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宝事件,掌控控制权的历史性机遇

    【时代背景】

    2011年,互联网开放性争论再次引发全面讨论,最终竞争格局正向竞合转变,百度、腾讯、新浪等互联网大企业纷纷宣布开放平台战略,互联网产业出现新的开放形态。“共生共赢”“生态圈”等成为年度热词。

    微博、微信类服务崛起,将中国互联网带入即时传播时代,并逐渐成为社会动员的新方式;团购大烧钱带来中国互联网有史以来最大的浪费;互联网金融产品开始上市。一系列在未来几年成为产业热点的新兴产业在这一年度开始萌芽。“So(社会化)Lo(本地化)Mo(移动化)”成为互联网营销的新方向,互联网对线下社会的影响力开始显露。

    2011年内第三方支付牌照发放,代表着作为电商产业基础的网络支付行业获得合法身份,未来网络支付将走向规范化管理的路线。在支付公司备案、审查、发放牌照过程中,互联网企业的VIE结构问题开始受到官方关注。

    而2011年底的“密码外泄门”则给互联网安全问题笼上了一层阴影。此事件中,CSDN网站、天涯社区、YY软件等互联网产品数据确认泄露。由于许多网民习惯多个网站使用统一的注册邮箱和密码,其影响波及面非常广。由此事件引发了网民对于网站数据安全性的关注。

    到2011年底中国网民数量为5.13亿人,手机网民规模为3.56亿。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3G用户达到1.28亿户,全年净增8137万户,3G基站总数81.4万个。此外,三大电信运营商加速宽带无线化应用技术(WLAN)的建设,截至2011年底,全国部署的无线接入点(无线AP)设备已经超过300万台。

    “欺诈门”事件

    2011年春节刚过,我来杭州出差,和卫哲约好去看看阿里B2B的“奢华”的滨江新总部。那一天中午,在西湖边上的一个酒店,和中学同学聚会喝酒,慢慢就喝过了常规的量。头晕脑涨的我给卫哲发了短信,说要不下次再约吧。卫哲回短信说,你还是争取过来吧,我在办公室等你,不见不散。

    没办法,在晕晕乎乎中我去见了卫哲,他带我参观了阿里巴巴滨江园区的得意之作:堪与谷歌媲美的健身房、餐厅,以及蔚为壮观的客服队伍和一排排服务器组成的数据中心。而3天之后,我才知道,如果那一天我错过和卫哲的约会,那么,我就再也不能在他杭州滨江宽敞的办公室中与他见面了。显然,那一天陪同我参观的时候,一场围绕他而掀起的风暴已经是既成事实。

    2011年,距离“3·15”不久,2月21日,阿里巴巴B2B公司宣布,为维护公司“客户第一”的价值观及诚信原则,2010年公司清理了约0.8%涉嫌欺诈的“中国供应商”客户,公司CEO(首席执行官)卫哲、COO(首席运营官)李旭晖引咎辞职,淘宝网CEO陆兆禧接任。

    阿里巴巴“欺诈门”事件引爆之后,舆论渐成群殴之势,甚至业界部分人士也开始煽风点火和幸灾乐祸。关于犯错,马云在一次采访时说:“我觉得网络公司一定会犯错误,而且必须犯错误,网络公司最大的错误就是停在原地不动,最大的错误就是不犯错误。关键在于总结和反思我们犯的各种各样的错误,为了明天跑得更好,错误还得犯,关键是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阿里巴巴事件在舆论上已经烧成大火,很是热闹,本在情理之中。但我们同样可以站在情绪之外,先理性看看这次事件。

    这次事件应该分为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供应商欺诈的事情本身;二是阿里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办法。前者毋庸置疑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无法用多少比例来开脱责任。逾千名认证的供应商到国外欺诈,说明阿里巴巴管理的确存在漏洞,没有直接责任也要负间接责任,也会给整个中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而卫哲的辞职处理,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中国几乎天天发生各种商业问题,一年会有几次很罕见的产品召回,但是这样多名最高管理层集体引咎辞职,还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勇气和决心,值得每一个企业学习,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欣赏。如果中国企业都可以像阿里巴巴这样直面自己的问题,中国的商业环境和企业的社会公信力将会大大改善。

