击日本战时的暴行》，《洛衫矶时报》， 1994 年 7 月9 日；梅里尔·古兹纳：《新裕仁内幕揭秘惊吓了日本：天皇的弟弟说，1944 年向他汇报二次大战侵华暴行；如今国民怀疑他们》；《芝加哥论坛报》， 1994 年 7 月 7 日；《读卖新闻》， 1994 年 7 月 6 日，第 7 页 。
[26]《读卖新闻》， 1994 年 7 月 6 日，第 7 页。
[27]古兹纳：《新裕仁内幕揭秘惊吓了日本》，《芝加哥论坛报》， 1994 年 7 月 7 日。
[28]《朝日新闻》，东京版，1937 年 12 月 15 日。
[29]同上。
[30]同上。
[31]关于朝香宫的高尔夫球场发展的信息来自《大传记百科全书》，第9 卷，第 16 页，东京，19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