    但凡一家公司有幸置身于社会事件的风暴眼,媒体和大众首先自觉不自觉要先借机表达自己对这个公司和创始人的情绪。2011年的舆论情势,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业界和社会对于马云和阿里巴巴积累多年的情绪。过去几年,是阿里巴巴高歌猛进的时代,阿里巴巴加上淘宝和支付宝,已经俨然是电子商务帝国。而顺风顺水的马云依然更加高调,在很多人眼里非常“自以为是”。所以,虽然大多数人对马云没有意见,但是起码缺乏亲和力。虽然这次事件很严重,但是,对于阿里巴巴和马云,我们还是应该从理解和更多元的角度来看待。

    2011年,我在博客上随便列举了几个个人的理由:1.从社会价值看,阿里巴巴的确是中国互联网最值得尊重的企业,把互联网作为生产力工具的一面发挥到最大,而将互联网反生产力的一面降到最低;2.十多年来,中国互联网创业者中,马云的境界和视野的确高于我们所有创业者,大大拉高了中国互联网的整体高度;3.阿里巴巴在成功之前和成功之后,都是中国互联网界最遵循“互联网精神”的企业,在财富爆发的今天,很多互联网公司已经失去互联网精神,马云和阿里巴巴依然富有激情和理想;4.在腾讯、百度和阿里三座大山主导中国互联网格局的今天,我们调查发现,虽然阿里也是三大垄断巨头之一,但是业界对滥用垄断行为的指责几乎90%以上是针对腾讯的产品捆绑和百度的搜索不公正性,针对阿里的指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反差是我们调查之初完全没有想到的。

    虽然,冠以“榜样”和“楷模”这样的字眼在这个年代已经显得矫情和别扭,但是,不得不在内心深处承认,相比较马云和阿里巴巴这十多年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互联网界的人看到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不足,更多的是自叹不如。有这样一个人和这样一家公司,对于整个中国互联网,是幸事,是为我们每一个添彩了。

    客观面对事件本身,该批评该指正该帮助的,都不需要犹豫。但是,一定要收起落井下石和幸灾乐祸。不为别的,只为我们的互联网更好,也是为我们自己更好。

    1985年,由于用户反映海尔冰箱存在质量问题,海尔时任厂长张瑞敏派人把库房里的400多台冰箱全部检查了一遍,发现有76台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质量问题。怎么办?“我要是允许把这76台冰箱卖了,就等于允许你们明天再生产760台这样的冰箱!”张瑞敏决定将这些冰箱当众砸毁,并提出“有缺陷的产品就是不合格产品”的观点,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正是张瑞敏怒砸冰箱,才有了“制造的中国”。

    现在,阿里巴巴自曝“欺诈门”,是重塑了互联网商业的新文明,也会给中国互联网发展带来深远意义。

    马云在2月21日发邮件表示,“过去的一个多月,我很痛苦,很纠结,很愤怒……但这是我们成长中的痛苦,是我们发展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很痛,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是一家不会犯错误的公司,我们可能经常在未来判断上犯错误,但绝对不能犯原则上的错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面对现实、勇于担当和刮骨疗伤的勇气,阿里将不再是阿里,坚持102年的梦想和使命就成了一句空话和笑话!”“卫哲和李旭晖的辞职是公司巨大的损失,我非常难过和痛心。但我认为作为阿里人,他们敢于担当,愿意承担责任的行为非常值得钦佩。我代表公司,衷心感谢他们对公司付出的不懈努力和贡献。”

    卫哲在当日邮件中表示,“我的辞职对公司内外一定震动很大,但我相信这样的震动甚至阵痛是必要的,健康的。没有这样的震动,不足以重新唤醒我们的使命感和价值观,没有这样的阵痛,不足以表明我们为‘客户第一’愿意付出的代价!”“这四五年里,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以‘客户第一’为首要的阿里巴巴的价值观是公司存在的立命之本。尽管我们是一家上市公司,但我们不能被业绩所绑架,放弃做正确的事!阿里巴巴公司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不在乎业绩多少,业绩是结果,不是目标。我学习到作为阿里人要勇敢地面对并承担自己的责任。正是基于对客户第一的使命感,和阿里人为了组织健康的责任感,我才提出辞职申请。”

    2011年4月22日,在青岛举办的中国绿公司年会上,卫哲首度公开其最新动向,马云在其发言后补充,“我送他一个伤疤,等到他70岁的时候会感谢这个伤疤,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这是我送的最大的礼。我相信,20年以后,有一天他告诉别人,我因为这样的事情,也被离开过公司,我相信所有的年轻人会肃然起敬,这块伤疤比任何一个标牌都值钱。”马云显然希望能跟所有的中国企业分享这个案例。

    卫哲其人:功与过

    2006年前后,一批“空降兵”加入到阿里巴巴。当时阿里巴巴正大规模引进海内外精英,卫哲正是其中之一。(只是这批“空降兵”,后来几乎全部离开了阿里巴巴。关于“空降兵”的集体出走,马云曾发微博表示,“2001年的时候,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告诉我的18位共同创业的同仁,他们只能做小组经理,而所有的副总裁都得从外面聘请。现在10年过去了,我从外面聘请的人才都走了,而我之前曾怀疑过其能力的人都成了副总裁或董事。我相信两个信条:态度比能力重要,选择同样也比能力重要。”)

    卫哲,1970年生于上海,曾任万国证券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普华永道(PWC)高级经理,东方证券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百安居(中国区)总裁。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七大零售人物”和“2005年度中国零售业十大风云人物”。2006年11月加盟阿里巴巴,任阿里巴巴集团资深副总裁兼阿里巴巴B2B总裁。他还曾总结自己的职场经验,写过《金领——21世纪职业生涯完胜之道》一书。

    选择阿里巴巴时,卫哲曾说:“我想,明天阿里巴巴B2B市值一定超过我原来服务的500强企业。另外,从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可以看到电子商务进入一个最黄金的增长时期。所以不单要看重行业,也要选对企业。首先要选对行业,再选择一个优秀的企业和优秀的团队。”

    卫哲和马云相识于2001年,在哈佛商学院,两人当时都被邀请去作演讲。之后的几年,马云曾多次向卫哲抛出橄榄枝,但卫哲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卫哲解释,“这符合我的风格,我职业选择比较谨慎,每次跳槽都是如此,我去百安居前也观察了四年。当时我在普华永道,百安居正是我的客户。”

    卫哲就任后,马云曾在私下说:“这挖人就像拔牙,猛地一拔,被拔者与拔牙者都很痛苦,而且还会流血。我现在就不拔牙了,我天天去摇,摇松了,就来了。”

    卫哲除了带来了其自有的光环,还开展了一系列动。

    阿里巴巴B2B在2007年的上市,与卫哲在过去一年里的管理有极大关系。除此之外,卫哲在坚持更好的本土化的同时,带领着阿里巴巴加快了国际化和多业务的进展,正是通过加大和国际性公司的战略合作,才使阿里巴巴在国际化道路上突飞猛进有了更多可能。

    当得知卫哲辞职的消息,我大为震惊。因为2011年2月初,我还和他聊了将近两个小时关于阿里巴巴的未来。当时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我拨他的手机,他语气很平和,显得很坦然,他说总得勇于承担责任。

    回忆2月12日下午,我接到卫哲的短信和电话,才想起来我和他约了下午1点钟见面。这个时候我正在西湖边和十多个高中同学喝酒。酒已经上了头,我说只能改天再约了。一会儿卫哲说他到3点之前都没有安排事情。于是,我想了想,还是马上驱车前往。

    那天,我在卫哲的办公室喝茶醒酒,聊了很长时间,阿里巴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话题很广,超过了原先约定的时间。他谈到了阿里巴巴的购并策略,对于阿里巴巴的骄傲感,或者说马云的价值观的推崇,是发自内心的。

    随后他带我细细参观了阿里巴巴,参观得非常细致,除了数据演示大厅。还去了机房,说是这些地方外人一般是不让进来的。还去了食堂、健身房,还有超市。对阿里的成就感在那个时候是不需要装的。

    那天是周六,就像过去每一个周末一样,他自己动身回上海。其实那时候,事情应该有苗头了。平时他住滨江的华美达酒店,周末回上海的家。4年时间,每周如此往返,真是不容易。可以说,卫哲是我认识的待人处世最好的职业经理之一。无论是场面还是细节,都能让你始终处于很舒适的状态。

    当时我说,阿里巴巴B2B业务堪称是互联网界最苦最累的活了,卫哲也赞同,但是言辞很有信心。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能够如此表现真是好榜样。

    回想12日的情景,还是有些迹象的。谈到未来的合作,他没有一下子把事情都直接揽到自己身上,不少事情他认为应该找谁谁最好。不过,他说B2B的事情他会尽全力,不知道以后他能不能使上力气了。

    马云在接受采访时说:“卫哲离职这件事,不是因为卫哲犯了什么错,不是因为我们昨天出了什么错今天去弥补,而是为了防范未来再也不出这些事,你才会做这样的事。如果我开除一个人,只能拯救一个人,如果开除只能是教育一个人,就别开除了,但是如果开除一个人能够拯救一百个人,应该立刻开除掉。过去,人家都觉得阿里巴巴价值观是虚的,我们讲了那么多年价值观、文化使命感,人家觉得阿里巴巴太忽悠人了,今天你再这么做的时候,别人又不相信了,这就是今天的状态。其实今天这么做就是想告诉世人怎么坚守价值观。几年前的销售人员,不管他业绩有多高,犯了错误得负责任,而到今天,上至CEO也是一样的。其实这也是中国企业家要学习的东西,怎么真正树立文化、建设这些东西。我并不是说要掌控着、要做什么,而是你选择做对的事。”

    这次事件如此处置,实在不够体面,但却富有勇气。无论卫哲还是马云,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境界。很狠,狠得值得我们敬佩。

    马云最大的争议

    阿里巴巴创业历程中,对于马云来说,最难以迈过去的坎儿肯定非支付宝事件莫属。而在支付宝事件的前前后后,我刚好有机会深度卷入其中。事件最高潮的那天,马云给我频频发短信的时候,我刚好在杭州赶往宁波的车上。作为事件的见证者,我充分理解马云果断的行为。

    中国网上支付业务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多家银行纷纷推出了网上银行业务。“网上支付”简化了银行支付的手续,极大地推动了电子商务的业务发展,从而也兴起了支付宝、财付通等一批非银行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据艾瑞数据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支付宝的市场份额占比达到49.56%,注册用户数超过5.5亿,支付宝已经超越美国的PayPal,成为全球最大的在线支付平台。

    2011年5月11日,雅虎递交给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披露,马云擅自将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子公司支付宝的所有权转移到了自己所有的浙江阿里巴巴。

    自此,支付宝的控制权之争浮出水面,“支付宝事件”由此引发关注。被爆将支付宝股权转移至自己名下的公司后,公众焦点全部聚焦在了马云身上,而另外两位董事会成员孙正义、蔡崇信则都打起了沉默战术。事件的负面效应迅速波及华尔街,很多外媒报道直接用“偷(steal)”来形容马云的小动作。

    此前在国内人民币风险投资不发达,通过VIE结构(协议控制),能够使国内互联网企业完成融资和海外上市。VIE架构将中国互联网与世界接轨,因此其作用功不可没。VIE结构是为规避中国法律和政府对于国内资本项目外流而设立的监管。

    央行不允许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的产品为外资控制,马云表示,他曾多次与央行沟通,询问外资是否可以参与支付企业,但回复是不宜进入,如果要进入,就要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如果VIE下的内资企业,不具备按内资企业申请牌照的资格,影响将巨大。一旦坐实违反中国法律,则意味着VIE协议无效。而这次支付宝转移,是马云“基于对牌照审批形势的判断”。

    5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首批27张第三方支付牌照《支付业务许可证》,支付宝获首张牌照,“悬”了多年的第三方支付终于获得了政策支撑。

    第三方支付牌照的出台经过了多年的酝酿期。2005年10月,央行发布《电子支付业务指引》,第一次提出规范电子支付业务的规则。同月,央行发布《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意见征求稿)》并向各界征求意见。2010年6月22日,央行正式发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标志着非金融机构地位获认可。2009年4月,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筹备会召开,经过2年筹备,协会在2011年6月2日获得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标志着支付行业已经被国家作为一个正式的行业进行监管。2009年4月,央行对支付企业登记报备,第三方支付牌照发放程序正式启动,在全国300多家第三方支付企业中,此次向央行报备的共约130家;2010年12月,央行遴选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17家企业入围;2011年5月18日牌照正式发放。

    5月13日,雅虎发布声明,称马云此举尚未知会阿里巴巴董事会或股东,也没有得到批准(并表示“各方投资者通过继续谈判,将有机会达成符合所有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协议”)。

    消息一出,引发业界哗然,马云遭遇舆论“违背契约精神”的质疑。时隔一年后马云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在做事,别人在说事。说的人最容易,而且前面先定论你就是这样的时候,你说不清。”

    6月14日,马云在杭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释其中止支付宝的协议控制关系,是为了帮助支付宝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但此举也将“协议控制潜规则”公之于众。

    我在6月14日发微博表示:做好支付宝政策文章,是马云能够改变阿里控制权的为数不多的机会之一。这个机会不用好,变局的天赐良机就很难了。这是问题的根本,也是支付宝漫天风雨的根本原因。所以腾讯和百度的支付牌照肯定也是协议控制,却一直风平浪静。不过,我可以理解马云的私心。

    7月,马云接受采访时说:“这事很艰难。央行从提出牌照到发牌花了5年时间,去年说要发也没发。它在干吗?央行经过慎重考虑也非常痛苦,我也理解今天央行不能站出来说什么。国家有国家的原则,我觉得央行也很智慧,也很聪明。但结果就是我被支在这儿,这头是央行,那头是两个‘混蛋’,两边把我给挤出来了,变成我是坏人。”“我今天最最重要的是我终于可以做自己,而不是装给别人看我是谁。我承认这决定不是最完美的,但是这是唯一正确的答案。我不说我就是对的,我只是觉得我做了我认为是对的事情。你批评我可以,但是别给我加色彩,什么违背契约精神。如果你大致了解真相,请问如你是我你怎么做?三条路,一、公司关了;二、作假;三、先依法律说的做,先把支付宝转出来,然后再开始进行谈判。第一条路是死的,肯定不能走;第二条路是大风险,央行可以今天不管你,明天把你管得死去活来;第三条路,你没有董事会协议,你要承担更多责任。请问你选择哪条路?”

    7月29日,阿里巴巴集团、雅虎和软银正式签署关于支付宝问题的协议。根据协议要求,支付宝的控股公司承诺在上市时予以阿里巴巴集团一次性的现金回报。回报额为支付宝在上市时总市值的37.5%(以IPO价为准),回报额将不低于20亿美元且不超过60亿美元。马云在之前的三方沟通会上表示,“杨致远现在很清楚,支付宝拿牌照必须合法,只是人家想增加谈判筹码而已,后来捅成这么大,变成媒体的大事件,听起来像国际事端一样了,这是谈判的筹码。”

    9月7日,雅虎CEO巴茨被辞退。

    巴茨于2009年1月上台。3月,巴茨指责马云没做好雅虎中国(2009年3月,马云和巴茨第一次碰面。据当时在场人士透露,巴茨当着阿里巴巴整个高管团队的面,指责马云,“我想直截了当地说,因为这关系到我的声誉,我希望你能从中国雅虎网站上把雅虎的名字去掉。”此时的中国雅虎已经比较衰落)。同月,马云在一次采访中表示,雅虎去留无所谓,只是一个股东。2011年6月2日,华尔街日报D9数字大会上,专栏作家斯韦什尔采访马云:“你和雅虎CEO卡罗尔·巴茨之间到底怎么了?”马云回答:“巴茨是我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我们之前的关系确实很紧张,但是我们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斯韦什尔问:“你们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马云回答:“我们对中国市场的看法不同。”

    这次支付宝事件,雅虎披露延迟(央行在2010年12月21日公布的《支付业务许可证》中,支付宝股权结构一栏标明“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我公司单一出资人”。这表明最晚在2010年12月,支付宝的所有权就已经完成了向国内公司的转让。但令人费解的是,雅虎没有在当时公布这一消息),放跑支付宝肯定是巴茨的重大责任。打交道的这些年,马云并不喜欢巴茨,但是显然巴茨帮了马云大忙。没有巴茨,马云很难得到支付宝。有了支付宝,马云从过去的B2B为中心,到现在的淘宝为中心,就可以从容部署未来以支付宝为中心的全新格局。可以说,巴茨是雅虎的噩梦,但是巴茨是马云的贵人。

    在马云将“协议控制潜规则”公之于众不久,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决定从2011年6月16日起把淘宝分拆为三家公司:一淘网、淘宝网、淘宝商城。这次拆分,被马云称为“淘宝网成立后最大规模的自发式变革”。

    无论后来如何争论和抨击,站在今天,再回首支付宝事件,我们不得不承认马云的阳光和魄力。这一事件,更多的质疑来自外界,尤其是不明真相的媒体。而真正的当事人——孙正义、雅虎和马云,不可能为这个事件彼此再起争端。因为,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完全共赢的决定和举措,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天才般的伟大决策。

    正是因为支付宝脱离海外架构,真正获得了内资的身份,今天的阿里金融才获得了大发展的空间。没有当年勇猛的壮举,2013年搅动中国整个金融界的余额宝就不可能如此顺风顺水,毕竟一个外资身份就可以将余额宝轻松地消灭在襁褓之中。而今天,阿里金融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创新,支付宝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互联网金融的新天地。而相对而言,当今的腾讯,以及诸多外资投资背景的支付公司,都得小心翼翼为上,极大制约了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扩张和进取。

    因为阿里金融的快速发展,孙正义和雅虎因此得到了更多更大的利益。对于股东而言,再也没有比利益更有说服力的决策依据了。而对于马云,那就更不用说了,支付宝既是整个阿里金融的抓手,也是整个阿里帝国的抓手。马云只有真正掌控了支付宝之后,作为一个小股东的身份,才真正牢牢掌控了整个阿里帝国。而显然,只有马云掌控阿里,阿里才有了今天,才有更开阔的未来。如此共赢的局面,为什么还要去继续质疑呢?

    支付宝事件,掌控控制权的历史性机遇 - 图1

    十月围城:淘宝暴动

    马云刚刚很幸运地搞定了支付宝事件,也在紧锣密鼓地运作收购雅虎的可能性,而这个时候又突然出台了激进的淘宝新规。随之而来的是突然而意外的淘宝事件。

    2011年10月10日,淘宝商城官方发布《2012年招商续签及规则调整公告》,宣布将升级商家管理系统。这次升级中,技术服务年费从每年6000元提高至5万元和10万元两档,保证金从1万元提高到5万、10万、15万三档等,抬高了商城门槛。

    消息一经发布,便引发了中小卖家的激烈反对。某卖家表示,“不光是我傻了,大家都傻了!明明9月末商城才发过公告辟谣说他们不会涨价。”11日,数千中小商家采取了极具网络色彩的抗议行动。当晚9点,YY语音34158频道陆续有淘宝商城中小卖家出现,并迅速云集2000余人,组建“反淘宝联盟”,通过“拍商品、给差评、拒付款”等恶意操作行为对数家淘宝商城大卖家进行攻击,迫使这些大卖家的大部分商品下架。同时通过大规模点击商家向淘宝商城付费的广告位,迫使大商家的广告资金出现透支。几位卖家回忆,“我们下单买东西再申请退款,全都符合淘宝的交易规则。”“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事把我们的情绪传递过去。”“每天晚上从8点开始,差不多到十一二点钟,大家要是还有兴致那就再搞久一点。我自己都不清楚一晚上总共会买多少轮,反正两天一夜没睡觉,买到后来,人都麻木了。”12日,“反淘宝联盟”最高峰曾接近5万人,集中遭遇攻击的淘宝商城大店已超过数十家。同时,大批淘宝商城小卖家开始“包围”淘宝办公楼,这些小卖家自称是“反淘宝联盟”,他们把自己的这次“对抗行动”命名为“斗地主行动”。攻击一直持续到15日。

    成立于2003年的淘宝网,注册会员超过3亿,据统计,淘宝网2009年的交易额为2083亿人民币,2010年则高达4000亿元人民币,是亚洲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圈。最早的时候淘宝推出了《消费者保障计划》:从开始的自愿缴纳1000元到后来的强制缴纳,沉淀了超过200万商户的保证金,这笔资金达20亿元人民币以上。

    马云说2011年是本命年,是多事之秋。而我个人感觉2011年是马云的肇事之秋,折腾之秋,完全都是自己折腾出的事情。马云在这一年也因几件事情的危机处理,被冠以了新的称呼“云公关”。

    或许是马云真的事先严重低估了事件的严重性,也严重低估了可能对很多人造成的利益损失,而且很多人对损失的承受力是很有限的。

    淘宝暴动事件根源在于企业角色严重错位,本质上是以社会管理的名义谋取商业利益。政府追查淘宝交易问题时,网站推说自己只是平台运行者,不该承担责任。但新规表明,淘宝不仅仅是平台运行者,也已经成为单方面的规则制定者,还是规则的单方面执法者。角色混淆和角色严重错误酿成这起严重的双输事件。

    我曾在2011年10月13日发微博表示:内幕我不清楚,只有简单的猜测。我觉得可能阿里巴巴需要更多的现金,无论应对竞争还是应对雅虎收购,所以新规比较操之过急了。因为要说售假,淘宝主站远比商城严重得多,为什么不想改善主站而要在商城动手,因为商城可以真的很快收到大量的现金。这可能是深层原因之一吧。

    马云表示:“一生中总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们需要鼓起勇气去作选择。而这些选择不仅不符常理,违背理性,甚至离经叛道得罪亲友。即便如此,我们可能还会一意孤行!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决定,我们做了最该做的事。今天在中国,做商人难,做诚信商人更难,建立商业信任体系难上难。但选择了就必须去做!这是希望所在!”

    马云还表示,“公司想挣钱是正常的,不想挣钱是不正常的。淘宝经历了九年不正常。九年来我们从未考核过淘宝收入,从未要求过淘宝一分钱的利润。今天也没。赚钱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道德模范,但我们确实想在中国做一家不同的企业。我们全心帮小企业因为我们懂那种痛。但不是人人从商会挣钱,商业是门严肃的学问。”

    10月15日,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负责人就近日发生的淘宝商城新规事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商务部高度重视,要求有关方面从稳定物价和支持小微企业的高度妥善处理。

    10月17日,马云召开发布会,表示推迟新规实施。阿里巴巴宣布将向淘宝商城追加投资18亿元人民币,用于将淘宝商城打造为“品质之城”。

    马云拿出了缓解事件激化的好态度,值得肯定。马云称,对打击假货,决不会退后半步,“但是对自己工作上面的不足、方式方法,会进行全面反思,总结经验”。当天,马云还首次对外公布了公司运营数据:2011年现金支出60多亿元人民币,加上固定支出20亿元,一年运营费用七八十亿元,2012年预计将达到100亿元。“我没问银行、政府要过一分钱。你们有困难,哪家企业没有困难,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压力,都不容易。”“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没有请求大家同情,只是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做这个事情的难度。我今年的名声是‘过河拆桥’,我从来不是互联网的英雄,我就是个杭州起来的凡人。”

    10月18日,“反淘宝联盟”在声明中表示,虽然联盟不满意淘宝商城的5项新措施,但不会再次组织对淘宝商城进行攻击。

    这一事件,是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秩序建设的一次警示,值得各界深入思考。

    2011年10月20日,香港AsiaD大会上,马云接受采访时说:“过去十天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在我从美国飞回中国解决问题时,我听着音乐,当时是日落,你最爱的人伤你才会最深,而我是爱他们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阿里巴巴从未想过要提高收费,向没有多少钱的中小企业收更多的钱。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反对假冒商品,保护知识产权。”

    同一天,网络悄然出现马云“致全淘宝同仁公开信”。信中称,“我希望我前两天公布的那些措施能够带给你们慰藉。那不是被有些人称作的‘马云的妥协’,因为淘宝和你们从来都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敌人,而是息息相关的战友,不要被那些不相关的舆论或者其他购物网站的人员误导。”任何一次变革,都是带有创伤的。“因为某些措施的欠明确性解释和一些部门的不妥善安排,导致我们虽然无意却终究对一些中小卖家造成了情感的伤害,这对我本人来说,是很痛惜的;同时我也为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郑重地向你们道歉,马云在这里真诚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对于这次某网络语音平台上的一些中小卖家聚集痛陈淘宝变革的事件,我谨对你们中一些真正卖家的难处表示理解,也感谢你们让我看到了淘宝还有很多的不足和缺点。我们欢迎真正休戚与共、客观中肯的意见,我们将在你们的建议下改掉不足,继续前行;我们也坚决反对一些非卖家中的无事生非者、居心叵测者,我们决不能姑息这种行为,电子商务平台的净土不能因你们而遭到破坏。”

    2011年,当记者询问“电子商务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改变是什么”时,马云回答:“我觉得对中国有三个很重要的影响。首先是让信用等于财富。有了网络,有了电子商务,这个等式才能建立起来。淘宝上面的每一个好评,每一个差评,对一个卖家来说多么重要,我们终于逐渐建立了‘信用=财富’的等式。在网购以前,有信用的人,未必有财富。其次是让消费者变得越来越聪明。淘宝的‘淘’字就是让消费者懂得如何去选择,让消费者用自己的钱去投票,这是好企业,或是坏企业,消费者越来越聪明,不管在哪里买到假货,都有了更强烈的维权意识和更多维权方式。第三个贡献是,我们让制造业不仅仅懂得制造,更懂得服务,懂得营销,懂得品牌的重要性。我认为原来中国很多企业不是企业,也不是工厂,它们仅仅是车间,它们只会制造,通过什么渠道卖出去,贴上谁的品牌,终端消费者是谁根本不知道,一旦出现金融风暴,这些制造企业傻在那儿:卖不出去了。今天中国经济在转型,在升级,企业除了会制造以外,还必须学会营销,还必须贴上自己的品牌,必须知道谁买了你的东西,满意度如何。我觉得这是网购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